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錢基厚

今年丁酉年是外公錢孫卿（基厚）和三外公錢子泉（基博）誕生130周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夏曆二月初二日午時，與叔兄子泉孿生）。

錢家的聲望在錢鍾書、錢鍾韓這一代似乎達到頂峰。實際上錢家的核心應該是外公和三外公；不僅因為他們培養了錢鍾書和錢鍾韓；更主要是他們培養了錢氏的家風。這一點應該讓錢氏子孫都知道，而且世世代代永遠銘記在心。

這方面主要是外公，身體力行，為孩子們做出了榜樣。外公家的舅舅不僅個個傑出，而且大多剛正不阿，不計個人利益得失堅持真理；只講奉獻，不求索取。

外公一生為江南人民的利益奔走呼號，是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群體，他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中堅力量；外公一生有大局觀，以「愛鄉土。愛鄉人。」的理念，反對「零和」觀念，將資本家的個人利益放到整個民眾的利益中來分析和處理，因而得到廣大民眾擁護，樹立了威信；他主張資本家應當有大局觀，團結協作才能夠互利共贏；主張江南人民只有發展工商業才能夠富裕起來。所以他是真正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典範。

我對於外公的認識是隨著我對於世界和人類文明歷史認識的深入而越來越深刻的。

小時候經常見到外公；卻渾渾噩噩，什麼也不懂。

後來，我聽說他上書當局，說蘇南的地主跟其他地方不同，都是住在城裡的鄉紳，沒有什麼迫害農民的，當時政權還不鞏固，還能夠尊重民主人士的意見，蘇南的土改，的確沒像蘇北和北方那麼血淋淋的殺人

50年到北京后；我上高中和大學，開始懂事了，每年能見到外公幾次。外公每年來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政協和工商聯、民建等會議；一有空就來我家看望女兒，和我父母聊天，還經常帶一些朋友來我家聊天，都是江南的大資本家，在我們家他們聊天都很坦率；外公還和我們講一些資本家當初奮鬥的故事，使我聽到了與政治課上完全不同的聲音。

在我的記憶中，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意見：

一個方面是政府、工會、黨支部對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干預太多；他們根本不懂得市場規律和企業管理，使得生產無法正常進行。

另一個方面意見是公營企業是由上面派來的官員管理，他們根本不懂得企業管理，所以勞動生產率低，產品質量差，廢品多，成本高，為了保護這些公營企業，國家對他們實行低稅制；而對於私營企業則實行高稅制，使得私營企業難於經營，不但無法擴大再生產，連正常的設備更新、產品提高也無法進行。

當時資本家對於政府的許多干預不滿；尤其是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外公和朋友們都憂心忡忡，認為這麼只知道按照上級指示辦事，不按工商業規律辦事，這樣管理下去，他們用心血建設起來的企業要毀了。

這種時候往往外公就表示，現在大家只知道為政府說話，卻沒有人為資產階級說話，我們作為江南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不替他們說話誰來替他們說話？

外公的意見有事實依據，有先進理念，擺事實，講道理，直擊要害，尖銳深刻。

大概正是這樣的為民請命的逆耳忠言，使得一些知識層次低不懂經濟的幹部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在57年大鳴大放時，由毛主席出面邀請他參加座談會，而由於他的性格，不顧錢鍾書在家庭會議上「根本就不要說」的勸告，直言提出批評，而成為毛主席親自點名的大右派。

外公最後一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受到猛烈批判；外公來我家，憤怒地說：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沒有講稿，也不準記錄，完全是隨口講的，根本沒有什麼「六條標準」；現在卻成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還要按照六條標準來劃分右派。怎麼可以這樣？

外公顯得是這樣的憤怒、無奈、無助！沒有地方說理。

本來，外公接到毛主席的邀請是十分鄭重的，為此還專門召集在京親戚開會商量，錢鍾書對於封建帝王的權術也已經講得很清楚，外公不可能不懂；但是在座談會上在毛主席諄諄善誘的邀請下，外公還是發了言。所以外公覺得委屈，沒有地方說道理。道理的道指的是人類社會必須遵守的道德，是大家講理的準則和平台。對於一個根本就不知道道德為何物的人來說，是不存在道德平台的。所以外公感覺無處講理。

這位當年為了無錫人民敢於和軍閥周旋；為了不給日本人工作而躲在上海租界內坐吃山空地苦苦支撐；敢於聯合江南資產階級通電反對國民黨腐敗獨裁，並且在長江被封鎖的情況下派二舅舅冒險渡江給共產黨送情報；在解放軍渡江后籌集十萬擔軍糧的古希老人；在偉人毛主席面前竟然如此孤立無助。他是毛主席點名的「欽犯」，誰敢為他說話，知識分子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連昔日的老朋友也不得不違心地發言批判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威脅下，這位倔強的老人不得不第一次低下了頭，違心地作了檢查！

同延安整風運動一樣，反右也是一場破壞中華文化、毀滅知識分子的運動。作為精英知識分子家庭，必然是重災區。

二舅舅原來是無錫市副市長兼任申新麵粉廠廠長，每月收入四百多元；在參加江蘇省委的座談會後被打成右派，撤銷副市長，只剩下副廠長，每月九十多元，連靜汝的生活費也供不上了，就由九舅舅給；不久九舅舅蒙冤入獄，工資沒有了，就由大舅舅供給。

龍舅舅是與李國豪齊名的橋樑專家，李國豪評為一級，龍舅舅認為自己也應該是一級；這本來是與反右派無關的事情，竟然也打成右派，降為四級，調出同濟大學；直到六十多歲才平反回到同濟，身體已經很虛弱，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龍舅舅是一位天才人物，不但是美國博士，還是大學生橋牌冠軍，這在中國人里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一位天才就這樣毀滅了！

我爹爹在解放前是海關最年輕的代理副稅務司（高級職員），解放后在海關總署人事處當科長（副處級），與許明處長關係很融洽；後來許明調任周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不久爹爹被調入五金進出口公司當科長；他們的處長是從延安來的，不懂業務，外語也不行，所以只有十五級，他對於爹爹的十四級充滿羨慕嫉妒恨；他是靠運動整人上去的；整風運動開始，他讓爹爹參加外貿部葉部長召開的座談會；反右開始，他把爹爹打成極右，從十四級降為十八級（月工資從138元降為87元），下放農村，不準回外貿系統工作。後來，許明知道了，認為爹爹不應當是右派；通過她丈夫安全部孔源部長將爹爹調入國際關係學院工作。

除此以外。大舅舅原來是南京工學院副院長，當時是預備黨員；因為他的入黨介紹人汪院長成了右派，他被停止預備黨員，撤銷副院長。直到79年汪院長平反人江蘇省副省長，院黨委要求大舅舅再寫一份入黨申請，經過黨委再三談話，大舅舅又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才給他恢復黨籍，黨齡從1956年算起；令人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多舅舅原來在第五研究院，是國防工辦下屬的保密單位，當時也是預備黨員；由於受到家庭影響，被迫一次次檢討劃清界限；被延長一年預備期，調出五院去包頭工作。我畢業分配在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工作，離多舅舅原來住的北線閣只有一站，我曾經散步到北線閣車站，習慣性地走了進去，這條我曾經幾次抱著小象或者背著敏汝走過的路，但是多舅舅調走了；人去樓空，物是人非，令人感到傷感！

1959年母親突然去世；我知道外公外婆很傷心；當時我在北京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工作，有一個錢姓同事是無錫人，回家探親，我托他帶點吃的給外婆；他回來後向組織彙報，說我外公是大右派，我還給他們帶東西；我才知道外公在無錫處境很不妙。

1961年我隨黑色冶金學院合併入太原鋼鐵學院，我利用暑假帶妹妹回無錫住了一個月；當時，外公已經被撤銷一切職務，工資從八級（285元）降低為十一級（180多元）；而且一直受到批判；外公卻依然憂國憂民。

1961年那次探親，外公和我談得比較多；當時國家已經極其困難，但是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困難的根源；而外公已經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知道這場災難還將繼續延續下去；但是無人理解，連他有些子女也不理介；他的憂慮無人可以傾訴。

另一方面，我已經在北京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工作了三年，了解不少實際情況；更主要的是：我親身參加了反右運動，親自看到了自己熟悉和了解的親人和同學被「陽謀」欺騙而成為右派。又在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參加了大鍊鋼鐵，周圍都是一流的鋼鐵專家，大家都很清楚，這是一場反科學的鬧劇，後來又為了掩蓋錯誤而公然欺騙說謊。當時我已經從北京黑色冶金設計總院調到太原工作；這中間我沒有犯任何錯誤，每一次都是服從組織決定，認真做好工作；完全是因為掌握大權的官員盲目決策，隨隨便便設立機構，然後不負責任地把整個單位一撤銷了之。作為受害者，我對於社會已經失去了信任。所以對於外公的談話聽的很認真。

外公對於國家前途憂心忡忡；主要談了兩個方面：

一個地方想要富裕起來，必須發展工商業；而要辦企業和管理企業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真正的民族資本家每一個人都有一部奮鬥的歷史，只有依靠他們才能夠發展工商業。現在這些公家派來的官員根本不懂企業，依靠他們是搞不好工商業的。

外公還為我講了一些資本家奮鬥的歷史；我記得他說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去上海學徒時，只帶了一包隨身的衣服；學習了幾年後，他們看準了機會，籌集資金投資麵粉和紡織業，幾次投資都很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才發展起來了。我還記得講了一個印染紡織行業的大老闆（似乎是當時的江蘇省副省長劉國鈞）在建廠之初就遇到了進口的洋貨的競爭，他親自做實驗研究，並且和工人一起在生產車間進行改進，終於超過了洋品牌，佔領了市場，發展了起來。

當時國家已經極其就困難，全國人民都在挨餓；外公認為，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現在這些農村幹部根本管理不好農村秩序和農業生產的；統購統銷在當時穩定了農產品價格，保證了大城市的供應；但是卻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合作化更是嚴重限制農民的自主權和他們的積極性。共產黨的農業合作化失盡民心；現在共產黨還剩下三百萬軍隊；但是一個國家如果只能依靠軍隊來維持政權，失去了民心，農民根本沒有勞動積極性。國家前途堪憂！

過去，聽外公談話，我只是孩子，即使是在上大學以後，他們也還是把我當做孩子，而我對於他們談的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問題也確實一知半解聽不明白。這次，我已經大學畢業而且工作了幾年，外公是把我作為成年人談話的；由於我對於官方的一套說法早已失去信任，對於外公的許多說法不僅感到新鮮，而且感到合情合理，所以聽得很仔細認真；大約因為很久沒有人像我這樣認真聽他講話了，外公談興很濃，一個月內和我談了許多次，越談越深入，範圍也越來越廣，包括婚姻問題等等；外公專門談到九舅母，說九舅舅原來一個月二百多元，入獄后工資不發了，存款凍結了。九舅母一個人四十多元，帶著一個孩子，蘭州生活很苦；外公要寄錢給她，九舅母只說她相信九舅舅是無罪的，她和孩子錢夠了。外公誇獎九舅舅有眼光，找得好，說你找對象就要找能夠同甘苦共患難的。

外公這一個月的談話對我一生影響很深刻；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我遇到許多不合理的奇怪現象，我多次想起外公的話，感覺心明眼亮，似乎比許多同時代人看得更加直擊本質。但是這卻是外公和我最後的一次談話，等我再想聽外公談話時候，卻再也聽不到了！

我外孫上大學后，寒暑假都來看我們，仔細聽我們說話，認真回答我們的問話，我往往會想起外公和我的談話；尤其是今年新年，他已經在伯克利成為美國工程院院士的博士生了，來看我們，還是仔仔細細的聽我們說話，認認真真回答我們問話；我感慨萬千，脫口說了一句：我自己當了外公，才知道外公外婆是多麼愛自己的外孫啊！

後來我下到農村和工廠后，所見所聞完全證實了外公的憂慮；而且實際情況還要嚴重得多。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一片混亂，我再也沒有見到外公。

文化大革命中，無知的紅衛兵當然聽不懂外公的先進理念，就反覆批鬥他，當時外公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紅衛兵對他拳打腳踢，打斷好幾根肋骨，得不到治療，只好由孫女服侍他。

辛亥百年無錫座談會上，靜汝表妹哭著說，她的祖父（我的外公）因為是反革命，死得很慘，走時穿得很單薄，還脫了一件衣服下來，給發配看門的兒子穿。

外公的死，在紅衛兵看來，是輕於鴻毛；只有他們死於武鬥的戰友才是重於泰山。

但是，我堅定地相信，歷史將作出公正判決：江南是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外公一生不顧個人安危為江南人民吶喊、鬥爭，他的一生才是真正的重於泰山。而那些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的人則是輕於鴻毛！

1986年政協紀念外公百歲誕辰，稱他為「諍友」；我卻認為他是畏友：

外公一身正氣，鐵骨錚錚，大義凜然；思想先進，看問題尖銳深刻，一針見血，直擊要害，使落後勢力畏懼！

我過去認為錢鍾書獨善其身，苟全於亂世之中，是最聰明的；既不至於像吳晗、郭沫若那樣被罵名於後世，又不至於受害於當下。但是，當我了解了外公的人生觀、價值觀完全是秉承了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苟利家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正是依靠這種精神才得以傳承五千年而不衰，成為唯一傳承至今的人類古文明；今天我們依然還必須依靠這種精神才能夠實現偉大的復興夢！

正是外公的這種正直無私的精神培養了錢氏家族剛正不阿的家風！

兩家家風高下還可以從兩位大舅舅的對比中明顯看出。

錢鍾書一生持才傲物，誰也看不起，連他的老師也不在他眼中；有一次爹爹看他過於狂妄，就說：三伯伯（三外公）的國學總比你強吧？錢鍾書狂妄地說：就是單論國學，他也不如我。  儒家以孝廉作為道德的根本，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爹爹說起此事，極為不滿。

三外公錢基博在五四時期就是與胡適、錢玄同齊名的國學大師；錢鍾書的國學基礎主要得益於他父親從三歲開始為他打下的基礎。何況「文無第一」，在文學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評判標準。所以錢鍾書這樣說既不謙虛，也不客觀。

事實上，對於國學的理解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技術的層面，就是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旁徵博引，以廣博的知識令人欽佩；毛澤東、錢鍾書這樣的天才人物依靠他們過人的記憶力，都能夠做到。錢鍾書能夠震驚世人的主要是這一方面。

而更深層次的則是理解其文化內涵，也就是真正理解和接受其價值觀；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從本質上理解國學。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國學，是以道德作為基礎和核心價值的；就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而外王」的思想修養。所以真正的國學大師梁啟超、王國維、胡適、傅斯年等等都是道德高尚者。從錢鍾書一生的言行看，與此相去甚遠。不僅遠遠不如外公和三外公；甚至遠不如爹爹、文大舅、二舅、龍舅等同時期的知識分子。

錢鍾書不僅驕傲自負，而且比較自私嬌氣，不能吃苦。1938年錢鍾書夫婦從國外回來；楊絳代健汝回到上海，錢鍾書應聘去西南聯大，爹爹也在昆明海關；僅僅半年，錢鍾書因為生活艱苦和思念楊絳，跑回了上海；他的那一套陽春白雪的學術研究在淪陷區沒有市場，主要靠楊絳寫劇本維持生活；這件事情是爹爹最為詬病錢鍾書的。反觀外公家，已經成年的大舅舅、二舅舅、龍舅舅都在後方，都沒有逃回上海；二舅舅也已經結婚，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龍舅舅在貴州修公路，生活條件比昆明艱苦得多。滿舅舅為了抗日事業被日本人殺害了。把錢鍾書和我家舅舅相比，人格高下立見！ 

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錢鍾書開始學寫小說，就是《圍城》。爹爹曾經和九舅舅談起《圍城》，認為生活在象牙塔中的錢鍾書，生活範圍狹窄，也只能夠寫寫周圍的幾個知識分子；九舅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圍城》中凡是正面形象的人物都是以他家人為原型的，凡是帶有負面色彩的人物都是以我家（外公家）人為原型的。（我當時只有六歲；我至今也不明白，怎麼會被選中成為帶有負面色彩的趙辛楣的原型？）

文大舅舅與錢鍾書從小一起讀書，文大舅老是第一名，但是英文和國文則總是第二；後來錢鍾書以外文系第一名畢業於清華，去英國留學，文大舅則以交大第一名（歷史上總分第二）畢業后留學英國讀博士，因為博士論文的結論觀點與導師不同，文大舅堅持自己研究結論，放棄博士學位；所以人們一般把他視同博士；回國不久即成為浙江大學教授，後來擔任中央大學（當時中國最高學府）工學院院長，解放後為南京工學院副院長；錢鍾書在西南聯大為副教授，後來也只是普通教授；1955年第一次評級，兩人均被評為一級教授；文大舅認為自己資歷淺，堅決只拿二級；錢鍾書則毫不客氣地拿了一級。

文大舅在副院長任上，忙於工作，而且堅持不批文大舅母晉陞副教授，直到反右後被免去副院長，文大舅母才得以升為副教授。

錢鍾書成為一級教授后，為了自保，有三十年幾乎沒有發表著作和文章；除了教學和校譯《毛選》外，主要以讀書度日。

改革開放后，老同學胡喬木任命他為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全國政協常委；對於副部長級待遇：房子、小車、醫療、秘書等等，錢鍾書照單全收；但是既不上班，也不參加會議。在中華民族遭受一場大災難以後，這是為祖國人民服務的好機會，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錢鍾書卻依然讀書寫作，不聞不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安舅舅，當時安舅舅已經是中國計量科學權威，中國計量科學院總工程師，完全有可能成為院士；當時安舅舅在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任上就不計個人得失地履行自己責任。

1986年我去南京，文大舅已經是江蘇省政協主席，正省（部）級，卻依然住在三十多年的南京工學院教授宿舍，坐波蘭的華沙牌汽車（同生表弟告訴我：江蘇省副省級以上幹部都已經住小別墅，坐德國、日本進口汽車了；文大舅是正省級，自己不提，也沒有人管。）

九舅舅原來在上海電力公司有著很好的工作；1954年組織上調他去西北籌建蘭州熱電廠，他不講條件地去了西北；還自己主動請求減去保留工資（從每月四百多元減為二百多元）。大躍進中他蒙冤入獄一年多，後來證明他沒有任何錯誤，但是還是被免去總工程師；他想回南方工作，外公要求他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九舅舅就留在西北工作直至退休。

舅舅們的這些優秀品質是外公言傳身教的結果。外公一生不顧個人安危為江南人民的福祉奔走呼號；在全國人大上為江南人民呼籲而被打成右派；依然為人民吶喊。

我對於外公先進思想的認識是經過了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的。

一，我在農村的所見所聞

1962年至1963年，我曾經下放農村一年。

我在農村所見所聞

在農村我們耳聞目睹了許多農村幹部依靠權勢多吃多佔、欺男霸女的情況；也看到了農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情況：

早上九點多鐘下地，先抽煙和打打鬧鬧玩，十點多鐘開始幹活，十一點多準備吃午飯，春天吃糧食種子，夏天開始吃正在成長的糧食，一直到秋天收成；所以有時候一畝地用一百斤種子，收穫二百來斤糧食；小隊長和農民還要偷偷藏一些。所以畝產有時候不到一百斤。

中午睡上一覺，起來抽煙和玩一會，再幹上一個小時，就收工回家。

我完全明白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人禍；是農民對於合作化和大鍋飯政策的消極反抗，這種集體的消極反抗比舊社會的暴力反抗造成的危害更大。

需要強調，山西農村的情況是比較好的；至少沒有餓死多少人；河南、湖北、四川及西南、西部許多省份大批餓死人。

農民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最大，犧牲最多；但是解放以後他們的命運也最悲慘。如果說舊中國還有富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那麼農業合作化以後，就只有僱農了；農民不但失去了土地，也沒有自主經營權；在災荒年，舊社會還有富戶開粥棚賑災，新中國就只能依靠政府了，如果政府也沒有糧食就只有等著活活餓死。農業合作化以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估計在一億人一上。

《陳雲之路》中記述陳雲在家鄉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他們說：蔣介石不好，我們吃乾飯；毛主席好，我們喝稀飯。在陳丕顯的調查中也遇到類似情況；為了保住大城市的供應，中央不顧農民死活地上調糧食，內部方針是寧可讓人餓死在農村，也不能餓死在大城市。

當然也確實有一些貧下中農的孩子在新中國上了大學或當了幹部，但是畢竟是少數；無法掩蓋農民們整體的悲慘狀況。

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世代貧農，是新中國培養他上了大學，並且成為高級記者；但是在新中國的災荒中父母兄弟一家餓死幾口人；他實在想不通，就利用新華社高級記者的身份，查閱了各省在災荒年代的內部報告，寫成了《墓碑》一書，觸目驚心的事實和數字令人慘不忍睹，人吃人等等許多只有描寫舊社會的小說中才有的悲慘情景，卻在新中國真實地發生了，而且不是一時一地的個別現象。。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非正常死亡情況》、《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糧食、鋼年度實際產量情況》，正式解密，對外公開。
該項國家檔案解密「因飢餓死亡的原始數據是3755萬」。和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估計的至少餓死3600萬，非常接近。

其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農民。

作為對比：八年抗戰，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其中死亡2100萬人。

這是一場人類史無前例的大劫難！

在農村，我真實地看到了農村幹部的真相；他們不僅文化水平極低，而且素質極差，沒有責任感，極其自私，只知道利用手上的權力多吃多佔，欺男霸女。農民幹部大多作風粗野，打罵農民，當地農民告訴我們，有的隊長還捆綁吊打農民，所以四清運動中有的農民上台批判隊長，有時候比恨地主更甚。隊長有時候當眾調戲和性侵婦女，據說還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資誘姦婦女，或者利用權力強姦婦女；農村婦女大多忍氣吞聲；後來因為迫害和強姦知青才鬧了出來。

1973 年 6 月，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前，國務院知青辦曾對各地知青狀況進行了摸底調查。根據 24 個省、市、 區的不完全統計，1969 年至 1973 年 5 月，全國共發生迫害知青案件 2.3 萬餘起。其中，姦汙女知青案件約佔 70% 以上。據國務院知青辦簡報披露：遼寧省 1968 年至 1973 年，共發生摧殘和姦污女知青案件 3400 多起。 四川省 3296 起。河北省，1972 僅年迫害知青案件就 126 起，其中姦汙案 119 起,占 94%。1973 年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 11 期登載，據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一些兵團吊打知青 69 起，僅一師批鬥知青 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黑龍江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事件 365 起；內蒙古兵團被姦汙的女知青達 299 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 209 人。雲南兵團姦汙女知青事件 139 起；廣州兵團姦汙女知青事件 193 起，其中涉案師級幹部 2 人,團級幹部 38 人。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赴上海彙報團彙報材料中提到：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女知青被姦汙 96 人，被捆綁吊打 852 人。

1974 年至 1979 年全國共發生迫害上山下鄉知青案件 41，272 件，處理 28132 件，處理率占發案率的百分之 68.2。知青死亡人數合計 25，690 名，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 15，899 名，非正常死亡人數占死亡人數的百分之 61.9。〔來源： 全國城鎮上山下鄉統計資料》 〕

在上山下鄉時期，任意批鬥、吊打知青事件，在各地農村（農場、生產建設兵團）均有發生。每逢運動來臨，一些被認為表現不好的知青就成為整斗的重點。其毒辣手段有：拳打、腳踢、掌臉、跪板凳、木棍打、皮帶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夾、光身凍（包括女青年）火棍燙、火炭燒等十餘種刑罰。

1973 年 7 月 4 日，新華社《國內動態》第 241 號刊登了一篇 題為《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摧殘迫害知識青年的情況反映》 ：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八團對有缺點錯誤的知青，採取捆綁吊打手段進行迫害。據 1972 年 4 月統計，該團被捆綁吊打的知青達 99 人，許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綁吊打的手段有 29 種之多。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 20 餘人；連長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 黑龍江兵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 50 多人。

在私下聊天中，農民普遍反對農業合作化，認為合作化以後生活太苦了。從後來看到的許多資料表明，反對農業合作化是全國農民普遍的情況。例如：

2011年第4期《炎黃春秋》，尹曙生（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原題為《「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制》的文章中寫道：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是不願意。尤其是農民，通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過上了兩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於是，反抗、鬥爭，不斷出現，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農村幹群關係也突然緊張起來。1956年安徽省刑事案件發案數就比1954年增加2倍。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的社會秩序，當政者們不從自己的執行的方針路線上找原因，而是從沒有肅清的「殘餘反革命」方面找原因。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聽取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於《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簡要總結和1955年工作要點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精神，隨後給中共中央專門寫報告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和減弱，而且是更加緊張和更加複雜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眾對農業合作化的不滿和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造謠惑眾，製造騷亂和反革命暴亂；資產階級中堅決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進行報復破壞活動；一部分反動富農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各項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的報告，在批語中指出：「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安全」，必須「動員全黨和全體人民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嚴厲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

根據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起來了（現在各種史書只寫1950年至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而不寫1955年部署開展的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於是，各省（市）向中央報告並得到批准的鎮壓反革命計劃，包括捕人、殺人具體數據。安徽省上報中央並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數是：1955年2.5萬人、1956年4萬、1957年3萬左右。由於時間緊迫，安徽1955年捕人任務很難完成，所以省公安廳10月28日發出《關於統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的具體實施意見》，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1955年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1,419人沒有任何批准手續），這些所謂「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我在農村的所見所聞，以及後來越來越多的資料正在反覆證明外公的看法和分析。

我想，農村要是還由地主管理，會混亂成這樣嗎？

一，我在工廠的所見所聞

1963年我來到太原鋼鐵公司耐火材料廠。在這裡我主持了耐火混凝土的研究工作。

在這項研究工作中，我為太鋼耐火材料廠贏得了很大榮譽（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太原鋼鐵公司耐火材料廠因為「耐火混凝土的研製和推廣使用」而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這是太鋼耐火材料廠歷史上獲得的最高榮譽。）；還從冶金部得到很大一筆撥款；因此贏得了工農出身的廠長的信任；把我調入主要車間擔任技術組長（相當於主任工程師）也是準備提拔重用的意思，因為歷史上耐火廠的廠長和總工程師都是從這個車間提拔的。我在生產車間工作了十三年。

我在工廠的所見所聞

工人是新中國的一個幸運的群體；在政治上，他們是領導階級，政治運動整不到他們頭上；經濟上，他們的工資、糧食和醫療是有保障的。

我們姑且不論這些有保障的工人只有不到全國人口的5%；我們看看他們的實際情況吧。

我在太原鋼鐵公司工作二十多年，其中十多年在生產車間工作，每天和生產第一線工人在一起，親密無間，無話不說，我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

新中國實行的是低工資、低就業政策；許多工人一個人工作要養活全家人；往往每月人均生活費還不到十元，甚至連憑票供應的物品都買不起。高級工（月工資60元以上）工資二十年不長，物價卻在漲，也很不滿意。

更嚴重的是勞動保護條件差，管理混亂，工人和幹部知識層次低，盲目蠻幹，許多工人都有職業病，不到五十歲就病魔纏身，往往活不到60歲。

工人主要用三種方式表達不滿：

1，消極怠工：

除了熱工設備等連續運轉的工序以外，一般崗位，白班工作四五小時；夜班要睡覺，一般只干三四個小時；夜班連熱工設備工人也敢睡覺；在自動記錄儀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動降溫的過程；但是法不責眾，幹部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有。

在工作中不顧質量，實際成品率往往不足一半；我的幾個重要任務：向監督站求情放過去；去化驗室想辦法讓理化指標符合標準；與用戶（主要是鋼廠）打嘴架推卸責任。

工人幹活往往不顧設備，設備壞了正好休息。生產中原材燃料浪費十分嚴重。

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尤其是大躍進以後，農民戰爭式的胡鬧的命令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蘇聯專家留下的規章制度沒有人當回事了，管理混亂，工人幹部不僅素質低下，而且普遍充滿怨氣，不負責任；產品質量低劣而不可靠；例如航空軸承鋼在國際上平均壽命為1000小時，中國的航空軸承在多次空中停轉以後，只敢用200小時。更為嚴重的是不同鋼種混號，連軍工鋼也混號；太鋼曾經發生過艦艇鋼板與坦克鋼板混號，被中央軍委點名批評。我對一位熟悉的鋼材監督員開玩笑：美國的降落傘以前老出問題；後來美國國防部規定每一千把仐中隨機抽一把由降落傘廠長試跳，以後降落傘再也沒有出過質量問題。咱們以後規定，從坦克鋼板中隨機抽取一塊，讓你坐在鋼板後面，對鋼板打上一槍，要是混了號連你一起斃了。他連聲說：可別。

在工人中間，能夠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經算是幸運的；許多工人長期與家人分居，十分煎熬；尤其性生活得不到滿足，性騷擾女工，不正當男女關係；在太鋼居住區有不少暗娼，單身工人還相互介紹。

找大夫走後門開病假條休息；有時候病假太多，無法生產，幹部只好根據表面印象不準；結果真有猝死現場的。

一些工農出身的幹部，作風簡單粗暴，有時候與工人之間關係很緊張；吵架、罵人，甚至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２．在工作時間用公家材料給自己干私活。幹部也經常利用權力叫工人給自己干私活。

３.發牢騷，罵大街發泄不滿。當時，工人中間流行一段順口溜：工人階級是偉大的。穿的褲子是補下的。抽的煙捲是報紙卷下的。吃的麵條是紅面的（高粱面，吃了后大便乾燥困難）。

太鋼是大型國營企業，一半以上為軍工用鋼，以管理嚴格著稱，待遇也是比較高的，尚且如此，其他工廠可想而知了。

人是社會的主人，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消費者。一種社會制度的先進與否主要看它能不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關鍵在於給他們勞動的自由權，使他們充分發揮其創造性和積極性，同時要保障他們能夠充分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

而新中國恰恰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走了一條根本錯誤的道路。

在新中國，知識分子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敵人，沒有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

對待農民，用農業合作化剝奪了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和自主經營權，用低價強迫收購農產品來殘酷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

在工商業，消滅了成功的有經驗的經營管理者，代之以一批毫無經驗的低素質管理者，實行低工資剝削工人以積累資金。

但是，不剝削工人農民又去剝削誰呢？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維持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需要大量錢。地主、資本家的投資是工業化的資金；他們上交的稅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主要資金來源，現在沒有了。當初為了調動農民奪取政權的積極性，把本來可以用來投資的地主的財產分給了農民；由於不保護私有財產，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資本家的資本紛紛外逃，例如榮氏家族因為榮德生年事已高,不願出國,留下小兒子榮毅仁和大約十分之一資金，其餘都送往海外。中共接管上海時，百分之八十的工商精英把資金轉移至港台和海外，民間資本早在1948年起已經通過廣州大量抽逃至香港。（《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華東財委的由來與影響》）而國際資本是不敢投向一個不保護私有財產的國家的。

在這種情況下，不剝削工人農民又去剝削誰呢？結果是極大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生產效率低下，資金更加緊張，只好更加殘酷地剝削勞動者，勞動效率更低；如此形成惡性循環；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在奪取政權以後犯錯誤，而是在奪取政權時就採取的是飲鴆止渴的極端路線種下的禍根的必然結果。

人類歷史發展是依靠少數成功人士帶領大家創造更多財富，來消滅貧窮；列寧主義是帶領窮人起來消滅富人，然後大家一起受窮。這是典型的極端勢力理論。但是在落後國家卻往往很有市場，這是他們在落後國家能夠取得勝利，從而使這些國家更加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後，工人大批下崗，生活無著；大多數工人都失去了醫保；許多老工人幾個月領不到退休金，看病沒有錢只好硬挺著。

我對於工農出身的幹部並無偏見，我們的私人關係親密無間；但是對於他們的管理水平卻實在無法恭維，根本就談不上管理，只知道完成上級下達的數量指標；至於設備精度根本顧不上管，只要能夠動起來就小車不倒只管推，所以產品質量根本無法保證；生產管理一片混亂。

工農幹部普遍沒有經濟意識，沒有市場意識，生產產品是為了完成上級的任務；他們只知道對上級負責，很少考慮對企業負責；他們只知道完成上級的指示，而很少考慮上級指示的後果，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他們也只要向上級彙報就沒有責任了。我想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幹部，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這種連蘇聯都無法想象的荒唐事情，才能夠在中國通行無阻。

我經常想，如果讓外公的資本家朋友來管理企業，會管理成這樣嗎？

我在太鋼耐火廠做了一件引發耐火材料技術革命的重大科研成果；但是開始時，完全是我們自己奮鬥的；課題是由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反革命、右派分子提出的；開始時，沒有經費，只能夠利用已有設備和材料，通過私人關係協作進行，直到引起冶金部的專家關注，才得到支持。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又為了提拔重用而把我調離科研崗位。去車間管理生產。完全不懂得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並不需要當官，而是要發揮其所長。

對於把我調離不燒耐火材料研究，冶金部也有看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冶金部已經癱瘓；洛陽耐火材料研究院聽說我被調去生產車間工作，《耐火材料》雜誌編輯部專門派了一位編輯特地來找我約稿，要我寫一篇有關不燒耐火材料的發展方向和前景展望的綜合性文章，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但是聲明只是我個人意見，不能用集體名義發表。他們經過認真研究后表示，按照當時政策不允許用個人名字發表，即使是權威人士也不行。我要求將原稿退還給我；他們說在院內傳閱時找不到了。

令我欣慰的是，我看他們發表的文章，在以後一段時間內的研究方向與我的意見是一致的。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觀點：理想的膠結材料應該是耐火材料本身的超細粉（當時還沒有納米材料的概念），利用超細粉表面的分子間力將材料結合成為一個整體；這種混凝土在加熱過程中強度會越來越高，而且有很高的耐火度；後來，隨著超細粉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二氧化硅微分的大量應用，證實了這個觀點。

不燒耐火材料的核心技術在於膠結材料和外加劑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卻長期無人關注。後來，隨著不燒耐火材料的大量使用，除了水泥以外，各種膠結材料越用越多，這些材料都是從其他行業借用過來的，不完全適合不燒耐火材料；我給冶金部耐火處寫了一封信，建議開展不燒耐火材料專用膠結材料的研究，建議組織研究工藝，確定流程，制定標準，組織生產。

後來，冶金建築研究院主管材料的副總遇到我，告訴我：冶金部把我的信批轉給了他們；他們院老一代研究材料的都是學土建出身的；後來來了一些學材料的，但是沒有學化工的，所以沒有開展研究。

以後我就沒有再過問不燒耐火材料的研究工作了。

我想如果外公的朋友當老闆，對於我取得的這樣一件壟斷性的先進技術，一定會組織專人進行推銷，並且為我組織專門的研究隊伍，使我們的技術永遠保持領先地位。而決不會調我去管理生產車間。

現在看來，外公的許多理念和看法是極其先進的。但是必須要懂得人類文明價值觀才能夠理解。

所謂的「剝削階級」是社會的成功人士。他們中的先進知識分子是人類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工業文明；也就沒有工人階級；也就沒有今天人類的現代生活

恩格斯說得好：對奴隸制這種可恥現象進行痛罵發泄高尚的義憤是最容易不過的做法，可惜於事無補。奴隸制，即使對於奴隸來說，也是一種進步，戰俘至少比大批被殺掉好，至少保全了性命。沒有奴隸制，便沒有大規模的分工，便沒有希臘文化，羅馬帝國，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220至221頁）。

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沒有資本主義制度，便沒有工業文明，也就沒有現代化的國家，也就沒有現代化的人類世界！

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所謂的「剝削者」則是人類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封建制度是由地主階級創立的；這種制度保證了農業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他們中的先進知識分子則是封建文明的主要創造者。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重要組成部分。

資本主義制度是資產階級創立的；他們中的先進知識分子則是現代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沒有現代文明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知識層次低者往往只能看到創造物質財富的具體勞動，而不懂得人類文明在規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等等方面的關鍵作用。

先進分子的基本特點就是有全局觀念，懂得人類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思維方式是合作包容、互利共贏。對於不同群體之間的暫時的局部矛盾，他們能夠從大局出發進行調解。外公就是這樣一位有大局觀的先進知識分子，他以「愛鄉土。愛鄉人」的全局觀念在不同人士之間協調，同時不顧個人安危為江南人民奔走呼喊。因而贏得江南人民的擁戴，樹立了威望。他既對於土地改革、計劃經濟、公私合營有不同意見；也對於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有不同看法。因為這些都是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如果將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除去維持自身勞動力等所必須的必要勞動以外的價值全部算作剩餘價值，那麼將剩餘價值率作為為衡量剝削的程度，顯然是十分荒誕的。因為剩餘價值中的大部分將用作擴大再生產、發展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用於公共設施建設、建立社會保障體制、維護社會治安、鞏固國防，等等。真正用於資本家個人消費的部分是極少的。而且成功的資本家都是十分節儉的；他們很多人是依靠節儉積累資金的。

我對於沒有背景依靠自己奮鬥大老闆的工作所承受的壓力和辛苦是有一定了解的；我早年聽過外公講了一些資本家奮鬥的故事，後來在一個大型車間從事生產管理十多年，退休后又幫助一個朋友從零開始創辦了一個小企業；對於民營企業老闆的辛苦是深有認識的：選擇產品、市場調研、原料進貨渠道、籌措資金、尋找場地、建設廠房、聘請技術工人、購置設備和安裝調試、招募工人和管理人員、應付各方面的關係人員（政府有關管理部門、銀行、客戶、供貨單位等等）等等；日常的生產組織管理和各種突發事故：銷售包括宣傳、尋找客戶、了解客戶信譽、談判合同、按照合同供貨、催款等；生產管理包括員工紀律、工作情況、勞動力調派、臨時工、按照合同組織生產、設備維護檢修、原材燃料的數量和質量保證、產品質量保證、人身安全保證、經濟核算；意外事故包括人身事故、設備事故和各種自然災害；還有各種法律訴訟；等等，一個沒有靠山的老闆幾乎是365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工作，夜以繼日，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其承擔的風險和工作壓力是工人無法相比的。一般人是難以想象的。

那麼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剝削者呢？

當然有，官僚資產階級就是真正的剝削者；像現在的太子黨富豪們；他們既不掌握先進科學技術，也不善於經營管理，只是依靠親友的權勢就可以壟斷市場、壟斷貸款，甚至於壟斷行業：石油、電信、電力、金融等等，發大財。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剝削者。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骨幹，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則是現代化的領路人；江南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地區；他們的先進分子也就是中國工業化的領路人。外公就是這個先進群體的傑出代表。

長期以來，中國將魯迅作為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歷史真相的深入研究，人們將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作為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

認真研究歷史，就會發現：

魯迅既不了解資本主義，也不懂得蘇俄和共產黨，他只是因為爺爺的科場舞弊案導致家庭破產而痛恨舊社會，他只是一個「憤青」；正如毛主席的坦言：

「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

這是一個假設的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案是各式各樣的。但是，毛澤東的答案應該是最具權威性的。

1957年，羅稷南先生曾以此向毛澤東提問。毛澤東回答說：

「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陳獨秀並不了解蘇聯，也不懂得資本主義，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因此被共產國際利用來組織共產黨，但是他連共產黨一大都沒有參加；在實際工作中他逐漸認識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蘇聯的真面目。

陳獨秀在中東路事件中堅決反對當時的中共中央對蘇聯的賣國政策而被開除黨籍；在抗戰時期堅決不接受蔣介石和他的當了高官的學生的幫助，在貧病交困中死去。陳獨秀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於資產階級在人類發展進步上關鍵作用的認識，顯然無法與外公相比較。

胡適既懂得中華文化又了解西方文明，長期宣傳先進思想；是當之無愧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他堅持不做國民政府的官，只當北大校長；但是在抗戰期間，為了民族大義，他出任駐美大使，為宣傳中國的抗戰事業和爭取美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做出重大貢獻。他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清醒的認識。

  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之際，周恩來致電胡適，企圖說服「自己所敬愛的人」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偏偏不為周恩來的滔滔萬言所動，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這個東西，在蔣先生那裡，是多和少的問題，而在毛先生那裡，是有沒有的問題；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但是胡適和政治人物的鬥爭只是採取逃避的辦法，跑到美國去。而且胡適對於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了解也遠遠不如外公。

外公傳承了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品格，他堅持生活在本土，以「愛鄉土。愛鄉人」的全局觀點，代表中國最先進的群體——江南資產階級的利益，不顧個人安危與一切落後勢力鬥爭；被打成右派以後，依然不停止為民請命，直至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外公一生體現的正是中國歷代志士仁人「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高貴品質！

歷史實踐證明，外公對於土地改革、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以及計劃經濟、企業管理等的看法，都是正確的。許多觀點比較幾十年後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要高明得多。

外公才是真正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典範！我從親身經歷深入認識了外公的偉大和先進，我為外公驕傲！

謹以此文紀念外公誕生130周年！

          大雄寫於丁酉年之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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