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召開

研討會開始，魏紫丹（左起）、蔡耀昌、白夏在主席台上。

台灣學者曾建元教授在發言，介紹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處理2.28事件的經驗。

北京學者姚鑒復在發言。

《人民日報》名記者劉衡的女兒劉靜代讀不鏽鋼老鼠劉狄的書面發言。

鮑朴（左）、廖天琪在主席台上。

大會會場一角。

【導語：2012年6月10日，由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五七學社聯合舉辦的「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召開。大會氣氛熱烈，發言踴躍，有一百多個香港市民和海內外人士出席。大會從上午9點30分開始，下午6點30分結束（大會詳細情況將陸續報道）。以下是武宜三的開幕致辭，在《參與》首發。】

小姐們、先生們、各位朋友，星期天早上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會，其實應該在北京、上海或者廣州開，應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來舉辦，或者中共中央統戰部，甚至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來舉辦。

但是，現在做不到，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做到，否則，我們中國就活該被開除球籍了。

我們五七學社算是「不自量力」了。廖天琪說，這個世界的正義和人性就是靠一些「不自量力」的人來維持的。她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鼓舞，的確，我們的研討會得到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儘管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辦法光臨這個會場。

我們真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研討會居然成了有關部門2012年的「監控重點」，全國許多地方的右派老人都受到勸阻、被談話、被喝茶，當然大多數態度還比較客氣，這也算是進步吧；但是，其緊張、嚴厲的程度，卻是1979年被改正以來所沒有的。

就這樣，很多人就來不了。例如北京的任眾、博繩武、俞梅蓀，上海的彭志一、裴毅然，雲南余永慶、趙正榮（二位代表16位中共地下黨打游擊出身的廳局級、縣團級離休幹部、前右派分子兼地方主義分子。），重慶蔣文揚，甘肅省的譚蟬雪，甚至譚蟬雪的代表，等等。他們很氣憤，他們說，右派不是糾正了嗎？為什麼還限制我們的自由？香港不是回歸了嗎？為什麼不讓我們到自己的土地上走走？

不能來的還有章詒和、章立凡、葉永烈等，我們只有表示遺憾。

但是不管怎樣，今天還是有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來了。大家從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個目標就是「五七精神、薪盡火傳」，那麼什麼又是五七精神呢？

我以為，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大家知道，這8個字曾經被毛澤東、共產黨批得臭不可聞，到談虎色變的地步。

今天我們有機會在這裡談「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還要感謝來自這8個字故鄉法國的朋友——白夏教授、魏簡博士和他們的同事，他們的機構法國文化中心（CEFC）是這次研討會的合辦單位，現在歐洲經濟狀況好像不太好，但是他們的單位還是拿了一些錢來支持這個研討會。這是什麼精神？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

我們還要感謝另外一個合辦單位，香港城市大學，它在這個黃金地段給我們提供了免費場地，也負擔了一些費用，鄭宇碩教授、張達明老師，犧牲了很多時間，貢獻了很大精力，使我們的籌備工作能順利進行。

我們還感謝今天出席我們研討會的嘉賓，美國的魏紫丹先生，德國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廖天琪會長，澳洲的王旭先生，紐西蘭的周素子老師，俄羅斯來的孫越先生，日本的瀚光先生，台灣的曾建元教授法官等。

我們感謝所有為研討會出錢出力的各界朋友。感謝今天光臨的所有中外朋友。

最後介紹我們自己——香港五七學社，香港五七學社是2007年成立的，主要成員是居住在香港的當年右派分子，右二代，以及同情者、研究者，很多人以為我也是右派，現在聲明，1957年我還在福建讀中學，福建沒有在中學生裡面抓右派，所以我不是右派分子。那麼有在中學生裡面抓右派的地方嗎？有的。至少四川省是一個，四川省在中學生裡面打了很多「三類、四類」學生，這些學生不叫右派，但是享受右派待遇——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當幹部，只能去農場、農村勞動改造，或者被升級為反革命分子。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叫《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的年代裏》，講的就是當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豐功偉績。

香港五七學社成立5年來，在各方朋友、同道的支持下——

1、我們收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出版了40種（40多本）有關的回憶錄、論文集、小說、詩歌等，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申淵（陳愉林）先生的《臥榻之側》、《五七疑雲》、《57右派列傳》（1—4卷）等。陳愉林先生1949年之前就參加了中共革命，是中共資深黨員，黨國的高級幹部，可是他也是個右派分子，他晚年通過反思，開始潛心寫作，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文章發表，是五七學社出成果最多的研究人員。

2、我們開通了網站57hk.com。每天收集、編輯《香港報刊論中國》，向超過12000個電郵地址發送。主持這個工作的是，錢夫子、餘子牛。右派學生岑超南先生和難友合作出版了《北大精神，五七綻放》、《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1949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等。岑先生83歲了，仍然在為實現中國民主而努力，不斷為五七研究出錢出力。他同時是香港優秀義工，北京大學模範校友等等。

3、我們在香港、台灣、日本等地方主持或者參與召開多次與反右派有關的研討會。接受報紙、刊物採訪。我本人正在編輯《1957受難者姓名大辭典》，現在已經收集了幾萬個案例，我們為搶救歷史、保留記憶做了一些工作。

這一期《亞洲周刊》有五七學社的專訪，非常感謝江迅先生和他的團隊。

我們今天開會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那麼什麼叫做反右運動呢？很多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簡單的幾句話來概括：

所謂「反右運動」就是黨國領袖、執政黨對中國人民、中共黨員，特別知識分子的欺騙、作弄、非法迫害甚至群體滅絕；「反右運動」的結果就是毛澤東、共產黨親手毀掉了自己的誠信，把這個黨、這個國家，一步步引向說謊、欺騙、假大空。

55年前的1957年，毛澤東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信誓旦旦的保證「言無不盡」、「言者無罪」，各級領導反覆動員，甚至說，你如果不提意見，就是不愛共產黨；那麼大家只好大鳴大放了，有的人還是挖空心思、沒話找話來說幾句。但是沒有過幾天，在6月8日這一天，毛澤東就翻臉不認人了，幾乎把所有給共產黨，給毛澤東，給中共黨員，甚至「積極分子」提意見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種分子。

後來毛澤東自己說，他是搞「陽謀」，是「引蛇出洞」，就是有意叫你上當，然後「聚而殲之」——把你們消滅掉。

這種由領袖、黨和國家領導人，執政黨給自己的人民、黨員下套子，挖陷阱的事，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

這個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可不是開玩笑的，一旦戴上這個帽子，就不得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株連九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餓死，有的被自殺，有的被槍斃。這些苦難，下面的發言者還會介紹。

今天我特別提醒大家，隨便「把你們消滅掉」的這個制度，還沒有改變噢，從中共高級領導到普通老百姓，在這個制度下，都沒有安全感，從過去的劉少奇、彭德懷，到今天的薄熙來、王立軍，再到陳光誠、李旺陽，怎樣從反右派運動吸取歷史的教訓，我想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

那麼，全中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呢？很多人都說是55萬，現在我想糾正一下這個概念。所謂55萬，只是中共當局在1979年「改正」的數字，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數量的右派不予改正；1979年以後又改正了幾批。直到現在，還有人沒有得到改正，北京大學數力系畢業班學生閻桂勛先生就是其中一個。

嚴重的是，中共是個無法無天的黨，一個單位的支部書記就可以把別人隨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後送去勞動教養，他不需要上級審批，更不要法院審判，所以隨意性太大，很難有準確統計數字。

大家知道甘肅省有個敦煌石窟，現在是旅遊的熱點。那裡當年有個敦煌研究所，所長是常書鴻先生，研究所的中共支部書記是常先生的太太李承仙，研究所里有個畫家，叫畢可，畢可因為是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沒有把李承仙看在眼裡，到1957年反右派中，畢可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給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結果在農場里被折磨死了。

多少年後一查，畢可的檔案還在研究所常書鴻的文件櫃里睡大覺，原來畢可被定為右派的申報，上級沒有批准，把檔案退回來了，但是畢可已經死了，所以這個檔案就一直呆在文件櫃里。這個畢可在不在這55萬裡面呢？我不知道。全中國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畢可呢？誰知道？

據說，常書鴻先生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也是大大的好人，他死後，很多人寫文章紀念他，可是在畢可這個案件里，他分明是個謀殺犯，至少負有領導責任，是個共犯。這可見，如果制度有問題，好人也會幹壞事。

畢可的檔案畢竟找到了，但是相信有更多人的檔案沒有了，因為中共的領導人都是農村、山溝里出來的，沒有管理知識，不講程序，沒有規範，非常隨意，根本不把人當人，根本不重視生命。加上它的統計數字也是為政治服務，所以更加不可靠。那麼到底有多少呢？反右派研究專家丁抒先生，收集了100縣的人口、右派數字，然後做了計算，他認為在180萬左右。我也查了幾百本縣誌，覺得180萬這個數字，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個錯誤概念是「右派已經平反」，很多右派分子本身也這麼說，「我平反了。」告訴大家，右派分子只是被「糾正」、被「改正」，被「糾正」、「改正」的意思，就是給你一張一文不值的《改正通知書》，說你不應該是右派，我把你錯劃了，現在讓你恢復當年待遇、級別，如果曾經是黨員、團員，被開除了的，現在恢復你黨員、團員的資格。沒有道歉，沒有賠償，你1957年是科員、工資60元，1979年改正了，還是科員、工資還是60元，同時1957到1979年被扣掉的20多年工資，也不補給你了。而且到現在還不肯補，這合理嗎？你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錢多的不得了；拚命的送給朝鮮、亞非拉小兄弟化，就是不願意把扣壓了人家幾十年的工資還給人家。難道拖到老人家都死光了，就可以把債賴掉了嗎？

不僅如此，它還讓你感恩戴德，說「黨給了你第二個青春」，你們有人就問了，「我的第一個青春到哪裡去了？」

至於在這22年中，你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樣的株連，受到多少精神、物質損失，都不管了。如果死了，被殺掉了，這裡有個例子，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右派學生沈元，1968年，被迫害的受不了，用鞋油把臉塗黑，化裝成黑人，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去尋求政治避難，結果被抓（告訴大家，跑外國大使館王立軍同志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應該是清朝的康南海先生，他跑的是日本大使館）；1970年，沈元以「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殺了。到1980年，當局對他媽媽說，「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撤銷」原來的《判決書》。「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人都殺了，「撤銷」《判決書》，「宣告無罪」有什麼用？非常荒唐。

建議香港的青年學生、傳媒記者，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和來到香港的右派老人交朋友，採訪他們，幫他們做口述歷史，留下記憶。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是國寶，而且是不可複製的國寶。大家一定要來好好珍惜一回。（6.12對個別做了補充）（武宜三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