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伴隨共和國的足跡 —校友的回顧

作者:燕山紅場  於 2013-5-5 05:0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燕山紅場文庫|通用分類:前塵往事

轉帖者告知: 這是中學母校同學、戰友的文章,偶在網路間發現,同感身受,故信手轉來,副題是筆者補充的。憶當年,爾等在中山公園「密謀」 《挺進報》的 「出籠」,轉載三問中央文革,與當時的時局唱反調,總共出版了10期,現在都已經成為了往事。回顧是為了展望未來做些什麼,不妨記取磨難的體會,圓滿度過晚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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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到這個世界時,沒有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出生時,我們的國家已經開始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了。在同齡的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們中間,有不少叫"抗美"、"援朝"等這樣具有時代特徵的名字。我們這代人,曾經被前輩們親切地稱作"祖國的花朵"。我們的童年,也確實如同"花朵"一般被呵護、澆灌。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我們由"嬌嫩的花朵"成長為"八、九點鐘的太陽",經歷了"在大風大浪中學習游泳",進而成為"祖國的棟樑",如今又步入了"站好最後一班崗"的行列。
  光陰似箭,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今年60歲了,正是欣欣向榮的壯年時代,前景光輝燦爛。我們這些隨共和國一同成長的一代人,雖說生理年齡已經算作老年,但是,我們的心卻依然生機勃勃地隨著共和國的發展而跳動著。
  回顧我們成長的歷程,還真是有很多故事。共和國的每一步腳印,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在我們的身上。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特點故事。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拾過鐵釘、鐵片,交給學校去"大鍊鋼鐵",支援國家"超英趕美"。我們參加過"除四害",拿著小蒼蠅拍打蒼蠅,參加全民愛國衛生運動。我們也在街道辦的"人民公社"的食堂里湊過熱鬧。在我們上二、三年級時,班裡有三、四個孩子莫名其妙地轉學離開了我們,朦朦朧朧地聽說他們的家長被"反右"了。我們還親歷了首批中小學"教育改革",學制從"九年一貫制"到"十年一貫制"再回到十二年的學制,短短的四年中,僅一篇《大雪山》的課文,在我們的課本里就先後出現過三次。一、二年級嘗試學習俄文,因考試成績為全班都不及格而告終。我們接受勞動觀教育,自己動手生產的象棋,曾經充斥在北京市的大、小商店裡。隨著國家不斷增多的外事活動,我們也經常參加迎賓儀式,代表新中國兒童向外國元首獻花。在國家每年一度的國慶遊行中,我們曾多次站在少年先鋒隊的彩車上,代表"祖國的花朵"接受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我們被教育要"愛祖國、愛人民、愛和平"、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要"尊老愛幼、互相幫助"、要"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要"熱愛集體、熱愛勞動"、要"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等等優良品質,當然,也有"千萬不要忘記過去"、"牢記階級鬥爭"等革命教導。
  我們接受的有革命傳統教育,也有中外經典文化熏陶。例如,兒童讀物有《半夜雞叫》、《雞毛信》、《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等。話劇、歌舞劇有《馬蘭花》、《以革命的名義》、《年輕的一代》、《貨郎與小姐》、《哈姆雷特》、《一仆二主》、《天鵝湖》、《睡美人》等。同時,也能欣賞到我們的古典戲曲和曲藝。電影更沒少看。記得我接受到的第一次階級教育,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看電影。那時我很小,大概上幼兒園,根本看不懂電影里的故事。但是,當我看到電影里的媽媽把她剛出生的寶寶放進"育嬰堂"的大抽屜里后,又後悔了,再把抽屜拉開時,裡面的孩子已經沒有了的畫面時,不禁大聲問道:她為什麼不要她的孩子了?當大人解釋說"因為沒有吃的"后,我自以為是地說:沒有吃的可以喝牛奶呀。爸爸說我就像"晉朝"哪個皇帝,生在蜜罐中不知天下疾苦,提出老百姓沒有飯吃"何不食肉糜"的傻問題。在他們的抓緊教育下,我才朦朧知道,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連飯都吃不上,哪裡會有奶喝?我作為新中國的兒童是多麼幸福呀!
  還有一件記憶猶新的事。我在上小學二、三年級時,看到拾荒的老婆婆艱難地拉著裝滿破爛(現今稱作"廢品")的木板車,總要上前去幫助推車,因為要"尊老愛幼"、"助人為樂"。一天,我被老師留下來補習聽寫,走出學校時,天已經黑了。我看見學校後門外面圍著一大群人,我擠了進去,只見一個比我大的男孩子正在用一根劈了叉的竹棍抽打拾破爛的老婆婆,周圍那麼多圍觀的大人,沒有一個人出面阻止。我也不知吃了什麼豹子膽,衝到那男孩子面前,瞪大眼睛,惡狠狠地盯著他,斥責他的惡行。這男孩抬手用他手上的竹棍猛抽了我一鞭,頓時,我的脖子右邊火辣辣地疼痛起來。不知是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的效果立竿見了影,還是接受許多革命前輩在敵人面前寧死不屈榜樣的影響,一貫好哭的我居然能夠巋然不動地怒視著對方,直到那男孩在我的目光下轉身離去。人群散去后,我在哥哥同學的護送下,到了車站,這時才偷偷地用手摸了一下疼痛的脖子。好傢夥,脖子居然腫脹高出了好大一塊。後來,哥哥姐姐們嘲笑我保護的是"地主婆",說在新社會拾破爛的可能就是"地主婆",於是,我不再去幫助"地主階級"了,也有了"階級鬥爭"的觀念。
  我上的小學是市裡的重點學校,我們班的同學有國家主席的兒子,也有資本家、小業主、反革命的子女。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後代,也有小學教師、京劇演員、普通市民的孩子。大家在學校里沒有等級差異,沒有高人一頭或低人一截的心態。高級幹部的子女也與平民子女一樣穿打補丁的衣服,吃窩窩頭,困難時期也一樣餓肚皮。學校對孩子們也都一視同仁。我們班裡唯一的一件由高幹子女挑起來的事件是:前蘇聯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攻擊斯大林,高幹子女在家中獲悉此事,搶先採取了舉動,從家裡搬來了斯大林的畫像,放在講台前,大家就跪在課桌上給斯大林像磕頭。這件事情驚動了校領導,由於是涉及蘇聯"老大哥"的政治問題,校領導當時還沒有得到有關傳達,唯恐出現閃失,把領頭的幾個高幹子女叫到教導處去批評勸說。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涉及國際政治問題的行動,至今仍被我們這幫當年的孩子們津津樂道。
  我進中學時,正趕上國家要大力發展國際外交,需要培養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外交人才,而且,還要從小抓起。於是,我就在這個大背景下,由老師推薦考入了外語學院附屬外語學校。據學校老師介紹,我們學校是從我們這屆開始強調學生的出身。因此,在我的同學中,按照"文革"的說法,成分最高的也就是個"職員"(現在稱為"一般幹部")。我們一進入中學的大門,就接受教育,批判"自來紅思想"的思想,檢討不良的學習動機。我記得,有一次召開年級大會,聽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學檢討"自來紅思想",批判自己有當外交官、坐汽車、出國、吃奶油麵包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時,我還在下面幼稚地嘲笑她想得真長遠。說實話,我那時可沒有這些不"健康"的想法,思想很單純:前途自有黨安排,黨叫幹啥就幹啥,因為我們是黨的好孩子,要像雷鋒叔叔那樣"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由於我們是住校,學校開展學習解放軍的活動,吃飯前要按班級排隊唱著革命歌曲進飯堂。早上,起床鈴聲一響,要趕緊打起背包下樓集合,集體長跑到前門--"鍛煉身體、保衛祖國"。學校女生少,穿件花衣服都會有人提意見。我因為個子長得快,衣服都小了,姥姥把我的一件有小花的衣服接了個白邊,改成了夾克衫,還特意配了個白領子,結果,我穿到學校后,同學就提意見了,我連忙解釋是姐姐給我的衣服,穿小了,姥姥給改了改,沒有違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原則,這才取得同學的諒解。可見,我們的傳統教育抓得有多緊了。
  中學上了兩年,一直都是在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直到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我想,"文革"初期中學生的"反叛"行徑,恐怕就是對這種強化教育的逆反。記得學校教導主任說我們是修正主義的苗子,應該到廣闊農村去接受再教育時,我是火冒三丈,反感地沖他嚷道:"我們是修正主義的苗子?那你們老師是什麼?你們是修正主義的溫床,正是你們培養的我們!"
  說到老師,不能不提"文革"初期,我們學校出的一件大事。學生打死了兩個老師。這恐怕就是"反叛"到了極至。打人的學生當時也只有十五、六歲,出身是一般幹部家庭,並不是學校的"紅衛兵"。正因為他們沒有被批准加入"紅衛兵",所以,格外地要表現出他們的革命性。不知是哪位老師向學生透露出兩位老師有複雜的歷史,甚至可能有血案時,這幾個要"革命"的同學就表現起來,義憤填膺地殺向兩位有"歷史問題"的老師家裡,把他們拖出來打,很快就打死了。大概,我們學校是開了打死老師的先河。出事後,大家都很害怕,不知會怎樣處理,還把在對面學校上學的劉少奇主席的女兒劉平平也請了過來。據說上層的政策是不能壓製革命小將的革命熱情,公安部門也有相應指示,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我們學校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其實,老師隊伍也並不純潔,要是沒有個把別有用心的老師,怎麼會發生這種慘案呢?造反派的老師也很會整學生。"複課鬧革命"后,他們把我們全體學生拉到遠郊區農村去勞動鍛煉,挑動當地的民兵和貧下中農來批鬥學生。甚至,還有的學生挨了打。恰巧此時,傳來毛主席派工人宣傳隊進入學校的消息,於是學生們藉機集體"造反",返回了學校。因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貧下中農也得聽工人階級的。工宣隊進駐學校后,給我們搞了幾次"憶苦思甜",讓我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隨後,又動員我們"上山下鄉"。
  我是懷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思想下鄉的。因為學校不再上課,父母都分別被審查關押,我們整天東遊西逛的實在沒有意思。北京郊區的景點與非景點已經被我們這幫同學玩遍了,北京城的老字號飯館被我們用節省下來的飯費吃遍了,能夠搜羅到的"禁書"也被我們囫圇吞棗地傳看過了,學校里的那些大、小"造反派"們依然熱衷於社會上的"鬧革命",不甘寂寞的我急於想脫離這城市裡的浮躁。於是,報名下了鄉,成為了時代的兒女--插隊知青。
  插隊的生涯確實讓我們這代人難以忘懷。山西農村女人平日是不下地"動彈"(當地對出工的表述)的,我們幾個女生每天跟著老爺兒們一起"動彈",工分沒有少拿,只是我們村很窮,每個工分最多才值七分錢。因此,我在農村的那幾年,沒有分到過錢,只是分配糧食、柴草等。有幾次國家給窮困地區的困難戶發放救濟糧,大隊把我們知青都報了"大肚漢",才獲得多一些的救濟。"勞動關"對於我來講,好像並不成為問題。因為我上小學時,就經常在父親的要求下,每年冬天都要將鍋爐工叔叔剷出來的爐渣擔到衚衕里的垃圾站去。因此,下鄉后擔水、擔糞、擔穀子都不成問題,幹活的架勢還經常得到鄉親們的稱讚。
  有一次,剛下完雨,我跟著隊里的幾位老漢去一個中農家的"高級"(當地對廁所的稱謂)掏清糞。我擔著滿滿的糞桶下山坡時,腳下一滑,身後的糞桶被"悠"了起來,從頭到腳澆了我一身的大糞。幸虧那中農為占隊里的便宜,往"高級"里對了很多的水,以便增加糞的桶數,所以,澆到我身上的儘是稀湯,但這也是很令人噁心的。鄉親們讓我趕緊回去沖洗。我是一點都不客氣地跑到村裡的井台上,搖起水桶就給自己一桶接一桶地淋浴。山西的水很金貴,那口井是老鄉們吃水用的,我卻大肆地在那裡污染。可是,善良的鄉親們都沒有指責我,還主動幫助我清洗井台。從那以後,隊長再沒讓我擔糞。
  生活上的艱苦就不用說了,反正國家撥的安家費,我們是一分錢也沒見到,我們女生住在牲口棚旁邊的倉庫下面,冬天不能燒炕,隊里用水缸給我們搪了個爐子,根本就不導熱,早上起來被子上是一層白霜,地上的棉鞋被凍得硬邦邦的,要砸軟了才能穿上。身上被跳蚤咬得體無完膚。探家時,媽媽看得只掉淚。後來,自己發明用浸了敵百蟲(農藥殺蟲劑,現在大概已經淘汰了)的衣服做睡衣,才有所改善。實在冷得受不了,就到老鄉家的炕頭上坐坐。老鄉家也不富裕,家裡有吃公家飯的人家,稍微好一些。完全靠勞動工分吃飯的人家,過得都很緊巴。村裡有個孤老漢,每年夏收后都要出外討飯。
  我們知青口糧是夠吃的,但平時總是吃高粱面、玉米面和土豆,沒有白面和青菜。於是,我們只要手裡有倆錢,就到八里地外的公社(鄉鎮)街上吃碗凈白麵條,買幾個兩樣面(玉米面和白面)的饃解饞。一天,我和兩個女生到公社街上下館子,吃白麵條,結果遇見同樣去公社趕集的北京十五中學(男校)的插隊知青。這個學校在宣武區是掛上號的壞孩子學校(對不起,得罪了)。什麼"拍婆子"(大街上找女朋友)、搶帽子、打群架,無惡不作。他們五、六個大男生把我們三個女生圍在了飯桌前,同學們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的心在發顫,手也有些不由自主地哆嗦,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為了穩定自己的情緒,我故作視而不見狀,繼續低頭吃我的麵條。大概是我高傲的態度激怒了對方,他們的一個頭頭把我的碗給奪了過去,往裡面吐了好幾口吐沫,還把煙頭丟在了碗里,惡聲說道:叫你吃!於是,我憤怒了,用力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轉身站在對方面前,用我的一雙閃著怒焰的"牛眼"死死地盯住對方。大概是我獨創的"眼功"功力高強,把對方的目光逼向了窗外。於是,他發現了新的"敵情"--我村幾個男生在街面上跑動。他們立即丟下我們,先去迎戰我們村的男生。街面上充滿著火藥氣息,店老闆趕緊招呼我們從廚房後面的小路逃了出去。前年,我和幾個同學重返插隊的村莊,在途經當年的公社時,還專門下車去尋找那個曾經令我驚心動魄的飯莊。雖然街面已經有了些變化,那個小飯莊里也增設了小包間,但是,當我繞到廚房時,我找到了那條通向廣闊天地的小路。此時,店老闆已經換成了年輕後生,他父親--那位當年搭救過我們的中年老闆已然逝去,但是,這裡依然透著溫馨和親切。
  我離開農村后,去了三線工廠,我大概算是那裡的第一代徒工。一切都是從無開始。本著"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我們先用手工銼、制零件,後來用機器衝壓零件,甚至不可思議地參與了用手敲、肩扛的原始方式,生產出第一輛東風牌樣板卡車。住的就更差了,先住"外面雨大下、裡面雨小下"的蘆席棚,後來住進了自己蓋的干打壘樓房,現在,和我一起學徒的夥伴,還有不少留在武當山下的十堰市。經他們的手,這個工廠已經成為著名的集團公司,生產的軍用卡車裝備軍隊,生產的"雪鐵龍"、"富康"等系列小轎車也滿世界地跑在各個城市的道路上。
  我後來輾轉回到了北京,做了技術工人,還被推薦當了工農兵學員。這時,已經提出"抓革命促生產"了。上層的鬥爭依舊在繼續,但是,我們已不再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娃娃了,我們也在思考國家應如何發展,路應該怎樣走。對於黨和國家來講,"文革"這場大動亂是災難。但是,這場災難對我們來講,是歷史的課堂。雖然耽誤了我們正常的學業,但是,卻的的確確讓我們在社會的"大風大浪"中學習了"游泳",讓我們接觸到複雜的社會,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認識了人性的"善和惡",體會到了"與天奮鬥"的艱難、"與地奮鬥"的辛苦、"與人奮鬥"的困惑。
  我有幸用我最好的年華,投身在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中,這不得不承認得益於"文革"十年的磨練。我們抓緊一切時間和機會充實自己,要把"動亂"中失去的補回來。
  當國家提出"要依法治國"時,我學習了法律,主攻經濟法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法,並將這些知識應用於改革開放中。當國家關注農村的經濟建設時,我加入了農村信託投資公司,學慣用金融槓桿作用繁榮農村的建設。當國家決定試行股票交易時,我又加入了證券行業,促進著市場化的進程。所有這些,在當年幾乎都是從零開始的事業,但是,我們嘗試了,在開放與借鑒中實施著改革探索。這中間有不少失敗,也有局部犧牲。我曾經工作過的農村信託投資公司在改革進程中關閉了,我為之服務的證券公司與另一家證券公司依法合併了,這些都在當時的媒體、金融界引起過不小的轟動。我也曾將在這兩個新興行業的一些經歷,以小說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其中不乏一些經驗和教訓,希望能給後人借鑒。
  當然,我只是個小人物,參與不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制訂。但是,在微觀的局部工作中,我也有頗為得意的業績。最近,有一位過去的同事來找我,請我為她打一場經濟官司。她反覆對我說,她之所以選擇我來代理,是因為她記得我曾經在處理公司的法律糾紛時,成功地影響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條文的修改,公平地保障了公司的利益,避免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她的話,勾起了我已然淡忘的回憶。
  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事情。我奉命去處理一場公司與一家私營企業的經濟糾紛,該企業藉助國有投資公司的資金支持,成功地發展起來,卻企圖利用當時法律條文的不完善與合同的瑕疵,規避其還款責任。由於當地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我們公司很可能面臨無法收回投資的敗局。於是,我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的部門,與起草條文的老法官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請求他們對這一現象予以高度重視。一周后,修改過的法律條文傳到了當地的主審法院,及時保護了國家資產的損失。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的這點業績,沒有獲得單位領導的嘉獎,卻記憶在同事們的心裡,怎能不讓我感動?
  回顧我的經濟工作,雖然也曾率先成立農村保險公司,超前策劃成立產業投資基金,甚至鼓搗人民銀行出台了相關的行業條例,但是,更多的還是在充當"救火隊員"的角色。我所從事的是與社會百姓息息相關的金融業,因此,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群體事件。在處理這些事件時,我們不是政府官員,但又要遵循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規則。體制的不完備,時常使我們擔當起不倫不類的角色。我們經常為維護改革成果,為保護公司的利益,為維護社會的穩定,而遊說有關部門、單位的領導和員工以及事件所涉及的人群,得到他們的支持、同情和理解,從而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成績是顯著的,也多次得到公司的認可。所以,雖然說我是個小人物,但卻是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小人物。這責任心,來源於童年接受的教育,來源於"十年動亂"中的磨鍊,來源於對改革開放的信念,來源於共和國的培養……。
  共和國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小平同志"發展是硬道理"的論述是畫龍點睛之筆。我屬於和平環境中成長的一代,我們沒有經歷過父輩經歷過的炮火硝煙,但是,我們生活的年代並不平凡。我們為共和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貢獻。雖然要讓位於新一代,但我們相信:無論發展進程如何艱險,問題如何多,只要堅持發展,只要建立科學發展觀,我們的國家就必定繁榮富強、代代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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