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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衛兵運動的歷史考察

作者:successful  於 2022-1-23 15:5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43評論



郭建波:關於紅衛兵運動的歷史考察
郭建波 2022-01-23 

該文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的剖析,還原紅衛兵運動的真實狀況,提示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內在聯繫,總結紅衛兵運動的經驗教訓,分析紅衛兵運動的作用,從對紅衛兵運動的探究中來科學認識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紅衛兵運動如同紅色颶風席捲神州大地。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但是紅衛兵卻在鬥爭中出現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又分化出極「左」派紅衛兵和極右派紅衛兵,嚴重影響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郭建波同志將紅衛兵運動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從文革發展的要求出發,梳理了紅衛兵運動的基本脈絡,揭示了不同派別紅衛兵及其負責人命運起伏跌宕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們對紅衛兵運動兩面性所負的實際責任,和由此引發的沉痛教訓,讀後會使我們對紅衛兵運動有一個更為深入的理解和認識。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偉大的理論 光輝的實踐——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現在我們發表該文,就是要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的剖析,還原紅衛兵運動的真實狀況,提示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內在聯繫,總結紅衛兵運動的經驗教訓,分析紅衛兵運動的作用,從對紅衛兵運動的探究中來科學認識文化大革命。

  關於紅衛兵運動的歷史考察

  郭建波

  

  目錄

  1、紅衛兵運動的背景。

  2、紅衛兵運動的序幕。

  (1)清華、北大附中紅衛兵的產生。

  (2)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

  (3)紅衛兵運動向何處去?

  3、紅衛兵運動的興起。

  (1)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一——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印發。

  (2)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二——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3)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三——紅衛兵大串連。

  (4)紅衛兵運動的意義。

  4、無產階級專政是紅衛兵運動的堅強後盾。

  (1)中央嚴厲禁止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學生運動。

  (2)中央嚴厲禁止動員工農群眾干涉學生運動。

  (3)紅衛兵運動的堅強後盾。

  5、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逆流。

  (1)紅衛兵運動的分裂——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

  (2)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及其極端表現——血統論與出身論的鬥爭,從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到聯動。

  (3)造反派紅衛兵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4)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發展變化及其兩面性和責任歸屬問題的分析。

  (5)關於紅衛兵運動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6、紅衛兵運動在文革發展進程中的作用。

  (1)紅衛兵是在文革背景下產生的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群眾組織。

  (2)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鋒作用。

  (3)紅衛兵運動培養和造就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4)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及其「左」右傾向破壞了文化大革命。

  (5)紅衛兵運動的歷史教訓。

  (6)科學地認識、評價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主要由青少年學生組成,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鋒作用。這個時期,文化大革命是在紅衛兵運動的引導下不斷推向前進的,廣大青少年學生也在運動中經受了鍛煉。紅衛兵運動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分裂,形成了運動的主流和逆流,走過曲折的道路。但是紅衛兵運動在主流與逆流的搏擊中,最終主流戰勝了逆流,在鬥爭中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為了研究這一問題,我們就要首先分析紅衛兵運動產生的背景。

  1、紅衛兵運動的背景。

  一般來說,紅衛兵運動產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紅衛兵運動。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才為紅衛兵運動提供了現實的舞台。同時,紅衛兵運動又進一步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因而只有從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揭示紅衛兵運動的產生與發展。

  紅衛兵運動的主體是青少年學生,也就是大中學校的學生。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學生是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樹立了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遠大理想。因而一旦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健康發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反修防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就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從他們接受的教育,成長的環境上來說,則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他們所受教育和社會環境熏陶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進行,因而大中學校的師生就首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行動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青少年學生成為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正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首先發生在文化教育單位,這樣就給大中學校的學生提供了參加運動的機會。他們也就有可能率先起來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中。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大中學校也存在不少問題。當時大中學校不論是在教育制度還是教學方法上,與社會主義教育的要求特別是在培養什麼樣的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毛澤東這個時期發表的關於教育革命的系列談話,大大鼓舞了青少年學生的信心,提高了他們的勇氣,為進行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廣大青少年學生從社會實踐出發,在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導下,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進行文化大革命,以實際行動推動教育革命的發展。

  這個時候大中學校的青少年學生,年輕氣盛,思想活躍,敢作敢為,雷厲風行。他們受舊的習慣勢力及陳腐觀念影響較小,沒有社會上的世故積習,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因而在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天下為己任,響應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

  由大中學校學生組成的紅衛兵能夠登上文革舞台,一般說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造成的。具體說來,是由於這些青少年學生當時所接受的共產主義信念,文革首先在文化教育單位進行,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勇於獻身、朝氣蓬勃的特性所決定的。正是由於文革的時代要求、青少年學生本身以及所處環境的多重因素的作用,才最終使他們登上了文革舞台。這構成了紅衛兵運動的背景。

  2、紅衛兵運動的序幕。

  紅衛兵運動聲勢浩大,席捲全國,以其磅礴的力量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雖然後來參加運動的紅衛兵數以千萬計,但是最初卻是由一些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開始並不被各級黨委及工作組所承認,許多組織處於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狀態,對外影響也相當有限,一般局限於一個學校或一個地區的學校內。[1]但是,最終卻發展迅速,遍於全國,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那麼,紅衛兵是如何產生的呢?工作組是如何對待紅衛兵的呢?紅衛兵運動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下面我們來研究這些問題。

  (1)清華、北大附中紅衛兵的產生。

  北京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不是在大學,而是在中學產生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誕生了全國第一支紅衛兵。[2]隨後北大附中也產生了紅旗戰鬥小組這樣的紅衛兵組織。這些紅衛兵組織是如何產生的呢?

  第一支紅衛兵出現於清華附中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在清華附中學生與教師、領導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不斷激化,才催生出清華附中第一支紅衛兵。那麼,清華附中師生、領導之間存在什麼樣的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把與教師、學校領導之間存在的意見分歧,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些學生開始主要集中於預651班和預642班,還有一些其他班級的學生也同情和支持這些學生的意見。這些學生中多數是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僅是這個時候,其實早在一兩年前,他們就與學校領導在一系列問題上意見對立,並進行過多次交鋒:

  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們曾就「學校里有沒有階級鬥爭」、「學校里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這兩個問題與校方進行辯論。

  一九六五年二月,他們認為學校提出的「興無滅資,團結百分之百」的口號「提得過右,而且在實際中它貫徹得還要更右一些。」

  一九六五年五月和一九六六年四月,他們兩次向學校提出開展「小整風」運動,大搞階級教育(如清明節掃墓)活動、兩憶三查活動,均被學校拒絕。學校負責人說:「階級教育在哪裡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兩憶三查不能搞,我們應當堅持正面教育,以表揚為主。」

  一九六六年五月,預651班的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等人對校長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有意見,認為校領導在報告中沒有強調這場運動的深遠意義,沒有強調突出政治,沒有強調在運動中要自覺革命,沒有強調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認為不強調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還對學校過去不突出政治的問題提出意見。學校領導不同意這些意見,並在不同場合批評了這些意見。

  五月十日,駱小海寫了題為《從我校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看我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校領導的文章。文章指責學校不把毛主席的書作為最高指示,還批評學校不重視突出政治,突出業務沖淡政治,在體育運動中搞錦標主義等。

  五月二十日,由預642班的王銘、張曉賓起草了題為《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嚮應當徹底批判》的給黨中央、毛主席的系統的彙報材料。他們在這份材料中寫道:「我們目前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結果,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要鬥爭下去,一定能取得勝利。我們下定決心,一屆屆、一代代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錯誤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華附中徹底搞紅為止,直到把無產階級教育方向在清華附中牢牢確立為止,直到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清華附中真正地驕傲地飄揚為止。」

  隨著由社教運動轉到文化大革命,清華附中學生與老師、領導之間的矛盾逐漸走向尖銳,從最初僅有十幾個人與校領導對立,逐步發展壯大,反對校領導的人達到幾十人之多。[3]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在圓明園遺址上,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來個學生在一起開了一個小會。與會者認為,當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為了迎接階級鬥爭暴風雨的來臨,為了更加有力地與校方進行鬥爭,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組織,並一致同意將組織命名為紅衛兵。「紅衛兵」是前一階段張承志寫小字報時所用的筆名。這一天就成為了紅衛兵的誕生日,從此揭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五月三十一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員鄺桃生、駱小海、卜大華、王慧成、張曉賓、王銘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學校的問題。此信洋洋萬言,列舉了學校的20種錯誤。[4]

  六月一日晚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廣播后,大大地鼓舞了剛剛組織起來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時學校把教學樓五樓一個曾作為閱覽室的大教室騰出來,專門用作全校師生貼大字報的場所。六月二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醒目地出現在五樓大教室。大字報的題目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其中寫道:「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有100多人在紅衛兵的署名下籤了名。當時的紅衛兵組織很不嚴密,在紅衛兵大字報簽了名的也不一定是紅衛兵,而有些人雖然沒有在大字報上簽名,卻也是紅衛兵,關鍵在於觀點是否與紅衛兵一致。[5]

  清華附中領導並沒有接受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意見,反而對他們採取壓制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面積極向黨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寫信反映情況,一方面向北京各有關中學進行串聯,尋求支持。

  六月八日上午,海淀區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等學校以及西城區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學校300多人相約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學校領導感到來者不善,便以「維持秩序」為名關閉了校門。這些學校的學生堅持了10個小時后,才被允許進入校園。他們與清華附中紅衛兵一起,在校園裡刷了許多大字報、大標語。為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在自己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上署上了××學校紅衛兵的字樣。此後,紅衛兵的名稱很快便在北京許多學校里傳開了,以紅衛兵或紅旗等命名的學生自發組織成批出現。大約在六月三日左右,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彭小蒙、宮小吉等人成立了類似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自發性學生組織——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不過,到這時為止,紅衛兵組織在數量上還是比較少的。在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的學校里,紅衛兵在人數上也只佔學生總數的很小一部分。[6]

  由此我們看到,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就是五月二十九日成立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雖然成立時沒有用紅衛兵的名稱,但是從性質上來說也是紅衛兵組織。這兩個組織都是在與當時學校領導出現矛盾的情況下,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不論是清華附中紅衛兵還是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都是紅衛兵的發起組織。[7]他們的成立拉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

  (2)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清華、北大附中的紅衛兵拉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當時的紅衛兵主要出現在北京的中學。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背景下,和學校領導存在不同意見而又遭到壓制的情況下,才起來造反的。這樣在北京的中學裡面造反的紅衛兵和學校領導之間就形成了對峙關係。這個時候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學校派出工作組,那麼工作組在派出以後與紅衛兵和學校領導之間又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呢?

  李雪峰任第一書記的北京新市委執行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的指示,從六月上旬開始,向北京地區的51所高等學校和304所中學先後派進了工作組。大學工作組的成員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抽調,中學的由團中央抽調。團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團。團長、副團長分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惠庶昌擔任,並從全國各地抽調了1800多名共青團幹部,組成了300多個工作組,分成8個工作隊,進駐北京市八個區的各個中學。各工作隊的隊長均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常委或部長擔任。[8]

  工作組進入學校后,代替了原來的校黨委。由於多數工作組雖然接管了學校的領導權,但是卻和校黨委站在同一立場上,因而學校師生在如何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分成了兩派。反對工作組的學生認為,工作組控制運動的做法是保護黑幫,壓製革命群眾,限制運動的深入發展,要求將矛頭對準院校領導。他們以《人民日報》社論為武器,認為自己是按毛澤東思想行事,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而造反的,他們人數雖少,卻自恃真理在握,不斷和工作組發生衝突。但大多數人是把擁護工作組和擁護黨聯繫在一起的,對反工作組的人進行激烈的反擊,雙方的鬥爭越來越尖銳。一些學校發生趕工作組的現象。[9]

  由此看來,工作組進校后,迅速在師生中間形成了兩派,一派擁護工作組,一派反對工作組。這兩派的形成又是與對學校黨委的不同態度密切相關的。當時紅衛兵主要出現在北京的中學,而中學工作組又是由團中央直接派出的。因而這個時候我們的研究就集中在中學工作組上。由於清華、北大附中的紅衛兵拉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這兩個中學的紅衛兵和工作組的關係就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我們的研究就從這兩個中學的紅衛兵和工作組的關係入手。

  我們先來分析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

  當時學校內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兩個內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擁護校領導、黨支部。也有不少大字報對預651班等反對校領導的人進行批評。以個人名義寫大字報對校領導表示懷疑、甚至對校領導進行批判的極少。六月四日,團中央派了兩個人到清華附中進行調查。在以後的幾天里,他們分別與包括紅衛兵在內的各派學生代表進行了幾次座談,紅衛兵在與他們的座談中,感覺受到了鼓舞,鬥志更加旺盛。此後,形勢發展很快,紅衛兵逐步從防守轉入反攻。六月五日,紅衛兵在教學一樓門庭正面貼出一張題為《揭穿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開始公開點名批判校領導。紅衛兵的大字報引起了全校的廣泛關注,也招來了很多反對和批判的大字報。清華附中絕大多數的師生在當時是相信黨支部的,對處於反對派地位的紅衛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態度。紅衛兵在這一天還貼出了一張題為《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在這張大字報里,紅衛兵向全校發出號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動起來,向近在身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猛烈開火!我們要做無產階級徹底革命派,決不當資產階級保皇派。」在這裡,紅衛兵已經明確地把清華附中黨支部稱為「近在身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了。[10]

  從中可以看到,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后,宣講了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關於運動的八條政策規定,並說校方壓制學生是錯誤的,支持了包括紅衛兵在內的學生的「革命行動」。[11]清華附中工作組支持紅衛兵的造反運動,同意他們將矛頭對準清華附中黨委,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是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獲悉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停職反省。由於清華附中工作組是受團中央領導的,團中央領導人非常重視清華附中的工作,認為這是打開清華大學黨委的重要戰線。胡克實要求在清華附中蹲點的海淀區工作隊副隊長劉晉每天向他彙報情況。工作組承認紅衛兵是左派,但感到紅衛兵獨立性太強,難以駕馭。胡克實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提出立即恢復黨團,溶化紅衛兵的辦法。胡克實並具體指示工作組要抓紅衛兵中的壞人。[12]

  由此不難看出,清華附中工作組對待紅衛兵和學校領導上的微妙態度。他們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反對學校領導,是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確知清華大學黨委犯了錯誤,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向附中黨支部造反是為了打開清華大學黨委這個堡壘的重要環節。他們雖然支持紅衛兵進行造反,卻又指示工作組在紅衛兵中抓壞人,實際上還是想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納入工作組領導的軌道,使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為工作組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這個時候在對待《中國青年報》社論上的分歧又進一步激化了他們之間業已存在的矛盾。

  六月二十三日,《中國青年報》發表鄧小平審閱過的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團結大多數的問題。清華附中紅衛兵認為這篇社論只講團結不講鬥爭,調子太低,火藥味不濃,是折中主義。[13]

  六月二十四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一張是與《中國青年報》「六二三社論」針鋒相對的《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是徹底鬧革命》,另一篇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在後一篇大字報中,紅衛兵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宣稱:「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

  六月二十五日,個別紅衛兵成員還把大字報抄到清華大學去,表示對反對工作組的蒯大富的支持,引起清華大學擁護工作組的許多學生的反對,紛紛到清華附中貼反對紅衛兵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組「逮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紅衛兵」。

  七月四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文中引用了毛澤東一九三九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大字報既是針對《中國青年報》的社論,也是針對工作組的。[14]

  我們可以看到,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一方面是工作組支持清華紅衛兵造反,另一方面又想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納入工作組領導的軌道。工作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造反,是因為當時工作組已經知道清華大學黨委犯了嚴重錯誤,而不是工作組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是要指向黨內走資派。同時,工作組還想控制紅衛兵,使紅衛兵按照工作組的意圖進行「造反」。這樣就形成了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我們認為工作組支持紅衛兵造反是有條件的,存在保留態度的。

  我們再來看北大附中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的關係。

  同是第一批紅衛兵組織的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在北大工作組進駐北大附中后,受到了工作組的強大壓力。七月三日,北大工作組副組長張德華在北大附中召開座談會,說紅旗戰鬥小組有「方針性」錯誤。提出用分化中間,先拉群眾,孤立少數的方法打垮紅旗戰鬥小組。七月十一日,張承先在北大附中召開部分師生座談會,批評紅旗小組是「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紅旗戰鬥小組幾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數由三百多人銳減為一百多人。[15]

  這個時候,劉少奇對北師大附中紅衛兵的指示成為工作組解決中學紅衛兵的指導方針。這對中學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

  七月十四日,劉少奇在對北京師大一附中的指示中提出: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地質附中紅衛兵、二十五中東風等組織被強令解散,許多未被解散的中學紅衛兵組織也受到工作組的批評、指責,與工作組處於對立狀態。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紅衛兵的,但不久即與紅衛兵產生了分歧。工作組要求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極少數「牛鬼蛇神」,紅衛兵則提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舊思想。工作組要求團結95%以上幹部、群眾,紅衛兵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工作組認為黨的領導必須通過工作組來體現,紅衛兵則提出必須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工作組認為紅衛兵是「不要工作組的領導,搞紅衛兵專政」。[16]

  工作組根據黨中央在京領導人和團中央提出的「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的政策,勸紅衛兵自動解散,回班級參加共青團組織的活動,並安排紅衛兵核心成員中比較合乎理想的學生擔任學校分團委委員。但是紅衛兵既參加共青團組織的活動,又保持獨立的組織。在文革運動的領導方針問題上,紅衛兵認為工作組強調政策,防止過激的作法是「搞折中主義」,「只強調團結,不強調鬥爭」,「火藥味不濃」。工作組與紅衛兵的矛盾一天天發展,但是清華附中工作組力爭主要通過誘導解決紅衛兵問題,而紅衛兵則力爭工作組的支持,不使關係破裂。雙方都想以策略取勝。因而直到工作組被毛澤東批判,雖然雙方的爭執、摩擦不斷,卻沒有反目成仇。

  其實,清華附中的情況並不多見。北京大學工作組派駐北大附中的工作組斷然取締了紅旗戰鬥小組,紅旗戰鬥小組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也有個別工作組支持了紅衛兵,如團中央派出的石油學院附中工作組。總的看來,由於工作組對運動的控制,紅衛兵的組織和活動受到限制。[17]

  從中可以看到,作為上級部門派來的工作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維護了學校黨委或黨支部。工作組雖然也贊成批反動學術權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幫,但他們反對亂批亂斗,主張有計劃、有秩序地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18]

  從研究中可以看到,工作組與中學紅衛兵的問題上,除去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等少數工作組以外,多數工作組是站在學校黨委或黨支部一邊的,對正在進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採取了壓制的態度。團中央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的。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的方針政策。這樣就與中學紅衛兵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不難看出,即便是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的工作組,也與紅衛兵之間存在著嚴重矛盾。這種矛盾集中表現在紅衛兵要不要置於工作組的領導之下。如果我們將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存在的矛盾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存在的深層矛盾則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依靠學校黨委(工作組)還是群眾、採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鬥爭的矛頭是對準走資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還是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上。

  (3)紅衛兵運動向何處去?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論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還是團中央,都認為紅衛兵不是合法的黨、團組織,而是秘密的、非法的,因而對於紅衛兵採取了否定的態度,甚至要解散紅衛兵。至於清華附中工作組對於紅衛兵的支持也是有條件的。這個時候的紅衛兵運動處在高壓之下,確實存在著被剿滅的風險。

  但是,他們的行動卻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

  七月二十五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主持召開萬人辯論大會。北大許多學生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會上控訴了工作組的壓制和迫害。江青對代表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發言的彭小蒙極力誇讚。當彭小蒙在發言中說到「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江青說:「你們是太陽,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19]不僅如此,中央文革小組還對其他學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師生予以肯定,支持他們的造反行為,表現出與中央一線常委的不同態度。

  我們看到,紅衛兵在遭到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和團中央工作組打壓的情況下,卻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這反映出在紅衛兵運動問題上,在中央內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中央一線常委當時是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而中央文革小組不過是在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具體負責文化大革命的辦事機構,當中央一線常委對紅衛兵採取否定態度的情況下,儘管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師生造反,但是從組織程序上來說,中央文革小組最終還是要服從中央一線常委做出的決定的。

  從前文我們在工作組問題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儘管中央文革小組對派出工作組一再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卻遭到中央一線常委的拒絕和打壓,中央文革小組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才不得不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態度的。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這次在紅衛兵問題上又一次表達了否定態度,紅衛兵組織及其運動存在被解散乃至於宣布為非法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態度就成為紅衛兵組織及其運動能否存在和發展下去的關鍵。那麼,毛澤東的態度如何呢?下面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3、紅衛兵運動的興起。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紅衛兵出現后,不論是工作組還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都是對此採取打壓態度的。即使允許紅衛兵存在,也要將其納入工作組預定的軌道,成為工作組執行其路線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紅衛兵確實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險。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工作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區少數中學的激進學生互相串聯,學習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立名稱不一的自發組織。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支持紅衛兵以後,北京的中學生和少數大學生紛紛起而仿效,紅衛兵初步形成有眾多學生參加的政治活動。[20]

  青少年學生是在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以後,才走向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運動的。那麼,紅衛兵運動又是如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呢?

  (1)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一——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印發。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在紅衛兵運動興起過程中起著先導作用。這封信件表明了毛澤東對紅衛兵肯定和支持的鮮明態度。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毛澤東寫出這封信件的呢?

  ①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導火線。

  當時不論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是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都遭到了工作組和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的打壓。但是,他們的行動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願意代他們將造反的大字報呈遞給毛澤東。這樣能否獲得毛澤東的支持,就成為紅衛兵運動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七月二十八日,海淀區在北京展覽館召開揭發批判工作組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等人到場,表示支持學生反工作組。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作了控訴工作組的發言,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宣讀了一論、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併當場將這兩份大字報稿交給江青,請她把大字報呈送毛澤東。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還附了一封信,其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大意)。[21]

  我們看到,紅衛兵在遭到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和團中央工作組打壓的情況下,卻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這反映出在紅衛兵運動問題上,中央內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這個時候清華附中紅衛兵還通過江青將他們造反的大字報呈遞毛澤東,請毛澤東對此判明是非。這就意味著將他們與團中央工作組乃至於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分歧和矛盾擺在了毛澤東面前。由於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執行了文革的路線,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也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因而毛澤東是站在了紅衛兵而不是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立場上。這樣在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的情況下,肯定並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就成為毛澤東的必然選擇了。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從中不難看出,清華附中紅衛兵委託江青將他們遭到批判的大字報轉呈毛澤東,成為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件的導火線。

  ②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內容及其評析。

  毛澤東收到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和信件后,很快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出了回信,那麼這封信的內容是什麼呢?應該如何看待這封信呢?現在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1)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內容如下: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2]

  這封信雖然所署的日期是八月一日,其實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就已經寫好,為慎重起見,還在中央及北京市委領導層內傳閱過。

  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將這封信及清華附中的兩張大字報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及北京市委負責人李雪峰、吳德:「請考慮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確。有錯誤,請指正。」[23]

  這封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在獲得中央領導層同意以後,才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會議的。這封信雖然印發了會議,最終卻沒有能夠發出,但是這封信的內容卻很快傳播到社會上去了。這不僅是因為當時革命師生代表參加了八屆十一中全會,他們從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發,將信的內容擴散到社會上,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八月三日在釣魚台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給他們看了印有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文件。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革命激情。許多一度受挫的中學紅衛兵組織重獲生機,並獲得更大的發展。此後,紅衛兵組織不但在中學迅速發展起來,而且在高校、機關也開始有了發展。紅衛兵運動初步形成有眾多學生參加的政治運動。[24]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發出,但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這兩張大字報卻以《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題目發表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一期,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25]這兩張大字報在中央黨刊、黨報的公開發表,表明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於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堅定支持。

  2)對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評析。

  清華附中紅衛兵是在他們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高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投身於文化革命洪流中的。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造反行動卻遭到了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組的打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才將貼出的大字報底稿委託江青呈送給毛澤東,請毛澤東判明是非,希望能夠得到毛澤東對他們造反行動的支持。

  從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僅對他們的大字報,還對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大字報及彭小蒙的演說,以及全國和他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表示了熱烈的支持。毛澤東在信中告訴這些造反的同學,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支持你們的。「我們支持你們」,是毛澤東和他的革命戰友支持紅衛兵造反行動的真實寫照。這個說法當然是有著史實依據的。因為這封信是毛澤東在徵求了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意見以後才印發會議的。他還要求同學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特別是那些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在對他們進行批評、幫助的同時,也要給人以出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地解放自己。

  從信中可以看到,在如何對待造反學生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組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這種不同此前在中央撤銷工作組問題上就已經鮮明地表現出來了。不論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是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乃至於各地和他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造反組織的名稱雖然不同,但是本質上都是在執行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文革路線,採取了造反的行動。因而即使這些造反組織的名稱不同,所處的地域不同,毛澤東都對他們的行動予以肯定,採取了鮮明的支持態度。從這裡可以看出,能否執行中央的文革路線,是否採取造反的行動,是毛澤東對他們支持與否的根本標準。

  同時我們也看到,毛澤東在支持、鼓勵青年學生造反的同時,還對他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要求他們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特別是那些犯過錯誤的人,也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爭取使他們逐步改正錯誤,回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後來紅衛兵運動興起后,不少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比如首都紅衛兵組織五大領袖)卻辜負了毛澤東的教誨,頭腦膨脹,個人主義盛行,小團體意識作怪,嚴重干擾了文革的進行,釀成了嚴重後果,造成了沉痛的教訓。當然,這是后話。

  ③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意義。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並非僅僅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而是以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方式,表明了他對於全國青少年學生造反運動的肯定和支持。這在信中就有明確的反映。這種表態對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也就是後來的紅衛兵運動,具有重要意義。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於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以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態度鮮明地支持青年學生的造反運動,一種是以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組反對青年學生起來造反,主張把青年學生的造反行動納入正常的黨、團運動的軌道。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當時在中央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不同意見,主張撤銷工作組,由革命師生自己進行運動,但是卻遭到中央一線常委的激烈反對,始終處於壓制狀態。在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將各地文化革命的動態及時彙報給毛澤東。如果不是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經過進一步調查了解,在徵求中央其他常委意見以後,果斷決策撤銷工作組,以後的紅衛兵運動是難以發展起來的。

  撤銷工作組和支持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是一脈相承的。當時工作組處在鬥爭的第一線,他們貫徹中央一線常委的指示,與起來造反的青少年學生處於尖銳對立狀態。支持工作組,必然否定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支持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必然要否定工作組的行動。在工作組與青少年學生出現對峙的時候,撤銷工作組,實際上就是對青少年學生造反行動的肯定和支持。這是因為青少年學生的造反行動是踐行毛澤東主張的文革路線的。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正式發出,卻沒有因此而影響到紅衛兵運動的發展。這封信的內容已經流傳到社會上。八屆十一中全會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這封信,不僅出席會議的革命師生看到了這封信,八月三日王任重還在釣魚台專門約見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給他們看了印有這封信的文件。這實際上是將信件內容向清華附中紅衛兵作了通報,告訴他們毛澤東對紅衛兵造反是持鮮明支持態度的。

  至於這封信當時沒有正式發出,可能與八月四日中央全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的激烈爭論,以及最終迫使毛澤東改組中央常委這一重大人事變動有關。中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政治局常委的改組,成為當時壓倒一切的大事。這樣信件的發出就給耽擱下來了,以致於最終也沒有向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正式發出這封信。

  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在面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這進一步鼓舞了青少年學生的鬥志,振奮了他們的造反精神,推動了造反運動的發展,由此波及全國,為後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2)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二——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雖然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這兩個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不同,但是毛澤東在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卻對這兩個組織都給予了同樣的支持。這是因為這兩個學生組織都是響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造反的。

  當時學生造反組織究竟叫什麼,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叫什麼的都有。一般都是打著保衛紅色江山的旗號,充滿濃厚的戰鬥色彩,表現出鮮明的鬥爭精神。即使對於紅衛兵這個名稱,也不是沒有爭議。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大會前,周恩來曾建議:紅衛兵是外國的名字,赤衛隊是本國的名字,我看叫赤衛隊這個名字好。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發表的講話里號召人們學習、熟悉、掌握、運用「十六條」,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也沒有一處提到紅衛兵。[26]

  這說明雖然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肯定了學生的造反行動,但是直到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會的時候,還沒有將廣大投入造反的革命學生稱作紅衛兵。將進行造反的革命學生稱作紅衛兵,是從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之後才產生的。那麼,這次大會上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才把廣大青年學生的造反運動稱作紅衛兵運動呢?

  ① 天安門廣場舉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

  當時是如何才決定八月十八日召開天安門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體育場開大會,外地來的學生很多,大家都想見中央領導人。[27]在這種情況下,當天晚上就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這個決定向毛澤東彙報后,毛澤東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出席這次大會準備一套綠軍裝。這將是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穿上軍裝。同一個月前暢遊長江一樣,這個舉動富有鼓動人心的象徵意義。[28]

  不僅如此,這天的群眾大會情況還出乎人們的預料。毛澤東一改晚上辦公,上午休息的習慣,早晨五點鐘就到了天安門。當時事先誰也沒告訴,只有周恩來一個人趕到,因為只通知了他一個人。這就打破了舊的規矩。[29]

  這次大會的群眾規模和熱烈場面是建國以來所罕見的。關於毛澤東一早來到廣場,當天的新華社通訊這樣報道:

  「今天清晨五時,太陽剛從東方地平線上射出萬丈光芒,毛主席便來到了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會見了早已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裡的革命群眾。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主席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毛主席走過天安門前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主席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他們歡喜地說:『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到我們中間來了!』」[30]

  本來,中央是在革命師生的要求下,才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原先並沒有安排毛澤東參加大會。在向毛澤東彙報召開這次會議的情況時,毛澤東不僅同意召開這次大會,還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並一改往日的作息習慣,又第一次在建國后穿上了軍裝,八月十八日凌晨五時就到達了天安門廣場。當時只將到達廣場的時間通知了周恩來一個人。這說明毛澤東對召開這次主要由革命師生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高度重視,希望通過召開這次群眾大會,支持青少年學生的造反運動,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他在建國后首次身穿軍裝出席這次大會,是非同尋常的,也是耐人尋味的。這不僅是為了營造革命化、戰鬥化的氛圍,鼓舞青年學生的鬥志,也是為了宣示這場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對中央和各地仍然對抗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的一種告誡和警醒,表明了將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下去的決心和信心。

  在這次群眾大會上,經毛澤東提議,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在天安門城樓會客室里,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等人說:「我堅決支持你們!」毛澤東還與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毛澤東說:「我們不行了,只有我們這些娃娃行,小將行。」[31]

  大會會場,幾萬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在大會上異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東西兩側的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和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都由紅衛兵維持秩序。新華社的報道說:「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的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32]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清華、北大附中的學生代表談話,明確肯定了他們的造反行為,堅決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還對他們寄予厚望。這是與他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相一致的。特別是在這次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不僅具有鮮明的象徵意義,更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通過現場百萬群眾,特別是報刊、電台、電視台的宣傳報道、廣播、轉播,使人們不約而同地將青少年學生參加的文化大革命冠名為紅衛兵運動,進一步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這次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林彪在大會上講話,提出下一步的行動號召。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

  周恩來接著在大會上講話。他說:十一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十六條,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制定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認真地學習它,熟悉它,掌握它,運用它。北京大學聶元梓和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學生,也在大會上先後講話,表示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大會結束后,浩浩蕩蕩的百萬人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城樓前,接受檢閱。

  毛澤東在整整六個多小時內,一直堅持在場。當檢閱遊行隊伍時,他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33]

  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其中突出地報道了紅衛兵的情況:「幾萬個系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紅衛兵』是首都大中學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表示一輩子當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祖國的紅色尖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城樓兩側的東西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在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糾糾的『紅衛兵』維持會場秩序。」[34]

  新華社對這天大會的報道,還透露一個重要信息:對參加大會的中央領導人,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調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次序,把劉少奇列在第八位。這在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沒有宣布。這件事自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35]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八月一日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發出前,只有清華附中的造反學生稱作紅衛兵,其他學校學生造反組織的稱呼則是五花八門。但是,在毛澤東八月一日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印發會議,特別是傳播到社會上以後,不少學生才紛紛將造反組織的名稱改稱紅衛兵,在北京各中學尤其是這樣。

  八月十八日之前,紅衛兵組織已在北京各中學普遍出現,而在大學則比較少。在大專院校里,大多數還是以個人和較小的戰鬥隊的形式進行文化大革命。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城市在八月十八日之前也有少數的紅衛兵組織出來。[36]

  八月二十一日,陶鑄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中就說:「整個北京市,全國現在都成立了紅衛兵,成立紅衛兵是黨的一個政策。」八月二十五日,陶鑄在接見中南地區學生時說:「紅衛兵是革命的組織,看來紅衛兵有普及全國之勢。……在北京,紅衛兵起了偉大作用。……學校里有多少人參加紅衛兵,看情況,也許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37]

  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指出:「革命的學生們組織『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等等革命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合法的組織。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誰要反對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就直接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違背了黨中央的決定。」[38]

  《人民日報》八月二十九日社論中寫道:「紅衛兵充當了文化革命這個群眾運動衝鋒陷陣的急先鋒。」[39]

  不論是陶鑄在講話中提出大力發展紅衛兵,還是《人民日報》社論對紅衛兵組織性質和作用的肯定,是毛澤東八月一日印發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革命師生的新發展,都是為了貫徹毛澤東關於紅衛兵運動的指示。這樣就不僅進一步肯定了紅衛兵的組織名稱和紅衛兵運動的合法性,又推動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的蓬勃發展。

  由此我們看到,這次天安門廣場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是應革命師生的要求召開的。中央是在支持革命群眾的要求,推動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情況下,才決定召開這樣一次大會的。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后,不僅同意召開這次大會,還表示要親自參加這次大會,又在建國后第一次穿上了軍裝,凌晨五時就到達了廣場。他在天安門城樓不僅在與學生代表的談話中,還在大會上以接受並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於青少年學生的造反活動以及把他們稱作紅衛兵的肯定和支持。這個時候新聞宣傳報道也將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學生稱為紅衛兵。這樣就以這次大會的召開為標誌,不僅宣布青少年學生參加的造反運動是合法的,還將他們參加的運動稱為紅衛兵運動。隨後不論陶鑄的講話還是《人民日報》社論,都在肯定並支持紅衛兵運動。因而這次大會對紅衛兵運動的冠名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②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在八月十八日以後,毛澤東又是如何接見紅衛兵的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到八月二十八日,處地來京學生已達十四萬人。從八月底開始,毛澤東幾乎每隔半個月就要接見一次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40]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審閱林彪在下午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的送審稿。送審稿中說:「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在這段話后,林彪親筆加寫:「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毛澤東批示:「退林彪同志:這樣修改很好。」

  下午,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五十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紅衛兵佩戴紅領巾和紅衛兵袖章。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1]

  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是在病後初癒的情況下進行的。

  九月中旬,當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時,毛澤東身體不適。他在十三日晚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了一封信說:

  「卧病三天,尚有微溫,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後天(十五)上午十時或下午五時在天安門開七十萬人大會。我能起床,即去見見群眾,不能起床,則請你主持,我不去了。」

  十五日下午,病後初癒的毛澤東還是趕到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各地的上百萬師生和紅衛兵。[42]林彪、周恩來發表講話。這是毛澤東第三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3]

  十月一日上午十時,毛澤東出席在天安門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慶祝大會,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參加慶祝活動的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三千多名工農兵代表、少數民族代表和紅衛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大會。大會結束時,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穿過金水橋,走進群眾隊伍中,向大家祝賀國慶節日。整個活動持續六個多小時。這是毛澤東第四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4]

  十月十八日中午,毛澤東乘敞蓬汽車,沿長安街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五十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歷時一個多小時。這是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5]

  十一月三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二百多萬人。從上午十時十分開始,持續七個多小時。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6]

  十一月十日、十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二百多萬人。十日,從上午十時開始接見,持續六個多小時。十一日,從下午兩點半開始,乘坐敞蓬汽車接見長安街兩側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47]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二百五十萬人。二十五日,從上午十一點半開始在天安門接見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持續四小時。二十六日,從下午二點半開始,乘坐敞蓬汽車,接見排列在天安門廣場和廣場以西大道兩旁,以及在西效機場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這是毛澤東第八次接見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從八月十八日以來的三個多月中,一共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人次。[48]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一千一百多萬人。在接見活動中,往往持續六、七個小時。這對於年逾古稀的毛澤東來說,確實是一個沉重的負荷。但是,毛澤東卻是樂此不疲,堅持參加每一次接見活動,即使在剛剛病癒的情況下也是這樣。這表明毛澤東對接見紅衛兵是非常重視的。關於這個問題,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戚本禹和王力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戚本禹回憶說:「實際上,主席也非常勞累的,即使後來安排他坐著敞篷車去接見,可一天坐下來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無怨言,仍然堅持要不斷地接見。很多人都對毛主席那麼多次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這樣的。」

  「我就對主席說,你已經那麼多次接見紅衛兵了。現在天氣也轉冷了,是不是可以暫停下來了。」

  「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又說,列寧去世得過早,在蘇聯的青年人中見到過列寧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人見到他,將來好繼承老一輩的事業,革命到底。他說,接見那麼多的紅衛兵,不能休息,一天下來,確實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腳還痛。但是我還是要接見。我們將來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他們中間能出人才,我們的事業靠他們繼承了。我說,他們都還是些小孩子。他說,對了,我們今天的事業不都是靠當年的那些小孩子乾的嗎?我現在接見幾百萬青年人,將來在這裡面是會出人才的,會繼承我們的事業。」[49]

  王力後來回憶說:「他(指毛澤東——引者注)一直有這思想,就是同蘇聯有關係的,他說蘇聯出修正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要防修,就要讓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見到我。毛主席這話說了多次。」[50]

  從王力和戚本禹的回憶中不難看出,毛澤東之所以花費很長時間和很大精力來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是因為對他們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就寄托在他們身上了。毛澤東接見這些革命師生,就是希望在他去世以後,紅衛兵們不要忘記對他們的諄諄教導,進行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接見的人數之多、每次接見的時間之長,不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即使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空前的。這表明毛澤東對於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殷切希望。這些紅衛兵主要是青少年學生,正處於風華正茂的歲月,也就是杜勒斯等帝國主義預言家們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所寄望的第三代、第四代。這些青少年沒有經受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艱難考驗,也沒有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鬥爭的豐富經歷,可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卻要依靠他們去傳承和發展。因而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出發,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讓這些青少年學生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接好老一代的班,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發揚廣大。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就是希望他們牢記使命,不忘囑託,在鬥爭中走向成熟,能夠主動地、自覺地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

  ③ 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印發八屆十一中全會,特別是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開始走向社會,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紅衛兵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運動的發展上,既支持、肯定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又存在著重要分歧。這與紅衛兵運動自身的兩面性結合在一起,影響著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方向。

  1)紅衛兵是破壞舊世界的先鋒。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后,紅衛兵開始大規模地走出校園,沖向社會,向舊世界宣戰,為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而鬥爭。

  紅衛兵是改造舊世界的先鋒力量。以青少年學生為主組成的紅衛兵,長在紅旗下,從小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年輕氣盛,血氣方剛,世故少,積極性高,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緊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步伐,懷著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崇高理想,堅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果斷行動,雷厲風行,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紅衛兵沖向社會以後,向著「四舊」猛烈開戰。「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是在「十六條」中提出來的。這是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社會現象。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破壞一個舊世界,才能建立一個新世界。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蕩滌社會上存在的污泥濁水,驅散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霾,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這個時候的紅衛兵在運動中不僅改地名,變姓名,翦褲腿,修髮型,換招牌,刷標語,貼大字報,還圍攻黨政領導機關,炮打走資派,除舊布新,全面出擊,形成了強大的聲勢,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氣勢,如同一股紅色的巨流向舊世界發起猛攻。他們深入基層,走街串戶,抓住可疑人物,鎖定鬥爭對象,不畏艱難,勇往直前,不信邪,不怕壓,英勇奮鬥,無所畏懼。社會上,多少頑固的堡壘被他們攻破,多少龐然大物在他們面前倒下,多少陳規陋俗被他們破除,多少反動勢力的氣焰被他們打下。這股紅色颶風席捲全國,震撼華夏,以其凌厲之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紅衛兵運動以期蓬勃的力量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它不僅得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定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是它的堅強後盾,同時作為黨中央喉舌的宣傳機構還大力謳歌和鼓勵紅衛兵運動。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發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評論員文章。[51]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二期上發表《紅衛兵贊》,指出「紅衛兵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他們的革命行動,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了更大規模的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這種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使鑽進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陷入革命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沒有這樣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就不能摧毀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的社會基礎,就不能把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徹底。」[52]

  八月二十二日新華社播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的電訊,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狠!》、《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八月二十四日新華社發表《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的電訊,八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出《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電訊,八月二十六日新華社發出《撗掃「四舊」的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各城市》的電訊,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禮!》,社論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霏。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狠!」。[53]

  中央報刊及時把黨中央的聲音傳播到紅衛兵中間,指導著紅衛兵運動的方向。它們的宣傳鼓動吹響了紅衛兵運動的號角,為紅衛兵運動吶喊助威,推動著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懷著崇高的革命激情,沿著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方向,以實際行動投入到革命實踐中,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

  2)紅衛兵的盲動。

  紅衛兵運動雖然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先鋒作用,但是他們在破「四舊」和圍攻黨政機關、炮打走資派的鬥爭中,由於其自身認識和閱歷的限制,卻出現了不少盲目性,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紅衛兵在破「四舊」的過程中,致使一些文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一般來說,文物和「四舊」是能夠區分開來的。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有的文物還是「四舊」的載體,和「四舊」有著難以割捨的聯繫,將它們區分開來又是比較困難的。這就容易在破除「四舊」的過程中,導致一些文物遭到毀滅性破壞。從這方面來說,當時對文物的衝擊和破壞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況且當時對於封建迷信和濃厚宗教色彩的標誌性建築的封閉和破除,還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當然,不必諱言,由於認識的局限和衝動,不少文物在當時確實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這是令人痛心的。

  在紅衛兵運動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些嚴重事件。從二十日起,在「破四舊」的旗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裡都相當普遍地發生強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踐踏法制的野蠻行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的人員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強行遣送回鄉。[54]

  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紅衛兵就將矛頭對準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從北京開始的對黨政機關的猛烈衝擊迅速擴展到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紛紛被圍攻,被炮打。相當多數的黨政負責人由於不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確對待紅衛兵運動,導致雙方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有的被揪斗以致失去人身自由,實際上已無法正常工作。許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社會秩序處於失控的無序狀態。全國局勢日趨混亂。[55]這個時候紅衛兵在鬥爭中由於沒有對黨員幹部進行甄別分析,出現了打擊面過大的現象。

  在紅衛兵運動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要分清究竟是經驗不足、年輕幼稚才出現的魯莽行為,還是打著文化革命旗號,懷著個人目的,為轉移鬥爭方向,嫁禍文革的卑鄙行為,也就是說要分清主觀故意還是過失的界限。至於有人轉移文革方向,故意破壞文革的行為,下文還有分析,此不贅述。從紅衛兵運動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當時紅衛兵聲勢浩大,波及面廣,衝擊性強,由於經驗不足、年輕幼稚、個人主義膨脹、小團體的習慣勢力作怪等因素的影響,當時造成了不少負面的影響。

  在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紅衛兵運動中確實出現了過火的行為。抄家、斗黑五類、破壞文物、驅趕地富反壞右分子還鄉、武鬥以及對幹部沖及面過大等等,就是在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盲目行為。這是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消極現象。雖然出現了這些消極現象,但是和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來比較,畢竟處於次要地位。這是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

  3)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運動上的態度分析。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運動的態度上,總的來說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又表現出不同。這種不同集中表現在對紅衛兵運動到底是放還是進行限制上。毛澤東認為從當時政治鬥爭的形勢出發,在紅衛兵運動的問題上,要採取放的方針。周恩來則認為要對紅衛兵運動進行限制,使紅衛兵在既定的範圍內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執行毛澤東在紅衛兵運動上的方針,卻又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下進行工作。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和矛盾。這是在大政方針一致下的認識分歧,屬於具體政策和策略的範圍,而非戰略上的矛盾。

  本來,在「十六條」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56]但是在紅衛兵運動興起后,還是出現了不少問題,發生了武鬥。毛澤東注視著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敏銳地發現運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他在支持、肯定紅衛兵運動的同時,及時採取措施解決業已出現的問題。制止武鬥不過是他在處理紅衛兵運動問題時的一個具體表現而已。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林彪轉送的反映有關「破四舊」行動的《文化大革命情況通報》(解放軍報總編室編)上批道:「已閱,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提倡文斗,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而在插話中又說:「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總是多數,壞人總是少數,怎麼就成流氓世界?」「總之,我們不干涉,亂它幾個月。我們堅決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壞人只佔百分之幾。」對西安等地紅衛兵提出要罷一些官的問題,他說:「我們不好答應,情況不清楚。」[57]

  這個時候,毛澤東不僅反覆強調「要文斗,不要武鬥」,還以個人的親身體驗為例說服紅衛兵,對不同派別的學生不要用保皇派和造反派這些帶有鮮明價值傾向的稱呼,正確對待工作組成員,要處理好不同派別的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關係問題,以便於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團結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

  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就說:「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斗,不要武鬥。」林彪一聽毛澤東這樣說,立刻緊接著說:「全部形勢很好,就是要去掉一個打人。不打人,就什麼都好了。」那時紅衛兵正在到處揪斗原由各中央機關派去的工作組。被揪斗的工作組成員,通常都要戴高帽,掛牌子,遭到「噴氣式」的鬥爭。毛澤東說:「工作隊員大多數是好的,只有極少數人不好。工作隊長也不是個個都壞。派工作組的人要承擔責任。國務院各口的負責人,要到群眾中作檢討,到工作隊員中去作檢討。這樣,解放大多數。」在學生中這時出現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組的保皇派的尖銳對立。毛澤東說:「保皇派這個名稱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麼不保?不能怪工作組,現在又怪到工作組底下的學生去了。你們要去傳,我也保過六天皇,保的只是張承先,後來不保了。」[58]

  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由於不了解情況,一開始是保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後來在弄清了張承先在對待造反學生的態度以後,才不再保張承先了。毛澤東在這裡談到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紅衛兵能夠給工作組成員改正錯誤的機會,妥善處理好與工作組成員的矛盾,以便於消除分歧,團結起來,共同開展對黨內走資派的鬥爭。

  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九月五日發表了《用文斗,不用武鬥》的社論,一開始就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顯然是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但從總體來說,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只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制」和「打擊」。[59]這個時候,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基本態度,仍是繼續主張「放」,而不是「收」。他還說:「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準備個別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60]

  不僅在制止紅衛兵運動的武鬥的問題上,而且在對一些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重要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免受紅衛兵的衝擊上,毛澤東也是採取了保護措施的。八月十日,毛澤東在李達遭受批鬥后的來信上批示:「陶鑄同志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61]九月三日,毛澤東在傅連暲遭受批鬥后的來信上批示:「送陶鑄同志酌處。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62]

  八月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學經濟系一群紅衛兵闖入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家中進行查抄。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以釗荒耄不才,在公領導之餘,受到本國青少年之督責搜撿,此惟罪有應得,亦且情所甘願。蓋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數人享受幸福,區區一小撮人沾著屈辱,又算得了什麼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範圍內稍有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當天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還寫了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大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等,要對他們實行保護,努力減輕紅衛兵對他們造成的衝擊。[63]

  從中看到,周恩來的這個名單,是在毛澤東保護章士釗等民主人士和領導幹部的背景下提出來的。這個名單是周恩來依據毛澤東的文革政策提出來的。不僅如此,在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和來自四面八方的紅衛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從這時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紅衛兵方面。[64]自紅衛兵運動以來,一九六六下半年,僅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統計,周恩來共接見北京和全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代表達一百六十餘次。[65]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做了大量工作,不僅說服、開導、教育紅衛兵,制止他們在運動中的過激行為,還採取具體措施,糾正他們在運動中的錯誤,為紅衛兵運動的正常進行創造了條件。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周恩來作為中央碰頭會的實際主持人,承擔著中央日常事務和紅衛兵運動的重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了中央碰頭會。這個時候周恩來將許多精力用在了處理紅衛兵運動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在紅衛兵運動戰略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著明顯分歧。這種分歧在若干紅衛兵運動的政策措施上表現了出來。

  八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審定同意李富春與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據「十六條」精神擬定的國務院八個口(外交、文教、科學三口除外)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這十條意見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強對運動的領導,提出要保護國家機密;對一部分幹部「燒」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護;既要放手讓群眾敢於革命,又要讓群眾學會善於革命、善於掌握黨的政策等等。周恩來批示,這件很好,十條意見同樣適用於外事、文教、科學三口。[66]當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對中央八個口的文化革命運動規定了十條意見時,毛澤東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來一個放任自流。有十六條嘛,都不聽。讓它去搞。」[67]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審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批示組織人起草的,準備下發到縣、團級。同日,江青提出: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至少應請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細閱讀和批發。[68]隨後,周恩來將通知稿報送毛澤東批准。通知稿的主要內容是:一、在運動中,對於黨和國家的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通知稿中把這些部門和單位分為十六類,一一列出。二、對上述部門和單位,如發現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破壞,必須依法處理。三、重要檔案應加以封存。四、此通知發至縣、團級,內部掌握,不對外公布。九月一日,毛澤東批示:退總理,此件不發。[69]

  九月二日,周恩來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主要內容是: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行動,應當加以保護」。「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紅衛兵串連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證黨和國家的對外關係和活動不受影響」,「革命串聯不在這些機關內部進行」;「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等等。三日凌晨,周恩來對《意見》進行了最後修改。囑秘書通知陶鑄、康生、李富春、謝富治、陳毅、楊成武、吳德、江青、王任重、張春橋、劉志堅、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在上午開會討論。會上,陶鑄、陳毅等贊成《意見》,康生等持否定態度。結果,《意見》沒有發出。[70]

  從周恩來同意或制定這三個意圖限制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文件,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否定最後沒有發出來看,在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問題上,當時究竟採取「放」還是「收」的政策上,他們之間還是存在分歧的。這種分歧不僅體現在三個文件的存廢上,還表現在大學工作委員會和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的設置上。

  我們先來看大學工作委員會的成立。

  七月二十八日,撤銷工作組以後,北京市市長吳德感到無法領導運動,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請示周恩來怎麼辦?周恩來說中央各部委所屬大專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統一領導,市委成立一個大學工作委員會,各部各口派人參加。

  周恩來指定吳德為大學工作委員會主任,陶魯笳為副主任。委員有孔原(調查部)、丁國鈺、李清泉(外交部),吳星峰(石油部)調任大學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大學工作委員會的任務是各部各口負責接待相應學校的師生,派聯絡員到各學校了解情況、聽取意見。

  大學工作委員會派聯絡員的事情被毛澤東知道了,毛澤東批評成立大學工作委員會是與派工作組一樣的錯誤,要立即撤銷。[71]

  我們再來看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的成立。

  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北京新市委在八月二十四日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地點設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內,由市委書記雍文濤主持總站工作;黨中央、國務院在聯絡總站設有辦公室,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負總責。

  二十六日,周恩來出席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成立大會。他對來自五百多所大中學校的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說:成立這個聯絡總站,一是要支持、幫助你們,二是要愛護、保護你們,三是有事情好找你們商量。[72]

  從中可以看到,不論是成立大學工作委員會還是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都是為了將首都紅衛兵和學生置於國務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這對於規範紅衛兵的行動,防止不測事件的發生,能夠更好地貫徹執行中央關於紅衛兵的指示,當然是有利的。同時,也不難看出,這種作法就將紅衛兵置於大學工作委員會和總站乃至於國務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束縛了紅衛兵的手腳,對於紅衛兵運動的迅猛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這進一步表明周恩來的作法與毛澤東主張的對紅衛兵繼續進行「放」的政策還是存在著明顯分歧的。

  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紅衛兵運動上的分歧還可以從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王力的回憶中得到驗證。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與周恩來就有著相似的看法。王力後來回憶說:「周總理和陶鑄同志力圖把紅衛兵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軌道,各省市也都這樣作,這同毛主席有分歧,毛主席認為不能這樣搞。真正理解毛主席思想的人不知有沒有,我們當時也不怎麼理解,後來琢磨出一點。王任重也力圖把紅衛兵納入黨的領導的軌道,他在釣魚台開了一個樓,聯繫指導紅衛兵。王任重同江青的矛盾也包括了上述的問題。」[73]這表明當時在紅衛兵運動是「放」還是「收」以及是否置於黨組織的領導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分歧能否得到解決,不僅對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同時也對於他們的政治命運會產生重要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來與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雖然在紅衛兵運動的發展上存在共同看法,但是在具體政策措施上還是存在重要分歧的。這種分歧體現在三個紅衛兵文件的制定以及大學工作委員會和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的建立上。儘管存在著這些分歧,在當時態勢下,最終還是以周恩來保留個人意見,服從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主張,而使他們之間的分歧得以解決。

  周恩來與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出現這樣的分歧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此前在周恩來的多次講話中就已經流露出來了。他雖然坦言這場革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自己與這場革命的要求存在著差距,但是卻並不消極,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參加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還表示要跟上革命的步伐,進行自我革命,消除自己與革命間的距離。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八月四日,周恩來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發表講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是意識形態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我們每一個決心要革命的、要繼續革命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積极參加這場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場火熱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己,檢查自己。[74]

  八月十四日,周恩來在回答波蘭駐華大使提問時又談到: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這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75]

  與此同時,周恩來並沒有否認他本人思想上同這場革命之間的差距。在和學校師生們的談話中他一再表示:自己雖然幹了幾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這個新事物來說,在許多地方還不如年輕人那樣思想解放,那樣敢說敢闖、沒有條條框框,因此,還需要老老實實地向革命師生和人民群眾學習。他這樣說明:「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不熟悉了,變成『保守派』。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要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我們要保持晚節,就要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76]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冒雨在清華大學發表講演。他說:「派工作組的責任應該歸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這是中央全會解決的問題,因此不能僅僅責備工作組,也不能僅僅責備北京市委」。他所說的「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是把自己包括在內的。當談到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他說:「八月八日的《決定》現在公布十四天了,你們正在學習。為什麼還有隔閡呢?就是因為有許多問題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們也不清楚。拿我來說,就很不清楚。」[77]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在發言中作了自我檢查。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是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又說:「我個人在這五個月中,前五十天雖兩次外出,但在京時也沒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對工作組只提過改良主義的辦法,沒有及時向伯達同志請教和深入到群眾中學習,這是我的主要錯誤。在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組密切聯繫,有時仍有掉隊之虞。」[78]

  周恩來後來在回顧這一段情況時說: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不是我們原來所能預料的。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就是說,沒有能夠完全預料到。」「就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對這個運動的發展也常常估計不足,對於這樣波瀾壯闊的局面的來到,精神準備不夠,總是要想辦法,把它分步驟,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約束、限制。」[79]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周恩來雖然在紅衛兵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存在不足,但是襟懷是坦白的,言行是光明磊落的。他並不諱言自己認識上的差距,但是表示要努力在實踐中學習,提高自己的認識,跟上毛澤東和文革的步伐,經受住考驗。這是周恩來堅定的信念、坦蕩的胸懷、高尚的品格以及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的生動表現。當然是應該肯定的。

  也正因為周恩來在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存在著這些認識,才引發了紅衛兵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說周恩來是「和稀泥」、「折中主義」,還在《紅旗》十三期社論里加進了批評「折中主義」的內容。[80]不僅如此,十一月初,一個外地來京學生將抄自清華大字報中「周總理有折中主義」等語用電報發往當地,被郵電部門扣下。江青等人卻認為電報不好扣,可以發,但不張揚。對這件事周恩來坦然地批示:「張揚出去也沒有什麼,這是大民主題中應有的文章。」[81]

  十一月九日,周恩來在同一位外國兄弟黨領導人談到最近中共黨內出現的路線錯誤問題時說:這一時期我也參加了,不能說沒有責任。現在有些學校就說我是「折中主義」。那時中央決定我去清華解決問題,我去了不提劉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當時應該這樣做,這是黨的決定,在這方面我們要守紀律,任何時候我們不向群眾解釋,讓群眾責備我好了。[82]

  周恩來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著誤解的因素,周恩來從組織觀念出發,也不便於對此作出進一步的解釋。但是,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也不能說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對周恩來的批評是空穴來風、捕風捉影的。因為周恩來確實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當時進行的大民主,開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本來是革命隊伍中行之有效的民主方法,是共產黨人民主生活的生動體現。後來,有人以此來擴大中央文革小組、紅衛兵與周恩來之間的矛盾則是別有用心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與周恩來之間在紅衛兵運動問題上的態度總的來說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的政策措施上卻是存在著分歧。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的一致性是主流,分歧則是支流。我們既不能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就忽略他們之間的分歧,也不能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就漠視他們之間的一致性。而是要從歷史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對他們之間存在的一致性和分歧作出準確界定並由此進一步研究這種異同對於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4)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方向。

  以上我們分析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運動上的態度。那麼,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又朝著什麼樣的方向發展呢?

  我們知道,紅衛兵是由青少年學生組成,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自發出現的群眾組織。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一經形成,就會沿著自身發展的軌跡前進。這些青少年學生,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後,長在紅旗下,深受黨的教育多年,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懷著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理想,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同時由於他們年輕、衝動、政治經驗少,容易任性行事,走向極端,又表現出破壞性。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以及具體負責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就要承擔起指導紅衛兵運動的重任,使紅衛兵運動能夠沿著文革的正確方向發展,而不致於偏離文革目標,成為一些人謀求私利的工具。

  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紅衛兵究竟要不要置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其實,黨內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內部,掌握著權力,平時以黨的領導幹部的面目出現,運用權力,謀取私利。紅衛兵是黨、團以外的群眾組織,由青少年學生組成,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組織形式。如果將紅衛兵置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那麼,從隸屬關係上來說,紅衛兵就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從組織程序上來說,紅衛兵就要執行各級黨委的命令。這樣紅衛兵就喪失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組織形式,成為各級黨委領導下的青少年組織,難以採取造反的形式了。在這種情況下,紅衛兵又怎麼能夠起到先鋒的作用,將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呢?這樣的話,由紅衛兵率先進行的文革不就流於形式了嗎?

  從文革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紅衛兵是不宜於在各級黨委具體領導之下開展活動的。但是,從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上來看,又必須將紅衛兵運動置於文革發展的軌道上,而不能使紅衛兵運動偏離乃至背離文革發展的方向。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紅衛兵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導下,由中央文革小組具體負責展開行動。而不能離開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導,撇開中央文革小組,憑個人意願和好惡隨意行動。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處理文革具體事務的中央機構,直接負責紅衛兵運動。其職責是要將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及時、準確地貫徹到紅衛兵運動中,隨時注意校正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方向。後來,紅衛兵領袖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命運的起伏,就與此密切相關。當然這是后話。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紅衛兵運動雖然沒有置於各級黨委的具體領導之下,卻是在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導下,在中央文革小組具體負責之下進行的。由於紅衛兵沒有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因而就便於將鬥爭的矛頭對準隱藏在各級黨委內部的走資派。這樣他們就會更易遭到各級黨委的打壓。紅衛兵在與黨內走資派的鬥爭中起到了先鋒作用。同時在紅衛兵運動過程中,由於認識局限,政治經驗不足,也由於某些人處於個人得失的考慮,自身利益使然,因而在運動過程中會產生「左」或右的偏向,出現過火行為,偏離文革方向。這個時候以毛澤東首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就要採取適當措施,將紅衛兵運動撥回到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上。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於紅衛兵運動,總的來說是採取「放」而不是「收」的態度。這個時候處理紅衛兵運動的政策措施要服從「放」這個大局。即使紅衛兵有一些出格的行為,也是採取比較包容的態度,一般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這是由紅衛兵在文革發展階段的先鋒作用所決定的。不然的話,有人就會以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為借口來撲滅紅衛兵運動,從而使得毛澤東通過紅衛兵運動來打開文革局面的努力化為泡影。這也就不難理解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為什麼在對待紅衛兵運動的問題上採取「放」的態度了。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一旦在紅衛兵運動中出現有人扭轉文革方向、破壞文革大局的事件發生,那麼就要採取強力措施予以干預了。比如在處理西糾和聯動的問題上。

  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紅衛兵運動的方向無怪乎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一種是錯誤的。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懷著在中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激情,是自發投入到文革運動中去的。毫無疑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當然是希望紅衛兵運動能夠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但是,參加紅衛兵運動的青少年學生的成分是複雜的,自身認識上也是參差不齊的,在全局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出現矛盾時的處理上有人也是患得患失的,因而在紅衛兵運動過程中就會出現偏離乃至背離文革方向的錯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正確與錯誤有時也不是涇渭分明,而是混雜在一起的。在基本正確的背後,常常伴隨著錯誤,在錯誤的背後又蘊含著正確的因素。比如造反派紅衛兵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錯誤。老紅衛兵雖然後來轉向文革的反面,但是當初他們積極響應文革號召,起來造反,對於文革發動、紅衛兵運動的出現又起著重要作用。

  這樣看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著先鋒作用的紅衛兵,在具體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推動和破壞的雙重作用。當然正面的一方占著優勢,負面的一方處於劣勢。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紅衛兵運動的方向的時候,要深入分析紅衛兵運動的兩面性以及這種兩面性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紅衛兵群體上的發展變化,從而對於紅衛兵運動有一個更為準確的判斷。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就是從文革發展的全局出發,及時採取政策措施使紅衛兵運動沿著文革的正確方向發展,從而推動文化大革命進程的。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一千一百多萬首都和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還自身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支持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造反行動。這鼓舞了紅衛兵的鬥志,極大地推動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成為紅衛兵運動興起的第二個因素。

  (3)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因素之三——紅衛兵大串連。

  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促進了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紅衛兵大串連則是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紅衛兵大串連呢?紅衛兵大串連的概況如何呢?各級黨委對紅衛兵大串連表現出什麼樣的態度呢?紅衛兵大串連在紅衛兵運動中又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下面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① 紅衛兵大串連出現的原因。

  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北京的紅衛兵奔赴全國各地,各地的紅衛兵奔向北京,以及各地之間紅衛兵的相互流動,形成了紅衛兵大串連的滾滾洪流。那麼,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

  1)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需要,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內在要求。

  「十六條」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83]這表明文化大革命並不僅僅在北京,而是在全國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同時進行的。

  各地紅衛兵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在批鬥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訴求。況且中央、各地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要求各地紅衛兵要加強聯繫,溝通信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團結起來,共同鬥爭。但是由於地緣和各地情況的差異,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發展並不平衡。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起著引領運動發展的作用。北京紅衛兵消息靈通,思想敏銳,更了解中央的政策,明白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堅定支持。因而從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到走向平衡的要求出發,就需要北京和各地的紅衛兵通過串連來宣傳政策,交流看法,提高水平,達成共識。只有這樣才能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就成為紅衛兵進行大串連的內在要求。

  2)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決策,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根本前提。

  我們知道,如果按照原先那樣通過派工作組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以及這個時候確定的對待紅衛兵的政策措施,那麼紅衛兵運動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正是由於在毛澤東主導下,黨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才使得紅衛兵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起著決定性作用。

  其實,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毛澤東就已經對於學生的串連表明了態度。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84]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看到,工作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區少數中學的激進學生互相串聯,學習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立名稱不一的自發組織。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支持紅衛兵以後,北京的中學生和少數大學生紛紛起而仿效,紅衛兵初步形成有眾多學生參加的政治活動。[85]

  這個時候不論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都在講話中及時地回應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

  八月十六日上午,陳伯達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外地來京學生大會上講話,他根據毛澤東在杭州講話的精神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

  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就有大批外地赴京串連的學生參加。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我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熱烈的歡迎!你們辛苦了!」「我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學和外地來的革命同學,要互相學習,互相支援,交流革命的經驗,加強革命的團結,首都的同學,你們是主人,你們要好好接待客人,發揚無產階級階級友愛的精神,熱情地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有問題要好好商量!」[86]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產生了極大的示範作用,許多外地的革命師生紛紛來到北京,而北京的革命師生則要到外地去傳播革命的火種。這個時候毛澤東敏銳地發現了革命師生的這一動向,於是在中央會議上迅速作出指示,採取相應措施,支持革命師生的串連行動。

  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同剛去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唐平鑄、胡痴談話,把自己的心情說得很明白:「現在學生對一斗二批三改不感興趣,心裡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這是我講的,現在群眾不聽了,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現在學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們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面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

  那時,社會上又出現一個原來沒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學校學生開始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外地學生也有不少到北京來。毛澤東認為,新出現的這種方式有利於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從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國,因此加以支持。對前一點,毛澤東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出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有些壞人也會出去。壞人出去無非是放毒,在家裡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樣。」對后一點,他說:「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裡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借口。」[87]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發現了青少年學生中間存在的這種新動向以後,及時因勢利導,調整策略,作出了歡迎外地學生到京,支持北京青少年學生到外地進行活動的指示。這表明毛澤東站在紅衛兵運動的潮頭,推動著紅衛兵運動的向前發展。

  在毛澤東作出這樣的表態后,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在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重申了支持紅衛兵串連的觀點。他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本地的學生,和外來的學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則基礎上,加強革命的團結。有問題,有不同意見,要用調查研究、平等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單位的群眾自己動手來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徹底。我們相信,全國大串聯的革命行動,一定能夠有力地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88]

  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的談話和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組織各省、市、自治區高等學校革命學生全部、革命教職工代表和中等學校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工代表從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來北京參觀、學習,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經驗,以利於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通知說明革命師生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還就來京師生在京逗留時間、主要活動和師生及其代表的產生、若干注意事項等問題作出規定。[89]

  為了做好來京紅衛兵的接待工作,在周恩來主持下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保障了來京紅衛兵的衣食住行和接見工作的順利進行。國務院接待總站下設立了幾十個分站,分管四千多個接待站(不含郊區),構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網路。市內交通、飲副食業、醫療衛生和代銷社等部門全力以赴在總站統一領導下,協助各站、點實現「五包」(吃、住、交通、醫療和思想政治工作)。軍委、總政治部派出解放軍官兵上萬人,參加了紅衛兵的接待工作,他們將來京的紅衛兵按班、排、連、營編組,並和紅衛兵同吃同住同軍訓。[90]

  從中我們看到,早在六月上旬毛澤東就作出了進行大串聯的指示。但是,毛澤東的指示卻在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工作組的時候給擱置起來了。在撤銷工作組以後,毛澤東關於紅衛兵串連的指示才又得到了貫徹執行。其實,早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革命師生以前,就有不少外地的青年學生到了北京。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后,進一步做出了外地革命師生可以來京的指示,中央中央、國務院還聯合下發了外地革命師生來京的通知,並為接待紅衛兵做好了準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外地革命師生從全國各地如同潮水般地湧向北京。正是由於這樣,我們才說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決策,是形成紅衛兵大串連的根本前提。

  3)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重要推動力量。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從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裡,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一千一百多萬人。這一千多萬紅衛兵來自於北京和全國各地,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從四面八方湧向北京,懷著激動的心情,接受毛澤東的檢閱。

  紅衛兵從各地到北京,又從北京到各地,這決不是遊山玩水的旅行,而是負有特殊使命的政治活動。這些紅衛兵到達北京以後,被組織起來,進行教育、參觀、訓練,學習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傳授北京紅衛兵進行文化革命的經驗教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聆聽毛澤東的教導,掌握鬥爭策略。通過在北京的活動,他們清醒了頭腦,提高了見識,增長了才幹,開闊了胸襟,吸取了精神力量,堅定了理想信念,而後又分赴各地,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

  如果沒有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行動,就不可能出現千萬人規模的革命師生到達北京的洪流。這樣不論從規模、聲勢還是影響力上,紅衛兵大串連必然會大為遜色,難以起到通過大串連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的巨大作用。正是由於毛澤東大力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不僅大規模地公開接見紅衛兵,還竟達八次之多,這樣就以磅礴的氣勢掀起了紅衛兵大串連的熱潮,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因而我們說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是形成紅衛兵大串連的重要推動力量。

  4)青少年學生破壞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強烈責任心,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內在動力。

  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就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而且還寫入了同年七月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一文中。[91]

  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是在共產黨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從社會、學校和家庭所受的教育中,從小就相信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立下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遠大志向,確立了為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奉獻一切的堅強決心。因而當「五一六通知」下發后,他們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進行造反,義無反顧,克服困難,不怕犧牲,敢於鬥爭,勇往直前,以實際行動投身於文革的洪流。

  為了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們以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來要求自己,錘鍊自己,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他們知道,單純依靠少數人或一個地方的紅衛兵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要想真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動員、團結全國的青少年學生和工農群眾共同奮鬥才行。因而要將文革的火種撒遍祖國大地,和各地造反的紅衛兵取得聯繫,到工廠和農村中去,動員工農起來進行文革。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以紅衛兵為先鋒,廣大工農群眾為主力軍的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清除走資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實現祖國山河一片紅。

  這是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這個歷史的重擔就落到了紅衛兵的肩上。為了中國的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他們在革命思想的引導下,懷著宏大的志願,主動地、自覺地承擔起了這一歷史的重任,將文革的火種撒遍祖國山河,支持、幫助各地的紅衛兵和工農共同起來投身於文革的洪流。這種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強烈責任心,就成為形成紅衛兵大串連的內在動力。

  5)工作組對各地青少年學生造反的壓制和打擊,是紅衛兵大串聯形成的直接因素。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決定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秉承中央一線常委的指示,要控制學校的文化大革命,而青少年學生則要求造反,這樣工作組和青少年學生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於是北京學生開始到中央反映情況,各地遭到工作組壓制和打擊的學生紛紛到北京告狀,請求中央為他們做主。這樣工作組對青少年學生造反的壓制和打擊,直接造成了最初的串連。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六月初,北京大中學校停課以後,市內學生的串連就已十分活躍。六月上旬,全市各校各單位到北京大學聲援、串連的就超過三十萬人。撤銷工作組以後,各大中學校學生之間的串連更加隨意和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共達212﹒4萬多人,其中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達17﹒96萬人次。[92]

  其實,早在工作組時期,各地學生在黨中央報刊的鼓動下,像北京大學那樣將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領導這場運動的省市自治區以及單位負責人,卻反對學生這樣做。全國各地相繼發生的「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蘭州事件」、「長沙慘案」、「銅川血事件」,以及發生在上海、四川等地的類似情況,使造反的學生感到詫異。他們響應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進行造反,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卻遭到地方和單位領導人的限制和打壓,於是他們要找中央去評理。[93]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反工作組的學生紛紛進京告狀,太原、長沙、西安等地來京告狀和學習的學生接連不斷。八月初,每天都有上千學生,上百批到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外地來的,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大串連。[94]

  八月四日,汪東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華東組會議上說: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學生、上百批來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況。其中有一些是外地來的,實際上形成了串連。[95]

  八月十三日,四千多名天津大學師生因造反受阻,徒步上京告狀,學習造反經驗。毛澤東得知后,立即指示派車到楊村車站把他們接到北京。北京的師生稱他們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熱情接待。天津大學的造反派後來即以「八一三」作為自己組織的名稱。[96]

  這樣我們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由於工作組對造反的青少年學生進行壓制和打擊,企圖把造反的青少年學生納入工作組領導的文革軌道,從而把青少年學生變成他們推行文革的工具。這樣就與造反的青少年學生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遭到壓制和打擊的青少年學生,為了向中央反映自己遭到的迫害,才到北京告狀的。由此看來,工作組對青少年學生造反的壓制和打擊,是造成紅衛兵串連的直接因素。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成紅衛兵大串連的原因是複雜的。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需要,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內在要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決策,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根本前提。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重要推動力量。青少年學生破壞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強烈責任感,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內在動力。工作組對各地青少年學生造反的壓制和打擊,是紅衛兵大串聯形成的直接因素。正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需要,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決策,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青少年學生建設新世界的革命責任感,以及工作組當時對青少年學生的壓制和打擊,才構成了紅衛兵大串連的複雜原因。

  當然,這些因素對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具體影響也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需要以及反映這個需要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決策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行動,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根本因素。紅衛兵的強烈革命責任感,是紅衛兵大串連形成的內在動力。工作組對青少年學生的壓制和打擊,則是導致紅衛兵大串聯的直接原因。因而我們說,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出發,紅衛兵大串連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是通過工作組壓制和打擊造反的青少年學生這種偶然性表現出來的。

  ② 紅衛兵大串聯將文革星火傳到四面八方。

  紅衛兵大串連既包括北京紅衛兵到外地串連,也包括外地紅衛兵到北京學習,接受毛澤東檢閱,吮吸文革素養,汲取精神力量,以便回到本地後繼續奮鬥,還包括各地紅衛兵在祖國大地上的串連。不論是北京紅衛兵到外地,還是外地紅衛兵湧向北京,乃至於各地紅衛兵的串連,蓬勃興起的紅衛兵運動,如同紅色颶風,震天撼地,橫掃華夏,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其中,北京紅衛兵到外地和外地紅衛兵湧向北京,成為紅衛兵串連的主旋律。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起,紅衛兵運動已形成全國性大串聯的浪潮。北京學生分赴各地,向全國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各地紅衛兵也紛紛湧入北京「取經」。[97]為了紅衛兵大串連的順利進行,各地還按中央要求設立了紅衛兵接待站,為串連的紅衛兵提供衣食住行。北京紅衛兵與外地進京紅衛兵的運動方向,從形式上來說似乎是相反的,實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的實際行動。

  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第五十五中學和第三十中學的四名紅衛兵從蘭州來到銀川串連。他們在自治區黨委門口貼出十張大字報,提出「要用毛澤東思想衡量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銀川一中、女中等學校學生貼大字報歡迎北京紅衛兵來寧。二十三日,銀川召開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銀川社教工作團負責人在會上作了檢討,學生代表在會上揭發、批判了工作團(組)的錯誤。北京紅衛兵在會上作了簡短的講話。區黨委第一書記楊靜仁在會上檢討了區黨委派工作組等問題,並表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同廣大革命師生、革命群眾一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同日,寧夏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其它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也陸續成立。

  八月二十六日,北大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到呼和浩特串連,同呼和浩特二中紅衛兵一起進行宣傳活動。九月二日,到廣州串連的北京地質學院附中、一○一中學的紅衛兵和廣州八一學校的紅衛兵到廣東粵劇院進行活動。九月三日,由北京五十四中學、北京帥府園中學、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等學校紅衛兵組成的「北京紅衛兵北上小分隊」,在內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市火車站國際列車上進行宣傳活動。

  在中央九月五日通知后,北京市委組織的第一批去外地串連的學生共約2700人,分屬北京三十七所高校和一些中學,目的地分別為上海、武漢、成都、蘭州、哈爾濱、烏魯木齊。與此同時,由北京各學校自己組織的,以及不經過任何組織自己跑出去的串連學生的數目則更大更多,確切數字無法統計。[98]

  當時北京許多學校的紅衛兵到了外地。比如產生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的北京大學就有多數師生到外地串連。至十月十八日,北大去外地串聯的達5000多人(當時北大全校師生員工14400多人),地質、地理、技術物理等系外出人數已佔全系人數60%以上。至十月二十三日,北大外出串聯者達8000餘人。至十月二十五日,北大已有95%的學生和一半教師去外地。聶元梓一行在上海去過四個有影響的工廠(上海造船廠、國棉17廠、楊樹浦發電廠、良工閥門廠)、四所有影響的學校(復旦、同濟、交大、華東師大),看大字報,聽辯論,了解運動情況,和工人進行聯繫。當時清華大學紅衛兵蒯大富等人也在上海進行串連,聶元梓想找到蒯大富商討問題,由於沒有找到蒯大富,因而沒有談成。[99]

  九月十一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向全國各地發出通知:「第一批前往各地的紅衛兵已於9月10日從北京出發,望各地黨委、人委立即組織專門接待小組同他們取得聯繫。由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同志出面介紹當地文化大革命進展情況和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九月十五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再次通知各地,第二批北京去各地串連的紅衛兵約1100人已經出發,串連方向分別為桂林—南寧;成都—重慶—貴陽;武漢—長沙;廣州。

  據上海市統計,到九月六日,上海共接待串連學生28600人,其中北京紅衛兵10700人。

  富於造反精神的北京紅衛兵最先開始衝擊上海市委。八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歡迎北京紅衛兵大會。北京紅衛兵約三千人參加了大會。會上,北京紅衛兵批評上海市委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線方向錯誤。九月五日下午,北京紅衛兵召開了聲討上海市委的大會。在北京紅衛兵的帶動下,上海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也開始指向各級黨委,揪斗領導幹部的情況也越來越頻繁。據不完全統計,九月份衝擊各區委機關即達二百多起,參加者七千多人。後來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又在上海設立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北京大學紅衛兵總部駐滬聯絡站、清華大學井岡山駐滬聯絡站等,加強與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聯繫。

  八月下旬,北京紅衛兵南下串連隊與貴陽市的紅衛兵一起發動了對貴州省委的衝擊。九月五日至七日,北京紅衛兵三天上街大遊行,鼓動炮轟省市委。接著,又幫助建立了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紅衛兵及武漢部分學生,在湖北省委文革辦公室門前召開揭發控訴湖北省委大會。四日又進行了遊行活動。

  九月二日至四日,北京紅衛兵兩千人,在要求河北省委主要負責人接見被拒絕後,舉行了靜坐絕食抗議。

  在廣州、武漢、長沙、瀋陽、成都、杭州、福州、昆明……在全國各大城市,北京紅衛兵都無例外地衝擊了各地的黨政領導機構,對發動造反、校正文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100]

  當年《人民日報》記者紀希晨看到,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處都有一隊隊一群群紅衛兵,背著背包,唱著歌,日夜兼程行進。當他懷著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們深入聊天時,才知道這些年輕人的心靈多麼純真忠誠。

  一位來自四川大涼山的紅衛兵,同他的夥伴穿越無數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兩個多月,才到達北京。路上,他們一路向群眾贈送《毛主席語錄》,進行宣傳活動。當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時,他們用亂石砌成墳墓,埋葬了戰友,又忍著飢餓前進了。

  來自革命聖地延安的兩個紅衛兵,背著老鄉送給他們的餅子、鍋巴、炒麵,越過黃河,爬上呂梁山。飽經戰爭創傷的老區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滿滿一瓶呂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帶到北京,將溪水倒進天安門前的金水河裡,讓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許多紅衛兵,一路走,一路進行著不同觀點的大辯論。一位來自西安的紅衛兵說,他的哥哥在火車上同另一紅衛兵辯論,對方用水果刀刺進哥哥的喉嚨,頓時鮮血不止。當他倆就近下火車走進醫院時,哥哥已不能說話,用筆寫字告訴弟弟不要照顧他,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見毛主席,祝毛主席萬壽無疆![101]

  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北京的紅衛兵奔赴各地進行串連,各地的紅衛兵紛紛湧入北京,聆聽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教導,理解文革的要義,領悟文革的真諦,回到本地或到祖國各地進行串連。這些紅衛兵在文革思想指導下,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立下遠大的志向,以天下為己任,為了使中國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紛紛北上、南下、東征、西進,跋山涉水,戰勝困難,克己奉公,熱情高漲,放眼共產宏圖大業,足跡遍布祖國山河。他們在串連中,或者播撒文革火種,指明前進方向,或者組織本地紅衛兵,建立造反組織,或者宣講鬥爭方法,鎖定鬥爭對象,或者與本地紅衛兵並肩作戰,共同進行鬥爭,使他們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為了緬懷先烈,重溫革命鬥爭歷史,磨練革命意志,紅衛兵還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進行徒步串連,到中共一大會址、農民運動講習所、韶山、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參觀學習,重走長征路,吃憶苦思甜飯,大慶工人拚命拿下大油田的宏偉氣魄使他們的心靈震撼,大寨農民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邁精神激發了他們的鬥志。他們表示要繼承先輩革命傳統,發揚先輩革命精神,向工農群眾學習,錘鍊自己,陶冶情操,煥發激情,鼓足幹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紅衛兵是踐行文革的先鋒。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雖然作出了進行文革的決議,通過報刊、雜誌、電台、電視台進行了廣泛宣傳,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尚未轉化為現實的鬥爭。即使在撤銷工作組以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仍然存在,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制約著人們的鬥爭。通過紅衛兵大串連就將文革思想從意識形態方面轉化為現實的政治鬥爭,以實際的造反行動將文化大革命直接呈現於人們面前,將文革進一步推向前進。

  從紅衛兵運動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紅衛兵以革命青少年的銳氣,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志氣,以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要求,奔赴各地串連,播撒文革星火。他們不僅是文革思想的傳播者,而且還是文革進程的推動者,以對革命的忠誠,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③ 各地黨委(政府)是如何對待紅衛兵運動的?

  紅衛兵是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那麼各地黨委(政府)對待紅衛兵運動的態度如何呢?

  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對紅衛兵大串連持消極、限制乃至於反對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與他們的態度是一致的。

  陶鑄、王任重的態度在北大紅衛兵串連上表現了出來。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陶鑄和王任重意圖阻礙北大學生串連。為此,陶鑄寫信給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聶元梓說,要「積極搞好本身的革命,創造好的經驗」,「派人出去,當然以搞好本單位的運動為前提,這樣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範作用。」「有的同學要去外地點革命之火,自己走了當然不好。」並表示,將信「儘速印發,可在《新北大》上刊載,廣為分發。」陶鑄提出串連活動應該在搞好本單位文化革命的基礎上進行,孤立地看,倒也沒有什麼,但是在串連已經成為紅衛兵運動發展潮流的情況下,陶鑄給聶元梓的信在當時還是起到了限制全國大串連的作用。

  王任重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天津點火非常憤怒。他指責道:「就是北大學生了解天津?!」「還相信中央不!?」同時,用「考驗左派」和強調「組織紀律」來約束學生,以期控制學生外流。但是,學生還是源源不斷地到外地串連,面對這種局面,王任重曾無可奈何地說:「有些同學連『十六條』也不相信了。實在要走也沒有關係,讓他們去竄吧!東竄西竄,竄夠了還會回來的。至多把運動推后兩周。」[102]

  從中不難看出,在學生串連的問題上,陶鑄和王任重的觀點是與毛澤東有明顯區別的。早在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與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唐平鑄、胡痴談話時,就肯定、支持學生的串連活動。[103]陶鑄、王任重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他們對北大學生的串連活動還是採取了這樣的態度。這就反映出他們與毛澤東在紅衛兵串連問題上的不同了。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紅衛兵及武漢部分學生,在湖北省委文革辦公室門前召開揭發、控訴湖北省委大會。四日,又組織遊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張體學」等口號。當晚,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樹成發表廣播講話,向全省群眾介紹部分學生鬧事情況。武漢地區出現和南下的北京紅衛兵的大辯論。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張體學在群眾大會上發言,「代表湖北3200萬人民控訴」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在武漢所乾的壞事。[104]在這種情況下,武漢市的學生代表和從北京前去串連的學生,採取了靜坐、絕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現了日夜圍攻北京學生的事件。貴陽市在「謹訪政治扒手」的口號下,調集了數萬名群眾,對串連到那裡的首都紅衛兵進行了圍攻。[105]

  全國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有關負責人策動了趕走前來串連的北京和外地學生的活動,在武漢、廣州、上海、重慶、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連的紅衛兵與當地黨委(政府)部門發生了衝突,有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雙方群眾的暴力行為。西安、瀋陽等地的群眾與串連學生也發生了爭執和摩擦。但是由於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紅衛兵的造反運動,由於九月五日中央《通知》在全國各地的傳播,各地的對立幾乎都處於僵持不下、時進時退的局面。隨著各地到北京參加接見活動后返回原地的師生人數的驟增,以及四面八方前來串連人員的溝通,各地的造反聲勢都在逐漸增大。[106]

  我們看到,當時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不論是對於外地串連紅衛兵還是本地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是持消極、限制乃至於反對態度的。他們將南下串連的北京紅衛兵稱作「南下一小撮」,用「謹訪政治扒手」來蠱惑群眾,仍然故伎重演,調動群眾斗群眾,不約而同地掀起了反對紅衛兵運動的逆流。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在紅衛兵運動上的態度。

  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對待串連的紅衛兵採取這樣的態度呢?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毛澤東肯定、支持紅衛兵的串連活動,而且還在北京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中央又下發了要求各地接待紅衛兵串連的通知,但是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還是採取了如此消極、限制乃至於反對的態度。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由於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和紅衛兵之間的矛盾造成的。這種矛盾既表現為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的利益和認識問題,又表現為紅衛兵自身的過錯問題。在這個矛盾中,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的利益和認識問題,無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紅衛兵自身的過錯問題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的利益和認識這一主要方面上,利益問題又占第一位,認識問題處於第二位。

  具體說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因而不論是北京和各地串連的紅衛兵,還是本地紅衛兵,都是在文革路線指導下展開行動的,他們將運動的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派。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因而這個時候的紅衛兵就將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作為運動對象。這樣就形成了紅衛兵和黨員領導幹部的矛盾。紅衛兵運動作為群眾運動,波及面廣,衝擊力強,走資派鑒別的標準也有待於明確、細化和完善,這在客觀上又進一步激化了領導幹部與紅衛兵之間的矛盾。文革是對領導幹部的立場、思想、品德、特權、作風、行為、生活等方面進行的界定、批判和重塑,嚴重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因而導致了他們的抵制和反對。

  同時,文革理論對於文革的原因、目的、內容、方法、意義只是進行了論述,尚未經過實踐的驗證。雖然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中蘇論戰中指出蘇共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但是像後來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悲劇當時尚未出現。因而不少人雖然在口頭上擁護文革,實際上還是半信半疑的。當時人們不過是從現象上看到了文革中紅衛兵運動的亂象,而沒有認識到以紅衛兵運動為先鋒的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這種認識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們的視野,影響到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黨內不少領導幹部認識的轉變,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大面積破產、新生資產階級發展壯大、工農群眾的雇傭勞動和兩極分化的形成,以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沉痛教訓中去重新回首文革,才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當然這是后話。

  我們也要看到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還有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紅衛兵運動過程中,由於年輕人對文革的政策學習不夠,缺乏正確的鬥爭方法,再加上沒有經驗、任性、容易衝動,往往意氣行事,這樣就容易發生一些錯誤。這也影響了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對於紅衛兵的態度,成為他們限制、疏遠乃至於敵視紅衛兵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說,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對於紅衛兵採取消極、限制乃至於反對的態度,既有他們自身利益和認識的因素,又存在紅衛兵自身在行動中的過錯。這幾個因素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領導幹部自身利益和認識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紅衛兵自身的過錯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自身利益和認識這一主要矛盾上,自身利益居於第一位,而認識上的問題處於第二位。這是因為如果僅僅是認識上的問題,那麼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各地黨委(政府)領導幹部正確對待紅衛兵運動的時候,他們就應該從組織原則出發,按中央的要求正確處理和對待紅衛兵運動。但是他們卻沒有這樣做,而是置中央的要求於不顧,同紅衛兵處於對峙狀態,調動群眾來抗衡紅衛兵運動。這反映出他們在利益和認識的關係上,利益因素所起的作用是遠遠大於認識問題的。

  我們看到,導致各地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對紅衛兵運動採取消極、限制乃至反對的原因,既有這些黨委(政府)領導幹部利益和認識的因素,又有紅衛兵自身的過錯。認識的因素和紅衛兵的過錯是可以通過思想工作和方法改進來予以轉變的,但是能不能使各級絕大多數黨委(政府)領導幹部擺脫個人利益的狹小圈子,回到革命利益的大道上來,直接影響到今後文革的命運和發展方向。

  ④ 大串聯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

  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由青少年學生自髮結成的群眾組織。

  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形成與印發,毛澤東在北京八次大規模接見紅衛兵,以及在毛澤東支持下形成的紅衛兵大串連。嚴格說來,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也屬於大串連的一部分,但是鑒於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意義,因而我們就把這八次接見另立出來,作為紅衛兵運動興起和發展的因素之一。

  在紅衛兵運動興起和發展過程中,雖然存在著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八次接見紅衛兵和支持紅衛兵大串連三個因素,但是只有大串連才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7]在紅衛兵大串連的過程中,北京紅衛兵到外地串連,外地紅衛兵到北京學習、訓練,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以及各地紅衛兵進行的串連活動,破「四舊」,立「四新」,紅衛兵如同紅色颶風,足跡踏遍祖國大地。文化大革命只有經過鬥爭才能達到目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廣大革命群眾參加的情況下才能夠完成。當時雖然有報刊雜誌的輿論支持,但是還是需要青年人親自到基層去進行宣傳、發動。因而紅衛兵到各地串連,不僅深入基層,接近群眾,用通俗的語言宣傳文革理論,還要採取實際行動組織、支持當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鬥爭,將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

  儘管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銷了工作組,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佔據了指導地位,但是文革政策還是要依靠各級黨委(政府)來執行。這些機構的幹部身居領導崗位,能不能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就成為文革能否進行下去的關鍵。這個時候一些中央領導人和各地黨委(政府)負責人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抱著懷疑的態度,壓制和反對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他們言行不一,陽奉陰違,形式上支持文革,實際上卻反對文革,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還是遇到了很大困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紅衛兵才以串連的形式奔赴各地,支持當地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幫助他們建立組織,瞄準對象,改進方法,提高水平,和他們聯合起來進行鬥爭。這樣不論從宣傳還是實際行動上就將文革的星火播撒大地。

  通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發現,從規模、行動和影響上來看,大串連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從規模上來說,光進京的紅衛兵就達一千多萬人,有人估計一九六六年十月份串連途中的紅衛兵就達三千多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數舉國遷移。[108]如此規模的紅衛兵分成無數個小隊,到基層,到邊疆,到革命聖地,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全國各地串連,聲勢空前,規模浩大,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從行動上來說,紅衛兵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文革思想指導下,飽含激情,走出校門,進行串連,深入基層,團結群眾,進行鬥爭,以實際行動踐行文革,成為廣大革命群眾進行文革的先鋒;從影響上來說,紅衛兵運動正是通過大串連才將文化大革命真正推向前進的。大串連前的紅衛兵主要是在本單位或本地進行運動,而大串連中的紅衛兵通過跨地區的流動,播撒文革火種,點燃文革星火,使文革深入到青少年學生和革命群眾的心中,為下一步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準備。因而我們說不論是規模、行動上,還是影響上,都是大串連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的。

  我們說大串連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通過大串連,紅衛兵運動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紅衛兵運動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作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逐漸退出文革舞台,而作為文革主力軍的工農群眾則開始登上文革舞台。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適時中止了紅衛兵串連活動。當然,期間中央也根據形勢的發展需要適時進行過局部調整,提倡徒步串連,緩解「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運輸困難以及乘車船串連造成的擁擠局面。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大力提倡徒步串連。社論說:「大連海運學院的革命學生,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我們衷心祝賀這些革命學生長征演習的勝利,並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大會上通過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回本單位倡議書》。大批紅衛兵響應號召,組成了一個個長征隊,開始進行徒步串連。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全國大中學校「放假鬧革命」持續到一九六七年暑假,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同時,還指出:「從明年4月起,還有充足的時間,凡是應來而未來北京進行革命串連的大中學生,都會有機會免費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看望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並進行學習和交流革命經驗。」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后,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補充通知》,重申十一月十六日《通知》精神,將免費乘車船和在北京吃住的期限定在十二月二十日。此後,串連人數開始大幅度減少。

  但是,這個規定沒有步行串連問題,而步行串連的學生人數也相當多。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帶動下,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台,全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奪權活動。中共中央、國務院於二月三日發出《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通知提出:「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了奪權鬥爭。外出步行串連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參加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戰。」通知規定:「長途步行串連,在全國都停止。」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通知說:「目前,各地區、各學校、各機關、各企業事業單位,正在集中力量,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同時,在外地、外單位串連的學生和群眾,剛剛返回本地、本單位,斗、批、改的任務很繁重。因此,中央決定:繼續停止全國大串連,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後進行串連的計劃。」此後,北京大中學校外出串連的學生明顯減少,絕大多數串連學生還是按照要求陸續返回學校。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通知說:「最近,有少數學生和群眾又開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區進行串連,北京的一些學校又派人到外地串連。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的決定,各地已經外出串連的,應當立即返回。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問題,應當盡量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解決,以免影響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運動和生產。」[109]

  我們看到,從乘車船串連到提倡徒步串連,從停止乘車船串連到停止徒步串連,中央最終在全國範圍內停止了紅衛兵的串連活動。這種串連活動到十二月中下旬實際上就基本上停止了。徒步串連由於尚在途中,一時難以立即返回故地,因而又持續了一段時間。紅衛兵大串連的中止,是因為文革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標誌著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文革舞台。十二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分別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即「工業十條」)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10]這兩個文件的下發標誌著文化大革命下一步要向工農業領域發展,隨著工農群眾作為主力軍登上文革舞台,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這個時候紅衛兵的歷史使命也就基本上完成了。

  總之,大串連被中止的原因,是由於作為主力軍的工農群眾開始登上文革舞台,作為先鋒的紅衛兵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通過震撼華夏的大串連,才真正顯示出紅衛兵在文革中的先鋒作用。他們宣傳文革思想,喚醒革命群眾,為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準備。雖然紅衛兵運動在大串聯以後就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鑒於大串連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地位和影響,我們不能不說正是由於大串連才將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

  ⑤ 紅衛兵大串聯的意義。

  紅衛兵大串聯在紅衛兵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通過大串聯,紅衛兵在全國各地的流動,將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1)大串連的意義之一,是開創了紅衛兵運動乃至於文革的新形式。

  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產生的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群眾組織,是在毛澤東支持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毛澤東敏銳地發現了紅衛兵這一新生力量,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在紅衛兵已經出現大串連苗頭的時候,毛澤東又暫時停止正在進行的斗、批、改,轉而支持紅衛兵大串連。[111]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在北京八次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對紅衛兵大串連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本地造反到大串連,是紅衛兵運動形式的轉變。以前進行的造反,只是本單位或本地紅衛兵的獨立行動,而大串連則是形成了各地之間的橫向聯繫,共同起來進行鬥爭。這不僅進一步壯大了各地紅衛兵的力量,還有利於在鬥爭中將文革推向前進。正是由於這樣,毛澤東才審時度勢,順勢而動,從支持造反到進一步支持大串連,就是要通過大串連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由此可見,紅衛兵由造反到大串連,不僅是紅衛兵運動形式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形式的變化。

  2)大串連的意義之二,將文革星火傳到祖國各地。

  雖然中共中央下發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起來了。但是卻遭到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領導幹部的抵制,各地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他們的限制和打壓。由於各地黨委(政府)許多領導幹部掌握著權力,以黨和政府的面目出現,曲解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在鬥爭中他們往往占著上風,致使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遇到了重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串連的紅衛兵,不畏艱險,勇往真前,到達各地后迅速與當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聯合起來進行鬥爭。這樣不僅增強了當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力量,提高了他們進行鬥爭的勇氣,還身體力行地將文革精神直接傳到了那裡,以實際行動鼓舞了人們的鬥志,進一步強化了文革的思想武器,在辯論和鬥爭中喚醒群眾。

  3)大串連的意義之三,以磅礴的氣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紅衛兵大串連是將文革推向前進的助推器。幾千萬紅衛兵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走出校門,踏入社會,長途串連,宣傳發動,不畏艱難困苦,衝擊守舊勢力,蕩滌殘渣餘孽,革除舊俗陋習,如同紅色旋風席捲神州大地。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這些紅衛兵青春煥發,信仰堅定,朝氣蓬勃,無所畏懼,敢於鬥爭,所向披靡,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他們以排山倒海的強大威力,以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在神州大地上鋪寫了文革的壯麗畫卷,從理論和實踐上將文革推向前進。

  4)大串連的意義之四,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展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大串連將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此後,工農群眾作為主力軍開始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紅衛兵和工農群眾在文革舞台上進行了角色的互換。此前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紅衛兵,起了先鋒的作用;此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工農群眾,起了主力軍的作用。這個時候的紅衛兵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為主力軍的工農群眾開始代替紅衛兵這個先鋒,承擔起將文革推向前進的重任。因而我們說大串連在文化大革命發展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5)大串連的意義之五,是使廣大紅衛兵經受了鍛煉。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由於青少年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廣大青少年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成長,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112]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開始是在本校或本地進行活動,拘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只有通過大串連才使他們走向祖國的四面八方,到廣闊的天地去傳播、點燃文革的火種,經受鍛煉。在串連中,他們不僅經歷了磨難,衝破了阻礙,進行了鬥爭,了解了社會,還開闊了視野,考驗了自己,增長了見識,提高了才幹,進一步認識了中國的國情和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這對於他們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紅衛兵大串連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意義表現為開創了紅衛兵運動乃至於文革的新形式,將文革星火傳到祖國各地,以磅礴的氣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在文化大革命發展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時廣大紅衛兵也經受了鍛煉。正是由於這些意義,我們才說紅衛兵大串連不僅將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也推動了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因而紅衛兵大串連就成為紅衛兵運動興起的第三個因素。

  (4)紅衛兵運動的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紅衛兵運動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那麼,紅衛兵運動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① 紅衛兵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表現形式。

  紅衛兵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興起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的性質說到底還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決定的。從性質上來說,文化大革命是繼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進行的又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從範圍上來說,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經濟基礎領域進行的,而文化大革命則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因而從性質和範圍上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紅衛兵運動不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也是適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才興起的,還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因而從性質和範圍上來說,紅衛兵運動也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

  紅衛兵運動是一次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表現在運動過程中紅衛兵與黨組織的關係上,還體現在鬥爭的對象和方式上。這是與文化大革命的鮮明特點相一致的。紅衛兵是由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的群眾組織,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自發形成的,並不處於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之下。在鬥爭中,紅衛兵將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文化大革命。他們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積極地、主動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震撼了中國,影響了世界,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要推動力。

  紅衛兵運動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形式。在上層建築領域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尚在探索之中。不論是紅衛兵組織的名稱還是組織的成立乃至於進行文化大革命,都是大中學校的學生憑著階級覺悟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自覺投入進來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紅衛兵形式進行的運動從表面上來說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從深層上來說又是具有必然性的。這些大中學校的學生長在紅旗下,受黨的教育多年,不僅年輕、有朝氣,還有文化、思想敏銳,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鬥爭和獻身精神。他們是建國后在黨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強烈願望,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從這方面來說,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還是具有必然性的。

  由此看來,我們說紅衛兵運動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不僅由於紅衛兵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產生的,是將文革推向前進的重要力量,也是由於在與黨組織的關係、鬥爭對象和方式上,踐行了文革的理論,推動著文革不斷向前發展。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紅衛兵運動又是對文革理論的實踐,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形式,那麼紅衛兵運動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表現形式。

  ② 紅衛兵運動是文化大革命蓬勃發展的開路先鋒。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寫道:「紅衛兵充當了文化革命這個群眾運動衝鋒陷陣的急先鋒。」[113]看來,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就已經對紅衛兵運動在文革中的作用作了準確的定位。

  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下開展起來的,而是採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這些走資派就潛藏在黨內各級領導崗位上,以黨的領導人的面目出現,打著馬列主義的旗號,干著修正主義的勾當,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耍弄兩面派,鎮壓革命群眾。這些人是橫在文革道路上的「攔路虎」、「絆腳石」,是進行革命的對象。要開展文化大革命,就必須首先把這些人打倒。只有這樣才能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改造人的世界觀,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築,使中國社會主義能夠健康順利地發展。

  從這裡可以看到,要完成文革的任務,實現文革的目的,再像以前那樣依靠各級黨委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由各級黨委來掌握文革的領導權就難以實行了。這是因為走資派不僅潛藏在各級黨委內部,甚至還掌握著領導權。如果仍然由各級黨委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領導運動,就意味著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潛藏在黨委內部的走資派來領導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故伎重演,像以前那樣扭轉運動的方向,將矛頭對準群眾和一般幹部,在運動中製造新的冤假錯案。這樣不僅不能取得文革的成效,還會使文革像過去的運動一樣走了過場。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大革命。

  由於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機關搞起來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又集中在這裡,是群眾中的年輕人。他們接受黨的教育多年,思想上得到熏陶,以天下為己任,朝氣蓬勃,意氣風發,敢想敢說敢做,一旦接受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會成為社會上的先知先覺者,為進行文化大革命而鬥爭。當時他們的造反行動受到工作組壓制和打擊的時候,卻獲得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倍受鼓舞,精神煥發,不約而同,結成組織,以紅衛兵的形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紅衛兵千里迢迢來到北京,親聆毛澤東的諄諄教導,獲得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於是他們懷著遠大的理想,執行崇高的使命,紛紛走向街頭,奔赴各地,進行串聯,宣傳鼓動,破「四舊」,揚正氣,斗庸俗,批折中,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下,紅衛兵運動匯成神州大地上的浩大洪流,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鳴鑼開道,成為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的開路先鋒。

  ③ 紅衛兵運動是破舊立新的突擊力量。

  破舊立新,一般說來就是破除「四舊」,樹立「四新」。「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新」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在這方面,紅衛兵不僅走在了破舊立新鬥爭的前列,還是破新立新的突擊力量。

  我們知道,「四舊」是根植在社會和人們心理深處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在人們的言行當中表現出來,具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應該搞清楚的是,「四舊」是指過去留傳下來的,現在又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符合時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乃至於文物,不屬於「四舊」的範圍,不僅不應當破除,還要予以保護,古為今用,在繼承的基礎上通過發展來適應時代的需要。

  我們注意到,過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四舊」並沒有隨著舊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瓦解退出歷史舞台,而是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積澱下來,嚴重製約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毛澤東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114]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破除「四舊」。在破除上層建築領域「四舊」的基礎上,將「四新」植入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從這裡來說,破舊立新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矛盾發展的必然要求。

  紅衛兵承擔起破舊立新的重任。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當時的紅衛兵以飽滿的激情,奮勇的精神,投入到破舊立新的鬥爭中。不論是地名、招牌、街道的改動,還是人們衣著風貌的更新,乃至於潛藏在人們思想深處的陳腐觀念和舊的陳規陋習的清除,使社會在紅衛兵破舊立新的掃蕩中改變了面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破「四舊」不是要把文物毀壞掉,不能把破「四舊」當中出現的毀壞文物的現象等同於破「四舊」,從而否定破「四舊」的必要性。當然,我們也不諱言在破「四舊」過程中確實出現過毀壞文物的現象,出現過極「左」的行為。這就要求我們既不能因為破「四舊」過程中出現了錯誤,就否定破「四舊」的必要性,也不能因為要肯定破「四舊」的正當性,就諱言破「四舊」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而是在研究過程中,將破「四舊」的正當性與其出現的錯誤區分開來,認識到這些錯誤的出現恰恰是由於背離文化革命政策的結果。

  「四舊」是舊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的集中體現。由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是社會的新生力量。他們用科學知識武裝頭腦,沒有社會上的世故和陋習,以蓬勃的朝氣,果敢的行動,向「四舊」發起了強有力的進攻,使這些舊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及其附著物在紅衛兵雷厲風行的行動中土崩瓦解,新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在此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以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成為破除「四舊」的突擊力量,形成了文革初期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不過,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真正要將破「四舊」進行到底,決不是單單通過紅衛兵進行的若干次破「四舊」就能夠完成的。這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儘管如此,紅衛兵運動還是作為破「四舊」的突擊力量,以其獨特的威力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進程。

  ④ 紅衛兵運動是促進社會覺醒的播火者。

  紅衛兵運動以其磅礴的力量席捲全國。毛澤東在首都北京先後八次檢閱紅衛兵。各地紅衛兵前往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在文革精神的熏陶中感悟歷史真諦。同時,北京紅衛兵奔赴各地傳經送寶。數千萬紅衛兵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串聯,將文革星火播撒神州大地,促進了社會的覺醒,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紅衛兵是文化革命的啟蒙者。當時雖然報紙、刊物、電台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進行了連篇累櫝的宣傳,播發了不少文章,在人民群眾對於文化革命的認識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正是由於紅衛兵疾風暴雨般的實際行動,才將文革的精神灌輸到社會深層,播撒到人們心中,促使他們深入思考文化革命的意義,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文化革命對於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必要性。這是在身體力行中進行的啟蒙,在言傳身教中對文革理論的宣示。

  紅衛兵是文化革命的宣傳者。當時在關於文化革命的宣傳上,比如為什麼進行文革,如何進行文革,以及其他問題上,紅衛兵成立組織,編輯小報,召開會議,組織演講,宣傳鼓動,大造輿論,進行串聯,深入基層,以生動的形式,通俗的語言,幹練的作風,迅即的行動,將文革精神傳播開來,使其能夠傳遍祖國各地,如春雨潤物般深入人心,以便於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到開展文革的必要性,為今後參加文革做好思想準備。

  紅衛兵是文化革命的踐行者。紅衛兵不僅口頭上宣傳文化革命,還主動參加到文化大革命中。為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將文革星火傳遍祖國山河,他們從內地到邊疆,從城市到農村,走南闖北,奔赴各地,進行串聯,發動群眾,聯繫各地紅衛兵,進行示威遊行,批鬥走資派,防止轉移鬥爭方向,掀起鬥私批修的紅色大潮,以實際行動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紅衛兵是文化革命的殉道者。為了進行文化大革命,防止紅色江山改變顏色,廣大紅衛兵自覺踐行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諾言,向人們昭示著文革理論的光輝,警示著人們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他們懷著崇高的理想,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跋山涉水,砥礪前行,不辭勞苦,英勇奮鬥,用青春、汗水、鮮血乃至於生命書寫著人生的華章,凝鑄成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宏偉史詩。歲月在流逝,經驗在積累,錯誤在糾正,使命在召喚。他們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政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早日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他們是時代的驕子,英勇的戰士,為了實現這個宏願還有不少紅衛兵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這裡我們向在鬥爭中殉身的紅衛兵誌哀!

  紅衛兵運動在文革初期起著偉大的作用。他們是文化革命的啟蒙者、宣傳者、踐行者、殉道者。他們踏遍祖國大地,掀起了滔天巨浪,將文革的精神傳向四方,促進了工農的覺醒,以實際行動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進程。

  ⑤ 紅衛兵運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有效途徑。

  為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毛澤東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作為防修的一項戰略措施提上日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培養接班人問題的講話,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上述講話的五條主要內容,不久被寫進了《九評》。[115]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也說過:「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116]

  當時的青少年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沒有經過革命戰爭年代的炮火洗禮,沒有受過艱難困苦的考驗,沒有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歷練過。這些在和平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能否接好老一代的班,守住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發揚廣大,是這個時候毛澤東經常思考的問題。因為這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那麼,如何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主要的還不是在學校,而是在社會實踐中。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大風大浪中產生的,是在群眾鬥爭中鍛煉成長的。只有在社會的階級鬥爭中,才能使廣大青少年認識到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它們的根本區別在哪裡?為什麼要進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修正主義者要打著紅旗反紅旗,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派是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以及如何才能夠增強廣大青少年識別真假社會主義的能力,防止和平演變,使無產階級政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僅僅靠書本上的灌輸,學校裡面的教育是難以真正達到目的的。實踐出真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放射出燦爛的光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弄通文革理論,在鍛煉中成長,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推向前進。只有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群眾一起鬥爭,才能真正懂得什麼是群眾的根本利益,如何才能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什麼維護了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獲得他們的衷心擁護,才能增強共產黨在群眾中的感召力,增強黨自身的生命力、凝聚力,獲得無窮的力量,立於不敗之地!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參加革命鬥爭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才能培養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階級鬥爭,因而紅衛兵只有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才能在文革的錘鍊中不斷成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紅衛兵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蓬勃湧起的一支生力軍。它以磅礴的氣勢將文革推向神州大地,展現了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的青少年獻身文革的勃勃英姿。紅衛兵運動,從性質上來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表現形式,從作用上來說是文化大革命蓬勃發展的開路先鋒,從對上層建築的改造上來說是破舊立新的突擊力量,從文革理論的啟蒙上來說是促進社會覺醒的播火者,從育人上來說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有效途徑。紅衛兵運動是文革發展史上的壯麗篇章,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印發,二是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三是在毛澤東肯定、支持下進行的紅衛兵大串連。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大串連是紅衛兵運動的高潮。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是推動文化大革命從全面發動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橋樑,因而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無產階級專政是紅衛兵運動的堅強後盾。

  紅衛兵運動能夠興起並遍及全國,是因為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護。無產階級專政能夠為紅衛兵運動提供保護,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掌握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具體說來,表現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嚴厲禁止動用軍隊、警察鎮壓學生運動,嚴厲禁止調動工農群眾反對學生運動。這些措施為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堅強後盾。

  (1)中央嚴厲禁止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學生運動。

  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隱藏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崗位上,手中掌握著權力。當運動對準他們這個群體的時候,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他們總是能夠找到動用國家機器的借口,來限制、打擊乃至於鎮壓學生運動的。為了防止這種狀況的出現,使以紅衛兵為先鋒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順利進行,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下發了《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二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117]這兩個文件的下發,為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證。那麼,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又如何呢?

  我們先看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下發的《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這個文件。

  文件列舉了各地發生的部隊與學生關係緊張的事件。文件說,最近桂林、西安、蘭州、包頭等地相繼發生學生上街遊行、集會後,地方黨政機關要求部隊全副武裝警戒會場、機關,據說桂林已調進一個營的武裝部隊,以應萬一;還有的要求部隊派人坐汽車向遊行集會的學生或到工廠、學校去作宣傳勸說工作等。結果搞的學生和部隊之間的關係很緊張,有的學生群眾來到部隊進行辯論,貼大字報;有的院校師生接連給軍委發來電報,說部隊圍攻革命師生,等等。

  文件指出,這種情況已經造成部隊和革命師生的對立,應引起極端重視。為此,文件對軍隊與學生、地方黨政機關的關係作出了嚴格規定。

  軍隊不得鎮壓或恐嚇學生運動。所有部隊絕對不準動用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更不得向學生開槍,就是向學生放空槍,也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將要受到嚴格的紀律處分。

  對部隊參與地方活動作出嚴格限制。地方黨政機關邀請部隊參加慶祝集會,要經大軍區黨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隊參加,但一律不準攜帶武器。在任何情況下地方黨政機關要求調動部隊時,必須報經軍委批准。學生與學生或學生與群眾發生衝突時軍隊不要介入,如發現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由本地公安機關依法處理,如公安機關力量不足,請求支援時,軍隊可予以協助。部隊不得派軍隊進入工廠、學校去搞宣傳勸說活動。軍隊不得給地方學校、工廠、機關貼大字報,地方學校、工廠、機關給部隊貼大字報時應表示熱烈歡迎。

  軍隊不要成為地方黨政機關領導幹部的「防空洞」。任何逃避鬥爭,跑到軍隊躲藏的人,軍隊要他們回去,不得隱藏他們。[118]

  我們再來看中共中央轉發的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這個文件。

  文件首先列舉了最近發生的事件。蘭州、哈爾濱、西安、重慶等地,學生包圍了省、市委駐地。同時發生了兩起人民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嚴重事件。八月五日,蘭州大學學生與鐵路職工、鐵路中學學生發生衝突,蘭州市公安局出動上百名警察,在蘭大門前實行戒嚴。八月二十日,陝西省銅川一中學生包圍了市委,在場的公安派出所長楊萬傑,竟擅自鳴槍示威。

  文件指出,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允許。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體公安幹部、人民警察要滿腔熱情地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師生鬧革命,不準干涉學生的革命行動。但是少數地方沒有認真執行。為此,文件又重新作出了嚴格規定。

  嚴厲禁止警察干涉、威嚇、鎮壓學生運動。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對捕人範圍作出嚴格規定。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警察活動範圍作出明確界定。重申警察一律不準進入學校。警察只在街道維持秩序。遇有打架、鬥毆,可以勸解。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119]

  這兩個文件對在文革期間動用軍隊、警察及其職權範圍作出了嚴格規定。我們知道,黨內走資派之所以有力量,人們對他們倒行逆施的行為無可奈何,就是因為他們手中掌握著權力。這個權力的後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國家機器)。軍隊、警察是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隊。這兩個文件從程序上剝奪了他們動用國家機器來保護自己的權力。這樣失去了權力即國家機器保護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如同紙老虎一樣出現在紅衛兵面前,有利於紅衛兵批鬥走資派,把他們「拉下馬」。從這裡可以看到,文件為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這是兩個防止有人動用軍隊和警察來干涉、限制和鎮壓學生運動的重要文件,表明無產階級專政為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堅強後盾。

  (2)中央嚴厲禁止動員工農群眾干涉學生運動。

  在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被衝擊的黨員領導幹部或者動用軍隊、警察來反對學生運動,或者動員工農群眾來干預學生運動。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嚴厲禁止動用軍隊、警察反對學生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想方設法動員工農群眾來保護自己。這樣剛剛興起的學生運動就遭到了工農群眾的阻攔,致使對黨內走資派的批判遇到重重困難。這種狀況引起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不滿,於是就採取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鑄給中南局的電報就反映了這種情況。電報說:「有的地方學生起來鋒芒對了黨政機關,於是就煽動工農群眾斗學生,打學生,最厲害的有天津、哈爾濱、西安、蘭州、桂林等地,西安最嚴重。主席對此很生氣,很不滿意。要把這個精神告各省(區)委。總之,不準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對付學生,否則一定要犯大錯誤,弄得自己焦頭爛額。下台也會下得很慘。」[120]

  為了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揭穿黨內走資派的伎倆,喚醒廣大工農群眾,使得他們走上支持革命學生的軌道,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社論鮮明指出了有人這樣做的目的:「那些頑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除了繼續挑動學生斗學生以外,還煽動少數工人農民斗學生,來轉移鬥爭的目標。」

  社論進一步揭穿了他們的伎倆:「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荒謬地把自己本單位的領導,同黨中央,同整個黨等同起來。他們利用廣大工農兵群眾對黨的熱愛,利用一些群眾不明真相,提出什麼保衛本地區、本部門的黨委的口號,如有革命學生批評他們,起來造他們的反,就被說成是什麼『反黨』,『反黨中央』,說成是什麼『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數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受了蒙蔽和欺騙,參加了對革命學生的鬥爭。」

  社論斬釘截鐵地指出:「用這種口號煽動一些工人農民去鬥爭革命學生的做法,是極端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黨的路線的。」

  社論有力地駁斥道:「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單位的黨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走群眾路線,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決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拒絕和壓制群眾的批評,更絕對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如果違背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為什麼批評不得?為什麼反對不得?為什麼人家一批評,就叫做『反黨』,『反黨中央』,『反革命』?」

  社論要求:「廣大工農兵群眾,決不要聽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爺們的胡說。」[121]

  我們看到,不論是陶鑄的電報還是《人民日報》社論,都反映出當時已經出現了有人動員工農群眾來抵制學生運動的情況。當時學生是按照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造反的,但是地方黨員幹部自己卻躲在後面,動員工農群眾來保護自己。這是以實際行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表現。令人憂慮的是,這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在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下的較為普遍的現象。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在上海發動衝擊上海市委機關大院事件時,上海的工人就行動起來保衛上海市委,與北京紅衛兵進行辯論。九月初,北京一些紅衛兵在武漢號召炮打、火燒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武漢市的工人、農民也起來與北京紅衛兵辯論。其實,在全國各地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當以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要炮轟省市及以下各級領導人時,都有大批的群眾自發地或有組織地起來反對學生,保衛當地的黨政領導人。[122]

  圍繞青島「八二五」事件進行的鬥爭,就是當時干涉與反干涉的一個縮影。

  事件的起因是這樣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青島醫學院一些學生髮出《給全市同志的一封公開信》,提出「必須首先搞清市委的問題」。其他院校的學生也貼出大字報,批評市委「怕」字當頭,致使青島市文革冷冷清清。八月二十五日,青島醫學院部分學生到市委請願,要求罷市立醫院黨總支書記張秀文的官,並在全市散發《堅決造青島市委的反》的傳單,宣稱當晚要召開萬人大會,衝擊市委。青島市委要各單位組織隊伍,連夜上街宣傳「十六條」。宣傳隊伍與學生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這就是青島「八二五」事件。

  青島的造反派學生向全國發出呼籲,請求支援。幾天之內,全國有二十所院校學生赴青島聲援。八月二十九日晚,山東海洋學院、青島醫學院、山東化工學院及各中學學生聯合來青島串連的外地學生,在青島市第二體育場召開了革命造反誓師大會,給青島市委書記張敬燾戴上「鎮壓學生運動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紙帽子,進行批鬥,並宣讀了山東省委責令張敬燾向青醫、海院、化院師生作檢查,聽取批評的電報。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率領工作組到青島進行調查了解后,向中央作了彙報。八月三十日,譚啟龍受中央委託再次到青島解決問題。八月三十一日晚,譚啟龍在全市大專院校學生代表會上宣布:撤銷張敬燾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青島市市長李元榮代理市委第一書記。這一決定引起支持張敬燾的群眾的不滿,他們自發召開大會,向中央發出馬上派人到青島調查「八二五」事件真相的急電。

  九月一日凌晨,譚啟龍向自發大會群眾傳達了中央關於青島問題由全市工農兵學等各界群眾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的指示。這個時候自發大會作出了建議撤銷對張敬燾撤銷職務的決定,恢復其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嚴懲右派學生等六項決議。一日上午,全市流傳「中央決定恢復張敬燾市委第一書記」的消息和傳單,各單位紛紛到市委向張敬燾送慰問信並形成遊行慶祝活動,即所謂「九一」自發大遊行,人數達十五萬人之多(一說四十萬人)。一些人還到青島醫學院再次就「八二五」事件與學生辯論。

  當晚,青島市委在人民會堂召開全市各界群眾和高校師生有線廣播大會,譚啟龍就青島形勢和張敬燾並沒有恢復職務問題發表講話。講話並沒有能緩和大多數群眾的情緒,反而形成了一個有四萬多人參加的靜坐大會。大會接連向中共中央發出三封十萬火急電報,再次要求中央撤銷對張敬燾撤銷職務的決定並派人來青島調查「八二五」事件。九月二日上午,中央辦公廳複電稱待研究后再作答覆。

  九月四日,中央作出對青島問題的三條處理意見:一、中央委託山東省委譚啟龍負責妥善解決青島工人與學生之間的糾紛問題;二、對學生與工人發生的糾紛,要說服雙方,無論如何不能發生衝突,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三、工人與學生發生的問題,可採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領導協商解決。[123]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學生將矛頭對準青島市委的時候,市委負責幹部不能正確對待學生運動,而是動員群眾上街遊行去與學生進行辯論。這是造成「八二五」事件的主因。當譚啟龍代表省委宣布撤銷市委第一書記張敬燾職務時,支持市委的群眾非但不聽,還要向中央打電報要求進行調查,後來又自發決定要求山東省委撤銷這個決定。不僅如此,他們還造謠說中央同意恢復張敬燾的第一書記職務,蠱惑人心,又主動挑起與學生的辯論,甚至進行靜坐示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從團結出發,指示省委會同青島各界代表共同協商來解決問題。這個答覆是按照文革精神作出的慎重決定。

  從文獻資料中還可以看到,這種狀況在青島市並不是孤立的。中共青島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結合自己下鄉所在地的情況,寫出調研報告於九月四日上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報告中說:青島市嶗山縣「四清」工作團黨委,「不是號召工農兵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運動」,而是「要工人農民對學生進行教育,說吃著農民的飯,穿著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鬧」。「對學生不是叫他們游泳中去學游泳」,而「是說服教育不準進城」。「這是和中央對立的」。報告認為學生批判的方向是對的,「組織工人農民支援」批判對象,「這是方向的錯誤」。[124]

  由於報告反映的問題具有代表性,因而中央文革小組將這個報告呈送毛澤東。九月七日,毛澤東閱后批示: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請一看。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

  譚啟龍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我看是正確的。

  請你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125]

  毛澤東在批示中肯定了譚啟龍和王效禹的意見,實際上也就否定了青島市委及其支持者和嶗山縣「四清」工作團黨委的作法。從中可以看到,組織工農反學生並不僅在青島發生,在長沙、西安等地同樣也出現了。這是一個較為普遍性的問題,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行動。這樣搞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而毛澤東建議由中央發一指示,寫一篇社論,把北京的經驗轉告地方,勸說工農群眾不要再干預學生運動,各地也不準再動員他們這樣做。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澤東的批語和王效禹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等,並對不準調動工農干預學生運動作了四條具體規定:

  一、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二、凡是發生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的地方,必須公開承任錯誤,承擔責任,平息工農市民同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

  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干預學生運動,相信學生的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行動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直接同學生辯論,不要同學生發生衝突。

  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不要怕工人、怕農民、怕群眾。要放下架子,站到學生中去,到群眾中去,同他們商量問題。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政策原則,堅持「十六條」,沒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問題。[126]

  這四條規定是針對各級黨委負責人作出的原則性指示,具體表現在如何處理工農群眾與學生運動的關係,如何主動責任承擔,如何正確對待學生運動,如何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等問題上。這不僅對於解決青島問題,而且對於解決全國類似的問題,都具有指導意義。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九月十一日發表了題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負責人,他們找出種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甚至調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來反對革命學生,同革命學生對立。」社論提出:「決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我們工人農民對黨的濃厚的階級感情,播弄是非,製造我們同革命學生的對立,讓他們從中鑽空子。」社論號召:「我們工人農民,應該熱烈歡迎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堅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革命學生在鬥爭中出現一些缺點,是難免的。我們應當相信,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會自己教育自己的。」[127]

  不論是毛澤東的批示,中央的文件,還是《人民日報》的社論,都是在學生運動興起以後,針對地方黨委負責人動員工農群眾來對抗學生運動保護自己的情況下出現的。這種現象並非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我們上面舉了青島的例子,就是以點帶面從工農群眾干涉學生運動的鬥爭中,反映出地方黨委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態度。毛澤東後來還談到過這個問題。

  十月一日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談話時,指著在廣場上遊行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麼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128]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又一次指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有些幹部害怕群眾,不想革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中都存在這種狀況。在洶湧澎湃的學生運動面前,他們不是積極支持、參加文革,在運動中作自我批評,承認錯誤,改進工作,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而是企圖調動軍隊、警察來保護自己。在無法調動軍隊、警察的情況下,就調動工農群眾來跟學生作對,抗衡學生運動。這反映出黨內領導幹部與文化大革命的對峙心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著學生運動蓬勃發展,將矛頭指向黨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批鬥走資派的時候,不僅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持,反而卻遭到了他們的抗衡與抵制。在他們無法調動軍隊、警察來反對、鎮壓學生運動,而自己又不便於直接出面的情況下,於是就隱藏在後面,以黨的領導人的名義,打著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穩定的旗號,利用工農群眾對於黨的信賴,動員工農群眾起來打壓學生運動。這反映出他們不僅沒有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認識到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反而逆文革潮流而動,為了維護個人的既得利益,採取實際行動來反對文化大革命。這對文革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3)紅衛兵運動的堅強後盾。

  紅衛兵運動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紅衛兵由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紅衛兵運動就是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也是紅衛兵運動。為了紅衛兵運動的順利發展,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不僅下發了不得動用軍隊、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文件,還作出了禁止動員工農群眾干預學生運動的指示,排除干撓,消除障礙,為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創造條件。

  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在文革發動過程中起著先鋒隊的作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潛藏在各級領導機關內,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因而鬥爭的矛頭就要指向黨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這些人平時以黨的領導幹部的面目出現,手中掌握著權力,一般情況下穿戴言行和其他領導幹部沒有什麼不同,臉上又沒有貼著走資派的標籤。這樣在鬥爭的時候就容易出現混淆,誤傷好人,甚至造成擴大化。

  當著紅衛兵將鬥爭矛頭指向他們的時候,這些人就打起了維護黨的領導的旗幟,利用工農群眾對於黨的信任,動用盤根錯節的關係,將黨的領導和個人混為一談,運用手中的權力和影響力,調動軍隊、警察和工農群眾來保護自己。由於他們手中掌握著權力,又能夠調動國家機器,還騙取了工農群眾的支持,這樣就使得紅衛兵運動的發展遇到了很大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下發了不得動用軍隊、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文件,從程序上剝奪了他們動用軍隊、警察的權力。同時又通過批示、文件、社論以及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被他們鼓惑的工農群眾警醒過來,轉變態度,支持紅衛兵運動。在剝奪了走資派調動軍隊、警察的權力,解決了工農群眾對他們「支持」的問題以後,就有利於消除紅衛兵運動的障礙,推動紅衛兵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紅衛兵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在發動階段的具體表現形式。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文化大革命的堅強後盾。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後盾,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紅衛兵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運動,是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堅強後盾支持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在紅衛兵運動時期,這種支持既表現在嚴禁動用軍隊、警察鎮壓學生運動上,也表現在使工農群眾從走資派的蒙蔽中清醒過來轉而支持學生運動上。這些決定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主持下做出來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牢牢掌握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因而才能夠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為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提供堅強後盾。

  5、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逆流。

  紅衛兵運動在鬥爭中發生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開始的時候,保守派紅衛兵在黨政機構的支持下佔據優勢,造反派紅衛兵處於劣勢。但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造反派紅衛兵隊伍逐漸壯大,佔據了優勢,保守派紅衛兵則處於劣勢。從紅衛兵運動的整個歷程來說,造反派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保守派紅衛兵特別是其中的老紅衛兵、西糾和聯動是紅衛兵運動的逆流。紅衛兵運動則是在主流和逆流的鬥爭中不斷被推向前進的。

  (1)紅衛兵運動的分裂——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

  紅衛兵在鬥爭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是以是否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來作為劃分標準的。主張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領導幹部的紅衛兵,被稱為造反派;反對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領導幹部的紅衛兵被稱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兩派紅衛兵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紅衛兵運動分裂的端倪已現。

  其實,「五一六通知」下發后,在工作組時期,大中學校的學生圍繞支持黨委(工作組)還是反對黨委(工作組)就分成了兩派。支持黨委(工作組)的一派,被稱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對黨委(工作組)的一派,被稱為造反派。保守派一方,因為有黨委(工作組)作後台,當時佔據多數,因而又稱為多數派;造反派一方,因為反對黨委(工作組),因而遭到黨委(工作組)的壓制和打擊,當時佔據少數,被稱為少數派。這樣早在文革剛剛發動的時候,大中學校的學生就圍繞支持還是反對黨委(工作組)出現了分裂。

  在大中學校學生中分裂的兩派,圍繞如何對待黨委(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黨委(工作組)支持保護自己的一方,壓制和打擊反對自己的另一方,這樣就更進一步激化了雙方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壓倒性優勢,並最終導致了學生運動的分裂。這種分裂是在學生之間發生的,實際上就是群眾與群眾之間的鬥爭,後來被稱為挑動群眾斗群眾。這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鬥爭的矛頭由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向了群眾,悄無聲息地轉移了運動的方向。在這種鬥爭中大批反對黨委(工作組)的師生被打成反黨分子,遭到了嚴厲處理,嚴重影響了運動的發展。[129]

  一般來說,在毛澤東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革命師生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由以紅五類為主體的學生組成,被稱為老紅衛兵。與後起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對應,老紅衛兵一般被認為是保守派。[130]老紅衛兵主要由幹部特別是高幹子弟來領導,這個時候積极參加運動,對於批判前北京市委、地富反壞右這些死老虎,以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感興趣,對於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表現出消極態度。老紅衛兵時期大中學校的學生就在鬥爭中產生了分裂。這是後來紅衛兵運動分裂的前奏,對後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

  總之,早在工作組時期,大中學校的學生圍繞如何對待黨委(工作組)問題就產生了分歧,導致了分裂,形成了兩派學生組織。這是後來紅衛兵運動分裂的淵源。

  ② 紅衛兵運動的分裂。

  早在工作組時期,學生之間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撤銷工作組后,兩派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得到緩解,而是繼續進行著。這種鬥爭最終導致了紅衛兵運動的分裂。

  1)撤銷工作組后,保守派紅衛兵仍然掌握著學校運動的領導權。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工作組時期,依據對黨委(工作組)態度的不同,大中學校的學生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

  工作組組織的「左派」骨幹隊伍,是能夠依靠工作組開展工作的文革運動積極分子,基本是根紅苗正的黨、團員學生,在幹部子女較多的大、中學校,幹部子女,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女佔據了顯赫的學生領袖地位。[131]八月一日以後,在很多大學開始出現紅衛兵組織,發起人幾乎都是高幹子弟,因為他們及時得知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消息。這些大學紅衛兵還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在工作組領導下積极參与抓學生「反革命」、抓「右派」、抓「游魚」。所以他們千方百計保工作組過關,阻撓被打擊的學生平反。[132]

  一般來說,這些人由紅五類(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烈士)組成,在工作組支持下進行活動,他們將矛頭指向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彭、羅、陸、楊這些死老虎,以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知識分子,反對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表現為擁護黨委(工作組),要在黨委(工作組)領導下開展運動。

  造反派則是主要由平民子弟組成,他們往往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在運動初期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造反,將矛頭指向了黨委(工作組),具體表現為組織學生運動,開展了反對黨委(工作組)的鬥爭。結果卻遭到黨委(工作組)的壓制和打擊,整了他們的黑材料,給他們帶上了右派的帽子。

  當時這兩派學生組織的力量是不對等的。由於當地黨委(工作組)的支持,也由於人們習慣於在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因而保守派力量比較強大,造反派力量弱小。撤銷工作組的時候,工作組雖然組建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但是卻沒有解決好兩派之間的矛盾,而是由保守派的人員控制著校文革委,仍然掌握著學校運動的領導權,造反派處於孤立地位。同時工作組也沒有妥善處理好前一段對造反派打擊的相關事宜,沒有銷毀整造反派的黑材料,沒有對造反派進行道歉和平反,因而引起造反派的不滿。兩派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為工作組的撤銷得到緩解,反而進一步激化了。這成為釀成兩派學生分裂的重要因素。

  2)首都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的形成及其問題。

  在首都紅衛兵運動發展過程中,湧現了一批紅衛兵運動的風雲人物。他們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號召,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將學生組織起來,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領導者。這些紅衛兵運動中的風雲人物以五大學生領袖為代表,成為引領紅衛兵運動的旗幟。不僅對首都紅衛兵運動,還對全國紅衛兵運動產生了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

  五大紅衛兵運動領袖,是指北京大學成立了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清華大學成立了清華井岡山的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成立了地院東方紅的王大賓,北京航空學院成立了北航紅旗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北師大井岡山的譚厚蘭。他們是怎樣成為首都紅衛兵運動領袖的呢?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聶元梓在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抨擊北大黨委的大字報,而後經毛澤東批准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並在《人民日報》配以評論員文章發表后聞名遐邇的。蒯大富是在清華大學貼出反對黨委(工作組)的大字報以後,遭到工作組的打擊和壓制,以絕食表示抗議,最後在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才獲得自由的。他們兩人雖然在文革初期積极參加運動,同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但是在隨後進行的鬥爭中缺點和錯誤也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些缺點和錯誤沒有能夠及時改正,成為後來他們在政治鬥爭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聶元梓的問題以後我們再介紹,現在我們主要研究一下蒯大富的問題。

  蒯大富雖然恢復了自由,但是在清華大學仍然受壓,比較孤立,組織不起自己的隊伍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曾多次要別的學校的造反派設法支持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組和其他學校紅衛兵的鼓勵下,蒯大富成立了井岡山紅衛兵,提出了「批工作組錯誤路線」、「批『清華大學紅衛兵』」、「為『蒯式人物』平反」三大口號。第一個口號符合當時中央的鬥爭要求,但是第二個口號不是團結保守派紅衛兵而是將鬥爭矛頭對準他們,在鬥爭目標和策略上顯示出「左」的傾向。第三個口號單獨提出為「蒯氏人物」平反,而不是提出為受到工作組錯誤批判的師生平反,流露出小宗派的苗頭。

  十二月中旬,清華大學出現了三個比較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即唐偉領導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劉泉領導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以及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紅衛兵總部。為了進一步壯大造反派紅衛兵的勢力,爭取保守派紅衛兵轉變立場,江青建議三大派進行聯合,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爭取保守派的學生轉變過來。三派合併后仍然採用井岡山的名稱,改為清華井岡山兵團。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華井岡山兵團籌委會宣告成立,成員由原三總部人員協商產生。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蒯大富卻未經其他成員同意,獨自做主改換了業已協商好的人員名單。這引起了唐偉、朱德明和許勝利的不滿,成為幾天後他們辭職的主要原因。在清華井岡山兵團要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宣傳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唐偉和蒯大富發生意見分歧。唐偉問這樣做會不會打亂中央的部署,提出是不是請示一下周總理?蒯大富卻以群眾要求為由對唐偉予以了拒絕。這最終導致十二月二十四日唐偉、朱德明、許勝利三人貼出了「常常跟不上形勢,對總部的一些行動很不理解」,因而「自行退出總部籌委會」的《辭職書》。

  就在這個時候清華大學又出現了28團和三縱隊兩個新的紅衛兵組織。28團由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八一、雄關漫道、第一紅岩等戰鬥組組成,首腦人物有藏令瑜、李自茂、孫耘、吳文忠等人。三縱隊有以唐偉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縱隊、沈如槐為首的八八縱隊、陳楚三為首的東方紅縱隊組成。28團和蒯大富站在一起,堅定支持蒯大富,與三縱隊之間存在分歧和鬥爭,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激化,後來分裂為勢不兩位的兩大派,成為團派與414的淵源。

  令人遺憾的是,蒯大富在三總部合併后,沒有能夠利用這一有利的機會,團結三個組織的紅衛兵,爭取、分化保守派紅衛兵,將全校紅衛兵組織起來,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以班、系、校為單位,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籌劃民主的決策系統。從蒯大富參加運動的歷程來看,他幾乎就是靠單打獨鬥起家的,缺乏團結其他頭頭、組織隊伍、應對分歧的能力。[133]不僅如此,他對文革戰略意圖的理解上也存在著重大偏差。由此我們看到,蒯大富沒有能夠正確理解和把握中央的文革戰略部署,沒有建立起堅強有力的紅衛兵組織,再加上缺乏民主作風,不注意團結、爭取其它紅衛兵,以及「左」的傾向和小團體主義,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對蒯大富後來的政治生命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我們看地院東方紅的發展狀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鬥隊等組織聯合成立了東方紅公社,共一千餘人。[134]

  當時地院學生朱成昭是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王大賓是二把手。參與造反的院黨委成員李貴等幹部、教師,考慮到當時情況暫未擔任公社的負責職務。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雖然帶著地院工作組撤走了,走前在八月十三日也作了檢查,卻沒有對工作組收集整理的造反派批評工作組的材料,圍剿批評反對工作組的師生,特別是把李貴、王大來等13名幹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鬥,以及要對造反的師生進行秋後算帳的做法作出交待,更不用說進行道歉和平反,銷毀整理的黑材料了。[135]這引起了地院造反派的不滿,成為造反派四進地質部的導火線。

  八月二十三日,地院東方紅全體成員步行到地質部,堅決要求地質部交出曾在地質學院工作組任組長的鄒家尤,由他們帶回學校批鬥。地質部黨委不同意交出鄒家尤,東方紅的學生即靜坐絕食。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組都出面支持地院東方紅的情況下,鄒家尤答應第二天返校聽取批判。這就是「一進地質部,炮打何家店」。

  九月五日,地院東方紅一千多人開進地質部,再揪鄒家尤,雙方陷入僵持狀態。九月七日,西糾(即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到地質部,要求地院東方紅撤走,地院東方紅拒絕,雙方發生武鬥,西糾抓走地院東方紅八人,關了一天後放出。事後雙方都印發了大量傳單,向對方表示抗議。從九月十四日起,地院食堂工人三天不給東方紅在地質部的學生送飯,一些學校的造反派則給地院東方紅送去《毛主席語錄》和食物,以示支持。地院東方紅在地質部造反十五天,於九月十九日撤離。這就是「二進地質部」。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在地質學院座談會上講話,點名批評鄒家尤,認為事情「要由工作組負責,由地質部負責,由鄒家尤負責」。十月八日,地院東方紅三進地質部,在地質部大院召開了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十月二十七日,又四進地質部,進一步將鬥爭引向深入。地院東方紅在鬥爭中聲名遠揚,成了全國有名的造反派。[136]

  我們注意到,地院東方紅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不同意見,也形成對立的派別。其實出現分歧和爭論並不奇怪,當時他們還都是青年學生,即使存在一些偏激的觀點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裡關鍵是如何對待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這不僅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在政治鬥爭中團結自己、取勝對手的策略問題。當年地院東方紅負責人卻缺少這一智慧。

  從地院東方紅一進地質部上訪請願開始,東方紅核心組內部在行動的方式方法上,在鬥爭策略方面,就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二進地質部上訪請願時,蔡新平等人更是不願意採取靜坐、絕食的激烈手段。在討論奪取地院廣播台時,蔡新平等人又是主張不要去搶奪院文革鬥批改的廣播台,怕引起武鬥傷了人。而朱成昭則是堅決主張採取激烈行動來奪取院廣播台的。王大賓當時是站在中間偏向朱成昭的,認為鬥爭策略要講,但首先要鬥爭,是對方不執行周榮鑫秘書長輪流使用廣播台的指示,破壞雙方協議引起的爭端。

  本來研究問題時,大家存在不同意見是正常的。這個時候就要通過民主討論說服對方,即使暫時難以取得一致意見,也要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以待將來實踐的證明。但朱成昭不但由此指責蔡新平、殷維侯等人為策略派,更在一次戰鬥隊隊長會議上,公開點名指責蔡新平、殷維侯等是右傾機會主義,給他們扣上了帽子。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在被朱成昭排擠出東方紅總部核心組后,他們又分別成立了只有少數人的紅色造反兵團、六二六革命造反兵團。殷維侯等人還貼出《搬掉東方紅,地院才能大亂》的大字報。朱成昭則進一步指責他們為托派。地院東方紅內部兩派的分歧與對立被進一步激化了。這反映出朱成昭這個一把手,缺乏民主作風,存在心胸不寬闊、自以為是、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缺點,容不下持有不同意見的人。

  對朱成昭這種扣帽子的作法,王大賓是勸阻與反對的,但是卻沒有取得什麼效果。其實,王大賓和朱成昭在如何對待北京市以時傳祥為頭的捍衛團的態度上,也發生過激烈爭論。王大賓認為時傳祥是位掏大糞的工人,是舊社會最底層被人看不起的勞動者,受到了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接見,表達了對他們勞動的尊重。現在他們不知道上層鬥爭的情況,在劉少奇被批判后,組織了一個捍衛團,要捍衛劉少奇,這應是情理中的事。我們要理解、原諒時傳祥他們。這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要相信他們內心也是擁護毛主席的。對於王大賓的這個認識,在討論會上,朱成昭把王大賓批評了一頓。[137]

  凡是生在世上的人都會犯錯誤。有了缺點和錯誤倒不怕,只要立場一致,就不難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立場和方向不同,就會南轅北轍了。人在一定條件下總是會發生變化的。造反派紅衛兵負責人也是這樣。本來,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是朱成昭,在地院紅衛兵造反運動中是做出了貢獻的,不論在地院還是北京紅衛兵中都是有影響力的,但是後來卻被人策反,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即使在中央文革小組和地院東方紅戰友的多次挽救下仍不回頭。這樣也就只好把他從地院「東方紅」領導隊伍中清除了。[138]二把手王大賓就成為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擔負起地院東方紅的領導重任。

  我們現在再來看北航紅旗的發展狀況。

  八月一日以後,北航的高幹子弟聞風而動,成立了北航紅衛兵總部並張貼宣言和綱領,支持工作組,掌握了北航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八月二十日,北京航空學院對工作組有意見的同學成立了北航紅旗戰鬥隊,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北航紅旗戰士雖然幾乎都是紅五類,卻是造反派,是與北航紅衛兵總部對立的派別。紅衛兵組織領導人由選舉產生,普選出的五位常委韓愛晶、井然(當時名:井岡山)、田東、仇北秦、杜玉榮,被稱為勤務員。朝愛晶由於位於首位,因而被稱為一號勤務員,也就是北航紅旗一把手。[139]

  國防科委的局長趙如璋擔任過北航工作組組長,北航紅旗要求趙如璋回校做檢查,但是卻遭到了拒絕。為了達到目的,北航紅旗在國防科委(北京航空學院的主管機構)鬥爭了二十八個晝夜。

  八月二十五日,北航紅旗學生開始在國防科委門口靜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擔任過工作組組長的趙如璋(國防科委的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報告林彪,說「趙的健康狀況不好,如果交給學生批鬥,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后又多次向林彪報告情況,請求指示,沒有得到答覆。

  中央文革小組把北航紅旗在國防科委安營紮寨、提出要求的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態度鮮明地支持北航紅旗學生的要求,他說:不要怕,不要讓學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來,讓學生鬧上三個月。知道了毛澤東對此事的態度后,中央文革小組即以明確的態度公開支持北航紅旗的行動。九月二十一日晚,陳伯達接見北航紅旗的學生,讚揚他們說:「你們是少數,少數是優秀的,先進的。」鑒於國防科委和趙如璋仍然對此採取拒絕態度,二十二日夜裡,為了讓趙如璋回校檢查,陳伯達在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親筆寫下了擔保書:「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九月二十三日,國防科委交出了趙如璋,學生撤走。北航紅旗的鬥爭令人刮目相看,成為北京響噹噹的左派。[140]隨著北航紅旗的聲名遠揚,一號勤務員韓愛晶也進入了首都紅衛兵領袖的行列。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北航紅旗只是要求趙如璋回校檢查,國防科委負責人就以趙如璋有病接受不了批鬥為由予以了拒絕。最後經過了二十八個晝夜的鬥爭,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由陳伯達寫出擔保書以後,趙如璋才不得不回到北京航空學院進行檢查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防科委和趙如璋對於文革的抗衡態度。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師範大學的少數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由於譚厚蘭等北師大學生在反工作組時期就聲名在外,後來又組織造反派紅衛兵積极參加運動,因而譚厚蘭成為北師大紅衛兵井岡山的負責人,成為首都紅衛兵的一位學生領袖。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下而迅速崛起的造反派紅衛兵,一方面在校內不斷與多數派進行鬥爭,一方面在社會上大造輿論,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旗幟,不斷衝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

  九月二十三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在校內造反,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奪取廣播台,與擁護院文革的工人赤衛隊、鬥批改兵團發生了嚴重的武鬥事件,造成了數百人受傷。事情的緣起是由於多數派違背事先約定造成的。

  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在九月二十三日成立,二十四日就在校內發動了奪取廣播台的攻勢。

  同一天,北航紅旗、外語學院紅旗大隊也都在各自的學校與多數派發生了爭奪廣播台的糾紛。十月五日,北航紅旗在奪得部分廣播權后,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籌委會的材料組、專案組。

  十月八日,農機學院東方紅奪了校內的廣播台,並開始到八機部造反。十月十日,北外紅旗召開大會批判工作組,為了搜查黑材料,連夜到外交部造反。[141]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首都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是在鬥爭中產生的。他們積極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號召動員學生,組織紅衛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是在鬥爭中產生的首都紅衛兵領袖人物。當然,我們也發現不論是他們還是在紅衛兵組織內部也存在著不少分歧和矛盾。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在鬥爭中不能得到解決,不僅對他們的政治生命同時也會對紅衛兵運動造成嚴重影響。

  3)首都紅衛兵運動的分裂與鬥爭。

  首都紅衛兵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這兩個派別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此前工作組時期兩派學生鬥爭的進一步發展。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又形成了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這些紅衛兵不僅在本校內建立組織進行活動,還走出校門聯合起來進行鬥爭,在鬥爭中形成了三個首都紅衛兵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北京大專院校的紅衛兵成立了三個司令部。

  八月二十七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成立。北京輕工業學院學生汪延群(汪東興的女兒)任指揮,劉平凡(劉志堅的女兒)、劉克府、朱新民、朱新嘉等為副指揮。參加一司的有二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個組織,約六千人。除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等幾個組織是造反派,多數是保工作組的保守派。江青、謝富治、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江青在大會上說:「我個人參加你們的大會,我相信我們小組也是支持你們的」,「我們建議楊成武、劉志堅成為你們的輔導員。」江青給他們交代了任務:「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中南海、大會堂、釣魚台等地方。」一司創辦了自己的報紙《紅衛兵》,九月一日創刊。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沒有參加一司的三十八個高校群眾組織發表聲明,認為一司的成立是非法的,是分裂主義的,它不能代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當天,康生接見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時說:成立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我們中央、市委事先也不曉得,昨天,事後調查,是他們幾十個學校自己搞的。」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提出三點意見:一、不承認昨天下午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二、重新成立總部;三、如不能解決,就向毛主席直接請示。康生說:「沒有加入的,你們重新成立一個。」

  九月五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之子)任臨時指揮,喬丹林、吳連之、李延明、朱仲仁、羅開富、曾延麗、周亮等任副指揮。二司包括四十八所高校的四十八個組織,共一萬一千多人。其中只有極少數的造反派(如北航紅旗、輕工紅鷹),保守派占絕大多數,曾被造反派譏為「保皇司令部」。江青、謝富治、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會。江青、劉志堅在大會上講了話。二司的輔導員也是楊成武、劉志堅。二司的報紙為《東方紅》,十月一日創刊。

  九月六日上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成立。它由十七所學校的十九個組織約四千人組成,絕大部分為造反派,其中有地質東方紅、清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郵電學院東方紅、外語學院紅旗大隊、政法學院政法公社、農機學院東方紅、北工大東方紅、農大東方紅等。三司的召集人為地質學院學生周永璋和清華學生唐晉。劉志堅、周榮鑫、戚本禹出席了成立大會,劉志堅講了話。三司的輔導員也是楊成武、劉志堅。三司的報紙為《首都紅衛兵》,九月十三日創刊。

  在這三個司令部以外,北京大專院校還先後成立過一些全市性的組織,如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成立的,當時被稱為第四司令部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聯絡委員會,是由北京工業學院等一些院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的,但規模小,人數少,影響不大,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北京中學紅衛兵的活動大多局限於本校或學校附近的周邊地區,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前,基本上沒有成立什麼全市性的組織。

  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城區三十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組織在師大女附中集會,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之後不久,又有西城區的十九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陸續加入了西糾。比西糾稍晚,北京東城區(九月十日)和海淀區相繼成立了東糾和海糾,但都活動不多,影響遠小於西糾。

  九月十六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簡稱首都兵團)成立,這是由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成的多校聯合組織。首都兵團後來發展壯大,成為北京中學造反派紅衛兵最重要的組織之一。[142]

  我們看到,不論是大學還是中學都成立了紅衛兵聯合組織,大學的紅衛兵聯合組織有一司、二司、三司以及第四司令部等,中學的紅衛兵聯合組織有西糾、東糾、海糾和首都兵團等。在大中學校一些紅衛兵聯合組織中,雖然同時存在著保守派或造反派組織,但是這並不從根本上影響紅衛兵聯合組織的派別屬性。大學紅衛兵聯合組織中的一司、二司,中學紅衛兵聯合組織中的西糾、東糾、海糾,往往是高幹子弟挑頭,具有鮮明的保守色彩;而大學紅衛兵聯合組織中的三司,中學紅衛兵聯合組織中的首都兵團,則表現出堅定的造反態度。這些紅衛兵聯合組織雖然名稱不同,具體組成也不一樣,鬥爭策略及政策水平又有差別,但是總體上還是可以劃分為保守和造反兩大派別的。兩派之間及兩派內部的矛盾錯綜複雜,形成了尖銳複雜的鬥爭,造反派內部甚至還演變成天派和地派的爭論。這就是首都紅衛兵出現的分裂與鬥爭。

  4)地方紅衛兵運動的分裂與鬥爭。

  不僅首都紅衛兵出現了分裂與鬥爭,地方上的紅衛兵也是這樣。地方上的紅衛兵也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這些造反派和保守派又與工作組時期的鬥爭具有密切聯繫,是工作組時期兩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在地方黨委支持下各地成立了與造反派相對立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奪取了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這些保守派紅衛兵由於有當地黨委的支持,還獲得一部分工農群眾援助,因而一時力量強大,在鬥爭中處於優勢地位,掌握著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在北京以外的各大中城市,大約也都在八月中下旬以後陸續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在省委控制和支持下開展活動。這些組織後來大多都成為保守派,在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左右紛紛瓦解。

  八月十七日,長沙紅色政權保衛軍正式成立,它是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其成員有許多是省委、省軍區幹部的子女。

  八月二十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廣場舉行十五萬人參加的歡慶文化大革命大會,省委、省人委、省軍區、駐晉部隊的負責人參加了大會。會議宣布成立全省紅衛兵組織籌備領導機構,領導全省的紅衛兵運動。省委希望通過這樣的組織實現對紅衛兵運動的領導,避免進一步失控。

  八月二十四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按黨政機構的部署統一成立了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這個組織最初包括大專院校中的紅五類學生及教職工,後來學生大多轉到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後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赤衛軍就成為以大專院校教職工為主體的群眾組織。

  同日,重慶醫學院一批紅五類學生(主要是幹部子女)在黨政領導支持下串連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九月三日,在重慶市委支持下,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管弦樂隊和記者。九月八日正式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由市委提議,經成都軍區批准,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斗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

  八月二十五日,南寧省紅衛兵聯合司令部在紅星劇院召開成立大會。自治區黨委、南寧市委領導人出席大會。大會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的倡議。

  八月三十一日,杭州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一司)成立,下設紅衛兵糾察隊。紅一司大量印發北京西糾的一些通令,並在鬧市區設立糾察,制止紅衛兵運動中的一些極端做法。

  九月三日,廣州市紅衛兵第一次大會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廣州部隊、廣東省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了《紅衛兵宣言》。

  九月七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向各學校發出籌建烏魯木齊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的通知。九月九日,烏魯木齊地區紅衛兵代表大會召開,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領導人參加了大會。會議宣布成立烏魯木齊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籌委會(后改為紅一司)

  九月十日,昆明地區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任紅衛兵總部的總輔導員,王硯泉(昆明軍區副參謀長)、許志奮(昆明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任輔導員。紅衛兵總部后被造反派稱為「保皇總部」。

  九月中旬,濟南市一些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兩個相互對立的紅衛兵組織——濟南紅衛兵師和紅衛兵濟南指揮部。紅衛兵師多是支持學校領導的學生組成,而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多為學校中反對校領導的學生組成。十月下旬,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紅衛兵師及其下屬組織紛紛瓦解,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則不斷壯大,形成全省性組織,並改名為紅衛兵山東指揮部。

  上海市在九月十二日成立了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這些紅衛兵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興起,這兩個紅衛兵總部被公認為保守組織,十一月以後相繼垮台散夥。十月以後,開始出席幾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影響較大的有: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上三司),以及從中分離出的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中學跨區紅衛兵組織在全市有影響的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東北)、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員會(簡稱紅反會)等。[143]

  從中可以看到,這些紅衛兵組織不少是在當地黨委支持下成立的,這樣也就不難理解這些組織的保守態度了。這些紅衛兵組織有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當頭頭,當地黨委作為後台,還有其它社會力量的支持,一時力量比較強大,在與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中占著上風。但是,兩派紅衛兵之間以及兩派紅衛兵各自內部也存在著分歧和鬥爭。這些分歧和鬥爭造成了紅衛兵力量在兩派之間及其內部的分化與組合,影響著紅衛兵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紅衛兵運動過程中發生了分裂。這種分裂不僅產生在首都北京,也出現於地方,是工作組時期學生分裂的進一步發展。總的看來,不管紅衛兵運動中間出現了多少組織、名稱,規模、鬥爭策略又有何不同,基本上可以劃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類,保守派在開始的時候還是佔有優勢地位的。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以及各自內部,又都存在著複雜的分歧和鬥爭,正在經歷著此伏彼長的變化。鬥爭中產生了一批紅衛兵領袖,首都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使造反派紅衛兵能夠保持一致,不斷發展壯大,使兩派分裂的紅衛兵逐漸走向統一,讓紅衛兵運動沿著文革正確的方向發展,是對參加運動的紅衛兵特別是其領袖政治品質和組織能力的重大考驗。

  ③ 紅衛兵運動分裂的原因。

  紅衛兵在其發展過程中,根據其對黨委(工作組)態度的不同,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派紅衛兵。這兩派紅衛兵又是由不同的紅衛兵組織構成的。即使在同一個單位內部,不僅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紅衛兵,各自內部又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紅衛兵組織。這樣就在紅衛兵運動中產生了錯綜複雜的矛盾,致使不同派別和組織的紅衛兵不斷進行著分化與組合。紅衛兵運動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向前發展的。

  毛澤東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144]紅衛兵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分裂,並不是令人感到特別意外的事情。但是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在如此大規模的範圍內出現分裂,即使在同一派別內部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組織,「左」右傾錯誤在紅衛兵運動中同時大量出現,則是不正常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那麼,紅衛兵運動中出現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1)認識上的差異。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不僅是由於思想覺悟的高低,也是認識能力的不同造成的。具體說來,就是對為什麼要進行文革、如何進行文革以及青少年學生在文革中究竟應該怎麼辦存在著重大分歧。不同的認識,形成不同的行為。文革中的派別及其相互之間的鬥爭,是在不同認識的指導下才出現的。保守派紅衛兵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真正有力量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不是地富反壞右這些過去的反動力量,而是潛伏在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也就難以理解為什麼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雖然符合文革的要求,但是在如何處理與保守派關係的問題上,往往又失之於偏頗。沒有認識到既要與其進行鬥爭,還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在鬥爭中將保守派爭取過來,轉變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不是將他們在政治上消滅掉。即使在造反派內部,也要從大局出發,進行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踐行社會主義民主,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以便於消除分歧,取得一致意見,而不是無原則的爭鬥,打派仗。因而能不能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是紅衛兵及其領導人正確對待和處理派別分歧的思想基礎。

  2)利益上的不同。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在其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利益上的分歧,因而利益分歧成為紅衛兵分裂的重要原因。這裡的利益分歧,表現為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出現這些分歧和矛盾時,當然是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如果是這樣的話,自然無話可說,但可惜卻不是這樣。紅衛兵運動出現分裂,就是由於沒有處理好這些利益關係造成的。不論是保守派紅衛兵、老紅衛兵還是由幹部子弟組成的西糾、聯動的形成,則是把群體、團體、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當文革發展到觸動這些利益關係的時候,就發生了轉變,由積极參加文革變為反對文革了。造反派紅衛兵內部出現的矛盾、分歧、宗派主義以及打鬥現象,也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這些利益關係造成的。能否正確處理這些利益關係,就成為紅衛兵運動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3)黨委(工作組)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作為文革的先鋒,自然就要把矛頭指向黨委,在黨委內部尋找走資派。文革伊始,上級對黨委癱瘓的單位派出了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由工作組來領導運動。這樣造反派就將矛頭指向工作組,不少學校的學生開始驅趕工作組。這個時候不論是黨委還是工作組,在遭到青少年學生中的造反派攻擊的情況下,就以黨的名義出現,在青少年學生中尋找、培養可靠力量,支持他們的行動,利用他們來抗衡造反派,將他們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這個時期隱藏在黨委(工作組)中的走資派,根據鬥爭形勢,拉攏保守派,爭取逍遙派,孤立造反派,打擊造反派骨幹,採取隱蔽手段,將造反派紅衛兵與他們之間的矛盾,轉化為造反派和保守派紅衛兵之間的矛盾,挑動群眾斗群眾,在兩派紅衛兵的鬥爭中坐守漁翁之利。這就成為紅衛兵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4)過去運動的影響。

  過去運動的影響,也是紅衛兵分裂的重要因素。不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還是一九五九的反右傾鬥爭,都出現了擴大化。在反右派鬥爭和反右傾鬥爭開始后,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甚至懷有私心或報復心理,把在整風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對黨委及其領導人提出了中肯意見的人,打成了右派、右傾分子,這樣就造成人們難以通過正常途徑對黨委及其領導人提出批評意見,從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實施遇到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以後運動要支持、擁護黨委及其領導人,而不是因為提出批評意見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成為人們汲取的重要教訓。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吸取以往運動教訓,支持、保衛黨委(工作組)及其領導人,與反對黨委(工作組)的造反派進行鬥爭,就成為保守派紅衛兵的選擇。這成為紅衛兵分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們看到,紅衛兵分裂的原因是複雜的。既有認識的因素,利益的原因,又有黨委(工作組)的作用,以及過去運動的消極影響。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紅衛兵及其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造成了紅衛兵的分裂。這種分裂不僅使紅衛兵運動出現了陰暗面,損害了紅衛兵的形象,削弱了紅衛兵運動,還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④ 黨中央是如何對待紅衛兵運動分裂的?

  在紅衛兵運動出現分裂的情況下,黨中央又是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呢?

  其實,不論是對工作組時期還是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造反派、保守派,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態度都是一貫的。撤銷工作組后,學生中間出現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組的保皇派的尖銳對立時,毛澤東為了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就說:「保皇派這個名稱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麼不保?不能怪工作組,現在又怪到工作組底下的學生去了。你們要去傳,我也保過六天皇,保的只是張承先,後來不保了。」[145]從這裡可以看到,毛澤東是要兩派不要糾纏於過去的分歧和矛盾,而是要拋棄前嫌,消除分歧,團結起來,共同進行文化革命。

  由於造反派的行動符合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黨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並沒有因此歧視保守派,而是要求造反派對保守派採取團結的態度,幫助他們扭轉思想,提高認識,迅速轉變過來。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把這兩派紅衛兵稱為少數派和多數派,而沒有採用造反派和保守派這樣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稱呼。這裡面寄託著中央對於保守派的希望。

  紅衛兵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是為文化大革命開闢道路的。黨中央是要竭力避免紅衛兵出現分裂的,更不要說紅衛兵之間出現的武鬥和派仗了。但是由於複雜的原因紅衛兵在運動中還是發生了分裂,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的政策就是要使分裂的紅衛兵在共同目標上團結起來,一起投入到文革的洪流。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紅衛兵運動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的順利發展。

  因而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政策就是,支持造反派紅衛兵,爭取、分化、團結保守派紅衛兵,使分裂的紅衛兵走向統一,既反對、打擊紅衛兵運動中的極右派(比如西糾和聯動),又反對、打擊紅衛兵運動中的極「左」派(比如後來的「五一六」兵團)。這是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

  中央對待紅衛兵各派的政策取決於紅衛兵各派對於文革路線的執行程度。當時中央對於各派紅衛兵組織是採取支持、爭取、團結還是打擊的政策,最終是由於這些紅衛兵組織執行文革路線的實際情況來決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就是以是否執行中央文革路線來劃分的。況且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及其各自內部也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因而中央對於這些紅衛兵派別的政策也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總的來說,中央是通過教育、疏導和耐心地思想工作來促進保守派紅衛兵的轉變,使他們步入文革的正確軌道。對其中的極端勢力,拒絕挽救,我行我素,不聽招呼,煽動武鬥,進行打砸搶,破壞文革,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對它們採取專政手段的。

  從中不難看出,黨中央的政策措施對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決定著紅衛兵運動的盛衰。工作組時期學生中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形成,就是與工作組執行當時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的政策密切相關。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撤銷了工作組以後,糾正了中央一線常委的錯誤,執行正確的政策指導著紅衛兵運動,推動了紅衛兵運動的迅速發展。這個時候紅衛兵運動的分裂,是由於運動的矛頭指向了黨內走資派,而分裂出來的紅衛兵組織中的頭面人物又是與這些黨內領導幹部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的緣故。為此,九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在接見各地學生時說:「如果高幹子女在各學校、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中佔有領導崗位的話,最好讓工農兵和普通幹部的子女來擔任。」但是,有人卻很快採取對付的措施,趁群眾不知道,為了爭取主動,用金蟬脫殼的方法,辭去了職務,指定了他認為立場「最堅定」的人來接替。[146]他們就是採取這樣的方法來抗衡中央的文革政策。

  紅衛兵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既有中央政策的指導,又有及時提出的策略方針,還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後盾。只有在中央文革路線的指導下,紅衛兵運動才能得到健康發展。任何企圖脫離中央文革路線的紅衛兵組織及其負責人,不僅沒有發展前途,也難以逃脫滅亡的命運。這個時候的紅衛兵組織及其領導人,就要緊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步伐,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反思鬥爭歷程,加強溝通,糾正錯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具有民主作風,而不能自以為是,盲目出擊,個人主義、小團體意識作怪。只有這樣才能在紅衛兵運動的大潮中,弄潮兒自潮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後來有些紅衛兵組織及其負責人的命運,就是因為背離文革路線而拒絕改悔造成的。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⑤ 紅衛兵運動分裂的影響。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紅衛兵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派內部還存在著不同的紅衛兵組織。這些紅衛兵組織隨著鬥爭的發展在一定條件下又進行著分化和組合。在紅衛兵運動前期,保守派紅衛兵佔據優勢,造反派紅衛兵處於劣勢。兩派紅衛兵的態勢在不斷發生變化,紅衛兵運動是在鬥爭中被推向前進的。

  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嚴重影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本來,作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當時起著衝鋒陷陣的作用。這個時候在他們內部出現了尖銳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將鬥爭的矛頭由黨內走資派轉向對立派別的群眾,這樣就導致了群眾斗群眾,轉移了文革的重點鬥爭對象,容易使文化大革命流於形式,走了過場,致使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遇到很大困難。

  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嚴重製約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作為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紅衛兵運動,這個時候出現了嚴重分裂,內部產生了尖銳複雜的矛盾,還出現了激烈的鬥爭,甚至進行了武鬥,打起了派仗。這樣就嚴重削弱了紅衛兵的戰鬥力,使得紅衛兵難以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嚴重製約了紅衛兵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嚴重破壞了紅衛兵的形象。紅衛兵是執行中央文革路線的先行者,在文革舞台上是正面形象,朝氣蓬勃,具有重要影響力。但是紅衛兵運動在發展中產生了分裂,相互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直至發生了武鬥,本位主義、派性意識和小團體主義隨之表現出來。這裡面有造反派的責任,主要還是保守派的責任。紅衛兵運動出現的分裂,嚴重損害了紅衛兵的形象,對他們繼續進行文革產生了消極影響。

  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又是紅衛兵運動走上文革正確軌道的契機。造反派和保守派是由於執行不同文革路線區分出來的。當時造反派執行了中央的文革路線,保守派則沒有執行中央的文革路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現,就將紅衛兵內部這兩部分人的政治態度鮮明地表現了出來,從而為中央下一步採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支持、依靠造反派紅衛兵,感召、分化、瓦解保守派紅衛兵,使紅衛兵運動走上文革正確軌道創造了條件。

  這樣看來,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雙重作用。我們在研究紅衛兵運動的影響時,既要看到分裂的負面作用,也要注意分裂的正面影響。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分析和總結紅衛兵運動分裂的影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紅衛兵運動發生了分裂以後,如何使分裂的紅衛兵走向統一,使中央文革路線踐之於紅衛兵運動的具體實踐,使造反派紅衛兵不斷發展壯大,進而掌控紅衛兵運動,使紅衛兵運動由分裂走向統一,則是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2)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及其極端表現——血統論與出身論的鬥爭,從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到聯動。

  從前文的研究我們看到,紅衛兵在鬥爭中分裂為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那麼,這兩派紅衛兵的形成及鬥爭情況又如何呢?現在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下面我們先研究保守派紅衛兵的發展狀況。

  ① 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

  保守派紅衛兵在鬥爭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還是要追訴到「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校園裡出現的學生運動。由於對中央通知、學校黨委和負責人的認識不同,以及其它複雜的原因,校園中出現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特別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工作組以後,由於工作組執行一線常委確立的文革方針政策,壓制學生運動,把反對黨委、工作組視為反黨,直接在師生中間抓右派,進一步激化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兩派圍繞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愈演愈烈。

  兩派在學生中間的形成,既有認識上的原因,也有立場上的不同,還有工作組及其他人在背後的挑撥。兩派之間的分歧雖然在具體事件上產生,但是卻主要在是否向黨委、工作組造反的問題上表現出來。造反派主張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在「五一六通知」指導下,造黨委、工作組的反;保守派主張黨委、工作組是代表黨來進行領導的,即使存在問題,也要通過組織程序來清除黨委、工作組裡面的壞分子,認為向黨委、工作組造反就是反黨。這樣就形成了學生運動中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激烈鬥爭。這種鬥爭實際上就是中央兩條文革路線在學生運動中的反映。當時由於複雜的鬥爭形勢,特別是劉少奇主張的文革路線在中央佔據支配地位,支持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以毛澤東主張的文革路線,處於次要地位,支持造反派,因而暫時保守派佔據優勢,造反派處於劣勢。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以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仍在進行著,雙方的力量對比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保守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形成的。

  毛澤東八月一日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印發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起來。學生中間的保守派和造反派順勢變為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是由過去學生中的保守派演變而來的。不過,保守派紅衛兵這個時候仍然暫居優勢,兩派紅衛兵還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在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早在八月上、中旬以前,北京的校園裡就已經出現了紅衛兵。這些紅衛兵由於產生的時間早,對紅衛兵運動的冠名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因而被人們稱為老紅衛兵。老紅衛兵的主要成員由紅五類組成,以幹部乃至高級幹部子女偏多,打著文革的旗號,積極投身於運動中。[147]這些人雖然熱衷於文革,但是卻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牛鬼蛇神、黑幫、黑五類及其子弟,即使指向黨內,也是熱衷於批鬥「死老虎」(即已經被揪出來的走資派),反對批鬥「活老虎」(即仍然在黨內領導崗位上工作的走資派)。因而老紅衛兵雖然參加造反的時間早,對於文革的宣傳、造勢、發動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總體上來說他們的作用則是消極的。這是問題的主導方面。因為他們背離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是紅衛兵運動中的保守派。

  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佔主導地位的時候,這些老紅衛兵的行動實質上是與當時中央的文革路線相一致的,因而他們是文革的積极參加者。當著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遭到批判(這種批判是以撤銷工作組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在兩條文革路線的交替期間,老紅衛兵的燥動便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北京的紅八月、大興縣的殺人事件以及八月二十四日進攻清華的十二校紅衛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這是老紅衛兵對文革的反動,是兩條文革路線在紅衛兵運動中間鬥爭的表現形式。這個時候的老紅衛兵就由文革的參加者變成文革的反對者了。

  保守派紅衛兵是由過去學生中的保守派形成的,老紅衛兵以及後來由它演變的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是其中的極右派。這些紅衛兵組織是在中央兩條文革路線的鬥爭中產生和演變的,其主要原因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和家庭遭到衝擊的緣故。

  ② 圍繞血統論與出身論進行的鬥爭。

  在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老紅衛兵在其中佔據重要地位。在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掌握運動的領導權,自命不凡,拉幫結派,背叛階級論,宣揚血統論,引發了人們的激烈爭論。在爭論中,出身論應運而生,針鋒相對,與血統論進行了公開的論戰,形成了紅衛兵運動中的一道奇觀。

  1)圍繞血統論進行的鬥爭。

  血統論產生於古代,盛行於世襲制社會,依靠血緣關係和家庭出身來對人進行定性或作出政治判斷,具有濃厚的宗法制色彩。其實,即使在古代,血統論也是飽受非議、危害深遠的,不然的話,貴族政治又怎麼會被官僚政治所取代呢?本來,血統論的殘餘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種陳舊、反動的觀念卻又被某些人檢起來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在紅衛兵運動中沉渣泛起。讓人沒想到的是,圍繞血統論的激烈爭論是由一幅對聯引發的。

  這幅對聯七月二十九日出現於北航附中的校園,是由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的。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幅對聯一出現,就在校園裡面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反對的一方慷慨陳詞,據理駁斥,指出這幅對聯的錯誤;支持的一方針鋒相對,毫不示弱,還將這幅對聯稱作「鬼見愁」,認為能夠壓倒對方的氣焰。

  八月一日晚,北航附中的學生把對聯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八月二日下午,北航附中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地呼喊對聯,以壯聲勢,引發了清華園內的一場辯論。以血統論為基礎的對聯,開始在北京傳播開來。凡是校園內出現「鬼見愁」對聯的,都在對立的學生之間發生了激烈辯論,往往持續到深夜十二時以後。[148]

  這幅「鬼見愁」的對聯以及圍繞對聯展開的辯論,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注意。為了化解雙方的矛盾,指明鬥爭的正確方向,八月二日凌晨,陳伯達接見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這幅對聯「不全面」,並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149]

  不僅如此,八月四日,江青也在北大指出,「我懷疑又有什麼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起來,將矛頭對準走資派。八月六日,受對聯影響的北京一些中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對聯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江青等前往參加。講台始終為支持對聯的紅衛兵佔據著。江青一再重複對聯剛剛出現時陳伯達提出的建議,即把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150]她說:「我覺得不應該在枝節問題上消耗精力,大敵當前,要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場的絕大多數紅衛兵並不接受她的建議,仍然堅持原來的對聯。[151]

  我們看到,在圍繞對聯進行的辯論中,一部分學生贊成,一部分學生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和江青認識到這幅對聯宣揚血統論,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會將紅衛兵運動引向歧途,因而才提出修改這幅對聯,糾正其中的血統論傾向,但是卻遭到了支持這幅對聯的紅衛兵的反對。這說明雙方的鬥爭情緒還是非常激烈的。

  在支持、宣揚這幅對聯的紅衛兵中間,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的表現獨具特色,以其出色的詭辯,為這幅對聯的傳播發揮了獨特作用。譚力夫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他的父親譚政文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在北京和廣東做過公安部門的領導工作。當年參加湘南暴動后隨著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上了井岡山,是一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從譚力夫的出身看,他對這幅對聯的宣揚是頗有意味的。

  這幅對聯由於明目張胆地宣揚血統論,所以社會上頭腦稍為有些靈性和社會經驗的人即便心中贊成這幅對聯,也在這幅對聯的表態上持謹慎態度,一般不會貿然支持它。因為在當時態勢下,這很容易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譚力夫自然明白其中的究理,因而雖然明目張胆地為這幅對聯叫好,但是在為這幅對聯的辯護上還是費了一番心機的。

  當時譚力夫在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擔任文革小組長,即後來的巴黎公社紅衛兵負責人。八月十二日,他寫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他在大字報中大聲疾呼:這幅對聯「好得很!」這了說明這個觀點,他詭辯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說明我們是有成分論者,『基本如此』說明我們是不唯成分論者」。為了進一步從哲學上論證這個觀點的合理性,他把「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應該如此」這幅對聯和前一幅對聯聯繫起來進行詭辯,他說:這兩幅對聯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較完全了。第一幅對聯描繪了一個基本狀況,是講唯物主義的,第二幅對聯指出了發展前途,是講辯證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個「應該如此」,就是辯證唯物主義了。因而要把它「提煉為政策,成為將來的本本和條條的內容。」[152]

  我們看到,譚力夫不僅在大字報中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公開叫好,還搬出黨中央講成分又不唯成分論的政策來論證其正確性,又把陳伯達修改過的后聯拿來作「陪綁」,將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桂冠扣在了兩幅對聯上,企圖用后一幅對聯來掩飾前一聯的錯誤。這樣譚力夫就以退為進,形式上修正實質上肯定前聯的方式,論證了血統論的合理性。貌似客觀,實則荒謬,他為血統論辯護的目的也就由此昭然若揭了。

  其實,「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與黨的講成分又不唯成分論的政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幅對聯明確宣揚血統論,而黨的成分政策是既肯定家庭出身對於人的影響,又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變化,將家庭出身和個人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對人進行考察,重在個人表現。而這幅對聯將家庭出身對人的影響絕對化,橫批又對此作出了進一步肯定,因而通觀此聯是肯定家庭出身的絕對影響,宣揚血統論的。譚力夫置這幅對聯的根本觀點於不顧,只抓住橫批中的「基本」二字與黨中央的成分政策生拉硬扯地聯繫在一起,以此說明這幅對聯的合理性,不過是他以現象上的聯繫來代替本質上的不同的詭辯術罷了。

  當時人們對這幅對聯存在著質疑和不滿,譚力夫自己恐怕也意識到僅僅這樣解釋還不足以服眾。於是,他又把陳伯達修改後的對聯拿過來彌補前聯的不足,還煞有介事地說,前聯是唯物主義的,后聯是辯證法的,兩幅對聯合起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了。由於后聯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提出來的,在學生中間有著影響力,將后聯和前聯結合到一起,給這兩幅對聯戴上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帽子,這樣就以肯定后聯的方式肯定了前聯,把前聯表現出來的濃厚的血統論色彩給遮掩起來。這說明他是用后聯彌補、肯定前聯,本質上還是為論證前聯合理性才這樣做的。不然的話,他為什麼還要這樣費盡心機地修修補補,而不直接否定前聯,肯定后聯,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一致呢?

  譚力夫的大字報貼出后,同一日,北京鐵道學院出現了一張與譚力夫大字報隻字不差的大字報,只是落款處將「工大」改為「我院」。在譚力夫講話的影響下,北工大連續兩天發生了強撕《江青在天橋劇場對紅衛兵的講話》的大字報的事情,並引致了北工大校園內宣傳血統論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八月二十日,譚力夫在關於工作組和階級路線的辯論會上發言,善於言詞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滔滔不絕,一氣呵成了數十分鐘的聞名全國的講話。[153]

  這篇內容龐雜、直抒胸臆的講話,宣揚了血統論,支持了工作組,為自己的觀點和行為進行了辯護,表達了對於文革的不同態度,是一篇頌揚血統論的宣言書。

  譚力夫認為:絕大多數老幹部和工農、幹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點缺點錯誤,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小革命遇到新問題」,絕不能把他們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他反對衝擊、批鬥黨的各級幹部,把攻擊工作組和批鬥黨的幹部說成是「右派翻天」。面對批鬥幹部的人們,他站在幹部的立場上,在辯論中質問道:「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麼?」他公開聲明擁護北工大的工作組,說:「老杜(即北工大工作組組長杜萬榮,總參防化兵部副政委)進校才一天」,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從此照進了工大」;「你就是說得天花亂墜,我也是喜歡杜萬榮」。他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名,行歪曲文革政策之實,還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解,說:「有人習慣於翻本本,找條條,都等中央指示,還要你『首創』什麼?」「世界上哪有完善無缺的東西?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東西。就是毛澤東思想,也還要不斷發展。」[154]他在講話中還以英雄自居:「我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象無產階級的樣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155]

  譚力夫在講話中打著文革的旗號,用了不少時髦的語言,以其出色的詭辯,流暢的發言,打著紅旗反紅旗,著實迷惑了不少人。他以英雄自居,立足於維護自己和家庭的利益,為宣揚血統論的對聯進行辯護,反對將矛頭指向黨內幹部,認為這樣做是右派翻天。在中央撤銷工作組的背景下,他不僅肯定和支持工作組,還無限信賴北工大工作組組長杜萬榮,又以反對教條主義進行創新為名,行背離文革路線之實,顯示出一個當年積極投身文革,但當文革與其家庭、個人利益出現衝突的時候,卻又為家庭、個人利益站台的青年學生的複雜心理。

  從中不難看出,譚力夫的講話不僅違背了黨中央講成分而又不唯成分論的政策,還背離了黨中央制定的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撤銷工作組的政策措施。他以創新和「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東西」為由,說了「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的話,不過是他為自己曲解黨中央的文革政策、維護個人言行進行的詭辯而已。

  由於譚力夫在講話中宣揚血統論,支持工作組,反對衝擊、批鬥幹部,代表了領導幹部及其子弟的利益,因而他的講話很快風靡北京,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人用紅紙轉抄,而且張貼在路人皆過的要道旁。這個講話對外地的影響就更大了。它一出籠,便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以福建省為例,那裡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寫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長的時間裡,全省就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並由新華書店發行到工廠和農村。有的單位規定每天要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不少人被譚力夫的講話迷了心竅,紛紛改名為力夫。僅福州市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有五個人易名。[156]

  不論是譚力夫的《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還是譚力夫的講話,都是在為血統論進行辯護的,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紅衛兵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判。

  這個時候造反派紅衛兵對血統論展開了凌厲的攻勢。九月十三日,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貼出致籌委會的公開信,說譚力夫的講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要求他立即收回這個反動講話,以此拉開了批判譚力夫血統論講話的序幕。九月十五日,北工大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以及首都十幾所高等院校召開串連會,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十六條」聯委會,對譚力夫的血統論講話進行「更深入的批判」。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也串連在一起,公開批判血統論。[157]

  十月十六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製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158]

  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公安部長謝富治都在各種不同的場合點名批判了譚力夫及其宣揚的血統論。十一月十八日,王力對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作報告時說:「他(譚力夫。——引者注)的講話與『十六條』是根本對立的。這裡一個『十六條』,那裡一篇講話,到處翻印,到處廣播,到處散發,還到處執行,執行譚力夫的。」[159]

  儘管譚力夫狂熱地宣揚血統論,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抱著治病救人的態度,還是想把譚力夫爭取過來的。譚力夫的父親譚政文原來是康生的部下,康生就跟戚本禹、關鋒講,看能不能把譚力夫給爭取過來。戚本禹、關鋒根據他們了解的情況,覺得沒有什麼希望,但是既然康生打了招呼,也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的一天把譚力夫叫到中南海西門接待室談話。譚力夫一開始還以為挺重視他的,上來就給戚本禹、關鋒講了一大堆血統論的「真理性」。戚本禹打斷他說,你這是在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知道嗎?他一看情況不對,就爭辯說戚本禹這是在給他扣大帽子,他說毛主席也沒說他不對。戚本禹說江青同志傳達的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聽了說:「江青改的對聯也是對的,兩個對聯可以並存。」戚本禹、關鋒看他是這個態度,知道難以把他挽救過來,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閉門思過」。[160]

  至於譚力夫的個人命運,也是起伏跌蕩的。隨著十二月份社會上對老紅衛兵、西糾和聯動打壓風潮的興起,十二月十八日譚力夫被投入監獄。在監獄中被關了幾個月後,他於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被放了出來。[161]不過,這個時候的血統論已經淪落到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譚力夫的觀點雖然沒有改變,但是他本人如同喪家犬一般再也恢復不到過去那樣的神氣了。這是后話。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當時由對聯引發的關於血統論的辯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不僅出現在北京,還波及到全國廣大地區。這說明圍繞血統論的爭論業已在一部分人中間引起強烈共鳴,導致了另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對。隨著爭論的激化,青少年學生被人為分成由工人、農民、革命幹部、軍人和烈士子弟組成的紅五類和由地富反壞右組成的黑五類。這兩類群體處於不同的政治地位。只有出身紅五類的青少年學生,才可以組織、參加紅衛兵。出身黑五類的青少年學生,則被剝奪了組織、參加紅衛兵的資格。從這裡可以反映出宣揚還是抵制血統論的意圖所在。

  從文獻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在辯論對聯的高潮中,北大附中紅旗寫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寫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等文章被大量翻印,廣為宣傳,對血統論思潮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在血統論盛行的時候,一部分出身於紅五類的學生,打擊、壓迫出身於黑五類的學生,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因為出身問題,許多學生被剝奪了參加紅衛兵以及遊行和慶祝活動的權利,很多人遭到污辱打罵,尤其在中學生中間,在迫害黑五類的學生時,採取的手段更為嚴厲、野蠻和殘忍。他們攔下列車查成分,要求紅五類留下,黑五類滾蛋。宣傳血統論的對聯,很快傳遍全國,歧視、壓迫、打擊出身於黑五類家庭學生的現象,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162]

  不僅如此,出身黑五類的學生還被紅五類的學生剝奪了戴毛主席像章,唱語錄歌,讀語錄的權利,被集中起來看報、學文件,甚至上廁所都要請假。勞動的時候,也是按出身進行編組,由紅五類中最厲害的人帶隊黑五類組,喊著「自來紅萬歲」的口號,甩著皮鞭辱罵他們,讓他們干最臟、最煩重的活。在這種被歧視、壓迫的背景下,有的出身黑五類的學生為了擺脫個人的屈辱地位,居然還去和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套近乎,夾在紅五類中去充當對黑五類出身的人的打手。北京第二醫學院曾出現了一張大字報《飛出了一隻白烏鴉》,便是對於這類出身黑五類的紅衛兵打手的尖刻諷刺。[163]

  在紅衛兵中間出現的這些問題著實令人震驚。圍繞血統論的辯論,將青少年學生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不能不引發我們的進一步深思,為什麼一幅宣揚血統論的對聯會在校園裡引發這麼激烈的辯論呢?中央文革小組又為什麼要修改這幅對聯,三番五次地做這些學生的工作,要求他們轉變觀點,跟上文革的步伐呢?

  這是因為這幅宣揚血統論的對聯已經破壞了黨中央的文革政策,扭轉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校園裡的青少年學生本來是一個整體,出身不由己,立場可由自己選擇,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都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但是不論是上聯還是下聯,都說明了兩個階級鬥爭的涇渭分明,橫批又進一步強調這個論斷是符合一般鬥爭規律的。這樣就將學生按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和黑五類,人為地將學生割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剝奪了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違犯了黨中央的文革政策。

  其實這幅對聯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遠的不說,近代歷史上的革命者,好多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他們卻成了堅定的革命者,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周恩來、彭湃等人就是這樣。同時,也有一些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比如出身工人的向忠發、顧順章、赫魯曉夫等人,最後卻走向了反面,成為叛徒、修正主義者。

  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論斷最早寫入了「二十三條」。既然重點是整走資派,那麼鬥爭的矛頭就要指向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在黨員領導幹部中尋找走資派。由於走資派隱藏在黨內,頭上並沒有貼著標籤,還講著黨員幹部的語言,以黨員幹部的面目出現,因而要想分辨出真正的走資派來,一般說來還是比較困難的。這樣勢必會造成對於黨員幹部隊伍的衝擊,他們的家庭也會由此受到重大影響。這個時候鼓吹血統論,實際上是以家庭出身作為對人定性的根本標準,從而將他們個人和家庭置於優越的地位上。這樣就悄然地將打擊的矛頭由黨內轉向了過去的地富反壞右,轉移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方向。

  同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時候,能否掌握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不僅關係到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還關係到運動的走向。有人提出並宣揚這幅血統論的對聯,不過是以顯擺自己的出身為名,打壓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剝奪他們參加運動的資格,為自己掌握運動的領導權創造道義條件。在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以後,就可以從兩類不同家庭的出身出發,根據個人及家庭利益的實際需要,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及其出身的子弟,轉移文革的鬥爭方向。圍繞這幅對聯爭論的原因可能就在這裡。

  宣揚血統論的一方,是將自己出身的家庭置於優越位置,為個人在運動中爭取到有利的地位,以便掌握運動的領導權,將打擊的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轉移文革的鬥爭方向。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文革小組才對這些人進行反覆教育和勸說,希望他們摒棄血統論,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反對血統論的一方,一方面是認識到這幅對聯宣揚了錯誤的血統論,另一方面是由於這幅對聯將矛頭對準了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處於維護自身及家庭的利益來反對這幅對聯,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自己及家庭的地位,以便能夠爭取到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反對血統論的人,如果拋開其出身暫且不論,在反對血統論的問題上是會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當然,即使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在鬥爭中能夠站穩立場,一般來說也是會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

  由此可見,圍繞血統論形成的對峙,以對聯的爭論為突破口,雙方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的實質,是家庭出身對個人定性是否具有決定性影響,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是具有參加文革的資格還是文革的打擊對象。這直接關係到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指向黨內還是地富反壞右。這才是雙方爭論的要害所在。

  2)圍繞出身論進行的鬥爭。

  由對聯引發的圍繞血統論的爭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在爭論中,遇羅克主張的出身論針鋒相對,脫穎而出,成為與血統論進行鬥爭的利器。

  遇羅克是北京人民機器廠工人,父母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遇羅克不僅在上學期間受到很大壓力,入不了共青團,還兩次投考大學被拒之於門外。後來他到北京大興縣紅星農場落戶當了幾年農業工人,回城后又幹了兩年臨時工,才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機器廠當徒工。[164]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遇羅克並沒有熱情地投入其中,而是採取一種冷眼旁觀乃至於敵視的態度。這表現在作為文革導火線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遇羅克便給中央報刊雜誌投稿,批駁姚文元的文章。他在日記中對正在進行的文藝批判和文藝革命冷嘲熱諷,揶揄軍報關於突出政治的宣傳,質疑工農兵參加的論戰,還說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無非是騙局而已」。[165]

  遇羅克本來就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憤憤不平,文化大革命又為遇羅克貼大字報申訴發聲提供了機會,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捲入到爭論中的。宣揚血統論的對聯,等於對遇羅克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政治上判處了「死刑」,這更刺激了遇羅克敏感的神經。於是,他提筆在手,一吐積鬱,精心撰寫了反擊血統論的檄文——《出身論》。

  遇羅克的《出身論》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寫出初稿,九月進行了修改,又於十一月再次修改後才最終定稿的。十一月,遇羅克將自己用毛筆抄寫的《出身論》貼在了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工藝美術服務部。在門前的台階上,遇羅克和老紅衛兵圍繞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還是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進行了辯論。遇羅克到廣州串連的兩個弟弟將油印的《出身論》在廣州散發,而後遇羅克的弟妹又騎車將油印的《出身論》在北京的重要街道張貼,還寄給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領導人。後來首都紅衛兵三司宣傳部長也向辦報人牟志京要全套《中學文革報》,說是受中央文革之託,要為毛澤東準備八份最有影響的紅衛兵小報。[166]

  《出身論》剛一問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人們讀著,議著,抄著,思考著,辯論著。

  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王建復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聯繫地址找到了作者,決定以「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義辦一份《中學文革報》,全文刊登《出身論》。一九六七年一月,刊有《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創刊號公開出版發行了。第一次印刷三萬份的小報,一搶而空,接著重印六萬份,又一搶而空。《中學文革報》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後刊登了遇羅克寫的批判血統論的系列文章。[167]

  《中學文革報》雖然只在北京發行,但是他們還是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來信,有時每天的來信多達幾千封。除台灣、西藏兩省區外,各省市區的來信比較均勻。北京的來信,在數量和質量上倒不突出。大多數來信只是附款郵購,來信中一個不小的比例是向作者傾吐自己的遭遇和心聲,以及讀了文章后產生的強烈共鳴。[168]

  為了反擊血統論,宣傳出身論,遇羅克寫了多篇文章,但是縱觀這多篇文章,《出身論》無疑是遇羅克的代表作。遇羅克在《出身論》中以宣揚血統論的對聯為靶子,系統地批駁了血統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出身論》分為三部分,一是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二是重在表現問題,三是受害問題。他認為社會影響超過家庭影響,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具有決定性作用。判斷一個人關鍵是要看他的表現,而不是成分。成分不好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遇羅克說:「這幅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169]

  他還進一步說:「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兒子的出身。」「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必須要劃清出身和成分這兩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誰抹煞了這兩條界限,……實際上就是抹煞了階級界限。」「出身和表現根本沒有統一性。」[170]

  從這裡我們看到,遇羅克認為社會影響對於人的成長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判定一個人不應該看他的成分,而應該看他在實際生活中的表現。他還認為出身和成分不能相提並論,兩者沒有統一性,因而要劃清它們之間的界限。這樣就拋開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出身代替成分,否定了成分在政審中的作用。當時在招生、招工、招干過程中,成分是政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單單這一條就把不少成分不好的人給刷了下來。同時,在各種運動中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員又往往成為鬥爭的對象,遭受過重重打擊。因而遇羅克在這裡是代表成分不好的家庭人員特別是學生提出抗議,是在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謀求利益。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載有《出身論》的小報一掃而空,出身不好的人大力支持和擁護遇羅克的出身論了。

  由於出身論鋒芒指向血統論,老紅衛兵又是宣揚血統論的,因而最初激烈反對遇羅克的是老紅衛兵。載有《出身論》的第一期《中學文革報》就被聯動分子搶走、銷毀了幾千份。第二期《中學文革報》還沒有出,堅持血統論的紅衛兵就來過幾次,將發行報紙的四中接待站洗卻一空。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在紅衛兵運動早期廣為流傳的講話上引用對聯)率百餘之眾砸《中學文革報》,四中聯絡站的外牆上就貼滿了咒罵《出身論》和《中學文革報》的大字報。[171]刊登過《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也常常被撕、被搶,甚至賣報和讀報的人也要遭受圍攻和毆打。遇羅克經常被要求辯論的人圍攻,但是他卻能言善辯,旁徵博引,常常能夠擊敗對手,在辯論中佔上風,支持他的群眾也在為他解圍助陣。[172]

  不僅如此,雙方還通過文章進行激烈論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了《評〈出身論〉》一文。文章開篇就斷定《出身論》是一篇大毒草,作者錯誤的關鍵在於「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階級鬥爭這條綱」,反對遇羅克提出的社會影響超過家庭影響的觀點。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輕工業學院東方紅公社發表《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剷除》,說《出身論》借批判血統論這個形「左」實右為名,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是一篇殺氣騰騰的反革命復仇書。[173]

  為反駁清華附中紅衛兵,遇羅克撰寫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的文章,批駁了唯出身論的「純」,提出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矛頭直指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尖銳地指出了特權階層問題。他還寫出了《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談鴻溝》、《反動血統論的新反撲——駁〈大毒草『出身論』必須連根拔出〉》、《為哪一條路線唱頌歌——再評北京輕工學院東方紅公社的反動立場》,進一步闡述了出身論,批駁了血統論。《首都風雷》第一期刊載步曙明的文章《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駁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出身論〉》,遇羅克又寫了《我們有責任捍衛最高指示》一文,反駁步曙明。[174]

  我們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出身不好的人支持出身論,因為出身論講出了他們的心裡話,是為他們謀求發展的空間,維護他們的利益而鬥爭;出身好的特別是老紅衛兵對出身論群起而攻之,銷毀載有出身論文章的小報,還向遇羅克等人施加了強大壓力。這是因為出身論猛烈抨擊血統論,觸犯了他們及其家庭既得利益的緣故。出身論在黑五類和紅五類之間的不同反響,引發了兩個群體之間的激烈辯論,對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既然保守派紅衛兵特別是其中的老紅衛兵反對遇羅克的出身論,那麼造反派紅衛兵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呢?

  由於造反派紅衛兵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並不好,遇羅克反對血統論的出身論確實反映了他們的心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會獲得他們的同情、理解和共鳴。但是,遇羅克將社會影響絕對化,否定家庭影響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就與造反派接受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觀點產生了矛盾,引發了遇羅克與造反派紅衛兵的爭論。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三月,遇羅克最後發表在《中學論壇》和《中學文革報》上的3篇文章,就是與造反派進行的辯論。[175]

  既然出身論在黑五類和紅五類群體之間引發了激烈爭論,遇羅克與造反派紅衛兵之間也存在著爭論,那麼中央文革小組又是如何評價出身論的呢?

  《中學文革報》創刊之時,《紅旗》雜誌社的兩名記者便定期造訪,了解情況。在第三期出版前後,他們向《中學文革報》主編牟志京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的指示,即大方向錯了,必須「懸崖勒馬」。[176]

  但是,遇羅克等人並沒有接受勸告,仍然在為《出身論》的宣傳奔走,直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對《出身論》公開點名批判后,才為《中學文革報》的出版畫上了一個句號。[177]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張春橋、謝富治、戚本禹接見紅衛兵代表時,戚本禹在講話時說:「我看《出身論》也不對,有很大錯誤,是大大錯誤的!它的錯誤就是否定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姓制度。否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它否定了階級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它實際上就是彭真反黨集團所歪曲的『重在表現』,它煽動不要做外圍,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党進攻。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們不要上當。」[178]

  從以上引用的關鋒、戚本禹的指示、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們是反對《出身論》的。戚本禹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出身論》的錯誤在於否定階級出身對於人的影響。從《出身論》的系列文章中不難看到,遇羅克始終迴避、否定家庭出身對於人的影響的重要性,還反覆說社會影響超過家庭影響,對人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其實,一個人在發展過程中,既受到家庭的影響,又受到社會的影響。由於家庭影響是在人一出生就存在,具有先入為主的作用,同時也與個人的利益具有密切關係,因而家庭影響對於個人的發展來說也是非常大的。隨著人的成長,到了社會上以後,就會受到社會的影響。這個時候人就有可能在社會影響下發生分化,有的可能背叛自己的家庭,有的還可能繼續維護自己的家庭。因而在人的發展過程中,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都是存在的。既不能只肯定家庭影響,而忽視社會影響的存在,也不能只肯定社會影響而忽視家庭影響的存在。血統論誇大家庭影響的存在,實際上忽視了社會影響。遇羅克則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誇大社會影響,漠視家庭對人的影響。

  我們看到,圍繞出身論進行的鬥爭是複雜的,形式上是在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兩個層面上展開,實際上則是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紅衛兵、遇羅克及其《中學文革報》、紅五類、黑五類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一般來說,紅五類主張血統論,反對出身論;黑五類支持出身論,反對血統論。造反派中的人對出身論雖然有些共鳴,但是一般來說對出身論還是持反對態度的。儘管出身論在反對血論的鬥爭中起過積極作用,但是由於其離開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而在鬥爭中陷入了迷茫,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文革小組才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否定了出身論。

  最後要說明的是,主張出身論的遇羅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初逮捕,一九七○年三月初被處決了。這是令人遺憾的。後來有人把這件事,作為攻擊文革的利器,否定文革的證據。本來,出身論與血統論的論爭,進行理論的思辯,是文革的應有之義。遇羅克的出身論及其批駁血統論的方法固然是錯誤的,但是在反對血統論上還是與中央文革小組具有一致性的。從文革政策上來說,是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將他判處死刑的。

  其實,遇羅克被處決的原因是複雜的。當時遇羅克的案卷一共有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麼高。[179]從遇羅克被捕到處決有兩年多的時間。可見,當時對這個案件也並非魯莽行事,而是經過了詳細偵察以後才結案的。最後又是經過最高法的核准后才執行的。從司法程序上來說也不存在什麼問題。從遇羅克的判決書上看,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的原因有三條:由於散布大量的反動言論,書寫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網羅本地和外地反動分子十餘人,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揚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十分囂張。[180]

  從遇羅克這個時期的言行看,判決書中的判決詞並非胡編亂造,而是有著事實依據的。遇羅克確實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黨的階級路線表示不滿,不論是他的日記、信件還是文章都可以證明這一點。說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並非空穴來風。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一九六七年夏,遇羅克和《中學文革報》的幾個人在東北長春車站上領了武器卻沒有交回,他的弟弟遇羅文還將手榴彈私自帶回北京,在風聲吃緊時又和幾個人將手榴彈埋在了香山。這件事後來被公安局查出來了。[181]他在監獄中的態度可能也為他最終被判處死刑起了一個催化作用。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遇羅克是在「一打三反」(即嚴厲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的背景下被處決的。離開「一打三反」的具體背景,以及中蘇之間邊界衝突造成的緊張局勢,就難以對此作出準確的判斷。因而分析遇羅克案件就要從當時「一打三反」的具體背景出發,立足於遇羅克案件的判決,從遇羅克在文革中的言行以及埋藏手榴彈表現出的集團行為和被捕后的態度中,來發現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的真實原因。遇羅克案件是一個錯案,並非冤案。因為判決依據的事實是真實的,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不過是不該判處死刑而已。

  至於遇羅克對血統論的猛烈抨擊,是否會導致贊同血統論的既得利益者乘機對遇羅克進行報復,利用當時「一打三反」的氛圍,將遇羅克從重判處了死刑。從邏輯上來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目前我們並沒有發現這樣的現實證據。

  3)圍繞血統論和出身論的鬥爭與文革的關係問題分析。

  從以上研究我們看到,雙方圍繞血統論和出身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關係到他們家庭和個人的前途與命運,是他們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的反映。一般來說,宣揚血統論的人,是出身較好的紅五類,主張出身論的人,是出身不好的黑五類。血統論出現於前,出身論形成於后。他們雖然在鬥爭中打著文革的旗號,卻不是從文革而是從兩大群體的根本利益出發,是為了維護家庭和個人利益進行的群眾運動。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用的紅五類和黑五類這兩個術語,不過是沿用當時的一種稱呼,並非是對於這兩個群體的定性,不具有價值判斷的含義。

  圍繞血統論和出身論進行的鬥爭,是從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兩個層面展開的。考察雙方的爭論,我們注意到,血統論無限誇大家庭影響並將其絕對化,形式上重視實際上無視社會影響的作用;出身論卻專註於社會影響並將其絕對化,實際上漠視家庭影響的作用。雖然兩者是對立的,但是卻犯了同樣的錯誤。這種錯誤就是割裂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的關係,將一方肯定並絕對化,忽視另一方面的存在。究其原因,除了認識的原因以外,還是利益使然的緣故。

  宣揚血統論的人,由於出身好,因而側重於宣傳家庭影響對於個人發展的重要性,無視社會影響可能會導致人的變化,背叛自己的家庭和信念,轉到另一方面。宣揚出身論的人,由於出身不好,因而就側重於宣傳社會影響對於個人發展的重要性,漠視家庭影響對於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性。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都將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割裂開來,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忽視另一方面,卻沒有在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的前提下抓住重點。這樣就違背了黨中央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政策,造成了無謂的爭論,挑動群眾斗群眾,干擾了文革的大方向。

  為什麼說這種爭論干擾了文革的大方向呢?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就潛伏於黨的各級領導層,因而運動的主要矛頭就應該對準黨內走資派,而不是地富反壞右。不論是出身好的紅五類,還是出身不好的黑五類,都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這就不能僅僅依據成分和出身來對人們進行分門別類,規定哪些人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哪些人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是這樣的話,不僅不利於群眾的團結,更難以動員全體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反而會釀成群眾之間的激烈鬥爭,將運動的重點從走資派轉移到鬥爭的雙方,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不論是對於血統論還是出身論,都採取了否定和打壓的態度。因為兩者都違背了黨中央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政策,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方向。宣揚血統論的人認為他們出身好,應該掌握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鬥爭矛頭不應指向他們的家庭(父母),而應指向地富反壞右。主張出身論的人認為,血統論是錯誤的,不應該將鬥爭矛頭對準出身不好的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在各個方面給予他們與出身好的人一樣的待遇。

  從中可以看到,不論是血統論還是出身論都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在理論上的表現是,血統論只看到家庭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絕對化,實際上卻否定人在社會影響下還存在發生轉變的可能性;出身論只看到了社會影響並把這種影響絕對化,實際上卻否定家庭利益、親情以及先入為主的觀念對人的重要影響。這樣血統論和出身論不僅走上了形而上學的邪路,還陷入了唯心論的泥潭。

  黨中央的政策是講成分但是又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將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結合起來,而以社會影響下個人的表現為重點。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從這裡不難看出,不論是血統論還是出身論,都是與黨中央的政策背道而馳的。

  從實踐上來說,血統論和出身論的爭論會挑動群眾斗群眾,形成群眾之間的內耗,造成學生乃至社會群體的撕裂,將鬥爭的主要矛頭從走資派轉移到群眾中,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血統論和出身論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反動的。

  ③ 保守派紅衛兵的極端表現之一——老紅衛兵的反戈。

  人們一般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紅衛兵稱作老紅衛兵,這些紅衛兵以紅五類為主體,屬於保守派紅衛兵,是與後來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對立的。[182]他們以大中學校的高幹子弟或革乾子弟為頭,以革乾子弟為骨幹,在工作組撤走以後,意圖繼續掌控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實行工作組的路線。[183]

  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老紅衛兵是積极參加的,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清華附中紅衛兵委託江青轉交毛澤東的兩張大字報以及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北大附中彭小蒙紅旗戰鬥小組,就是老紅衛兵積极參加文革的重要表現。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於他們給予了「熱烈的支持」,[184]北大女附中紅衛兵還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截上了紅衛兵袖章。[185]隨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老紅衛兵固然是比較早地起來造反的,但是他們主要是造地富反壞右(即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即便有時候他們將矛頭指向黨內,也是那些已經被點名批判的走資派,而不是將黨內走資派作為運動的重點來批判。這樣就轉移了鬥爭對象,保護了黨內走資派,從而使得文化大革命走向歧途。當他們投身文革的時候,可能對這個問題認識得並不清楚。但是,隨著文革的進行,他們的父母和家庭遭到衝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開始實行對抗文革的行為了,也就是由支持文革變為對文革的反戈一擊了。這就是保守派紅衛兵中的老紅衛兵的演變軌跡。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組對於老紅衛兵態度的變化是由於老紅衛兵對於文革的變化造成的。

  老紅衛兵背離文革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製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這些老紅衛兵出身好,不少又是出自於幹部乃至高級幹部家庭,養尊處優,本來就覺得自己高人一頭,因而打起人來愈發兇狠,造成了不少嚴重後果。在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打人、武鬥問題上,或者是認識不清,或者是不懂政策,或者還有別的原因,黨中央並沒有簡單地將打人者繩之以法,而是從大局出發,積極做好雙方的工作,在處理上採取了慎重的態度。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淀區中學生代表大會上支持紅衛兵造工作組的反,同時也談到了打人問題,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以後不打就是嘛!……人的錯誤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八月二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笳在接見北京鐵道學院的師生時,也談到毛澤東對打人問題的態度。陶魯笳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主席說:『為什麼不把我的話全面講呢?我後面還有一句話,今後不許打人。』今後要宣傳打人是犯法的。」[186]

  八月六日,張春橋在接見天津學生時說:「有的同學打了人,思想負擔很重。我們不提倡打人,但已經打人,怎樣?只好解放這些學生。當時兩派學生鬥起來了,其實兩派學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學自己就說了嘛,打我們的同學也是為了捍衛黨的利益,是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原來對我們沒有認識清楚,當成了反革命。這是工作組挑唆的,我們要解放兩方面的學生。好人打了壞人活該,好人打了好人是誤會,我們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後不要再打人了。」[187]

  從中我們看到,不論是毛澤東還是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張春橋的話,都是反對打人的。張春橋還以「六一八」事件為例作出了進一步說明。打人這種現象是違背文革政策的,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但是鑒於當時出現打人現象的特殊背景,既沒有對打人者繩之以法,也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只是對此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分析。這樣做是以今後不許打人為前提的,同時也是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化解雙方的矛盾,將打人者解放出來,不致於使他們背負更大的包袱,以便將他們爭取過來,共同奮鬥。儘管這樣,還是有人從個人、小團體的利益出發,懷著卑鄙的目的,對毛澤東的話斷章取義,為自己打人尋找依據。毛澤東「今後不許打人」的質問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發出的。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反覆重審不許打人,老紅衛兵還是製造了不少暴力和血腥的場面。比如,八月五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將本校副校長卞仲耘(女)毆打致死的惡性事件。[188]參與這些事件的老紅衛兵後來又上演了道歉鬧劇。其中的一個老紅衛兵宋彬彬(即在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二○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的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道歉。但是,折騰了半天,就是不肯說清當年的事件真相。這種掩蓋真相開脫自己的行為,引發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強烈抗議。這位九十三歲的王老先生表示:「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著,為此發出鄭重聲明:「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志的兇手」、「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 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189]

  本來,紅衛兵運動中出現打人事件后,是以牙還牙,對打人者施以暴力行為,還是採取慎重的態度,這對運動的發展是起著重要導向作用的。從前文毛澤東和江青、張春橋關於打人問題的分析中不難看出,他們是反對對打人者施以暴力行為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卻沒有能夠這樣做,反而以暴治暴造成了嚴重後果。八月二日,北京四十七中紅衛兵組織紅紅紅的一名學生被幾個小流氓用刀刺傷,經北京新市委同意,北京中學紅衛兵於八月十三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十萬人大會,對五名小流氓進行鬥爭。會上,把他們拖到會場,彎腰,然後跪在地上,背上還踏上一支腳。一些紅衛兵不顧大會組織者的阻攔,衝過去用皮帶抽打被斗者。這對以後打人風的盛行起了重要影響。[190]

  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負責北京市的運動,因而這次大會的召開他是負有領導責任的。江青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生活會上對王任重進行了批評。[191]從這裡可以看到,在如何處理打人的問題上中央文革小組內部也是存在分歧的。這對於制止、妥善處理打人問題當然是不利的。

  這個時候老紅衛兵為了掌握運動的領導權,又發表了一個紅衛兵《緊急呼籲書》。

  在八月六日的天橋劇場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紅衛兵散發了一份《緊急呼籲書》。[192]

  《緊急呼籲書》對他們認為的所謂右派指出:「你們也喊『造反』,但是無產階級造反同流氓造反毫無共同之處。我們再一次嚴正聲明: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膽敢亂說亂動,立即鎮壓!」「我們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紅衛兵、紅旗及其他左派組織呼籲:(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提高警惕,監視、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193]

  康生、江青等人當場表示支持《緊急呼籲書》。這份《緊急呼籲書》還被印發給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但是時隔不久,江青等人發現這份《緊急呼籲書》被有些人利用壓制群眾造反,又發出通知收回了這個《緊急呼籲書》。[194]這是為什麼呢?

  單純從《緊急呼籲書》的表面文字來看,是打著文革旗號,呼籲左派團結起來,制止打人事件的。雖然《緊急呼籲書》中也說了「不許右派翻天」的話,但是這裡的右派到底是指造反的學生,還是指保守的學生,單從文字上看還真是難以識別出來。江青等人態度的轉變是因為他們發現,發出這個《緊急呼籲書》的老紅衛兵,為了奪得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以《緊急呼籲書》為尚方寶劍,以不許右派翻天為借口,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打擊報復,壓制他們造反,要求他們服從領導,企圖使紅衛兵運動按照他們的意圖行事。

  毛澤東的態度也是這樣。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都在場的會上,毛澤東曾以肯定語氣饒有興趣地談到這份《緊急呼籲書》。後來江青把十萬人大會批鬥幾個中學生的事告訴毛澤東后,毛澤東批評十萬人大會的事欠妥,對《緊急呼籲書》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起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作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195]

  鑒於八月十三日召開的十萬人大會批鬥五個中學生,對北京乃至全國出現的打人現象造成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而對以後召開這樣的會議黨中央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八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學初中的紅衛兵到崇文區欖桿市抄家的過程中,發生了資本家李文波持菜刀砍傷紅衛兵的事件。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事後,紅衛兵以資本家進行階級報復為由,要求召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公審李文波的妻子。后經周恩來反覆做說服工作,才阻止了大會的召開。[196]

  我們看到,老紅衛兵發《緊急呼籲書》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這在此後他們的行為中得到了證實。他們還置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今後不許打人」的要求於不顧,曲解妥善處理紅衛兵打人問題的指示,抓住公安部門一時也難以追究打人者責任的機會,依然我行我素,實行暴力行為,破壞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八月十九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紅衛兵同市委教育部文化革命小組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批鬥大會。會上將北京市、西城區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幹部張文松、張國梁、李晨、韓作黎、汪家鏐、侯維城、楊榮海及四中、六中、八中三校的領導幹部押到會場進行批鬥。他們被強迫作噴氣式,用嘴叼著「黑幫」牌子,罰跪,慘遭皮帶毒打。此事也在全市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西城區就有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女三中黨支部書記兼校長沙坪、師大二附中黨支部書記姜培良被紅衛兵揪斗、折磨、毒打致死。[197]

  本來,在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提倡文斗,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九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中,一開始就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198]但是,他們還是置若罔聞,我行我素,公開踐踏中央的文革政策,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辭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

  社會上的批鬥是與校園裡的批鬥相結合的。校園是老紅衛兵的根據地,為了奪取校園文化革命的領導權,老紅衛兵聯合起來在校園裡展開行動。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轉抄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八月二十四日凌晨,毛澤東的大字報由北大傳到了清華,清華的造反派馬上貼了一大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如《炮轟劉少奇》、《劉少奇7月29日講話是一株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等,把當時還是中央機密的內容一下子捅到了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另外還有許多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中午,這類大字報貼滿了清華園。

  這種情景,被一些老紅衛兵認為是右派翻天。下午二時許,清華大學自控系紅衛兵佔領了廣播台。五時,清華附中等十二所學校的紅衛兵二千餘人在清華大學文革臨籌負責人賀鵬飛的率領下進入清華園,實行戒嚴。他們對大字報進行拍攝、抄錄后,將大字報全部撕去。然後,他們闖入宿舍捉拿右派,對原校領導、黑幫分子進行毆打和抄家,並勒令一些群眾組織解散。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這一事件迅速影響到其他學校。當晚,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封鎖大字報區,把攻擊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移走,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覆蓋了所有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199]

  老紅衛兵的暴行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組。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給江青寫了關於北京市紅衛兵和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報告肯定了八月十八日之後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是健康的,隨後指出了運動的一些缺點和副作用,著重指出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領導人對紅衛兵運動採取消極觀望態度,不敢出來積極領導運動,薄一波、陶魯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報告提請注意的是,個別人利用某些學校的紅衛兵對抗「十六條」,有些院校紅衛兵的領導權落到了保皇派手裡,他們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報告提出北京新市委應站到運動第一線去領導運動、對工作組的路線應進行批判、陶魯笳等人不宜繼續領導北京市的學生運動、薄一波等人應當做出適當檢討等四點建議。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閱后批示:「此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中央文革小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魯笳各同志。此事應當討論一下。」[200]

  從關鋒、戚本禹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老紅衛兵不僅對抗「十六條」,而且有些院校紅衛兵的領導權已經落到了他們手中。在這些老紅衛兵的背後還是有著一批高級幹部在支持他們,北京新市委採取了觀望態度。報告建議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閱后要求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發現,北京市的暴力行為主要發生在八、九月間。這些暴力行為固然不都是老紅衛兵造成的,但是老紅衛兵對此要負主要責任則是無疑的。據統計,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大規模的打死人事件。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興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直到市委書記馬力到縣去制止,事態才平息。[201]

  大興縣暴力事件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呢?

  當年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戚本禹認為,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滅門慘案也是老紅衛兵支持搞的。在得到大興縣發生的大屠殺案的報告后,戚本禹和王力連夜驅車趕到大興。當他們到達那裡的時候,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卻早已經得到風聲跑了。他們問當地的幹部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都是些紅衛兵模樣的人來指揮當地的一些基幹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謂紅衛兵的年齡都偏大了,看著不像是學生。而且他們說,在他們來之前,市裡還有人打電話來作了關照,所以大興縣公安部門的人給提供了戶籍材料,有的還有當地的警察帶路。

  在了解大興縣的基本情況以後,戚本禹和王力當夜趕回釣魚台,已經是凌晨四點多了。回來后戚本禹馬上給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打電話,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情。第二天,馬力就親自帶著人去了大興縣。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當場宣布,如果再發生亂打人,亂殺人的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202]

  鑒於大興縣發生的慘痛事件,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為制止城鄉出現的打死人現象,發出《緊急通知》。

  一、通知提出:各級黨委、人委黨組、公安部門,均應根據「十六條」要文斗不要武鬥的精神,表示明確態度,支持群眾的革命熱情,但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

  二、過去有少數單位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鼓動群眾去鬥打,這是錯誤的,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

  三、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有關部門也不要向群眾提供。[203]

  大興縣發生的殺人事件表明,這些行兇者已經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成為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敵人。這些兇手以法西斯式的屠殺,踐踏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給黨內外詆毀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實。他們的暴行已經不屬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之爭,而是以暴力手段轉移鬥爭對象,挑釁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行為。

  大興殺人事件被制止后,當時並沒有馬上對殺人兇手追究弄事責任。大約在三四年後,才對一些主要責任人進行了處罰:大辛庄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被處以八年有期徒刑。殺死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共殺六十多人)書記楊萬傑被判八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八年徒刑。[204]

  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機構,將許多記者派到各地去收集文革信息,了解文革情況。這些老紅衛兵的種種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記者反映到文革小組來。同時中央文革小組也收到大量群眾來信,指控一些紅衛兵的暴行。戚本禹拿了這些群眾來信與記者的反映材料,去給江青彙報。江青告訴戚本禹,她也從其它途徑知道了這方面的嚴重情況。

  鑒於這種情況非常嚴重,中央文革小組立即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周恩來參加了會議。大家對這些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亂打人、亂抄家的暴力行為,都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會議決定戚本禹帶衛戍區的解放軍戰士一起去了解情況。戚本禹帶著解放軍戰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即原東安市場),當時這裡是被東城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佔用來非法關押、審訊和用刑的據點。戚本禹進去一看,裡面被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在牆面上用活人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他看到一個女紅衛兵手裡拿著一根鋼鞭,正向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身上抽去,趕忙讓隨行的戰士奪下了她手裡的鋼鞭。他問這個女紅衛兵為什麼要打人?女紅衛兵說,她是個壞女人,搞了許多男人。戚本禹說,胡鬧,哪怕她是一個妓女,你也沒有權力這樣打她。然後讓人把這個婦女和其他被打的人都送往醫院,把其他被關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都全部沒收,結果裝了滿滿的好幾筐。

  當時戚本禹看到好幾個公安民警也和這些老紅衛兵在一起,估計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單的。戚本禹就到那裡的派出所去問是不是他們提供了名單,派出所的領導說他們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這樣做的。聽說是市裡的萬里副市長專門打電話來關照的。回來后戚本禹就向謝富治說了這事。謝富治說,這絕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己布置下去的。萬里當時是北京市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

  戚本禹把沒收的刑具直接帶回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當時就向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彙報,所有看到這些東西的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陳伯達在講話中強烈譴責了這種法西斯暴行。江青說:他們這樣做,不是給文革抹黑嗎?關鋒說,有些人故意在破壞文革運動,他們是在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他們用打、砸、搶、抓、殺、抄的方式來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這些老紅衛兵等組織的活動是劉、鄧路線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實質上是劉、鄧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著桌子罵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戚本禹說,他們實際上是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股異己的力量。[205]

  老紅衛兵敢於這樣干,是因為他們鑽了「十六條」的空子。制定「十六條」的時候,鑒於工作組時期打擊革命師生的教訓,「十六條」為了防止這類事件的重演,才規定:「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206]老紅衛兵是利用「十六條」中對造反革命師生的保護措施,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一時也不便於對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立即採取專政手段的機會,才橫衝直撞實施暴力行為的。

  從以上引用的資料中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這些以紅五類為主體的老紅衛兵,由於剛剛參加運動,自身的政治傾向性尚未暴露,同時也由於運動剛剛開始,還沒有觸及到幹部隊伍及其家庭,因而他們才積极參加文革運動,得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這個時候他們的行為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文革的矛頭指向他們父母及其家庭的時候,他們的立場發生了變化,由積极參加支持文革向反對、破壞文革轉化了。這個時候為了奪取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權,他們採取的鬥爭策略是,打著文革的旗號,轉移鬥爭對象,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製造了種種暴力行為,對文革進行反戈一擊,成為紅衛兵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他們也就失去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了。老紅衛兵後來演變成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繼續與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對抗。在他們背後還有一批黨內幹部的支持,因而局勢的演變就更顯得撲朔迷離起來了。

  ④ 保守派紅衛兵的極端表現之二——西糾(東糾、海糾)的產生。

  紅衛兵運動在發展過程中,分裂成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中的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是保守派紅衛兵中的極端團體和組織。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團體和組織,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在某種程序上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了推動作用,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卻是破壞了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最終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動,遭到取締和解散的命運。

  其實,與西糾幾乎同時出現的還有東糾(東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和海糾(海淀區紅衛兵糾察隊),它們都是同一類型的紅衛兵糾察組織。這些組織的成員是由老紅衛兵轉化而來的,[207]他們與老紅衛兵具有一脈相承的聯繫。由於西糾出現得早,影響大,其它兩個組織在活動能力方面又遜色於西糾,因而我們就以西糾為研究對象。

  1)西糾的出現。

  毛澤東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系列紅衛兵組織。這些紅衛兵組織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派別不同,綱領紛呈,以各自對文革的理解展開行動。西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西糾的全稱是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是由西城區四中、八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發出倡議,西城區幾十所中學紅衛兵響應、參加,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紅衛兵組織。[208]西糾成立的時機與活動是與當時中央文革正在調查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毛澤東發出「要文門,不要武鬥」的批示相呼應的。[209]

  西糾自封為紅衛兵糾察隊,名義上是要管控紅衛兵的秩序,實際上是想以糾察為名,取得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因而西糾的袖章就比別的紅衛兵組織的袖章寬,以示與其它紅衛兵組織的區別,彰顯西糾的領導地位。本來,西糾在天安門城樓上想給毛澤東獻上袖章,但是周恩來卻阻止他們說,毛澤東是全國紅衛兵的領袖,不適宜只戴西糾的袖章。但是西糾還是給其他中央領導人戴上了袖章。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林彪戴著西糾袖章的照片印在西糾的證件上,以擴大西糾的影響力。[210]西糾從成立時就想取得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以便使得紅衛兵運動沿著自己既定的軌道前進。

  西糾的成員主要出身於幹部、軍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級幹部子弟,發展到三百多人。[211]

  西糾的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董良翮。下設幾個組:宣傳組組長是秦曉,李三友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組織組組長是王向榮;後勤組組長是趙勝利。馬凱也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下設兩個糾察連:一個連全部隊員是四中的,孔棟任連長;另一個連是師大女附中的,鄧榕參加了這個連。一個連有幾十個人,駐在總部,應付緊急情況以便集中行動。[212]

  西糾主要由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組成,要糾察、管理紅衛兵運動,是以領導面目出現的紅衛兵組織。這不僅在糾察隊的命名和袖章製作上顯示出來,也在他們是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家庭的出身上,乃至於陶鑄、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周榮鑫等中央領導人給予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上,以及他們受委託在天安門廣場和北京火車站維持社會秩序上表現出來。[213]另外,西糾在發展過程中,又以自己的強力行動顯示了社會存在,因而才聲名鵲起,奪取紅衛兵運動領導權的。

  2)西糾的兩面性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

  西糾在文革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西糾在文革初期確實做了一些事務性的有益的工作。這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從西糾的整個作為看,又是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馳的,還在行動中搞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破壞。這是主要的。只有對這兩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以後,才能對西糾的行為作出準確評價。

  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紅衛兵糾察隊的面目出現的,這表明西糾要在運動中行使管理、監管紅衛兵的權力。這個權力是西糾自封的,而不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是不可能授予西糾這樣的權力的。西糾之所以敢於對其他紅衛兵組織行使監管權力,不僅是由於西糾的成員多數出自於高級幹部家庭,才使他們認為自己有資格監管其他紅衛兵組織,也是由於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對西糾的支持所決定的,同時還有讓西糾參與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因素。後來西糾的司令孔丹在回憶中說道:「本質上講,『西糾』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黨內一些老幹部,希望借重一種群眾組織,也就是一部分紅衛兵來抵制『文革』路線的一個思路。」[214]正是因為這樣,西糾才敢於自報奮勇地承擔起監管紅衛兵的任務,在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鼓勵和支持后,他們的意圖才得以實現。

  西糾自成立之日起,在一個多月的活動中,陸續發布了十個通令,提出保衛中央黨政機關,保護革命幹部,保衛國家機密,首都社會秩序,反對批鬥中的武鬥、體罰等,想通過通令來引導紅衛兵運動按照自己的意圖來發展。西糾在三個月中承擔了維護社會秩序的任務。比如參加了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的工作,承擔了維護北京火車站秩序和為旅客服務的任務,參加中日青年大聯歡活動,並在北京飯店等外賓住宿地方擔任警戒,保護班禪大師、程硯秋家屬,也制止過一些過激的行為。[215]西糾這個時期做得這些工作,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進行當然是必要的,有意義的。這是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行為的一個方面。

  現在我們再來看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面。西糾發布了十個通令,比如第三號通令規定「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216]這些通令特別是六、七號通令,從表面看來都是冠冕堂皇的,實質上則是以保護老幹部為名禁止將鬥爭矛頭指向幹部,維持現有秩序。

  其實,黨內走資派就潛藏在各級幹部隊伍中,只有通過群眾運動,才能將這些走資派揪出來,整倒他們。反對將矛頭指向幹部隊伍,又如何抓隱藏在幹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呢?這樣實際上就否定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將打擊的矛頭指向了地富反壞右,把對這些人的殘酷打擊來表明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熱情,轉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不僅如此,西糾還以實際行動與到地質部造反的地院東方紅和到國防科工委造反的北航紅旗相對抗,打壓造反派紅衛兵。[217]西糾雖然在發布的通令中反對打砸搶和武鬥,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不是那樣。他們反對別人進行武鬥,而他們自己就製造了不少暴力事件。他們是用暴力來進行糾察,打擊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維護自己在紅衛兵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的。這樣他們就直接違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敗壞了文化大革命的聲譽。從中不難看到,西糾不僅轉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還通過暴力事件來維護自己在紅衛兵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從西糾表現出來的兩面性上來說,后一個方面是主要的,前一個方面是次要的。我們在分析西糾兩面性的時候,既要看到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些具體工作,同時更要看到西糾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作用。既不能因為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壞作用,就否定西糾做的一些具體工作,更不能因為西糾做了一些具體工作,就否定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壞作用。同時具體工作和破壞作用並非等量齊觀,而是破壞作用是主要的,具體工作是次要的,與破壞作用相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微不足道的。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將具體工作和破壞作用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既要看到兩者的存在,又要分清主次,把西糾的兩面性和破壞作用佔主要地位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對於西糾形成一個全面、準確的認識。

  西糾在文革中表現出的兩面性及其佔主要地位的破壞性,不是沒有原因的。應該說,西糾成員開始的時候還是滿情熱情地投入到紅衛兵運動中的。但是他們鬥爭的對象是黨外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而不是黨內走資派。即使指向黨內,也是已經被揪出來的走資派,而不是尚在黨內領導崗位上的走資派。他們在文革中的狂熱行為,針對地富反壞右、造反派和其他人的暴力事件,不過是他們想以此表明自己積極投身文革,為贏得話語權,使紅衛兵運動沿著他們認定的軌道前進的具體手段而已。

  從文革發展的進程看,這些舉動不過是螳臂擋車,蚍蜉撼樹,文化大革命在排隊了重重干擾之後,仍然以不可阻擋的氣勢滾滾向前。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當著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幹部特別是他們的家庭和父母時,他們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由文革的參與者變成文革的反對者了。當時就被造反派譏諷為「保爹保媽派」。這從後來西糾司令孔丹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明。孔丹說:「『西糾』後來的命運走向衰落,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與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的兩次對抗。這兩個事件標誌著我們思想的轉變,無論是出於一種本能或者說是一種自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運動不是對著一兩個黨支部,而是要對著整個幹部隊伍,特別是高級幹部隊伍了。」[218]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西糾的轉向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不僅是由於他們出身於幹部家庭以及文革對他們家庭和父母的衝擊上,也是由於他們對於文革的認識和思想覺悟上。文化大革命觸動、打擊了他們家庭的既得利益,對他們父母造成了重大衝擊,西糾成員又是與這些幹部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他們就在文革中打起了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孔丹後來也回憶說:「我覺得,如果要講『西糾』的產生,就是有那麼一個大背景,其實質是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反動。社會上正好有我們這樣一批人,就自然成為『西糾』的基礎和骨幹。我們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老幹部受衝擊時就要站出來保護;另外,我們有組織觀念,要自覺維護黨和國家的機密;再有一個就是我們無法接受對群眾,甚至成分不好或有問題的人採取暴力的做法。這些就是我們成立『西糾』時的基本觀念。」[219]

  實際上這是以保護老幹部的名義,在保護自己家庭和父母的動機驅使下展開的行動。雖然他們在通令中制止武鬥,但是當著他們出身的家庭遭到衝擊,從小形成的養尊處優的生活遭到打擊,原先的社會地位失去的時候,他們就將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迫害人,泄私憤,由此形成的暴力行為,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儘管有些暴力行為不是西糾總部決定實施的,但是作為西糾總部下級組織的暴行,固然應該由實施暴行的下級組織負主要責任,但是領導這些組織的西糾總部也是難辭其咎的。

  西糾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出兩面性:一面是做了一些具體的事務性工作,這是次要的;一面是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主要的。西糾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表現在,將打擊的主要矛頭從黨內走資派轉向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為此還製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用暴力手段來轉移鬥爭方向,奪取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影響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這樣就形成了紅衛兵運動中的一股逆流。

  3)西糾的暴力事件。

  西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表現就是在文革中製造的暴力事件。雖然在西糾發布的通令中有禁止武鬥的內容,但是他們自己卻對違背他們意願的造反派和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實施暴力行為。這直接違反了「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值勤的時候,就是揮舞著皮帶來維護秩序的。[220]這些西糾成員在平時行動中出現的暴力行為更是比比皆是,我們看下面的資料。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區糾察隊員比較集中的一所學校。六中高三(2)班學生王光華對血統論提出了異議,於是,被西糾抓進了六中勞改所。這座勞改所設在六中的後院里,屋旁稍稍突起的門樓被辟做勞改所的崗樓,抓去的人直接從小門進入,與前院隔成了一個獨立的居所。西糾認定的黑七類、狗崽子、混蛋之類被押進勞改所后,不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要經受跪煤渣、油漆塗臉、上吊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髮、刀跺屁股、開火洗澡、打靶、突刺、掃蹚腿等殘絕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審訊。糾察隊員還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審訊室牆壁上寫了字有拳頭大小的「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就在這紅色恐怖下,王光華被活活打死。在六中幹了一輩子、八十多歲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被誣為殘渣餘孽之類。毒打后施用開水洗澡刑,即把滾開的鍋爐水往身上澆。徐霈田被燙得全身都是燎泡,最後被紅燒、勒死。在這座勞改所中,被打、骨折、殘廢、腦震蕩的,不下二三十人。

  北京市一中的監獄也和六中勞改所差不多。他們成立了一個由三百餘名同學組成的勞改隊,用中美合作所,西藏農奴主,以及我國古代使用過的各種酷刑,來對付出身不好或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221]

  以上不過是西糾暴力行為中的一些表現。其實,西糾的暴力行動並非個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些暴力行動表明西糾已經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他們用殘酷的刑罰,肆意的傷害,來對付地富反壞右或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這些行為給文革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引發了人們對於文革的敵對情緒。西糾身處北京腹心區域,他們中的多數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又有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因而他們的暴力行為不僅對北京的紅衛兵運動,還對全國的紅衛兵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對西糾進行定性的重要因素。

  4)西糾的沒落。

  西糾的行為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北京市委的注意,於是開始採取措施來解決西糾的暴力行為了。

  其實,江青對主要由高幹子弟組成的西糾還是比較警惕的,西糾成立后就是這樣。八月三十一日,孔丹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江青獻了一個袖章,還自我介紹說是孔原、許明的兒子,江青說:噢,噢。江青戴上袖章以後,「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蓋上了,那一瞬間孔丹的反應還是有的,感到她可能對西糾有看法。當時成立西糾的指導思想,主旨是維護秩序,也就是對於紅衛兵的造反持反對態度,因而後來西糾被江青叫做保皇派,還有一個說法叫消防隊。[222]

  雖然在「十六條」中曾規定,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223]但是西糾的行為已經踐踏了「十六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破壞。這個時候解決西糾的問題成為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發生重要通告。通知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允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全國各地也陸續轉發了這一通告。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北京市六中勞改所看到西糾的暴行后,指出:「無論對什麼人,都不能這樣搞」,並命令西糾立即解散勞改所。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召開了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議指出:「糾察隊已被壞分子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會議宣布取消糾察隊。第二天,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又重申了上述決定。[224]

  在十二月十六日召開的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鑒於西糾的嚴重暴力行為,江青氣憤地說:「對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這樣一小撮,我們要堅決地實行專政!」她當場點了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和不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和孔原、許明五個人的名字,指出他們在西糾問題上的責任,還讓在場的周榮鑫、雍文濤當場站了起來。即便如此,為了防止處理西糾時出現極端化,江青還是在講話中強調了政策問題。她說:「我希望你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不回頭的要鬥倒、斗臭、斗垮!」

  周恩來在講話中從新生事物發展的角度講了西糾的問題。他說:「總結這四個月的經驗,成績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誕生以來不可能沒有毛病,沒有缺點,甚至也可能出現錯誤,乃至於個別的嚴重的錯誤,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你們不必為此驚慌。要曉得,任何一個新事物,一個新生的孩子,剛從胎里出來毛手毛腳的,生一個瘡呀,長一個皰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成長起來的。」

  儘管周恩來說過糾察隊是紅衛兵的一個創造,對西糾也給予過支持,還委派他們去執行過任務,[225]但是西糾的暴力行為以及與造反派的抗衡顯然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周恩來在第二天召開的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上,勸告各糾察隊馬上自動解散。他說:「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糾察隊這個名字是你們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們自動取消,取消這個名字,不要我們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聯絡站、三司、首都兵團等造反派代表時,江青又進一步說:「北京的這一股歪風一定要鎮壓下去,給全國做個示範。對於那些打人多的、態度不好、年紀大一點的,可以鎮壓,一定要判刑,年輕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紅衛兵糾察隊不管是什麼樣的,都要解散。」關鋒也氣憤地說道:「把西城區糾察隊的後台揪出來,嚴重的槍斃。」當然,他們說的是氣話。從後來披露出來的資料看,不論是西糾成員還是其支持者,即沒有判刑,更沒有槍斃,不過是把其中的一些人關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放了出來罷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江青在一次接見北京大中專學校紅衛兵代表時批評西糾「凌駕於紅衛兵之上,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凌駕在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之上」,「對極少數人要專政。如不專政,你們的大民主沒保證,我們也沒保證。」她還說:「對極少數小傢伙專政,是一種教育,有的通過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的子女自己去投案,這些人之中,可能有將軍之子,元帥之子,國家主席、副主席之子,總理、副總理之子,部長、副部長之子。這些都不在話下。(拍桌子)誰要那樣干!就得坐社會主義國家的牢!」[226]

  對於來自中央文革小組的強大壓力,西糾是不服氣的,要求與中央文革小組進行辯論。由於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曾經給西糾提供過一些幫助,這個時候要求西糾退還當時提供的交通工具。西糾後期負責人藍小兵、駱小峰、王向榮等人給周榮鑫寫了一條便條,反映了他們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情緒。這張便條是這樣寫的:「周榮鑫同志:汽車,我們半輛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們解散,必須把原因講清楚。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中央文革負責!!!望周同志將這些話轉達給陳伯達同志,並告訴他我們全體西城糾察隊員找他!」[227]我們看到,他們不僅蠻橫無理,不退還交通工具,還倒打一耙,威脅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要找他算帳。這是西糾猖狂行為的反映。

  為了取締西糾的據點,制止他們的暴力行為,由警衛車開道,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帶著衛戍區的解放軍指戰員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學等西糾、東糾等組織活動猖獗的地方,一個一個地去關閉他們私設的監牢與勞改營,收徼兇器。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面前,西糾、東糾等組織的成員敗下陣來。[228]西糾的一些負責人董良翮、粟寒生、孔丹等陸續被投入監獄關了起來。[229]

  孔丹這些西糾的負責人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前後就離開北京到外地串連去了。[230]但是他們對西糾此前的作為還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因為實施暴力的下級組織固然應該對暴力行為負有主要責任(比如六中),西糾的組織體系也並非那麼嚴密,[231]但是這些組織當時卻是處於西糾總部的領導之下,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西糾總部也是難辭其咎的。

  另外,孔丹說他當時還是反對血統論的,在這個問題上和其他老紅衛兵存在著分歧。[232]這可能是真的,當然也是值得肯定的。不過,我們要問的是,即便如此,為什麼當文革的矛頭指向黨內幹部隊伍的時候,孔丹卻要極力反對呢?而且還和別人一起成立西糾,反對造反派紅衛兵將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幹部中間潛藏的走資派?這表明雖然孔丹口頭上反對血統論,但是在實際行動上卻和主張血統論的人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區別!

  這裡要說一下的是,西糾司令孔丹的母親許明自殺的事。許明當時是黨內一位優秀的女幹部,在國務院任副秘書長,負責中央聯合接待室的工作,她的自殺,確實是令人惋惜的。孔丹後來始終對母親的自殺有一種內疚心裡,認為是自己在西糾的作為影響到了母親的命運。[233]其實,許明的自殺也是有她自身原因的。試想一下,許明在文革中受到的磨難再大,能超過王光美嗎?當時王光美被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穿上旗袍,登上高跟鞋,還在脖子上挎上由乒乓球串成的項鏈,在三十萬人參加的大會上予以批鬥,也沒有選擇自殺,而是頑強地活到了揚眉吐氣的那一天。許明精明強幹,雷厲風行,性格剛烈,寧折不彎,干工作是把好手,但是一旦遇到磨難,則難以抗衡,容易走極端。

  對於許明的自殺,當時在國務院秘書廳擔任秘書室主任的吳慶彤後來回憶說,其實,許明自殺前,情緒已經十分頹喪,整天憋在辦公室里,不願與大家見面。每天到食堂就餐,都要等到快結束時才去。她自殺的那天下午,還到吳慶彤的辦公室坐了一個小時左右,詢問近日機關的運動情況等。吳慶彤發現,一向梳狀整潔、談笑風聲的許明,一下子變成了蓬頭垢面、沉默寡言的人。吳慶彤後來常常自責道,如果他警覺性高一些,及時向有關領導反映情況,做做疏導工作,或許可以防止這個悲劇的發生。每念及此,深感內疚。[234]

  除了性格的原因外,還是由於許明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決定的。在工作組時期,許明就是支持工作組的,而且八月提倡血統論的老紅衛兵在接待站批評陳伯達改對聯時,許明沒有旗幟鮮明地制止老紅衛兵攻擊陳伯達的行為。許明支持西糾,而西糾又是與地院、北航的造反派進行對抗。這些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的簡報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對此作出批示:「許明,支右壓左,如不能改正,應調動其工作。」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批示是留有餘地的,並不是立即停止許明的工作,而是說如果再不改正,就調動其工作。許明當時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周恩來對許明批評得很厲害,停止了許明的工作,要她好好反省。許明壓力很大,就給戚本禹打電話,說她只是給西糾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對於西糾乾的無法無天的事並不清楚,絕沒有在背後指使他們,希望戚本禹向江青去說明一下。通話當天,戚本禹就跟江青談了這件事,還說也許許明說的是真的。她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還說,等她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講。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許明就自殺了。[235]這是令人惋惜的。

  多行不義必自斃。名躁一時的西糾,雖然在紅衛兵運動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它們的主要行動卻是為了保護家庭和父母的地位而鬥爭,還踐踏了「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政策,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暴力來表達他們的訴求,成為紅衛兵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也就難以逃脫被解散、取締的命運了。

  ⑤ 保守派紅衛兵的極端表現之三——聯動的出現。

  聯動是與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一脈相承,又有所發展的保守派紅衛兵極端組織。它直接將矛頭對準中央文革小組,甚至文化大革命,成為文革發展的敵對力量。那麼,聯動是如何形成的呢?

  1)聯動的形成。

  聯動與西糾(東糾、海糾)一樣,是由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聯動成員大部分是革命幹部之弟,多數是老紅衛兵,有些人的父母就在運動中受到衝擊。[236]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進一步扭轉了文革的方向,將打擊的矛頭指向了黨內走資派,聯動成員的父母和家庭遭到了更大的衝擊。隨著父母和家庭受到衝擊,他們自身的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於是他們才要成立一個聯合組織來抗衡文革,維護自己和家庭的地位。

  聯動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礦院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鋼院附中、農大附中、北醫附中、一○一中、女六中、八一學校、育英學校、十一學校、丰台三中等十幾所中學紅衛兵負責人在北大附中舉行會議,商定聯合起來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會議還決定,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集體主持日常工作;決定問題採用協商辦法,各校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參加聯合行動。總部設在北大附中,於增壽任總聯絡員,以後牛皖平成為主要負責人。[237]宣傳工作由北大附中負責,組織工作由石油附中負責,並委託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238]

  聯動宣言起草完畢后,經過集體商議通過,由鋼院附中紅衛兵、礦院附中紅衛兵、師院附中紅衛兵、石油附中紅衛兵、京工附中紅衛兵、外語學院附中紅衛兵、農大附中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北航附中紅衛兵、人大附中紅衛兵、地質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人大附中紅旗、八一學校八一革命軍、八一學校紅衛縱隊聯合簽署後生效。聯動開始是以海淀區十幾個中學的老紅衛兵的名義發起,後來形成了全市贊成聯動觀點的老紅衛兵都自動成為聯動成員的局面。

  十二月五日,聯動正式成立。這裡夜裡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些標語:「熱烈歡呼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表現形式!」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爬上數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下了一道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239]

  從這裡可以看到,聯動一成立,就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下了挑戰書。

  2)聯動的矛頭所向及其行為。

  從前文引用的資料中我們看到,聯動成立當天他們就在北京市內貼出大標語,宣告聯動成立並且直接將矛頭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組。這是聯動政治態度的宣示。如果要對聯動進行準確的定性,還是要從聯動的兩個宣言書入手,看看聯動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紅衛兵組織。因為這兩個宣言書是聯動的行動綱領,最能夠反映出他們的政治態度。為了全面、準確地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裡引用了兩個宣言書的全文。

  第一個宣言書是聯動成立時的宣言,全文如下: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員會誓死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了粉碎一切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時刻準備施行必要的行動。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著革命群眾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勝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歷史車輪倒轉。

  它,威脅著我們!只有一條道路:拉起隊伍來,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革命的權利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240]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聯動在宣言中打著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維護文革的旗幟,反覆說明他們是保衛黨中央、毛主席,要將文革進行到底的。不僅明確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指出了這條路線的危害性,還表示要聯合起來同這條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

  那麼,究竟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呢?

  不難發現,聯動處於鬥爭策略的考慮,在宣言中採取了隱晦的方式,沒有明確說出來。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來揭示這個論斷的真實涵義。

  當時黨中央正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因為在幹部隊伍中存在著這種路線。這是一條反對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是與黨中央的革命路線相對立的一條路線。[241]這條路線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障礙,只有在徹底批判這條路線以後,文化大革命才能夠得到繼續發展。

  儘管聯動在宣言中也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術語,但是他們所講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顯然是另有所指的。他們打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的旗幟,將矛頭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組,乃至於中央的文革路線。這是因為聯動是由老紅衛兵組成的,他們本來是將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及其子弟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要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在幹部中間批鬥走資派,他們的父母和家庭成為衝擊的對象。中央文革小組就是要執行黨中央的這一條文革路線,充分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運動中。這個時候的造反並不是紅五類特別是老紅衛兵的專利,而是包括改造好了的黑五類子弟在內的廣大群眾都擁有的權利。這對「不許右派翻天」的老紅衛兵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在當時的態勢下,他們相信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將老紅衛兵組織起來,成立了聯動,聯合起來進行鬥爭。從鬥爭策略考慮,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藉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將中央文革小組限制他們破壞文革的行動視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反過來將鬥爭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紅衛兵,企圖扭轉文革的方向,使他們的父母和家庭免遭文革的衝擊,維護他們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因而我們說它的內涵與黨中央正在批判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存在本質區別的。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宣言書。這個宣言書比前一個宣言書更進一步地表明了聯動的態度。第二個宣言書的全文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聯動成員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乾子弟,國務院,人大常委革乾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乾子弟,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乾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幹部分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於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馬列主義的原則精神和中共歷代黨代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任務:

  1、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2、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

  3、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4、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5、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組織路線: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發展過程如下:

  (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織;(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同盟軍: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積極分子。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繼續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行動指示。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她的成員要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戒驕戒躁,密切聯繫群眾,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惡劣影響,為黨為人民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直到最後一滴血。

  ……我們一定要英勇、忠實、幹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種工作,迎接大反攻戰機的到來。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 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子被監禁、監視和失蹤,看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啊!人民盼望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絕食、請願,為我們做出了優秀的榜樣,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的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流鮮血,受迫害有何所懼,我們的事業——馬列主義的事業必然勝利。[242]

  這個宣言書比起第一個宣言書更進一步地反映了聯動的本質,是對聯動政治態度的充分暴露。這說明聯動已經成為一支抗擊文革的別動隊。

  這個宣言書明顯是依照中央文件的格式來起草的。為了增強宣言書的號召力,還戴上了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的「大帽子」。不過,從這個宣言書的格式來看,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比如宣言書抬頭就沒有按照中央文件的慣例進行排序,而是雜亂無章的。再比如,其中「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與「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又是前後矛盾的。這到底是起草人的粗心還是有意為之,令人深思。因為宣言書對形勢的判斷和政治力量的認知,顯然是一般的聯動隊員難以企及的。雖然這是從反面來講的。

  在這個宣言書中,聯動號召不僅中央機關的幹部子弟,還有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幹部子弟都要團結起來,接受北京聯動的領導。為了點綴起見,他們也象徵性地說明了還要「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加入到聯動的隊伍中。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聯動是要求全黨幹部子弟的聯合與團結的。因為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幹部隊伍中。因而幹部隊伍遭受衝擊就是難以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利害關係。

  聯動提出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句話頗為耐人尋味。這兩個主席究竟是指誰呢?難道是指毛澤東、林彪嗎?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仍然是黨的主席,原先的幾位副主席中,只有林彪繼續被稱為副主席,其他幾位副主席的職務不再提起。[243]這不能不讓人想到他們這樣講的用意。至於幾個委員,很可能指的是陳伯達、康生(他們不僅是中央委員,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以及其他在中央委員會內堅決支持文革的人。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宣言提出「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表明聯動不僅對於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還對六十年代前期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社教、「三反五反」、「四清」運動,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們還把正在進行的文革視為「白色恐怖」,更加鮮明地表露了聯動對於文革的敵視態度。聯動還狂妄地要求召開中共全國黨代會,選舉中央委員,這是希望通過選舉提供的機會來中止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這是聯動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宣言書。

  至於聯動說要「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很顯然指的是造反派紅衛兵。聯動只許自己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本來,他們是要壟斷造反權利,將造反世襲化,不准他人革命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打破了聯動的造反夢,造反派紅衛兵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他們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觸動了聯動成員的父母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自然會引起他們的仇視與反對。這並不讓人奇怪。唯其如此,他們造反的真相也就大白於天下了。

  這個宣言書表明,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聯動成員不僅在北京自動地聯合起來,還要將他們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已經超越了以前的老紅衛兵和西糾(東糾、海糾),公開地將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成為社會上一支抵制文革的別動隊。

  從聯動的兩個宣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聯動對待文革的政治態度。他們不僅公開跳了出來將矛頭對準了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還對在毛澤東領導下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以及在這種總路線指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給予了否定性的回答。既然如此,在這樣的宣言書指導下,聯動又是如何行動的呢?

  我們知道,在聯動成立的當天夜裡,聯動成員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爬上數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下了一道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表達了他們與中央文革小組勢不兩立的態度。

  十二月六日,北大附中紅旗的牛皖平等十餘人來到三司所屬的一個組織,與他們辯論揪斗老幹部的問題。牛皖平等人反對三司揪斗老幹部。十二月七日,在民族文化宮舉行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聯動代表馬曉軍等人與三司代表進行爭論,迫使三司代表退出會場。[244]

  首都三司、中學造反派紅衛兵與聯動是對立的。他們的人數比聯動多得多,又能講出道理來,對付聯動是有辦法的。聯動在哪裡鬧事,他們就好多人圍上去。聯動的人講又講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最後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聯動在與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的爭鬥中占不了上風,是不甘心的。一次,北航附中的幾個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的時候,被人抓了,並把他們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把這幾個人扣留起來了。於是,聯動的人就聚集起來沖公安部。他們把公安部玻璃窗砸了,還把公安部的副部長給打了。[245]聯動分子一共對公安部衝擊了六次。

  十二月十六日晚,聯動成員集合在一起,衝擊了抓了人的公安部。同時,與和他們直接對抗的三司紅衛兵發生了直接衝突。十二月二十六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聯動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軍、革乾子弟的行為」、「堅決打倒鎮壓中學運動的劊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戰鬥就是生存」等口號。會後,他們在全市各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譏諷「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踢開中央文革」,「掀出三司後台,槍斃三司後台」。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兩次組織力量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246]

  十二月十八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幾個人到清華大學貼出大標語「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遭到清華井岡山的圍攻和批鬥,其中一人被扭送公安部。這個時候中學造反派紅衛兵也要聯合起來與聯動進行辯論與鬥爭。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為了表示與聯動針鋒相對的立場,由清華附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京工附中紅旗、人大附中紅旗、一○一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北醫附中東方紅、地質附中東方紅、農大附中八一八紅衛兵等組織在二七劇場成立了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行動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成員以「延征」的筆名貼出了《致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其中寫道「中央文革小組今天的作法,與當時『左』傾機會主義的作法,何其相似乃爾!」[247]

  一月四日,中學紅衛兵組織與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辯論大會,對聯動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聯動分子與他們辯論時佔了下風,既頹喪又不服。他們隨後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對公安部發起三次攻勢,並喊出了「劉少奇萬歲!」的口號。在無法發泄的情緒下,他們臂戴袖章,騎著自行車疾馳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號。聯動懷著對文化大革命使他們父輩遭受迫害的仇恨,把矛頭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同時,竭力發泄他們的憤怒之情,在高幹子弟集中的學校,由於與對立面發生衝突,圖書被撕毀,教學儀器標本被砸壞,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類物資築營建壘,作為互相動武的工事。[248]

  從以上引用的資料中可以看到,聯動在社會上不僅與大中學校的造反派進行鬥爭,還六衝公安部,直接衝擊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在公安部搞打砸搶,喊口號,貼標語,進行武鬥,搞垮對立面,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組,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破壞。聯動向上對準中央文革小組、公安部,向下攻擊大中學造反派紅衛兵,對黨中央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耿耿於懷,上竄下跳,橫衝直撞,成為抗衡文革發展的一支敵對力量。

  不論是聯動的宣言書還是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都對聯動的定性具有決定性意義。宣言書是他們自己說的,他們不僅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還要否定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的總路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和「四清」運動;活動是他們自己做的,他們將矛頭對準造反派紅衛兵、公安部和中央文革小組。從他們的說和做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中,可以判斷出聯動的前途和命運。順應文化大革命發展潮流的,就會不斷得到壯大;反之,則會遭到削弱和淘汰。聯動的前途和命運就是因為逆文化大革命發展潮流而走向沒落的。

  3)聯動的末日。

  聯動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六衝公安部,與造反派紅衛兵進行對抗,成為社會上抗衡文化大革命的別動隊。我們知道,「十六條」確曾規定,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249]但是,聯動已經成為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別動隊,踐踏了「十六條」,嚴重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因而中央文革小組和公安部在反覆研究后決定對聯動採取行動了。

  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起,中央文革小組接見造反派紅衛兵代表,北京市中學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開始對老紅衛兵、西糾和聯動採取行動。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組和謝富治召集北京紅衛兵三司等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氣憤地說:西糾是保守組織,是保護走資派的保皇派,要堅決取締。聯動是反革命組織,對它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50]

  本來,聯動六衝公安部。公安部領導人是一直對此採取克制態度的。無奈的情況下,有時也只好通過北京市委動員公安部附近的街道群眾來對付聯動分子。因為聯動分子身上帶著匕首等武器,這些群眾手裡也拿著菜刀、擀麵杖過來。一來就是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這些聯動分子知道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們不怕警察。可是看到那麼多老百姓拿著傢伙過來了,怕自己吃虧,往往就落荒而逃了。[251]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公安機關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有責任有義務來保衛文化大革命。鑒於「十六條」的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對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往往採取克制的態度。聯動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才滋事生非的。鑒於聯動行為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公安部在經過反覆研究以後,決定對聯動採取行動。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一月二十一日,以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一○一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的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也先後被鎮壓,聯動的頭頭遭到逮捕。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發行的《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三期《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中明確指出:聯動是反革命組織,「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從而掀起了整個社會對於聯動進行大圍剿的浪潮。在八一學校舉辦聯動罪行展覽的基礎上,三月八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舉辦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關鋒、戚本禹、陳永貴等高級領導人先後參觀了展覽並講了話。各機關、學校、群眾組織也紛紛前往參觀。社會上廣泛掀起了批判聯動思潮的活動。

  北京造反派紅衛兵配合公安部展開對聯動的行動。在強大的攻勢面前,聯動覺出了危機。有些聯動成員自暴自棄地說,反正老子註定要完蛋了,因此,只得破釜沉舟,拚命一干。三月八日後,聯動成員多次衝擊了展覽會。三月十八日,部分聯動成員貼出三張大字報,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如同「黑暗的舊社會」,質問「社會向何處去」,「黨向何處去」,並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來」,再繼續干。在北京一○一中學里,一百餘名聯動分子降下國旗,升起老紅衛兵的旗幟,而且降半旗,在校園裡,還到處張貼「聯動萬歲」、「聯動永存」等大標語。在這前前後後,北京三十一中學出現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對如此」的對聯。「永遠壓不倒聯動」、「打倒謝富治」、「火燒江青」、「炮轟公安局」等標語在北京不少學校里散見,還出現了「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標語。[252]

  這裡口號和行為進一步暴露了聯動的本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攻勢面前,聯動如鳥獸散,但是仍然困獸猶鬥。特別是他們貼出「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標語,就特別發人深思。這不僅使我們進一步發問,他們十年後要幹什麼呢?聯繫到文革後期以及結束后的社會發展,這是相當耐人尋味的。

  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七年清明節,共有139名聯動頭頭被逮捕,關押在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253]這些聯動分子大多數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的。有個已故將軍的兒子,他父親原來和謝富治是老戰友,可是因為他兒子抄寫了矛頭直指毛澤東的反動標語,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謝富治也把他關起來了。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的兒子參加了聯動,也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沒有關他,把他交給了軍隊處理,軍隊把他放回了家。可陳士榘知道以後,親自把他兒子送到公安部來。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後,還表揚陳士榘「大義滅親」。後來董必武也為他的兒子董良翮參加聯動的事,向毛澤東寫了檢討。[254]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執行毛澤東的指示,釋放了關押的聯動、西糾成員。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請罪活動,這樣不好,這也是毛主席反對的,應當以實際行動跟著黨幹革命。」江青對他們說: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她知道聯動的負責人是牛皖平,還關切地詢問誰是牛皖平?牛皖平站起來后,江青以長輩的態度寬慰道:啊,久聞大名,今天才見到。[255]她知道西糾的負責人孔丹也在其中,同樣關切地問道:「哪個是孔丹啊?站起來我看看。」孔丹站起來,江青看了看說:「坐下吧。」[256]

  江青對他們講話說,你們吃苦了,然後對他們諄諄教誨。當時被關的聯動分子中的許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認錯。有的還當場喊口號:「感謝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氣,怕自己的隊伍被分化,就在那裡唱起了毛澤東悼念楊開慧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當眾給江青難堪。江青也拿他們沒辦法。隨後謝富治宣布了毛澤東釋放他們的指示,他們就喊毛主席萬歲!然後就走了。[257]

  聯動成員被釋放后,有些人並沒有真誠誨過。釋放他們的時候還和江青對著干,釋放后更是變本加厲。為了製造聲勢,發泄不滿,聯動成員成群結隊,每天在天安門廣場騎車飛奔,高呼口號。不少學校的聯動成員還召開了老紅衛兵新生大會,並參與中學生中勢均力敵的「四三」、「四四」兩大派鬥爭。五月初,全市聯動成員串連在一起,與北京二十八中的對立派發生武鬥,佔領北京二十八中學三天之久,還在全市搜捕與之對立的人。失而復得的自由使他們用各種方式發泄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仇恨。他們高喊「把狗崽子斬盡殺絕!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叫你們屍體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殺盡你們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邊站,紅五類要掌權!」聯動在這時無法把矛頭直接對準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們發泄仇恨的對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紅衛兵誕生一周年。當北京部分紅衛兵舉行集會紀念這個日子時,在天安門廣場上,以聯動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召開了一個紅衛兵萬歲大會,並與對立派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衝突。這也是聯動有組織的大規模活動的最後一次高峰。

  在一片批判的聲浪中,聯動組織瓦解了。然而,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地下室仍設有聯動的聯絡站,雖然處境十分困窘,卻也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後。[258]這個時候隨著上山下鄉的風潮漸起,聯動分子也被裹脅其中,到廣闊的農村、邊疆接受教育去了。

  聯動的行為是逆文革潮流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強大背景下,聯動已經將矛頭指向了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這個時候也沒有什麼人敢於公開地支持聯動的所作所為。這樣在中央文革小組、公安部和造反派紅衛兵以及人民群眾的共同打擊下,聯動也就難以逃脫覆亡的命運了。

  4)聯動的本質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聯動是由中學生組成的保守派紅衛兵極端組織,與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繫,其成員主要是由先前的老紅衛兵組成的。不論從活動的區域還是成員的範圍,乃至將矛頭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鬥爭上,聯動又是遠遠超過老紅衛兵和西糾(東糾、海糾)的。聯動向全體幹部子弟發出倡議,要求以北京的聯動組織為核心,組建遍及全國各地的聯合行動委員會,維護他們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他們公開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紅衛兵,成為抵制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別動隊,紅衛兵運動發展中的一股逆流。

  我們注意到,聯動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發展起來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要批判有人壓制群眾的革命熱情,挑動群眾斗群眾,不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而是對準牛鬼蛇神,企圖轉移鬥爭方向。這個時候聯動成員的父母及其家庭就處於被衝擊的範圍內,與此相關聯的是他們自己的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以前宣揚的意圖打壓地富反壞右的血統論,反過來又成為對他們自己進行打擊的利器。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此時的他們在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的打壓下處於不利地位。獨木難成林。這個時候他們覺得只有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新的更大的激進組織,才能夠在運動中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聯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最能夠反映聯動本質的還是他們發布的兩個宣言書。這兩個宣言書雖然都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讓人覺得他們彷彿是拳拳忠心,但是他們提出的「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等這些體現他們本質內涵的話,則表明聯動不僅反對中央文革小組,還進一步反對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聯動的宣言及其行為表明,他們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反動。

  這裡讓我們深思的是,儘管聯動成員出身於幹部乃至高級幹部家庭,他們的消息來源廣泛,相互之間又四通八達,第二個宣言書在起草的格式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像在宣言書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這些對黨內鬥爭和形勢的論斷,很難想象是出自於聯動成員這些只有十幾歲的青少年學生之手。這反映出在聯動的背後似乎有人在給他們出謀劃策,聯動不過是黨內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用來對抗文革的工具而已。

  聯動的宣言書公開對從北京到各地、從中央到基層的幹部子弟發號施令,號召他們團結起來,在北京聯動領導下,將矛頭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紅衛兵。這在第二個宣言書中得到了充分表現。其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他們家庭的既得利益而戰。雖然這樣的話沒有在宣言中明確地表述出來,卻是心照不宣的。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聯合各地幹部子弟,直接同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進行鬥爭,實際上則是反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聯動的背後還站著一批聯動成員父母輩的黨內領導幹部做他們的後盾。比如後來在二月逆流發生的時候,聶榮臻就曾經對中央文革小組對聯動採取措施表示過強烈不滿。[259]

  聯動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進一步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的。他們利用「十六條」中除了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的相關規定,[260]趁機起事,建立組織,招搖惑眾,扭轉方向。這是過去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發展的繼續,也得到了黨內不少領導幹部的支持和幫助。聯動是在文革深入發展的情況下,為了抗衡文革、維護自身和家庭利益產生的極端保守派紅衛兵組織。這些出身於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平時養尊處優,盛氣凌人,自身活動能量又挺大,因而在運動中簡直是無法無天,肆意打砸搶,成為阻礙文革發展的別動隊,紅衛兵運動發展中的一股逆流。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社會上的特殊反映。

  聯動否定文化大革命,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六衝公安部,提出忠於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直接挑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已經衝破了文革的底線,最後對他們採取措施是文革發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聯動貼出「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標語,表示出他們在強大攻勢面前要繼續頑抗下去的決心。雖然聯動組織瓦解了,但是他們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成員仍在,他們仍然在尋找能夠東山再起的機會,在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後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各地爆發的示威活動中就隱現著他們的身影。

  ⑥ 保守派紅衛兵的分化。

  在紅衛兵隊伍的力量對比中,開始的時候保守派紅衛兵佔據優勢,造反派紅衛兵處於劣勢。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保守派紅衛兵內部發生了分化,他們中的不少人脫離保守派紅衛兵的陣營,轉移到了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列。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保守派紅衛兵的分化呢?

  原因之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保守派紅衛兵分化的基礎。

  從考察中發現,保守派紅衛兵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迅速分化的。保守派紅衛兵來源於工作組時期的保守派。雖然撤銷工作組特別是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後,為文革的下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在黨內存在,繼續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制約著人們的行動,阻礙著文革的發展進程。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六年十月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而不是牛鬼蛇神。這不僅進一步肯定了造反派紅衛兵的造反行為,還為他們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保守派過去在工作組(黨組織)支持下,將矛頭主要對準牛鬼蛇神,而不是黨內走資派。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運動中的反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對他們這種主張和觀點進行批判。這個時候工作組撤走了,保守派失去了依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不得不改弦更張,向著造反派陣營轉變的。

  原因之二,黨中央對待保守派紅衛兵的政策,是他們分化的重要條件。

  由於造反派執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保守派違犯了中央的文革政策,因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派,沒有支持保守派。當初,學生中間出現造反派和保守派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儘管支持造反派,但是在處理兩派的問題時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這些帶有鮮明政治傾向的術語,而是用多數派和少數派這兩個具有中性色彩的術語來稱呼這兩派。當時保守派人多,把他們叫做多數派;造反派人少,稱他們為少數派。這種稱呼不僅有利於減少兩派之間的對抗,還表明中央對於保守派是寄於希望的,為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轉化創造了條件。同時,為了化解兩派之間的矛盾,促進保守派的轉化,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組還在兩派之間做了大量工作,告誡造反派不要揪著保守派的錯誤不放,啟發開導保守派,讓他們認清文革發展的正確方向,以便及時轉變過來。這樣就為保守派紅衛兵向造反派紅衛兵的轉化創造了重要條件。

  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組的鮮明態度,是保守派紅衛兵分化的重要因素。

  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直接負責文革、處理文革具體事務的中央機構,在紅衛兵運動中具有很高的權威和號召力。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中間的活動及其對兩派紅衛兵的態度如何,會對兩派紅衛兵的發展造成不同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能否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對兩派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兩派的不同態度,會對保守派紅衛兵造成很大的壓力。中央文革小組秉承中央的文革政策,支持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那麼造反派紅衛兵在此基礎上會不斷發展壯大;保守派紅衛兵由於其價值取向在鬥爭中難以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那麼保守派紅衛兵就會逐漸走向衰落。除去保守派紅衛兵中的極右派以外,其他保守派紅衛兵是不能不重視中央文革小組對他們的這種態度的。這就成為保守派紅衛兵向造反派紅衛兵轉化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四,保守派紅衛兵認識的深化,是他們出現分化的重要動力。

  保守派紅衛兵中,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居多。他們在工作組時期之所以能夠形成保守派,除了當時中央一線領導的原因以外,一般來說還是由於產生於他們心中的根深蒂固的組織觀念的緣故。在學校黨委癱瘓以後,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代表上級黨委,行使黨的領導權,因而他們認為應該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運動。這個時候他們之所以成為保守派,在相當程度上來說,也是由於認識的不同造成的。一旦認識轉變以後,他們對待文革的態度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佔據指導地位以後,原先具有的組織觀念這個時候反過來會有利於促進他們這種認識的轉變。保守派紅衛兵從現實出發,結合以前在工作組指揮下與造反派鬥爭的教訓,會進一步深化對文革的認識,接受中央的文革政策。正是這種認識的深化,成為他們出現分化的重要動力。

  原因之五,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的產生,是保守派紅衛兵分化的推動力量。

  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是保守派紅衛兵中的極右派。為了使人們對這些極右派的言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前文我們對他們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這些人出身於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家庭,支持或贊成血統論,以成分、出身劃線,主張鬥爭的主要矛頭應該指向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反對將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即便他們同意批鬥黨內走資派,也是已經被中央點名揪出來的走資派,而不是仍在台上的走資派。當文革的矛頭指向他們的父母和家庭的時候,他們不是接受文革的考驗,理性地處理此事,而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的形式,在黨內一些高級幹部的支持或默許下,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甚至於文革本身,以實際行動抵制文革。這樣就脫離了一般家庭出身的保守派紅衛兵的訴求,拉大了與他們之間的距離,暴露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面目。這無疑就進一步促進了保守派紅衛兵的分化。

  以上我們從五個方面分析了保守派紅衛兵出現分化的原因。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發現,儘管保守派紅衛兵一開始佔據優勢,但是隨著兩條文革路線在中央位置的互換,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行,中央實施適宜的政策,以及保守派紅衛兵認識的提高,保守派紅衛兵內部出現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分化會使保守派紅衛兵的力量遭到削弱,分化出來的保守派紅衛兵又加入到了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列中,進一步壯大了造反派紅衛兵的力量。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保守派紅衛兵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才迅速出現分化的,造反派紅衛兵也是在這個時期不斷發展壯大的。從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到聯動,是紅衛兵運動中的逆流。這些極右派紅衛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才走向孤立的。這對紅衛兵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3)造反派紅衛兵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前文我們研究了保守派紅衛兵的發展狀況。現在我們來研究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狀況。

  紅衛兵運動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是過去工作組時期造反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繼續。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不論是數量上還是力量上,造反派紅衛兵都比保守派紅衛兵弱小得多,但是後來造反派紅衛兵卻在發展中不斷壯大,最終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主導了紅衛兵運動。那麼,造反派紅衛兵又是如何壯大的呢?

  ① 少數派變為多數派。

  文革發動時期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紅衛兵運動,少數派就是造反派,多數派就是保守派。我們這裡說的少數派變為多數派,不是說造反派變為保守派,而是說造反派經過發展后,人數眾多,力量壯大,由過去的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了。這實際上就是許多保守派紅衛兵,紛紛脫離保守派,加入到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列中。這樣造反派紅衛兵就由過去的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不僅力量弱小,而且還處於受壓制的狀態。由黨團員、積極分子以及老紅衛兵組成的保守派,人數眾多,力量強大,還有黨委或工作組做後盾,他們在與造反派的鬥爭中處於有利態勢。這個時候兩派的鬥爭及其力量對比,是兩條文革路線鬥爭及其在中央不同指導地位的反映。

  在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下發「十六條」以及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紅旗》雜誌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全黨上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造反派紅衛兵符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迅速發展壯大,在鬥爭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隨著鬥爭的深入發展,社會政治力量的分化,文革方針政策進一步明晰化,鬥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保守派紅衛兵逐漸產生了分化。他們中不少人的思想認識產生了變化,於是從保守派紅衛兵轉變為造反派紅衛兵。當然,也有的人是利益使然,出於投機的趨向才這樣做的。但是,這無損於當時紅衛兵運動的大局。造反派紅衛兵在鬥爭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保守派紅衛兵不論從數量、力量還是影響力方面都是呈現出越來越衰微的趨勢了。

  少數派變為多數派,反映了紅衛兵內部兩派力量鬥爭對比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文革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的。文革的發展促進了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壯大,造反派紅衛兵的不斷發展壯大,又進一步推動了文革的深入發展。

  ② 造反派紅衛兵發展壯大的原因。

  造反派紅衛兵是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最終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主導了紅衛兵運動。那麼,造反派紅衛兵又是如何發展壯大的呢?

  1)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符合文革發展的方向。

  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的發展前途,取決於他們的行動是否符合文革的發展方向。造反派紅衛兵打著造反有理的旗號,直接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是和文革的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相一致的。而保守派紅衛兵則並非這樣。他們反對將矛頭指向黨內,覺得應該保護黨員領導幹部,認為將矛頭指向黨內造反,是右派翻天,是反黨的行為。在兩派紅衛兵的力量對比上,保守派紅衛兵開始的時候處於強勢,造反派紅衛兵則處於弱勢。這不過是暫時現象。在文革發展的大背景下,兩派紅衛兵的力量強弱最終還是取決於他們與文革的發展方向是否一致。造反派紅衛兵的行為符合文革發展方向,會在文革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壯大;保守派紅衛兵違背了文革的發展方向,會隨著文革的發展逐漸走向衰亡。兩派紅衛兵力量對比發生的根本性變化,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的行動是否與文革發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這是兩派紅衛兵力量對比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

  2)造反派紅衛兵的正義鬥爭及其對保守派紅衛兵的策略。

  造反派紅衛兵雖然在開始的時候處於弱勢,但是一直在進行著堅定的鬥爭。即使在處於危難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們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進行的鬥爭是正義的。這種鬥爭的正義性來自於社會主義社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最大的危險是產生於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因而就要將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這與保守派紅衛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造反派紅衛兵鬥爭的正義性、堅定性預示了他們光明的發展前途。這就為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隨著中央文革精神的進一步傳達,保守派紅衛兵中有不少人對自己的立場和行為進行了反思,產生了懷疑,於是開始脫離保守派紅衛兵,轉向造反派紅衛兵。這個時候造反派紅衛兵在黨中央指導下,從大局出發,以寬闊的胸懷,拋棄前嫌,講究政策,檢討自我,共求團結,歡迎保守派紅衛兵轉入造反派紅衛兵的陣營。這樣兩派紅衛兵就在新的條件下團結起來,共同投入到與黨內走資派的鬥爭中。

  3)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

  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中央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為了及時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動態,小組從《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抽調了一批優秀記者,又從部隊抽調了四、五十名幹部以記者名義到各地了解情況,將各地文革實情以《快報》形式迅速反映到高級領導層。[261]中央文革小組根據中央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指導著各地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紅衛兵運動就處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之下。比如,中央文革小組就支持過蒯大富反對清華工作組的鬥爭。[262]地院東方紅也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肖力保持著聯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成員戚本禹還做過地院東方紅造反派紅衛兵領袖朱成昭的思想工作。[263]當時各地特別是北京有影響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及其領導人都與中央文革小組保持著密切聯繫,在鬥爭中得到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和支持。

  當時的紅衛兵分裂為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兩派紅衛兵的分裂,主要是由於執行不同的文革路線造成的。兩派紅衛兵的鬥爭,是兩條不同文革路線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具體表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紅衛兵運動中的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關鍵還是看那一派能夠執行中央的文革路線。這是中央文革小組確定支持對象的根本標準。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根據是否踐行中央的文革路線來決定支持哪一派紅衛兵的。

  由於造反派紅衛兵踐行中央的文革路線,自然會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中央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辦事機構,是代表中央來處理文革問題的,在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中間具有強大的號召力。這樣造反派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就獲得了發展壯大的條件。中央文革小組不僅支持他們的行動,還為他們提供指導、政策諮詢,糾正他們存在的缺點和錯誤,指明發展的方向。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紅衛兵的支持,實際上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造反派紅衛兵支持的具體表現。這樣就為他們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中央文革小組這樣做,當然是因為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與黨中央的文革路線相一致的緣故。

  4)保守派紅衛兵向造反派紅衛兵的轉變。

  不論是在毛澤東的談話、指示,還是中央下達的文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當時並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來定性紅衛兵運動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用少數派和多數派來稱呼他們。這樣就化解了保守派紅衛兵的抗衡心理,緩和了他們的敵對情緒,為日後做好保守派紅衛兵的轉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壯大,是與保守派紅衛兵的轉變分不開的。這是因為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在全國的數量是一定的。當紅衛兵在運動中分裂成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還佔據優勢的情況下,一般來說,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壯大,就意味著保守派紅衛兵的縮小;反過來,造反派紅衛兵的縮小,就意味著保守派紅衛兵的壯大,兩者之間呈現出此起彼伏的關係。這個時候造反派紅衛兵隊伍的壯大,就是由保守派紅衛兵加入到造反派紅衛兵的陣營造成的。

  保守派紅衛兵要加入造反派紅衛兵陣營,就必須改變立場,更新觀念。這是保守派紅衛兵向造反派紅衛兵轉變的必由之路。這種轉變的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文革發展的大勢所趨,保守派紅衛兵的鬥爭與文革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只有改變發展方向,才能趕上文革的潮流,另一方面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認識的深入,覺察到他們行動的錯誤所致。這樣在形勢發展和個人認識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保守派紅衛兵才轉到了造反派紅衛兵的陣營中。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投機分子,隨波逐流地投身到造反派的隊伍中。其中也有一些紅衛兵(比如西糾和聯動成員)思想頑固,不思改悔,對文革仍然抱著深深的敵意。但是,這畢竟是少數人。

  造反派紅衛兵的發展和壯大,得益於保守派紅衛兵思想的轉變。這種轉變改變了兩派紅衛兵的力量對比,縮小了保守派紅衛兵,擴大了造反派紅衛兵。以前的保守派紅衛兵就紛紛轉變立場成為造反派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成為紅衛兵運動主流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紅衛兵是在鬥爭中改變了與保守派紅衛兵的力量對比以後,才不斷發展壯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發展壯大的原因,是由於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符合文革的發展方向,在運動中他們堅持了正義的鬥爭並及時對保守派紅衛兵採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同時又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以及保守派紅衛兵向造反派紅衛兵陣營的轉變。正是因為這樣,造反派紅衛兵才改變了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弱勢地位,獲得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權,將紅衛兵運動轉入了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

  ③ 造反派紅衛兵在發展壯大中產生隱憂。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保守派紅衛兵不斷加入到造反派紅衛兵的陣營,造反派紅衛兵的隊伍不斷壯大,最終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取得了運動的領導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符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他們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是將造反的主要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等社會上存在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黨內走資派。這是與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掌握了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以後,他們在今後的鬥爭中是否還能夠繼續跟上黨中央的文革步伐,以實際行動完成中央的文革部署,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對造反派紅衛兵的嚴峻考驗。因而造反派紅衛兵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卻又存在著隱憂。

  這個時候文革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又擺在了造反派紅衛兵的面前。這些問題表現在如何處理造反派紅衛兵內部不同組織之間的關係,在新形勢下將造反派紅衛兵團結起來共同完成文革的任務;造反派紅衛兵如何能夠準確鎖定黨內走資派,防止鬥爭擴大化;全面奪權過程中,如何通過革命的三結合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委員會及維護革命委員會的權威;斗、批、改階段究竟應該如何處理、解放走資派,以及對幹部的甄別、平反、使用問題;如何能夠真正理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部署,將緊跟黨中央的文革步伐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真正落實到造反派紅衛兵的實際行動中,等等。這一系列問題的出現,是對造反派紅衛兵及其領導人的嚴峻考驗,決定著他們以後在文革發展中的政治命運。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是一貫的,但是由於在文革不同發展階段上面臨著不同的任務,因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政策又是不一樣的。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線的具體表現形式。這樣能不能始終堅持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就在能否執行不同發展階段的文革政策上表現出來。

  過去造反派紅衛兵能夠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大力稱讚和支持,就是因為他們的造反行動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符合黨中央的文革方向。這表明造反派紅衛兵執行了黨中央的文革政策,這是造反派紅衛兵能夠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在造反派紅衛兵發展壯大並掌握了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以後,在文革形勢發生變化以及繼續向前發展的情況下,能否像以前那樣繼續獲得黨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還是看他們的行動是否能夠繼續跟上黨中央的文革步伐,執行黨中央的文革政策,在行動上與黨中央的文革部署保持一致。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造反派紅衛兵及其領導人在這方面犯了一系列錯誤。

  這些錯誤不僅表現在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發生的內鬥上(這裡有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爭權奪利、政治覺悟、對文革政策的認識等多方面的原因),還表現在對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認識以及人員的安排上。在全面奪權以後,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當時文革形勢的發展就從過去破壞舊秩序轉向建立新秩序上。這是文革發展的大局要求。但是不少造反派紅衛兵及其領導人卻沒有認識到,在文革形勢發生變化、進入新階段的情況下中央文革政策的轉變,而是仍然像過去那樣去造反。這樣就與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建立新秩序鞏固文革發展成果的戰略部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當時黨中央的政策是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進行斗、批、改。這個時候出現的矛盾突出表現在對於被衝擊、靠邊站以及定為走資派的領導幹部的處理上。這個問題不論在北京還是全國都較為普遍地存在著。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間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中就批評了造反派紅衛兵以我為中心的錯誤觀念,對造反派紅衛兵提出了警告,還意味深長地指出: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愚蠢的。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要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264]

  再比如,直到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內部仍然存在著武鬥,甚至還呈現出愈演愈烈趨勢,這兩個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領袖蒯大富、聶元梓等人對此是要負主要責任的。這個問題最終還是靠毛澤東親自出面,召見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才得到解決。[265]後來發生的這一系列問題決定了造反派紅衛兵特別是其領袖的政治命運,他們的人生也呈現出跌宕起伏的悲風。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造反派紅衛兵能夠獲得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是因為他們的造反行動是與黨中央的文革路線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紅衛兵掌握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后,他們的行動只有在繼續踐行黨中央文革路線的基礎上,才能夠獲得黨中央的進一步支持。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造反派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認識的局限性也表現出來了,同時文革不同發展階段的方針政策也存在著重大不同,這個時候就需要造反派紅衛兵能夠把握形勢,保持清醒頭腦,認清不同發展階段的方針政策差異,不斷反省自我,及時糾正錯誤,沿著新的發展階段的文革軌道前進。但是,他們的行為卻讓毛澤東失望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不無遺憾地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覺察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往往帶有投機性。」[266]

  文革路線在不同發展階段表現為不同的文革政策,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線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具體表現。沒有認識到文革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政策的不同,就不能執行不同發展階段的文革政策。既然不能執行不同發展階段的的文革政策,那麼執行文革路線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因而造反派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以後,能不能繼續執行黨中央的文革路線,就成為今後他們政治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總之,造反派紅衛兵是在文革發動階段踐行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才在黨中央的支持下不斷發展壯大的。後來造反派紅衛兵掌握了紅衛兵運動的領導權以後,能否在文革形勢發展、進入新的階段以後,繼續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與中央的文革路線保持一致,就成為對造反派紅衛兵及其領袖的嚴峻考驗。這也決定著黨中央能否像以前那樣繼續支持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後來造反派紅衛兵及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命運的沉浮,儘管有著複雜的原因,但是在繼續踐行中央文革路線上的變化,成為決定他們日後政治命運的決定性因素。這是應該汲取的沉痛教訓。

  (4)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發展變化及其兩面性和責任歸屬問題的分析。

  現在我們對紅衛兵運動中的若干問題作出進一步分析。

  ① 紅衛兵運動在鬥爭中步入正規。

  我們知道,紅衛兵運動內部存在著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兩大派別。這兩大派別在文革的打擊對象上存在著重大不同,這種不同集中體現在文革的重點到底是不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在兩派的力量對比上,開始的時候,保守派紅衛兵佔據優勢,造反派紅衛兵處於劣勢。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保守派紅衛兵內部出現分化,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紛紛加入造反派紅衛兵。這樣造反派紅衛兵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並主導了紅衛兵運動。

  兩派紅衛兵力量對比的變化,說到底還是由於兩派紅衛兵進行的鬥爭是否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保守派紅衛兵的鬥爭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向衰落。兩派紅衛兵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上。這種分歧在紅衛兵運動內部表現為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之間發生的鬥爭。紅衛兵運動也就是在這種鬥爭中不斷被推向前進的。

  在紅衛兵運動中,當保守派紅衛兵佔據優勢的時候,雖然紅衛兵運動能夠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但是卻伴隨著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激烈鬥爭,在這種鬥爭的背後呈現出濃厚的保守色彩。這鮮明地體現在對文化大革命鬥爭方向的扭曲上。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當著造反派紅衛兵不斷發展壯大,最終主導紅衛兵運動的時候,這個時候的紅衛兵運動由於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就呈現出濃厚的造反色彩。這個時候紅衛兵運動由於克服了自身存在的保守性,將鬥爭的目標指向黨內走資派,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紅衛兵運動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而興起的,期間伴隨著造反派紅衛兵與保守派紅衛兵之間進行的激烈鬥爭。在鬥爭中,保守派紅衛兵由於逆文化大革命潮流而動,由強大走向弱小;造反派紅衛兵由於順應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潮流,由弱小走向強大。這樣在紅衛兵運動內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紅衛兵內部就由保守派佔主流轉變為造反派佔主流了。造反派紅衛兵主導下的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這樣也就標誌著紅衛兵運動走向正規了。

  ② 紅衛兵運動的兩面性及其責任問題。

  我們不僅要看到紅衛兵運動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系列兩面性,還要注意到這些兩面性是不平衡的。從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上來說,紅衛兵運動一面迅速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另一面又對文化大革命起著衝擊、阻擾的作用;從紅衛兵運動的歷程上來說,主要方面是正確的,次要方面是錯誤的;在紅衛兵運動的初期,保守派紅衛兵居於運動的主要方面,造反派紅衛兵處於運動的次要方面;在紅衛兵運動進一步發展后,造反派紅衛兵居於運動的主要方面,保守派紅衛兵處於運動的次要方面;從保守派紅衛兵的作為看,錯誤是主要的,功績是次要的;從造反派紅衛兵的作為看,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一系列的兩面性使紅衛兵運動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搖曳多姿複雜多變的局面,因而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以後,才能夠準確地把握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狀況。

  在研究紅衛兵運動的時候,只有對紅衛兵運動的兩面性及其不平衡性進行分析以後,才能夠準確判定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實際作用。

  紅衛兵運動對文化大革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所表現出來的正義性,這是主要的、本質性的;另一方面由於複雜的原因所造成的破壞性,這是次要的、非本質性的。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歷程上來說,紅衛兵運動確實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一步發展起到了先鋒的作用,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但是在紅衛兵運動中,出現了抄家、武鬥等暴力事件以及其它違犯文革政策的行為,這又衝擊、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從整個紅衛兵運動的發展來看,正義性無疑佔主要地位,破壞性則佔次要地位。當然,在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

  我們既要看到紅衛兵運動對於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先鋒和推動作用,也要看到紅衛兵運動中的陰暗面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影響。既不能因為要肯定紅衛兵運動正義性的一面,就忽視紅衛兵運動中的陰暗面,也不能因為紅衛兵運動中出現了陰暗面,就否定其正義性。有些人因為要肯定紅衛兵運動,就忽視乃至淡化其陰暗面;又一些人因為要否定紅衛兵運動,就置紅衛兵運動的正義性不顧,片面強調甚至誇大其陰暗面。這樣就離開了辯證唯物史觀,走向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也就難以對紅衛兵運動做出全面、準確地判斷和分析,因而是錯誤的。

  對於兩派紅衛兵也是這樣。保守派紅衛兵由於背離文革的方針政策,在運動前期處於優勢地位,因而所犯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這個時候的錯誤主要表現在扭轉文革方向、北京的紅八月及其暴力事件和與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上,而成績則突出表現在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對於文革的宣傳、鼓動和造勢上。比如保守派中的老紅衛兵就是這樣。這個時候他們也進行造反,但是一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即使他們將造反的矛頭指向黨內,也是那些已經成為「死老虎」(已經被打倒)的走資派,而不是仍然是「活老虎」(尚未被打倒)的走資派。隨著文革的發展,老紅衛兵由文革的參與者變成了文革的反對者。

  造反派紅衛兵執行文革的方針政策,在運動前期處於次要地位。這個時候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在造反派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以後,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但是錯誤卻比較明顯地顯露出來了。在局部地區和事件上,錯誤佔了主要地位。兩派紅衛兵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不同的。從總體上來說,造反派紅衛兵對於文化大革命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一定時候也存在著阻礙性。保守派紅衛兵對於文化大革命起著破壞作用,但是在開始的時候其內部的一些人也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著有利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中,保守派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中由主要地位向次要地位轉化,而造反派紅衛兵則是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轉化。兩派紅衛兵主要地位的互換,是在文化大革命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實現的,也必然會將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推向前進。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紅衛兵運動中的責任問題也就得出了結論。紅衛兵運動中的責任問題當然應由紅衛兵來承擔,紅衛兵運動的領導人要對此負主要責任。具體到兩派紅衛兵的責任歸屬問題,是由兩派紅衛兵的立場及其在紅衛兵運動中所處的地位所決定的。不管是保守派紅衛兵還是造反派紅衛兵,他們的立場決定了各自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傾向,顯示出根本不同的態度。由於造反派紅衛兵推動了文化大革命,保守派紅衛兵背離了文化大革命,從這方面來說,造反派紅衛兵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保守派紅衛兵的錯誤是第一位的,功績是第二位的。

  由此再進一步分析,無論是哪一派紅衛兵,當它處於優勢地位的時候,就要為這個時候發生的錯誤負主要責任。這是因為佔有優勢地位的紅衛兵對於當時紅衛兵運動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緣故。保守派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開始的時候處於優勢,就要對這個時候的錯誤負主要責任。造反派紅衛兵後來佔有優勢,就要為這個時候的錯誤負主要責任。當然,無論在哪一派紅衛兵佔有優勢的時候,另一派不佔優勢的紅衛兵所犯的錯誤還是由其自身負責的。從紅衛兵運動的整個歷程來看,雖然造反派紅衛兵在成為主流后也出現了一些爭鬥,犯了一些錯誤,干擾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但是紅衛兵運動的陰暗面,主要還是保守派紅衛兵造成的。因而保守派紅衛兵就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造反派紅衛兵負次要責任。至於兩派紅衛兵中都存在的極「左」派紅衛兵和極右派紅衛兵,無疑應該承擔兩派紅衛兵所負責任中的更大責任。這就是在責任歸屬上的不平衡性。

  我們在研究紅衛兵運動的時候,要對兩派紅衛兵的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夠弄清複雜情況,對紅衛兵運動及其兩派的責任問題作出準確判斷。

  ③ 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問題。

  我們知道,紅衛兵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產生的。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壯大及其內部兩派力量對比的變化,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它們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所決定的。當著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相一致的時候,就會不斷發展壯大;反之,就會遭到消弱並被校正其發展的方向。兩派之間的力量變化也是這樣。起初保守派紅衛兵佔優勢,但是由於其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因而才在運動中不斷遭到削弱,從優勢向劣勢轉化;造反派紅衛兵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方向相一致,因而才不斷發展壯大並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只有從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出發,才有可能揭示紅衛兵運動及其兩派關係變化的發展規律。

  毫無疑問,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著先鋒的作用,工農群眾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以及隨後的一個時期內,紅衛兵是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兒。這個時期的紅衛兵將文革星火傳播到全國各地,極大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當著文革進行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後,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台,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這個時候的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參與者。文革形勢的發展要求紅衛兵及其領導人認清大局,發揮自己的優勢,到工農群眾中去,和他們一起參加奪權鬥爭。紅衛兵是將文革推向前進的生力軍。奪權以後建立革委會,是文革由破壞舊秩序發展到建立新秩序的階段。紅衛兵及其領導人就要從政治鬥爭的大局及其力量對比出發,按照中央文革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在革委會內部謀求適宜的位置,而不能超越這個現實,為了派別和個人去爭權奪利,干擾鬥批改工作的開展。此後紅衛兵及其負責人政治命運的沉浮就與此密切相關。從這裡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後來毛澤東為什麼說不要聶元梓、蒯大富那樣的人了。[267]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密切關注著紅衛兵運動,對紅衛兵及其負責人寄於很大的希望。一旦發現紅衛兵運動中存在的問題,他們就及時予以指導,糾正其錯誤,使紅衛兵運動沿著文革的軌道健康前進。比如,對兩派紅衛兵不用保守派和造反派這樣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稱謂,而用多數派和少數派這些中性的術語,無疑對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不論是在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際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作出的重要指示,[268]還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的談話,[269]都對紅衛兵及其領導人發出了嚴重警告。這對於紅衛兵運動沿著文革軌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紅衛兵運動是在文革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紅衛兵運動只有在與文革方向相一致的情況下,才能夠得到發展壯大。能否與文革的發展方向保持一致,決定著紅衛兵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政治前途和命運。

  以上我們對紅衛兵運動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分析。紅衛兵運動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大紅衛兵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走上正規的。紅衛兵運動及其兩派在鬥爭中存在著兩面性,其責任雖然要由兩派來承擔,但在歸屬上卻呈現出不平衡性。紅衛兵運動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大背景下,才能夠把握其發展變化的基本脈絡,找到其興衰成敗的真實原因。

  (5)關於紅衛兵運動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我們知道,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參與者,文化大革命的先鋒。紅衛兵運動雖然極大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卻也出現了消極影響。運動中既存在主流,也有支流,出現過逆流,更湧現出正流。當時的景象是,正流與逆流相對,主流與支流相生。我們將紅衛兵運動對於文革的極大推動作用,稱為紅衛兵運動的正流;將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消極影響,稱為紅衛兵運動的逆流。同時,我們還發現正流在紅衛兵運動中處於主要地位,是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逆流在紅衛兵運動中處於次要地位,是為紅衛兵運動的支流。正流和逆流是從紅衛兵運動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作用來界定的,主流和支流是對正流和逆流在紅衛兵運動中的不同地位來區分的。只有對這些關係進行準確界定以後,才能對紅衛兵運動作出正確的評價。

  首先我們來分析紅衛兵運動的正流和逆流問題。

  要分析這個問題,就要從紅衛兵運動對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上來入手。具體說來,就是紅衛兵運動對於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起到了推動還是阻礙的作用。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廣大紅衛兵不辭辛苦,激情迸發,奔赴各地進行串連,將文革的火種撒向祖國大地,極大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為轉入全面奪權階段準備了重要條件。這是紅衛兵運動的正流。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由於利益、認識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紅衛兵運動中確實出現了不少陰暗面,不論是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還是對黨內幹部,武鬥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這是紅衛兵運動的逆流。

  我們再來分析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支流問題。

  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支流問題,也就是正流和逆流在紅衛兵運動中究竟是哪一個佔主要地位的問題。

  從紅衛兵運動對文化大革命作用的歷史考察中發現,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是文革開始階段舞台上的主角兒。紅衛兵運動以磅礴的氣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國,促進了工農群眾的覺醒,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進程。這個正流在紅衛兵運動中顯然佔有主要地位,是為主流。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紅衛兵運動中違背文革政策,出現了武鬥和暴力事件,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破壞作用。這同正流相比,畢竟佔次要地位,是為支流。如果正流處於主要地位,就會肯定紅衛兵運動;如果逆流處於主要地位,就會否定紅衛兵運動。兩者所處的地位不同,決定著對紅衛兵運動作出怎樣的評價,關係到紅衛兵運動在文革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從這裡我們看到,正流是紅衛兵運動的主流,逆流是紅衛兵運動的支流。既然這樣,那麼組成紅衛兵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到底處於紅衛兵運動中的哪一個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紅衛兵主張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這是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的,無疑會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保守派紅衛兵主張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牛鬼蛇神,也就是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這樣就扭轉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違背了文革的方針政策,無疑會阻礙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從是否有利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來說,造反派紅衛兵與保守派紅衛兵的行動對於文化大革命具有推動和阻礙的不同作用。推動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造反派紅衛兵,無疑會處於紅衛兵運動的正流,也就是主流;阻礙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保守派紅衛兵,無疑會處於紅衛兵運動的逆流,也就是支流。這是對兩派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宏觀分析。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造反派紅衛兵中存在極「左」派,保守派紅衛兵中也有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這些極右派。保守派紅衛兵中的不少人後來也發生了分化,轉到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列中。聯繫兩派紅衛兵中的極「左」派和極右派在紅衛兵運動中的行為,以及保守派紅衛兵的分化進行分析,紅衛兵運動中主流和逆流的內涵和外延也在發生相應變化。保守派紅衛兵中的極右派製造了不少暴力事件,造反派紅衛兵中的極「左」派也存在一些武鬥行為,這構成了紅衛兵運動中逆流(支流)的主體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就不便於籠統地將保守派紅衛兵稱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逆流,而應該把極右派和極「左」派特別是極右派紅衛兵視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逆流更為適宜。這是對紅衛兵運動中逆流的派別屬性的進一步界定。

  這樣我們總結如下:紅衛兵運動對文革的極大推動作用是正流,出現的消極影響是逆流;正流是紅衛兵運動的主流,逆流是紅衛兵運動的支流;一般說來,造反派處於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中,保守派處於紅衛兵運動的逆流里;具體說來,造反派中的極「左」派和保守派中的極右派,佔據逆流中的中流地位。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紅衛兵運動的研究中,存在著若干錯誤傾向:一是只看到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正流),而漠視其中逆流(支流)的存在;一是只看到紅衛兵運動中逆流(支流)的存在,而否定主流(正流)的存在;一是將紅衛兵運動中的主流(正流)和逆流(支流)顛倒了位置。這些錯誤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沒有用唯物的辯證的方法來研究紅衛兵運動,沒有抓住紅衛兵內部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造成的。

  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紅衛兵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矛盾,要解決這一基本矛盾就必須使紅衛兵運動適應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需要。這是紅衛兵運動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評價紅衛兵運動的根本標準。主要矛盾就是紅衛兵內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造反派紅衛兵順應文革的發展方向,因而是正流(主流),保守派紅衛兵扭轉了文革的發展方向,特別是極右派製造出一系列暴力事件,因而是逆流(支流)。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造反派中的極「左」派也擴大打擊面,搞過武鬥。這樣他們與保守派中的極右派一起構成了逆流(支流)中的主體力量,承擔起破壞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責任。

  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紅衛兵運動的時候,從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大局出發,著眼於兩派紅衛兵之間的鬥爭,立足於正流還是逆流處於主要地位,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對紅衛兵運動做出客觀的評價。因而要正確認識紅衛兵運動,就必須既要看到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正流),又要看到其中的逆流(支流);既不能因為主流(正流),而忽視逆流(支流),更不能因為逆流(支流),而否定主流(正流);同時還要對兩者的主次地位作出界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紅衛兵運動有一個全面、準確的認識。否則的話,只見主流(正流),不見逆流(支流),就不能全面把握紅衛兵運動,吸取教訓;只見逆流(支流),不見主流(正流),就會詆毀、否定紅衛兵運動;顛倒兩者的主次位置,同樣會造成否定紅衛兵運動的結果。

  總之,研究紅衛兵運動的時候,要正確認識和區分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逆流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對紅衛兵運動中的正確和錯誤方面進行準確定位的問題。不僅要看到正確的一面,也要看到錯誤的一面,又要看到這兩方面在紅衛兵運動中的不同地位。不僅如此,還要進一步認定這些問題究竟是紅衛兵中的哪些派別造成的。只有將這些問題搞清以後,才能對紅衛兵運動做出準確的分析和判斷。

  6、紅衛兵運動在文革發展進程中的作用。

  以上我們研究了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概況。根據以上的研究,我們對紅衛兵在文革發展進程中的作用進一步分析如下:

  (1)紅衛兵是在文革背景下產生的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群眾組織。

  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形成的群眾組織。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紅衛兵,也就不會出現紅衛兵運動。當時儘管其它行業也有人將建立的群眾組織稱作紅衛兵,毛澤東也說過其它行業可以成立紅衛兵,[270]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當時的紅衛兵運動還是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其它行業的紅衛兵並沒有發揮作用。因而我們這裡說的紅衛兵是指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紅衛兵運動。

  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來說,青少年學生積极參加文革運動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群眾組織最終以紅衛兵來命名,則又帶有偶然性。「五一六通知」就支持、鼓勵廣大青少年參加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說過,我們的青年沒有經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考驗,要使青年一代經受鍛煉,想通過文化大革命練練兵。[271]隨後,不論報紙、刊物、電視、廣播等宣傳工具,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對於青年學生都是寄予希望的。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清華附中第一支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產生的,後來他們經過幾番商議才最終決定將這個組織命名為紅衛兵。當時各地也出現了由青少年參加的不同名稱的群眾組織。這些青少年自發建立的群眾組織之所以最終統一命名為紅衛兵,雖然與紅衛兵這個名稱的響亮、簡捷和富有朝氣有關,但更具有決定性的則是毛澤東發出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以及親自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各地的青少年和革命群眾。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青少年才不約而同地將他們成立的組織統一冠名為紅衛兵。從這裡可以看出,廣大青少年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至於他們被命名為紅衛兵則是帶有偶然性。

  紅衛兵是由青少年學生自發成立的群眾組織。他們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深受黨的教育多年,思想敏銳,血氣方剛,敢想、敢說、改干。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積極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懷著革命鬥爭的激情,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主動結社,組織串連,奮發向上,鬥志衝天,自覺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這是自發的行動,不是出自於別人的授意,是青少年學生以群眾運動形式參加文革的嘗試。他們是群眾中的先行者。

  (2)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鋒作用。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鋒作用。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革命師生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登上文革舞台,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正是由於這些以青少年學生為主體的革命師生的迅速行動,才在校園內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進而影響到社會,開創了文革的新形式。這個時候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閃亮登場,成為破舊立新的突擊力量。他們將文革星火傳到祖國各地,是促進社會覺醒的播火者,在運動發動階段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以磅礴的氣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登上文革舞台後,將矛頭指向黨內,造走資派的反,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卻向學校派出了工作組,以維護學校秩序為名制止學生的造反活動。於是圍繞工作組問題雙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形式上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師生及工作組之間展開,實際上則是黨中央內部兩條文革路線鬥爭在群眾中的具體表現。由於雙方當時力量對比的限制,工作組在中央一線常委的領導下一度取得了運動的主導權,造黨委或工作組反的革命師生遭到孤立和壓制,剛剛燃起的文革星火有被撲滅的危險。

  這個時候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在聽取意見彙報后,主持召開中央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這樣以工作組的撤銷為標誌,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又一次在中央佔據支配地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批評工作組的時候,由於劉少奇以不怕下台為由,拒絕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改正已經出現的錯誤,於是毛澤東才不得不提議改組中央常委,改變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這樣就從中央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障礙問題。這個時候雖然廣大青少年學生還沒有以紅衛兵的名義開展活動,但是他們實際上就是後來的紅衛兵。他們積极參加文革,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踐行文革路線,驅趕工作組,清除文革障礙,推動文革發展,在文革發動階段起到了先鋒作用。

  隨後,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紅衛兵,通過全國大串連,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播撒到各地,掀起了全國範圍的紅色颶風。他們到各地后,宣傳鼓動,傳經送寶,互相支援,患難與共,幫助各地建立造反組織,促進造反派的團結與聯合,和各地造反派一起同鎮壓他們的走資派進行鬥爭。他們不僅宣傳了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還以實際的行動落實到各地造反活動中。這對於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中可以看到,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他們在「五一六通知」下發后,率先登上文革舞台,踐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同另一條文革路線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圍繞著工作組問題展開,進一步影響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組,消除了中央存在的文革阻礙,而後又以大串連的方式將文革風暴推向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起來,為下一步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準備。因而從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歷程來說,紅衛兵起到了文革先鋒的作用。

  (3)紅衛兵運動培養和造就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要條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鍛煉,逐步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能否萬古長青,老一輩的革命傳統能否傳承下去,無產階級政權是否改變顏色,關鍵還是能否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主要地不是在學校的課堂上,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只有激烈、複雜的革命實踐,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才能鍛煉和考驗青少年,促進他們的茁壯成長。

  參加紅衛兵的青少年學生,當時身處校園,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沒有經歷過社會的風風雨雨,沒有參加過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實踐活動。這極不利於他們的成長,也難以成為立場堅定、果敢有為的革命青年。因而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要使他們到激烈的革命鬥爭中去經受鍛煉。文化大革命為廣大青少年提供了進行革命鬥爭的舞台。

  文化大革命發起后,廣大青少年學生走出校門,深入社會,走南闖北,遍布全國。不論乘車還是步行,紛紛到工廠、農村、邊疆、革命聖地,宣傳文革精神,進行串連工作。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同時他們在實踐中還同自身存在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在鬥爭中他們堅定了信仰,開闊了視野,磨練了意志,砥礪了品格,增長了才幹,獲得了豐富的社會經驗。既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在真理和謬誤的鬥爭中增強了辯識能力,在實踐中經受了鍛煉,真正認識到搞好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意義,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定有為的革命青年。

  只有革命鬥爭的暴風雨,才能夠鍛鍊出展翅翱翔的雄鷹。文化大革命為紅衛兵提供了進行革命鬥爭的舞台。紅衛兵運動就是廣大紅衛兵參加文革的具體行動。廣大紅衛兵在運動中鍛煉成長,經受考驗,在鬥爭中逐步走向成熟。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成長的必要條件。紅衛兵運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有效途徑。

  (4)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及其「左」右傾向破壞了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運動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對文革的認識、自身利益及其它複雜的原因,出現了嚴重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伴隨著紅衛兵運動的進一步分裂,又產生了極「左」派紅衛兵和極右派紅衛兵。極右派紅衛兵和極「左」派紅衛兵不過是這兩派紅衛兵的極端表現而已。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紅衛兵也不例外。[272]紅衛兵運動的分裂,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具有必然性的。這兩派紅衛兵的分裂,從根本上來說是在鬥爭中將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等「活老虎」還是地富反壞右等「死老虎」。這是中央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反映,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則是兩條不同文革路線鬥爭的結果。造反派紅衛兵踐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而保守派紅衛兵則是違背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革路線,執行另一條相對立的文革路線。黨中央的文革路線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向,而另一條文革路線則是與其相反。因而踐行中央文革路線的造反派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推動力量,保守派紅衛兵則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乃至破壞力量。

  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內部存在著極端派紅衛兵,也就是極「左」派紅衛兵和極右派紅衛兵。一般來說,造反派紅衛兵屬於左派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屬於右派紅衛兵。極「左」派紅衛兵是造反派紅衛兵中的激進派,極右派紅衛兵屬於保守派紅衛兵中的頑固派。極「左」派紅衛兵雖然在造反派紅衛兵的隊伍中,打著造反的旗號,實際上則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講政策和鬥爭策略,隨意擴大打擊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反面。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團」、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紅衛兵,就是極「左」派的代表。極右派紅衛兵有時也打著造反的旗號,以保護老幹部的名義,造牛鬼蛇神的反,甚至還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企圖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實際上則是反對文革。比如,老紅衛兵、西糾(東糾、海糾)和聯動,就是極右派的代表。極右與極「左」雖然分屬於保守派和造反派這兩個不同的派別,在是否造黨委反上有著根本不同,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又會相互轉化,在採取的手段比如打砸搶上也具有相似之處。這兩派紅衛兵不管打著什麼樣的旗號,採用什麼樣的宣傳伎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者。

  當然,除了這兩個極端派紅衛兵,不論是造反派紅衛兵還是保守派紅衛兵內部,也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這些紅衛兵各派內部的分歧和矛盾,與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之間的矛盾比較起來,畢竟還是次要的,當然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發生變化。在造反派佔據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后,造反派內部能否從大局出發,拋棄小團體觀念,通過整風、批評和自我批評處理好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僅對紅衛兵運動,也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總之,紅衛兵運動是由於執行不同文革路線才分裂為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的。極右派紅衛兵和極「左」派紅衛兵不過是這兩派紅衛兵的極端表現而已。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內部也出現了分裂。這種分裂相對於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的分裂來說畢竟是次要的,但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處於主要地位。極右派紅衛兵和極「左」派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量,保守派紅衛兵嚴重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造反派紅衛兵在佔據主導地位后,能否處理好他們內部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內部極端情況的出現,也會對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產生嚴重影響。因而造反派紅衛兵如何能夠處理好他們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如何將保守派紅衛兵爭取過來,分化、瓦解極「左」派紅衛兵和極右派紅衛兵,對於造反派紅衛兵的壯大,和整個紅衛兵運動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5)紅衛兵運動的歷史教訓。

  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起著先鋒的作用,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發展,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澎湃的氣勢席捲全國。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紅衛兵運動的發展狀況時,又會發現其中存在著應該汲取的教訓。

  教訓之一,紅衛兵運動的分裂,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對峙與衝突,嚴重消弱了紅衛兵的戰鬥力和號召力。

  從歷史角度來看,紅衛兵運動的分裂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分裂純潔了隊伍,凈化了組織,讓人們認清了兩派紅衛兵的真實面目,也並非全是壞事。不論是造反派紅衛兵還是保守派紅衛兵以及它們各自內部的分裂,實際上都是這樣。保守派紅衛兵反對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領導幹部,而走資派就潛藏在領導幹部的隊伍中。這樣他們實際上就站在了與造反派對立的立場上,保護了走資派。他們不僅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將矛頭指向黨內領導幹部,也沒有割捨他們與黨內幹部之間業已存在的利益關係,致使他們與造反派發生了激烈的鬥爭,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從考察中我們發現,紅衛兵運動的分裂,確實削弱了紅衛兵的影響力,給了走資派以可乘之機,使得他們借力打力,挑動群眾斗群眾,將文革的矛頭從自己身上挪開,保全了自己,轉移了文革的方向。不論是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之間以及彼此內部發生分裂的時候,當時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從大局出發,在文革理論的指導下,通過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主動做好保守派紅衛兵的工作,與造反派內部不同意見的紅衛兵進行溝通,化解彼此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在大的原則上使更多的紅衛兵團結在一起,增強紅衛兵隊伍的凝聚力。後來許多保守派紅衛兵轉變過來,參加到造反派紅衛兵的隊伍中,就說明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對紅衛兵特別是其領導人政治能力的嚴峻考驗。這方面存在著需要汲取的教訓。

  教訓之二,要正確認識並妥善處理造反派內部出現的分歧和矛盾。

  雖然造反派在將鬥爭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上是一致的,但是許多造反派內部組織之間卻是並存的,派別林立,人員混雜,成分不同,認識和利益的訴求也不一樣,特別是在黨內領導幹部中究竟哪些人是走資派的問題上出現分歧,另外在鬥爭方式、手段、權力分配以及政治形勢的判斷上也存在不同意見。在文革發展的大背景下,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造反派內部出現這些分歧和矛盾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裡關鍵的問題是,當造反派內部產生分歧和矛盾的時候應該如何來解決,而不致於導致矛盾激化,進而在造反派之間大打出手。這就要求雙方從文革發展的整體利益出發,按照文革的政策要求,拋棄彼此存在的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通過內部整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發揚民主作風,耐心進行商討,解決彼此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暫時解決不了的,還可以擱置起來,防止矛盾激化,導致組織分裂,以至於發生武鬥。這不僅會嚴重破壞紅衛兵運動的團結與統一,敗壞紅衛兵的形象,還會給文革的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比如清華內部「團派」與「四一四派」之間的混戰就是沉痛的教訓。

  教訓之三,要正確對待黨內領導幹部、識別走資派以及處理好彼此之間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不是整黨內全體領導幹部。這就不能將黨內領導幹部都當作走資派來進行批鬥。可是,走資派就隱藏在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中,他們頭上沒有貼著走資派的標籤,而是以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名義出現,平時講著共產黨的話語,確實不易識別出來。在批鬥走資派的過程中,弄不好的話,搞少了就容易犯右的錯誤,搞多了又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就要求紅衛兵不能把整個領導幹部都當作走資派打倒,而是要將走資派在領導幹部的隊伍中識別出來。因為只有識別走資派,才能將鬥爭矛頭對準走資派,取得運動成效。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走資派一般情況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而對待走資派通常還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來進行處理的。這就要講究政策和策略,在他們承認錯誤、悔改、勞動改造以後要及時予以解放,好的還要酌情安排到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而不能抓住幹部過去的一些問題不放,一直將幹部掛起來,滋生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對抗情緒,製造文革的敵對力量。

  本來,按照毛澤東關於批鬥走資派的政策,踐行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這些問題都是不難解決的。可是在整走資派和解放走資派的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左」的傾向。這裡既有認識的問題,也有個人利益在作祟,應當引以為戒。

  教訓之四,要文斗,不要武鬥,力戒採用暴力手段或極端行為。

  本來在「十六條」和毛澤東的指示以及《人民日報》社論中,就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鬥,但是在紅衛兵運動中還是出現了武鬥。武鬥在兩派紅衛兵及其內部和紅衛兵與黨政領導幹部、群眾組織之間表現出來。當然,產生武鬥的原因是複雜的,並不都是紅衛兵造成的。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有些是紅衛兵組織挑起的,有些是被動自衛的,有些是雙方政見不同又得不到有效處理才致使矛盾升級的,有些純粹是小團體主義作怪才大打出手的。

  同時,有的紅衛兵組織採取暴力手段,抄家,打人,搞逼供信,激進的破「四舊」,進行人身攻擊,將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一律遣送還鄉等等,在鬥爭中表現出隨意性和散漫化,流露出流氓無產者的特性。這既破壞了紅衛兵運動的形象,也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因而及時採取措施制止這種行為不論是對於紅衛兵運動的健康發展,還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都具有重要意義。比如,北航紅旗紅衛兵負責人韓愛晶當時就打了彭德懷的耳光,北師大紅衛兵破壞山東曲阜孔廟,以及各地紅衛兵之間發生的衝突和暴力行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教訓之五,既要防止紅衛兵運動中出現極右和極「左」行為,又要及時教育、轉化、清除、打擊紅衛兵隊伍中的極右派和極「左」派分子,保障紅衛兵運動的健康發展。

  紅衛兵運動興起后,要從思想上認識到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極「左」和極右行為不僅會扭轉紅衛兵運動的方向,還會破壞紅衛兵運動,因而要提高警惕並採取必要措施防止這些行為出現在紅衛兵運動中。在紅衛兵運動中產生的極右派和極「左」派紅衛兵,雖然打著造反的旗號,積極地投身於運動中,但是卻反其道而行之,踐踏了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破壞了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極「左」派紅衛兵(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團」、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紅衛兵)主張「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從「左」的方面來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極右派紅衛兵(比如西糾、聯動)將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右及已經打倒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些「死老虎」,包庇、解脫隱藏在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這些「活老虎」,是從右的方向來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極右派紅衛兵在北京紅八月中的嚴重暴力行為,私設牢房,扣押乃至採取殘暴手段對待異己力量,甚至干出了北京大興縣的嚴重殺人事件。

  不論是極右派紅衛兵還是極「左」派紅衛兵的行動,不僅敗壞了紅衛兵的形象,其中有些人還嚴重扭曲了文化大革命,成為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別動隊,紅衛兵運動中的逆流。因而既要採取教育、勸說的手段,希望他們轉變過來,也要對他們予以揭露、打擊,必要時運用專政手段,追究他們的責任,將他們清理出紅衛兵隊伍。比如,北京三司紅衛兵對付聯動,以及公安部拘押聯動分子,就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從中可以看到,在處理好紅衛兵兩派之間及各派內部的關係上,在如何對待黨員領導幹部及識別走資派、要文斗不要武鬥以及極右派和極「左」派的問題上,是存在歷史教訓的。這些問題的出現,不僅給紅衛兵運動,也給文化大革命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因而總結、汲取這些教訓,對於正確認識紅衛兵運動,分清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和逆流,認清紅衛兵運動的本來面目,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6)科學地認識、評價紅衛兵運動。

  要對紅衛兵運動做出科學的認識與評價,就必須把紅衛兵運動放到文化大革命的歷程中來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對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作出準確評價。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起著先鋒作用,紅衛兵在社會上的活動及其大串連,使紅色颶風吹遍神州大地,以磅礴的氣勢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及其向全國擴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因而我們應該對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及其貢獻予以充分肯定。

  我們也注意到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消極影響。這種消極影響表現在有些紅衛兵違背文革方向,表現出小團體主義、派性作怪、武鬥以及激進行為,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影響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發展。但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歷程上來說,這畢竟是次要的,也只是發生在某些區域或時間段上,況且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導下也及時得到了糾正,沒有對整個紅衛兵運動造成致命的影響。

  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界定這些陰暗面到底是紅衛兵運動中的哪些人造成的。不能因為出現了陰暗面,就否定紅衛兵運動;也不能因為要肯定紅衛兵運動,就否定陰暗面的存在。這就要從實際出發,通過對紅衛兵運動中的陰暗面及其責任歸屬的分析,準確界定這些陰暗面的責任承擔著。

  從對紅衛兵運動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在裡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這些陰暗面有造反派紅衛兵的責任,主要還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責任,其中的極右派紅衛兵和極「左」派紅衛兵對此要負首要責任。通過這樣的責任定位,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既不能以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逆流來否定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也不能讓全體紅衛兵來為紅衛兵運動中的一些派別「背黑鍋」,更不能讓這些人的錯誤行為來玷污整個紅衛兵運動,而是要在客觀、全面的分析中來科學評價紅衛兵運動。

  總之,要科學地認識、評價紅衛兵運動。紅衛兵是在文革背景下產生的由青少年學生參加的群眾組織。紅衛兵運動是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有效途徑。我們既要看到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的先鋒作用,又要看到紅衛兵運動的分裂及其「左」右傾向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阻礙與破壞性,尤其要注意分清兩者的主次及其責任歸屬,從而科學地總結紅衛兵運動的教訓,作為歷史的借鑒。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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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43 個評論)

回復 successful 2022-1-23 16:04
......江青氣憤地說:「對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這樣一小撮,我們要堅決地實行專政!
回復 successful 2022-1-23 16:08
 在紅衛兵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紅衛兵運動中確實出現了過火的行為。抄家、斗黑五類、破壞文物、驅趕地富反壞右分子還鄉、武鬥以及對幹部沖及面過大等等,就是在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盲目行為
回復 浮平 2022-1-23 20:25
羅列這麼長的現象有啥用嘛?本質是什麼?因果關聯是什麼?

德政不分的教育,法政不分的人治,就只有這樣的後果。

煽風容易熄火難,江氣毛急無用功。
回復 successful 2022-1-24 01:59
中國文革的生命力強盛經久不衰, 很多人對文革根本不了解,尤其是年輕人, 這篇文章就是介紹文革的, 幫助那些對文革有興趣和研究的人 對文革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真實文革歷史的還原.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5:52
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由一些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5:54
就「學校里有沒有階級鬥爭」、「學校里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這兩個問題與校方進行辯論。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5:55
清華附中領導並沒有接受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意見,反而對他們採取壓制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面積極向黨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寫信反映情況,一方面向北京各有關中學進行串聯,尋求支持。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5:58
紅衛兵和學校領導存在不同意見而又遭到壓制的情況下,才起來造反的。這樣在北京的中學裡面造反的紅衛兵和學校領導之間就形成了對峙關係。這個時候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學校派出工作組採取壓制態度。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5:59
工作組進入學校后,代替了原來的校黨委。由於多數工作組雖然接管了學校的領導權,但是卻和校黨委站在同一立場上,因而學校師生在如何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分成了兩派。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0
工作組進校后,迅速在師生中間形成了兩派,一派擁護工作組,一派反對工作組。這兩派的形成又是與對學校黨委的不同態度密切相關的。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1
胡克實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提出立即恢復黨團,溶化紅衛兵的辦法。胡克實並具體指示工作組要抓紅衛兵中的壞人。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2
工作組在紅衛兵中抓壞人,實際上還是想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納入工作組領導的軌道,使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為工作組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3
劉少奇在對北京師大一附中的指示中提出: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4
工作組要求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極少數「牛鬼蛇神」,紅衛兵則提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舊思想。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5
工作組根據黨中央在京領導人和團中央提出的「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的政策,勸紅衛兵自動解散,回班級參加共青團組織的活動,並安排紅衛兵核心成員中比較合乎理想的學生擔任學校分團委委員。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6
多數工作組是站在學校黨委或黨支部一邊的,對正在進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採取了壓制的態度。團中央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的。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的方針政策。這樣就與中學紅衛兵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不難看出,即便是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的工作組,也與紅衛兵之間存在著嚴重矛盾。這種矛盾集中表現在紅衛兵要不要置於工作組的領導之下。如果我們將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存在的矛盾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存在的深層矛盾則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依靠學校黨委(工作組)還是群眾、採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鬥爭的矛頭是對準走資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還是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上。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7
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還是團中央,都認為紅衛兵不是合法的黨、團組織,而是秘密的、非法的,因而對於紅衛兵採取了否定的態度,甚至要解散紅衛兵。至於清華附中工作組對於紅衛兵的支持也是有條件的。這個時候的紅衛兵運動處在高壓之下,確實存在著被剿滅的風險。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08
紅衛兵在遭到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和團中央工作組打壓的情況下,卻獲得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這反映出在紅衛兵運動問題上,在中央內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中央一線常委當時是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而中央文革小組不過是在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具體負責文化大革命的辦事機構,當中央一線常委對紅衛兵採取否定態度的情況下,儘管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師生造反,但是從組織程序上來說,中央文革小組最終還是要服從中央一線常委做出的決定的。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10
儘管中央文革小組對派出工作組一再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卻遭到中央一線常委的拒絕和打壓,中央文革小組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才不得不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態度的。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這次在紅衛兵問題上又一次表達了否定態度,紅衛兵組織及其運動存在被解散乃至於宣布為非法的風險。
回復 yongbing1993 2022-1-24 06:11
在這種情況下,紅衛兵確實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險。當時不論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是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都遭到了工作組和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的打壓。但是,他們的行動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願意代他們將造反的大字報呈遞給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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