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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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東移還是重返中東——美國政治結構中的外交選擇

作者：長白山於 2013-5-8 14:0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1評論

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國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決於這個國家隔幾年發表的各類白皮書和各式研究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國際社會對其外交政策接受、認可的程度。結構決定性質，外交同理。筆者試著從這個角度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並對其「戰略東移」后可能的走向做出必要的判斷。

希拉里推行的「戰略東移」未「達標」

2010年1月12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在夏威夷檀香山市傑斐遜紀念廳發表題為《亞洲的地區性架構：原則與重點》的演講，向世界正式表達了美國外交「重返亞洲」的轉向。但是，希拉里的「戰略東移」政策並不表明美國外交轉向符合美利堅民族利益，恰恰相反，它是一項單純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謀利的外交選擇。

2008年起美國出現次貸危機是美國在中東由軍事失敗導致的政治失控，及隨之出現的伊朗、俄羅斯做出的減少美元結算石油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美國經濟問題不是生產而是金融即美元問題。對美元來說，因為美國缺乏實體生產及相應的民族工業能力，如果失去中東從而失去石油支撐，它就得另尋一筆類似蘇聯解體而釋放出的巨量浮財以墊底。美國白宮官僚「買辦們」比照蘇聯解體的經驗認為這筆浮財只可能來自中國，由此便有了希拉里的「戰略東移」政策。但希拉里也面臨著巨大風險，由於中東失控，歷史留給美元的時間非常有限，華爾街留給希拉里兌現承諾的時間也不會太長，如果在短期內不能搞垮中國，那「戰略東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場短暫的春夢。

「天安艦」事件前後，希拉里青睞的「茉莉花」運動在北非勢如破竹，可在中國卻碰了壁。美國在東海舉行了一連串軍演，高調宣布要將60%的海外軍事力量「移師亞太」，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廂情願地翹盼中國「一枝『茉莉』出牆來」。可幾年下來，希拉里一無所獲。中國挺過來了，可美元卻撐不住了，隨之而來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著她極力推行的「戰略東移」沒有在規定的時間裡完成規定的任務。不達標，自然就要走人。

「茉莉花」運動在北非勢如破竹，可在中國卻碰了壁

二戰後美國政治出現「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

我們說希拉里的「戰略東移」是一場春夢，就要對其進行夢的解析。這要從美國政治結構及其決定的外交走向說起。

國家需求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美國最早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反抗英國壓迫中形成。從華盛頓開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利堅民族屬於被歐洲壓迫的民族，美利堅合眾國屬於被歐洲壓迫的國家，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即反歐洲壓迫的色彩，這一時期美國的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與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需求大體一致，尚屬民族資本範疇。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美國躋身世界強國提供了機會，美國利用這次戰爭聯手蘇聯，將東歐讓給蘇軍解放，由此歐洲被所謂「鐵幕」一分為二，歐洲世界霸權從心臟地帶被摧毀。隨後，美國與蘇聯並列成為世界霸權大國。

在這「從奴隸到將軍的」轉變中，美國的軍工生產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樣，美國軍工集團也因此得到極大的政策優惠。在太平洋戰爭前夕，羅斯福曾對軍火大亨們說：「我將盡我所能，通過儘快地向世界上大約40或50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這裡，「維護它們的獨立」就是保持歐洲破碎狀態的另種表述；換言之，只要歐洲保持破碎，美國軍火就有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進入冷戰，美國與蘇聯全球爭霸再次刺激並強化了美國的軍事工業。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大批量且長時期的軍事訂貨在為美國崛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美國製造了一個尾大不掉且反客為主的龐大的「軍工複合體」。這是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變化。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性，在他卸任總統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龐大的軍事編製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

艾森豪威爾提到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美國當時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與華爾街狼狽為奸的軍工財團需要的是軍火生意，而拉動軍火工業的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華爾街軍工複合體就必須迫使白宮不斷製造敵人，以此促使美國外交不斷強勢升級直至戰爭。

這時的美國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軍火商操縱了。美國政府許多重要官員，特別是國防部的官員都是軍火商的代言人。

今天美國已失獨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這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到底是誰的，是美利堅民族的還是華爾街軍工複合體的。如果白宮能夠決定華爾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已「大權旁落」，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決定白宮而非相反。前陣子，奧巴馬二期連任甫始便遇到的「財政懸崖」，就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國總統的方式之一。事實表明，今日之「美國」已非華盛頓創建的那個美國，它已成了華爾街國際財團而非民族資本的代名詞。

華爾街軍工複合體的片面增長與當年英國以戰爭擴大殖民市場，以殖民市場擴大推動國內生產的結果不同，這些由戰爭開闢的巨額海外收益，並沒有拉動民生領域的生產，除了一部分中飽軍火巨頭的私囊外，其餘的則在華爾街扣除后經白宮財政進入了消費領域，由此刺激了美國服務業而非實體經濟。結果與古羅馬滅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實或虛擬財富湧入美國的同時，也窒息了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的衰落嚴重削弱了美利堅民族獨立的根基：沒有實體經濟生產，美國政府只能聽由華爾街金融財團的擺布。

但這對美國還不是最壞的結局，最壞的結局是在尼克松之後。尼克松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並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對美國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這樣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現在則脫離了國民勞動、直接轉換為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

尼克松之後，美國外交的重點不再是為了獲取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要保證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通過軍事手段保持對石油使用價值的壟斷並強行保證國際社會對美元持續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堅挺。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交易的國家，美國不惜軍事手段予以懲罰。

以美國國民生命代價維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國財富瞬間劇增，但它的主要部分與軍工利潤一樣並沒有迴流給美國國民而是迴流到華爾街；這些巨額回報並沒有增加美國的力量，而是增加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力量。2011年，美國國民發動街頭革命的指向並不是白宮或各州政府而是華爾街。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沒有國家控制的銀行，而美國國家財政要依賴華爾街控制的美聯儲為其注資以及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已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等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美國已從早期民族主義國家蛻變為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已從一個擁有獨立主權和獨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國家，轉變為由國際財團控制的半獨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

中東既是美國安全的基點也是終點

國際政治學者梁亞濱談到石油美元不勞而獲的寄生本質時說：「美國憑藉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迴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說服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美元從黃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時代。美元的基礎也從本國產品轉移到中東石油。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之後的美國外交日益向中東集結，以及石油價格在幾十年間迅速偏離其價值的原因。

金本位條件下的美元要靠勞動產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則要依靠控制世界富油區的戰爭勝利來保證，這大大地滿足了美國華爾街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同時為華爾街金融財團在軍工利潤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軍工保證能源、能源保證金融，金融在軍工、能源雙滾動中增值，從而最終保證華爾街金融資本在美國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賴國際石油交易后，華爾街金融資本就徹底與美利堅民族相分離，並利用其掌握在手的世界資源，牢牢鉗制著美國並使其成為華爾街謀利的工具。

將國家生存的基礎不放在國內產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這等於將美國的安全基點從本土移至中東，結果便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將超負荷的國防任務強加於美國，並使之自越南戰爭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國力。2007～2009年間，美國國防支出佔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占國防支出96%左右，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于軍費了。其間的關係是，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能源的擴張；軍工能源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而危機又恰恰以戰爭的失敗或難以為繼為先導。

經過若干次搖擺后美國可能重返中東

了解了美國政治結構，也就清楚了美國「戰略東移」的本質，從而可以預判美國今後外交走向。目前美國還沒有完全放棄「戰略東移」外交，因為華爾街財閥們還指望中國發生他們希望的政治變化。但中國的發展與他們希望的前景日顯南轅北轍，其間中國顯示出的政治穩定性更讓他們沮喪。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瓊斯在美國某智庫發表講話稱，「轉向亞太」是奧巴馬最後悔的用詞，甚至傳出今年奧巴馬將叫停「轉向亞太」戰略；也有人認為奧巴馬第二任外交將實行「戰略再平衡」政策。什麼叫「再平衡」，說白了就是不讓支撐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來自中國的「浮財」無望，美國只能經過若干次搖擺后重返中東。

最近美國跟塔利班的接觸以及美國國會軍事干預敘利亞的呼聲日高的現象，透露出美國外交再次向中東偏斜的徵兆。美國所謂「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於誰執政並不重要。事實上，白宮目前的咄咄逼人的表態解決不了美元疲軟問題。在中國和中東之間，如果在中國無機可乘，美國只能重返中東。與小布希時期中東政策所不同的只能是，今後美國的中東政策將回歸到尼克松和老布希時期的多邊均勢，並通過均勢控制中東各國的策略：誰當政就跟誰接觸，條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須用美元結算。

由此是否說明中國的壓力減輕或中國在應對美國「戰略東移」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了呢？決不能這樣認為。華爾街金融資本（而非美利堅民族）這隻「狼」在中國周邊轉悠，只能說明它的攻擊有了難度而並不意味它放棄中國這個目標。它還在等待時機。

那麼，中國能否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呢？那要看條件。比較蘇聯解體和中國這些年成功的經驗分析，中國挫敗國際反華勢力圖謀最關鍵的因素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有了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權，黨的意志才能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得到確保。這是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殘酷的中國革命歷程中總結出的，因而決不能淡忘的血寫的治國經驗和思想遺產。堅持這條經驗，我們就能在當前的國際鬥爭中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取得勝利。有了黨的堅強領導，我們就有了取得鬥爭勝利的前提，如果我們再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我們就一定能夠贏得新世紀國際鬥爭的主動權。

如果我們明白了美國的政治結構，由此我們也就明白，中國和平發展的阻力並不是「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民，而是華爾街國際金融壟斷財團。這樣看來，中國外交的對手並不是整個美國，而是佔美國人數很少一部分的華爾街國際財團中的反華勢力。

如果我們把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特別是與美國人民混為一談，那我們就弄不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我們能夠將美國人民與華爾街金融資本區分開來，我們就會清楚敵人在哪裡，我們的戰略力量就能進行合理的配置，我們的外交就會避免出現「左」或右的失誤，如此這樣，就會將我們的事業推向更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