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谢盛友在班贝格大学做报告“为什么我是基督徒” (Warum ich Christ bin)的宣传海报

You Xie gehörte zu den 100 einflussreichsten Intellektuellen Chinas. Darüber hinaus hat sich You Xie als Herausgeber mehrere internationaler Zeitungen weltweit einen Namen gemacht. In Bamberg betreibt er den China Fan Imbiss am Kranen mit Kultstatus und engagiert sich seit 2014 als Lokalpolitiker im Stadtrat. You Xie stammt aus einer taoistischen Familie, deren religiöse Tradition auf das 5. Jahrhundert v. Chr. zurückreicht. Nach seiner Migration wendete er sich dem Christentum zu, ließ sich in Bamberg taufen und ist Mitglied einer evangelischen Kirchengemeinde.

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2016年母校中山大学派人来采访我，我说：“我的血管里既流淌着孔子的血液，也流淌着耶稣的血液。《圣经》的十诫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我为人、为文、为官的标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记者说，他很崇拜牟宗三。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当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华人成为基督徒这事？牟崇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去信基督教。牟宗山的这一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力，国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信基督教等于放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我谢盛友很难接受牟宗三先生的这种观点，我崇拜晏阳初（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幼年时中华传统经典教育和日后的教会教育以及美国的民主教育对晏阳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晏阳初本人曾经提到，“三C”：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C”同样影响我的人生。谢家大哥同样是中山大学校友谢文郁说，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这个问题不会存在于华人基督徒身上。他是基督徒，但他从来不会对中国人这一身份有任何怀疑。但是，对于非基督徒中国人来说，非基督徒的感觉或许不同。

中国人如何看基督徒，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追溯到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强调穿汉服、说汉语，企图说服儒家，易佛补儒。他们认为佛教的生死观不如基督教的生死观。

人们注意到，儒家只关注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关注生死的问题。因而，他们要把基督教的生死观补充进来，使儒家得以完整。

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这种做法刚开始时效果还不错，对许多儒士有吸引力。但是，当其他天主教修会进来之后，这种做法收到批评。很快地，为了坚持天主教的仪式，他们和康熙皇帝发生了礼仪之争，导致清朝的禁教国策。

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博士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中对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种划分：一为从“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国人”，其在政治立场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认知和认同上的不同理解、侧重及倾向；二为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的“华人”，这些“华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而有着文化寻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尽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异的生活道路，却共有着一种“中华”情结使之魂牵梦萦；三为从“血缘或种族身份”上相关联的“华裔”，体现出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和魂灵。

杨凤岗写道: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谈，一般中国人会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和“代表”，因而是“异质”文化或“洋教”，对中国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张力或对峙。过去曾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之说，当基督教被视为“洋教”之际，“中国的皈信者”亦可能会被当作“叛国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排外”、“斥洋”情绪已有了明显好转，中国人的心境显得更为开阔、有着更大的包容性，这为基督教与中国的重新对话提供了社会环此外，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虽然给强调“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发现、体认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上带来了惆怅和茫然，但这种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义者”实质上主张的“全盘西化”却使“外国性”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达成了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开明。这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国人”，并不一定会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于对已移居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而言，则可以体会、体悟或体验到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则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并无灵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压力。成为“基督徒”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美国或西方社会文化，更能适应其社会及社团生活。对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极为自然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基督教会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会细胞结构，所以其“皈信”在这种氛围中就显得平常、自然和普通。当然，除了社会团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华人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境。

地触及到“基督徒”与“中国人”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些海外华人基督徒在“国籍”上，即政治社会身份上已成为“美国人”，从而出现实际上的“多”与“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缘意义上，这些“华人”不可能丢掉或忘掉其“中国”或“中华”情结及情感。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遂成为极有意义、颇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基督教会使这些在美国的华人虽然意识到其“美国人”和“基督徒”身份，却仍在保持着、维护着其“华人”身份，延续着其与“中国”的“文化”或更多层面之关联。

作为中国人基督徒，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把圣经中所启示的以心灵和诚实来爱主爱人的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特别是孔子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和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我在文化上不至于成为无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