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明：理论五毛的渊薮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中国研究院的人马虽然都口口声声谴责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却非常强调他们的海归硕博身份。院长就是《中国人你要自信》的作者张维为博士。张维为到处炫耀他曾出任过邓小平的英语翻译。（资中筠很不愿意夸耀自己曾为毛做过翻译）。张维为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讲的是“挨打、挨饿和挨骂”的问题。恰恰就是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没有根本改变政治专制的问题。如果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清廷放弃独裁专制，实行宪政，中国早已摆脱贫弱，超越日本，不再挨打……；如果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实行民主宪政，不搞反右和大跃进，让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让彭德怀为民请命，就不会发生三年特大饥荒（本来就没有大灾），就不会饿死将近四千万农村人口；如果邓小平顺应人民的呼声，天安门广场不开杀戒，让政治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当局就不会持续遭逢海内外义正词严的谴责。正是中共当局杀害了天安门学生，害死了刘晓波，贻误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挨打和挨饿正是中国人民遭受专制毒害的惨痛教训，挨骂正是中共当局难逃的宿命。研究院的五毛学者中，比较有名的当属美国回来的李世默。他也是共产党接受“风险投资资本家”入党的典型人物。他给人印象较深的著名唱段应是歌颂党的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非经选举而垄断了十几亿人民组党结社的权利，用两会名义绑架全国选民，自选国家领导人，已经无耻达到极点。在党政操办的“选举”中，中国公民根本就不知道组织部门为他们遴选的领导干部高矮胖瘦，何德何能。这种强奸式的黑箱作业李世默也敢拿出来歌颂，说明李的身心还真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研究院的另一位角色则是欧洲海归宋鲁郑，法德两国的华侨和留学生多少都听说过他的一些煌言谠论。他说贪污腐败东西方各国彼此彼此，大家都有。不过“西方国家的贪腐是刚性腐败，而中共贪官的腐败是人性腐败”云云。宋鲁郑太小看纳税公民的智商了。党政领导执政未满七十年，人民呼吁公布官员财产收入已经三十几年，却至今没有消息，这中共的贪腐是否太刚性了吧？人家英国、瑞典和韩国都敢公布国家官员的财产收入，据说他们还都是资产阶级政党；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十三亿人民历时三十几年的呼唤，它最大公无私、最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刚性到哪里去了？按宋鲁郑的逻辑，竟然抵挡不住一小撮贪官的人性？这样的笑话有人信吗？其实，自从看惯了贪官们的赃款赃物现钞金银要用卡车车队装运的现状之后，国内传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警世通言：除了实打实公开官员的财产收入之外，什么好听的措施都是糊弄纳税公民的！

千百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人民创造了三权分立、多党代议制民主、市场经济等制度设计，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也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可是共产党人却不仅不接受这些文化宝藏，而且为了自己的独裁特权（一党私利），还要强制人民不得享受这样的基本权利。中国宪法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纸面上说得好听，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民国时代还稍有一点，“解放”后已达七十年，一点也没有！（文革中的言论实际上更没有民主，任何有违毛和中央文革的言论立刻遭到残酷的打击）。中国研究院五毛们也会抓住民主社会的问题来为中共的反民主作辩解。例如新闻界滥用民主、财团贿赂政客的弊端等等。其实，问题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万应灵丹。民主也是渐进的发展过程。民主在西方社会依然还在继续完善，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不应因为民主尚不完善而因噎废食。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正是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补充。联邦德国从建国之初就以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立国，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修正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时代法治的弊端。1967年西德又开始制订《德国多党法》Parteiengesetz，以防杜贿赂对政务的干预。果然在基民党总理科尔的执政期间（2000年）发生了政治献金行贿大案。科尔最终承认将贿款用于竞选，但否认中饱私囊，并拒绝透露贿赂人姓名。联邦议会依据《德国多党法》条款严厉处置了相关人等，受贿党团课罚巨额罚款，科尔失去了基民党名誉主席称号。议会进一步根据已发贿案更加完善了相关条款，并补入了刑事处分规定。弊案的揭露和处罚不仅是德国议会多党的胜利，也是德国选民的胜利，更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制度是可以不断完善的，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言行不由得令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四人帮爪牙。也是在上海，而且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支书朱永嘉讲师，开始是为姚文元提供明史史料，逐步卖身投靠，最后成为四人帮打手（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四人帮干尽坏事倒台后，他判刑十八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宁不慎乎！

发表于 2019 年 01 月 18 日 由 舟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