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習慣法與大選

英國哲學家羅素，用火雞問題Russell's Turkey嘲笑根據歸納得出的判決，沒有邏輯思維準確，他說：在火雞飼養場里，一隻火雞發現，每天上午9點鐘主人給它餵食。經過一系列的觀察，最後，它得出了下面的結論：「主人總是在上午9點鐘給我餵食。」可是，在聖誕節前一天的9點，主人沒有給它餵食，而是把它宰殺。每個人看到這裡都會笑話不懂邏輯思維的可怕。

但是，笑話歸笑話，遇到實際情況，也許，這隻火雞要比某些人聰明。它是被飼養的動物。即使知道餵食的人就是宰殺它的人，它能怎麼樣？絕食還是逃跑？兩者都比聖誕節早死。這就是餵食和被喂的不同結果。所謂爭取自由，是爭取餵食的權力。在獨裁國家，用躺平爭取它，在民主國家，用勞動爭取它。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羅素的笑話也說明社會學的敘述是依靠語言實現的；一句話只代表一個意思。面對無限的內容，語言表達無能為力。而數學則可以用函數的形式表現出來所有的一切。比如，A=f(x,y,z)，即表達了空間所有的點，也表達出問題所關注的那些點。能說的和不能說的，它都說清楚了。任何語言都無法做到。因此，達·芬奇認為：在科學中，凡是用不上數學的地方，凡是和數學沒有聯繫的地方，都是不可靠的，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

語言既然不能準確的描繪世界，那麼用成文法代表的邏輯思維來規範社會必定漏洞百出。比如，普京說是烏克蘭侵略了俄羅斯；因此，烏克蘭是新納粹。他能從各種成文法中，斷章取義找到依據。但是，習慣法就不一樣，只要找出十個正常人，表決一下就夠了。你就是再有一千條法規也沒用。所謂正常人，是指那些沒有苦大仇深，憤世嫉俗，心態未被社會扭曲的人。在這個世界上，這種人正在增多。但在古代。這樣的人還不多的時候，古希臘將這樣的人稱為平民，他們有恆產，按照孟子的話說是有恆產，有恆心的人。古希臘因為是民主社會，所以他們認為，由這些人來做決定才是公平的。相反，按照孟子的說法，極權社會需要一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來領導。這也是人治與法制的區別。窮國靠窮選拔人材，富國靠富培養人材。它也說明人治社會的領袖，千年等一回，法制社會的決策者們，永遠都不會缺席。

孟德斯鳩說：「法律在一般的情況下才是公正的，而在實際運用時又幾乎永遠是不公正的。」柏拉圖說：「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們。而那些行為不端的人，會找到法律的漏洞並濫用它。」

我們曾經討論過「道可道，非常道。」這幾個字，只代表了針對某個問題，需要說的，最簡潔的道理。對於有無限可能的『常道』，如果都說出來，會把人煩死，而且也沒人能把它說完。在時間有限的法庭上，誰會聽你把家常里短說個沒完？康德認為，除了可知的世界，還存在一個「可感而不可知的世界。」或者說，可感，尚未被已知語言所描繪的世界。而維特根斯坦說得就更加透徹「人有著這種感覺，即他在心裡說出的話比他以言詞表述的更為清楚。」，「每個人的思想各異，導致不同的人對事物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因此對「人生」或者「理想」的暢談也將各式各樣，沒有一個準確、統一、清楚的答案。」

維特根斯坦徹底說明白了，為什麼成文法只有迷惑性，卻不能規範社會。而英美法系本來使用的是的習慣法，它原本是在類似古希臘平民以上階層中間，處理矛盾。有點像中國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但是，當無恆產、無恆心的人大量產生，這種法律系統就開始動搖。試想一下，有這樣一群人，「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他和你講國情；你和他講國情，他和你講接軌；你和他講接軌，他和你講文化；你和他講文化，他和你講孔子；你和他講孔子，他和你講老子；你和他講老子，他給你裝孫子！」凡這樣做的，一定是用意識形態而非常識判案。法律條管不到人心。

發生在1994年，長達九個月的辛普森案，最後因為血樣的依據錯誤而將判決全部推翻。但該案將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激化了起來。直到不久前的BLM運動，使得整個美國人民的心態已經變得越拉越情緒化。辛普森案不但用普通的英語進行報道，而且還使用了很多專業技術上的語言，DNA的語言進行報道，這種信息已經不是老百姓可以知道的了。最後得到的是，害怕引起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而採取的妥協判決。還不如習慣法公正。

人類智慧的暴漲使管理大國的困難倍增。我們很難用語言描繪這個膨脹的速度，但從英語單詞數量的劇增中，我們能夠略見一斑。2023年，英語單詞的數量大約在一百七十萬到兩百五十萬之間。對比十七世紀的兩-三萬單詞，辭彙量增加了八十倍。那麼，各種辭彙間的交流、組合增加多少倍呢？假定當年三萬個單詞中，沒兩個單詞相遇一次，那就是九億次。而二百五十萬單詞中每兩個單詞相遇一次就是天文數字了，再考慮三個單詞形成全排列的次數，那會達到什麼級別？所有這一切告訴人類，用一種方針、政策、思想管理是不可能的，必須分工，尤其是大國機構臃腫，決策者得不到基層最準確的信息。近代史也顯示出一個個大一統的國家不斷倒下。它預示著，分裂是世界的趨勢，合併與統一是不可能的。小國範圍小，人們有條件看清問題的實質。

美國正在集中世界的權力，但是，沒有哪位神仙能夠駕馭它。到了這種時刻，一群從字眼裡面找「理由」，簡單、粗俗的小人就有了市場。因此，英國脫歐實在是明智之舉。大一統國家使逐利的精英們無心研究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家關心的是政治鬥爭。美國的科學技術目前是依靠移民維持的，一旦美國經濟出現問題，這些人離開，它將快速衰敗。與其那樣，還不如早早分家。

分家后的力量遇到戰爭時不會減弱，反而增加。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雅典城邦，遇到波斯帝國入侵的時候，團結一心。中國歷史過於強調秦始皇統一，但往往忽略了統一之前，四次合縱長達到97年。秦國當年統一是依靠陰謀詭計和不講信用。而如今，信用是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石，不講信用的國家一定是經濟落後，失敗的國家。或者說信用與市場代表了現代文明，而陰謀詭計、超限戰代表了野蠻。誠信與失信就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分野。文明屈服就是死路一條，野蠻屈服就是逃出生天。在戰爭期間，這個道理也表現在士氣與信任度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位小粉紅提出，未來戰爭中，大量使用無人機，這是中國的強項，因為中國人多，尤其是電子遊戲的玩家多。但是他忽略了一點：中國連買菜刀都要實名制，飯店、肉鋪的刀都要上鎖鏈。你憑什麼敢把帶有炸彈的無人機放在別人手裡？文明社會像一架飛機，一個零件出問題，就是大事。野蠻社會像塊木頭，有把子力氣就能搬動。

資本主義是未來各國發展的方向，嘗到資本主義甜頭的國家已經確定了目標。因此，有相互團結的基礎。相反，一切意識形態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個獨裁者的任性使然，每位獨裁者一天三變，他們沒有團結的基礎。人們總能看到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看似煞有介事，實則愚不可及。他們沒有創新能力，靠欺軟怕硬混日子，想用簡單方法操控經濟。但米塞斯說：「任何強大的單一組織，都無法完成經濟計算，必然導致混亂、奴役和衰敗。」

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恰恰是擺脫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一劑良藥。如休謨所說的，「在商業社會中，暴戾的脾氣被文明和禮貌磨掉了，但榮譽感卻因為勤勉、教育和創造，汲取到了新鮮的活力；持久的勇氣，則可以通過職業道德和私人武裝來達成。這些都是野蠻民族無法實現的。」如果美國各州只關心自己的事情，那麼，濫竽充數的州將不得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群依靠運動吃飯的人就能及時被人民看穿。

如今，美國社會出現了更加尖銳的矛盾。川普代表的保守勢力，類似古希臘的平民，以及英國建立議會制度時的中產階級。遺憾的是，川普本人不像政治家；說話總讓別人猜不透，沒法獲得擁護。他的對手，不久前，在數州禁止他參選。如今又出現用財務搞垮他的現象。再考慮德州為了移民問題與聯邦政府劍拔弩張。這些都說明，美國的制度已經不能用平常心態解決問題。美國應該考慮讓各州更加獨立，強扭的瓜不甜。古希臘的繁榮是各個城邦獨立的結果。沒有戰爭就不需要聯盟，沒有戰爭更不需要統一。不過，目前還是希望美國能站好最後一班崗，先將幾個邪惡大國肢解。然後著手分權。

川普就算交足了罰金，也還有其他的辦法整他。所有的資本家都有說不清楚的財富，尤其在金融領域的投資、個人信用的價值、土地的價值等等都不能用語言說清楚。就連馬斯克都被罰了一頭。用中國話講是：水至清則無魚。中國政府是摳字眼的專家，他們把成文法的不合理性推向頂峰。要想收拾誰，就說他是勾結權力的貪腐，要想捧誰就是民族驕傲，為國爭光。走向衰敗與貧窮的社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槍打出頭鳥。這也是所有意識形態主義，最美麗的謊言，用它就能達到加權平均分配。資本主義正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勵創新意識，達到了繁榮后，更好地照顧窮人。用哈耶克的話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讓窮人嫉妒富人不會使窮人生活更好，反之，休謨認為：奢侈即使有害處，也不會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因為在追求奢侈的社會，同樣存在著勤勉、知識和人道。富人的奢侈和虛榮，更容易讓窮人受益，因為它擴大了雇傭勞動的需求。這裡，我想說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奢侈的財富，可能來自創新，也可能來自權力，但意識形態國家中的奢侈一定來自權力。南非、海地、委內瑞拉、古巴、前蘇聯、天朝等，一個個生動教材告訴我們，嫉妒富人，卻不振作起來自立會越變越窮。這種國家，要想得錢，只有先學羅素那隻火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