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68年已經形成一種傳統

前些日子，村友阿燈兄（Light12）貼了一篇博文《一碼歸一碼，逆來順受的民族性不是共產黨統治的結果》。我與阿燈兄就這個話題來回討論了幾次，我們的意見是相左的。因為題目太大，我就想另外專門寫一篇闡述我的看法。這幾天稍得空閑，趕緊還了這個文債。

阿燈兄的觀點是「中國歷史上被蒙古和滿人征服過，特別是二十萬辮子軍橫掃中華大地時還沒有共產黨。」 我不贊成這個觀點，我的跟貼評論是「逆來順受的民族性當然是共產黨統治的結果，至少是共產黨刻意洗腦+屠殺+威嚇的結果。」

在展開我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引用一段別人關於這個話題的意見。經人推薦，我在油管上看到一個自媒體政治評論節目：「文昭談古論今」。我覺得這位文昭先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學者，由此便成了他的粉絲。他在一篇評論《春晚小品的「辱非」與賓士道歉，中國人的「道歉文化」》中，恰恰有一段與我的看法密切相關的講話，我把這段講話先作為引子：

政治環境塑造社會心理，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為啥我有的時候看不慣中國大陸學者呢？問題他確實是發現了，對這些現象他也做出了很準確的總結，但是他那個結論引導方向完全是錯誤的。他往往是往中國人的什麼民族心理啊，傳統文化啊，傳統生活方式上去扯，讓人們去批判憎恨這些東西。中國的山不好，水不好，文化不好，民族性不好，祖宗不好，他就是不敢說共產黨不好。他放著房間里一頭大象視而不見，對幾條街之外的一隻貓數落個不停。當然，在中國有些話不能說，我也能理解，你可以不說話，但是你不能把結論往歧途上去引，這是作為學者的學術良心問題。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得為自己的處境負責。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跟現代性相衝突的地方，有現代人看起來不人道的地方，你正視它就可以了。你有取有舍，有因有革，這個態度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你不能把大幾百年前的，上千年前的祖宗為你今天的處境負責呀！你說你懦弱，缺乏勇氣，你不敢改變現狀，責任是在宋太祖趙匡胤，有宋一朝偃武修文，消磨了中國人的尚武精神，造成你今天的處境這麼糟糕。那不是扯淡嗎？中國沒有辦法實現民主憲政，也說是文化餘毒深厚。這種觀點能給你說得頭頭是道，但問題是它沒有事實作為依據。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是先否定了自己的傳統，以幹掉自己的傳統為代價才實現民主憲政的， 有嗎？日本、韓國、台灣都是儒家文化圈，他們的民主轉型是以否定了儒家為條件才實現的嗎？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大段徵引，是因為我覺得文昭先生所揭示的是當前中國思想界非常普遍的一個問題。以阿燈兄為例，他人在海外，不存在不敢說話的顧慮，我感覺他是真心的相信這一點：一切不如人意的壞事都能從傳統文化中去找根源。這種非常偏頗的思維方式，其遠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其近源則在改革開放之始。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有一段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段話，一個多世紀來被共產黨的宣傳者引用到爆，來證明舊政權的必須被推翻。效果怎麼樣？效果好到不能再好啦！這短短几句就把兩千年的傳統文化統統推倒啦！但是有沒有人反過來再細細推究一下呢？仁義道德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它們是一開始就吃人的嗎？還是發展到後來走偏了才開始吃人的呢？既然仁義道德=吃人，那不仁不義、道德淪喪=不吃人嗎？  一個多世紀來，中國人似乎沒有仔細想過這些問題，傳統文化被看作是一個單一的僵化的整體，兩千多年來，從開始到後來就是一個樣子，沒有變化，沒有發展。要批判了，拉過來當靶子痛打一頓，反正祖宗都已經在天上了，怎麼罵都不會再回嘴。罵祖宗成了時尚，不罵幾句不顯示自己的深刻。

我們如果人為的將傳統文化設一個起點在先秦春秋戰國時期（其實是遠不止，權且為了討論的方便），2500年來，這個傳統文化是一個生生不息，不斷在發展，在變化，在積累，同時也在消失的過程。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層一層在積累，同時也在消失的動態變化過程，絕不是一個一經形成便固態僵化的東西。所以魯迅的話作為文學創作則可，作為他心中的憤懣發泄亦可，作為政治宣傳亦可，但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則萬萬不可！

我們讀史，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句話「風氣為之一變」。從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從秦代的以法治國，到漢武的獨尊儒術；從漢末的黨錮獨行，到魏晉的清談避世；從唐初的佛道相爭，到宋儒的援釋入儒；從宋朝君主的偃武修文，到明代君主的羞辱儒生；從清初的文字獄，到清末的戊戌變法。。。。。。。兩千多年來，我們可以看到無數次風氣為之一變的現象，實際上也就是文化的變遷在一層一層的積累之中，而且每一層積累的特點都是不同的。批判傳統文化，槍口對準哪一層呢？不管哪一層，只管放槍就是，又豈能避免無的放矢之誚呢？這是我的第一層意思，即便要批判傳統文化，也請先搞搞懂你的批判對象究竟是什麼再動口動筆不遲。五四運動以來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更多的是不加分析的黑格爾所謂的「抽象否定」(abstract negation)，而不是「具體否定」(concret negation)。而只有「具體否定」才能完成文化超越的任務，使中國文化從傳統的格局中翻出來，進入一個嶄新的現代階段。

第二，我想來探討一下普通老百姓是怎樣接受文化習俗的影響的。一般而言，略通文墨的人可以通過讀書來了解和學習文化。但是對於不識字的文盲而言，這條路徑是怎樣走的呢？宋代理學家陸九淵有一句名言：「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正正地做個人。」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國的文盲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生活在農村中的農民，可能三四代都是白丁，但他們照樣有很濃厚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意識，這是哪裡來的呢？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他的名著《鄉土社會》中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記得一個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紀，抽大煙。長子為了全家的經濟，很反對他父親有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務正業，偷偷抽大煙，時常慫恿老父親抽大煙，他可以分潤一些。有一次給長子看見了，就痛打他的弟弟，這弟弟賴在老父身上。長子一時火起，罵了父親。家裡大鬧起來，被人拉到鄉公所來評理。那位鄉紳，先照例認為這是件全村的醜事。接著動用了整個倫理原則，小兒子是敗類，看上去就不是好東西，最不好，應當趕出村子。大兒子罵了父親，該罰。老父親不知道管教兒子，還要抽大煙，受了一頓教訓。這樣，大家認了罰回家。那位鄉紳回頭和我發了一陣牢騷。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風日下。

從我這篇文章的角度來說，費先生這個故事非常生動形象地描述了中國不識字的農民接受倫理教育的具體過程。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就是這樣通過村落鄉紳這種結構對全體中國人發生了影響。

第三，現代的變局。但是，自從1949年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大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2500年來的家族聚居村落的鄉土社會格局被徹底推翻顛覆，以前充當評理者的鄉紳們非關即殺，從肉體上被消滅了。共產黨的支部迅即進入農村最小的細胞 - 村落， 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奴。傳統的文化習俗傳承路徑被徹底打斷，黨的洗腦教育像水銀瀉地一般無孔不入的進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傳統文化遭到史無前例的掃蕩。1949年之後出生的中國人，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接觸傳統文化，他們身上如果有逆來順受的懦弱性格，怎麼可能是四百年前辮子軍橫掃中華大地的教訓所造成的呢？阿燈兄是很喜歡講邏輯的人，我這樣不厭其煩的將整個傳承途徑演繹出來，不知道阿燈兄肯不肯承認他的思維是不合邏輯的？

最後，我想提出自己的一個觀點，即中國2500多年的傳統文化的層累性形成中，覆蓋在最上面一層的，也就是最新的動態變化最強烈的一層傳統，就是共產黨建政68年以來形成的現代獨裁專制傳統。這個傳統裡面有沒有2500多年老傳統的因子？有！那就是法家的思想。毛澤東稱自己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獨用法家，全盤摒棄儒學，這是歷史事實。毛澤東最討厭儒學，這也是事實。「孔學名高實秕糠」，「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溫良恭儉讓」，詩詞語錄煌煌俱在，今天的習近平裝作不看見也是枉然。著名歷史學家岑仲勉教授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是這樣分析法家的：

法家之學，亦自有其落伍之處。落伍之處在哪裡呢？便是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別。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是一致的，過此以往，便相衝突。法家不知此義，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致的。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做工具去達到，就有將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秦始皇既並天下之後，還不改變政策，這是秦朝所以滅亡的大原因。這種錯誤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所以說法家的思想，也是落伍的。

在當時便已見落後的法家思想，被歷代君主王霸雜治利用了兩千多年，自然是極其負面的；而這些權術今日居然還見於廟堂之上，那是真正的不堪了！除了法家這堆垃圾，共產黨68年來建構的傳統絕大部分是由西方的垃圾思想即所謂的馬恩列斯組成的。因此，要追溯近年來社會種種怪現象之根源，皆可從這68年的傳統中見其濫觴，根本不假外求。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一句十分精闢的話：「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 68年來，共產黨是中國大陸的統治階級，它利用手中巨大的權力，無所不用其極地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效率之高，效果之明顯，可算是史無前例。蒙古人對漢人的改造，滿洲人對漢人的改造，比起共產黨的偉業來，都瞠乎其後。所以，我們說當今社會上種種黑暗不如人意處，當今中國人身上種種落後於世界文明處，都能夠而且都必須從這68年的傳統中尋找其淵藪，是既符合邏輯，又符合事實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