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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没有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出生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了。在同龄的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们中间，有不少叫"抗美"、"援朝"等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名字。我们这代人，曾经被前辈们亲切地称作"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童年，也确实如同"花朵"一般被呵护、浇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我们由"娇嫩的花朵"成长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经历了"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进而成为"祖国的栋梁"，如今又步入了"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行列。
光阴似箭，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今年60岁了，正是欣欣向荣的壮年时代，前景光辉灿烂。我们这些随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虽说生理年龄已经算作老年，但是，我们的心却依然生机勃勃地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跳动着。
回顾我们成长的历程，还真是有很多故事。共和国的每一步脚印，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在我们的身上。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故事。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拾过铁钉、铁片，交给学校去"大炼钢铁"，支援国家"超英赶美"。我们参加过"除四害"，拿着小苍蝇拍打苍蝇，参加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我们也在街道办的"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凑过热闹。在我们上二、三年级时，班里有三、四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转学离开了我们，朦朦胧胧地听说他们的家长被"反右"了。我们还亲历了首批中小学"教育改革"，学制从"九年一贯制"到"十年一贯制"再回到十二年的学制，短短的四年中，仅一篇《大雪山》的课文，在我们的课本里就先后出现过三次。一、二年级尝试学习俄文，因考试成绩为全班都不及格而告终。我们接受劳动观教育，自己动手生产的象棋，曾经充斥在北京市的大、小商店里。随着国家不断增多的外事活动，我们也经常参加迎宾仪式，代表新中国儿童向外国元首献花。在国家每年一度的国庆游行中，我们曾多次站在少年先锋队的彩车上，代表"祖国的花朵"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们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尊老爱幼、互相帮助"、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要"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等优良品质，当然，也有"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牢记阶级斗争"等革命教导。
我们接受的有革命传统教育,也有中外经典文化熏陶。例如，儿童读物有《半夜鸡叫》、《鸡毛信》、《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话剧、歌舞剧有《马兰花》、《以革命的名义》、《年轻的一代》、《货郎与小姐》、《哈姆雷特》、《一仆二主》、《天鹅湖》、《睡美人》等。同时，也能欣赏到我们的古典戏曲和曲艺。电影更没少看。记得我接受到的第一次阶级教育，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那时我很小，大概上幼儿园，根本看不懂电影里的故事。但是，当我看到电影里的妈妈把她刚出生的宝宝放进"育婴堂"的大抽屉里后，又后悔了，再把抽屉拉开时，里面的孩子已经没有了的画面时，不禁大声问道：她为什么不要她的孩子了？当大人解释说"因为没有吃的"后，我自以为是地说：没有吃的可以喝牛奶呀。爸爸说我就像"晋朝"哪个皇帝，生在蜜罐中不知天下疾苦，提出老百姓没有饭吃"何不食肉糜"的傻问题。在他们的抓紧教育下，我才朦胧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连饭都吃不上，哪里会有奶喝？我作为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呀！
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看到拾荒的老婆婆艰难地拉着装满破烂（现今称作"废品"）的木板车，总要上前去帮助推车，因为要"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一天，我被老师留下来补习听写，走出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学校后门外面围着一大群人，我挤了进去，只见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正在用一根劈了叉的竹棍抽打拾破烂的老婆婆，周围那么多围观的大人，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我也不知吃了什么豹子胆，冲到那男孩子面前，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斥责他的恶行。这男孩抬手用他手上的竹棍猛抽了我一鞭，顿时，我的脖子右边火辣辣地疼痛起来。不知是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的效果立竿见了影，还是接受许多革命前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榜样的影响，一贯好哭的我居然能够岿然不动地怒视着对方，直到那男孩在我的目光下转身离去。人群散去后，我在哥哥同学的护送下，到了车站，这时才偷偷地用手摸了一下疼痛的脖子。好家伙，脖子居然肿胀高出了好大一块。后来，哥哥姐姐们嘲笑我保护的是"地主婆"，说在新社会拾破烂的可能就是"地主婆"，于是，我不再去帮助"地主阶级"了，也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
我上的小学是市里的重点学校,我们班的同学有国家主席的儿子,也有资本家、小业主、反革命的子女。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也有小学教师、京剧演员、普通市民的孩子。大家在学校里没有等级差异，没有高人一头或低人一截的心态。高级干部的子女也与平民子女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窝窝头，困难时期也一样饿肚皮。学校对孩子们也都一视同仁。我们班里唯一的一件由高干子女挑起来的事件是：前苏联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攻击斯大林，高干子女在家中获悉此事，抢先采取了举动，从家里搬来了斯大林的画像，放在讲台前，大家就跪在课桌上给斯大林像磕头。这件事情惊动了校领导，由于是涉及苏联"老大哥"的政治问题，校领导当时还没有得到有关传达，唯恐出现闪失，把领头的几个高干子女叫到教导处去批评劝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涉及国际政治问题的行动，至今仍被我们这帮当年的孩子们津津乐道。
我进中学时，正赶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际外交，需要培养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外交人才，而且，还要从小抓起。于是，我就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老师推荐考入了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据学校老师介绍，我们学校是从我们这届开始强调学生的出身。因此，在我的同学中，按照"文革"的说法，成分最高的也就是个"职员"（现在称为"一般干部"）。我们一进入中学的大门，就接受教育，批判"自来红思想"的思想，检讨不良的学习动机。我记得，有一次召开年级大会，听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检讨"自来红思想"，批判自己有当外交官、坐汽车、出国、吃奶油面包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时，我还在下面幼稚地嘲笑她想得真长远。说实话，我那时可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想法，思想很单纯：前途自有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我们是党的好孩子，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由于我们是住校，学校开展学习解放军的活动，吃饭前要按班级排队唱着革命歌曲进饭堂。早上，起床铃声一响，要赶紧打起背包下楼集合，集体长跑到前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学校女生少，穿件花衣服都会有人提意见。我因为个子长得快，衣服都小了，姥姥把我的一件有小花的衣服接了个白边，改成了夹克衫，还特意配了个白领子，结果，我穿到学校后，同学就提意见了，我连忙解释是姐姐给我的衣服，穿小了，姥姥给改了改，没有违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这才取得同学的谅解。可见，我们的传统教育抓得有多紧了。
中学上了两年，一直都是在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我想,"文革"初期中学生的"反叛"行径，恐怕就是对这种强化教育的逆反。记得学校教导主任说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应该到广阔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时，我是火冒三丈，反感地冲他嚷道："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你们老师是什么？你们是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你们培养的我们！"
说到老师，不能不提"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出的一件大事。学生打死了两个老师。这恐怕就是"反叛"到了极至。打人的学生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出身是一般干部家庭，并不是学校的"红卫兵"。正因为他们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所以，格外地要表现出他们的革命性。不知是哪位老师向学生透露出两位老师有复杂的历史，甚至可能有血案时，这几个要"革命"的同学就表现起来，义愤填膺地杀向两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家里，把他们拖出来打，很快就打死了。大概，我们学校是开了打死老师的先河。出事后，大家都很害怕，不知会怎样处理，还把在对面学校上学的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平平也请了过来。据说上层的政策是不能压制革命小将的革命热情，公安部门也有相应指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我们学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其实，老师队伍也并不纯洁，要是没有个把别有用心的老师，怎么会发生这种惨案呢？造反派的老师也很会整学生。"复课闹革命"后，他们把我们全体学生拉到远郊区农村去劳动锻炼，挑动当地的民兵和贫下中农来批斗学生。甚至，还有的学生挨了打。恰巧此时，传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的消息，于是学生们借机集体"造反"，返回了学校。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也得听工人阶级的。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给我们搞了几次"忆苦思甜"，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随后，又动员我们"上山下乡"。
我是怀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思想下乡的。因为学校不再上课，父母都分别被审查关押，我们整天东游西逛的实在没有意思。北京郊区的景点与非景点已经被我们这帮同学玩遍了，北京城的老字号饭馆被我们用节省下来的饭费吃遍了，能够搜罗到的"禁书"也被我们囫囵吞枣地传看过了，学校里的那些大、小"造反派"们依然热衷于社会上的"闹革命"，不甘寂寞的我急于想脱离这城市里的浮躁。于是，报名下了乡，成为了时代的儿女--插队知青。
插队的生涯确实让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山西农村女人平日是不下地"动弹"（当地对出工的表述）的，我们几个女生每天跟着老爷儿们一起"动弹"，工分没有少拿，只是我们村很穷，每个工分最多才值七分钱。因此，我在农村的那几年，没有分到过钱，只是分配粮食、柴草等。有几次国家给穷困地区的困难户发放救济粮，大队把我们知青都报了"大肚汉"，才获得多一些的救济。"劳动关"对于我来讲，好像并不成为问题。因为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父亲的要求下，每年冬天都要将锅炉工叔叔铲出来的炉渣担到胡同里的垃圾站去。因此，下乡后担水、担粪、担谷子都不成问题，干活的架势还经常得到乡亲们的称赞。
有一次，刚下完雨，我跟着队里的几位老汉去一个中农家的"高级"（当地对厕所的称谓）掏清粪。我担着满满的粪桶下山坡时，脚下一滑，身后的粪桶被"悠"了起来，从头到脚浇了我一身的大粪。幸亏那中农为占队里的便宜，往"高级"里对了很多的水，以便增加粪的桶数，所以，浇到我身上的尽是稀汤，但这也是很令人恶心的。乡亲们让我赶紧回去冲洗。我是一点都不客气地跑到村里的井台上，摇起水桶就给自己一桶接一桶地淋浴。山西的水很金贵，那口井是老乡们吃水用的，我却大肆地在那里污染。可是，善良的乡亲们都没有指责我，还主动帮助我清洗井台。从那以后，队长再没让我担粪。
生活上的艰苦就不用说了，反正国家拨的安家费，我们是一分钱也没见到，我们女生住在牲口棚旁边的仓库下面，冬天不能烧炕，队里用水缸给我们搪了个炉子，根本就不导热，早上起来被子上是一层白霜，地上的棉鞋被冻得硬邦邦的，要砸软了才能穿上。身上被跳蚤咬得体无完肤。探家时，妈妈看得只掉泪。后来，自己发明用浸了敌百虫（农药杀虫剂，现在大概已经淘汰了）的衣服做睡衣，才有所改善。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老乡家的炕头上坐坐。老乡家也不富裕，家里有吃公家饭的人家，稍微好一些。完全靠劳动工分吃饭的人家，过得都很紧巴。村里有个孤老汉，每年夏收后都要出外讨饭。
我们知青口粮是够吃的，但平时总是吃高粱面、玉米面和土豆，没有白面和青菜。于是，我们只要手里有俩钱，就到八里地外的公社（乡镇）街上吃碗净白面条，买几个两样面（玉米面和白面）的馍解馋。一天，我和两个女生到公社街上下馆子，吃白面条，结果遇见同样去公社赶集的北京十五中学（男校）的插队知青。这个学校在宣武区是挂上号的坏孩子学校（对不起，得罪了）。什么"拍婆子"（大街上找女朋友）、抢帽子、打群架，无恶不作。他们五、六个大男生把我们三个女生围在了饭桌前，同学们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的心在发颤，手也有些不由自主地哆嗦，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我故作视而不见状，继续低头吃我的面条。大概是我高傲的态度激怒了对方，他们的一个头头把我的碗给夺了过去，往里面吐了好几口吐沫，还把烟头丢在了碗里，恶声说道：叫你吃！于是，我愤怒了，用力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转身站在对方面前，用我的一双闪着怒焰的"牛眼"死死地盯住对方。大概是我独创的"眼功"功力高强，把对方的目光逼向了窗外。于是，他发现了新的"敌情"--我村几个男生在街面上跑动。他们立即丢下我们，先去迎战我们村的男生。街面上充满着火药气息，店老板赶紧招呼我们从厨房后面的小路逃了出去。前年，我和几个同学重返插队的村庄，在途经当年的公社时，还专门下车去寻找那个曾经令我惊心动魄的饭庄。虽然街面已经有了些变化，那个小饭庄里也增设了小包间，但是，当我绕到厨房时，我找到了那条通向广阔天地的小路。此时，店老板已经换成了年轻后生，他父亲--那位当年搭救过我们的中年老板已然逝去，但是，这里依然透着温馨和亲切。
我离开农村后，去了三线工厂，我大概算是那里的第一代徒工。一切都是从无开始。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我们先用手工锉、制零件，后来用机器冲压零件，甚至不可思议地参与了用手敲、肩扛的原始方式，生产出第一辆东风牌样板卡车。住的就更差了，先住"外面雨大下、里面雨小下"的芦席棚，后来住进了自己盖的干打垒楼房，现在，和我一起学徒的伙伴，还有不少留在武当山下的十堰市。经他们的手，这个工厂已经成为著名的集团公司，生产的军用卡车装备军队，生产的"雪铁龙"、"富康"等系列小轿车也满世界地跑在各个城市的道路上。
我后来辗转回到了北京，做了技术工人，还被推荐当了工农兵学员。这时，已经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了。上层的斗争依旧在继续，但是，我们已不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娃娃了，我们也在思考国家应如何发展，路应该怎样走。对于党和国家来讲，"文革"这场大动乱是灾难。但是，这场灾难对我们来讲，是历史的课堂。虽然耽误了我们正常的学业，但是，却的的确确让我们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学习了"游泳"，让我们接触到复杂的社会，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认识了人性的"善和恶"，体会到了"与天奋斗"的艰难、"与地奋斗"的辛苦、"与人奋斗"的困惑。
我有幸用我最好的年华，投身在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这不得不承认得益于"文革"十年的磨练。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充实自己，要把"动乱"中失去的补回来。
当国家提出"要依法治国"时，我学习了法律，主攻经济法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法，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改革开放中。当国家关注农村的经济建设时，我加入了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学习用金融杠杆作用繁荣农村的建设。当国家决定试行股票交易时，我又加入了证券行业，促进着市场化的进程。所有这些，在当年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事业，但是，我们尝试了，在开放与借鉴中实施着改革探索。这中间有不少失败，也有局部牺牲。我曾经工作过的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在改革进程中关闭了，我为之服务的证券公司与另一家证券公司依法合并了，这些都在当时的媒体、金融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我也曾将在这两个新兴行业的一些经历，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给后人借鉴。
当然，我只是个小人物，参与不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但是，在微观的局部工作中，我也有颇为得意的业绩。最近，有一位过去的同事来找我，请我为她打一场经济官司。她反复对我说，她之所以选择我来代理，是因为她记得我曾经在处理公司的法律纠纷时，成功地影响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条文的修改，公平地保障了公司的利益，避免了国有资产不必要的损失。她的话，勾起了我已然淡忘的回忆。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我奉命去处理一场公司与一家私营企业的经济纠纷，该企业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资金支持，成功地发展起来，却企图利用当时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与合同的瑕疵，规避其还款责任。由于当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公司很可能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败局。于是，我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部门，与起草条文的老法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请求他们对这一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一周后，修改过的法律条文传到了当地的主审法院，及时保护了国家资产的损失。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点业绩，没有获得单位领导的嘉奖，却记忆在同事们的心里，怎能不让我感动？
回顾我的经济工作，虽然也曾率先成立农村保险公司，超前策划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甚至鼓捣人民银行出台了相关的行业条例，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我所从事的是与社会百姓息息相关的金融业，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群体事件。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我们不是政府官员，但又要遵循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规则。体制的不完备，时常使我们担当起不伦不类的角色。我们经常为维护改革成果，为保护公司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游说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员工以及事件所涉及的人群，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情和理解，从而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成绩是显著的，也多次得到公司的认可。所以,虽然说我是个小人物，但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小人物。这责任心，来源于童年接受的教育，来源于"十年动乱"中的磨炼，来源于对改革开放的信念，来源于共和国的培养……。
共和国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是画龙点睛之笔。我属于和平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父辈经历过的炮火硝烟，但是，我们生活的年代并不平凡。我们为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虽然要让位于新一代，但我们相信：无论发展进程如何艰险，问题如何多，只要坚持发展，只要建立科学发展观，我们的国家就必定繁荣富强、代代兴旺。
光阴似箭，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今年60岁了，正是欣欣向荣的壮年时代，前景光辉灿烂。我们这些随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虽说生理年龄已经算作老年，但是，我们的心却依然生机勃勃地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跳动着。
回顾我们成长的历程，还真是有很多故事。共和国的每一步脚印，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在我们的身上。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故事。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拾过铁钉、铁片，交给学校去"大炼钢铁"，支援国家"超英赶美"。我们参加过"除四害"，拿着小苍蝇拍打苍蝇，参加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我们也在街道办的"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凑过热闹。在我们上二、三年级时，班里有三、四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转学离开了我们，朦朦胧胧地听说他们的家长被"反右"了。我们还亲历了首批中小学"教育改革"，学制从"九年一贯制"到"十年一贯制"再回到十二年的学制，短短的四年中，仅一篇《大雪山》的课文，在我们的课本里就先后出现过三次。一、二年级尝试学习俄文，因考试成绩为全班都不及格而告终。我们接受劳动观教育，自己动手生产的象棋，曾经充斥在北京市的大、小商店里。随着国家不断增多的外事活动，我们也经常参加迎宾仪式，代表新中国儿童向外国元首献花。在国家每年一度的国庆游行中，我们曾多次站在少年先锋队的彩车上，代表"祖国的花朵"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们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尊老爱幼、互相帮助"、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要"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等优良品质，当然，也有"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牢记阶级斗争"等革命教导。
我们接受的有革命传统教育,也有中外经典文化熏陶。例如，儿童读物有《半夜鸡叫》、《鸡毛信》、《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话剧、歌舞剧有《马兰花》、《以革命的名义》、《年轻的一代》、《货郎与小姐》、《哈姆雷特》、《一仆二主》、《天鹅湖》、《睡美人》等。同时，也能欣赏到我们的古典戏曲和曲艺。电影更没少看。记得我接受到的第一次阶级教育，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那时我很小，大概上幼儿园，根本看不懂电影里的故事。但是，当我看到电影里的妈妈把她刚出生的宝宝放进"育婴堂"的大抽屉里后，又后悔了，再把抽屉拉开时，里面的孩子已经没有了的画面时，不禁大声问道：她为什么不要她的孩子了？当大人解释说"因为没有吃的"后，我自以为是地说：没有吃的可以喝牛奶呀。爸爸说我就像"晋朝"哪个皇帝，生在蜜罐中不知天下疾苦，提出老百姓没有饭吃"何不食肉糜"的傻问题。在他们的抓紧教育下，我才朦胧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连饭都吃不上，哪里会有奶喝？我作为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呀！
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看到拾荒的老婆婆艰难地拉着装满破烂（现今称作"废品"）的木板车，总要上前去帮助推车，因为要"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一天，我被老师留下来补习听写，走出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学校后门外面围着一大群人，我挤了进去，只见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正在用一根劈了叉的竹棍抽打拾破烂的老婆婆，周围那么多围观的大人，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我也不知吃了什么豹子胆，冲到那男孩子面前，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斥责他的恶行。这男孩抬手用他手上的竹棍猛抽了我一鞭，顿时，我的脖子右边火辣辣地疼痛起来。不知是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的效果立竿见了影，还是接受许多革命前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榜样的影响，一贯好哭的我居然能够岿然不动地怒视着对方，直到那男孩在我的目光下转身离去。人群散去后，我在哥哥同学的护送下，到了车站，这时才偷偷地用手摸了一下疼痛的脖子。好家伙，脖子居然肿胀高出了好大一块。后来，哥哥姐姐们嘲笑我保护的是"地主婆"，说在新社会拾破烂的可能就是"地主婆"，于是，我不再去帮助"地主阶级"了，也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
我上的小学是市里的重点学校,我们班的同学有国家主席的儿子,也有资本家、小业主、反革命的子女。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也有小学教师、京剧演员、普通市民的孩子。大家在学校里没有等级差异，没有高人一头或低人一截的心态。高级干部的子女也与平民子女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窝窝头，困难时期也一样饿肚皮。学校对孩子们也都一视同仁。我们班里唯一的一件由高干子女挑起来的事件是：前苏联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攻击斯大林，高干子女在家中获悉此事，抢先采取了举动，从家里搬来了斯大林的画像，放在讲台前，大家就跪在课桌上给斯大林像磕头。这件事情惊动了校领导，由于是涉及苏联"老大哥"的政治问题，校领导当时还没有得到有关传达，唯恐出现闪失，把领头的几个高干子女叫到教导处去批评劝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涉及国际政治问题的行动，至今仍被我们这帮当年的孩子们津津乐道。
我进中学时，正赶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际外交，需要培养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外交人才，而且，还要从小抓起。于是，我就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老师推荐考入了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据学校老师介绍，我们学校是从我们这届开始强调学生的出身。因此，在我的同学中，按照"文革"的说法，成分最高的也就是个"职员"（现在称为"一般干部"）。我们一进入中学的大门，就接受教育，批判"自来红思想"的思想，检讨不良的学习动机。我记得，有一次召开年级大会，听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检讨"自来红思想"，批判自己有当外交官、坐汽车、出国、吃奶油面包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时，我还在下面幼稚地嘲笑她想得真长远。说实话，我那时可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想法，思想很单纯：前途自有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我们是党的好孩子，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由于我们是住校，学校开展学习解放军的活动，吃饭前要按班级排队唱着革命歌曲进饭堂。早上，起床铃声一响，要赶紧打起背包下楼集合，集体长跑到前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学校女生少，穿件花衣服都会有人提意见。我因为个子长得快，衣服都小了，姥姥把我的一件有小花的衣服接了个白边，改成了夹克衫，还特意配了个白领子，结果，我穿到学校后，同学就提意见了，我连忙解释是姐姐给我的衣服，穿小了，姥姥给改了改，没有违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这才取得同学的谅解。可见，我们的传统教育抓得有多紧了。
中学上了两年，一直都是在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我想,"文革"初期中学生的"反叛"行径，恐怕就是对这种强化教育的逆反。记得学校教导主任说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应该到广阔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时，我是火冒三丈，反感地冲他嚷道："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你们老师是什么？你们是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你们培养的我们！"
说到老师，不能不提"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出的一件大事。学生打死了两个老师。这恐怕就是"反叛"到了极至。打人的学生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出身是一般干部家庭，并不是学校的"红卫兵"。正因为他们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所以，格外地要表现出他们的革命性。不知是哪位老师向学生透露出两位老师有复杂的历史，甚至可能有血案时，这几个要"革命"的同学就表现起来，义愤填膺地杀向两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家里，把他们拖出来打，很快就打死了。大概，我们学校是开了打死老师的先河。出事后，大家都很害怕，不知会怎样处理，还把在对面学校上学的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平平也请了过来。据说上层的政策是不能压制革命小将的革命热情，公安部门也有相应指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我们学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其实，老师队伍也并不纯洁，要是没有个把别有用心的老师，怎么会发生这种惨案呢？造反派的老师也很会整学生。"复课闹革命"后，他们把我们全体学生拉到远郊区农村去劳动锻炼，挑动当地的民兵和贫下中农来批斗学生。甚至，还有的学生挨了打。恰巧此时，传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的消息，于是学生们借机集体"造反"，返回了学校。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也得听工人阶级的。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给我们搞了几次"忆苦思甜"，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随后，又动员我们"上山下乡"。
我是怀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思想下乡的。因为学校不再上课，父母都分别被审查关押，我们整天东游西逛的实在没有意思。北京郊区的景点与非景点已经被我们这帮同学玩遍了，北京城的老字号饭馆被我们用节省下来的饭费吃遍了，能够搜罗到的"禁书"也被我们囫囵吞枣地传看过了，学校里的那些大、小"造反派"们依然热衷于社会上的"闹革命"，不甘寂寞的我急于想脱离这城市里的浮躁。于是，报名下了乡，成为了时代的儿女--插队知青。
插队的生涯确实让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山西农村女人平日是不下地"动弹"（当地对出工的表述）的，我们几个女生每天跟着老爷儿们一起"动弹"，工分没有少拿，只是我们村很穷，每个工分最多才值七分钱。因此，我在农村的那几年，没有分到过钱，只是分配粮食、柴草等。有几次国家给穷困地区的困难户发放救济粮，大队把我们知青都报了"大肚汉"，才获得多一些的救济。"劳动关"对于我来讲，好像并不成为问题。因为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父亲的要求下，每年冬天都要将锅炉工叔叔铲出来的炉渣担到胡同里的垃圾站去。因此，下乡后担水、担粪、担谷子都不成问题，干活的架势还经常得到乡亲们的称赞。
有一次，刚下完雨，我跟着队里的几位老汉去一个中农家的"高级"（当地对厕所的称谓）掏清粪。我担着满满的粪桶下山坡时，脚下一滑，身后的粪桶被"悠"了起来，从头到脚浇了我一身的大粪。幸亏那中农为占队里的便宜，往"高级"里对了很多的水，以便增加粪的桶数，所以，浇到我身上的尽是稀汤，但这也是很令人恶心的。乡亲们让我赶紧回去冲洗。我是一点都不客气地跑到村里的井台上，摇起水桶就给自己一桶接一桶地淋浴。山西的水很金贵，那口井是老乡们吃水用的，我却大肆地在那里污染。可是，善良的乡亲们都没有指责我，还主动帮助我清洗井台。从那以后，队长再没让我担粪。
生活上的艰苦就不用说了，反正国家拨的安家费，我们是一分钱也没见到，我们女生住在牲口棚旁边的仓库下面，冬天不能烧炕，队里用水缸给我们搪了个炉子，根本就不导热，早上起来被子上是一层白霜，地上的棉鞋被冻得硬邦邦的，要砸软了才能穿上。身上被跳蚤咬得体无完肤。探家时，妈妈看得只掉泪。后来，自己发明用浸了敌百虫（农药杀虫剂，现在大概已经淘汰了）的衣服做睡衣，才有所改善。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老乡家的炕头上坐坐。老乡家也不富裕，家里有吃公家饭的人家，稍微好一些。完全靠劳动工分吃饭的人家，过得都很紧巴。村里有个孤老汉，每年夏收后都要出外讨饭。
我们知青口粮是够吃的，但平时总是吃高粱面、玉米面和土豆，没有白面和青菜。于是，我们只要手里有俩钱，就到八里地外的公社（乡镇）街上吃碗净白面条，买几个两样面（玉米面和白面）的馍解馋。一天，我和两个女生到公社街上下馆子，吃白面条，结果遇见同样去公社赶集的北京十五中学（男校）的插队知青。这个学校在宣武区是挂上号的坏孩子学校（对不起，得罪了）。什么"拍婆子"（大街上找女朋友）、抢帽子、打群架，无恶不作。他们五、六个大男生把我们三个女生围在了饭桌前，同学们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的心在发颤，手也有些不由自主地哆嗦，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我故作视而不见状，继续低头吃我的面条。大概是我高傲的态度激怒了对方，他们的一个头头把我的碗给夺了过去，往里面吐了好几口吐沫，还把烟头丢在了碗里，恶声说道：叫你吃！于是，我愤怒了，用力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转身站在对方面前，用我的一双闪着怒焰的"牛眼"死死地盯住对方。大概是我独创的"眼功"功力高强，把对方的目光逼向了窗外。于是，他发现了新的"敌情"--我村几个男生在街面上跑动。他们立即丢下我们，先去迎战我们村的男生。街面上充满着火药气息，店老板赶紧招呼我们从厨房后面的小路逃了出去。前年，我和几个同学重返插队的村庄，在途经当年的公社时，还专门下车去寻找那个曾经令我惊心动魄的饭庄。虽然街面已经有了些变化，那个小饭庄里也增设了小包间，但是，当我绕到厨房时，我找到了那条通向广阔天地的小路。此时，店老板已经换成了年轻后生，他父亲--那位当年搭救过我们的中年老板已然逝去，但是，这里依然透着温馨和亲切。
我离开农村后，去了三线工厂，我大概算是那里的第一代徒工。一切都是从无开始。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我们先用手工锉、制零件，后来用机器冲压零件，甚至不可思议地参与了用手敲、肩扛的原始方式，生产出第一辆东风牌样板卡车。住的就更差了，先住"外面雨大下、里面雨小下"的芦席棚，后来住进了自己盖的干打垒楼房，现在，和我一起学徒的伙伴，还有不少留在武当山下的十堰市。经他们的手，这个工厂已经成为著名的集团公司，生产的军用卡车装备军队，生产的"雪铁龙"、"富康"等系列小轿车也满世界地跑在各个城市的道路上。
我后来辗转回到了北京，做了技术工人，还被推荐当了工农兵学员。这时，已经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了。上层的斗争依旧在继续，但是，我们已不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娃娃了，我们也在思考国家应如何发展，路应该怎样走。对于党和国家来讲，"文革"这场大动乱是灾难。但是，这场灾难对我们来讲，是历史的课堂。虽然耽误了我们正常的学业，但是，却的的确确让我们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学习了"游泳"，让我们接触到复杂的社会，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认识了人性的"善和恶"，体会到了"与天奋斗"的艰难、"与地奋斗"的辛苦、"与人奋斗"的困惑。
我有幸用我最好的年华，投身在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这不得不承认得益于"文革"十年的磨练。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充实自己，要把"动乱"中失去的补回来。
当国家提出"要依法治国"时，我学习了法律，主攻经济法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法，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改革开放中。当国家关注农村的经济建设时，我加入了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学习用金融杠杆作用繁荣农村的建设。当国家决定试行股票交易时，我又加入了证券行业，促进着市场化的进程。所有这些，在当年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事业，但是，我们尝试了，在开放与借鉴中实施着改革探索。这中间有不少失败，也有局部牺牲。我曾经工作过的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在改革进程中关闭了，我为之服务的证券公司与另一家证券公司依法合并了，这些都在当时的媒体、金融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我也曾将在这两个新兴行业的一些经历，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给后人借鉴。
当然，我只是个小人物，参与不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但是，在微观的局部工作中，我也有颇为得意的业绩。最近，有一位过去的同事来找我，请我为她打一场经济官司。她反复对我说，她之所以选择我来代理，是因为她记得我曾经在处理公司的法律纠纷时，成功地影响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条文的修改，公平地保障了公司的利益，避免了国有资产不必要的损失。她的话，勾起了我已然淡忘的回忆。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我奉命去处理一场公司与一家私营企业的经济纠纷，该企业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资金支持，成功地发展起来，却企图利用当时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与合同的瑕疵，规避其还款责任。由于当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公司很可能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败局。于是，我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部门，与起草条文的老法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请求他们对这一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一周后，修改过的法律条文传到了当地的主审法院，及时保护了国家资产的损失。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点业绩，没有获得单位领导的嘉奖，却记忆在同事们的心里，怎能不让我感动？
回顾我的经济工作，虽然也曾率先成立农村保险公司，超前策划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甚至鼓捣人民银行出台了相关的行业条例，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我所从事的是与社会百姓息息相关的金融业，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群体事件。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我们不是政府官员，但又要遵循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规则。体制的不完备，时常使我们担当起不伦不类的角色。我们经常为维护改革成果，为保护公司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游说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员工以及事件所涉及的人群，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情和理解，从而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成绩是显著的，也多次得到公司的认可。所以,虽然说我是个小人物，但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小人物。这责任心，来源于童年接受的教育，来源于"十年动乱"中的磨炼，来源于对改革开放的信念，来源于共和国的培养……。
共和国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是画龙点睛之笔。我属于和平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父辈经历过的炮火硝烟，但是，我们生活的年代并不平凡。我们为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虽然要让位于新一代，但我们相信：无论发展进程如何艰险，问题如何多，只要坚持发展，只要建立科学发展观，我们的国家就必定繁荣富强、代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