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道德與行為在中國的分裂ZT

中國人從毛澤東時代的清教徒生活墮入到鄧小平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后，他們怎樣從思想上解釋這個轉變呢？從理論上看這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男女都穿著四個大兜藍制服的毛澤東時代怎麼能夠容忍袒胸露背的花天酒地生活呢？看來中國人非擯棄毛澤東的道德觀。

令人驚奇的是中國人沒有這麼做，他們將毛澤東的道德觀與毛澤東時代深惡痛絕的資產階級沒落腐朽的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為了說清這一點，我們做一個中國行。

從你下飛機起，走遍山川城鄉，市鎮里巷，碰到的出租汽車司機、親戚、朋友、同學、官僚、教授、工人無一不是的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感情激昂地對世風糜爛，人心不古的中國現狀憤怒地抨擊。你去到書店，圖書館，翻開名人傳記，讀到的幾乎都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勤儉樸素的用雷鋒道德，孔夫子教訓混雜而成的聖人。你出席哀悼會，聽到的都是一個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民的好兒子。除了法律上被定罪的已關的犯人以外，如果到處都是道德高尚，憂國憂民的人民和官員，那麼被萬民怒指的害群之馬在那裡呢？

這似乎是一場只有軍隊沒有敵人的戰鬥。

假定你又有幸在這個國家多待上一段時間，於是奇迹出現了，你發現這個被抨擊的敵人就是這支憤怒的軍隊自己。

也就是說腐敗人就是抨擊人。這個國家的人民已被中國的孔孟道德、雷鋒道德、共產道德、搞得大智若愚，以至腦子中除了管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勤儉樸素的部分尚在工作，其它部分皆因長久不用而失靈。但是實際生活和社會為他們提供的成功之道，又正是與這些高尚道德格格不入的罪惡之路。於是他們不得不生活在對立和分裂的狀態中，去取得實際的成功，又同時從道德世界中獲得心靈的平衡。

這就形成了他們一邊大罵社會的腐敗，同時一邊利用他們可以達及的腐敗高度進行腐敗的奇特局面。這個社會的齒輪就在腐敗潤滑油的滋潤下充滿活力地轉動著：司機在用車腐敗，售貨員在用售貨腐敗；教師在用教書腐敗；警察在用法律腐敗；官員在用權腐敗；醫生在用治病腐敗。

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難道本身進行腐敗而大罵腐敗，就沒有不誠實的犯罪感？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知道經過長期思想教育的中國人已不可能是沉淪于思想和行動的迷圈中找不到出口的哈姆雷特。他們可能是行動的的巨人，但他們不可能是思想的巨人。他們的思想長期被承包了，每天在精心構思的對教育有利的好消息的熏陶下，已經習慣於說的、聽的、報紙上的、電視和電影上的必須是好東西，如果有人將火車站上車時搶坐位的實際情景拍到電影中，他們會立即說這是誣衊社會的大毒草。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於電影上看到整齊，明亮和有次序的火車站。這種說的、寫的、看的不同於實際做的，發生的，已成天經地義，也就導致當今中國人道德與行為的分裂症。

如果說當代中國人的語言，思想和行動是逆反的，那麼他們行動時是怎麼想的呢？

老子給認識人切幾塊好肉，這算什麼，賣肉的說。

我不利用好票掙些外快，這日子怎麼下去，賣票的說。

人家尊重我，給我送禮，我當然應該格外盡心。醫生說。

教師也是人，當官的都撈，為什麼我不可以，教書的說。

紅眼病，你們要有我的權，撈得比我還凶呢，官員說。

我冤枉啊，大家都在腐敗，為什麼就捉我呢？關在監獄里的說。

這些實際行動時的思想和語言是拿不到檯面上去的，也從不去到正式場面上。在正式場面，或者與朋友說起國家大事，道德行為時，他們就還原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勤儉樸素的用雷鋒道德，孔夫子教訓混雜而成的聖人了。

如果有人認為他們在實際行動時的思想和語言才是他們的心理話，他們對腐敗的指責，對國家的擔憂都是假的，那就錯了，這二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和語言都是他們的真心話。只有理解了這一點，你才真正懂得了中國人道德與行為的分裂症。

儘管大家都在腐敗，而且都有他們正當的理由和苦衷，但是不管是貪官，是老百姓都不喜歡你說他們腐敗。會議上、報紙上、書本上他們都喜歡自己被描寫成像雷鋒，孔夫子那樣的聖人。看到自己的名字與這些崇高的詞連在一起，他們心裡美滋滋的。根本不在乎那裡描寫的根本不是他們本人，而只是根據道德教條編造的千篇一律的故事。

中國的國家歷史，個人傳記就這樣被這些可畏的道德教條吞噬了。真正的歷史和有血有肉的生命躲蔽在森嚴的道德廟堂之下，從來不得見以天日，隨中國的母親河，黃河長江之水，淘淘而去。

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全民道德聖人，全民腐敗，全民不服氣，全民憤怒，全民立刻可以成為犯人，全民立刻可以成為政府的道德模範，全民看不到希望的奇怪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