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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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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6 22:51:08)
（本文選自邱會作兒子程光所著雜文集《往事回眸》2012年1月出版） 1 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電話，說父親病了。 4月29日父親開始發燒，到干休所醫務室，醫生建議最好住院治療。父親說：「要放五一長假了，如果我住院，攪得所里工作人員不能好好休息。我吃點葯在家裡捱一下吧，說不定自己會好。」 放假的七天里，父親體溫越來越高，家裡勸他住院，他還是不願意麻煩人。5月8日上班時，他發燒39度多了，被送到陝西醫學院附屬醫院，那裡馬上安排住院，抱怨說為什麼不早送來，88歲高齡老人發燒，太危險了。 陝西省人民醫院是當地最好的醫院，本來要送父親到那兒。但他不願意，說過去看病對他冷漠，而醫學院附屬醫院對他很尊重，醫療上熱情周到。 我們理解父親，有時候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 醫院初步診斷父親為肺部感染，經過治療沒有好轉，體溫時高時低。醫院用盡了辦法，但效果不佳。父親有點著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診斷。陝西省委同意，責成管理父親的省老乾局安排。老乾局如以往一樣請示北京，卻沒有任何回答，再請示，仍無迴音。對於父親這樣的人，陝西方面多幾分謹慎可以理解，但醫生說，這樣拖延下去會錯過最佳治療時機。眼看著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老乾局決定「自作主張」，人先到北京，他們派人陪同去，就地進行請示。 陝西敢這樣作，因為心中有底。1981年父親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作過批示，給予關照。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后，父親的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進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關係」從公安局監管改變為老乾局管理照顧。後來中央發生了人事變動，但對父親關心和善待沒有改變。父親去湖北武漢省親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寫信，總書記江澤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幾年父親曾想搬到離北京近一點的河北定居，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為此幫過忙，擬安排在原河北省長曾經住過的房子里，行文口氣完全是為一個老同志辦事。在軍委副主席張震等老同志的幫助下，我母親的人事關係從西安轉回到北京，在總後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來越來越寬鬆的氣氛讓陝西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2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醫院治療是人之常情，但對父親來說，意想不到的麻煩來了。 陝西的老幹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大醫院。那裡也願意接收這樣的病人，幹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醫藥費亦是一筆收入。這次父親想住北京協和醫院，陝西省和那聯繫，但並不順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親看病要緊，不管用什麼方法先住進醫院再說。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辦法，叫朋友通過私人關係給父親聯繫好了協和醫院的幹部病房，卻要按「社會人士」住進去。近些年來有些人先富了起來，他們想得到好的醫療，醫院開闢了「創收」門路，只要交付高於正常收費幾倍的價格就可以享受「高幹待遇」。醫院聲稱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說是委婉的拒絕，因為父親每月微簿的生活費，一天也住不起這種病房，何況床位費和醫療費要預交數萬元才行。於是陝西老乾局請示省委，答覆是用多少錢，省財政廳先想辦法，然後請示相關上級部門，把父親的醫療待遇落實。 陝西省老乾局派專人和醫生把父親護送到北京，讓他先住進了協和醫院的「議價」病房，然後再和醫院商議，爭取按照幹部的待遇正常收費。 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醫院問邱某是什麼級別？在哪兒任職？他們的「明知故問」讓陝西難以回答。老乾局的人說，邱老到陝西是中央的決定，享受高級幹部的醫療，他們有一個省里關於父親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標準。醫院說陝西的文件在他們那兒沒用，他們聽衛生部的，中央對省部以上的幹部有名單，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爭議，如果聽任下去，事也辦不成，陝西老乾局把所帶的現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應付幾天。 陝西老乾局對父親的醫療請示了衛生部，那裡推諉問題特殊，要請示中紀委。老乾局的人即去那裡彙報，說這是生活問題中的一個具體事，由他們按以住的精神辦理即可。陝西老乾局這樣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覆，只要他們請示了，就可以按當初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的指示精神辦。他們的經驗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問題好解決，因為以前隨物價上升提高父親的生活費，改善居住條件，都是上面不予具體的答覆，陝西根據當初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精神執行，而且辦成了。我們家屬與陝西老乾局有同感，這二十年來有許多具體生活困難涉及到「級別待遇」，請示上面多無迴音，可是偏偏這次有了明確答覆，是以「兩案辦」名義的指示，說要按「規定」辦，是什麼「規定」，又不向家屬具體說明。 按說，那裡是最了解中央「內情」的機構，在答覆的潛意識中讓人感到，當初胡耀邦、趙紫陽等的指示，好像並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指示，更不是什麼要執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個人意見，這把已相約成俗實行多年的事情複雜化了。 陝西老乾局並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們送到北京的病人情況「特殊」，別去碰那個敏感的問題。畢竟還有好心的人暗中幫忙透了「底」，說有很多「不符合規定」的人到協和醫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關係就在那兒辦成了事。我們去衛生部門找了那樣的「關係」，答覆說，本來可以幫忙，但事情落在了「這樣的人」頭上，就不敢了。 這時，我想起了父親的話，「中國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個人的時候，上上下下都雷厲風行、爭先恐後，牆倒眾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寬待一個人的時候，各部門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諉，讓你繼續受苦，苦不堪言。」 3 父親住進協和醫院，同樣的病床費，老幹部每天一百多元，父親卻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積十幾平方米較小的一種病房，屋裡放了一張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醫療器械之後，空餘之地無幾。略為寬敞一點的套間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議價病床價格不僅翻了幾倍，醫療費也要增加很多。請一個專家會診，「規定內」的病人的診費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議價」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個專家同時來會診，就得近萬元。別的重病人的護理是護士日夜看管，而我們則是請護工，費用自理…… 我們不敢讓重病中的父親知道這些，但他從護理工那兒問了出來。他在這裡不僅住房費高，吃飯也貴，每天80元（每餐是一個盒飯，市場上十幾元），一個護工每月兩千元……只有有錢人才願到這兒來「消費」。 父親心理負擔很重，這些年來發給他的生活費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當於北京一個普通工人每月工資福利收入。父親這點錢連醫院裡每月的飯費都不夠，床位費還不夠住兩天，更不用說治療了。這種病房收費，一般人住不起，這樣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這那裡是在「議價」，是在「議政治」。這令重病中的父親心裡非常焦慮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對此，醫院比誰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堅持如此「議價」，其實就是當成了「政治包袱」。 十幾天過去了，父親診治少有進展，但每天幾千、上萬元的費用要簽單，實在令人揪心。為湊錢急用，即便我們家人可以傾家蕩產，可也不可能無窮無盡。就在這時，陝西打來了電話，說請示了省委書記李建國，他指示，用多少錢實報實銷，還說，這件事不要再在錢的問題上考慮，為病人治病要緊。 急忙趕到的老乾局幹部帶來了陝西省財政廳開具的空白支票，醫院收費處想在上面填多少錢數都可以。父親得知此事，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父親的醫療費全額預交了，醫院請來了一些的專家為父親會診，對此，我們心存感謝。專家一組一組地來了，事先他們沒有看病歷問情況，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誰。父親擔任過中央醫療領導小組負責人，醫療界認識他的人多。專家們非常認真熱情，說是把父親當作老首長和前輩看待，他們不肯拿專家費，說是盡心意，有的還向醫院建議，會診中凡是能不算錢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給他們的報酬不能要。但醫院還是要足額收費，據說醫院有提成，比例相當大。我們得知這個，是護工說的。患者使用一個護工一月要付給醫院約兩千元，護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頭」。 我們對此略有微詞，一位醫院副院長說：即便是一個囚犯被送來看病，也一視同仁。他的話中流露出了一個意思，父親至今還是「囚犯」，他們能這樣，已是「破格」，寬大為懷了。 4 父親來北京看病，我們沒有對外說，因為病人需要安靜治療。但是沒有幾天，消息不脛而走。 來醫院看望父親的人很多，有他過去的戰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時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來，或是本人來不太方便，於是就派子女來看。人們送來的鮮花在父親住的小病房裡擺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門口外邊。花香在走廊里飄蕩，離開那裡遠遠就能聞到。來探望的人不用訊問，見花聞香便直奔而至。護士們說，很久沒有看到有這麼多人來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親和探望的人見面，最激動的是看到了原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他們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亂的時候奉命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央軍委辦事組，處理了許多事宜，為了穩定因受造反衝擊而混亂的軍委機關日夜操勞。他們說起那段往事，談了很久都不願分別。 最牽掛父親的是那些曾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管理員老劉，1939年入伍后就當炊事員，為父親作了幾十年的飯。從挺進東北到進關南下，解放華中華南，再隨父親從廣州調到北京，他從來沒有和我們一家人分開過，早成了我們的「家庭成員」。多年來，劉叔幫著因工作忙而不能過分操持家務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帶大，並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搶風潮時保護了這個家裡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著這個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這次，他聽說父親胃口不好，就做了幾道他最愛吃的菜，用保溫桶放好，老遠地從永定路的總後五號院趕來。劉叔看父親已經吃不下什麼了，就一臉笑容地勸他吃，用勺子喂，說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劉叔看到父親因病重已難以下咽，一個人躲在門外遠處偷偷地哭。他已經八十歲了，直到父親生命的最後，還在為父親盡自己的心意。 5 協和醫院幹部病房的醫生多是海外學成歸來的中青年人，從父親入院安排到醫藥收費標準上的爭議，他們都看在眼裡，知道了這個病人的治療中還有醫學以外的因素。父親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復的凈土，這個「包袱」和責任要讓這些醫生來背。從那些醫生的年紀上看，文化大革命時他們還是孩子，對那場中國社會動亂的來龍去脈，未必知其真實。他們會如何作為？多少令人有些憂慮。但我們發現，父親入院困難所形成的陰霾，被來看望父親的人流化解了。來慰問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來的人，多是這個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或老將軍，那些花籃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為人們熟知。而且陝西老乾局的人再三向醫生護士強調，父親是他們的服務對像，是他們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們的工作。 醫生們或許看出了我們的疑惑，說：「我們是把老人家當成首長和長輩看待的。」他們叫我們放心，一定會為父親的治療盡心儘力。 可是，畢竟父親的入院受到干擾，傷害了他年老虛弱的身心，病情已經有所延誤。醫生們很著急，陝西的同志也著急，我們更急。父親的病情牽動著很多人的心，關心父親治療的還有一些老醫務工作者。原解放軍總醫院的副院長來了，他建議用中醫中藥，這樣對父親虛弱的身體好一些。還有一些曾給領袖人物作過保鍵的醫生們來看望時也如是說，他們對高齡老人醫治富有經驗。 我們向主管醫生提出，想看看中醫，病房立即上報。一位醫院的副院長得知后說：「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協和住院，他想看中醫，這裡也不安排，這兒只有西醫。」 我們不知道歷史事實是否真的如此，還是上面又下來了一個「逐客」的借口，總是感到有個陰影在我們身邊徘徊。好心的醫生想出了辦法，搞一個「中西醫結合」吧，這是衛生部規定各醫院都要開展的業務。我們請來了中醫老專家為父親看了病，開了藥方，請人煎好給父親服用。儘管中藥效果來的緩慢，但我們還是充滿了希望。 父親到北京已經半個多月了，病沒有見起色，低燒一直不退。醫生們發現父親的肺部有炎症，決定從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積液。當他們用移動X光機在病床前為父親透視時，發現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傷的痕迹，清晰可見肋骨有多處骨折、脊椎三處有壓縮性骨折。醫生看那裡不像是戰爭年代的舊殘，當得知這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傷所致，沉默無語。這些傷殘一直疼痛，折磨著晚年的父親，但他很少對人說。如果不是醫生們親眼所見，恐怕是也會相信是父親搞武鬥而不是挨斗者這個被廣泛宣傳的「偽命題」。 父親的病越來越重，發燒從間斷到持續，從低燒到高燒。為防止涌痰堵住氣管窒息呼吸，給父親作了喉管切開吸痰手術，作得很成功。父親被送到ICU重症監護病房，起初還好，手術麻醉解除后恢復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們，因為不能再用喉嚨說話，就用眼神叫我們放心。 但是幾天之後，父親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識，只有偶爾的間斷性蘇醒。緊急搶救開始了，父親的身上插滿了各種針頭管子，那些先進的醫療器械的屏幕上顯示著父親的生命活動，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體溫、他的血壓、他的生命體征在屏幕上顯示變化著，逐漸微弱……科學技術的發展讓我能直觀地看到父親的生命離我們漸行漸遠，一直到完全熄滅。 父親走了，於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遠離開了我們。 6 父親去世的消息由陝西省向中央報告了。我們從對父親這次住院和搶救中看到了陝西在儘力，相信會有一個合情合理的喪事。但很快我們發現氣氛不對，在北京的陝西老幹部局的人臉色變得陰沉了，總是沉默，偶有隻言片語，也是說要作好最壞的打算。幾天之後，陝西專程來了一位老乾局副局長，代表省里作家屬的工作。在和我們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們內部先進行了磋商，看樣子有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情況發生了，而且很難向我們開口。 終於，他們找我們談了，說是「上面」精神到了，無論如何，要我們一定要正確對待。那是一份由「兩案辦」承辦，以最高紀檢機關名義發出的「中紀<2002>12號」文件，題目是「關於邱會作喪事活動的批複」。原文不肯給我們看，說是上邊那麼要求的。我們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們家屬宣布和要求如何辦喪事，為什麼不叫我們知道詳細，難道是「說不出口」、「見不得人」？文件的內容是： 1、不準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 2、不準發生平簡介，發訃告； 3、不準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 4、媒體不發消息，不邀請新聞單位參加活動； 5、費用要按照有關的規定辦理； 6、不要造成負面影響； 7、應家屬的要求，骨灰自行處理。 傳達文件后，要求我們一定要「自願地」同意，要與「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時想不通，也要先冷靜下來，不要有不恰當的舉止。我們堅決不同意那樣。父親是一個公民，去世了可以發喪，親朋好友可以悼念，這是公民和家人的權力。那個文件的前六條表現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條是謊言，「應家屬的要求，骨灰自行處理」。我們從來沒有那樣說過，也不可能那樣說，因為我們之前根本不知道「兩案辦」還存在，也從來沒去過那裡，此刻父親屍骨未寒，我們哪能想到將來安葬。為了父親看病，他們有很多無須管的具體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這件事卻完全推給了家人，因為這對他們很棘手。 面對「上面」的精神，我們很無奈，只好與陝西老幹部局溝通，他們被尷尬地推到了第一線，當某些始作俑者的擋箭牌。 老幹部局說，沒想到會這麼嚴厲，因為這和近年來對父親的寬鬆是相反的。他們勸我們，無論有什麼想法，都不要鬧。如果出了問題，他們會受到牽連。服從「上面」的規定，就算是幫助他們個人的忙了。我們深知，如果不同意，那麼老乾局的人會有什麼政治後果，這些年來他們對父親不錯，不能難為好人。 但我們不能同意那六個「不許」，它們是何等殘酷。對一個已經去世作古的老人，對他還怕什麼？即便有人還把父親看成是政治對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對戰場上敗北的戰將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禮安葬。 事情就那麼僵持著。 父親病逝的消息傳了出去，是有些以為他還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撲了個空之後說出去的。知道父親去世的人越來越多，都以各種方式表示悼念和慰問，已經造了相當的傳播，如果再不辦喪事，影響會越來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壓我們家屬，但不敢衝撞那些想要悼念父親慰問家屬的人，就責成陝西老乾局快速辦理後事。 陝西老乾局說，「上面」的意見他們不能違反，那就打「擦邊球」吧。雖然規定了不許有遺體告別，哪總得把人送走吧。陝西老乾局說，到底怎麼搞，大家可以動腦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參照。 我們拿出一本公開發行的書《陳伯達遺稿》，裡面有一些插圖照片，是陳伯達去世后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生前好友和親屬來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陝西老乾局幾經討論，說在八寶山那兒火化只是「手續」，並不是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他們明知「手續」與「儀式」難以區別，他們如此上報，得到了同意，因為再拖下去，引起的問題會更多，一旦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責任是躲不掉的。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出那「六不許」，但此時反倒有點「氣短理虧」的味道。 我們到了八寶山聯繫事宜。那裡問父親是那一級的幹部，若是使用一號告別大廳，須「部級」以上、要有介紹信。我們說沒有，但能提供證明，拿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錄》，原以為無法當作「文件」的書，居然被八寶山默認了。告別大廳里掛的橫幅上寫什麼？上面要求不準掛橫幅，不準散發生平簡歷，不準當眾念祭文，不準稱「同志」，不準稱「紅軍」，不準……我們提出，按《將帥錄》叫「將軍」吧，他們不允許，說那樣顯示了父親的經歷。他們說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樣就把父親說成是「民主人士」了。他們建議稱作「老人」，我們說，這樣獨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們要問為什麼如此？他們一聽就怕了。雙方几經商議，找不到一致認可的詞來。中華文化豐富，漢語文字悠久，沒想到父親走的時候，居然找不到一個合適於他的稱謂，我們百般無奈，只好不用任何稱乎，橫幅就寫「會作千古」四個大字！ 陝西老幹部局上報了他們做工作的結果，說沒有追悼會，只是遺體火化前有親朋好友送行簡單手續，人數控制在幾十人之內。父親去世了快半個月了，喪事再不辦，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情況難以預料。看來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形成新的社會新聞和關注。這次他們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批准了。 我們決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親走。 7 我們忙著做準備工作。 中國有傳統，人之已去，寄託哀思，訃告多是追憶功德。我們考慮到「六不準」，草擬訃告上說的父親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裡人氏，作過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個字，比文獻部門出版的資料中父親的簡歷字數還要少： 邱會作同志1914年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8年在家鄉參加蘇維埃革命，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歷任團青年委員、少共區委書記、紅軍總供給部黨支部書記兼統計員、軍委軍事工業局黨總支書記、軍委四局三科科長、供給部糧秣處處長。參加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鬥爭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豫皖蘇財經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四師組織部長及供給部政委；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解放軍第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他率部參加了決定中國命運大決戰三大戰役中的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以及衡寶戰役等許多重大戰役。新中國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國防工辦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 邱會作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邱會作同志從少年時代就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解放事業，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建立新中國的艱苦卓絕的戰鬥中，他英勇奮鬥；在把祖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國家的繁重複雜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軍後勤建設中，他積極工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成績和貢獻。作為人民解放軍傑出的指揮員，現代化後勤建設和國防工業的卓越領導人，被毛澤東、周恩來評價為「歷來最好的後勤部長」。 「歷來最好的後勤部長」這一句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滿，責問有此評價嗎？我們找出了原文，是周恩來於1967年3月30日在總後幹部大會上的講話，他強調這代表了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澤東被當作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周恩來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公然否定領袖公開的言論很難。他們要求不要發送這個簡歷，說這是組織上對我們家屬的「關心」。 訃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無疑應當是軍裝像。但他們不許那樣，無論是戰爭年代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還是和平年代有軍銜的、沒有軍銜的，所用照片不能顯示他曾在人民軍隊工作過。我們決定採用一張父親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經歷了苦難之後，還是那麼樂觀地面對人生。那是陝西省一位著名攝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當他聽到了父親的噩耗，立即表示慰問。他聽說要用他的作品作遺像，非常欣慰，連夜買來最大號的相紙全幅洗印數張，請西安奔喪的親友及時地帶到北京。 父親是軍人，訃告里總得有張像吧，我們用了《將帥錄》里的一幅，放在了訃告內第二頁，沒有違反「封面不許用穿軍裝的像」的嚴格規定。 我們準備好了訃告底稿，到印刷廠洽談。業務接待的人叫我們稍等，難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給印？工廠領導來了，說這活他們接了，但是有個條件，不能收費，算是他們對老將軍的敬意。我們執意不肯，他們只好同意代收從外面購進的紙張費，廠里現有的紙質量不夠好，他們立即出去採購。我們要印一千份，雖然那天到現場告別的人規定只許幾十人，但我們要把這份訃告於事後送達給親朋好友。到我們取貨的那天，清點后發現有二千份，工廠說，多的是他們贈送的。 為了留住父親離開我們的最後場景，我們想攝影。然而那「六不準」中嚴厲規定「媒體不發消息，不邀請新聞單位參加活動」，這是要堵死了我們的路。但是沒有想到，很多攝影高手要來，他們不是以什麼「新聞單位」的身份，而只是「志願者」，完全是個人行為、免費前來服務。 為父親送別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陝西老幹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囑，人數不能超過幾十人，只能是親屬。我們小心低調地等著那天的到來，可是不斷的電話、問訊、來訪讓我們心裡明白，不可能只是幾十個人參加。 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島時的師長，他託人打電話來說，喪事一定要辦好。還有很多在職的、離休的、去世的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人物和家屬打電話來說，一定要辦好告別。父親的戰友多已不在世了，他們家人的問候多由遺孀作代表，劉亞樓的夫人兩次打電話，說「邱部長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還這樣對他，事情一定不能這樣不聲不響地就過去。」 很多人得知父親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後送他一程。父親家鄉的人要來，江西興國縣主要領導表示了慰問，並提前備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屬要來，他們是延安供給部的，新四軍四師的，四野的，還有中南軍區的，總後的，國防工辦的，那些地方留著父親的工作足跡。從這些致意和問候中，我們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實說明情況勸他們不要來。 要來的人在增多，現場要有人維持秩序。北京十一學校的「校友會」聞訊，會長王魯光不顧身體嚴重殘疾，親自布置，要求「校友會」全力以赴作好這件事。 8 為父親送行的日子到了。 從醫院到八寶山的靈車是我們請用的紅旗牌轎車，司機五十多歲，和我們素昧平生。靈車開到了天安門，司機突然停車在路邊的金水橋傍，自言自語說：「老爺子過去和毛主席、周總理一起在天安門上，今天讓他再看看這兒吧！」天安門前不能停車，交通民警過來示意是違章，要作處罰。司機想作些解釋，但不知如何開口，靈機一動拿起了放在車子里的訃告展示了一下。民警敬了個禮，說了聲「別影響交通」，轉身離去。 靈車路過萬壽路總後大院門口，司機又停了車，說「這是老爺子長期工作的地方，讓他再看看吧。」靈車到了八寶山，我們按白喜事的規矩給了師傅一點意思，他表示了拒絕，說能送這樣的老人走好最後一程是他的榮幸。一個普通司機令人非常感動。我們一直記得他——李師傅。 我們預定了一個休息廳，來的人很快就擠滿了，工作人員很快為我們開了第二個、第三個休息廳。但是還有很多人因為人多擁擠不能進到裡面休息。來的有些是白髮蒼蒼的老者，年紀略輕一點的就自覺地聚集在大廳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匆忙趕來，說在八寶山大門外的馬路上車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計程車司機問，是哪位領導人的喪事，為什麼沒有交警維持交通？同學回答，是一個普通老人。司機說，那他一定是個好人，自發來這麼多人送別，那可是積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廳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認識，他們互致問候，談論著，問著為什麼以「會作千古」寫橫幅，為什麼不發逝者生平簡歷？ 人們很快發現，有兩個人不去簽到，在人群中走來串去，不時地看停車場上的汽車牌號和下來的人。對他們的舉止，人們紛紛投過鄙視的目光。他們察覺后離開，很快又回來，在簽到處翻閱一下籤到冊，然後到一邊在小本上記著。每當新到了一批人，他們再重複著剛才的動作。人群中有人在低聲罵著，有人乾脆向他們發出一聲「呸！」那兩個人萬萬沒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們羞辱的老人會受到如此崇敬，而他們的「使命」卻被視作如此作賤！ 簽到冊一頁一頁地被寫滿，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實際不止這個數。因為有了「不速之客」在簽到處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諱，不便前去簽到。 有的人帶來了鮮花和花圈，或是當場買來花圈和挽帶，請人寫上敬獻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義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別廳的室內，很快就擠滿放不進去了，晚輩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別廳門外，上面清楚地寫著敬獻者的名字，就擺在那兩個「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畢竟奉命而來，消息傳開，給等候在休息廳的人們心中加上了陰影。走在最前面向父親送別的人，一定是重點的監視對像。幾位老同志遺孀說，她們先走，他們的丈夫都是中國老百姓耳詳能熟的功臣名將，又能怎麼奈何了她們。父親的老戰友、解放戰爭中的四野兵團政委、原總政副主任黃志勇說，他走在最前面，記名字就記吧，到了這個年紀這個份上，還怕啥！？ 禮儀開始了，人們四個一排，在哀樂中向父親的遺體三鞠躬，然後向站在側面的親屬慰問，這樣一排人緊接著一排人地連續不斷走了兩個小時。 告別儀式結束了，我們撕裂心肺的哭聲也留不住父親。我們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門外，那裡的工人師傅叫我們稍候。原來，平日只開啟一般設備，那個專門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用的設備事先沒有上級通知做好準備。當他們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親，他們自己商議了一下，決定把它開啟，以最高規格表示對逝者的敬重。 9 不知道這個自發的送別得罪了誰，我們又受到了新的刁難。此時下手讓人難過之處，莫過於喪葬費了。父親生前沒有「職業」，沒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勞保」，也沒有「工作單位」，按規定只能由民政部門按社會無業人員那樣發放最低的喪葬費用，金額還是幾十年前的規定，隨著物價的上漲，現今連個體面點的骨灰盒都買不起。封建王朝時有句話，對人最刻薄的是讓他「死無葬身之地」，此時此刻，莫過於此。 陝西老乾局實在看不過去，但無法違抗那個「政治格局」，也不便違反上面「規定」。他們反覆商議，對我們家屬說，趕緊找出一些醫藥和看病的發票，與此相關的或多少能沾上點邊的發票也行，不是說老人家看病吃藥可以全額報銷嗎，那就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儘管撫恤金一時沒有著落，他們還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幹部的標淮，費用一律從寬從優開支報銷，並及時地發放了。在這上，陝西省領導表現出了從容大度，老乾局不願再請示北京了，因為每請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有可能比他們想的差得多，不僅有時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難於向公眾啟口。 10 令人心痛的一幕終於過去。 我仔細地回憶著父親最後的日子，想他還有什麼交代的事讓我們辦。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幕，當父親在喉管切開手術后，就沒有了說話的機會，他被送回病房麻藥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惡化了，一時清醒，一時昏迷。有一天我們去看他時，護士對我們說，早上接班時發現父親自己咬爛了自己的舌頭。護士的表情極為驚訝，她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一個人咬破了布滿神經的舌頭，是多麼大的痛苦，父親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麼。他在彌留之際有話要說，他不願意讓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說，有多少歷史真相不願意讓它們湮滅。 父親初到北京住院時仍然很樂觀，他自認還有幾年陽壽，說病好后要把他的回憶資料繼續修改，他說他不怕死，但不想現在死，他還有事要作。喉管切開手術後父親病情的急劇惡化，令他意識到，他的心愿怕是難以自己完成了。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就咬爛舌頭示意我們，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競事業…… 我把存在我這裡父親的東西清理出來，有他的手稿，有錄音記錄，有他的書信，還有我記下他談話的筆記。最多的是一些我記寫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長談的實記，有他閑坐或散步時即興議論，有他在來人看望他時和我們聊天談事，有他和我對一些問題的探討，每次之後我都立即整理記寫下來，久而久之，居然記下了五百多張卡片，七個本子，後來有了電腦，就及時輸入，已累積成了幾十萬字的電子文檔。我看著它們，細心作著整理、核對、取捨、歸納。此時，父親一生的經歷，特別是他遭難重新有點自由後走過的二十年艱辛的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當我整理父親留下的談話記錄，重新閱讀這些年來父親寫給我的幾十封信時，我把他的遺像擺放在我書桌上，他面對著我在笑，像是在鼓勵著我，可是我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寫的修改和批註，已經成了他最後的遺筆。 父親晚年受了那麼沉重的政治打擊，他沒有消沉，他把最後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認定的崇高事業中去了，他要還原一些歷史真相，把它們留給後世。父親耗盡心血和精力作這些事，他的一句話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說：對那段歷史，毛澤東不是最後的裁定者，鄧小平也不是最後的裁定者，歷史才是最後的裁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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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42 個評論)
- 回復 jackcanchn
- 這個體系是有問題，對外狠，對內更很，從陳獨秀，張國濤，劉少奇，包括本文的邱會作，到剛倒台的薄熙來，無論這些人具體案例如何不同，但下場全一樣，為之奮鬥，反而最後身敗名裂。
- 回復 總裁判
- 不象你說的那麼幸福，不蹲大獄的，是要直接拉出去的。
light12: 身邊的女人都被欺負遍了，文革因此被整的夠嗆。這些老軍頭就是些老流氓。不是因為身居高位，早就是強姦犯蹲大獄的主
...
根據有名的玩女人將軍歷程，能算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有邱會作，蘇振華，肖勁光，陳再道，黃永勝，葉劍英，等等，要不是有著將軍頭銜，統統被派出所拖出家門，三十天後一律槍斃，罪名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流氓犯，
- 回復 leahzhang
- 誰不搞女人?毛的女人無數,都是汪大總管從全國各地親自選送的! 說這個沒意思!
light12: 身邊的女人都被欺負遍了，文革因此被整的夠嗆。這些老軍頭就是些老流氓。不是因為身居高位，早就是強姦犯蹲大獄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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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 leahzhang
- 正是如此.葉大帥號稱花花太歲!
總裁判: 不象你說的那麼幸福，不蹲大獄的，是要直接拉出去的。
根據有名的玩女人將軍歷程，能算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有邱會作，蘇振華，肖勁光，陳再道，黃永勝，葉 ...
- 回復 light12
- 我說的是共犯結構，革命戰友互相整來整去。吳法憲對此認識比較清楚。至於強姦那當然是小事。我不該說的
leahzhang: 誰不搞女人?毛的女人無數,都是汪大總管從全國各地親自選送的! 說這個沒意思!
- 回復 總裁判
- 不是小事，政策觀念要清楚，那是小節。
light12: 我說的是共犯結構，革命戰友互相整來整去。吳法憲對此認識比較清楚。至於強姦那當然是小事。我不該說的
...
不過別被整，被整就出大事了，小節變成原則性問題。就象我們的薄熙來同志，本來一點沒事，只看他唱著紅打著黑，沒想到被整了，後面竟然拖出來十幾個女人。
所以啊，要維護婦女的權益，就象有人維護潘金蓮一樣，女人不能隨隨便便地被定性為淫婦，否則就是封建主義。
- 回復 light12
- 樓主作為女人要維護老邱，咱沒意見
總裁判: 不是小事，政策觀念要清楚，那是小節。
不過別被整，被整就出大事了，小節變成原則性問題。就象我們的薄熙來同志，本來一點沒事，只看他唱著紅打著黑，沒想到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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