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七·二零」事件

戴維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軍區某些官兵和「百萬雄師」一些群眾因對中央的決定不滿，圍攻和衝擊了毛澤東主席和謝富治為首的中央代表團駐地東湖賓館，抓走並打傷了中央代表團成員王力和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等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也被打傷。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轟動全國、全世界的武漢「七·二零」事件。

　　關於「七·二零」事件，筆者見到多種版本。主要有：陳再道將軍的回憶文章；權延赤的《微行——楊成武在一九六七》一書；師東兵寫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書中的有關記述；《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紀希晨老先生的大作；當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記事》；葉永烈的有關文章，還有一些互相傳抄的文革「記實文學」作品和互聯網上似是而非的東西等等。筆者認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許多重大情節的描述和評論上有很大出入。筆者認為，寫書人有自己的權力評論任何事情，但不能憑道聽途說指鹿為馬，拿歷史事實開玩笑。

　　文革以來，許多中國人學會了一個毛病，只要一個人被打倒，哪怕是暫時的，就一無是處，一切皆壞，就可以任意罵，任意往他身上潑污水；只要一個人還在台上，手中還有權，就一切皆好，就不能說半個不字，哪怕他放個屁也是香的。

　　文革史大俠（北俠）師東兵說：「寫人物，記事件，不因個人的好惡和偏見而左右筆鋒，是作家的起碼道德。如果真想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必須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對待一切史料。不因功而抹過，也不因罪而廢功。」師東兵大俠說得多麼好呀！

　　多年以來，關於武漢「七?二零」事件，人們聽慣了一個調子，那就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為了搞亂全國，派王力打著中央文革的旗號去武漢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反軍亂軍，因此導致了『七?二零』事件的發生。」

　　在寫武漢「七·二零」事件前，必須首先澄清一個鐵的事實，那就是以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謝富治為首的、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空軍政委余立金、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再含為成員的中央代表團究竟是誰派出的？對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連陳再道老將軍和許多「大作家」也說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至於可愛的張佐良醫生寫的「七·二零」事件，更令人啼笑皆非。書中竟然有這樣的話：「由此可知武漢『七·二零』事件是『中央文革』預先策劃並一手操縱的。王力遭人打被人抓，那是他該有的報應。」既然這樣，張醫生又說：「周恩來再次趕飛武漢是為毛澤東解圍，救出王力和謝富治。」后一句話張醫生說的倒是實話，但是，誰圍困了毛澤東？圍困毛澤東是鬧著玩的嗎？王力的確是毛澤東、周恩來下了死命令救出來的，按張醫生的觀點，周恩來救王力純粹多此一舉。

　　這些年，曾在大人物身邊工作過的人寫回憶錄很時髦。一個毛澤東的「反叛的御醫」李志綏，不知誰（當然是中共的大人物）批准他跑到了美國，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編亂造，寫書罵共產黨，醜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轟動了全世界，成了賣身投靠國外反共、反華勢力的小丑。筆者對李志綏毫無成見，但據許多材料揭發，李志綏本人正是個流氓成性、道德敗壞、吹牛撒謊不臉紅的十足的小人。據揭露，這個罵別人老不正經的「御醫」，竟然干過同晚輩女子同池共浴和在公園裡耍流氓的勾當。至於他的出身，更同無產階級不沾邊（註：筆者始終反對唯成分論）。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個躲在偉大領袖身邊的「階級異己分子」竟然沒有被揪出來示眾。據說此人是汪東興向毛澤東推薦和擔保的，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李志綏還沒寫完醜化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回憶錄后就暴病而亡，他可能是累死的，也可能是天報應，但他的回憶錄的確轟動了全世界，並且賺了不少美金。有人說李志綏靠出賣主子會流芳百世，有人則罵他是蚍蜉撼樹，遺臭萬年。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傳統是，對忘恩負義、背叛朋友（更不要說毛澤東這樣的主子）的傢伙視為豬狗不如。謝天謝地，文革中李志綏這個躲藏在毛澤東身邊的「定時炸彈」沒有落到紅衛兵、造反派手裡，否則他恐怕連骨頭也被砸碎了。

　　領袖人物身邊的工作人員寫回憶錄，這本無可非議，但寫書有寫書的規矩，特別是寫大人物、大事件，必需掌握充分的史料，慎重下筆，實事求是，象給人治病一樣，哪根血管堵了，哪那根神經斷了，要看清楚了，不能亂來的。

　　書歸正傳。寫武漢「七·二零」事件，離不了王力。王力究竟是什麼人？是人還是鬼？「七·二零」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王力是怎樣被打倒的？王力最後的結局是什麼？這是本書要說明的。

　　「七·二零」事件后，有人把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驚天動地的偉大的革命造反行動」及造成的嚴重後果完全推到王力身上，說是因為王力的「胡說八道」激怒了他們，才導致了事件的發生。這種說法似乎「造反有理」，王力被打倒后當然就成了「造反有功」，但這似乎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王力已經死了，不能再講話了，可他留下了歷史的記錄，那是血寫的事實，也是客觀存在的、被中央審查后認可的事實。

　　一九六八年，王力關在秦城監獄中時，中央專案組為了查清他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情況，找到了他在「七·二零」事件時所用的筆記本，那上面有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武漢時談話的詳細記錄，足有六千多字。有關部門查對了王力當時在武漢所有的公開講話記錄，發現王力的講話全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話的內容。王力個人沒有「貪污」，也沒有「胡說八道」。因此，中央後來不再追究王力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責任。後來，鄧小平通過對王力的長期全面審查后認為：王力同志「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可能為了「節約用紙」，當時中央沒有對此問題專門發文件，所以至今有些人還在那裡「鸚鵡學舌」，起勁地咒罵王力。這些人包括：《人民日報》資深老記者紀希晨；前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吳德；原北京第二外語學院教師、「童懷周」小組成員、后被破格提拔為中紀委委員的汪文風等大大小小的人物。

　　權延赤和楊成武同志在《微行》一書中，也說「七二零」事件是王力惹的禍 ，只不過根源不在王力。楊成武同志後來也被打倒，關在「秦城」七年，受盡磨難，家破人亡，他應當知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是怎麼回事。

　　關於直接導致王力下「地獄」的「揪軍內一小撮」社論問題，歷史的事實是，社論既不是王力寫的，也不是王力審批發表的。寫是林傑寫的，審是關鋒審的，王力當時被武漢的好漢們打斷了腳，躺在「釣魚台」的沙發上聽陳伯達用「福建外語」念了一遍，由陳伯達簽發的。按常識和法律來說，王力何罪之有？至於有文革研究者說1967年初王力曾在一份有關「揪軍內一小撮」文件上籤過字，王力說那可能是胡痴為他代簽的。其實，地球人都知道，歷史的鐵血事實是，關於「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本人也。後來毛澤東看事不好，「龍顏大怒」，說是「毀我長城」。他老人家恰恰忘了自己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中寫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文化主義分子……」這是當時白紙黑字的「最高指示」。漢語中「一批」比「一小撮」要多得多。他老人家要整人，中央文革只好找「替罪羊」。江青、陳伯達、康生之流為保自己，把王力、關鋒、林傑、戚本禹等人陸續端了出來。如果現在有人仍罵王力是「揪軍內一小撮」的專利者，是不是太抬舉了王力呢？是不是誣陷行為呢？

　　順便提及，關於後來所謂王力反總理的「八七」講話，據王力自己辯護說，那是他接見外交口群眾代表時的插話，是別人整理的，根本沒交他本人審閱。而恰恰他在插話中反覆說過，「任何群眾組織只要是反總理的，都必須同它堅決劃清界限。」可這些關鍵的話，整理者卻「漏」掉了。

　　王力說，在「八七「講話中，他講過「外交部可以奪權」以及對陳老總可以暫時打倒一下的話。（註：這其實是毛澤東的話。）他誠懇檢討，向陳老總道歉。但說他鼓吹反總理，實在是冤枉他。

　　書歸正傳。話說一九六七年六月初，全國一些省市已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但有些省兩派仍在打內戰，武鬥嚴重，形勢仍然穩定不下來。毛澤東主席很著急，他建議，有的省可把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和兩派群眾組織頭頭請到北京來談話，解決問題；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團下去就地解決問題。毛澤東對西南地區比較擔心，他聽說四川、雲南較亂，便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去解決問題。

　　古人曰：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來，鬧得一直很厲害。四川人可能愛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氣急，好鬥不怕死。怪不得部隊招兵都願要四川兵和山東兵。四川當時的「產業軍」很厲害，大部分是復轉軍人，偏保守，支持軍隊。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兩派打得十分熱鬧。

　　雲南也不安寧，在我老家山東當過老省長的趙健民在雲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軍區政委李成芳和雲南省軍區政委張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張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檔案拋了出來，說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張力雄等省軍區的五個頭頭抓了起來，鬧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很著急，決定派謝富治、王力帶人去處理問題，因為解放初謝在西南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當地部隊曾經是謝的部下。

　　據王力回憶，派謝富治和王力組成中央代表團去西南「救災」是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的，開始沒有和林彪、周恩來商量。事情定下來之後，毛澤東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來等人。毛澤東讓代表團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趕緊釋放省軍區張力雄等人，再做張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為據薄一波證明，李成芳不是叛徒，歷史上沒有問題。謝富治向毛澤東建議增加空軍政委余立金，毛澤東又增加了已經實現了大聯合、三結合的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代表團工作人員中有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和《人民日報》、《文匯報》記者等人。

　　可能考慮到官多兵少，有許多事務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夠。毛澤東提議：老、中、青三結合，找幾個紅衛兵也參加中央代表團的工作。毛澤東認為，聶元梓不算紅衛兵，蒯大富（清華）沒有實現大聯合，譚厚蘭已和姚文元去過阿爾巴尼亞（譚任副團長），從其他學校派人吧！

　　周恩來讓王力、張根成從幾個大學里挑紅衛兵，政治上要絕對可靠，文革中表現好，有一定能力，身體要好，要嚴格保密。

　　張根成建議，若從幾個學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萬一觀點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團里打起來怎麼辦？不如從一個學校里挑。周總理說，那就從北航選，讓韓愛晶派人吧！

　　張根成找到韓愛晶，經過研究，決定派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參加中央代表團工作。

　　井崗山是黑龍江人，父親是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已去世。井長得人高馬大，口齒伶俐，為人正直，政治可靠，當時是北航革委會副主任，北航紅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紅旗接待過四川許多上訪人員，認識劉、張（劉結廷、張西廷夫婦——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點人物），對四川情況較為熟悉，是合適的人選。胡慧娟（女）是雲南昆明人，熟悉雲南的有關情況，也被選中。當時三人都是二十一歲。

　　另外，當時北航紅旗派駐《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研究生吳介之作為《人民日報》派往代表團的記者同行。

　　由於事情緊急，毛澤東讓代表團準備一下材料，儘快動身。起程前，王力建議謝富治再去向周總理請示、彙報一下，周總理又向代表團具體交代了一些問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代表團一行乘專機到達昆明。雲南省黨、政、軍領導前往機場迎接。此後，中央代表團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後在雲南、四川、貴州三省處理文化革命中的有關問題，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註：代表團在西南的活動情況從略）。

　　七月十三日，中央代表團剛到重慶，周恩來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謝速到武漢。謝問中央代表團的人怎麼辦？總理說一塊來，但未說原因。當時在場的有好幾個人。

　　當時形勢很亂，無論什麼電話線都有可能被竊聽，因此總理未說原因。

　　歷史的事實是，中央原來並沒有要代表團去武漢的計劃，這是突然變更的。武漢出了什麼事？大家都在猜測。因重慶的工作還未完，代表團實難脫身，總理讓務必明天到武漢，究竟什麼事這樣急呢？

　　王力甚至同謝富治商量請示總理能不能不去武漢，並讓張根成給中央文革辦事組打個電話問問，看他們知道什麼情況。關鋒接的電話，說：「去了就知道了，電話里不能說，聽總理安排，沒有討價還價餘地。」

　　這時井崗山突然說：「快七月十六號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漢游泳？去年就是七月十六號去的。」

　　眾人恍然大悟，都誇井崗山聰明，看來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漢了。幾天來，忙得暈頭轉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聽說毛主席要來武漢，代表團的人尤其是井崗山等四個人萬分高興。

　　於是，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時間，抓緊處理完重慶的事務，第二天，也就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午，代表團全體人員飛到了武漢。已經在武漢的李作鵬（海軍政委）乘坐吉普車去機場迎接並把代表團安排住進了東湖賓館「百花二號」，上午剛到達的周恩來總理住在「百花一號」。（註：代表團成員李再含回了雲南。）

　　以上確鑿的歷史事實說明，以謝富治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為成員的中央代表團究竟是誰派出的。所謂王力「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去武漢，挑動群眾斗群眾，因而導致了武漢事件的發生」的說法是多麼令人捧腹。

　　在流傳很廣的政協《革命史資料》第二期和《中國老年》雜誌上陳再道將軍的回憶文章《武漢七.二零事件始末》中說，王力在重慶「連夜和關鋒通電話。他們密謀后，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總理考慮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於是同意了。」

　　陳文中還說，「王力的『四點指示』，武漢軍民（聽到后）肺都氣炸了。」 (註：陳老將軍這話有點誇張，應當說是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的肺氣炸了。)

　　但椐王力說，「這四點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確定的方針，王力既未參加制定，也未傳達，而是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講的。」

　　還有，陳再道說：「毛澤東在武漢接見陳再道、鍾漢華、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時， 我對主席說，現在群眾只聽中央文革的。王力氣呼呼地說，百萬雄師就不聽中央文革的。」

　　據王力說：「這句話不是我說的，而是毛主席說的。我有記錄，在場的人很多，可以作證。當時主席接著陳再道的話說，這要看什麼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

　　還有，陳文說，（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又經批准公布了。

　　王力說：「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有什麼資格去同林彪炮製中央軍委的命令呢？事實上，這十條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葉群記錄的。由秘書送關鋒斟酌文字。關鋒歷來害怕江青說他背後為林彪辦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證。當時這十條基本原封未改動，王力還建議前面加上幾句肯定解放軍支左成績的內容。十條命令是中央軍委發布的，上面有毛澤東的名字。這怎麼成了王力的『功勞』呢？」

　　還有，陳文在引用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的《中央首長接見武漢地區造反派代表談話紀要》時，故意砍掉了周總理的名字，只提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吳法憲和黃永勝的名字（註：這不奇怪，陳再道寫文章時，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壞人。這麼多壞人都批評陳再道，那麼陳再道自然是……，這真是個好辦法。）

　　王力說，這個紀要既然牽扯到周總理的講話，按說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來的名字幹什麼？何況當時吳法憲、黃永勝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長。

　　從以上看來，陳再道和王力的話出入很大，南轅北轍。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後茶餘閑扯蛋，倒也沒什麼，但寫歷史，還是要以事實為據為好。看來陳再道和王力二人總有一人在信口開河，不說實話。

　　書歸正傳。七月十四日中午，謝富治帶領中央代表團進駐東湖賓館后，已先到達的周總理立即召見了他們。（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的書中說他陪總理是十四號深夜到達武漢的，絕對記錯了。）總理同大家一一握手，並特別詢問了北航紅旗四個人的名字、年齡、哪裡人等情況，然後說：「主席今晚到武漢，他老人家一定要來游長江。叫你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主席安全。武漢駐軍過去是你謝富治的部隊嘛！」謝富治說：「是嗎？我怎麼不知道？」總理哈哈大笑，後來一查，果然如此。當時，總理根本未說要就地解決武漢文革問題。

　　毛澤東每年都要到長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庫，也可以游泳，但毛澤東不過癮，他認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風大浪中游泳才過癮。他說，長江水深，水寬，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漢長江里有武昌魚，那是他最愛吃的。

　　當然，毛澤東以七十多歲高齡游長江，絕不僅僅是遊山玩水，這裡還有政治。當時，大國元首的身體狀況屬於絕對機密。毛澤東身體健康與否，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後才知，毛澤東這次來武漢，不僅是為了向全國、全世界顯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親自來解決武漢問題。

　　但是今年，毛澤東來的卻不是時候。火爐般的武漢有好戲等著他。

　　一出北京就不順，火車上的空調壞了，車廂里熱的要命。

　　臨行前，毛澤東讓楊成武、汪東興把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拉上了專列，他要在火車上同鄭維山談論華北的問題。

　　七月十四日晚上九時，毛澤東主席的專列秘密到達武漢，代總長楊成武、中辦主任汪東興和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陪同毛澤東同時到達。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總理未讓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漢軍區主要負責人陳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僅讓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陪他去接主席。當時林彪、周恩來指定劉豐是在武漢保衛毛澤東的主要負責人。

　　寫到這裡，筆者認為有兩件事對之後發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筆，一是原來武漢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百萬雄師的人，周總理到來后，下令把百萬雄師的人換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機場接毛澤東主席不讓陳再道去，毛澤東在武漢的保衛工作也不讓陳再道管，而讓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負責。如果筆者是百萬雄師的頭頭或者是陳再道，心裡絕對是不服氣的，這是人之常情。當時王力曾經向總理建議這樣做不好，但總理說這是中央的決定。這件歷史事實，多年以來無人問津。

　　當時，作為長江三大火爐的武漢，似乎不太歡迎北京來的這些「大人物」。謝富治、王力他們一到，東湖賓館便停了電，據說是檢修電路。房間里沒有空調，簡直熱死人，第二天才有了電。

　　謝富治一邊用大扇子扇風，一邊笑罵道：「熱死老子了，陳再道這傢伙真不夠朋友，一來就給我們一個下馬威。」

　　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等人到達東湖賓館時，見到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他們。楊成武、汪東興同謝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時，指著鄭維山開玩笑說：「我們抓來了一個扒火車的。」鄭維山笑著同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並互相開了一陣玩笑。

　　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住進了東湖賓館「梅嶺一號」，總理的隨行人員和楊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號」。歷史的事實是，當時（七月十四日）周總理僅僅說讓謝富治等人來武漢協助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沒宣布讓代表團解決武漢文革問題，所以謝富治他們認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沒事，天氣太熱，不如出去轉轉，便帶領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員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報，結果被群眾認了出來。王力當時也認為總理和中央沒有交待他們解決武漢問題的任務，也就沒太當回事，認出來就認出來。結果群眾認為中央來人了，兩派都貼出了歡迎標語。謝富治、王力回來后報告了總理，問怎麼向群眾說明。總理說，這也好，群眾正懷疑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這樣正好說是你們來了，以便保護主席的安全。

　　後來王力被打倒后，幾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資料都說這是王力為了出風頭，為了挑動群眾斗群眾而故意打著中央文革的旗號公開亮相，因此導致了「武漢事件」的發生。這種說法最早出自「百萬雄師」的群眾之口，目的當然是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團團長是謝富治，另外，當時謝、王二人還不知道要讓他們協助解決武漢問題，認為隨時有離開武漢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報又何罪之有？

　　七月十五日一早，主席便讓謝富治、王力彙報西南情況，主要由謝富治彙報，王力補充。一個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實是，談了半天，主席才想起總理也在武漢，立即叫總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也來一起聽彙報。（註：關於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這樣寫的——「主席先和總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開了半天會，然後把謝富治、王力叫來彙報工作。」這種故意顛倒順序、歪曲史實的的做法只能說明作者的卑鄙無恥。）

　　王力回憶說，直到這時，主席才說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要代表團作有關準備。總理原定十五號當天要趕回北京，我（王力）很著急，向主席請求：總理不要走，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處理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我（王力）請求總理親自解決大軍區的問題，方針解決了，我們除了保衛工作外，再協助主席作點具體工作，主席和總理都同意了。

　　於是，從七月十五日開始，周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參加了武漢軍區召開的多個會議，聽取了軍區負責人和各支左部隊負責人的彙報，好話壞話都讓講完。會議從十五日一直開到十八日。

　　十八日下午，總理在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作了總結講話，出席會議的只有軍區和有關部隊的負責人約30多人。總理講了十二點意見。主要內容是，武漢軍區把「鋼工總」（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鎮壓了那麼多工人，是不對的，應當平反。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主要責任在於陳再道、鍾漢華同志；「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革命左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團結廣大群眾實現大聯合；「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但他們會起變化。總理最後說，軍區的錯誤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見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對毛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會議結束前，總理宣布了一條紀律，今天會議的內容，暫時保密，不要向下傳達，不要上大字報。先向部隊廣大幹部戰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漢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還沒有表態。

　　王力說，總理的總結講話的確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毛主席和中央的具體指示，他的總結是用毛筆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

　　可是，絕對秘密的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總理的講話內容很快就傳了出去（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總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條決定（後來變成了王力的四條指示）立即象原子彈一樣在武漢三鎮爆炸開來。

　　後來才知道，是武漢軍區獨立師（8201部隊）政委回去立即向幹部戰士傳達的，在會上，政委蔡炳臣和師長牛懷龍還向部下交代，你們對外不要提周總理，主要對著王力來！隨後，「百萬雄師」的人們也很快知道了總理的講話內容。

　　後來，包括「百萬雄師」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說是王力為了挑動群眾斗群眾、出風頭，別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這三條捅出去的。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王力回憶說，主席和總理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針。這些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後來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指出，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綱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它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講得就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主席一條也未改變。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總理聽完后才回去。總理臨行前又讓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向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七月十八日晚九點半散會，總理吃過飯才乘飛機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講了這樣的話：開會時要將陳再道、鍾漢華這一邊再著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條方針他決不改口。他始終沒有講「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主席講「百萬雄師」有群眾，沒有一百萬，至少有十萬，說要做「百萬雄師」的工作，並且要謝富治、王力做「三鋼」、「三新」和「鋼工總」的工作，要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再道司令員。

　　十八日深夜送走總理后，謝富治帶領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員到了水院（「鋼二司」的總部）。此行王力開始反對過，但謝富治說，「新華工」去過了，「百萬雄師」總部也去過了，就是這一派沒去，應該去。到水院后，謝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講了話，每個人不超過二三十句話，沒超出中央確定的方針。謝富治講話中有一句「你們是一支鋼鐵的隊伍」，受到了在場群眾的歡呼。王力按照主席和總理的指示，在講話中特意強調了要求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司令員。（註：經查這是歷史事實。）

　　十九日下午三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了武漢軍區幹部大會，師以上幹部參加。謝富治傳達了總理講話精神，我（王力）講理論問題，從『文革』發展的歷史說起，說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講了「你們這些師級以上領導幹部，對文化革命一點也不理解，象小學生一樣，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課，從ABC講起。」這話他們不愛聽，說我太狂。我是受命協助總理、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我的講話沒有出格，沒有原則錯誤，關鍵是不合他們口味。（註：若當時王力膽敢違背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的「聖旨」，代表中央文革堅決支持他們，再罵他們的祖宗他們也高興。）我講話時間長，謝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東湖賓館后，沒有睡，幫軍區修改檢查。我看了軍區的檢查，軍區領導人說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認為這話言重了，錯誤沒有那麼嚴重，便改輕了。我叫醒謝富治看了以後退給了軍區。軍區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說：「改輕了，軍區很滿意。」

　　從以上王力的回憶看出，是周恩來總理首先把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見——給「鋼工總」平反，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等對軍區正式宣布的。如果說「捅馬蜂窩」的話，是周恩來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說，既是周恩來代表中央講的，就不叫「捅馬蜂窩」，而應當叫「聖旨」，必須貫徹執行。王力給他十個「豹子膽」，也不敢造謠和偽造「聖旨」。

　　王力回憶說，主席離京前說過，「走，我們到武漢保陳再道去」。毛澤東的確是這麼說的。為什麼要保陳再道？這是因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評了陳再道，說武漢軍區支左鎮壓了革命群眾，抓了許多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武漢造反派們被陳再道壓制打擊的厲害，這次得到了出氣的機會。「打倒陳大麻子」的口號和標語充滿了武漢三鎮。陳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檢查，日子很不好過。毛澤東知道陳再道日子難過，他並不想打倒陳再道，他只是想教訓教訓他。為了讓陳再道聽話，改正錯誤，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燒一燒，放到油鍋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時，再把他撈出來，吃起來才香。這就是毛澤東教訓部下的英明策略。嘗過「油鍋」滋味的「老傢伙們」撈出來后，絕對感恩戴德，五體投地，這樣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用慣了這個辦法，但他犯了經驗主義，他沒有想到，後來有一個人不買賬，那就是鄧小平，此是后話。

　　「大老粗」陳再道「是個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毛澤東後來從武漢「走麥城」后這樣罵陳再道。可罵歸罵 ，毛澤東始終沒有打倒陳再道。

　　陳再道的確「頭腦簡單，思想糊塗」，他不知道毛澤東事實上是保他來了。毛澤東把謝富治、王力調來武漢，實際上就是要讓他們幫幫陳再道，讓他按照中央的意見作個檢查，做好下層工作，穩住武漢局勢。至於方向路線錯誤，那算什麼？全國所有軍區哪個沒犯方向路線錯誤？就你陳再道「金貴」，不讓說？文革中，方向路線錯誤值幾個錢？連毛澤東都說，「方向路線錯誤算什麼？改了就好。」你陳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漢軍區（主要是獨立師）一些人和「百萬雄師」的群眾也對中央的決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們甚至懷疑陳再道出賣了他們。他們比陳再道更革命，更「金貴」。他們不甘心被說成「保守派」，更不承認什麼「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要向中央討個說法。於是，他們「無法無天了」，他們「造反」了。

　　吃柿子要檢軟的捏，「造反」當然要看對象。於是，手無軍權又樹大招風的「文革大員」、秀才王力成了「雄師」們的「出氣筒」和攻擊目標。

　　歷史不能假設，假如當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楊成武或陳再道——處在王力的角色，不知歷史結果將會如何？

　　許多歷史學者和當事人後來認為，鑒於武漢當時的形勢，毛澤東和周恩來判斷失誤：低估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的對立反抗情緒；過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權威；不應該讓鎮不住局面的謝富治、王力出面，而應當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召開百萬軍民大會，直接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武漢，並播放毛澤東的講話錄音，特別是「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方向路線錯誤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澤東就乾脆出來向官兵們揮揮手，那結果會如何呢？

　　筆者認為，如果那樣，情況可能大不一樣。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再給他們十個膽，也不敢把周恩來和毛澤東抓起來。毛澤東既然能八次接見紅衛兵，為什麼不能接見武漢軍區團以上幹部和各派群眾組織頭頭呢？

　　但是，事實無情地嘲弄了筆者的幼稚。據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漢事件真相的權威人士講，武漢當時的形勢，就象決了口的長江大堤，誰也難阻擋了，包括陳再道和周恩來。據一些當年的「百萬雄師」朋友說，當時，我們心裡知道謝富治和王力絕對代表中央，我們也知道周恩來和毛澤東就住在東湖賓館，我們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錯誤決定，支持我們。兩派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壓抑的情緒象堆集的乾柴，一點火就會燃燒起來。誰來都是一個樣子，只要不支持我們，甚至壓制我們，我們絕對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謝富治來，換了別的中央首長，我們也照樣找借口圍困「東湖賓館」，但採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對周恩來當然不可能綁架和打傷，但辯論、質問、圍攻幾小時甚至發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時，陳再道講話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們和獨立師的許多人都象瘋了一樣，豁出去了，大家都認為是為真理而戰，根本不想後果，幾十萬人，還有武器，誰擋得住？幸虧有王力當了出氣筒和替罪羊，否則，後果真難設想。

　　乖乖！如此說來，可憐而偉大的王力，他幾乎挽救了中華民族的一次內戰危機。如果不是王力、謝富治乖乖地奉命充當了替罪羊和出氣筒，周恩來必然要出現在第一線。而周恩來（後邊是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無論有多高的談判藝術和領導魅力，不可能改變毛澤東和中央的「旨意」。照「百萬雄師」和獨立師某些人當時的水平和狀態，連陳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來完全有可能成為出氣筒而出現意外。只要周恩來受到了圍攻甚至傷害，全中國必將大亂。那樣，歷史後果將很難預料了。

　　以上所言，雖一家之言，但決非危言聳聽。1967年的北京，反總理的一小撮真正的「516」分子正在瘋狂地「作案」，造成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後果「罄竹難書」。

　　王力其人，參加革命不早也不晚，文革前就是中聯部副部長。他既有些真才實學，又愛夸夸其談，書生氣太濃。用權延赤的話說，這種人稜角足，喜張楊，鋒芒畢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過幾次地獄，再回首，方懂得「秦城難」。權老弟這話有些道理。但因書生氣太濃、鋒芒太露就把一切壞事都推到人家頭上，讓人家下十五年地獄，未免太殘忍了點吧！

　　權延赤在《微行——楊成武在一九六七》一書中說：楊成武問總理「謝富治、王力他們怎麼來了？」總理說「謝富治是我讓來的，王力是自己要求來的」；楊成武問總理，「他來幹什麼？」並掩飾不住對王力的反感。楊成武見謝富治、王力來了，又看看王力帶來的北航紅旗的四名『小將』，他（楊成武）料定這場風暴是免不了啦！豐富的鬥爭閱歷使楊成武有一種特殊的，只屬於出類拔萃的軍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驚和肉麻的話究竟是楊成武同志的原話還是權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無論是楊成武的話還是權延赤的話，筆者認為都是天大的笑話。大作家權延赤同志在這裡犯了一個小小的自由主義的失誤，令人萬分遺憾。

　　寫記實文學首先應當尊重歷史事實，不是寫科幻小說。什麼叫「王力自己要求來的？」什麼叫「王力帶來的北航紅旗四名小將」？這種話按在小學生頭上還差不多，按在周總理和楊成武頭上實在是大不恭。難道楊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紅旗四個人來了武漢」，就「暗暗覺出一種風暴到來之前的特殊予兆」嗎？照此說法，真是太抬舉了王力、井崗山、尹聚平之流了。

　　權延赤先生是寫文革宮庭秘史的「大家」，他寫的許多書很愛歡迎，流傳很廣，影響很大。但是，權老弟的題材都是「舶來品」。對「舶來品」有一個去偽存真、去粗求精的過程，否則就有「假冒偽劣」之嫌。寫了那麼多東西，難免有人打盹、筆打滑的時候，這點，筆者非常理解。

　　據本人所知，一九六七年的楊成武，是堅決擁護支持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堅決支持造反派的。一九六七年的楊成武，也是堅決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則，他不可能當代總長，也不可能當毛澤東的忠誠衛士和聯絡員。「七二零」事件以前，王力正紅得發紫，王力以前同楊成武未共過事，沒有深交，也沒有成見，楊成武不可能一見王力就反感。不能因為王力後來打倒了，就按照相當然的理解去寫歷史。

　　據本人所知，楊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紅旗」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北航成立革委會時，是我派人把聶老帥、楊成武、肖華他們請來的。楊成武等人對「北航紅旗」的支持和讚揚，我們始終引以為榮，引以為戒。聶帥、楊成武、肖華等人對北航紅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後來林彪、江青把肖華、楊、余、傅打成了「北航紅旗」和「天派」的黑後台，「五一六」的黑後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歷史事實。後來，楊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後，重新認識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對他們恨之入骨，這是后話。不能說楊成武同志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就反對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紅旗小將視為魔鬼，這不可能是事實。權老弟有些事不清楚應反覆核實、調查，不應該相當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崗山寫成了韓愛晶，把尹聚平寫成了譚厚蘭。（筆者註：文革之後大量出版（包括香港某左派出版社）的所謂文革文章、書籍、秘史、記實文學、派性文章或奉命文學等大量充斥著類似權延赤大作中的超級笑話。按照今天法制社會的觀點，某些文章的作者已經構成了「指鹿為馬罪」、「誤人子弟罪」和「胡說八道罪」。）

　　按《微行》書中描述，周總理事實上批評了楊成武。周總理說，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是中央代表團成員，是以中央代表團名義來武漢做工作。你楊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務當好聯絡員，搞好安全，準備好船，檢查碼頭，試試水情，還有機場，道路，保證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七月十九號晚，王力在百花二號為陳再道（武漢軍區）修改完檢查稿后，對工作人員傳達了毛主席十八日晚上的談話內容。之後，王力說：「陳再道說他們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這話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們來武漢是為了幫他擺脫困境的。主席說我們是保陳再道來了。陳再道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塗，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圖。」王力說這話時，張根成、吳介之、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場。

　　七月二十日凌晨，謝富治已經休息，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正在聽王力傳達主席的講話內容，突然發現「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獨立師的許多人拿著槍支、長矛、大刀，乘坐吉普車和三輛大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百萬雄師」的頭頭朱兆強、班爾傑、羅得勝、夏菊花等人指揮著這些人包圍了「百花二號」樓，並沖了進來，點名要謝富治、王力出來。這時住在一樓的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井崗山、吳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樓道，並指責來者的行為，雙方發生了衝突。幾個工作人員們哪裡是「雄師」們的對手。在混亂中，朱兆強、班爾傑帶人衝上了二樓。（註：當時工作人員都挨了打，但並沒有「一個個被打倒在地」，井崗山也沒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這時，賓館門口又陸續開進來幾輛汽車，衝進了許多人群，東湖賓館的大門警衛已經形同虛設，而附近的「梅嶺一號」樓里就住著毛澤東。這點，「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許多群眾可能是不知道的，但個別軍官和頭頭是知道的。

　　住在二樓的謝富治發現有人衝進賓館后，立即打電話通知了也住在東湖賓館乙所值班的陳再道、鍾漢華，讓他們立即過來解圍。

　　聽見外面震耳欲聾的「謝富治、王力滾出來！」的口號聲和吵鬧聲，謝富治讓王力待在屋裡，自己先走了出來，面對衝上樓來人群，大聲呵斥道：「我就是謝富治，你們要幹什麼？」又對工作人員說：「讓他們上來！派代表上來！有什麼意見可以談。」

　　「百萬雄師」的頭頭們被謝富治這幾句話震住了，他們遲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鬧和喊叫。實事求是地說，當時謝富治是副總理、公安部長、上將，是陳再道的上級，「百萬雄師」的人不想惹他，他們主要是對著王力來的。

　　謝富治同「百萬雄師」的頭頭們一個個握了手，並問了他們的名字。當謝富治同年輕漂亮的「百萬雄師」頭頭夏菊花握手時，吃驚地問：「你怎麼也來了？」夏菊花昂著漂亮而堅硬的腦袋說：「我怎麼不能來？」

　　謝富治同他們寒暄了一陣，氣氛一下子緩和了下來。謝富治請他們進會議室說話，人群一下子擠滿了會議室。

　　「請問謝副總理，王力的『四點指示』根據何在？憑什麼說我們是『保守組織』？憑什麼說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一個頭頭說。

　　不等謝富治說話，人群中又喊叫了起來。

　　「你把王力交出來！」

　　「王力是破壞武漢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我們要批鬥他！」

　　「對！把王力交出來！打倒王力！絞死王力！」

　　現場一下子又亂了起來。

　　這時，王力突然從房間里走了出來，說：「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決問題，那就請大家冷靜一點。我們歡迎大家提意見。」

　　一見王力王力自己走了出來，謝富治吃了一驚。人們一下子把王力圍了起來，七嘴八舌地紛紛指責他，說什麼話的都有。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擠過來護住了王力。

　　這時陳再道、鍾漢華聞訊趕過來了。陳再道一看這場面，大聲說：「大家不要吵，有話好好說，你們一個一個問題地問，讓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陳再道一眼，心想，你陳再道這不是火上澆油嗎？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員、政委都來了，今天絕不會發生什麼出格的事，於是他對眾人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在軍區禮堂接見你們的代表。四點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決定，我們是代表中央講的。你們有意見可以提，但不準這樣胡鬧。」

　　這下立即惹火了在場的人們。

　　「什麼他媽的中央決定？純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嚇唬人。今天你必須跟我們走一趟，說不清問題不能回來！」

　　「對！把他拉到軍區去，批鬥這個『小爬蟲』，讓他嘗嘗革命群眾的厲害！」說著有人要動手。

　　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聲喊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同志們要警惕一小撮壞人乘機搗亂！」

　　這一下更惹火了『百萬雄師』的人們，有人揮舞著拳頭，要上前抓人。井崗山等人頭上、身上挨了許多拳頭。

　　這時，突然湧進來一些手持武器的軍人，端起槍，「嘩、嘩」地拉動了槍栓，對準了王力，要王力回答問題。

　　面對一個個黑洞洞的槍口，王力嚴肅地說：「我希望我們的解放軍同志把槍拿開，因為它是對付敵人的，它可能會走火，那樣事情就會起變化，我們不願意看到那樣的局面。我再次告訴大家，我們明天在軍區接見你們的代表，那時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不行！今天必須談，你不要耍滑頭！」

　　「對！讓他馬上回答問題，否則我們決不答應。」人們又亂了起來。

　　這時在場的陳再道司令員一直一言不發，說他心裡偷著樂可能不是冤枉他。

　　謝富治氣壞了，指著陳再道大聲呵道：「我叫你來是看熱鬧的嗎？我命令你下令讓他們立即撤出去，馬上撤，聽見了沒有？」

　　陳再道看到謝富治那氣得發抖的樣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張根成和北航紅旗的幾個紅衛兵那著急的樣子，不冷不熱地說：「事情是你們引起來的，我管不了。這些人又不是我讓他們來的，我管不了他們。這回要靠你們做工作了，我們這些老傢伙們不中用了，無能為力了！」

　　在場的「百萬雄師」和軍區的人們哄堂大笑。陳再道在關鍵時刻夠朋友，講義氣，真是他們的好司令。

　　人們繼續圍攻王力 、謝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團的人。這時，如果說中央代表團的人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實。

　　由於現場僵持了很長時間，在軍區大院里等著批鬥王力的軍區官兵和「百萬雄師」的人們不耐煩了，又有許多人開著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

　　陳再道這時和謝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搖擺著手講著什麼，一個人高馬大的傢伙突然沖了過來。陳再道只感到頭「轟」的一下，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又是幾拳頭對著他的後背和前胸砸來，邊打邊罵道：「打死你這個小爬蟲！」陳再道大叫一聲，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這時有人喊：「別打別打，這是陳司令員。」四腳朝天倒在地上的陳再道大喊：「混蛋！亂彈琴！我是陳再道。哎呀，打死我了！」這個「百萬雄師」的「拳王」趕緊把陳再道抱在懷裡，不停地問：「陳司令員，對不起！打在哪兒了？疼不疼？」

　　陳再道被扶起來后，罵罵咧咧地說：「誰他媽的再搞武鬥，我就槍斃了他！」說完，一頭扎進了謝富治的房間躲了起來，撒手不管了。後來才知道，這個「拳王」是「百萬雄師」的頭頭羅得勝，他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

　　謝富治見陳再道被打，站出來說：「我是謝富治，是中央代表團的團長，是黨中央、毛主席派我們來處理武漢問題的。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但不能搞武鬥！誰搞武鬥誰就是對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著說：「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講話和『四點指示』，不單是代表我們個人的意見，也不單單是『中央文革』的意見 ，而是黨中央討論決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總理批准的。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有什麼問題明天派代表談。今天這麼晚了，我們不能跟你們到軍區去，你們不能強迫我們。」

　　這時，因打錯了人惱羞成怒的羅得勝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腳並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許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圍了上來亂打一氣，現場又亂了起來。

　　這時，「百萬雄師」的總指揮朱兆強喊：「大家別跟他嚕囌了，拉到軍區大院再說。」

　　於是，一夥身強力壯的人們不顧王力的抗議、掙扎和代表團人員的阻攔，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輛大卡車上，在謝富治、余立金等人的眾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亂中，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別推上了兩輛卡車拉走了。

　　王力回憶說：「他們把我從東湖賓館揪到了武漢軍區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隊的，也有群眾。他們把我揪到卡車上，車上的人都戴著「百萬雄師」的袖標，說是要到一個地方去辯論。我直接的感覺是車上的人特別是主要負責人都是講理的，我跟他們講一些道理，他們都還聽，並沒有象後來流傳的那樣嚴重。他們給我戴上了「百萬雄師」的袖標。（註：事實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領章，連襯衣的口子都撕開了。）到了軍區，每人都戴著柳條帽子，拿著長矛，坐得整整齊齊，讓我從人行道中穿過去，群眾很文明。等進了樓，到了一個房子里以後，突然湧進了一些人，不知是什麼人，他們的負責人也控制不住了，動手打了我，把手錶和鋼筆也搶了，打的一塌糊塗。這件事，軍區沒有責任，他們是保護我的，要沒有軍區警衛營，我很可能被個別別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個人要向我開槍，警衛營長用自己的胸膛擋住了槍口……」

　　從上面王力的回憶看出，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還裝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塗」，鼻青臉腫，連腳骨頭都被人家踢碎了，還口是心非地一個勁地替人家說好話。

　　關於王力被圍攻毆打的場面，後來許多版本大同小異。當時場面亂鬨哄的，很難寫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實不能無中生有，南轅北轍。據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報》資深記者紀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無前例的年代》中說：

　　「（當時）王力嚇得目瞪口呆，不住（地）點頭哈腰，晃著汗水淋淋的腦袋，一連聲（地）說：『我有錯誤，我有錯誤……我不該胡說！」（註：括弧里的詞是筆者所加。）

　　紀老先生自稱訪問過王力，但他的書中明顯地對王力的話斷章取義，真真假假。據筆者了解，不管在「720」事件中還是後來，王力始終堅持自己的講話沒有錯，是代表中央講的。因此當時他不可能嚇得「目瞪口呆」，「連連認錯」，更不可能承認自己「胡說」。王力生前多次對筆者和他人講過，他的話都是主席和總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話。如果承認自己是「胡說」，就是罵主席和總理。看來「胡說」的人不是王力。

　　據當事人回憶，王力被抓走後，作為代表團團長和公安部長的謝富治羞辱、悲憤難當，不顧別人阻攔，由吳介之陪同乘車去了武漢軍區大院找王力。到達門口時警衛不讓進。這時有幾個軍人認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麼人？」謝說：「我是謝富治！讓我進去！」對方回答：「你是謝富治？進來就把你宰了！」這時有幾個人大喊：「快拿刀子來！宰了這老東西！」有的軍人故意拉動著槍栓。吳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謝拖上汽車，逃走了。

　　令人感嘆和難以置信的是，當王力在軍區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時，嚇壞了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將軍。他可能沒有想到事情會鬧得這樣大。陳司令腦子簡單，他當政委的可不能也簡單：王力是「欽差大臣」，出出氣就完了，這樣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會，打死「欽差大臣」，那絕對是「犯上作亂」，是「滿門抄斬、誅滅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來的代表，也是「欽差大臣」，亂子鬧大了不好收拾。於是鍾漢華一個勁地勸部下們「別打了！別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後鍾政委不得不向部下們下了跪，一邊磕頭，一邊苦苦哀求部下們手下留情，以大局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鍾漢華的下跪磕頭，王力可能會被當場打死。

　　後來，在鍾漢華等軍區領導和二十九師政委張昭劍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裝逃出了軍區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 ，后被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派人接到了空軍司令部。這中間驚險動人的情節不亞於金庸小說，本書因故從略。王力對鍾漢華、張昭劍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後，鍾漢華將軍去世時，其家屬通知了王力，王力發去了悲痛的唁電，對鍾漢華表示了深深地哀悼，這是后話。

　　當失去理智的「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官兵大鬧東湖賓館的時候，住在附近「梅嶺一號」樓里的毛澤東的安全絕對受到了巨大的威脅。

　　實事求是地說，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萬雄師」的群眾當時可能並不知道毛澤東也住在東湖賓館。他們的目的是對著謝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團來的，但在現場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是知道內情的，面對如此混亂和危險的形勢，為了毛澤東的安全，難道不應該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嗎？

　　筆者想象，這些荷槍實彈的「雄師」們萬一衝進「梅嶺一號」樓，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一個個立即會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但是，謝天謝地，這種「玩笑」和歷史鏡頭幸虧沒有發生，因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假如有一個壞人或神經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鬧著玩的。

　　歷史的事實是，「梅嶺一號」樓一直處於楊成功武和汪東興指揮的「8341御林軍」的保衛下，鬧事的「雄師們」也的確沒有包圍和衝擊「梅嶺一號」樓。有人（包括紀希晨老先生和陳再道將軍）對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說什麼「周恩來住的百花一號別墅，距謝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眾連去都沒有去。毛澤東住的梅嶺一號，更是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的跡象。」陳再道也說：「如果我真的要高『兵變』，我怎麼會首先挨打呢？怎麼不動謝富治一根汗毛呢？怎麼會不包圍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這樣搞『兵變』的呀！林彪、江青一夥說『720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完全是指鹿為馬的誣陷。」筆者認為，陳再道老將軍的確是冤枉的，他是忠於黨和人民、也忠於毛澤東的革命者，他沒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變」。但是，對「兵變」一詞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陳再道司令員不搞「兵變」，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嗎？只有把毛澤東、周恩來抓起來才叫「兵變」嗎？如果當年武漢軍區的一個團長帶領人馬把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抓了起來，並打斷了他的腿，不叫「兵變」嗎？！至於說「720」事件發生時，「毛澤東的梅嶺一號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恐怕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的實踐是，當時楊成武等人保駕著氣急敗壞的毛澤東從後門逃出了東湖賓館，據說連拖鞋都沒有來得及換……

　　對於當時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具體情況，筆者沒有第一手資料。本書的宗旨是記錄和評論歷史事實，盡量以正視聽。由於不是記實文學，不便發揮和想象。

　　（筆者註：下面的情節摘自師東兵的記實文學，寫得十分精彩，照抄如下，僅供讀者參考。）

　　這時天還未亮，毛澤東被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驚醒，突然電話鈴響了起來。毛澤東抓起電話，耳機里傳來惶恐不安的聲音：「報告主席，陳再道發動暴亂了，『百萬雄師』和部分軍隊已經衝進了東湖賓館，抓走了王力。請你趕快離開險地！請你趕快離開險地！」

　　電話不知誰打的，毛澤東「啪」地一下摔下了電話，拉開窗帘向外望去，只見許多人已經衝進了賓館。這時，他的腦海里突然閃現出「西安事變」的鏡頭，難道陳再道今天想效仿當年張、楊二將軍，讓我當蔣介石第二不成？

　　門被「咣」地一聲推開，毛澤東一驚，警衛員小高上氣不接下氣地闖了進來，「主席，局勢危機，我們趕快離開吧！」

　　毛澤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詳細情況還不清楚。全部警衛部隊已將我們這座樓保護了起來。外面有幾十輛武裝卡車衝進了賓館，到處都是『百萬雄師』的人馬，還有不少軍人。」小高著急地說，「汪主任正在緊急調動部隊。」

　　「現在調兵還有何用？」毛澤東氣憤地說，「沒想到我們住進賊窩裡來了。他陳再道想搞兵諫，讓我就範，休想！我可不是蔣介石，我決不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退讓半寸。要搞反革命事變，倒要看看全國人民答應不答應！」

　　「主席，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我們還是馬上離開此地吧！」小高的臉漲得通紅，上前來攙住毛澤東的臂膀。

　　「我不走！」毛澤東使勁推開了他，一揮手說，「你把大門統統打開，我毛澤東就坐在這裡，看他陳再道敢把我怎麼樣？我就不信人民解放軍和廣大人民群眾會聽他的調遣！小高，你別怕，跟著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榮的。」

　　「主席！」小高「撲通」一下跪在毛澤東面前，抱著他的腿哽咽著說，「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誓死保衛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們還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態平息了再回來游泳！」

　　毛澤東愛憐地撫摩著小高的頭，給他正了正軍帽，淚水盈眶地說：「傻孩子，到哪裡躲呀！陳再道要發動暴亂，我還能逃得出去嗎？」

　　小高突然想起總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劉豐負責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劉豐的電話，把話筒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接過話筒說：「你是劉豐同志嗎？我是毛澤東。我要出去走走，請你馬上安排車輛，接我出去！」

　　「主席，東湖賓館已發生反革命暴亂，『百萬雄師』一小撮壞人和武漢軍區的一些部隊已經包圍了賓館正門，情況十分危急。我們正在研究營救您的計劃，請主席等待。」劉豐在電話里說。

　　毛澤東火了：「什麼等待！他們包圍了正門，我們從後門出去。你馬上開上小車，到賓館後門外的沙灘上等我！」

　　這時楊成武急匆匆地走了進來，手裡拿著一件軍裝，滿頭大汗。他氣憤地說：「真沒想到，『百萬雄師』竟敢衝進賓館來抓人！」

　　「他們要抓誰？」毛澤東已經平靜下來，點上一支煙，問道。

　　「他們喊的口號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滾出武漢！』來的人很多。我怕有壞人乘機搗亂，所以請你馬上向專列轉移。」

　　「莫慌！」毛澤東恨恨地吸了一口煙，「我撤離延安的時候還給胡宗南留了點紀念品。現在，我離開武漢，這裡的東西都不要了，統統留給陳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說完，簡單掃視了一下屋子，轉身就走，連拖鞋也未換。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東興同志？」楊成武問。

　　毛澤東擺擺手：「不要了。陳再道要抓的是我，不會抓汪東興的。把他留在這裡當人質吧！三十六計，走為上。這筆帳，留著慢慢算吧！」

　　楊成武和小高每人攙著毛澤東一根胳膊，緊緊地護衛著他，走下樓梯，來到院內，只見汪東興正在院子里跑來跑去，指揮著警衛戰士們不準任何人靠近這座樓。毛澤東沖汪東興感激地點點頭，向後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澤東感到腳下一陣發疼，低頭一看，原來因沒換鞋子，只穿著一雙拖鞋，被草叢中的荊棘扎著了。楊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給毛澤東勉強穿上，自己穿了毛澤東的拖鞋。毛澤東拍了一下楊成武的肩頭，笑著說：「難為你了。」

　　三人繼續向前急走。

　　「站住！什麼人？」樹叢里傳來一聲壓低聲音地猛喝，並拉了兩下槍栓。毛澤東、楊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幾束強烈的手電筒光照了過來。楊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護住了毛澤東。光束在楊成武的臉上照了一陣，只聽「哎呀」一聲，電筒光熄滅了，幾個軍人從樹叢里跑了過來。

　　「對不起，原來是楊代總長！我們是武空警衛連的，在這裡負責警戒。今天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們奉命來保衛這裡。」一個軍官向楊成武舉手敬禮、報告。

　　楊成武和小高鬆了一口氣。楊成武命令他們繼續執行任務，同小高攙扶著低著頭的毛澤東匆匆地離開了。

　　穿過了樹叢和花叢中間的小道，翻過了一個斜坡，三個人來到了一個掛著將軍鎖的小門旁，周圍寂靜無人。小高把鎖端詳了一會兒，用力一擰，那鎖竟然被擰開了。毛澤東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實的『高力士』，力大無窮呀！今天我們是真正地走後門呀！看來前門走不通走後門也是個好辦法嘛！」

　　穿過小門，三人來到了東湖西岸。老遠就看見沙灘上停著一輛小轎車，車旁站著一個人。雙方互相凝視了一會兒，那人迎了過來，小高上前輕聲問道：「是劉司令嗎？」

　　「是我。」劉豐遲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幾下眼睛，當他確認前方站著的就是全國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和代總長楊成武時，立即三步並作兩步地跑過來，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帶著哭腔說：「毛主席，我來晚了，讓您老人家受驚了。」

　　「沒事，沒事。」毛澤東搖著頭說，「大不了坐坐陳司令員的班房，嘗嘗滋味，可你們不讓我嘗。算了，讓別人嘗去吧！」

　　毛澤東這哀傷中的幽默，沒有引起任何笑聲。

　　「主席，上車吧！」劉豐說。

　　毛澤東似乎沒有聽見劉豐的話，他雙手叉腰，回過身去，久久地凝視著前方的東湖賓館和他住過的那座米黃色的小樓，一言未發。半天，他突然轉過身來，笑著說道：「陳再道真是一頭蠢驢。他要是派一支兵馬把守住後門，我還能逃得出來嗎？看來，這真是天助我也！」

　　隨後，毛澤東在楊成武、劉豐等人的護衛下，趕到了戒備森嚴的「專列」上。）

　　陳再道司令員在他的「七.二零」事件回憶文章中，把自己說成了受害者。這篇經過武漢軍區秀才們捉筆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說道：「那些楞頭楞腦的戰士，懷著讓人難以揣摩的動機，氣呼呼地衝到我們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沖著我就是一陣拳腳、槍托，以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怒……我沒有別的選擇，唯一的辦法是忍受，任他們踢，任他們打。在我挨打的時侯，王力趁機溜進了房間。

　　「戰士們衝進房間，找到了嚇壞了的王力。由於王力不肯跟他們走，他們強行把他塞進了汽車，一直拉到軍區大院里……」

　　武漢軍區的秀才們沒有想到，他們的言過其實給陳司令員幫了歷史的倒忙。

　　就算陳再道將軍說的全是實話，那也夠可以的。作為堂堂的上將軍、大軍區司令員（不是小排長小連長），被自己的戰士「用拳腳、槍托亂打一頓」，且「任他們踢，任他們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陳再道一人。按照陳司令員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團被抓被打與否，也不管旁邊不遠的「梅嶺一號」里住著毛澤東，單憑當兵的這麼暴打自己的司令員，就絕對是反叛和反革命行為，如果不是周瑜打黃蓋的話。筆者不知道這些暴打陳再道司令員的大逆不道的戰士們後來怎麼處理的，是槍斃了，複員了，還是陞官了？

　　據目擊者說，陳再道的確是挨了「戰士」幾拳，立即被制止了。那個「戰士」——「百萬雄師」的頭頭羅得勝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

　　據揚成武告訴權延赤說，王力根本沒有進房間，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據王力自己說，他當時聽見吵鬧，自己走了出來，被人認出，上來就打，並被抓走了。他沒料到陳再道的兵這麼「勇敢」和厲害。他雖沒帶過兵，但也是見過世面的，並沒有嚇壞了。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陳再道司令員的「苦肉計」演得十分成功。現在看來，陳司令員的挨打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

　　話說張根成被抓走後，拉到了獨立師一間平房裡。地上有草墊子，獨立師的兩個科長看著他。張是現役軍人，他的領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張根成渾身疼痛，最後倒在草墊子上睡著了。

　　咪咪忽忽中，張根成似乎聽見有人進來了。來人問：「這是誰？」

　　「王力帶來的人。」看守的科長說。

　　「那個人怎麼樣了？」

　　「誰？」

　　「來游泳的那個人！」

　　「嘿嘿！……」

　　「噓！小聲點。」

　　……

　　張根成一聽，驚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無。他仰裝未醒，但下面的對話聽不清楚了。

　　筆者後來才知道，進來的人是獨立師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們是誰，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武漢軍區（特別是獨立師）的許多人是知道毛澤東在武漢的，而且，這些人中，確實有膽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亂的人物，雖然筆者寧願相信這是軍人們在特殊情況下說的玩笑話。

　　後來，在周總理的命令下，武漢軍區獨立師的人才把張根成交了出來。

　　張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隊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團級幹部，後上調到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七.二零」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釣魚台中央文革住地，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找他談話，突然宣布對他拘留審查。謝富治說：「進去以後不要自殺，將來還要為黨工作。」陳伯達說：「你主要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不要胡說八道。」出門時，周總理看見了他。周總理急忙趕過來緊緊握著他的手不放，但什麼話也沒說。告別了總理，幾個當兵的突然從屏風后沖了出來，把他押上了汽車，直接送到了秦城監獄，一下子就關了七年半。放出來時，說他犯了嚴重錯誤，送回了原部隊，不久轉了業。

　　張根成現在南方開公司，辦工廠，當老闆，日子過得很瀟洒。多年之後當筆者夫婦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訪他時，他語重心長地說：「我能有今天，第一應當感謝秦城監獄，第二應當感謝小平同志。」

　　再說尹聚平被推上卡車以後，據她自己說並沒有人太刁難她。卡車上全是「百萬雄師」的人，他們可能因抓到了王力，興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當成了自己人，「百萬雄師」的女將，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團的。尹聚平一看，將計就計，車上的人喊口號，她也跟著喊。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卡車停了一下，她趁車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車，消失在人群中。

　　感謝「百萬雄師」的弟兄們放了尹聚平一條生路。

　　當時，武漢大街上人山人海，亂成了一鍋粥。

　　尹聚平對剛才發生的事驚魂未定。街上到處都是「百萬雄師」的人，聽說抓到了王力，個個欣喜若狂。實事求是地說，王力當時是中央首長，尹聚平掛記著王力的安危，想混進軍區大院尋找王力，但她根本進不了軍區大院的門，只好又混進了人群中。

　　尹當時剛二十一歲，沒見過大世面，這次真是開了眼界。她只會說標準的普通話，不會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邊一戶人家，要了一點水喝，並打聽往水利學院怎麼走。女主人聽她一口北京腔，問她是幹什麼的。尹說是北京來串聯的學生，女主人很熱情地給她畫了到水院的路線。尹感激地辭別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鋼二司」總部，開始只說自己是北京來串聯的學生，借電話一用。「鋼二司」的人便讓她打電話。尹給北航辦公室打通了電話，報告了武漢發生的情況。水院「鋼二司」總部的人一聽尹是中央代表團的人，十分高興，問長問短，立即把她保護起來，隨後又向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辦公室報告了武漢發生的情況。其中一個女同學還把自己的衣服讓尹換上。當天晚上，尹在水院望著東湖對岸的燈光，惦念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後，胡慧娟也追著跑了出去，想去尋找王力。單純幼稚的她萬萬沒有想到王力會被拉到軍區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萬雄師」總部去了。於是，素有「北航紅旗俠女」之稱的胡慧娟大義凜然，決定隻身去闖「百萬雄師」總部，舌戰「群雄」，救出王力。結果走了半天，問了許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軍區大院去了，她心裡鬆了一口氣。當時的胡慧娟對人民解放軍是非常崇拜的，她認為王力到了軍區就安全了。於是，她找地方打通了東湖賓館的電話，井崗山告訴她，總理已回武漢，並說現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興極了，步行了幾十里路，終於來到了水院，見到了尹聚平，並告訴她周總理已返回武漢，尹聚平的心裡才鬆了一口氣。當晚，二人在水院學生的護送下，趕回了東湖賓館中央代表團駐地。尹聚平一見到總理等人，立即拉著總理的手哭了起來。

　　接到尹聚平的電話后，北航紅旗立即炸了鍋。許多紅旗戰士要上街遊行示威，聲討武漢反革命暴亂。韓愛晶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對策和行動方案。我和頭頭們都集中在韓愛晶的辦公室里，隨時關注著武漢的消息，許多人都為井崗山等四名紅旗戰士的命運擔心。

　　「武漢事件」發生后，中南海和釣魚台立即炸了鍋。偉大領袖正在武漢，這還了得？剛回到北京兩天的周恩來總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決定讓周恩來帶上兩飛機「八三四一」部隊的「御林軍」飛赴武漢「救火」。坐鎮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從全國調動海、陸、空三軍包圍武漢。同時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給毛澤東的秘信，勸毛澤東儘快離開武漢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義簽發，江青派邱會作帶密信立即飛赴武漢，

　　7月20日下午3點多，當周恩來的座機和運送8341部隊官兵的兩架運輸機剛從北京起飛 ，武漢「百萬雄師」和獨立師便知道了這一絕密情報。他們立即派出大批人馬，強行衝擊並佔領了周恩來即將降落的空軍王家墩機場，揚言「要和周恩來辯論，讓周恩來出不了機場」。空軍機場領導緊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來聯繫，請總理改降空軍「山坡」機場。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歷史事實，被周恩來的隨身保健醫生張佐良證實。張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周恩來的座機在武漢王家墩低空盤旋時，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見機長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大約十多分鐘后，我們便降落在一個軍用機場，後來才知道叫「山坡」機場。飛機著陸時大約（下午）近5點鐘，打開倉門，一股熱浪撲面而來。（乘坐兩架運輸機的8341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們好象比我們先到達幾分鐘。他們一個個渾身衣服都濕透了，但仍隊列整齊，荷槍實彈地站立著作好戰鬥準備，只要指揮員一旦下達戰鬥命令，這些8341部隊戰士為了保衛毛主席，他們會不避槍林彈雨向前衝去。形勢是相當緊張的，晚霞籠罩著寂靜的山坡機場。」

　　張醫生這一段親歷文字寫的很好，有一種真實感和「悲壯的美」。只可惜他寫文章往往「畫龍」而不「點睛」。他沒有說明「誰」威脅著毛澤東的安全，這些8341部隊的戰士們會冒著「誰」的槍林彈雨向前衝去。

　　就這樣，在「百萬雄師」們的逼迫下，堂堂大國總理周恩來竟然不能在應該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換機場。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張醫生隻字未提。

　　其實，張醫生當時不知道，就在被「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人馬暫時佔領、周恩來總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機場附近的專列里，坐著焦躁不安的毛澤東。

　　據張醫生說，「周恩來下飛機后便被引進一個臨時支起的帳篷里處理緊急事務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全體人員再次登機，又返回了王家墩機場。」這時，佔領王家墩機場的「百萬雄師」們已經散去了，這點，張醫生沒有交代。

　　周恩來最擔心的是偉大領袖的安危。他立即趕到毛澤東的專列上看望毛澤東，兩人一見面，可謂百感交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個歷史鏡頭，中共黨史罕見。

　　周總理趕到東湖賓館后，立即召集謝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對策。井崗山等人聽說總理來了，便想去謝富治的房間看望總理，剛走到門口，聽見總理、謝富治等人正在打電話從全國調動部隊：東海艦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火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汽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飛機什麼時候到達。井崗山等人一聽是軍事機密，便知趣地走開了。

　　周總理最擔心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陳再道、鍾漢華尋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張根成等人，一面勸毛澤東主席「三十六計，走為上，」趕緊離開武漢這是非之地。

　　在周總理、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等人的反覆勸說下，毛澤東極不情願 地離開了武漢。7月21日凌晨2時，毛澤東打破從不坐飛機的慣例，由楊成武、汪東興等人「護駕」乘專機飛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讓飛機在武漢上空盤旋了一陣后，才艱難地吐出了三個字——去上海。

　　筆者有感。在中國歷史上，作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諸侯」地盤上，自己想游個泳都辦不到，自己的「欽差大臣」被抓了起來，自己也被逼得東躲西藏，差點成了「階下之囚」，最後不得不落荒而逃——這點，毛澤東可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詩為證：

　　武漢三鎮起風波。

　　偉大領袖陷「賊窩」。

　　落荒而逃驚回首，

　　萬般無奈望「黃鶴」。

　　（註：「賊窩」系毛澤東自語。「黃鶴」，黃鶴樓，在武漢。）

　　偉大領袖毛澤東總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親自打電話把陳再道罵了一頓：「你是陳司令嗎？我告訴你，我毛澤東還活著。我正式命令你和鍾漢華同志，無論如何給我把王力找回來，否則，惟你是問！……什麼？你也挨打了？百萬雄師還敢打你這位堂堂的陳司令嗎？不管怎樣，我毛澤東向你要人！」

　　在偉大領袖和周總理的追逼下，武漢軍區8199部隊和空軍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線——這絕對是歷史的事實，經過驚心動魄的50多個小時，終於把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王力接到了武漢空軍司令部。周恩來和謝富治等人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周恩來高興地同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一塊吃了晚飯，點名讓井崗山陪著他出去散散步。井崗山受寵苦驚，很不好意思。他才二十一歲，沒受過如此「恩寵」，他把同伴吳介之拉著，兩個人陪著總理一邊散步，一連聊天。

　　「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總理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

　　總理又詢問了北航的一些情況，談到了武光。井崗山趕緊問武光有問題沒有。總理說：「武光好象沒有什麼問題。我聽康老講，入黨時間可能有點問題，記不清了。武光還在你們那裡嗎？」

　　「在，我們一直保護著他，不讓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們要保護好武光，有事情給我打電話。」

　　……

　　當天晚上，周總理決定帶領全體人員到機場看望負傷的王力並返京，並通知劉豐護送王力去機場。

　　要去機場，談何容易？英雄的「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廣大官兵已經把武漢三鎮控制得水泄不通，到處都是工事，到處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駕著輕、重機槍，端著長矛刺刀的「雄師」們乘著大卡車跑來竄去，去飛機場的路上全是「百萬雄師」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標，後果將不堪設想。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向前經過周密部署后，由劉豐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四輛軍車護送王力到達了空軍王家墩機場。路上差點被「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人馬攔截，幸虧司機小郭駕駛技術高超，臨危不懼，事後受到了部隊首長和周總理的表揚。

　　東胡賓館這邊，經過周密慎重地研究，為安全起見，周總理做出了一個英明的、大膽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決定——當然也是一個悲哀的決定：冒充「百萬雄師」去機場。

　　於是，周總理讓大家經過簡單地「化妝」，一律穿上空軍軍裝，戴上「百萬雄師」的袖標，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軍區7212部隊的兩個連護送，分乘六輛吉普車和幾輛大卡車，直奔機場。一路上，卡車上的戰士們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不停地喊著「百萬雄師必勝！」的口號，車身上貼著大標語：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

　　這一招果然靈光。一路上，「百萬雄師」的人見到車隊，歡呼聲、掌聲不斷，一路「綠燈」。車隊順利到達了王家墩機場，此時已是7月22日凌晨3點多。

　　周總理一下車，立即問：「王力同志在哪裡？王力同志在哪裡？」人們扶著70 多歲的總理來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斷了腿腳不能下床的王力和總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兩個人都熱淚盈眶，周圍的人們也都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周總理決定儘快返京。

　　鑒於當時武漢紛亂的局勢，回京之前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凌晨5時，周總理率領中央代表團成員乘飛機從王家墩機場又回到了漢口機場。飛機一落地，周總理立即召集武漢軍區、空軍和8199部隊的負責人開會，研究穩定武漢局勢和其它重大問題。會上，針對「百萬雄師」和獨立師某些人可能採取的更加過激行動——包括紛傳的對造反派實行大屠殺陰謀，周總理親自決定馬上派空軍進駐武漢各高校和武鋼廠，保護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緊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當天下午兩點，周總理決定立即返京。他和隨從人員乘一架飛機，中央代表團乘一駕飛機。周總理還要求中央代表團的飛機先起飛，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會兒，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機場后，再出來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後來才知，武漢「七二零」事件已被外電炒得沸沸揚揚。不少外電說王力已被殺害，毛澤東、周恩來已被叛軍扣押，中國已大亂……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北京西郊機場上站滿了幾萬人的歡迎大軍，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組織的。剛下飛機不久的周總理帶領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關方面領導人走到中央代表團的飛機前，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幾萬名群眾齊聲歡呼，那場面夠熱鬧的。我和北航紅旗的學生們遠遠地望見謝富治、王力（被人攙扶著）余立金和井崗山等四位北航紅旗戰士們走下了飛機。

　　七月而二十五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林彪本人親自出席了大會。井崗山等四名北航紅旗戰士穿著軍裝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合了一張影。

　　數萬人機場歡迎和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大會，使王力頓時成了「紅的發紫的大英雄」，這是事實。但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組織的，也是毛澤東（當時在上海）和周恩來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隨後，中共中央（決不只是林彪、四人幫之流）把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720」事件的高潮，隨後不久，便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狂潮……

　　武漢「七二零」事件過去三十五年了，成了歷史。這個事件隨著毛澤東的死亡、林彪、「四人幫」的垮台和文革的全盤否定也已改變了性質，平了反。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後來的勝利屬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大批的紅衛兵學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後還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壞頭頭和「三種人」，受到了殘酷地鎮壓和打擊。這，就是歷史。

　　由於「勝者王侯敗者賊」，所以歷史事件的性質可以任意評價和改變，但歷史的事實和情節是沒法改變的，也是御用文人們不可能永遠掩蓋的，何況許多當事人還活著，任何一面之辭都不能作為歷史的教科書。筆者始終認為，無論如何，「武漢事件」中採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試想，如果現在某個軍區，某些群眾對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見，就採取這種方式「造反」，「打、砸、搶」，動用槍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總書記亡命逃生，行嗎？不槍斃了你才怪呢？如此淺顯的道理，路人皆知。至於後來否定之否定，另當別論，此一時彼一時也！

　　但是，筆者認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零」事件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不管出發點如何，事實上搞得天下大亂，人為地把群眾分成兩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對中央文革的權力集團（例如各大軍區）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這是歷史事實）。對包括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的許多做法（絕不僅僅是中央文革），許多人尤其是穿軍裝和穿過軍裝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對。文革中，幾乎所有的軍區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迫於毛澤東的權威、周恩來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許多軍區都忍了。陳再道的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中不怕死的人們忍無可忍，奮起造反，表面上是對著王力來的，事實上是對毛澤東的文革極左路線敲起的喪鐘。毛澤東儘管受了奇恥大辱，大發雷霆，但事後他冷靜下來后權衡利弊，深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和「眾怒難犯」的道理，在「要王力還是要解放軍」這個問題上最後沒有糊塗。為了穩住槍杆子，他權衡利害，最後淡化了對武漢事件和陳再道等人的處理，並很快把王力等人拋出來當了替罪羊，以平息軍界的不滿。這也算毛澤東的偉大英明之處吧！陳再道老將軍等人因此佔了個大便宜，避免了滅頂之災，而可悲、可憐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十五年地獄，並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罵到死後的今天。

　　寫到這裡，筆者拋開「個人偏見」，由衷地向陳再道老將軍和武漢軍區敢於造毛澤東的文革錯誤路線反的官兵們表示崇高的敬意。陳老將軍雖出身於張國濤的四方面軍（這是他文革中被林彪等人排斥的主要原因），但他一生忠於黨和人民，也忠於毛澤東。他戰功赫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為人正直，眼裡容不得沙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一條鋼筋鐵骨的好漢。本書僅對他「回憶錄」中可以理解的個別失實之處作了論述，決無惡意。對於死去的、可憐的王力，生前曾反覆說過，他沒有整陳再道，他對得起陳再道，希望陳老將軍諒解他。筆者希望陳再道老將軍在九泉之下馬克思面前不要再和王力打筆墨官司。

　　對於「百萬雄師」的頭頭和弟兄們，筆者佩服。要說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話，惟武漢「百萬雄師」是也！什麼北京「天派」、「地派」，什麼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見大巫，全是毛澤東錯誤路線的「保皇派」。「百萬雄師」的好漢們為了捍衛自己的真理，不畏權勢，不怕殺頭，用「革命的打、砸、搶」行動和「武裝鬥爭」的方式，在全國首先向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發起了挑戰，敲響了文革的喪鐘。他們才是真正的造反派。雖然後來受到了打擊、迫害，但是值得，歷史將記下他們的豐功偉積。

　　歷史證明，勝利者從來是無罪的。而真正的勝利者不是某些人封的，也不是單靠某幾個歷史學家說了算的。一切結論和真理都是暫時的、相對的，只有歷史的車輪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才是永恆的。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事過35年後，有幾位人物提到了文革中的「武漢事件」和「百萬雄師」。一位是受人愛戴的大人物，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里說：「文革中，我在武漢工作，我是『百萬雄師』觀點的，造反派把我整的好厲害。」但據了解內情的武漢人說，造反派根本沒有整過這位大人物，不但沒整他，而且關係還不錯。時間久了，人老了，記憶難免有誤，不足為怪。

　　而兩個小人物的對話似乎更應該「名垂青史」：

　　原武漢某廠一工人當年是「百萬雄師」某區聯絡站的小頭頭，曾經風光過幾天。如今，工廠早已倒閉，本人下崗失業多年，為生活計，在漢口大街上開了個小賣部倒賣啤酒。一天，一個刑滿釋放的當年造反派頭頭楊某某來找他批發啤酒——當然也是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來，結果「久仰大名，想見恨晚」。

　　一個說：「老弟辛苦了！在裡面待了幾年？」

　　「不多，整10年。」

　　「現在哪裡發財？」

　　「出來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沒有工作，在家門口擺了個小攤，賣點煙和啤酒，湊合著活吧！老兄你們應當不錯吧？」

　　「不錯個屁！我們『百萬雄師』的許多老工人都下崗失業了，早知道如此，老子當年絕對不參加『百萬雄師』。現在看來，當年你們對了，你們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著你們當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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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王力

　　文革中，王力既然沒有發明「揪軍內一小撮」，也沒有反總理，更沒有整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人，那麼他的錯誤是什麼呢？

　　筆者認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線錯誤。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他在文革初期積極推行毛澤東的文革錯誤路線過程中，說過許多錯話，做過許多錯事。

　　事實上，據王力自己說，他的錯誤比「揪軍內一小撮」要大得多，嚴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認並深刻反省過，是他把毛澤東晚年的許多正式談話，總結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為指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影響了全黨全國。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寫到這裡，筆者饒舌幾句。雖然連王力也認為毛澤東的這些話錯了，但孤陋寡聞的筆者至今認為毛澤東的這段話沒有什麼大錯誤。不但如此，歷史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這段話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澤東本人早就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按照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列寧的說法，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始終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管你承認不承認。至於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是太累了一點，目的是怕人們忘了。但一點不講，整天蒙頭大睡，被人割掉了腦袋再打電話報警就晚了一點。當今的中國社會，如果有人硬要說沒有了階級和階級鬥爭，他恐怕是天外來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裝糊塗。

　　筆者認為，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過分地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幹壞事造成的，不能說「階級鬥爭」四個字是「洪水猛獸」，正像不能潑洗澡水連孩子也扔了一樣。王力為毛澤東總結這幾句話我看不構成犯罪，雖然王力本人一個勁地對這個問題反覆檢討。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七.二零」事件不久，林彪為打擊軍內的老帥們和反對派，提出了「帶槍的劉、鄧路線」，江青在對群眾組織的講話中，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中央文革拋出了「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社論，全國立即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狂潮，軍隊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毛澤東看事不好，怒斥「毀我長城」。偉大領袖發了火，趕緊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陳伯達把責任推到王力、關鋒身上，把他們拋了出來。

　　中央文革小組一共那麼幾個人，領導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可說日理萬機，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時候，卻不停地從內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為什麼？王力為什麼被打倒？直接的導火線當然是「揪軍內一小撮」社論問題，但深層和幕後的原因卻鮮為人知。

　　筆者認為，雖然王力、關鋒（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當作替罪羊「端」出來的，但絕對是毛澤東作同意的。毛澤東這樣做，目的是為了穩定軍界，丟卒保車。文革這盤棋中，毛澤東一直在玩丟卒保車。在中國，秀才們象卒子一樣，很好找，而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卻不能輕易捨棄。毛澤東是用槍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對和他一塊從槍林彈雨中里摸爬滾打出來的老帥、將軍們懷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黨們若不是想謀害他，他也會手下留情的。而對秀才們，就不一樣了，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沒有什麼可惜的。這就是偉大的政治家的治國之道。文革中的秀才們（上至陳伯達、康生、王力，下至大學里的紅衛兵頭頭們）不懂中國國情，不懂政治，更沒有「讀懂」毛澤東。他們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幾碗乾飯，認為自己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和器重，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於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成為替罪羊和階下囚，最後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個原因是書生氣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從一九五九年以後，思想比較左傾，這是事實，但他究竟是一九三九年入黨的副部長級的老幹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將」，多年來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揮捧下轉，毛澤東的話要聽，劉少奇、鄧小平、周總理的話也要聽。他思想上和行為上有左的東西，也有右的東西；有毛澤東的東西，當然占多數，也有劉少奇、鄧小平的東西。文革前由於他有權直接請示毛澤東，所以常常同江青產生矛盾。這樣時間長了，江青便對他有意見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說：「你這個王力，我不找你，你從來不找我！你的眼裡只有主席，沒有我江青。」當時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辦，王力不識好歹，問道：「是主席的意見還是你的意見？是主席說的，我們照辦。」這就惹火了江青。

　　後來成立中央文革時，本來沒有王力，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以後，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員。江青說：「留一個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為當時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喬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來。當時中央專案組由江青負責，是專門整劉、鄧等老幹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個人外，中央文革成員全部參加專案組的工作。這事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相信，但事實確是如此。這事實上幫了王力的忙，王力沒有參與整劉少奇、鄧小平等同志，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王力最後免於起訴並差點被鄧小平重新啟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當了幾天辦公室主任，發文件時，王力堅持按原來的中央常委名單發放，就是說照樣發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組及肖華、楊成武等人參加的中央常委生活會上，江青、張春橋等人點名要王力發言批評鄧小平，王力一言未發，引起了江青的不滿。

　　劉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澤東面前多次建議應把劉、鄧分開。江青知道后，指著王力鼻子說：「你為什麼總講鄧小平的好話？原來你們是一夥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江青讓戚本禹和八三四一部隊在中南海里批鬥劉、鄧、陶夫婦。並動手打人。王力批評江青，說主席不同意麵對面批鬥劉、鄧、陶，為什麼不聽主席的話？

　　「武漢事件」后，連謝富治都說：「想不到中央文革里還有你王力這樣右的人。」

　　以上所述，說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勢在必然。

　　王力說，他同陳伯達熟，關係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離，敬而遠之。當為「揪軍內一小撮」問題找替罪羊時，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還須大作廣告，人們才會相信。

　　武漢「百萬雄師」的頭頭們當時就認為：王力是劉、鄧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說，王力、關鋒問題是我們搞出來的。楊、余、傅是王、關、戚的黑後台，「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戚是劉、鄧的黑爪牙，他們是劉、鄧安插在我們革命隊伍中的釘子，我們把他們端出來，掛起來了。

　　陳伯達（不知羞恥地）說，都是江青同志端出來的。

　　康生說，王力是什麼人？他是一個國民黨，是蘇修特務。他是執行鄧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線的積極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關鋒，后將戚本禹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績，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績。

　　周總理也說，王、關、戚確實是劉、鄧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時候，派他們參加了當時的文革小組。而正是現在的中央文革幾位領導人親自把他們覺察出來，把他們端了出來。

　　江青說，就算王力是無辜的，也要這麼定！

　　江青為了讓毛澤東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對毛澤東說：「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認為了不起了。他認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澤東的了。」這話惡毒透頂，但毛澤東最後還是聽了老婆的話。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總理召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揚成武、吳法憲等人參加。會上，主要是康生髮言，給王力羅列了四大罪狀：一：反軍亂軍，毀我長城；二：「八.七」講話反周總理；三：反對中央文革；四：劉、鄧「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黑幹將。江青最後宣布對王力「請假檢討」，散會後叫王力、關鋒立即搬家到釣魚台二號樓，從此失去自由。

　　有人在「大作」中寫道：周恩來神色冷峻地說：「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個決定：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四個衛兵立即把王力、關鋒逮捕，押出會議室…… 」這樣寫歷史很吸引讀者，不亞於武俠小說。

　　一個半月之後，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后，又讓王力「搬家」。這次把王力交給了衛戍區，送到了西山一座別墅里關了起來。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力被囚車（未帶手銬）送到了秦城監獄，一直被關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文革中，秦城監獄里的「房客」幾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級幹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無權光顧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們的爪牙對秦城監獄的「房客」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過的「禮遇」，是最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

　　王力回憶說，被關的頭五年，不準放風，最初不給任何帶字的東西看。五年睡覺不準翻身，必須對著牢門的小孔，那裡有一雙眼睛二十四小時始終盯著你。床是兩條凳子支著一塊破木板，一條破被子，一條破褥子。白天不準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從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飯不給吃飽，更受不了的是只給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擋起來，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用喇叭對著你放一種噪音。不給看病，強迫灌一種葯，吃下去使人產生幻覺。最可氣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聲說：「這次運動，除王力一人外，一個不殺。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現行反革命，立即槍斃！」就這樣反覆廣播，一天宣布數次要槍斃王力。當王力作好了準備要赴刑場時，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槍斃了，明天再說。第二天又說後天再說。（讀者，你們相信中國有這種事嗎？但這是事實。）顯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腦破壞。他們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對他們不利。所以採取這種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蠻手段對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監獄里的令人髮指的黑幕已經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個別現象。據當年的六八一三號「犯人」（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描述說，「監獄里夜裡反而不那麼平靜，不時有一些聲響衝破漆黑的夜空傳來。「犯人」中有些還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絕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頂層有一個廣東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聲廣播，用廣播員的口氣講些聽不懂的胡言亂語；有一個女子不停地唱歌，總是那幾句歌詞，晝夜不停地唱。常識告訴人們，她們不堪忍受這裡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經失常了……（這裡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審查。來這裡接管的軍人，只會一件事，（就是）不擇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點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動作，丟盡了人民解放軍的臉——當然這都是長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劉建章（出獄后曾任鐵道部長）的夫人來探監，回去后把秦城監獄不給水喝等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生氣，批示道：「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作廢。」此後，秦城監獄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後來，到了一九八一年，監獄里才可以發紙和筆，王力便向新的黨中央領導人不停地寫信，揭發「四人幫」之流的問題，並寫了大量寶貴的黨內鬥爭史料，提出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議，其中不少建議被採納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樣的處境和條件下，仍「多管閑事」地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不停地為黨和人民做點事情，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鄧小平通過對王力長期、全面地審查后認為：王力（當然是現在的）「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在鄧小平等同志的過問下，王力終於結束了十五年的牢獄生活，離開了秦城監獄，恢復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組部招待所。據說，後來中央有人曾讓王力探討一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何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有人嗤之以鼻，認為是天方夜潭。包括文革史大俠葉永烈先生也認為，王力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理論的闡述者和擁護者，當年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發展了馬列主義，今天又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何發展了馬列主義，真不知道他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對此質問，筆者不敢苟同。真正的馬列主義究竟是什麼，全中國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能說清楚，包括筆者和葉先生。不要忘了中國人的名言：浪子回頭金不換；宰相肚離能撐船；識時務者為俊傑。想當年的文革中，鄧小平同志誠懇檢討，保證「永不翻案」，難道後來翻案就錯了嗎？試問，中國有幾個政治家和上層文人從生下來到死沒有改變過政治觀點？包括我們的祖宗在內的億萬中國明代百姓和官員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淫威下，後來都成了大清國的臣民；中國共產黨的元老們當年許多人都信仰三民主義，甚至是晚清秀才、民國舊軍人和國民黨員，這有什麼奇怪的？作為小人物，筆者也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擁護者，今天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十一分擁護（還有一分持保留態度），難道不對嗎？難道不行嗎？世界在變，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包括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認識也在變，這是十分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當年擁護文革的人為什麼現在就不能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難道王力等人一定要頑固地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萬萬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背叛馬列主義的黑會、鄧小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叛徒、是黨內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才算英雄好漢嗎？

　　王力出獄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寫東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議。例如，他曾經對中國的農業改革和農民問題致信中央，談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他甚至對文物政策提出建議，認為文物是全人類的財富，不應當整年鎖在黑暗中，應當交流、展覽，大部分文物應當允許自由買賣……

　　王力忍辱負重，希望以自己的錯誤教育後人，當然也想為自己開脫某些莫須有的罪名，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終不放過他，始終把他當成「四人幫」之流。就連他擁護鄧小平、支持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也成了「討好權貴」、「別有用心」、「陰謀東山再起」、「文革餘孽的反撲」。筆者實難相信，說這種話的究竟是些什麼人？懂不懂法律？有沒有良心？如果他們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員家屬，有情可原，遺憾的是他們某些人不見得不是「文革餘孽」。文革初他們也支持擁護毛澤東，奮起造反，喊「打倒劉少奇」不比別人少，抄家、斗「黑幫」、打「黑五類」的勾當沒有少干。筆者並不認為王力文革中沒有錯誤，也不認為王力是多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但是，請問，如果三十多年後仍喋喋不休地罵這個是「文革餘孽」，那個是「文革餘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餘孽」們站出來說兩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亂？文革中造反派組織起碼佔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造反派頭頭也不下幾百萬人，難道都是「文革餘孽」？如果是文革餘孽，那麼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和積極擁護毛澤東的大人物們（決不只是林彪、四人幫之流）是什麼？某些人不分青紅皂白，拿王力這樣一個文弱的「秀才」出氣算什麼本事？有本事把毛澤東的屍體換個地方，把中國共產黨這個「幽靈」從地球上消滅，那才是「英雄好漢」！

　　在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關照下，王力最後被免於起訴（王力從未被正式剝奪過公民權利，也從來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同案犯），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在陳雲、王震、習仲勛等人的堅持下，王力最後被開除了黨籍。鄧小平權衡利害，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救人沒救到底。

　　關於王力擁護鄧小平和鄧小平保護王力（差點重新啟用）這件事，國內外許多人不知內情，甚至有人認為是胡說八道，但這是歷史的事實。文革前，中國共產黨的反修鬥爭主要是身為總書記的鄧小平和康生具體領導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論戰的主要筆杆子，應當說鄧小平對王力還是比較了解和信任的，說王力是劉、鄧的人也不算錯。文革開始后，用周恩來的話說，是劉、鄧派王力進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而江青對王力是不歡迎、不信任的，所以作為中央文革成員，唯有王力一人沒有參加整劉、鄧的中央專案組。雖然王力文革初徹底「投靠」了毛澤東並有許多極左言論，但他對鄧小平始終是同情和說好話的。實事求是地說，他當時做到這點已經不容易了。所以，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在他東山再起之後，不可能把王力當做壞人對待，那樣太不夠「哥們義氣」，就是這麼回事。

　　據王力說，在武漢「七.二零」事件發生前兩天，毛澤東曾對他說過，如果將來林彪身體不行了，中國的事情可能還要鄧小平出來收拾局面。從以後毛澤東三次重新啟用鄧小平——儘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終保留鄧小平的黨籍看來，王力的話是可信的。

　　王力是個熱心人，有時候甚至童心未泯，有點可笑。他在秦城監獄中和出獄后，經常忘了自己的處境和身份，「多管閑事」。有兩件事是令人感動的。

　　陳伯達被判十八年重刑關押之後，尚關在秦城監獄中的王力自身難保，卻多管閑事。他想，儘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來」時，作為「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批發者陳伯達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麼說，陳伯達是他多年的領導和上級。王力剛參加革命時，很難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陳伯達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陳伯達視為自己的馬列主義啟蒙老師。現在老師遭了難，不管怎麼說，應當給他說幾句好話。於是王力在獄中向中央投書，說陳伯達活不了幾年了，他還是干過一些對黨對人民有好處的事情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陳伯達對王力說，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個很純的共產主義者呀！這如何得了呀！於是陳伯達偷偷地告訴彭真、陶鑄二人，讓他們勸少奇同志趕快向主席檢討，劉少奇照辦了。結果毛澤東主席推遲了整劉少奇同志的時間。另外，陳伯達開始主持寫「五一六」通知時，沒有那些嚴重的話，是主席和康生後來加上去的；上海剛開始一月奪權時，陳伯達反對過，認為不應該奪權，而可以監督；還有，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主張今後應以生產為中心，結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認為，陳伯達的壽命不會很長了，如他不堅持錯誤，又已經關了十年了，可否讓他假釋以度蒼生？「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筆者註：這話的意思大該是，給他一點小恩，他會因此而高興、感激；懲罰過頭，他會喊冤、發怒而抗議你濫施刑罰。）

　　可能中央考慮了王力的意見 ，陳伯達很快就假釋了，中央並把他的兒子調來京照顧他，陳伯達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議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一九三四年初，黎玉同志領導了開灤煤礦總同盟三萬人反帝大罷工。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山東省委書記，八路軍山東縱隊政委，山東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山東進行土地改革時，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被打成「反黨野心家」，撤消了一切黨政領導職務，從中國革命的戰場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當時王力在山東工作，了解有關情況。當時整黎玉的主要問題是「個人崇拜」、「個人野心」。歷史的事實是，當時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兩黨代表開會或談判時，對方掛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當然不能掛毛主席的像，只能掛出黎玉的像，這完全是處於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並非黎玉同志有「個人野心」。中央領導同志贊同王力實事求是地分析，批准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三十多年。如此一位老資格的、功勛卓著的、一九二六年的共產黨人，山東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將為革命作多大的貢獻呀！可惜，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哲學太厲害了。（註：看來，共產黨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歷史傳統的。）

　　當時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終於平反的消息時，心情是多麼激動。他感謝中央，也感謝王力。他立即約王力一晤，定於第二天上午見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趕到北京醫院時，黎玉同志卻因過渡興奮在頭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這就是王力，這就是被「四人幫」關押十五年至今仍被世人咒罵的王力。

　　聽說王力出獄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滿頭銀髮、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權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談及對文革中的錯誤定性問題，王力沒有把中紀委的定案文件和相關證據拿給我們看，只說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開除黨籍，免於起訴，享受局級生活待遇。他反覆強調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關照的結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當時聽后，不禁啞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書獃子氣；二笑自己也是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同王力半斤八兩，「一丘之貉」，這使我簡直有點受寵若驚。看來這個「嚴重政治錯誤」的帽子是戴鬆緊帶的，許多人都可以戴。

　　「憑什麼開除你的黨籍？」我說，「你的錯誤不過是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傳聲筒。就算錯誤，也是路線錯誤。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憑什麼開除你的黨籍？你一沒有發明『揪軍內一小撮』，二沒有反周總理，三沒有整劉少奇、鄧小平。『武漢事件』是毛澤東、周恩來自己捅的婁子，拿你當替罪羊。中紀委不是說不追究你的責任嗎？怎麼最後還是開除你的黨籍？」

　　王力說：「我也想不通。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很少開除黨籍。張國濤是投靠了國民黨才開除黨籍的。王明的黨籍毛主席一直為他保留著。所以文革中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是錯誤的，造成被動。無論如何，劉少奇的黨籍應當運動最後處理，這是主席的失誤。」

　　「當時是誰積極主張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問。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據就是中央專案組關於劉是叛徒、內奸、工賊的報告。主席、林彪、總理也是看了這個報告才拍板的。」

　　「對!『劉賊』這個詞就是周總理講話中第一次使用的。當時我們聽了還大吃一驚呢？」

　　王力感慨的說：「劉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幫專案組逼供信的結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嘗到滋味了。我一直認為，對於那些國民黨戰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務的口供和證明材料，不能輕信。他們一些人為了保自己，要他們寫什麼就寫什麼。」

　　王力談了自己被打倒的經過，令我們不寒而慄。我們不明白，今天還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壞人，就抓起來投進監獄。看來「政治鬥爭殘酷無情」，「伴君如伴虎」，這話一點沒錯。

　　王力談了自己在秦城監獄裡面受得罪，令我們簡直不敢相信。筆者半開玩笑地說：「現在中國開始講法制了。當年審判「四人幫」的罪名中沒有對你迫害的一個字。你可否重新以個人名義起訴「四人幫」和康生之流侵犯人權，違反憲法，誣陷、傷害等罪，並要求把江青、康生之流碎屍萬段，賠償十幾年的肉體傷害損失費、精神損失費及誤工費一億元，或者一元錢也可以。若國內不受理，可向國際法庭和聯合國申訴，如何？「

　　王力笑著說：「在國外完全可以，在國內就是開玩笑了。文革中錯整了那麼多人，有的人都整死了，我算死裡逃生。要不是小平同志，我也早被折磨死了。我是有錯誤的，我希望以自己的錯誤和教訓警示後人。」

　　關於「五一六」問題，王力說他在秦城監獄中從來沒有人向他提起過，他當時根本不知道他還有個「五一六黑後台」的罪名。我一聽，又是哭笑不得。

　　「這就怪了！」我說：「全中國連三歲小孩都知道肖華、楊、余、傅、王、關、戚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可是我們去年去看望老同學的父親肖華時，他也說被關押的幾年裡從來沒有人對他提起過『五一六』的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四人幫』要整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王力說，「『五一六』就是『四人幫』憑空捏造出來整人的，『莫須有』嘛！當時我們這些人早被打倒關起來了，什麼屎盆子都可以向我們頭上扣。」

　　「可是抓『五一六』是主席、林彪和總理髮的指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不同於『犯走資派錯誤』，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像『走資派』，有伸縮餘地，還有『犯走資派錯誤』和『死不改悔』一說。」

　　「主席晚年有許多失誤，文革中就更多了。這個問題，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認識的。人老了，許多事情全靠彙報，偏聽偏信的事就難免發生。像賀龍問題、羅瑞卿問題、楊余傅問題，還有我的問題，主要是聽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話。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個印象，很難更改。文革問題，要不是發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會認半點錯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這個性格。」

　　「早知道中央內部是這個樣子，當年打死我們也不當紅衛兵造反派！」

　　「歷史不能假設。鬥爭和災難是寶貴財富。文革史無前例，不光對你們，對我們老傢伙也是一次難得的鍛煉。人的一生還是經歷一些鬥爭和受一點磨鍊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話」仍然脫口而出……

　　王力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被貨真價實地關押了近十五年。最後來了個免於起訴。這十五年算怎麼回事呢？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無期以上，死在了監獄里。而陳伯達、姚文元、黃、吳、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時間長。筆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關在秦城監獄十五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關押、致死的老幹部們還有個平反的追悼會，王力最後悄悄地離開了人間。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王力因噴門癌擴散轉移病逝於北京某醫院。出席遺體告別儀式的除家屬親友外還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種人物。許多人對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輓聯、詩詞擺滿了醫院的地下室，可是，正當遺體告別的時候，有人突然拉掉了電閘，家屬只好借來應急燈。這種與死人過不去的作法實屬小人之舉，令人憤慨。

　　王力究竟是什麼人？是人還是鬼？歷史的事實應當恢復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而不是壞人，充其量是個令國內外反華反共小丑們和右派先生們討厭的左傾分子。（註：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實「同志」這兩個字現在已經不太值錢了。）秦城監獄十五年地關押遠遠超過了對他錯誤的懲罰。王力是中蘇大論戰「九評」的主要起草者，中蘇論戰雖然早已成了過眼煙雲，但此一時，彼一時也！筆者至今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的政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沒有錯。

　　顧炎武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姓「社」還是姓「資」，決不是老百姓不必過問的小事。君不見資產階級上台之日，羅馬尼亞黨中央總書記的胸膛上挨了幾十發子彈；共產黨的省委書記看大門沒人要；鐵托的故鄉南斯拉夫成了北約的耙場；中國的大使館成了人家的炮彈坑。資本主義復辟之時，挖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祖墳」的人將大有人在，但絕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們，而只能是共產黨內、外的叛徒、敗類和貪官污吏們，還有吃「肯德基」、「麥當勞」和「日本料理」長大的新生的資產階級權貴們，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餘孽」的傢伙們。

　　如今，列寧締造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蘇聯共產黨也差點成了「反革命組織」。戈爾巴喬夫之流逆歷史潮流而動，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取消共產黨，取消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早已得逞。有人開玩笑說，如果當年蘇聯也搞過文化大革命，蘇聯共產黨後來絕對垮不了台。這話有沒有道理且不論，但歷史的血淋淋的事實是，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蘇聯」被肢解；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毀於一旦；一夜之間，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成了「反革命」，成了非法組織和在野黨；許多老共產黨人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這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好處」！「蘇聯」的解體，打亂了東、西方的戰略平衡，嚴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權主義的力量，使中國暴露於世界反華、反共勢力的最前哨。作為中國人，我們面臨的威脅和即將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量的。

　　歷史證明，前蘇聯這步棋，是蘇聯共產黨人自作自受。儘管反共的先生們認為共產黨完蛋是大好事，但筆者不敢恭維這種論調，因為它首先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就看到了蘇聯這步棋，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當然也為了鞏固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永遠的統治地位，他搞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極左的東西，但目的是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紅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樹敵太多，傷害了大量無辜。在他死後，被別人全盤否定。

　　據蘇聯解體多年之後的俄羅斯《獨立報》在一篇社論中說：「當年，正是戈爾巴喬夫造成了蘇聯的混亂，而混亂毀滅了這個帝國。他在試圖消滅極權主義時扼殺了共產主義；他在試圖將自由引人國家時扼殺了國家；他在試圖使社會習慣於民主時扼殺了民主；他試圖在原有的疆界內放鬆帝國時，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國。人們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領導能力呢，還是故意要那樣做？」很快，戈爾巴喬夫就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從中學時代就想取消蘇聯共產黨，消滅共產主義。

　　不管歷史怎樣發展，戈爾巴喬夫之流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奇怪的是，現在有一股囂張的妖風邪氣，誰要是說兩句共產黨、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好話，立即被罵為「土老帽」、「極左派」或「文革餘孽」，而「極左派」和「文革餘孽」成了某些人罵人的口頭禪。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過文革極左苦頭的大人物們為了一時痛快，不顧後果，容忍甚至縱容這種妖風邪氣，令人可悲。罵人誰都會，整天罵「文革餘孽」的人中不能說沒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許多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孝子賢孫、美國佬與日本鬼子的雜交種和數典忘祖的中國人的敗類。在當前國際國內反共反華勢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能無動於衷，不能人云亦云裝糊塗，更不能助紂為惡，視共產黨的江山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為兒戲。否則，伊拉克的今天可能就是我們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極左的路線錯誤，但他一沒整劉少奇，二沒整鄧小平，三沒整陳雲，薄一波、習仲勛等人，他不是中央專案組的成員，他不應該為「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錯誤負太多的責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喪失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他臨死對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鄧小平和新一代黨中央仍然寄予了無限的深情。他雖然已經被開除出黨，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他是中國文革中的悲劇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間」是王力臨終前的遺願。人生在世，不過百年。有的人活著，如行屍走肉，對別人，對國家，對民族來說可有可無；有的人死了，卻仍然被話著的人懷念或議論，因為他對社會的功過影響著後人。王力的骨灰撒進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腳印卻留在了人間。他的是非功過任憑後人們評說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經聽不見了。

　　公元二零零二年，百萬字的《王力反思錄》在香港隆重出版。該書的出版引起了轟動，成了暢銷書。大陸許多罵了王力多年的人們看了該書後，了解了歷史真相，改變了對王力的看法，紛紛向王力的家屬表示友好地慰問。該書獲得香港地區圖書最高獎，成為「達官貴人」送禮的首選之物。王力的在天之靈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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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作者長篇紀實小說《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