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共和國的舞娘們

春天來了，燕子飛回來了。正當柳須吐青桃花盛開的時候，公園裡談情休閑的人們卻彷彿失卻了什麼——真地有什麼沒有隨燕子一道飛回來，那就是曾經那樣吸引媒體揚名中外的中國廣場舞，一種由中國「大媽」領銜的、融健身與表演為一體的集體舞。不論褒貶毀譽，這種與中國古代規行矩步、保守矜持的漢民習俗沒有承傳的大眾舞蹈，彷彿一夜間在中國大地上奇迹般地迅速蔓延風起雲湧，幾乎遍及中國的每一個城市，並延續到國外。至今想來依然令人難以置信。

不同於《梁山泊與祝英台》那樣的愛情悲劇，民間舞蹈常用以表達居民們溢於言表的歡樂之情。因此經常在豐收和喜慶的時候，鄉親們會自發地組織起來一道表演，抒發對生活和親友的熱愛。幾十年前西方經濟高漲的時期，周末英國城市的街頭經常有退休老人組成的隊列為遊客們跳起歡快的民間舞蹈，如腳鈴舞和擊棍舞等。隨著西方經濟的衰落，紀錄著歡樂的街頭舞便會逐漸淡出人們的眼帘，代之以枯燥的街頭政治。

中國改革開放后，與共和國一道出生的一代走過了千禧年後逐步進入了退休年齡。在原來的無價消費轉變成有價市場的消費后，許多城市家庭有了不少的貨幣積蓄，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提高，邁進了所謂的中產階級的隊伍。退休后的大媽們在子女們長大成人後感到了一種忙碌后的解放。她們希望用一種歡慶的方式來表達成功的喜悅和對生活的享受。於是一個自古含蓄內斂的禮儀之邦突然間換上鮮艷的舞裝，張開雙臂伴隨著音樂節奏在神州大地上飛旋起來。中國城市的版圖頓時綴滿了無數鮮紅跳躍的「歡樂頌小區」。

從時間順序來說，中國廣場舞的普及緊隨著重慶的唱紅運動。薄熙來倒台後，紅歌被棄，但打黑變成了全國性的反腐運動。沒想到的是需要抒發熱情的中產階級迅速找到了更豐富的表現形式，在全國更廣的範圍內載歌載舞。曾經並不相識的她們，像多年的朋友一樣結伴而來，在笑聲中忘情地展示著成熟的美麗、陶醉在未來的夢想中。從這些圖片來看，中國的廣場舞更接近於一種表演藝術，健身彷彿是一種附帶的作用。共和國的舞娘們就這樣用燦爛的衣裳和美麗的舞姿，在人生的最後一程為共和國抹上了最新一層油彩，編織了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夢。

作為抒發感情的群體行為經常是生活現實的反映，是生活快樂與否的晴雨表。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廣場舞走向高潮的兩年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持續地衰退。原來設想的各種拯救措施收效甚微，不得不回到城鎮化的初始方案。企業破產失業增加，貧富分化進一步加深。在收入減少股市下跌的同時，物價卻在不斷上漲。到如今長期失業的人口超過了文革間被停職的人口；因環境污染和貧困過勞致死的人口也超過了文革間的非正常死亡。中產階級開始轉向貧困。改革榮景的稍縱即逝註定了慶祝改革豐收的廣場舞好景不長。

除此之外，不能不說的是中國的反腐運動是扼殺廣場舞的另一把刀子。上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大規模的私有化經濟轉型使有特殊關係的人一夜暴富。大量私有企業利用新的市場和廉價勞力輕鬆致富，成就了不少百萬、千萬和億萬富翁。正如本人幾年前在《反腐小議》一文中所說的，私有企業中的暴發現象使剩下的國營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原則發生動搖和異化。這一原則在公私混合制下成了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同工同酬和擴大分配差異的依據。這就掀了以各種潛規則繞過法紀製造大規模腐敗的新高潮。

《反腐小議》進一步說到：「當許多私營企業存在高額利潤和巨大回報時，對國營企業腐敗的嚴格限制有損社會主義企業的形象。就這樣幾十年來開隻眼閉隻眼皆大歡喜，形成頗為壯觀的運動式腐敗現象和法不責眾的尷尬局面，並因此被稱為全民腐敗。有意思的是全民腐敗達到一定規模后，腐敗本身就變成一種『民主』，民主反腐更是無望。」 事實上，有條件腐敗，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的全民腐敗，實際上是中國經濟非正常轉型時期的一種非正常補償分配機制，以期在公私企業間和權力等級間存在分配不公時達到事實上的經濟平等。它的全面持久的存在證明了它的必然性。說得更深刻一點，這種全民腐敗是對轉型不公現象的全民造反。造反總是非法的，但不總是荒謬的。

我譴責腐敗，譴責貪官。但在改革后的社會異化中，所謂的「清廉」已變成一種在分配不公下無權改變自身命運的失敗和嘲諷，而不再是為人稱道和欣賞的高尚品德，就像在一個刁民社會裡，「老實人」不過是傻瓜的代名詞罷了。於是要人堅守原味的「清廉」和「老實」充滿了虛偽和不平。過去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曾經是「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公僕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的腐敗分子，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就不可恨嗎？不需要首先反對嗎？究竟是什麼使一個民族的靈魂墮落，金錢，GDP？如果不是，又是什麼？為什麼在改革的年代，本應為人民造福的金錢和GDP卻成了損國害民的毒藥？

其實在任何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類似的腐敗普遍存在。只是在成熟的西方國家，社會制度為縮小公私領域的分配差距所進行的交易提供了某種合法的機會，比如通過旋轉門遊說合法地行賄受賄，為某個私人行業爭取利益就是一個例子。美國的法律甚至對欺詐政府的犯罪行為設定只有五年的追溯期，還把政府起訴這類案件的責任踢給民間：誰愛管閑事誰花錢訴訟，打贏官司后可分得部分賠償。政府只對有意損害國家或政黨利益的違法行為加以嚴懲。對社區間和下層階級的利益糾紛更是能推則推。法院不願為私人債主和房東追債，不願撫養離婚後的貧困一方，卻打著維護弱者利益的旗號讓中產階級遭受損失來補償別人，為政府承擔安撫社會底層的功能。美國這麼做還有著政治上的利益，就是掩蓋制度的缺陷，吹噓西式民主的優越性。

中國用「恭喜發財」的拜物教取代了理想主義的信仰后，社會墮落道德淪喪腐敗猖獗，最後不得不以法代道開展運動式反腐。然而只認洋鈔的中國不顧國家形象，只想借反腐達到短暫的功利目的。在嚴打一派大老虎的同時，對另一派大老虎網開一面。為了安撫民心，很快將反腐矛頭指向中低層公職人員，而且地位越低，打擊越狠。公私間的往來，不管有無損害國家利益都一律當作受賄，除沒收賄物外，還要罰款坐牢，以致產生行賄無罪，受賄有罪的怪現象。由於不需要考慮利益輸送，法庭不重證據重口供；不是庭審和證據，而是隔離調查獲得的口供成了定罪的依據。對法律細節不了解的當事人在被隔離的環境中，沒有律師的幫助很難堅持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最後只得被迫簽字畫押認罪受罰。

這樣的拍蒼蠅反腐實際上是把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全民違法的責任，推給了無權制訂分配政策的下層社會，除了許多人啷鐺入獄外，反腐苛政還造成許多中下層幹部自殺的現象。這樣的悲劇比號稱「十年浩劫」的文革有過之而不不及。無數人一夜間打破了中產階級的夢想，吐回所有的「改革紅利」，致使家庭破產一貧如洗。這些改革的犧牲品有不少就是城市中廣場舞大媽的家人。改變命運的大媽們很難再以歡快的心情跳躍在眾人的眼前。本可安享晚年的她們要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驅應對各種意外的經濟和社交負擔，以致連健身的心情都沒有。

法治沒錯。但法治本身不能重建社會道德，也不能統一民心。沒有理想主義的道德或宗教，法律不可能自己成為全民信仰，而只能對造成危害和損失的行為加以限制和懲罰。所有自然人都有違法獲利的潛意識，如偷稅漏稅投機取巧等。光靠懲罰不能提高社會風氣，因為重利之下必有勇夫，更何況法不責眾。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時代始終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給人生活出路自食其力的同時改造自己，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動輒將人打入鐵牢，出獄后依然醉生夢死。

中國廣場舞的過早夭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改革派借基層反腐推卸私有化責任的後果。這是中國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失敗。民生凋敝，民心分離，一幅大清末年中國人幫助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圓明園的圖畫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眶濕潤了，為祖國，也為共和國的舞娘們。她們的舞姿還沒有從記憶中散盡，無助的淚水已經洗去鉛華，衝去了她們曾經為共和國繪下的彩圖。

這裡指出這一現象不是為腐敗辯護。本人認為在中國經濟轉型期間出現的全民腐敗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它們帶著特定的歷史烙印，並只盛行於特定的歷史時期。當改革紅利消退，私有化經濟回落，公私行業間的分配失衡會逐漸緩解。隨著混合所有制下專業管理的完善，僅為公關需要而沒有巨大利益輸送的行賄受賄會自然減少。反腐的重點可以轉向對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的賄賂行為。對於這樣的違法犯罪要堅決打擊嚴懲不貸；而對沒有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的受賄行為和初犯應像過去那樣沒收賄款免予刑期，或開除公職，或教育改造監督使用。

別了，共和國的舞娘們，但願這不是永別。你們是歷史的創造者。當共和國復興之時，你們也許還會回來，在廣場舞熟悉的歌聲中煥發出生命最後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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