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人道危机

《耦合市场经济学》则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化后走出经济衰退、实现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实行有价与无价市场相耦合的耦合市场经济。耦合市场经济允许劳动力成为一种特殊的投资，以便把资本积累造成的市场剩余转变成部分劳动报酬。这在国有经济国家不难实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完成全面垄断后，可以通过现代奴工制——一种非人身隶属的奴隶制——来实现耦合市场经济。现代奴工制可以有较高的人权和待遇。但由于奴工的悲惨历史，自由主义的社会精英可能对奴工制度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耽心。

事实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自始至终贯穿着人道主义的危机。各种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连同资产阶级的道学家，都曾对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罪恶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些罪恶造成的社会悲剧已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演。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造成的人口死亡大部分已被贫困带来的低出生率所代替。低出生率和自然淘汰减少了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并因此成为这些国家吹嘘幸存者生活质量和人权的资本。如今这种“高质量”“高人权”的人口危机也在向新兴国家蔓延。

日本2015年的人口调查发现日本总人口比2010年减少94.7万人，五年内减少了0.75%。据说是1920年日本开始调查以来首次出现人口总数的下降。而中国的出生率也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中国统计年鉴2016》对2015年全国1%人口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中国2015年的生育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仅为1.05，低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在2014年的生育率。而2013年中国的调查所得的生育率甚至更低，只有1.03。报导认为中国男女出生时的性别比要比一般国家高出10%左右，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1.0的生育率。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维持人口的代际平衡，而中国的生育率则需达到2.2才能做到。

为了有一个直觉上的感性认识，可以从现象学上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描述上述的人口危机。通常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又叫自然增长率)是

k = 增加的人口(出生减去死亡)/总人口

单位一般用千分比/年表示。本文用百分比/年。把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分成富人的平均增长率k1和其他人的平均增长率k2，再把总人口P分成富人人口P1和其它人口P2，每年的人口增加数就是k1*P1 + k2*P2。由此获得总人口的增长率是

k = (k1*P1 + k2*P2)/(P1 + P2)

如果把总人口分成n个不同的组，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就是k = (Σ i=0,n ki*Pi)/(Σ i=0,n Pi)。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物价总在不断上涨，决不会有新中国三十年稳定的物价。为了在富人的资本积累下完成资本回笼，资本家只能通过不断提高物价来抵消市场剩余造成的资本损失。当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高昂的消费限制了本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人口统计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多年来变化不大。假定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不变，也就是k = 0，上式给出

k2*P2 = - k1*P1

L年后富人和其他人的人口数P1L和P2L分别是

P1L = P10*(1 + k1)**L

和

P2L = P20*(1 + k2)**L

其中P10和P20分别是富人和其他人最初的人口数；**表示乘方。严格来说这些指数公式只有在k1和k2是常数时才成立。将这些指数式代入前式中的P1和P2有

k2*P20*(1 + k2)**L = - k1*P10*(1 + k1)**L

这是L年后的结果。

现在我们想知道在富人的人口增长率k1不变时，L年后其他人的人口增长率k2是多少。但最后这个指数方程很不好解，我们就用幂级数来近似计算。当k2远小于1时，将(1+ k2)**L 在k2 = 0附近展开有(1+ k2)**L = 1 + L*k2 + 。。。取最前面的两项代替原来的指数式后，人口增长的指数级数被近似成算术级数，并有

k2*P20*(1+ L*k2) = - k1*P10*(1+ k1)**L

这是一个k2的二次方程式。它的一个有意义的解是

k2 = - [1 - √(1 – 4k1*L*P1L/P20)]/(2*L)

其中P1L 是L年后富人的人口数。

假定P10 = a*P0，即最初富人的人口是总人口P0的a(<1)倍，根据P10 + P20 = P0有P20 = (1 – a)P0。这时上式变成

k2 = - {1 - √[1 – 4a*k1*L*(1+ k1)**L/(1 – a)]}/(2*L)

前面假定了k2是常数。但当上式中的a和k1设为常数时，k2却是年数L的函数。由于同假定冲突，k2只能被看作是年代L的阶段函数或近似函数。事实上前面用算术级数代替指数级数时就已经进行了近似处理。

               图一：非富人口增长率的年变化

假如初时的富人人口是总人口的20%，即a=0.2，对应于富人人口不同的增长率k1，其他人的人口增长率k2随时间的变化如图一中的实线表示。总人口不变而富人人口增长时，其他人的人口增长率就应该是负数。图中的这个结果不难理解。让人惊奇的是随着富人人口增长率的增大，其它人口减少的速度迅速上升。起初20%的人平均增长率是2%时，非富人口从每年减少0.5%到30年后每年减少1.75%，增大了三倍以上。其他人口减少的速度还随富人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可从比较虚线和实线的结果看出。所以图一显示的非富人口是加速减少的。

非富人口的加速减少在图二中表现得更清楚。该图是非富人口与初值之比(P2L/P20)的年变化，代表非富人口随时间减少的百分比。当最初20%的富人平均增长率是2%时，30年后非富人口只有初值的60%，减少了40%，而且是加速减少的。而当初20%的富人人口，根据前面的指数公式，在30年后增长了81%(图没有给出)。因为富人的初始人口小于其他人，富人的增长率大于其他人的减少率才能保持人口的代际平衡。对比图中的实线和虚线可知正增长的人口越多，非富人口就减少得越快。如果按贫富程度和人口增长率的大小把总人口细分为更多的子集，可以证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人口减少的速度是最快的。

图二：非富人口的年变化

无数统计事实表明人的平均寿命或死亡率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关，而人的出生率和新生儿的存活率也与生活条件有关。穷人的加速淘汰因此与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有关。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的人道危机。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主要受限于生命资源，如食物(主要是粮食)、医疗条件和健康条件。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并不缺乏这些生命资源。虽然很少发生因生命物资的供应短缺而饿死人的现象，相同资源所养活的人口往往少于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人口的有限生存权。

限制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价格高昂的刚需消费品，如可长期使用的住房以及医疗服务等；对于想进入精英阶层的家庭来说，还包括昂贵的私校教育。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因储存期短，涨价的速度比较慢。由于限制人口的不是生命资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很少发生粮食供应不足而饿死人的现象。单位资源养活很少人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浪得各种虚名。这种选择性的人道危机制造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假象，为资本主义抹上一层优越性的油彩。但这种假象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深层的危机，并最终被后殖民时代的持续的经济衰退所捅破。

图三：非富人与富人人口的比值

更有意思的是图三，即非富人与富人人口的对比随时间的变化。由于富人人口的增长和非富人口的减少，非富人与富人人口的比值随时间减小。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人口在贫富等级上的分布趋于平衡。比如最初的20%的富人平均增长率是2%的话，30年后其他人与富人的比例从最初的4倍下降到只有1.3倍，表面上的贫富差异也因此减小。这很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写照，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等收入的人口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媒体于是用这个“荣景”大肆吹嘘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欺骗和颠覆了前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间断地淘汰贫困人口来维持的。

这里描述的人口变化只是依据人口统计自身的数据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经济制度对人口变化的外部影响。这可以看成是所谓“自然增长率”的深层涵义。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重又加剧，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几近消失。这个结果只能与某种“非自然”的因素有关，因此不能用“自然增长率”来解读，但可用《有限市场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本文所能说明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样可以通过减少贫困人口来实现。消费水平不等于生活水平。但在单一有价的市场经济中，不考虑物价和服务价的有价收入和有价消费被视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尺度。

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人道危机。苏联解体后，激烈的经济转型使人口减少的速度十分惊人。据报导从1976年到1991年，也就是苏联时期的最后16年，官方记录共有3600万人出生，但从1992年到2007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前16年，出生人口只有2230万人，相对减少了40%。在1976年到1991年期间，死亡人口为2460万人。但是从1992年2007年期间，死亡人口居然高达3470万人，增加了40%。对称性数字更加惊人，从1976年到1991年，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多1140万，但之后的16年，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出1240万。直到今天俄国的人口还在减少。

前面说过市场经济后中国人的生育率已经很小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计划生育。如今开放第二胎后，只有少数城市家庭能够或愿意供养第二个孩子。有人估计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会减少到六亿。如果按现在发达国家的单位生命资源养活的人口来推算，中国的人口下降速度还可能更快。今天许许多多诅咒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当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恐怕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历史上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五亿。虽然如今的化肥和转基因等农业科技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的产量，但资本主义社会限制人口增长的桎梏已不再是粮食等生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