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寄希望於柴玲

謝盛友：寄希望於柴玲

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柴玲關於「寬恕六四」的講話，讀後感慨良多，因此有這篇小文。

我們有罪嗎？

這裡的我們是指1989年之前就到歐美來留學的我們。不管你是公派還是自費；不管你是否因為「六四保護案」而留在歐美，希望我們一起來反省，我們竟然活著，有沒有罪？

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in Basel）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罪的問題》(1946) 中指出形而上學罪：不能盡自己的責任去維護人類文明的罪性。根據德語原文，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我們不能盡我們所能去阻止這些罪行，那麼我們同樣有罪。

戰後，德國雅斯貝爾斯等一批知識分子帶領德國人反省，認定希特勒是罪大惡極的首犯，但是，一般德國人也是有政治罪過的，因為普通德國人曾用投票方式把希特勒送上權力頂峰，這就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當然，那些希特勒政權的台柱人物，因為直接參與他的戰爭罪惡，更負有刑法責任。

德國戰敗以後，紐倫堡世紀審判。希特勒及其爪牙的刑法罪責越大，一般德國人的政治責任就越大。

暖氣設備的工人到我家裡來進行維護工作，休息時我問他：「平時你業餘時間做什麼？」他回答：「我喜歡足球，我也花很多時間研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我的爺爺和父親非常崇拜希特勒，只有認真研讀納粹德國史，才能真正了解德國。……」

我在德國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紀，感覺德國人的懺悔是認真的。

1994年方勵之先生到慕尼黑，當時全球媒體都為柴玲轟動，因為她「期待別人流血，而並沒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她說：「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問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間接為柴玲辯護：「責任畢竟在政府，總不能說，殺人者有理。」

第二年在瑞典開會，遇到劉賓雁先生，我說：「柴玲有罪，你我也有罪。」劉先生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賓雁先生的不理解。

我說，真正的悔改是「改變，轉過頭來，朝新的方向走去。」悔改不只是情感層面上的事。悔改的第一步，是認識什麼是罪，這就需要懺悔。真正的懺悔不是靠發表痛快的演講就可以辦得到的，而必須把自己整個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惡、好壞之間做出簡單的取捨，而是需要讓一切價值都還原到歷史的情境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從內心懺悔，讓自己的生命往道德關懷方向成長。
   
柴玲能否把「寬恕六四」和「期待別人流血」還原到歷史的情境之中，真正懺悔？柴玲如果敢於站出來，承認錯誤，懺悔自己的過去，會帶動中國人對六四的反省，畢竟柴玲是六四的標誌性人物之一。若柴玲果真做到這一步，我們更有希望。

附錄：

柴玲：「我原諒他們」

送交者: 伊萍 2012年06月06日13:39:28


寫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23周年。

2012年6月4日，

23年前，中國政府的鎮壓在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導致數百人死亡。從那時起一個新的一代在中國成長起來，其中大部分對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上這一天是被蒙在黑暗裡的。

但對我來說好像昨天。我開始了這一天，為一個新中國抱著極大的希望，但它最終以一種無法形容的悲哀而結束。

二十三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改變了：人變老了，很多1989年的一些關鍵的共產黨領導人已經去世。但對更多的人，無關他們是否公開承認還是暗暗在內心揣摩，人人都知道這一篇中國的歷史，還是沒有結束。

這一章的中國歷史將會如何寫成哪？故事的最終結局會怎樣？從最近公眾對陳光誠和薄熙來發生的事情來看，全世界還是很有興趣在等待著觀看下一步的中國。

在過去23年來，我也試圖了解天安門的意義。我清楚地記得，最後一小時：站在天安門廣場，難以置信地看著這個不可思議的災難，在我們身邊展開。

在我完成這本「一心一意向自由」的書的時候，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只可能有結局：一個是持續地恐懼，另一個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寬恕的命運。

在希伯來文聖經，大衛王的兒子押沙龍背叛了自己的父親，用武力來奪取寶座。大衛，甚至在面對這樣的背叛，也原諒了他的兒子。他告訴他的將軍們，當他們征服了叛軍，抓獲任性的兒子時他們應該開恩，「你們要為我的緣故寬待那少年人押沙龍」。

但是，當押沙龍被吊在樹上，孤獨和無助的時候，王的將軍選擇不聽大衛的忠告，硬是殺死了押沙龍，從而持續了以暴換暴的模式。

我們都知道，那些現在肆意壓迫無助的，也將發現自己會像押沙龍那樣，有脆弱的一天。但問題是：等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中國會將繼續持續殘酷嚴厲的報復模式，還是開始恩典，憐憫和同情的道路呢？

你可能會問， 中國看似不龐大的領導什麼時候會變得脆弱哪？答案是：它一直是脆弱的，現在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

在中國普遍地都很少有真正的安全感，甚至是至高至上的領導人。權力，金錢，軍隊或警察部隊可以給幾個人臨時帶來財富和穩定，但這些東西不能提供持久的安全。

在1989年，排名第二的領導人趙紫陽因為反對鄧小平的決定而瞬間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不久，聲勢浩大的強硬派，前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也被判處16年徒刑。最近薄熙來也從恩典中墜落。這些領導人可能從外面看起來前所無敵，但他們可以憌刻之間失去了一切。以至於陳希同最近坦承的承認：在所有的這些高層次的政治鬥爭中，對方可以使用任何低級的方式，不擇手段，目的就是竊取權利。

中國的社會體制壓制人性和憐憫。象盲人律師陳光誠為代表13萬婦女被迫接受強制墮胎和強制絕育而呼籲， 卻遭監禁和迫害。恐懼和自我保護的氣息影響這社會的各階層，如遭受5次強迫墮胎的受害者梅順平姐妹在國會的作證時講道， 她的兩次強迫墮胎都是因為她的同事打了小報告，因為她們的獎金都跟不超生綁在一起； 又如去年秋天，18個人走過一個被麵包車碾壓的孩子，不管不問。

雖然天安門運動被給予了很多名稱和目的，但是做為當時學生方面的總指揮，我可以說， 我們要結束的， 就是這種滅絕人性的文化和氣氛， 而創建一個充滿愛， 和平和富足的社會。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個痛苦的日子，當我們親眼目睹了這個夢想被坦克碾死。我們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 也在為這個沒能實現的社會而難過。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我想起當年的領導人選擇這條毀滅和強暴的選擇時，我的心總是會跟痛苦和憤怒作戰。

兩年半前，我認識了耶穌。他對婦女，兒童，窮人和被壓迫者的熱愛，是跟主流文化和傳統相反的，基督叫我們跟隨他的門徒也做同樣的事。

他還原諒了那些嘲笑他的，並冷血地把他釘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這是他臨終的話。（路加福音23:34）

又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樣的事。

這是我為什麼選擇原諒他們的原因。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制自由和實行殘酷的獨生子女政策。

我以耶穌萬勝的名祈禱，恩典和寬恕的文化會在中國升起，讓所有的人都得尊嚴和人性。我以耶穌萬勝的名祈禱神會改變中國目前領導人的心， 讓他們也會遵循耶穌的教誨和行為，施憐憫，求公義。我以耶穌萬勝的名祈禱，那些受壓迫和不公正的會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們不會尋求報復，像大衛王的將領殺害押沙龍那樣，而是有勇氣來寬恕的。寬恕不是接受他們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終審判的權利交回給萬能，萬勝，和完全公義的神。

我明白這種寬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聽說前幾年幾位信基督的天安門同事的兄長的寬恕被誤會。然而，在這天安門23周年的紀念日，我還是要選擇寬恕。因為我知道，當我們的心裡充滿了和平與寬恕時，我們是在一個很小的程度上反應出耶穌對整個人類的巨大寬恕。我也知道，當我們在天安門前面對坦克機槍而決定不放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時候， 我們早已經選擇了寬恕！我更知道，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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