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維方式從一開始就錯了，在海外你還信這個，你就會覺得與環境格格不入 ...

在漢語的語境下，談到深層次的思維方式命題，一個繞不開的分析對象，就是儒家。最有力的分析工具，是康德 關於數學或者科學如何成為可能的學術框架。這是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關於理性知識的發生與發展最深刻，最系統的學說，康德告訴我們，人類將經驗轉化為知識的 理性，必須藉助於上帝給定的時間、空間和範疇。立足於這一點，康德堅定地給出了他的結論：純粹理性的總任務是要解決「先天的綜合判斷」、即站在具有普遍性 和必然性的基礎上，思考人類科學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

但是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漢語語境里綿延幾千年，並沒有發展出數學或者科學，以及形而上學。按照康德的分析，顯然是因為儒家從一開始就缺少超驗的維度，儒家一直在經驗的世界里摸索，像盲人摸象，像一個人迷失了真理，睡意深深。

最 近幾年，國內學者秋風一直在強調儒家思想資源的價值，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樣的工作有意義。第一，對儒家思想資源的闡釋與應用，一直是中國思想史的重要課 題，秋風的工作，是這個思想史流變過程中最具有當下性的思考，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第二，身處一個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時代，儒家思想資源需要一種新的闡釋方 式，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知識人應該直面的工作，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儒家的思想資源之中，無論是讚美，還是反對，都改變不了這個巨 大的文化事實。第三，我所了解的基督教歷史，在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時代，興起過一次偉大的重新闡釋《聖經》的思想運動。當時的口號是回到聖經。後來的歷史演 進證明，正是這場偉大的宗教改革運動，釋放了人的思想創造性，確立的人的意義和位置，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秩序和市場經濟的秩序準備了思想資源和個體性資 源。

我的意思是說，審視整個儒家思想史，或許我們有理由認為，一直還缺少一種對儒家思想的深刻闡釋體系。我甚至認為，這種思想史方面的缺席，是因為人們把儒家推到了一個終極的位置，而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去發現和分析儒家思想資源的有限性。

這 樣的工作，當然具有巨大的冒險性，卻讓人興奮。比如在比較的維度上，我願意這樣陳述：第一，儒家思想資源可能是一個碎片式的，未完成的，缺少明確終極意義 的思想系統。即在儒家思想的前端，並沒有界定出一個真理的絕對意義與存在，這導致儒家所有的思考，都是一種此在的思考，一種無方向的思考。這就像一個人在 黑夜裡奔跑，卻從來沒有考慮方向，因而註定他的奔跑是徒勞的，虛無的，甚至是短視的。第二，儒家思想資源的後端，即一部後來由儒家思想資源產生出來的中國 政治史，思想史和經濟史，以及文化藝術史，都沒有將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提升到自由的水平，相反，儒家思想被歷代皇帝曲解，遮蔽和利用，以一個空洞的萬世師表 之名，用儒家思想統治、壓制和奴役了其他思想，導致中國思想史的單調，枯燥和低水平。第三，儒家思想以「天下」為己任，一直試圖將「天下無道」變為「天下 有道」。「天下」這種宏大敘事的基礎性思考，弘揚的是一個集體精神，一種國家主義思維方式，而不是致力於個體的思想自由。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問題，我們 看到，秋風的著作《華夏秩序治理史》，也是以天下為名的上下兩大卷。這是必須要直接指出的一點，中國的知識精英似乎從來就習慣于思考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富 強，時代的昌盛，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回到個人主義的高度思考問題。這已經成為中國知識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如何在批評與懷疑的基礎上發展儒家 思想，就是一個時代的命題。由於儒家思想先天性的不足，由於在歷史實證主義層面儒家思想的屢屢失敗，因此單純地借用歐洲宗教改革的方法論，重新闡釋儒家思 想資源，並不合適。重新激活儒家思想資源的價值，只有將儒家思想帶到一個更加開闊的世界秩序之下，通過開放，比較的方法，發展儒家的思想體系，讓儒家思想 和普世價值形成一種融合，確保中國文化走出腹地意識，成為人類文明的一個普遍性見證。

孔子構成了中國人沒有信仰的壞傳統

我 想說的是，進入近代史以來，一直有思想家在努力這麼做。比如人們熟知的錢穆先生。當很多傳統的儒生把錢穆定義為新儒家，錢穆先生的學生余英時專門撰文，不 同意這樣的定位。余英時的觀點非常清晰，他同意錢穆有儒家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但比儒家傳統更開闊。也就是說，錢穆的工作，事實上是將儒家傳統帶到 了一個開放的社會。

這樣的分析，可謂意義重大。相當長時期以來，儒家的心學傳統，都僅僅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固步自封的虛無主義。孟子說， 「齋戒沐浴，然後可以事上帝」。所謂齋戒沐浴，就是個人修鍊。顏回說，「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是強調個人內心的自我審視。莊子直接提出了「心齋」，所以韓 非跟著說「虛心以為道舍」。先秦的思想家們普遍重視把心修鍊到完全凈化的程度。荀子說「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強調人的悟性，而不是思辨的過程。而「天 人合一」的觀點，事實上是把人抬高到了天的位置，這是真正的僭越。相比耶穌提出的「不可試探主你的神」，相比康德先驗性的「」基礎假設條件，以及基於這種 假設條件的敬畏秩序，相比亞當斯密對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陳述，對道德情操「公正旁觀者」的陳述，儒家傳統或者說中國文化關於人的意義的思考，關於我是 誰，我在哪裡，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思考，至今尚未展開。所有的中國思想者都在自己身體的黑暗裡尋找意義，或者雕刻偶像，或者自我為義，短視和偽善將所 有中國人一代代埋葬。

沿著這樣的追問，我們有理由認為，是孔子放棄了對上帝的仰望與思考，並由此構成了中國人沒有終極信仰的壞傳統。「子不 言怪力亂神」，孔子的這種思想方法的出現，其實隱含著中國思想史的一個巨大轉型。即儒家放棄了對「巫」的意義追問，只關注人的「心」學。也就是說，放棄了 對神的仰望，只關心人的道德建設。「巫」的本意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介，類似於聖經語境中的天使、先知。這意味著，中國人從此放棄了形而上的追問，儒家變得當 下，功利和短視，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發現人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要說出的觀點，孔子是一個優秀的道德哲學家，但不是一個認識了終極真理的人。 他的價值，在於他思索的過程，而不在於他思考的內容。從西方哲學和西方神學的比較意義上，孔子在中國文化流變之中，大致具有蘇格拉底的位置。蘇格拉底和孔 子都是想認識神而不得，想認識自己而不得，他們賦予後人虛心，求索的姿態。區別在於，西方人不會跪拜蘇格拉底，中國人幾千年來卻跪倒在了孔子的偶像之前。

跪拜孔子，就是誤讀孔子

這種對孔子愚蠢的跪拜，讓中國人對孔子的誤讀，跨越了千年。

比 如，孔子具有深刻的民間意識和社會意識，這表明他從一開始就不是帝王之術，後人對他的思考，尤其是皇帝對他的推崇，卻把孔子牢牢鎖定在帝王之師的位置。孔 子曾經說，「禮失，求諸野」。這句話意義深刻，深刻到像一種偉大的現代文明思想。市場交換所需要的各種知識，都存在於市場和社會之中，政府是無知的。真正 的變革，從來都是從民間社會開始，任何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都是愚蠢的，因為這違背了知識的秩序。哈耶克的《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是這方面最傑出的文獻。 我是說，孔子的格言里，或多或少有一些哈耶克的意思。

對孔子最大的誤讀，來自於後來的儒生。慢慢形成的儒家的價值觀歷史過程，一般都會有帝 王師的自我意識或者人生定位，這種來自虛擬權力的驕傲與來自知識的驕傲，還有來自道德的驕傲，彙集在一起，中國歷史中弄出獨尊儒術這種邪惡的思想現象，持 續千年沒有改進，直到今天還張牙舞爪，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孔子沒有太多的錯誤，錯的是那些跪在孔子面前的後人。

這種對孔子的跪拜，可謂貽害無窮。

儒家思想的幾個短板

必 須要指出，儒家是人間思想體系，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儒家不思考死亡問題，不思考靈魂的方向，這意味著儒家不是宗教，更不是信仰。宗教的基本格局，其一 是有一個堅定的、清晰的信仰，沒有信仰，不成其為宗教。其二，有一套豐富的神學建構，並帶出豐富的哲學體系，為神學服務。例如基督教早期便得到柏拉圖和亞 里斯多德的哲學思辨的幫助，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就是對上帝是否存在的哲學思考。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將亞里斯多德的思辨引入神學領域，使得 信仰的問題得到了理性的支持。而儒家既沒有一個清晰的信仰指向，也不曾發展出豐富的神學框架和哲學思辨，因此不能算是宗教，或者信仰體系，儒家只能定義為 一套事關政治、社會和倫理的思想碎片。

儒生缺少經濟學啟示，這也是儒家的一大軟肋。這直接導致後來的儒生不僅缺乏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而且形 成一種揮之不去的烏托邦情結。比如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就是一種共產主義的設計，完全不懂合法的私有財產是個人獨立和尊嚴的保證。梁漱溟聽說資本主義保障私 有財產，立刻反感，他晚景不好，與其思想的逼仄是有關係的。劉師培甚至翻譯過《共產黨宣言》，一名古典的中國讀書人在西方思想面前，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判斷 力。

儒家在思維方式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特色意識和區域意識，這導致儒家本能地抵制普世價值。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擇乎其中，而西方文化向前，印度文化向後。秋風拔高儒家意義，認為非儒家不能促進中國轉型。諸如此類的思想，反對的都是普世價值。

「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典型的儒家思維方式。儒家向來追求「天下有道」，視啟蒙天下為己任。但「天下」是一個巨大的總括性詞語，類似於國 家、人民、百姓這種群體敘事的辭彙。這導致儒家只看見群體，看不見個人，看得見一個時代的沉淪，卻看不見一個人的苦難。個人的自由權利因此被「天下」意識 長期遮蔽。

這就是一代代儒生的思維方式，從朱熹到王陽明，從王國維到秋風，大抵如此。王國維早年接受西方學術訓練，認為哲學是最高的學問， 他的《靜安文集》專門講述哲學倫理學和教育學，1906年他甚至批評張之洞修改學制，沒有把哲學列入。但中年之後他卻轉向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絕口不談西 學，真正回到經史子集的結構之中。錢鍾書的學術之路和王國維大致相同。今天秋風似乎也在走這條路，基本離開了哈耶克的自由理念。儒家的特色意識，區域意識 和集體主義精神，終於將一個個優秀的讀書人拉回到當下，拉回到此時此刻。

三千年的儒家，惟有開放與自由

這 是同一種命運！王陽明、熊十力、牟宗三、秋風的錯誤，是同一種錯誤。靠「良知」分析世界，但卻不願回答，良知來自哪裡。熊十力和牟宗三師徒二人花了一輩子 的精力，論證良知的存在。這導致儒家和新儒家面對人性，一起遁入「自我為義」的陷阱中。這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大問題，即始終不認識人的意義。秋風或許類似 於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對儒家源頭的追溯，以康德為起點。但是他認為儒家的實踐倫理和康德的實踐理性類似，比康德看得遠，有一種「智的直覺」，人成為精神的 實體。而康德則先驗性地提出「postulate」，上帝是實踐理性的基礎假設條件。離開了上帝，人的知識與思考，都不可能展開。由此儒家構建了人的虛無 的追問。康德構建了人的理性的坐標。中國文化傳統由此劍走偏鋒，墜入低矮的世界里，幾千年了，都沒有看清楚遠方的風景。

這才是最為本質的思 維方式的錯誤。離開了思想的基準，離開了問題意識背後的參照系，儒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我相信，一百多年來，惟有胡適看到了這一點，由此他跳出儒 家的思維定勢，把思想的焦點，鎖定在開放與自由之上。這構成了一個歷史和當下的事實，中國的現代化價值譜系，是胡適建立起來的，不是儒家。丁文江、蔣廷黻 才高八斗，但卻認為中國需要專制。只有胡適說，中國的專制歷來都是假的，必須要建立一種每個人都有聲音，每個人都能得到尊重的民主制度。胡適還說，民主制 度是一種幼兒園的制度，不需要高深的研究，美國很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但在民主的認識上，卻高過很多中國的儒生。所以余英時說，中國人的現代價值觀，比如自 由、民主、寬容，都是胡適建立起來的，可惜大陸到今天為止，還讀不懂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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