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不敢講真話———講真話難在哪兒？為什麼還喜歡裝糊塗？ ...

講真話難在哪兒？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裝糊塗？

       榮華富貴整理 

        在中國，說真話有點困難。需要動員和鼓勵、需要鼓足了勇氣、需要攥緊了拳頭憋足了勁、好不容易才能蹦出一兩句。提起動員人們講真話，不能不想起毛同志。他 說過，講真話確實是需要一點勇氣的，需要有「五不怕」的精神，不要怕丟官，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老婆離婚，等等。為什麼講真話會有這麼多危險呢？毛同志自己 也很清楚：「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有很多假話，他聽了就高興。有很多真話，他聽了就不高興。於是乎就會有人丟官，有人坐牢，有人老婆離婚。於是乎 有人說這是陽謀。於是乎說真話的人就越來越少，說假話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成了生存的基本手段。 

      所以又有人說了，一個人說句假話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說假話，不說真話。可是這樣又有問題了：領導聽不到下級的真話，難免要變成「昏君」，所以又要動員大 家說真話。結果呢，就出現了這種情形：人們也講假話，也講真話，把真話和假話摻和在一起說，讓你聽不出是哪句是假話哪句是真話。

沒有誠信的社會，就不可能有什麼凝聚力。當人們對於講真話的後果心懷恐懼的時候，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誠信可言。要想建立什麼誠信和和諧的社會，讓我們從講真話開始。

下面推薦的文章，都與講真話有關。讀文章的時候，我感覺從高層領導到普通百姓，都希望講真話，不講假話。可是這個社會卻仍然是假話橫行，真話招禍。我知道人們不敢講真話的根本原因在哪裡，————但是我現在不說。

     從領導幹部不講真話說到女記者放聲痛哭

       日前，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表示，幹部的腐敗和不講真話是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兩個大問題。12 月3日，任克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指出：一些幹部對中央巡視組不講真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任克禮說，這是一個帶共性的問題，主要表現是 說成績多，講問題少，一些人即便在談問題時，也明顯帶有保留，甚或把問題當作成績來講。例如，有的幹部上任后，舉債搞項目；搞項目就要征地、拆遷；征地、 拆遷會引起老百姓集體上訪，最後，項目也被迫停下。但這些領導幹部常常認為這不是個人問題。還有一些幹部在反映事關老領導的情況時，做不到客觀全面，而是 只說成績，不說問題。個別地方領導缺乏民主，喜歡任用欺上瞞下、弄虛作假、善於吹拍的人。這是造成當地政治環境緊張的主要原因。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敢講真話的卻大有人在。

請看余傑先生在《為了痛，更為了愛》中講述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四川自貢，有一個工人家庭，夫妻倆人都遭遇到了「下崗」的命運，兩人一個月的收入加起來僅有300元，還不到政府規定的「最低保障線」。為了供養孩子， 他們什麼都嘗試過：蹬三輪車、擦皮鞋、擺地攤……由於夫妻倆除了工人的技術以外沒有別的特長，所以只能從事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幹得精疲力竭，家裡依然 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們帶著孩子到父母家蹭飯吃。父母的手頭也不寬裕，日久天長對他們也冷言冷語。後來，連孩子的學費也成了問題，東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 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難處，很想幫父母。但是，一個剛剛上小學的6歲的孩子能做什麼呢？孩子便去商店偷東西，偷的也不過是麵包和餅乾而已。結果，孩 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臉腫、傷痕纍纍。回到家裡，父母追問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頭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著白眼，把孩子帶到爺爺奶奶家，說最近要出門幾天。然後，夫妻倆回家雙雙上吊自盡了。他們沒有留下遺書，就那樣直截了當地把自己掛在了 廁所的樑上。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轟動。工人們感同身受——也許自己的命運也是如此，他們自發地捐款，為死去的夫妻兩舉行葬禮。而地方官員為了保住 自己的官職，對輿論進行嚴密的封鎖，不讓當地的任何媒體進行報道。女記者作為省報的記者，湊巧來到了自貢，接觸到這一情況。官員們很緊張，害怕她進行報 道，趕緊找到她，在當地最豪華的酒店裡設宴款待。這是一桌極其豐盛的宴席。美麗的小姐、金黃的龍蝦、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記者突然對著這一切放聲痛哭。 本來是一派其樂融融的景象，這一哭讓滿座天圓地方、腦滿腸肥的官員感到莫名驚詫、尷尬萬分。他們不明白這個年輕的女記者為什麼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親 人，幹嗎如此傷心！他們高度麻木的心，已經刀槍不入了，傷心、痛苦、感動，已經不再與他們相關聯。他們的心中只剩下保住官位和繼續向更高職位衝刺的念頭還 在鮮活，其餘的感情都已經徹底「休克」。

              「有一句話說了就是禍」。

       女記者的痛哭，在場官員的驚詫，兩條逝去的生命，當地官方對消息的嚴密封鎖。還有，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心情沉痛地說：「幹部的腐敗和不 講真話是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兩個大問題」。還不能使我們震動和警醒嗎？本來，領導幹部、特別是省以上領導幹部負有教育人民群眾的責任，負有引導人民 群眾的義務。現在有些人不講真話了，要由作家余傑和女記者來講真話了。這真是令人痛心的、「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大問題」。教育這些領導幹部的責任已經落 到女記者的身上了嗎？

一些領導幹部不講真話主要表現在誇大成績和隱瞞問題兩 方面。誇大成績是為了邀功，隱瞞問題是為了逃避處罰。都是私心在作怪。不講真話就要捂蓋子，就要對可能「走風」的人員「打招呼」，必要時還可以施加點壓 力。但是，進入信息快速傳遞時代，蓋子已經不太好捂了。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應用，除了涉及國家機密的事，幾乎是無密可保，一件事發生了，不管是壞事還是好 事，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傳遍各個角落。只要余傑這樣的作家和敢於放聲痛哭的女記者這樣的新聞從業人員存在，不講真話的領導幹部的日子會越來越不好過了。

           「不講真話」是一個大問題

         不難看出，幹部不講真話的情況無非是「不願意講和不敢講」兩種，但不管是何種情況，其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讓一些人的「成績多」而 「問題少」，甚至「把問題變成成績」講真話、不講假話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於做人的一個基本要求，然而許多時候，這卻成了一個問題。12月3日的《人民日報》 刊登了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在巡視工作中發現的一些突出問題：「一些幹部不講真話的現象比較普遍，這是一個帶共性的 問題。主要表現是說成績多，講問題少，一些人即便在談問題時，也明顯帶有保留，甚或把問題當做成績來講。」

       至於不講真話的原因，文章分析認為：一是區域政治環境不寬鬆，沒有形成一種講真話的良好氛圍；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想知恩報德，不想反映其上 級領導問題；三是怕講真話於己不利，所謂「批評領導、官位難保，批評同級、關係難搞，批評下級、選票減少」；四是一些人認為巡視組時間短靠不住，依靠地方 領導才是長久之計。我們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連同這樣的分析，是極具針對性的，它抓住了當前幹部隊伍建設中的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突出問題。那麼，讓幹部講 真話是不是真的很難？難在哪裡？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幹部不講真話的情況無非是「不願意講和不敢講」兩種，但不管是何種情況，其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 都是讓一些人的「成績多」而「問題少」，甚至「把問題變成成績」。

     現實中，不講真話是有諸多表現形式的。明明當地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效益很低，卻硬要說成是快速、健康發展；明明轄區內已經發生了群體性突發事件 和糾紛，造成了惡劣影響，卻不追究相關工作人員責任、不積極化解矛盾，竟以「思想高度重視」、「領導親臨現場」、「處置果斷及時」、「思想工作耐心細緻」 為要點,以「壞事變好事」為主旨的情況彙報敷衍了事。

      還有，明知事故都是由平時的違章隱患造成的，可一搞安全大檢查，就宣稱自己如何狠抓了安全生產各項措施的落實，如何嚴格要求、從嚴管理；等到一旦發生重大 責任事故，則又是千方百計地尋找借口、掩蓋安全生產漏洞、轉移公眾和上級的視線，甚至大談自己事後組織搶險的「功勞」，大唱讚歌，淡化自身責任，把壞事變 成了「好事」。幹部不講真話，實際上暴露了幹部監管制度的「軟肋」。尤其是，當不講真話已經成為一個「帶共性問題」的時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因此， 要大力倡導實事求是，解決不講真話的問題。

        除了繼續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外，必須在優化環境上下功夫。一是切實提高各級組織的民主化程度，堅決反對作風霸道、壓制民主的做法，鼓勵和保 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裡話。二是堅持正確用人導向，防止那些欺上瞞下、弄虛作假、善於吹吹拍拍的人鑽空子，更不能讓說大話、說假話的人得到重用。三是堅決反 對那種只求明哲保身、奉行好人主義的不良心態，努力創造民主、寬鬆、坦誠相見、求真務實的氛圍。當然，最重要的，是必須在嚴格遵循現有黨紀政紀國法的基礎 上，建機立制，讓願意講真話、敢講真話的幹部得到肯定和褒獎，讓不敢講真話、不願講真話的幹部付出代價。

      講真話應當成為廣大黨員幹部一以貫之的基本品質，願意聽真話也應當成為地方各級領導幹部的基本品質。地方各級領導幹部必須首先做到公道正派，堅持黨性原 則，堅持真理，敢講真話、講實話，同時，還應該做到願聽實話、不怕聽真話。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也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正如文章所指出的：「現 在的危險是滋生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個問題嚴重地侵害了黨的事業，這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大問題。」相信，這樣的警示值得地方各級領導幹部深思。

               講真話容易嗎？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李博導（希光）有一次做客千龍網，談到「記者應該講真話」時，李博導說；「記者講真話是非常容易的，你向大家陳述你所看到的實事，而不是講述你的觀點，這就是講真話。講真話不是記者講自己的真話，而是講新聞事件的真實情況。」

看到這個談話紀錄，真是吃驚不小（希望這是記錄有誤），我想李博導大概毫無記者的實踐(注，李博導也號稱在新華社混過多年），才會有如此昏話。在中國數一數二的學府上，你對現實的認識就是這水平？你就是這樣教學生的？我的天！

李博導若願就此展開討論，最新一則有關「講真話」的報道，就可以成為教材。

           中新網1月10日電武漢市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在舉行，武漢市市委書記陳訓秋昨天與30多名來自江夏區的市人大代表座談時在現場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說真話！」他甚至建議現場的電視台記者不要錄像，「一錄像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

        這居然可以成為很多人關注的新聞。

              奇怪嗎？一點不足為奇。

     本文要談「講真話」。但事先要作一點必要說明，那就是我認為在這個「話題時代」，「講真話」這一命題通常是以偽問題的面目出現的。理由是，這 些年大量相關文章，在「講真話」一詞前出現頻率最高的前綴是「提倡」或「喜歡」。想想看，這些「慣用片語」的邏輯關係是否成立？比如「提倡（講真話）」， 比如「喜歡（說假話）」等。

   「講真話」難道是可以「提倡」的嗎？「說假話」

   難道是人的天性？否則為何偏要綴上「喜歡」？

       1994年，「提倡講真話」在媒體上很熱鬧了一陣。當時看到一則精採的「幼教故事」。故事說：阿姨問孩子甲，你要大蘋果還是小蘋果，甲說要大 的。阿姨批評他自私，並給了只小蘋果；又問孩子乙，乙說要小的，阿姨表揚了他，並分給他一隻大蘋果。這樣一來，其他孩子紛紛效法：「我要小蘋果」。

         天下相率為偽」是怎麼來的？自然不僅僅是來自於這般狹義的師生授受，還包括在社會這所大教堂里普遍的人生實際體驗——你為什麼可以吃香喝辣？或他為什麼鼻青臉腫？這都是結結實實的「教育」。

        說真話？還是說假話？這通常與喜歡與否無關，而與利害有關。如果說真話總是不見其利只見其害，無論怎樣提倡都是枉然。這麼簡單的邏輯關係，連三歲小兒為了獲得大蘋果都懂，成年人為什麼裝糊塗？在這方面，廣東省人大從正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鑒。

「講真話」這一命題若想使之成立，至少也該達到這個水平吧－－那就是為什麼人們不敢講真話？

     在政治上頗有地位的武漢市人大代表（他們中許多人本身就是政府一級官員）面對電視鏡頭都有顧慮，都要市委書記要電視記者關掉攝像機以鼓勵，遑論他人。

「講真話」，這一命題，要賦予它最積極最有建設性的內容，那就是，怎樣才能確保講真話的人，不受打擊報復；怎麼才有確保打擊講真的人，受到嚴厲的制裁？

「 有很多話說了就是禍」是什麼話會這麼惹禍呢？

「講真話」和「聽真話」，本來是道德、政治等範疇中的 基本要求。它是社會對公平性追根問底的要素之一，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體現，是幹部了解實情，做好決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由於現實、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一些時候已經習慣不講真話。「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這個民間順口溜雖然極具誇張意味，但卻折射了領導干 部不聽,百姓不講或者不願講真話的可悲現實。

那麼，為什麼人們不願意講真話?從經濟學角度看，主因是講真話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時甚至是負效應。百姓講真話，領導不愛聽，沒有好處不說，輕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還可能遭受牢獄之災。

說真話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而巧言令色、說假話的人倒易於「獲利」，在「利潤」這根「指揮棒」下，多少人還願意說真話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們不願意講真話的根子在一些領導身上。

如何創造領導願意「聽真話」的條件呢?只強調領導有 「聽真話」的道德勇氣，強調幹部的修養胸襟，還遠遠不夠。一方面，要建立促進「聽真話」需求的科學機制。這包括改革幹部的選拔機制，應多選拔想幹事的人做 領導，這樣的幹部有建功立業的宏圖大願，必然求賢若渴，樂於納諫;還包括改變惟上的幹部考核機制，這樣，幹部才會形成納諫如流的習慣，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 實績上，而不是熱衷於「兩眼向上」、「耍嘴皮子」，說些大話、空話、套話甚至假話。

另一方面，要有「講真話」的激勵機制和保護機制。不但要讓「講真話」的人得到好處，還要保證「講真話」的權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們的顧慮。

中國這個國家的最大毛病之一，就是絕大多數人喜歡裝糊塗，簡直到了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地步！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日常小事，中國人如果不裝糊塗，好像就沒辦法活命了。

昨天晚上在一所大學聽了一場不公開的講座，《香港特區的法治精神》。演講人是著名的政治人物范徐麗泰女士，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儘管在我的印象中，這是一個比較「左」的人，但通過演講，我看到了其人嚴謹而理性的一面。她在演講中也暗示了大陸人的裝糊塗這一點。

范徐麗泰說，讓她感到非常驚異的是，為什麼大陸人將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用到製造假雞蛋、假豆腐、毒奶粉等等這些東西上來了。她的解釋是，這是因為大陸人不相信法治。她說，如果人們只追求物質利益而沒有精神追求，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別人，那麼，這個地方就不會有真正的法治。范徐麗泰認為法治除了完備的法律體系、有效的執法機構之外，還需要第三個因素，即人們對法治的普遍信賴。

范徐麗泰認為中國大陸這些年在法治上還是有不少進步的。她舉例說，自己原以為全國人大不過是一部舉手機器，但真實的情況是：在人大會的分組討論上，代表們的言論都非常非常尖銳。不過，她指出，這只是私下裡的。也就是說，大家在私下裡每個人都是明白人，誰都知道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誰都是一肚子不滿意。

然而，一旦走出會議室，大家就又回到了原來的老樣子。 對此現象，范徐麗泰同樣是非常驚異的。不過，她認為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了。我承認她的這個判斷，即對於中國社會的癥結，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社會精英們）心 里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了現實面前，每個人就不得不裝糊塗了。

問題是：為 什麼中國人喜歡裝糊塗？為什麼在越來越多的人明明知道錯在哪裡的情況下，整個中國社會卻失去了糾錯的能力？應該說，這是一個全民性的大問題！對這個問題， 范徐麗泰在演講中間接地做了一些解釋，例如特權思想破壞法治。但在我看來，中國人之所以裝糊塗，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是有其文化淵源的。

正如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缺少法治因子一樣，中國傳統文 化中也缺少求真的精神因子，所以，傳統的制度與傳統的文化互為因果，使得中國人既不敢追求真理，也不敢推行法治。可以說，中國傳統是一個劣質的傳統，正如 韋伯的歸類，傳統中國就是一個「巫昧之園」。說白一點就是，幾千年以來，中國人的道德良心一直都是喂狗的。這是一個缺德的種族，如果沒有脫胎換骨的勇氣， 就將永遠不可能變好。對此，只要翻開中國歷史，就不難知道。

孔夫子說我去看看。掌柜的仍寫一個「真」字，孔夫子說，這是「直八」呀。

掌柜的大驚失色，忙說果然名不虛傳，學問果真了不得。酒足飯飽之後，仲由悄悄問，我怎麼就搞不明白，明明是「真」字，怎就變成「直八」了。

孔老夫子嘆口氣說，你懂個什麼啊，現在是認不得「真」的時代，如果你一定要認「真」，那就只有活活餓死了。

不過，孔子還不是中國人裝糊塗的真正源頭。中國人裝糊 塗這一點，是先天性的！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會有「漢思維」（以漢字為特徵的思維方式）；只要你有「漢思維」，你就不可能追求真理！也就是說，即使所有的 中國人都是孔子這樣的人，中國也不可能變好！正像不經重新投胎、豬不可能成為馬一樣，中國人如果不改掉「漢思維」，就無法走向現代文明，包括法治與自由、 民主。

       一個人要想不裝糊塗

裝糊塗與不裝糊塗，可能都是天生的。此即：，就必須打心眼裡如此，否則，裝糊塗的毛病就改不了。這需要勇氣！也就是說，對於中國人而言，不裝糊塗，除了文化基因的改造之外，還必須具備信仰。

中國人天生就是裝糊塗的料。要想改變，就必須有脫胎換 骨的勇氣，樹立追求真理的信仰。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句話的前 半句當然是對的，但後半句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共產黨人並非特殊材料，在真理面前，共產黨人應該和普通百姓一樣，都應該信仰與敬畏。惟其如此，中國 人才能一起擺脫裝糊塗的病症。

所謂法治，對於中國人而言，就是共產黨人與普通百姓都應該平等地接受真理的統治。除了真理之外，沒有更好的統治者。而且，任何人或者任何組織都沒有壟斷真理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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