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話林彪

嗚呼！風雲之際必有風雲人物也！林彪者，中共之戰功無出其右者也，中共之奸賊無出其右者也，中共之懸案亦無出其右者也！自古帝王將相，盛衰無常，事業功名，盈虛有數，而集英雄、奸賊、懸案於一身者亦不多矣。其本曠代逸才，胸中能負百萬甲兵，橫掃千軍致敵寇膽寒，位至儲君使萬民仰看。及至月黑高飛，大漠折戟，神州瞠目，天下惋嘆，距今已四十年矣。

　　章實齋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論古必須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文史通義·文德》）。此言雖為論文，亦可推之而論人物也。論古人難，論近世人更難，論官之「蓋棺定論」者難上加難。古人之世固難知也，近世之人可知而不易論，而「蓋棺論定」惑於知而不敢論也。林處身之亂世，去今不遠，睹其辭也，造作而多隱本意；觀其行也，靜拙而富藏玄機，奈何部籍高束，官冊深鎖，後世考之殊難。林昔日之惡名，雖日漸平削，無奈太祖難非，神祗未替，後人辨之無由。況乎言及於人之褒貶、辨乎事者，雖辨詳辭切，而信之難矣。而今不揣才陋，惶言謬談，徵引巫史，潛誇圖緯，設身以求平論，推己而及古人，惟冀後世抑尚知鑒焉。嗚呼！一國之興遂用匹夫之才，一朝之隳卒陷高士之喪，而以一時之力欲杜悠悠萬世之口，不亦難哉！
　　　　
　　（一）「業務幹部」
　　
　　最接近林彪本質的定位會是什麼？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野心家……竊以為，林彪首先是個「業務幹部」，然後才能談別的。「業務幹部」的定義抽象提升一些是「專家」，而林彪是搞打仗的「專家」。打仗是他的事業基礎，沒有戰爭，他什麼也不會是。
　　
　　有無數當年接觸林的人留下了回憶，從他青年到老年都有點評，而最一致的印象就是林的沉默寡言以及對打仗的專註。如當年林在東北是黨政軍的一把手，但據回憶者言，林只管打仗，別的基本上委託別人管，這很能體現林的風格。「術業有專攻」，自古以來，能在一方領域有超人之成就者，一則其天賦絕卓，二則能心無旁騖。蓋因一個人再聰明，精力畢竟有限，若過於分身分神於旁道，自身所擅之業務必受影響。胡適是大學者，青年卒成一代學宗，但成名之後，社會活動過多，精力不夠，自己的業務就停滯不前了，晚年他想考證《水經注》，收集了很多珍貴的資料，最終還是流產，可見這「專攻」二字的至要。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比如一位學者取得一些成績后，被提拔為領導，管理的工作多了，業務卻逐漸荒廢，現在不也常有這樣的現象嗎？而林彪卻避免了這一現象，這是因為他一生都在打仗----解放前是真打，而解放後由於國際環境的惡劣要準備打，使他幾乎沒有脫離業務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性格，能自覺自願地投入到業務中，不願改弦更張。
　　
　　林彪的性格天下皆知：內向而沉穩，好靜而寡言，有城府，含心計，不善交際更不愛交際，不喜俗物更懶於周旋。具體而言，一是他不善於和別人說客套話，缺乏親和力。吳法憲說「見林，除了工作，沒什麼別的話」，邱會作則說林偶爾開個玩笑是「難得的調侃」，這是他的親信，尚且如此，遑論他人？陳士榘說，林彪這個人不愛交朋友，雖然陳很早就認識林彪，甚至林擔任115師師長時，陳還擔任過他的參謀長，但是解放后林從來沒有找過陳敘舊談心，在軍隊會議上偶爾見到也沒有交流（陳士榘之子的口述回憶）。陳不是林派系內的人，說林彪這個特點應該比較公道。
　　
　　二是不會拉關係，不懂利益交換。在延安時，因為物資緊張，老婆葉群讓他給小孩搞點奶粉，並說比你小的官都能搞到，而林卻忿忿地回答：我就是不能。這既有林清介的一面，也有因性格導致的不愛「求人」的孤僻。放到現在，他會是個清官----當然首先他得能當上。
　　
　　三，若論純粹的組織管理才幹，林並不十分出色。這條會有許多人質疑筆者：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元帥，怎麼能不會組織管理？然而管理組織才幹，有不少內容是針對人的工作，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很重要，而林彪在這方面的確平平。「文革」中曾有這樣一件事:廣州軍區司令丁盛是林四野的老部下，戰爭時名氣就很大，但林在文革時才認識丁本人，更匪夷所思的是，林見面以後在一次布置任務時又認錯了丁（《丁盛口述回憶錄》），這對於周恩來是不可想象的事，僅從「記人」這個本事，也可以看出林與周實有霄壤之別。即使林是在戰爭時期，這種與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多半推給政委去做，他自知不擅此道。而他的威望完全是建立在「業務能力」超人之上的，他並不需要過於在人情籠絡上下功夫，部下對他的感覺，就像一個教書匠當然要服從學校領導，但更崇拜學術大師。
　　
　　四是除了自己的「業務」，幾乎不問世事，處理日常生活的水平極低。過去流傳著「林彪不識人民幣」的故事，這個應該是真的，吳法憲的地位比林差得很遠，他出了監獄也要感嘆「自己長期過集體生活，什麼活都不會幹，燒開水都要學」，林彪肯定比他更誇張。
　　
　　最後還要說一下，上述林的性格特徵因他的受傷被放大了，他的神經系統被破壞，生活習慣更與常人不同，人也變得更加難以交往了。
　　
　　在講究人情的中國社會裡，林彪這種性格是容易被邊緣化的。如果他生在現在的和平時期，或許一樣能考上軍校，但在部隊極有可能是第一批被「轉業」的軍官，有再大的才也沒地施展去。所以，「時勢造英雄」這句話比較靠譜，有一定的環境，各種才能的人才會冒出來，如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諧社會，出頭的只能是善於琢磨和擺弄人情的，永遠輪不到林總這樣的人。
　　
　　然而這個「業務幹部」與人打交道能力差些，但水平可不低。林彪平日沉默寡言，不會客套，但對著幾千人作報告卻滔滔不絕，講話邏輯性強，車軲轆似的廢話極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從不念稿子，只是「拉條子」列提綱，這種本事，如今的那些精通「人情」幹部又有幾人能做到？（與林相似的還有鄧小平、劉少奇，都是平時很嚴肅、話不多的人，但一到正式場合就氣吞萬里）我想，後來的人質疑林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恐怕有一大原因是這種反差：一個平時不愛說話的病夫，怎麼一到會場上就這麼能說？
　　
　　他遇事極沉穩，每臨大事有靜氣。在東北時，他的警衛員在屋裡擦槍走火，子彈破窗而出，而在屋外散步的林居然無所表示。1970年在廬山上，毛對他的集團開始發難，涉及到林的老婆、親信，而林始終淡定自若（邱會作語），看不出有任何異常。這既是性格所然，也是一種難得的修養。
　　
　　他看似不通事務，但頭腦和政治嗅覺比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要靈敏，看問題常常一針見血。比如對毛澤東的認識，他和周恩來是最深刻的。實際上他對毛的「韜光養晦」和「步步緊跟」是很高明的處世之道，只是他後來成了「接班人」，沒有政治緩衝的餘地，最後不得不被搞下去。他對人情世故也很明白，但在這方面他更願意當個觀察者，而非參與者，周旋人情要花許多精力，要說違心話做違心事，或許他認為即使真要「違心」，用在這裡也不划算。而他一旦想去處理一件事，從來都是「很快找出問題，很快處理問題」（李作鵬語），與下屬談話言簡意賅、有的放矢，其效果並不亞於任何一個政治工作者。
　　
　　當然，他的水平不是天生的，是後天的努力。李作鵬回憶林彪在東北，平日里是「手不釋卷」，利用一切空閑時間讀書，好學勤思才是水平的根源。解放初的十年，他賦閑養病，期間更是讀書無算。他的講話無論內容如何，大都能引經據典，如他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談「文革」，能從「文藝復興」角度來梳理歷史，以當時中共幹部的知識結構，這是不多見的。話說回來，一個幹部如果滿腦子都是人情世故的算計，又會有什麼時間去讀書呢？而其水平又能高在哪裡呢？
　　
　　但林彪這種有意或無意地避世的性格，最終還是給他帶來了麻煩。畢竟他不是一介草民，是元帥，是毛澤東最信得過的人之一，他不可能不和政局發生關係，也不可能不去應付那些他討厭的人事。於是，他委託給他的老婆----一位口才很好又極善應酬的女人，讓她去與外界周旋，並處理一些家庭瑣事。在某些方面，女人是天生的交際者，林似乎很認同這點。1962年，林彪的父親林明卿在北京去世，由葉群主理喪事，事畢，林對親朋好友大致說了這樣的話「這個家如果不是葉群，還不知會怎樣」，言下之意，自己不善應酬和操辦雜事的弱點，葉群得以很好的彌補。隨著林政治地位的升高，葉群的作用越來越大，成了他的「參謀長」。但葉群畢竟是個女人，缺乏林彪那種對大局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如果林立果「反毛」的行動是確實的，那麼從現在公布的史料，葉群事先是比林彪知道的多的，而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葉沒有提前和林通氣，或者她對信息有所保留，最終導致「九一三」全家的倉促出走，這是林當初所意料不到的。
　　
　　我們不知道在「叛逃」飛機上的林彪會深思什麼，是檢討自己的性格？還是反思自己一生從事的「業務」？他的本色是個「業務幹部」，「業務」是他名望的基石，也是他性情的歸宿。即使他真要搞政變，他的「業務」也會派上用場。而在這事關家族存亡的關頭，他的「業務」卻無用武之地，卒為妻兒所累。可惜在那一夜，他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沉思了，溫都爾汗地面的烈火向他涌過來，瞬時，他的生命與「業務」皆化為灰燼，而騰起在戈壁上空的煙霧似乎至今仍未散盡……

（二）「整人之道」
　　
　　一部毛澤東主導時期的中共史，半部對外革命史，半部內部整人史。林彪是毛時代的核心之一，自然不會幹凈，整過人，也挨過整。但由於林的崇高地位，歷史上基本是他整別人，政治生涯中唯一的挨整，不意竟成了「絕命散」，永無翻身的機會，這大概是老天和他開玩笑吧！
　　
　　整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主動出擊衝鋒陷陣，一種是被動迎合而不免落井下石。毛時代的高級幹部，幾乎沒有人能逃脫這兩種方式的檢驗。如果說一個人還不錯，「不整人」，那不過是褒獎他「不主動整人」，如中共的「聖賢」周恩來就是如此，但周公也要迎合一切整人的結果，在此政治文化之下，不止是個表態的問題，更是「保身」的問題，朱德那種資格，不過是在批彭德懷錶露同情，自此被打入另冊，旁人又何足道哉！既是被動表態，那麼態度之緩疾，言辭之深淺，絕非當事者所能把握。緩之則整人者怒，疾之則被整者怨，深則似落井下石，淺又近隔靴搔癢。對於被整者，「事先沒想到、事後再算賬」自是常情，而一旦自己翻了身，對手又倒了台，那誰不借現有的地位去「痛打落水狗」？總之，胡適說「大陸是沒有不說話權利的制度」，所以如果以這種「被動表態」來論那一代人的政治品質，周公尚如此，又何以苛求一個林彪？
　　
　　然而林彪與周公還是不同的，是有些「主動」的帳。在黨史中，至少有三個大人物的挨整與之有關---陳光、羅瑞卿和楊成武----即便他是不是「始作俑者」尚有爭論，至少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陳光是建國初即被整肅，羅是「文革」前，楊是「文革」中。陳性情激烈，早早自殺，影響不大，而羅和楊後來都翻了身，不乏對林的怨言，一定程度也迎合了官方對林彪的歷史定位。
　　
　　稍加分析，發現陳、羅、楊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雙一」（一方面軍、一軍團）出身，與林私人感情甚篤。陳光一軍團的老人，據他自己說，在蘇區時還救過林的命，長征時一直是林手下最得力的部隊紅二師的師長；羅和林的關係更深，紅軍時期就經常一起騎著馬形影不離，彭德懷倒台後，他當總參謀長是林親自點將；楊成武用邱會作的話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林派大將」，「為團結和穩定林彪這個山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邱會作回憶錄》）。而林彪是個重「山頭「的人，用人是非「雙一」而不用，平時不整人則已，但一整即拿自己的股肱開刀，的確是有些奇怪。
　　
　　林之所以整肅自己人，恐怕與他的價值觀有關。在林的處世之道，舊道德對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林不善言辭，不習應酬，但卻看重朋友間的情誼，頗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尤其重視患難之交。劉亞樓是他最信得過的人，抗戰初，劉將赴蘇聯，林送他一封信，裡面有「共患難的朋友林彪」之語（《吳法憲回憶錄》）；王秉璋「文革」時挨整，林要去救他，葉群阻攔，林生氣地說「我們是戰友，我受傷時是他救的我」（《邱會作回憶錄》）。這些事情吳、邱沒理由杜撰，是可信的，由此可見林彪的交友之道。而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林對背信棄義無疑是反感的，尤其是朋友間的背叛。而陳光、羅瑞卿、楊成武在此點上不約而同地犯了林的忌諱。陳和林的疏離是在中共剛剛進入東北時，在林最需要他支持時，扣住電台不給，這導致林在後來戰爭中將之打入冷宮；羅是在林生病期間，疏遠之，並親近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楊是在文革中「腳踏兩隻船」，親近林所討厭的江青。或許陳、羅、楊皆認為是林誤會他們，以人際關係的複雜，或許真有誤會，但在關鍵時期，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對林的絕對忠誠，被掃地出門也是必然的了。類似的還有鄧華，也是「雙一」的，大概是去了趟朝鮮，和彭德懷太近了，後來林也不再為他說話。而譚政是個例外，他從總政主任位上被趕下來，倒沒有直接得罪林彪的證據，是林不滿意他的能力的因素更多還是別的原因呢？有待於更清晰的史料來解釋。而鄧和譚被整，林後來參與的力度不大，比不了陳、羅、楊的影響力。
　　
　　對彭德懷與賀龍則是另一個問題了，他們的地位是不亞於林的，林沒有絕對的權力去整，只能起輔助作用。現在說「廬山會議」上整彭德懷，林的發言（說彭有野心）為其定了調子的，其實也不盡然，當時林是毛澤東請來的「救兵」（類似的救兵還有第二次廬山會議的黃永勝上山），發言肯定貫徹了毛的意圖，而當毛提出「會理事件」時，林居然為彭澄清，承認是自己的事，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彭實際上也明白林彪的發言是毛的意思，後來也從未埋怨過林，反而對會理的事充滿感激，「九一三」傳達到彭時，他還認為林是被陷害的。賀是另一山頭的「頭領」，歷史上和林彪關係平平，據說兩個人的老婆在延安時還有矛盾。但真正產生矛盾還是「文革」前林生病、賀龍代理主持軍委工作時，頗有藉機擴張自己勢力的行為。賀與林是截然不同的人，賀的「打仗業務」能力平平，但他是「鬍子」出身，性格開朗，善交往，重義氣，能用與林相反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勢力。羅瑞卿出事以後，賀的地位下降不少，但擁有他該有的體面。「文革」時他的倒台，不能說林沒有責任，林肯定是向毛澤東報告過賀的一些情況，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林要置其於死地。林在「文革」時看似很風光，其實權力有限，毛澤東的猜忌心理讓他如履薄冰，不敢有所作為。他和陶鑄那麼深的關係，陶倒台時寫信求救，他見信只能「默默無語」（張雲生、張叢《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在那種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環境下，想做點讓別人日後「感恩「式的投機買賣，也的確不容易啊！
　　
　　總之，林的交友之道談不上虛偽，不會和人客氣應酬，也不善於拉幫結派。他在意「山頭」，也經營「山頭」。但由於受性格和身體狀況的限制，他的精力大多用在保護自己的「山頭」不受侵削上，「文革」時，他對忠於他的親信的保護還是不遺餘力的，但如果蕭牆內生變，令他有辜負的感覺，他也毫不留情去「清理門戶」。而對於其它「山頭」的人，他無從關心，恐怕也無精力關心，這使他失去了不少籠絡人心的機會，而在他倒台之後，那些沒受過他關照的人回到台上並成為大多數時，對他的評價自然不善。他對「文革」中一些倒台的元老也顯得很冷漠，其實在那種環境下，倒霉的元老們或能理解他的一些迎合領袖意圖的表態，但總會對這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有所期望，至少期望他關心、甚至改善一下倒台後的生活處境。但林始終無所作為，也難怪他出事後許多元老都幸災樂禍，
　　
　　他不是性情寬厚那種人，古人云「性深阻有若城府，多不能寬綽以容納」，這恐怕是由他性格決定的。依旁人看來，像陳光、羅瑞卿、楊成武等和他有多年情誼的人，即使一時得罪他，也不至於徹底絕交，連改正的機會都不給人家。而且像羅在「文革」受大罪時，林是有能力使之好受一些的，但他始終沒有干涉，這是他刻薄的一面。
　　
　　他也未必是落井下石的小人，在歷次政治鬥爭的表態中，他的調子比那些後來定義的「老一輩的革命家」並不為高，只是由於他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由於他是個平時不愛言談的病夫，一出場自然是「語驚四座」。更多時候，他是奉命行事，如對朱德，公開場合為貫徹毛的意圖近似羞辱，而私下則年年上門拜訪這位失勢的老長官，一直持續到他「叛逃」前夕，這也算是一種對「患難見真情」的身體力行吧。
　　
　　但他註定是不能幹凈的，這是因為在那種的政治文化中，「整人」是鬥爭哲學，更是生存哲學，當你涉獵其中，就不可能置身於外。而青史無情，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德淪喪，就不可能私德無暇。

（三）「忠與不忠」
　　
　　毛澤東的待人之道，也頗有「患難見真情」的意思。看他晚年對黨外章士釗的投桃報李，對鄧小平的網開一面，都是這種情結的流露。章有解厄之濟，鄧有患難之情，而林彪對毛在困境時的支持，更遠過於此二人。毛澤東平生有兩大挫折，一是江西蘇區的挨整，二是長征時與張國燾的分裂，林都鼎力關懷並支持，因此毛一向將林視為親信中的親信，兩人的關係在中共黨內是人盡皆知的「特殊關係」。林彪對毛的忠誠是無疑，最後二人的分裂可謂石破驚天。由此也衍生出對林最負面的評價：一是出事前林的忠誠表達方式過於露骨，像個阿諛的小人，且有藉此「向上爬」的味道；二是如果毛治國算是倒行逆施，那麼林頗有「助紂為虐」之嫌；三是未能忠於到底，「叛逃」導致林以前的所為過於虛偽，人品頗受質疑。今天，該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專制的文化，具體到上下級的關係上是一種效忠的文化，沒有人能特立獨行；而專制又是一種除了皇帝而人人自危的文化，首先要保全自己，然後才能談別的。如果一個領導很信任你，有時比不信任你更麻煩。因為不信任你至少可以靠邊站，和他「不過事」，想得罪都沒有機會；但信任就意味著你必須去迎合他，如果不迎合就是「辜負」的問題，很有可能和「背叛」聯繫上，這就是所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在這種環境下，想要幹事業，首先不能讓上面懷疑自己的忠誠，否則什麼也幹不了。彭德懷倒台後，林出山主管軍隊，毛的用意很明顯---把軍隊交給一個最可靠的人，不許別人染指。在這個前提下，林無論是出於個人情感還是政治責任，都必須滿足毛這個要求，滿足不了他就是第二個彭德懷。而彭的下場歷歷在目，要說資歷與功勞，彭德懷不比林彪差哪去，但一封信的事就可以讓他身敗名裂，「伴君如伴虎」，哪個不曉得？既然毛是好大喜功，那只有投其所好，既然毛滿腹狐疑，那隻能無限奉承，除非你不幹這個活。而gcd的文化，又豈是一個想不幹就不幹所能容的？
　　
　　拍馬屁也有兩種，一種是不計後果地拍，另一種是利用「拍」可以做事，至少在治軍上，林是后一種。後人極力批評林在軍隊「突出政治」的舉措，導致神化了毛澤東，最終成就了「文革」。竊以為，這個問題應該客觀地看。論及古今中外，最有戰鬥力的軍隊最應該具備什麼？武器固然重要，而「為何而戰」同樣重要，尤其是對於一些裝備不太好的軍隊，信仰和精神力就顯得更重要了。二戰的日軍如此彪悍頑強，最重要的是他們信奉「天皇」到了迷信的地步。林彪經歷過抗戰，了解日軍的作風，又在蘇聯呆過，見過蘇軍「為斯大林而戰」的狂熱，而當時的中國對外四面樹敵，內部民不聊生，科技與生產水平和美蘇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如果要禦敵，或讓敵人知難而退，不靠那種類似「武士道」的精神靠什麼？既然要提倡精神，不靠神化毛澤東思想靠什麼？既能提高部隊的精神力，又能討好毛澤東，使之放心，可謂一箭雙鵰，他林彪為什麼搞？實際上，在林彪主管軍隊期間，解放軍的戰鬥力並未因「突出政治」而削弱，1962年的中印邊境之戰是被公認為建國以來打得最漂亮的戰爭，這裡面肯定有林的功勞。
　　
　　但無論林出於何處目的，過於神化毛澤東的後果是嚴重的，是要被歷史譴責的，誰叫毛製造出了中國歷史的最大災難？但這種譴責只能是站在歷史的角度、縱向地評價，而橫向則無從比較。最先神化毛的是少奇同志，對毛始終亦步亦趨的是周總理，在這個集體里，每個人都要為提高地位或保全自己去討好毛，無非是各人表達的方式不同，而獲得的收穫也不同。當彭德懷為民請願而遭厄運之時，所有的革命家們都在落井下石以討好領袖，卻沒人真正關心路有餓殍；而在三年後的「七千人大會」上，再表現出的良心無疑太晚了，也難怪毛不屑一顧。
　　
　　「忠與不忠」到了毛的晚年已經失去了意義。林的真正悲劇在於他面對的不是一個正常人，而是一個因對權力的壟斷而心理不太健全的dc者。這類人的通病，越是大權獨攬，越擔心失去，從而不信任任何人，古今中外無不如此。尤其是到了晚年，雄才大略反而會產生副作用，生理的衰退更加導致對喪失權力的恐懼，中國歷史上最雄才大略的皇帝---漢武帝、唐太宗、康熙都不約而同地廢掉過接班人，林彪的出事是早晚的問題。但更悲劇的是林大概是看出了這個規律，但又無能為力。他是讀了不少書的人，自然明白「鳥盡弓藏」的道理，也深諳「侍君不易」，所以解放后稱病不出，是打算「潛而勿用」的。不得以出山之後，已是騎虎難下之勢，一方面要謹小慎微的服從，以打消毛的疑慮，另一方面則要步步緊跟，「搞不過你，就和你同流合污」，讓你即便想翻臉，也要考慮成本。我們必須承認，從「保身」的角度出發，未必有比林更高明的方法。但這種「保身」的成本自己也要支付，那就是歷史的評判。東晉的陸喜談在極端專制下國士的分品，第五等（最下等）是「溫恭修慎，不為諂者」，林「溫恭修慎」是夠了，但「不為諂者」差得太多。即使從「沒有不說話的權利」的角度來辯護，其實諛辭也可以說得少一些，後人的詬病也會輕一些。
　　
　　然而，他也未必是高華先生所批評的「喪失了愛國軍人立場」的民族敗類。「內戰英雄」的問題姑且不論，他在中共「九大」時流露出「結束文革、搞經濟建設」的觀點，在廬山上，親自對毛所寵信的江青集團發出挑戰，僅用「爭權奪利」來解釋這一切是不公允的。同樣是接班人，其實他同劉少奇差不多，都是順從了多年後，最終無法忍受毛的治國方法。他們的結局是相同的，都最終被自己曾極力效忠過的主人搞得粉身碎骨；而他們的結局又不同，一個已被重新請回了神龕，一個仍未揭下那個特定時代的替罪標籤。

（四）「性格悲劇」
　　
　　關於林彪的倒台，官方的說法是「個人野心膨脹」，現在看來說服力不夠，客觀些的說法是源於「與毛澤東對文革看法產生分裂」，而個人的看法是性格的問題。
　　
　　不錯，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起於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還有以林為主的軍隊勢力在黨內的膨脹，但僅憑這兩點還不足以廢掉林的政治生命，與林長期的合作關係、黨內外輿論的投鼠忌器，都會使毛在處理林的問題慎而慎之。即使真要拿掉林，未必非要像劉少奇那樣置其於死地，打入冷宮足矣，毛能容鄧小平，為何不能容一林彪？毛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為「國家主席」問題向林發難，未必是洞察到林的「野心」。毛固然有了消弱或剪除林彪「黨羽」的決心，但對於林個人而言，他還要觀察林的態度再做決定。或許他是藉此機會向林表明，只有他毛澤東才是一言九鼎的權威，只有他才能讓任何人「貴之」或「賤之」，你「永遠健康」的林彪我想打倒也能打倒。直到他一年後的「南巡」前，他也沒有置林彪於死地的決心，畢竟此事影響太大。毛的舉動更多地是在展示威望的同時，等待林的徹底臣服。那是毛所期待的古代政治那種「雷霆雨露，皆是春風」式的臣服，是「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臣服，嫁接到中共文化，就是讓林彪學會周恩來擅長的那種不停地檢討自己的乖巧，或許還有鄧小平那種「遠謫在外，而心在朝闕」的順從。但林彪始終沒有滿足毛的期望，最終激化了矛盾，這是因為他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用在林身上真是再確切不過了。
　　
　　通常而言，性格內向的人一般都內心世界豐富，較難受外界的影響，常常會認死理，不通融，而林彪無疑是這樣的人。林性格孤僻，而此類人一旦身負絕技，又常常將「孤僻」轉化為「孤傲」。林在黨內「自視甚高」（吳法憲語），難得對人青眼有加，身體不好和不善交際，成了他孤傲性情的最好掩護。他與歷史上的韓信相似，才能和功績使之有資格睥睨當世，而一旦有所挫折，他絕對是「羞與絳、灌等列」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無疑是「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從遠的說，他自認為對毛澤東的忠誠是經得起考驗的，歷史上幾次在毛逆勢之時挺身支持，是符合他「板蕩識忠臣」的做人原則的；從近的說，廬山上的發言，之前他曾徵求過毛的意見，毛首肯，他才談，不想反遭清算，無論如何他是不服氣的。他了解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性格，為此多年謹小慎微；而在另一方面，他對與毛的「特殊關係」抱有期望，這使他覺得毛那種反覆無常的性格或許對他有一定的例外。然而下廬山之後，面對毛的咄咄逼人，他才發現自己是一廂情願。
　　
　　巨大的失望與失落激發了林彪孤傲的個性，從後來近一年的情況來看，總體上他是以沉默來對抗毛的壓力，邱會作的回憶錄里曾經很鮮明地揭示了林當時的態度。事情的背景是邱等幾員大將為了緩和林毛之間的矛盾，建議林向毛作檢討，而林的回復值得玩味：
　　
　　「第一，自我批評是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該批評，但對廬山問題我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講話的要點他是同意的；第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了幾天，還不是就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天才論的觀點，難道我連要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第三，廬山問題不是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邱作會回憶錄》）
　　
　　據邱作會言，這是葉群傳達給他們的，時間大約在下廬山後不久。儘管缺乏其他資料的證明，但從林廬山會議后的舉措，這條史料還是可信的。從林的這個態度，我們可以看到林彪因為「孤傲」性情發作，情緒化多了起來。第一，既然你林彪了解毛澤東的性格，那麼對於毛反覆無常的政治手腕又有什麼可抱怨的？又何從談起「我應該自責或是不自責」？第二，面對毛這樣獨裁者，還有必要提什麼「個人觀點的表達權利」嗎？如果要是有這個權利，那彭德懷、劉少奇情何以堪？第三，既然明白「廬山會議不是自我批評所能了結」，那是悟出了毛削其兵權乃至換馬的意圖，既如此，又何必用上兩條表明自己的無辜？
　　
　　林的革命生涯是很順的，在黨內，由於他是「打仗專家」，誰上台都要用他，他沉默寡言不善交際的作風，對誰也談不上威脅，因此在歷次黨內鬥爭中他都毫髮無損，相對乾淨的歷史成為口碑極好的人。他的清白不容玷污，他的性格接受不了羞辱，儘管他對黃、吳、李、邱說「大不了做第二個彭德懷」，但實際上他不可能去做彭德懷。他是個精於算計的軍事家，一定權衡過反抗毛的成本，他會發現，實際上他並沒有可以真正依靠的親信和軍事力量，對於毛澤東神一樣的政治地位，任何揭竿而起的反抗都是以卵擊石。因此，與其親手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毛神」，不如以靜制動，等待毛的處理。他賭毛在「一損俱損」的壓力下會放他一馬，或許也期望毛會因「念舊」而改變初衷。由於有所期望，在1970到1971年的一年中，期間他也有所動搖，釋放過一些和解的信號，如他曾在與毛有限的見面機會時，含蓄地表達了自我批評的意思。但他失望了，而每一次失望更激發了他孤傲的個性，就像夫妻吵架，有理的一方表示服軟后沒有得到對方的理解，反而會更加暴怒，而林也步入這種情緒的循環，反而以更賭氣的方式來對抗。只是他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他忘記了他代表的不只是個人的利益，更有家族的利益，他可以憑資格、憑交情去與毛冷戰，可以「以靜制動」地將毛的軍，但他的家人不一定能忍，尤其是他年輕氣盛又野心勃勃的兒子---林立果。
　　
　　現在還很難說林立果的「政變」程度到底有多深，但林彪事先的不知情是極有可能的。唐代武則天死後，韋后弄權，危及相王李旦，李旦的兒子李隆基（就是後來的唐玄宗）為此發動宮廷政變，在發動之前，有人勸李隆基與父親通個氣，李隆基說「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也」。林立果不妨也會有這種心態：如果與林彪挑明，讓他參加風險太大，不參加，就會阻止自己的行動，所以不告訴他最好。或許，林立果也盼望行動成功后，林彪會像李旦那樣讚許自己「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吧！父子倆都有一種說不清的「英雄情結」，逆來順受的本領都不高。只是，兒子的閱歷和心思縝密遠不及父親，最終壞了大事。其實只要你不搞什麼政變，和毛澤東耗著，即使被廢黜，也不至於家破人亡啊！如果幸運的話，能熬到毛死後，又誰敢說林元帥不能來個東山再起呢？又誰敢說他不能「撥亂反正」呢？

（五）「若不身死」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至今撲朔迷離，最大的懸案是林彪到底為什麼逃走的？有一種解釋是林立果自作主張，「反毛」不成，反而露出馬腳，只能向林彪攤牌，告訴他家族株連難免，不可坐以待斃，林只有攜家一跑了之。畢竟朝鮮、越南黨內鬥爭失敗的老革命家也往中國跑過，而林在蘇聯住過很長時間，更了解另一個被毛澤東逼跑到蘇聯的政敵---王明，蘇聯人養著他，還能寫回憶錄，下場比彭德懷強萬倍。
　　
　　如果林彪不跑呢？當然，歷史沒有假設，但我們可以饒有情趣地分析一番，因為林當時不是沒有別的選擇。
　　
　　如果林彪不跑，從最壞的方面想，如果毛了解到林立果確實有暗殺的行動，即使林自己確實不知道，又有「大義滅親」的表示，那麼「彭德懷第二」肯定是跑不了的。因為林無法證明自己與之沒關係。當年陸定一的老婆寫匿名信攻擊林彪，事發后，陸說不知道，而林彪在中央會上破口大罵「你們夫妻天天一塊睡覺，你能不知道？」毛澤東一樣可以這樣反駁林彪，而以毛主席深厚的語言素養，肯定會比林罵得更深刻、更意味深長。什麼是黨內政治鬥爭？就是你倒霉時為你分辨的人不會多，但靠落井下石以證明自己清白的人極多，對此林彪不必抱幻想。而林的身體又不好，絕對活不過彭德懷。理想的結局是選擇自殺，符合他「孤傲」的性格，儘管自殺也會是「反革命」，但至少可以少受些苦頭。
　　
　　如果林彪不跑，林立果的事情又不像後來公布的那麼嚴重，而毛從兩個人那種情緒對抗中冷靜下來，開始回憶起林在歷史上的功績。但林「靠邊站」是肯定的，現成的例子有朱德、陳雲。當然，對老百姓要有個交代，官方發表一個「林彪同志因身體問題辭去某某職」的聲明足矣，政治上不會有過多的動蕩。毛若對他嚴重一些，也可以實施「小平式」的流放，將林放到外地的一個小工廠，林也可以就此踏出「林彪小道」。這就像如放風箏，線在毛主席手裡，收還是放，取決於政治形勢的需要。
　　
　　如果林彪不跑，而他的身體又能撐到毛去世后，那麼即使他是個「靠邊站」的過氣人物，在新時期也一定會發生作用。陳雲能，他為什麼不能？他是反江青集團才下台的嘛！他若活著，華國鋒就不會找葉劍英去商量解決「四人幫」，用「林彪」這牌子多硬？而他在軍隊的影響力遠不是小平所能比的，他的年齡又遠比葉、徐、聶三帥年輕，甚至小平同志能不能成為「二代」會有懸念。
　　
　　如果林彪不跑，又幸運地成為第二代的「核心」，那麼「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一樣會進行下去，因為歷史既到了這一步，換誰都要順著走下去。就林個人而言，早在1969年的「九大」就流露出結束「文革」搞經濟建設的思想，近年的史料也披露，林在世時並不反對中美和解。而他對老幹部的感情也不比別的革命家淺，從他在「文革」中接見張霖之的家屬的事（《邱回憶錄》），就可以看出他對老幹部的態度了。那麼對毛澤東呢？他是相信中國政治「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人，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的真實態度，如果他一旦得勢，否定毛的那一套是肯定的。但出於他所信奉的舊道德，他會對毛留有餘地，實際上他在世就說過，自己若真上了台，就讓江青當「宋慶齡」，不許她干涉政治（見《心靈的對話》程光），如此說來，江青若是等到林彪來執政，還算是件幸運的事。然而「天才」的林立果是個麻煩，搞不好中國成了朝鮮，總感覺林的封建意識遠超過共產主義。不過國門一旦真向外開放了，外面的信息湧進來，政治強人也不能想怎樣就怎樣。退一步講，就算有了「林二世」，別忘了林公子在「文革」那樣封閉的時代，居然能搞出反個人崇拜、反zhanzhi的「五七一工程」，一下子啟蒙了無數中國人的思想，思想覺悟可不是那朝鮮胖子可比的，他若真接了班，誰知道會不會是另一個蔣經國呢？

（六）「軍人之哀」
　　
　　歷史沒有如果，林彪畢竟是跑了，並成為清算那個時代罪惡的靶子。「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但放在當時的環境下，跑，卻是下下策。也許毛澤東不會有任何仁慈的可能，但林彪身為一名職業軍人，軍人所特有的榮譽、形象和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沒有在「九一三事件」中體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其一大的悲劇。二戰前，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官發動犯上的「二二六兵變」，失敗后發動者無一逃走，等待死刑；二戰中，德國的反戰軍官集團刺殺希特勒，失敗后，參與的高級將領不是自殺就是等待處決，也沒有人跑；即便是張學良，「西安事變」后也知道自己要「送蔣」去承擔責任。而林的一跑，連累了幾十萬部下受整肅，「四野」從此在軍內一蹶不振，甚至連部隊史寫起來都費勁，這不是下下策又是什麼？（按：關於林彪的逃跑目前還有爭議，有被欺騙脅迫之說，有出國境后又想回來之說，或許他在飛機上改變了主意，但由於墜機「黑匣子」又沒有公布，所以暫且認定他逃跑的事實）
　　
　　林彪所處的是「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時代，軍人的社會地位與職業形象在中國歷史上都達到了巔峰，為什麼沒有用更光榮的形式來完結自己的人生歷程呢？這不僅是制度導致的，恐怕也是中國傳統軍人文化的缺失。
　　
　　日本有「武士集團」，信奉孟子的「捨身取義」思想，儘管二戰時其「武士道」的瘋狂地不近人性，但那是對外，而在其內部，從來沒有為權力而內鬥的現象，相反，在其國內，武士的勇敢、正直與扶弱抑強的精神自古就深受老百姓的尊敬，否則也不會出現「軍國主義」了。德國也是一樣，「普魯士軍官團」威名卓著，其內部的團結和對榮譽的重視絕不亞於日本。舉個例子，「沙漠之狐」隆美爾被希特勒賜死時，陪同並執行監督命令的是布格多夫將軍，他不過是奉命行事，但事後「被軍官團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痛恨」(隆美爾之子的回憶)。而林彪時代的軍人又如何呢？不能說全部，有相當數量的人整起自己的戰友絕不手軟，而事後又一付無辜地樣子，把責任推給上級或他人，比較起來，布格多夫將軍簡直就是冤鬼。
　　
　　「武士」文化的核心就是榮譽，沒有榮譽感就談不上軍人。德國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有名言：「在一切高尚的情感當中，榮譽感是人最高尚的感情之一，是戰爭中使軍人獲得靈魂的真正的生命力」。具體言之，你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去迎合上級或是擺平下級，而是忠於自己的理念，不辱沒自己的身份。此原則通用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人。如果日本和德國的「武士榮譽」源於其封建制度的傳統，而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也不例外。美國西點軍校的信條是「責任、榮譽、國家」，軍校生遵守「西點校規」有不說謊、不欺騙、不偷盜，也不容忍別人說謊、欺騙、偷盜，「榮譽」強調的不過是軍人的道德操守。而在專制傳統深厚的俄國，普京為了恢復軍隊傳統，也提出了以「榮譽、形象、責任、紀律、勇敢」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觀念，榮譽是放在了第一位的。　　　　
　　「榮譽」不是追求「一將功成萬骨枯」式的功績，而近同於「名譽」，是以自身的品行為社會樹立道德的模範形象。如果軍人集團真是讓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那麼其個人的行為在為他人起標范作用的同時，更多的是在維護自己集團的形象。對待戰友的態度其實也是對待軍隊這個集體的態度，而連戰友都不尊重和維護，又怎能指望尊重、維護老百姓？
　　
　　中國自秦代以後，基本上就沒有軍人文化了，「重文輕武」一以貫之，證明它最貼切的諺語就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比起西方的騎士文化，中國古代對軍人的道德標準要求並不高，即便是大英雄岳飛，也不過是提出了「武官不怕死」而已。而在許多時候，評判軍人的優劣標準是非常功利的，即只要你打勝了，道德再敗壞都可以，白起殺降四十萬，那也是「傑出的軍事家」，而宋襄公再具「騎士風度」，也是個打了敗仗的大傻瓜。具體到士兵，中國的兵大多是由農民組成的，打仗比起種地是副業，是不得已的差事，這和西方以及中國春秋時期非貴族不當兵（至少是軍官）實有天壤之別，從中選出的軍官，素質能高到哪去？而一些從士大夫家庭里出來的軍人，俗稱「儒將」者，又是一些沒經過軍事訓練的文人，軍事知識只是從史書里學到，真正能成器的鳳毛麟角。歷史上中國軍人的另一特點是軍政不分，軍官也是「官」的一種，凡是普通官員們所具備的威、貪、腐、奸、滑等毛病，他們大多也具備，絕不會特立於其他階層，這就使老百姓對他們產生不了敬重之心。
　　
　　中共建國后，軍人集團的社會地位提升到歷史的高峰。一方面自晚清以來，軍人的專業化、職業化已經基本成型了，至少在外表上，已接近於西方的軍人形象；另一方面，社會進入和平時期，不再有軍閥等負面形象的出現，再加上黨對軍隊的有意推崇，導致「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局面的產生。在這一時期，身為軍人倍受社會群體的尊重，經濟收入要高於地方工作，政治上的優勢更令人羨慕----比如是「文革」抄家時，家裡的軍人就是護身符，從而吸引了大批社會精英的加入。不管國家的發展方向有無軍國主義之嫌，但這的確是中國軍人形成獨特文化的契機。但人員的素質先天不足，對於那些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底層的暴動者，既不能從歷史中繼承「道統」，也很難指望他們能創造或整合出嶄新的軍人文化，相反，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左右了他們在面對權力時的行為。於是乎，在這樣一個精英集團里，充滿了派系壓軋、相互整肅、拉幫結派、欺詐投機……當年戰場上浴血奮戰的胞澤，為爭奪權力轉眼間就反目成仇，堪比歷史上的太平天國。
　　
　　而在另一方面，黨內的鬥爭也延伸到軍隊，在此壓力之下，想以軍人的尊嚴去選擇抗爭或接受無疑是天方夜譚，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被打倒，人的尊嚴都會徹底失去，軍人的身份又算什麼？中國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說，實際上並不是大幹部犯了罪不追究，而是讓他自己體面地選擇自裁方式，不要鬧上審判席。而彭德懷是元帥，「文革」中被紅衛兵當著幾萬人毆打，真想不出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元帥能享受這種待遇？一些將軍為了名譽而自殺，結果死後更成了說不清楚的「反革命」，這種文化下能培養出什麼樣的軍人氣質？軍人的榮譽不是建立在道德的優越上的，而是看你聽不聽領袖的話；軍人的責任不是敢於擔當，而是明哲保身；軍人的勇氣用不到對敵人上，而是用到打擊對立派別上……而在這種環境下，一個天才、好學、內向、謹慎、不乏舊道德的元帥，又能如何呢？
　　
　　林彪是歷史的產物，他的選擇也逃不出那個時代的選擇。在「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后，他灰頭土臉地下了廬山，對黃、吳、李、邱幾員大將感嘆道「我們只是帶兵的丘八，鬥不過秀才（張春橋等）」。這既是對自身命運的無奈感嘆，也是對幾千年來中國軍人文化的總結！而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軍人，或許都聽不到這樣的哀鳴！

（全文完，本文來自老友推薦，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