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戰就不會有蘇俄和中共
今年是一戰爆發百年,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都在組織各種紀念活動。百年前因薩拉熱窩塞爾維亞青年刺殺奧匈帝國王儲而引發的大戰,導致奧匈、德、俄、奧斯曼等傳統帝國的解體,也引發了二十世紀連綿不斷的戰爭、革命和衝突,舊時代徹底崩頹。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極端思潮相繼出籠,深刻地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也決定性地塑造了中國二十世紀的命運。
眾所周知,十月革命及蘇俄體制是一戰的直接產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受蘇俄從思想和經濟、軍事上的影響甚巨,可以說,沒有蘇俄就不會有中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現行體制和意識形態,也是一戰直接和間接的衍生物,帶有那個時代政治的基因,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催生的產兒。一戰已告結束近百年,因一戰誘發的二戰以及隨後的冷戰亦走進歷史,中國人卻令人遺憾地依然生活在那個時代孕育的體制之下,生活在一戰造成的這制度惡果之中,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感嘆。
回顧一戰,直至今日,正如加拿大女歷史學家、一戰歷史權威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所說,有關一戰最讓人們困惑不已的問題是:為何戰爭最終沒能避免?事實上,儘管戰前各國備戰不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各種史實向我們展示,一戰並不必然爆發,它是各種偶然因素交匯的結果。戰前的社會心理和文化、軍事準備、結盟的國際政治結構、政治領導人以及精英層的意識等從各方面培育了戰爭的土壤,但即使是在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發生后,絕大多數人包括各國領導人也多半不相信戰爭會真正爆發,但在隨後的一個月里,從七月底八月初這一個月之間,由於各國政治領袖對自己國力軍力的過度自信和一系列的誤判,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且出乎人們預料,持續了整整四年,將全世界卷進一場瘋狂的殺戮,上千萬人因此喪生。歷史在這裡再次向我們展示了偶然的事件可能對歷史造就的深遠影響。
中國變革萬事俱備只欠「機緣」
談及此,或許我們可以就此討論一下另外一個話題:中共現行體制的命運,這個近來再次成為許多國人私下或公開討論的話題。二十五年前,六四鎮壓后,這曾是許多體制內外人討論甚多的話題。或許出乎許多人的預料,中共依靠融入世界經濟,釋放某些經濟自由空間,推動經濟增長,輔以一些強制手段,成功地避免了許多東歐國家崩解的命運。但二十五年後,這種增長和治理模式因內外各種因素的變化和負麵條件的積累而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官員的腐敗和與此相關的體制的衰敗,它再一次嚴重地威脅到中共及其體制的存續。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有關中共未來命運的議論再起。顯然,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等展開新一輪力度空前的反腐運動,試圖扭轉這種最終必將導致中共敗亡的惡質腐敗趨勢。習在反腐上的一系列強勢做法,或許從另外一個方面誘導人們再去評估這個政黨和體制的壽命:這個黨和體制還具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釋放用以緩解甚至是從根本上解除中共的合法性危機?
其實,就像人類歷史上許多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人們就未來發展所做的探討一樣,這是一個當下很難給出確定答案的問題。正如一戰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一些歷史的因素只給我們準備了各種必要的條件、一些趨勢,但許多歷史演變的形成也還取決於各種偶然性事件。可以確定的是,中共體制敗亡的因素在持續積累著,而不管中共從各種意義上如何調整,試圖將其與現代生活匹配,但其從本質上是與現代文明相衝突的,除非將其做根本的調整,否則其內在的矛盾決定終將有一天它會被歷史徹底拋棄。不過其發生於何時,發生的形式,付出的代價都將具有很大偶然性,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中的行動者如何取捨運作。中共領導人反腐的舉措,一方面可能會推遲這種事件的到來,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其引發的內部矛盾或者向民眾展示的結構性腐敗而加速人們對體制的拋棄。其最終結果是否有助於達成其挽救體制的目標或是相反,這既取決於中共領導人的舉措是否運作恰當,也取決於各種力量我們暫無法全然預見的反應,當然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的整體互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以習近平等反腐來對體製做壽命推論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它還要取決於反腐與各種其它條件的互動。一戰前流亡中的列寧曾悲嘆一輩子可能也無法再見俄國,阿拉伯之春啟動前,幾乎絕大多數觀察家都沒有預料風暴在即。歷史女神常常在人們預料不及的時候展現其威力,儘管我們事後發現她曾經給與過人們無數次的提示和警告。中國變革的要求和條件已成熟,剩下的或許只是機緣而已。
制度與現代生活衝突的教訓
但有一點又是確定的,與其猜測各種可能的偶然事件,所有對中國的未來負有責任的人們所該努力的,就是在培植中國和平轉型的深厚土壤上著力,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傳播現代文明的觀念意識,為中國的和平轉型、體制的更新創造不可逆轉的條件。當然,如果官方絕然關死向這方面努力的大門,我們可以確定,不管反腐如何強勢,最終是註定無法解決體制更新的機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造,只會加速中共體制的敗亡。而如果中共能借反腐運動,吸納社會的力量,開放體制,再造體制合法性,就不僅能延緩體制的崩解的到來,並有可能從根本上化解危機,完成更新再造。
百年前,歐洲的奧匈、德、俄三大帝國以及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儘管各自面臨的內外挑戰不同,或上升擴張,或衰退,所處的境況不同,卻都具有相當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也都具有某種內部的體制更新的壓力。與現代生活匹配的政治制度的闕如或是脆弱,是這些帝國之間爆發戰爭卻又在這戰爭的颶風打擊下崩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作為一種「復辟」和擴張的新形式,在一戰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蘇俄帝國和第三帝國,也由於這種制度上根本性缺陷,在被當作各種新模式推崇后又都最終消失。這其中蘊含的道理,對我們判斷中共體制的命運是會有很多的借鑒的,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