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刘锡九（上）

                          忆父亲刘锡九 （上）

今年，2016年，是父亲诞辰114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1966年1月放寒假, 我从北京返回天津家过年。大年初三，1966年1月23日（星期日），河北省粮食厅的人突然到我家,说：“刘厅长摔倒在办公室里了！”大姐和我一路小跑几分钟后赶到父亲的办公室。那时河北省粮食厅位于金星里北面，与之相隔仅一条街的红霞里。在二楼他的办公室里看到的情景是：父亲躺在水泥地上，自己已站不起来，我们赶紧把他抬到他身边的长沙发上，发现他已半身瘫痪。他大睁着眼睛，看上去，神志还清楚，却已无清楚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不断地冲着离他不远的办公桌方向喊着：“如西！如西！”。尽管父亲的南宫腔我熟悉，仍不明白他的意思。父亲有些着急，叹息着，还是喊：“如西！”。于是顺着他喊的方向，我走近办公桌，赫然发现一个敞开的笔记本，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那个笔记本我熟悉，里面是我父亲几年前撰写的关于我三大伯刘珍年的文史资料。我当即把它收了起来，父亲也就不再喊了。后来我明白，父亲是在喊：“儒席！儒席！”刘儒席是我三大伯刘珍年的字，父亲称呼他三哥为“儒席”。那个年代还不能提起“旧军阀”刘珍年,意思是让我赶紧把那个笔记本收起来，以免招若是非。事后分析：大年初三还在年假期间，父亲拿着那个笔记本只身去了他的办公室，在翻阅那份资料时，顿觉不适，想去沙发躺下，未及走到沙发就摔倒了。

说起有关刘珍年的这份资料，要追朔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大约在1963年，即父亲从河北省人民政府参议室参议调任河北省粮食厅副厅长数年之后。那时父亲已是花甲之年，本无意为他的胞兄留下什么文字。回忆那段已逝去几十年的往事，既使他感到惋惜，也是痛苦的。然而，命运好像在捉弄人，不愿做的事却偏找上门来。就在那一年，父亲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的亲笔信，信中提到让我父亲写有关刘珍年的回忆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写这个东西，是为了保留文史资料，抑或是为了什么别的，我已记不起。

李楚离（1903-2000），1903年2月28日生，河北省元氏县人。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经党组织委派到山东烟台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任芝罘军官学校政治指导员、中共特支书记，为开辟、发展烟台地区党的秘密组织打下了基础。李也是当年受到蒋介石通缉，被刘珍年以“准假”名义放走的共产党员之一。1952年5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革“期间蒙冤。文革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

我家住保定市省府前街胜利胡同时，时任河北省图书馆馆长的侯浩平经常到我家来，跟父亲聊天。侯叔叔是河北省晋县七给村人，年轻时是个热血知识青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在上海“沪滨”书局与父亲共过事。解放前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狱中受尽辣椒水，老虎凳等残酷刑法折磨，从未屈服过，自号“侯三泪”。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因地方上“搬老石头”，没能走上高

                                                                                                父亲在河北省人民政府

位。父亲和他两人常谈起刘珍年的往事。对于刘珍年受某些共产党人“极左”行为的影响和蒋介石的威逼，远离共产党，及其后不幸遇害之事，深表痛心和惋惜。对我父亲来说，刘珍年是他心中的痛。本来兄弟两人走的是不同的人生路，却错误地弄到一起。结果两人都没有得到好的果子。父亲为他三哥的部队壮大实力，到处奔走，引进共产党员，帮他训练军队，出谋划策，本意是想让他哥把队伍拉到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功亏一簧。父亲自己也因此落下协助军阀的坏印象而不被共产党信任。刘珍年原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容纳共产党，最后在1935年被蒋介石杀害于江西南昌。1984年，我和二弟在李楚离在北京的杨家大院家里拜访他。谈起刘珍年，他非但没有说他的坏话，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当年他在胶东帮助刘珍年打仗的情景。李伯伯惋惜地说，是“两耽误”。我体会，共产党因刘珍年驱共而造成胶东根据地的损失；刘珍年也因容共丢了宝贵的生命。如果哥儿俩不搅合在一起，或许都会有好的前途，可历史没有“如果”,刘珍年37岁时遇害是隐在父亲心中永远的痛。李楚离是父亲在烟台时的老朋友，又是当时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的意见

                                                                                                                       李楚离

既要考虑，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去做，心里十分矛盾。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开写。可如何写，也勉为其难。在当时那个“左”的年代，刘珍年是个没有被正过脸来的旧军阀，父亲本心又不愿指责他的胞兄由于年代的局限所做的不为共产党所认可的事。终于还是动笔了。父亲大约没有去查阅任何文献，仅凭个人记忆进行写作，一方面也是那时上班开会忙碌，没有条件去做。几个月后初稿出来，信寄李楚离。得到的回复是：“不要犯吹嘘的错误”。无奈，父亲极不情愿地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改。总共修改了几次，寄过几次，我不清楚。最后，父亲就决定不再修改了。稿件整个儿写在他的笔记本上，这就是那个记载着我三大伯生平的笔记本。这份回忆录弥足珍贵，它浸渍了父亲的心血，亦导致他脑溢血，本不该轻易外传。1988年，山东烟台文史馆两个女人到天津来搜集有关刘珍年的资料，在我大姐家把父亲写的这份资料的复印件拿走了。我当即追到她们在北京住的旅馆，想索回那份资料，未果。反遭她们在张鲁泉（曾在刘珍年部工作，原国家经委办公厅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著名书法家）那里告了我一状。后接北京张鲁泉叔叔来信，让我不要再追要。实际上也要不回来。就这样，说骗也罢，说抢也罢，材料被她们拿走了。我内心的愤闷可以想见。

 那天，粮食厅的干部找来担架，抬着父亲，我们跟着，一起到了当时在尖山的河北省医院。在候诊等候时，父亲要小解，我大姐拿来小尿壶想去接，他不允，让我母亲去接。进一步说明他当时神志还清楚。初步诊断为脑溢血，被安排住院（高干三病房）治疗。后经脑系科梁主任进一步抽脊髓检查，确诊为脑溢血。住院后血压不稳，昏睡，小便失禁等。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稳定下来。住院期间，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杨一辰，省政协副主席姜占春等多位领导先后到医院看望。父亲罹患脑溢血，应该说还是有前兆。他常年血压高，也不按时吃药，家里也不知道买一个血压表。我记得我还在保定上高中时，一天晚上，妈妈住院不在家，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招待会，吃了些什么东西，回家后，可能血压高，半夜里他突然呕吐不已。我惊醒后，多次起来给他拿痰盂。我放假从北京回家，有时看到他晚饭后躺到他的小木床上，估计是血压高不适。那时我们都不懂医，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要是有一个血压表，勤量血压，坚持吃药，怎么会导致脑溢血呢？父亲除了高血压外，直到年老都没有任何其它的病，这样健康的体魄，竟被血压高打倒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

                                                                                                                   张鲁泉

此后，父亲开始了六年半漫长的卧床生涯。在省医院住了约有两年，后来省医院跟随省会南迁石家庄，只好回家疗养。以后也主要是在家疗养。病情不好时，先后住过天津市第二医院，天津市总医院（高干六病房），红十会医院。住红十会医院时已是“文革”大乱时，靠了与该院一位华侨大夫的私人关系才住进数人一室的拥挤病房。父亲在“文革”前就已病倒，没有执行所谓的“资反路线”，又是党外人士，平时似长辈般待下属，人缘好，卧病期间，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据南宫本村刘子年叔说，省粮食厅搬迁河北望都后，他曾去过那里，都没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外调家访的人还是不少，可父亲记忆衰退，说话也不清楚，不知道造反派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父亲卧床期间，无论在家还是住在医院，都由我大姐伺护在旁，精心护理。她在卫生学校学来的护理本领都派上了用场，饮食，吃药，打针，量血压，精神上的调养和洗漱、擦浴等全套护理。父亲在这么多年里从未生过褥疮，不是奇迹也是奇迹。1972年6月，父亲病情恶化，住进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作为“当权派”，父亲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父亲离世前的情景我还记得：那天我值过夜班，早晨跟大姐交接班时，父亲醒来了，精神看上去还好。未料，到了那天晚上，三弟骑车到我太太在北站的娘家找到我，告诉说，父亲不行了。待我赶到医院，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那时，他嗓子里的痰多，在喉咙里随着呼吸上下呼噜着，时刻有被痰窒息的危险。夜里我去找医生，护士，皆无踪影。为避免痰卡在气管里窒息，必须用吸痰器吸痰。在见不到医生，又见不到护士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用脚踩着抽气机踏板，手拿着吸痰的小软管，伸到父亲的喉咙附近吸痰。看到他被吸痰时的痛苦，我也心疼，可还得硬着心肠去做。转过天来，父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晚上，停止了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72年6月25日晚8点。享年70岁。

父亲刘锡九，原名刘武年，1902年阴历4月24日生于河北省南宫县城东南20里的刘家庄。父亲因革命需要，曾用过多个名字，像刘锡九，吴有广，刘平凡，刘慷悲，李灵錝等，后来人们习惯叫他“锡九”，故沿用下来。我爷爷刘书云，字纪祥，是当地一个小地主，我奶奶叫李茂林。他们共育有五男一女。刘珍年（字儒席）是我的三大伯。我父亲是这个家庭里最小的一个，也是遗腹子，在我们老家就叫“殁生“（“殁”字发“末”音，南宫音发“mu”音）。我爷爷在我父亲降生前病故，年仅27岁。当时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是我姑姑，也只有九岁。爷爷过世后，奶奶未再改嫁。凭着一双小脚，操持着家里家外的事，地里的农活儿，顾长工打理，自己还带着多个年幼的孩子。

父亲他们兄弟几个，除了我三大伯外，其他小时候都没有读过几年书。我父亲也只读过四年私塾。我奶奶的娘家有个兄弟，从小喜欢读书，我奶奶的父亲，即我的太姥爷，非要让他去做买卖，误了前途。后来，我太姥爷看到跟他儿子一起上学的同学做了大官，追悔莫及，遂决定供外孙。我三大伯从小聪颖，学习刻苦，性格倔强，喜爱拳脚。据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看到的南宫县县志记载，他年少时曾在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因不满店主，用烧火筷子打了店主。我太姥爷选择了我三大伯这个外孙，供他上了小学和南宫中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正值保定军校陆军部改变招生制度，直接从中学毕业生里招收学员，我三大伯于当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

刘珍年（1898-1935），字儒席，幼时在邻村寺旺村小学读书。1914年入南宫县立中学读书。1918年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1920年，驻在军校的第十五师下级军官因不满欠军饷数月，发生兵变，洗劫了军校，并放火烧房，军校暂时停办。第八期的学员组织了复校同学会。最后，在多方奔走，呼吁和努力下，于1921年复课，直至毕业。

 1922年毕业后，去东北奉天（沈阳）投奔南宫县的老前辈，军人姜登选（日本仕官学校毕业，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高参，后任军长），被分配到北镇县东北军第一师李景林的陆军军官教导团。曾在东北讲武堂学习迫击炮，结业后，任迫击炮连连长。

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刘珍年指挥的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摧毁敌军阵地，开辟了进攻道路。击败了直系军队，攻下天津，为奉系李景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战后被升为团副，后又改任副营长。刘珍年在此次战斗中头部负重伤，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疗伤出院。

 1925年末，刘景林部被冯玉祥击败，1926年所属部队被编入直鲁联军。刘珍年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长。他在任期间，曾想改造这支土匪武装，在所辖部队进行“不嫖赌，不爱钱，不怕死”的教育，并制定了禁止赌博、嫖妓、贪污的相关处罚条例，引起部下的不满和反抗。他担任旅长不到两个月，被褚玉璞以“煽动赤化”的罪名重责杖苔，革去职务。1926年秋，他率部分亲信投奔张宗昌，1926年9月出任直鲁联军模范团第二营营长，次年升任旅长。

 1927年任直鲁联军特务二团团长，改属第四军军长方永昌指挥。方永昌十分欣赏刘珍年的治军才能。任命他为121旅旅长，并向张宗昌保举他任该军参谋长。

 1928年，被国民革命北伐军击溃的张宗昌、褚玉璞逃亡到胶东，任命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总指挥，组织残部开往胶东，以图东山再起。不久，方永昌逃往大连，将部队交给刘珍年指挥。刘珍年趁机用武力收编张的残部，占领了烟台、牟平等十几个县城。1928年9月，刘珍年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胶东暂编第一军军长。此后，他又先后将张宗昌在胶东的余部及其他杂牌军，收编为5个步兵师，并成立民团司令部，在11个县组织民团大队。

 1929年3月，他与张宗昌 、褚玉璞在牟平、福山激战获胜后，名声大噪，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任命为省政府委员。

 1930年，刘珍年已拥兵3万，兵械精良，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上将军长兼第二十一师中将师长。他开办修械所，修造武器，并多次从德、日等国购置大批武器弹药。还在烟台创办芝罘陆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军事人才。

 1928年至1930年期间，我父亲和王冲天经与中共顺直省委联系，将几十名共产党人，先后经各地党组织派到刘珍年部从事军运等工作（後详）。1929年底，蒋介石查获情况后，下令“清共”。刘珍年将这些党派去的干部一个未杀，逐一“请走”。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时，三方均派代表拉刘珍年协助，然他不为任何方有所行动。“九•一八”事变后，刘珍年得知一支日本舰队企图在烟台登陆的消息，架起大炮，周密布防，日军见势退走。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以居高临下的上司姿态要求刘珍年听命于他，遭拒绝。

 1932年秋，韩以优势兵力集中潍县，向刘珍年防区进犯，双方对峙数月，未见高低。经南京代表调处和解，刘部于1932年底调往浙江温州。

 1933年1月，刘珍年至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恢复军的编制，被拒绝。两个月后，刘部被调往江西省河口镇（即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镇）打红军，他不干。途中一步兵营哗变，刘珍年招之回军。不久，刘精锐部队第三旅张栾基部叛变，被蒋介石派往福建，脱离刘珍年部，直属南京。刘珍年愤然脱离部队赴杭州“养病”，途中被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截获。于1933年7月，被蒋介石以“擅离职守”罪软禁于杭州西子湖畔。软禁期间，蒋介石曾派大员，像八期同学周至柔，住过上下铺的八期同学陈诚等，前往劝说写悔过书。他的倔强性格，令这些人无功而返。期间，家属也曾策划软禁中逃脱之事，未被他采纳。后被转至江西上饶集中营，在那里他仍旧大骂蒋介石。1935年5月，以顾祝同为审判长进行军法会审。同年9月，在南昌被杀害。时年仅37岁【2】【3】【4】【5】。

 父亲长大后，我奶奶叫他去做买卖，他不愿意。那时我三大伯已在军队任职，每月给我奶奶寄钱。1921年冬季，父亲19岁，拿了他三哥给我奶奶寄去的钱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北平。在京兆尹公署当录事（小职员），每月17元。钱还有剩余，遂进入朝阳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我三大伯对我父亲求学经济上给予了极大帮助。上学期间，父亲参加了北平大学生学潮，撒传单，示威，游行，参加革命聚会，参加救国运动。广读李大钊同志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的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阐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从而立下了投身革命的志愿。1924年春，经朝大同学赵书文介绍，李大钊同志审查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指令他在朝阳大学开展活动，党小组组织设在清明中学。1924年秋，广州黄埔军校秘密招收学生，父亲通过了考试，进入黄埔四期。发给了证书，还给了路费。于是，1925年结伴王冲天，王静涵俩人同行，二王参加革命工作，我父亲一人上了学。

 进入黄埔军校后，首先是军事训练。因北伐战争急需，只训练和学习了一年多，于1926年夏开赴北伐战场，参加了第一次北伐。开始在李济深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陈铭枢。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所向披靡，经由湖南，到达湖北。1926年11月，武昌战斗胜利结束后，北伐时的第4军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父亲随10师转到第11军。

 1927年春，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罢免蒋介石所兼一切职务的决议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宁汉分裂，北伐暂停。军长陈铭枢，蒋光鼐先后离武汉投靠南京蒋介石，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任第11军军长。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东山再起支持吴佩孚，出动10万大军沿京汉路南下，妄图夺取武汉，扑灭革命。武汉国民政府4月中旬决定二次北伐，沿京汉路北进，与沿陇海路西进的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大军一路所向披靡，第11军和第4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大败张作霖的奉军，相继拿下郑州，开封。大军到郑州，正值跟东北军张学良的荣臻部队对抗的时候，发现河南驻马店起义投诚过来的原奉系魏益三部约两万余人被地方红枪会团团包围。红枪会实力雄厚，魏益三部实难突围，向武汉政府求援。武汉政府派一湖南籍同志调停。因语言不通，发生误会，红枪会将代表杀害。政府遂派我父亲全权代表再次出面调停。红枪会是民国时期一个对抗军阀、土匪侵扰及抵制苛捐杂税的农民武装。不过，它总体上是以迷信为宗旨，行动上依赖于头领的个人意志，故与之打交道常有生命危险。父亲置生死度外，冒险前往与之协商，经过多番理论后，问题终获解决。魏益三部被武汉政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0军，魏任军长，父亲曾任该军少将政治部主任。至此，父亲跟随部队转战数千里，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拔山涉水，倍尝险恶，历时约一年有半。其间，曾当过排长，连长，副营长，团长，最后做到30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开始清共，屠杀共产党人，口号是：“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使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9月，宁汉合流。合流后，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初，我父亲第一次奉党召唤回到武汉，正是白色恐怖猖獗之时，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被杀害，父亲险些遇难。在中共湖北省执委帮助下，于当年2月，我父亲和王冲天，蔡征西，曾希圣，刘满西等被派到到河南唐河县一带，为爱国将领樊钟秀部创办“建国豫军军官教导团”【6】。蔡征西为团长，下辖六个大队，我父亲任第三大队少将大队长。学员包括武汉失业工人，及鄂北、豫南的青年农民，学生等，教导团很快发展到数百人之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搞得十分红火。3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根据豫西南形势，决定发动唐河县农民暴动。“教导团”在中共党组织领导和全体党员努力下，士气高涨，成为支援农民暴动的坚强后盾。后来，由于发生变故，遂决定举行教导团兵变，拉出军队，支援农民暴动。但缺乏经验，走漏了消息，致使教导团兵变流产。蒋为此数次警告樊，教导团不久就停办了。父亲等共产党人不得不离开樊部。学员一部分归顺樊部，一部分则去太行山打游击了。同年5月，父亲和王冲天几人奉党召，二次回武汉。经党指派，令父亲转道上海，返回北方活动。

 1928年5月，父亲回到天津后，获悉我三大伯刘珍年带着张宗昌的一支人马，到了山东龙口一带，急需帮助。父亲设法同他接了头，协同王冲天一起到了胶东，给他指出了前途方向，最后决定响应北伐。为此，也费了极大周折，最后，经国民党邵力子先生鼎力相助，部队获国民革命军番号，被蒋介石编制为国民革命军胶东暂编第一军，刘珍年任军长。父亲和王冲天后来分别被委任为政训处长和驻宁（南京）办事处代表。之后，我父亲和王冲天经与中共顺直省（相当于现河北省，北京，天津一带）省委联系，将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到上海，北平和天津的曾希圣，彭守道（彭雪枫），刘依萍，蒋一屏，师志真，过家和，高云升，李素若，贾洞理、张恒生等几十名共产党员派到烟台，由我父亲和王冲天安排在刘军政训处等部门工作。曾希圣、李素若、贾洞理分别在政训处被安排了重要职务。这些共产党员在政训处成立了由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曾希圣任支部书记，后由刘依萍接任支部书记。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在刘珍年部的力量，1928年11月，经我父亲做工作，获刘珍年应允，成立了芝罘陆军军官学校。中共顺直省委派共产党员李楚离到该校任政治指导员。不久，顺直省委又多所派遣共产党人来军校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成立了军校党支部。在政治队也发展了不少党员，成立了党支部。这两个党支部均由李楚离领导，隶属顺直省委，并随后建立了两支部间的组织联系。此外，还跟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的中共烟台特支接上了头，使其接受顺直省委领导。不久，李楚离为加强军校内党组织的领导，请求中共中央派人来军校，中央从上海派安葆珩和侯超众（我上世纪60年代在他北京家与他见过面）来军校工作【7】。在父亲的主导下，共产党组织在刘珍年部队里得到了很大发展。父亲接受党的指示在该军中工作，名义是政治部主任，政训处长，芝罘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芝罘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1929年2月25日至5月初，张宗昌联合在胶东的旧部，与刘珍年进行了一场所谓的会战。经过几次战役，盘踞在胶东一带的北洋军阀旧部被平息，最后克服了烟台，控制了整个胶东十余个县的地盘。震动了当时的北方社会。1929年夏，刘珍年派父亲赴上海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训练军队。父亲到上海后，几经辗转与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取得联系。陈赓根据父亲的组织关系和要求，要父亲代其兄向中央写了请求报告。期间，我父亲几次见周恩来。父亲曾跟我说过，周恩来对父亲说：“小刘，好好干吧。”之类的鼓励话语。最后，获周恩来批准，派柳直荀（化名克明）到烟台进行考察。柳经过考察，写成报告转给周恩来。周恩来据此派胡允恭为中共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同行的还有在广州起义中立过战功的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父亲的四期黄埔同学刘满

                                                                                                            三大伯刘珍年

西,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贺果及其弟贺楷（即后来易名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唐嵩及其夫人，以及段寄桥，陈桓乔（女），赫道述等十余人【7】。此外，父亲还利用芝罘日报宣传爱国救国的革命思想，在上海创立了沪滨书局。党中央派杨献珍，马任之协助工作。杨还兼作刘珍年的马列教员。他们主持翻译出版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沪滨书局出版的革命书籍销路很广，海外远销印度，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一带。

 不幸的是，1929年，蒋介石下令刘部“清共”，在烟台刘珍年部的一部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我父亲受到了通缉。刘珍年一直拖着不办。1930年夏，情况恶化，经研究，我父亲和十几个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像李楚离，张霖之等，陆续离开了第十七军所在地：烟台。这些共产党员全部是被刘珍年“先纵后通缉”的办法逐一放走的。据事后了解，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刘珍年部队里蒋介石派去的卧底认出了李通良（即李楚离）等，遂向蒋告密所致。亲共容共导致刘珍年的不被蒋信任，其部队被蒋分化瓦解，最终他本人被杀害。刘珍年从亲共容共到驱共，这个中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某些极左共产党人的过激行为造成的。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 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烟台是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派进刘珍年部的部分共产党员及地方上的共产党员不能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行动过激，甚至将矛头直指刘珍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的猜疑，误判，以致怀疑共产党是否想吃掉他。这种怀疑不是空穴来风。最近网上一篇题为“彭雪枫策反刘珍年部始末”的文章不打自招，描写了彭利用刘部士兵大老粗，没文化，挑拨士兵与刘珍年之间的关系，妄图制造刘部哗变。说彭“利用晚间散步或下基层的机会和同志们碰头、交流情况，他深知促使21师哗变并非易事，必须得到几个要害人物的支持和配合。他物色人选时，既有老军官，也有年轻军官 ……。彭以百倍的热情和极大的希望力促这次哗变的成功。”【8】不幸，事不密，走露了风声，哗变未成，彭被捕。文中说，刘珍年看在其族叔乃冯玉祥部下的关系，不管这种说法属实与否，终归是刘珍年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使他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为共产党立下显赫战功。不过，他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死在正在打日本的国民党战场上【9】，故此也不甚光荣。另据报道，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共产党内做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纵观他在那个年代的诸多作为，皆与“中国人民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在“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之下，接受前苏共和中共的命令和指挥，参与了种种制造动乱、混乱和叛乱的武装卖国行径，并且功勋卓著。”“中共史家明确承认：彭雪枫将军是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之中，一打再打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并在“打顽”胜利结束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而死，绝不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共产党而死，为出卖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而死。或许，他在打顽的胜利声中不幸中流弹而死，正是苍天的应有报应吧！。”【9】

像彭这样的左倾冒险的共产党人，在刘部应还有人在，彭只不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刘珍年对共产党人足够义气，足够仁慈。不错，刘珍年在放走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后，也曾抓捕过他军中的党支部书记刘依萍，后来又放掉了。这一捉一放显示出他在处理共产党问题思想上激烈的斗争。至于刘珍年几次接电令，被迫抓捕地方上激进的共产党人，导致其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杀害，对于刘珍年来说，也是出于无奈。刘珍年不是蒋介石嫡系，在蒋领导下受尽歧视，他是反蒋的。我父亲为他的部队引进共产党后，他看到了共产党光明和干练的一面，也开始学习马列和资本论。他曾说过：“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他的部队不分官兵和职务高低，人人佩戴袖章，上书：“不怕死，不爱钱，救国家，救人民。”他也十分赏识某些共产党人，比如他十分器重刘满西，想委以高官，将其留在自己部队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他确实想走上革命路，救国救民，与蒋彻底决裂。可是那些“极左”的共产党人跟他离心离德，在行动上拆他的台，并喊出：“打倒刘珍年”的口号，妄图搞哗变。所以说，正是这部分共产党人把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使他对蒋重又抱有幻想，对蒋已经破灭的思想重又转向。这也就是共产党人撤离烟台后，他听信其部队里小人谗言，误将自己的部队从山东胶东移至浙江温州，进入了老蒋地盘的原因。这是他老人家最大的败笔，是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叫做“革命军阀刘珍年”的文章【10】。该篇文章针对南宫市将刘珍年称为“革命将领”而写。该文既承认刘珍年当年在烟台的政绩，承认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肯定他当年对付日本人的爱国举动，称他为爱国将领。这些话还是客观理性的。其实，他的功绩又何止这些？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对赴烟台的东北学生表示同情，在南京接见记者时曾发表“请缨抗日”的谈话；他拒绝参与蒋冯阎军阀混战，认为那是狗咬狗，祸国殃民的不义之战；他为人正直，清廉，也要求部下清廉，尽管他的部下有的阳奉阴违；他疾恶如仇，杀了军阀褚玉璞，赶走了军阀张宗昌；他响应北伐，竖起了国民革命军大旗，他想救国救民于危难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文中也说他没有跟当时还弱小的共产党同心同德一直走到底。这种要求是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客观，也是过分的。想要刘珍年跟共产党同心同德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氛围，如前所述，那些极左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能产生出这样的氛围吗？文中还说什么马本斋离开刘珍年的部队是由于对刘有歧见，这不是历史事实。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将军的著作“马本斋”一书详尽地描述了刘师长和他的下属马本斋之间的战斗情谊。此文还独出心裁地戏称刘珍年为“革命军阀”，这是对这位爱国将领最大的亵渎。不过，这篇文章里面还是难能可贵地说出了如上所述很多客观理性的话。另外，文中还有一段更为尊重史实的如下叙述：

五十多年后，当时的当事人这样评价共产党和刘珍年的合作：

“我地下党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统战政策上有错误，不利于对刘军的争取改造工作。强调斗争，忽略策略，要求过急过高，使刘对我党虽然佩服却敬而远之。如果没有“左”的路线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争取改造刘军不是没有可能的。当事人曾希圣，李楚离，胡允恭，张鲁泉等老同志忆及此事时，都持此看法。”【10】【11】

经历了十年“文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有了独立思考，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看法，上述当事人对往事的分析，我认为是客观理性的。特别是李楚离，从“不要犯吹嘘的错误”，到“两耽误”，再到如上说法，对于刘珍年的认识有了变化。我记得“文革”一大后，他刚从被管制中获得自由身，在北京首都医院疗养。我从张鲁泉叔叔那里得悉情况后，到医院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见李伯伯。那时他还没有被安排工作，不是大官，很容易就找到病房。李伯母开门，李伯母杨效昭，是杨十一（教授，后成为冀东抗日领袖）的女儿，杨秀峰（河北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主席，后教育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的堂妹。李伯伯躺在病床上，听到我自我介绍后，他坐了起来。那时，他刚从被关押中出来不久，怨气很大。他对我说，国民党监狱他坐过，日本人监狱他见过，共产党这不叫监狱，可比监狱厉害多了。李伯伯“文革”时因了刘少奇经办的所谓“61人叛徒案”（“文革”奇冤案）于1967年被带走。李伯母在一旁插话说，李伯伯被带走后，就断了消息。几年后才获准探视。李伯母说，她到那里见到的是，李伯伯几乎半裸地躺在一张木板上，面无血色，身子瘦得皮包骨，看上去快要死了。当年谈话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李伯伯命大，熬过了文革，获得平反，重新走马上任工作，长寿至97岁。李伯伯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恐与他“文革”经历不无相关。上述其它人物料也不会例外，因为他们都有“文革”被迫害的经历。都说“文革”是坏事，不错，它不是好事，可它使得人们头脑清醒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将其视为一个教员亦未尝不可，只不过是反面的。

在大约1988年下半年的时候，即我父亲写的刘珍年的材料被烟台来人劫走之后不久，因为我到北京找到了烟台来的两个女人，想索回那份资料，被她们到张鲁泉叔叔那里告了我一状。张叔叔为此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那份资料作为文史资料就不要再追要了。顺便还告诉我，中央已派大员到烟台调查刘珍年问题。调查目的不言自明。我当时想，那是一份在李楚离要求“不要犯吹嘘错误”多次修改之后的资料，其中对刘珍年的贬语并不代表父亲的初衷，这样的资料落在烟台文史馆手里，对于重新评价刘珍年，极为不利。这也就是当年我为什么赶赴北京想索回那份资料的原因。后来，调查真的没了下文。我想，也未必就是那份资料起了什么作用。在那经历了文革不久的年代里，人们的思想基本还停留在“左”的层面上，不可能对刘珍年的一生做出公正的评价。随着经济开放，思想开放，书刊也罢，文章也罢，网评也罢，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怀念这位爱国，清廉和耿直的将军，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公正。假以时日，历史定会对刘珍年暂短的一生给出全面的和正确的评价。革命不革命放在一边，他将必然会被追认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将领，他在南宫老家文革中被扳倒的墓碑终将会再次矗立在冀南大地上。

 我父亲把共产党人引进刘珍年的部队，其结果导致共产党组织在胶东地区大发展，这是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

 离开山东后，我父亲和几位同志到上海，除参加“沪滨书局”工作, 又创办了泸滨印刷所, 后又改为新华印刷所。我父亲筹资为印刷所从德口直接购买了两套全能印书机。后又同上海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社”, “中国历史研究社”。研究社发表了很多抨击蒋介石卖国的文章，有的发往国内，比如，在大学里作为讲课资料等, 有的则发往国外，遭到蒋介石切齿痛恨。1932年秋天，沪滨，昆仑，黎明书局相继被蒋查封。当时，我父亲刚走出沪滨编辑室还不到半小时，就出事了：杨献珍被捕，我父亲又受到第二次全国性通缉，李楚离也在北平被捕。不久, 史量才在沪杭公路被蒋特务分子刺杀身亡。在白色恐怖的那些日子里，在党的帮助下，我父亲隐避了一段时间，躲过了一劫。（接“忆父亲刘锡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