易中天：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易中天：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錄，為「中國夢論壇而作。）

作者: 易中天

2010-08-04 21:07:37

來源:南方周末

易中天的主題演講談古論今，他所闡釋的中國夢埋藏了許多「段子」，讓現場觀眾爆笑的同時不由深思。

中國乃天下中心？

剛剛學會與各國平等交往的「天朝國民」，卻在屈辱中開始了「中國夢」。

有個問題想先問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國夢」嗎？如果有，什麼時候開始的？

恐怕得在鴉片戰爭之後。因為之前國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沒有「中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在中國人這裡是「天朝」；中國人說的「中國」，則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國之人也」（許慎《說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劉備與（孫）權并力，共拒中國」（陳壽《三國志·魯肅傳》裴松之按語）。但無論哪一種，都跟我們現在講的「中國」，不一個意思。

顯然，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是國際社會之一員；傳統意義上的「天下」，卻是整個世界。天下的產權是天的，治權則屬於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運，因天的授權而統治天下臣民。這個治權是遍及海內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東方和西方，在理論上都是天子的「王土」；華人和洋人，在理論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麼中國和外國？也只有中央與地方、天朝與番邦。

番邦，就是「蠻夷之邦」。它的性質屬於「邦國」，地位低於「天朝」。所以，其使節來華，見了天朝的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皇帝說話的口氣，也像對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文書，便開口就是「咨爾國王，遠在重洋」，以及「具見爾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云云。這些話在今天看來，真是哪跟哪呀！

但這就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觀」。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關中英爭端的上諭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撫」之類的字眼，就像當年大宋王朝之對待宋江、方臘。可是這種觀念，1840年以後，就被西方列強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條約》規定，以後大清與別國公文來往，應該稱為「照會」。意思很清楚，國與國是平等的，別老用居高臨下的口氣說話，也別老是把我們叫做「蠻夷」和「鬼子」。這真是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我們中國人，竟然是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學會跟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

然而接下來的卻是屈辱。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樣的事不能盡數。但有兩件，卻不能不說，一是甲午戰爭（1895），二是巴黎和會（1919）。前者導致了戊戌變法（1898），後者導致了五四運動（1919）。比較而言，巴黎和會給國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為被「蕞爾島夷」（日本）打敗，雖然恥辱，卻畢竟是敗了，不能不含著眼淚簽那《馬關條約》。可這回我們也是「戰勝國」呀！當時，與會國的代表名額分為三個等級：一等國五名，二等國三名，三等國兩名。中國政府幾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五人組成的代表團。結果到了會上，才知道我們是「三等國」，只能派兩名代表，連後來爭到「二等國」待遇的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都不如，更不用說還可能要賠上一個山東。這真是奇恥大辱！

沒辦法，弱國無外交。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強。

中國夢，開始了。怎樣的強國才是強國

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才能成為「強國」。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主旋律無疑是「強國」。這幾乎是全民的共識。問題是，何為「強大的國家」，我們又怎樣才能「強大」？

值得慶幸的是，國人對此有不俗的認識。據秦暉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繼畲、郭嵩燾、薛福成、譚嗣同等，都幾乎一致認為，所謂「強國」，決不僅僅就是船堅炮利、財大氣粗，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為「強國」。

這無疑堪稱「遠見卓識」。由於這樣的見識，「中國夢」一開始就有了很高的起點。

剩下的問題是「怎麼辦」。

晚清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是「像西方人那樣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國，現在卻是歐美。為什麼？因為老祖宗創造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理念，在秦漢以後被「敗家子」們丟得精光，卻在西方開花結果，大放異彩。比如虛君共和，不就是「民貴君輕」嗎？競選制度，不就是「選賢與（舉）能」嗎？國會議員，不就是「為民請命」的鄉紳嗎？美國總統華盛頓，不就是「禪讓天下」的堯舜嗎？所以說，「三代」（夏商周）已經不在中國，跑到歐美去了（仍請參看前引秦暉文）。

哈，看起來是很像，但經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燾說，英國因為「仁愛兼至」，所以「環海歸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誰不知道，英國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們搶來的、霸佔的？又比如，他們說西方人彬彬有禮，西方社會井然有序，都是「禮樂教化」的結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麼時候學過周公那一套？再說了，所謂「講禮讓」，人家是「女士優先」，咱們是「領導先走」，一樣嗎？

何況還有不能「對號入座」的。三權分立，相當於什麼呢？三省六部？政黨輪替，相當於什麼呢？改朝換代？還有憲法，又相當於什麼呢？總不能說「四書五經」就是。至於參眾兩院，更是無可類比。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相反，這些人在當時能有那樣的見解，已經非常了不起。他們是中國夢最早的踐行者。我們在致敬的時候，請不要忘記他們！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反思。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些先行者們，在開始自己「中國夢」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湯武孔孟？也只有一個原因──傳統的力量。馬克思早就說過，任何人都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賢們自然也不例外。

實際上，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是有「底色」的。這個「底色」，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因此，我們還要來回顧一下，此前的中國人，又曾經有過怎樣的夢想。

中英《南京條約》的部分條款，鴉片戰爭后，中國人的「天下夢」發生了巨大變化。 （資料圖片/圖）

1960年代的國慶遊行上，人民公社是必不可少的主題之一。易中天認為，人民公社有「大同夢」的影子。 （資料圖片/圖）

帝道、王道、霸道

大同、小康、治世，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做的是「天下夢」。

天下夢與中國夢，有什麼不同？中國夢，想的是「中國怎麼樣」；天下夢，想的是「人類怎麼樣」。前者是關於「國家」的願景，後者是關於「社會」的理想。

那麼，怎樣的社會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這兩個概念，是儒家的經典《禮記》提出來的，在《禮運》篇。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同」是「天下為公」，「小康」是「天下為家」。表現為權力的交接，政權的交替，前者是「禪讓」，後者是「世襲」。顯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認為，美國式的共和聯邦制，比君主立憲制好。君憲制當中，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又比日本式的「實君立憲」好。

當然，這不是統治者的想法。他們最希望的，是一成不變。萬不得已，才學日本，至少得有個「萬世一系」。總之，晚清時期，是統治者選擇實君，維新派喜歡虛君，革命黨主張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然而，歷史上的所謂「大同之世」，畢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點是「家天下」。這當然比「公天下」差，但也還能對付。至少在後世儒家眼裡，比秦漢到明清好。因為小康時代實行的，是周公創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禮樂制。宗法制是社會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禮樂制是文化制度。社會、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一以貫之的，則是這樣一種政治思想：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這同樣為儒家所推崇。不妨說，在儒家眼裡，大同之世是無憂無慮，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說，實在不行，能回到東周，也不錯（《論語·陽貨》）。

遺憾的是，就連這個理想，也都成為泡影。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進入了帝國時代。如果說「大同之世」實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實行的是「王道」，那麼帝國時代實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權，國家專政，君主獨裁。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譚嗣同他們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學」（《仁學》之二十九）。這時，「無憂無慮」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過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錯。

因此帝國時代中國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風調雨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誰能幫我們實現這理想？除了老天爺，就是聖君、清官、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錯。兩個都沒有，就只能寄希望於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連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讀武俠小說。這其實是越來越沒有指望，難怪譚嗣同他們要痛心疾首了。

這就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大同、小康、治世。它們寄託了理想，也表現出無奈。因為誰也看得出來，這三個夢，是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這沒辦法。理想不能實現，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從這「夢境」中走出來。

於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的夢，就有了新的版本。

只爭朝夕，世界大同

人民公社的夢想在「大同」，原則和構架卻來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題，仍然是「大同」。

實際上，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天下為公」四個字，何曾一日忘懷？只不過，有一個如何實現的問題，也有一個何時實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大陸進入和平而統一的時代，毛澤東就覺得應該「只爭朝夕」地做起來了。

於是便有了「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揮之不去的影子。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這是財富「不必藏於己」（此處及以下引文均見《禮記·禮運》）；社員參加集體生產，這是勞動「不必為己」；辦食堂、學校、敬老院、幼兒園，定「五保戶」，這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員過著集體生活，自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村與村、社與社之間，當然都「講信修睦」。至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就連「選賢與（舉）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儘管只限於選生產隊長。

人民公社的樣板，是大寨。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大寨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齊嶄嶄；炕上花被窩，囤里糧冒尖。農民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當然「夢裡也笑聲甜」。只不過我有點納悶：這種「銀光閃閃喜氣多」的景象，跟改革開放以後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什麼兩樣呢？這裡體現的，究竟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也許，小康與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當毛澤東吟誦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或者大筆一揮寫下「人民公社好」時，他眼前浮現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圖景。

然而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個「理想社會」。人民公社的原則和構架，恐怕更多地來自墨家。墨家也是嚮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裡，那是一個「兼愛」而「尚同」的社會。它的分配原則，是自食其力，按勞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它的人際關係，是相親相愛，互利互助。這，就是「兼愛」。至於組織紀律，則是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領袖）一聲令下，墨者（門徒）「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這，就是「尚同」。所有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則」嗎？

甚至就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幹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等等，在墨家那裡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飯，草鞋布衣，勞作不止。他的學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腳長滿老繭，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所以我曾半開玩笑地說，墨子恐怕是個「社會主義者」（拙著《我山之石》，廣西師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莊、商韓，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貼近下層人民和弱勢群體。何況秦漢以後，墨家還變成了「地下黨」。農民出身又領導革命的毛澤東，與之產生共鳴，或者心照不宣，一點都不奇怪。

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伊始，中國人從服裝開始解放自己。在易中天看來，這是中國對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尊重的開始。（資料圖片/圖）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

法家那一套，既適用於 「強國」，又適用於「階級鬥爭」。

奇怪的是毛澤東自己並不這麼說。他的說法，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會主義加法家路線」。這就又與晚清諸人迥異。他們的主張，可是「孔夫子加華盛頓」，即「資本主義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法家，對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齒。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之二十九）他還認為，就是這一套，害得我們在世界各國眼裡，變成了「蠻夷」。長此以往，還會變成猿猴、豬狗、蛤蟆、河蚌（《仁學》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麼要得？

譚嗣同的這些話，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何況先秦諸子中，法家可是最現實、最功利、最沒有夢想的。社會主義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與法家何干呢？

是不相干。但「強國夢」，與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張強國的，而且能夠強國。當年秦國的崛起，就是證明。實際上法家的那一套，確實管用。它對內有利於鞏固政權，對外有利於國際競爭。這就很能打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夢」，包含著兩個內容──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富國強兵的「強國夢」。前者考慮的是社會的命運，後者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這兩個問題，都是他要考慮的。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不會只考慮「中國怎麼樣」。他也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又必須考慮「中國怎麼樣」。中國必須怎麼樣？強大。誰能讓我們強大？儒家能嗎？墨家能嗎？道家能嗎？不能。誰能？法家。

何況法家的哲學，還是「鬥爭的哲學」。先秦諸子，墨家講邏輯，其他三家講矛盾。但儒家講矛盾的統一，道家講矛盾的轉化。講鬥爭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講的鬥爭，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也很對他的脾氣。他，可是認為與天、與地、與人斗，「其樂無窮」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能夠為「階級鬥爭」的綱領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精髓，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無論強國，還是大同，都必須搞階級鬥爭。「馬克思」和「秦始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在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結果，則如眾所周知，強國夢沒有實現，國民經濟反而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同夢也沒有實現，反倒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可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人民公社破產了，文化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是一堆問題。雖然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其中的教訓，難道不該反思嗎？

一個夢想，各自表述

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兩碼事。但內在的聯繫，卻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號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為公，一以貫之的，不就是一個「公」字嗎？

當然也有差別。傳統意義上的「天下為公」，主要講的是權力問題，即「政權乃天下之公器」。毛澤東，卻似乎還要把財產和心靈都「歸公」，都「公有化」。這才有了城裡的「公私合營」，鄉下的「集體所有」；也才有了「文革」當中的鬥私批修，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

然而馬恩卻是重視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共產黨宣言》里，他們更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界定為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由此可見，取消個人權利，限制個體自由，決非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法家的主張。法家甚至認為，一個國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許兩種人存在，這就是農民和戰士。因為農民可以種田，戰士可以打仗。顯然，在他們眼裡，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麼權利，講什麼自由？

法家不講的，儒家也不在意。據金觀濤先生檢索，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而個人、個性這些概念，則要到五四以後才為國人知曉（請參看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顯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畢竟，中國文化是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所以，儒墨兩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強國」也好，都不講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法家甚至還要剝奪。

這就只能讓人苦笑。前面說過，從晚清的有識之士，到後來的革命黨人，都認為美國的制度最好，英國次之，日本又再次。因為美國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美國，恰恰最「個人主義」。沒有所謂「個人主義」，就沒有《獨立宣言》，也不會有《聯邦憲法》，更不會有「美利堅合眾國」。個人，是可以忽略的嗎？

幸虧還有道家。

道家也講「大同」，但與儒墨兩家有別。儒家的「大同」，是領導海選、權力禪讓的「堯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長領著大家幹活，有意見逐級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卻是不要領導，或形同虛設。人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想幹嘛幹嘛，愛怎麼過就怎麼過。用莊子的話說，就是「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天地》）。看來，同樣是「大同」，道家是「個人主義」的，墨家是「集體主義」的，儒家則是「折衷主義」的（既要統一意志，又要個人自由）。這可真是「一個夢想，各自表述」。實現「中國夢」，我們並非只有一種傳統可以借鑒，可以繼承。

只可惜，道家的這個傳統，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

能夠選擇，敢於選擇，就是成功。

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一個故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上流行喇叭褲。某大學校方擔心自己的學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處貼出標語進行規勸：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嗎？學生們則在標語下面貼了張紙條：請問什麼褲吹得響？

這事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聽說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後，卻有了別樣的意義。因為改革開放頭十年，膽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顯著，以至於全國人民爭相學習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

我們知道，它的名字，叫廣東。

作為「天高皇帝遠」的南國省份，廣東歷來就是一個「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個「自作主張」的地方。「鳥語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飲血」的飲食習慣，「花里胡哨」的奇裝異服，所有這些，都讓「中國之人」把廣東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這「教化不及，政令難達」的地方，在中國近代史上卻有著非凡的表現，一次又一次地「敢為天下先」。這一回，只不過再次表現出「食頭箸」的精神而已。

這當然不能歸功於喇叭褲，卻應該歸功於廣東對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現在，廣東也仍然是輿論最新銳、環境最寬鬆的地方。這才有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廣東經驗」，有了關注民生、自由言說的「南方視角」。事實證明，尊重公民權利，保護個性自由，不是離「大同」更遠，而是離「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沒有了個體的差異，就不可能有「和諧」，還說什麼「大同」呢？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要有「中國夢」，我們又為什麼要「強國」？

國家富強，是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無數個「有生命的個人」組成的。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沒有個人的幸福，就沒有人民的幸福。這就首先要讓全體國民，都成為「人格獨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把這些「個人」都變成既沒有「獨立人格」，又沒有「自由意志」的齒輪和螺絲釘，那麼，組裝起來的，將是一架沒有人性的機器，一架殺人的機器，毀滅人類的機器。大同夢也好，強國夢也好，全都將背離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實際上，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公民獲得了越來越多選擇的自由。農民可以進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經商，大學生可以自主擇業，所有人都可以跳槽。當然，這些選擇，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動。但能夠選擇，敢於選擇，就是成功。

更何況，無論五四以後「我的婚姻我做主」，還是現在「我的職業我做主」，體現的都是這樣一個原則：我是公民，是獨立的個人。我的權利我主張，我的事情我做主！

這是何等偉大的解放啊！

其實不過「同一首歌」

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是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

與此同時，中國夢，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最根本的變化，是我們不但可以有國家的夢想，也可以有個人的夢想。比方說，自己的公司可以發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國，自己的工作可以調換，自己的戶口可以遷移，甚至不過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訴。但不管怎麼說，我們不必「集體做夢」，也不必在同一個框架和範圍內考慮「個人問題」。我們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異夢」。

其實，從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到民富國強的「強國夢」，再到自我實現的「幸福夢」，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因為社會、國家、個人，原本就是三位一體的。社會不穩定，個人難發展；國家不強大，個人沒前途。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又歸根結底是為了每個人的幸福，為了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背離了這個目標，則一切均無意義。天下夢，中國夢，個人夢，豈非互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經過了那麼多的努力，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大同夢和強國夢，都未能很好地實現，甚至適得其反？就因為過去這兩個夢，缺少了重要的一環──每個中國公民的「幸福夢」。我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只要社會進步了，國家富強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誰知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個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才真正成為可能。這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讓我們意識到的。

於是我們對「中國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認識。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這就既要植根於我們的傳統，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實上，人類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價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一旦認識這些價值，我們就會發現，曾經被「各自表述」的「天下夢」，其實不過「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實不難取長補短，為我所用。關鍵是，強國夢和幸福夢，融為一體了嗎？

這就只能靠我們共同努力了。實際上，中國道路從來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實現「中國夢」，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實踐。只要有越來越多的踐行者，只要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行列，我們就總有一天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

也許，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

這個夢可以實現。

這個夢應該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