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自述在"傘海下"成長

空氣之中，處處有新聞　　2014-11-22 香港一報職工協會。

記者中，有的專門採訪警方部署，有的專門往占區里鑽。

雨傘運動迄今50多天，但於我（此指執筆者）而言，這場「傘聚」已佔領我生活200多天了。
港大學者戴耀廷去年初提出和平佔中，其實警方已密切部署，只是當時行動高度保密，沒有泄露半點風聲。直至今年4月，才有雜誌指警方有一個「S計劃」應付佔中。專門跟進紀律部隊新聞的我看到報道后，遂和上司商量，決定一起跟進，得知所謂「S計劃」全稱Operation Solarpeak，警隊內部有一個有趣俗稱叫「光明頂」。於是，我在4月底寫了第一篇警方部​​署佔中的新聞，反應不錯。
此後，整個2014年的三分之二時間，我也在留意警方的部署。
由於學聯發起七一遊行后「預演佔中」，警方會如何應對，成為焦點。我和同事在6月時可謂「碌盡人情卡」，戰戰兢兢地把自己通訊錄上的所有電話也差不多打了一遍，得知更多警方部署，包括警力、指揮架構、將警校變成臨時羈押中心等，甚至連其他紀律部隊部署，港鐵、銀行的應急安排我們也不放過。

後來，為了找高位拍攝警方在黃竹坑警校演練佔中，我曾和攝記冒險攀爬附近的護土牆，又登上大廈天台，為的是要讓市民大眾了解警方清場時的武力使用情況。
然而，往後的種種發展以至警方的應對，已超出我們預計，但不代表先前的報道沒有參考價值。由佔領中環到雨傘運動，我們依舊繼續跟進，Solarpeak被指內部操作混亂、警隊千萬元超時補水，以至大家最關心的「一哥」動向、何時清場等；我們亦要把握有限的發問機會，向警隊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例如要求助理處長提供施放催淚彈的數字。數字不能說謊，87枚催淚彈，是多是少公眾自有判斷。
撇除傳媒的社會責任，在競爭層面，傳媒之間的競爭也引人入勝。今天我寫成獨家報道，明天別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獨家報道；同樣地，今天我「甩了故仔」，不代表我明天會繼續輸。傳媒就是如此「過​​癮」，每天也像玩showhand，一份報紙將記者每天的心血「曬冷」，是贏是輸，明天也是新的牌局。佔領至今，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開牌」，看看自己和別人的報道，有時為了第一時間得知報道內容，更會等待清晨網上​​版的更新。「開牌」后，時而興奮，時而消沉，很自虐，但很享受，然後又是新的一天。

談到警權和民權，我想起美國開國元老Benjamin Franklin一句名言：「Those who give up essential liberty to purchase a little temporary safety, deserve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 個人自由和社會安全，向來都是give and take ；市民行使個人自由，警方保障社會安全，永遠也是一場博奕。大眾有知情權，監察公權力的運用；但警方往往基於行動需要，不會透露太多安排細節。
警方也有需要找傳媒放風或報道正面訊息的時候（如破到大案），那時記者不愁沒有東西寫；但更多時候，記者需要主動與消息人士聯繫，尋找大眾想知道而警察公共關係科無法提供的答案。為免和警察相處時予人不公的印象，平日我雖然會到佔領區觀察，但我告訴自己，絕不能參與其中，必須按捺感情，不能在街上過夜、一起叫喊口號等，亦要從社會一片仇警氣氛中抽身，和警務人員談及個人意見時亦會小心謹慎。記者和警方相濡以沫的微妙關係，和當中的相處技巧，我仍在摸索中。
香港人，30年來什麼卡也碌盡，現在來一鋪「曬冷」。但這次，是贏是輸，我看不清。

 

放了一個長假期后，月底得返回報社工作崗位，準備採訪多時的佔領中環。上司安排我在原本的和平佔中行動中，連續負責兩晚通宵更。但不用說，後來連串事態發展，令大批市民佔領街頭，演變為雨傘運動，遍地開花。由學生沖入公民廣場那晚開始約兩星期，我大部分日子是在各佔領區當通宵更採訪和報道，感受過旗海下的溫柔，雨傘下的暴烈，也可能因為月夜的關係，有時好感動，更多時候好茫然。或許在許多年之後回看，這段時期是我採訪生涯中，經歷最多，感受最深的日子。
群眾運動從來是複雜多變，今次佔領運動就更甚，採訪過程中，發覺許多事物都超出自己的認知。好像那個傍晚放過催淚彈后，當晚激起全港很多市民，男男女女走到金鐘抗爭和聲援，那晚人潮佔據長長的夏慤道，許多OL、西裝友就坐在馬路上，以前哪會這樣？當晚在銅鑼灣，幾位十來歲少女從北區坐車出來看能幫點什麼，但沒有裝備，有人遞給保鮮紙給她們，她們全然不知保鮮紙有何用，猶疑地接下說「點用？」

這個晚上，許多市民第一次學慣用索帶綁鐵馬砌防線，第一次戴上頭盔和眼罩戒備，第一次聞到催淚彈和嘗過胡椒噴霧⋯⋯

當記者多年，做過好多衝突場面，05年韓農示威也初嘗催淚彈和水炮，但今次長達個多月的運動，許多舊有的技巧是未必應付得到，做記者也要不斷學習和評估新形勢。雨傘運動由學生和佔中三子發起，許多人以為參與者主要是學生，其實不盡然，黃之鋒等被捕加上警方放催淚彈，令許多來自五湖四海、基層市民，總之就是一顆好純粹的赤子之心，要出來撐學生、保護學生。
有些風平浪靜，沒有衝突的晚上，我有多些時間與金鐘留守者吹水，較深感受，是有機會跟一些駐守防線的朋友有較多認識。他們發展了四條防線，與佔領區各大小物資站、或叫「地主」，以無線電對講機聯繫，我坐在防線，經常會聽到例如「4個軍裝響海富行緊過大台，各單位留意」 、「有兩個人剛剛走埋嚟防線想拆鐵馬，請支援」之類的訊息。這些留守者都有一份信念，就是要守住金鐘佔領區不被反佔中人士衝擊，不被警方清場。他們有地盤判頭、侍應生、食肆老闆、文憑試重讀生，他們未必清楚當時的落閘方案，更遑論懂得分左翼、右翼，左膠和左派的分別，就是默默在遠離大台、遠離領導核心的邊疆位置，24小時輪更守著。

還有糾察、救傷站的工作人員，運動中有好多這樣的小人物默默付出，而且他們不少還會在佔領期間惡補知識，了解普選的爭論點和現時制度不民主和不公義之處等，看在眼內，我經常都覺得好感動，一場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提高了人同人之間的合作，創造出許多新的價值。
我們當記者，又何嘗不是要不斷惡補。什麼本土、城邦、左翼、「八樓」等組織、意識形態和行動策略要重新認識；文化政治到空間政治；撤與不撤、清場與否、沖與守之間的政治博奕，違反禁制令對衝擊法治的關係，諸如此類，還有，後期才知的腐女文化⋯⋯做記者從來是不斷學習，只是這段時間，吸收資訊佔去太多時間，好多時想去思考問題已經太累了。
適應新的工作模式也是挑戰。報社在佔領運動前終於開始認真發展網上和流動平台，大做即時新聞和影片，後勤同事發展出一套好勁好快的制度和工藝，報道速度之快狠准，圖輯之美，往往令我目瞪口呆。我們在前線，也努力在突發現場拍片，即時傳返公司，希望新聞做到最快最准。一對眼一對耳很有限，但集合同事之力和各部組合作，呈現整個運動的全貌，這種快感和滿足感，即使睡得少，也覺得好值得。

在如此波譎雲詭的政治形勢中，新聞自由正受到嚴峻考驗。我想起掛在中信橋那幅激蕩人心的魯迅名言的橫額：「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這句話，同樣也是對我們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