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在顛覆「國家政權」——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系列報道4 ... .. ...

生於光緒末年 (1908年)、人稱「王媽媽」的中國最長壽女右派——王希文，2011年在紐約逝世，享年104歲。

釋本煥，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今年（2012）在深圳弘法寺圓寂，世壽106歲。

釋虛雲（1840--1959），禪宗高僧，禪宗第十七代祖師，1958年，被列為右派分子時，虛歲119。

紀念反右派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裡——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這個溫文爾雅的教授，就是當年被描寫成青面獠牙的大右派分子——譚天榮，至今還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1948年的老革命、中共老黨員，後來成了老反革命、老右派分子，現在是被改正右派、受「監控」對象。

到香港參加「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右派老先生、1948年就秘密參加中共「革命」的、中共黨員胡顯中，回到家裡后，給香港五七學社武宜三發來一封信。

來信說：北京大學著名的右派學生（被毛澤東封為「學生領袖」）、糾正後在湘潭師院和青島大學當教授的譚天榮也想來香港參加研討會，而且已經到了深圳，結果被堵回去了。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這樣被堵住的。武宜三先生在研討會上說過，「能夠到香港參加這個研討會，是新聞；不能來參加，也是一個新聞。」山東省的有關單位，好像特別喜歡製造負面新聞——前不久製造了震動世界的「陳光誠事件」，現在又亂花納稅人的錢，從山東跑到深圳，把譚天榮堵回去，真是不惜血本。

譚天榮到香港開會和有關單位濫用公帑，到底是誰在挖「社會主義牆角」、在實際上顛覆國家政權呢？

下面是來信全文。

在去香港的路上，一直抱著惴惴不安的心情。開始是擔心在機場就被勸阻。過了機場的安檢關，終於可以登機了。但是到了廣州還要下機，再次接受安檢。等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再次登機。這一下擔心消除，終於可以到達香港了。（記者按：一個中國公民、一個執政黨的黨員，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旅遊，居然要「一直抱著惴惴不安的心情」。）

在開會期間得知：這次會議有許多知名人士都被阻止在北京、上海等地，不能前來參加。特別是青島大學的譚天榮，已經到了深圳，仍然被國安人員勸回。看來我是漏網之魚；更可以斷定：當局一定要追查的。為此，應該心中有數，及早想好應對之策。

開完了會往回返時，又有新的擔心：攜帶許多會議文件，還有朋友們贈送的新書。會不會在機場被檢查出來沒收？一路上就如此這般地惴惴不安。直到13號凌晨3點，踏進家門才鬆一口氣：會也開了，書籍及文件資料也順利帶回來了。心情之愉悅可想而知。（記者按：所謂「惴惴不安」，就是沒有安全感，就是「恐懼」。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對美國人保證：中國也要實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60多年過去了，從黨國要人到普通老百姓仍然沒有這些「自由」，特別是免於恐懼的自由。不相信，你就看看從我黨高級幹部到一般群眾，都爭先恐後的往外國跑，從王立軍到陳光誠，都要把美國使領館當作逃生之地。）

當我查看電話機上的來電顯示，發現有個號碼是單位老幹部處打來的。時間是在12日下午19:20。這個時間應該下班了，非工作時間打電話（記者按：只有在控制人民的「事業」上，他們才有這個積極性。），說明事情不尋常。再一想，明白了。一定是單位領導人要光臨，查問香港之行了。

此時已是凌晨3時，趕緊睡覺。一覺醒來上午8時多。正在逐漸清醒的過程中，電話響了：果然不錯，是老幹部處打來的：說是要前來看望你。好吧，抓緊胡亂吃點東西。9點，四位領導人光臨。他們是：主管離退休幹部的T副院長、紀檢書記ZH，老幹部處長AN,還有一位的職務不清楚，這位一直是一言不發。主要是前兩位說話。

他們簡單地寒暄了幾句，便切入正題：近日外出旅遊了嗎？（記者按：明知故問。）

答：是的，去香港看看，看看那裡萬惡的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樣子。

還有其他活動嗎？

答：有，參加了一次學術活動。

什麼學術活動？

答：反右運動55周年紀念。

啊！是什麼單位主辦的？

答：法國的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五七學社三家聯合主辦的。（接著，就我所知簡單地介紹這三個機構的性質。）

問：怎麼想起來去參加這樣的會議呢？

答：因為五七年反右運動，是我人生中一大轉折：從一個共產黨培養的後備幹部，一下子跌落成反革命罪犯，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不能不關心這方面的活動，並積極參加。如果中國政府自己舉辦這樣的活動，那多好。我就可以就近參加，不必費那麼多錢，千里迢迢、經受旅途辛勞去「境外」（記者按：「境外」這個辭也是很荒謬的，香港明明回歸了，還是被叫為「境外」，這大約就是飽食終日、不幹好事、專門幹壞事的中宣部的老爺們的偉大發明。）參加了。可是遺憾的是：我們的中國政府，作為當年反右運動的主辦單位，幾十年來卻始終不提這件事。好像根本就不曾發生過一樣。中國政府自己不搞，就不可避免地讓人家來搞了。2007年，美國舉辦了「反右50周年研討會」，沒有邀請我。這次主辦單位邀請我。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不應該錯過。所以就參加了。（記者按：回答得好。）

「你也應該事先和單位打個招呼呀，你是有組織的人，是老黨員呀。」（記者按：你這個「組織」是什麼樣的組織？我看，你這個組織「是只為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服務的」組織。你這個組織的成員——黨員，甚至老黨員，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到什麼權利呢？右派分子中有很多都是你們組織的人，他們蒙冤20年，工資被扣押，他們和你們打了30多年的「招呼」了，你們可曾理會？「老黨員」又如何呢？劉少奇、高崗、彭德懷、黃吳葉李邱，不都是老黨員嗎？你們又怎麼對待他們呢？全體成員要為一個權貴集團、甚至一個獨裁者所奴役、所驅使、做犧牲的組織，只能叫「法西斯」，不管它有多麼好看的招牌。）

答：我是中國人，到中國的土地上去旅遊。這應該說是非常尋常的事情吧？我是個學者，順便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也應該認為是很普通、很合法的行為吧？既然是合法、普通的行為，何必麻煩各位領導？牽扯領導的精力、浪費領導的寶貴時間。豈不是多此一舉嗎？

對方表示不然：你參加的不是一般的學術會議，而是具有國際背景的會，其中也許有敵對勢力的參與，應該提前和組織告知才對。（記者按：「也許有敵對勢力的參與」，有什麼根據？就是參與，又有什麼關係？黨國要人不是和「敵對勢力」有更密切接觸嗎？天天擁抱、握手，送錢送東西，他們還把老婆、子女、財產通通都搬到「敵對的」國家去了。不是嗎？其實，「敵對勢力」不在「國際」，也不在香港；而是在「蕭牆之內」——如薄熙來、王立軍，還有你們這些專門給「和諧」對著干、專門給中央添麻煩的人（紀委書記等等）。熊為了趕走主人臉上的蒼蠅，一巴掌打過去，蒼蠅固然打跑了，卻把主人也給打死了。只不過是你們的智商要比熊高得多了——平時狗仗黨勢、窮凶極惡，不行了就往敵對國或者敵對國領事館跑。）

答：我認為：對於中國政府自己應該主動去做卻沒有做的事情，任何國家的組織、個人，都可以代勞，也有彌補的責任。同時也可以避免歷史上留下令人遺憾的空白。這應該看成是一件好事。我看不出有什麼陰謀詭計。所謂「敵對勢力」，恐怕無從談起吧？

我還表示：如果在2017年，中國政府自己牽頭舉辦反右60周年研討會，我一定在境內參加。只要還活著，就是扒也一定扒到北京去參加。保證不去境外參加了。

他們又問：還接受什麼採訪？

答：接受澳大利亞人（華裔）的採訪；另外和日本的電視記者（中國話說得很好，他對會議進行全程錄像）有過短時間的交談。採訪內容是：談談我自己的經歷，時間大約15分鐘，有錄像。

你還有什麼表現？比如提交論文呀什麼的。

答：參加會議必須提交學術論文，這是前提。如果參加學術會議，而無法寫出合格的論文，那是無法想象的，也被同行們看不起，認為你是白丁、混混。我的論文題目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與反右派鬥爭》。內容主要是論述兩者之間的必然因果關係。

問聽說論文要出版，是嗎？

答：香港城市大學有這個計劃。

「我們希望你趕快撤下自己的論文，不要讓他們出版。因為如果出版也許對國家、對你個人都不利。」（記者按：這不是公然與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唱反調嗎？因為《憲法》明明有「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

答：今天是網路時代，寫稿不必再使用紙張。我的論文是以電子版的形式發送給他們的，如果撤回，他們也未必不可以留個底稿。

你可以向他們聲明：撤回論文。（記者按：這個要求很無恥。）

答：我試試看吧。

談話期間，又有當地派出所民警和安保人員二人敲門。開門一問，主題都是一個，所以就在一起談。不久，他二人先行告退；說是以後再談。看來這次並不算完。（記者按：為了控制一個右派，到底需要多少人？要花多少錢？）

最後還和四位領導人說了幾句閑話。

他們說：我們都快要退休了云云。我說：看副院長臉色很不好，瘦多了。（就關心地問：）是不是太忙累得？

那位紀檢書記馬上幽默地說：就是為你的事情操勞的。

我立刻表示歉意：罪過、罪過！

他們又說：希望你好好保重，爭取再活10年8年的，到90歲、100歲！

我也幽默地說：不好不好，那樣豈不是更使各位領導操心勞累，瘦的更歷害了嗎？況且又要碰到「反右60周年、65周年」，事情就更麻煩了。

哈哈一笑結束。（記者按：只怕遠遠沒有「結束」。）（武宜三綜合報道並提供照片，首發《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