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父親劉錫九（上）

                          憶父親劉錫九 （上）

今年，2016年，是父親誕辰114周年，謹以此文表示對他老人家的深切懷念。

1966年1月放寒假, 我從北京返回天津家過年。大年初三，1966年1月23日（星期日），河北省糧食廳的人突然到我家,說：「劉廳長摔倒在辦公室里了！」大姐和我一路小跑幾分鐘后趕到父親的辦公室。那時河北省糧食廳位於金星里北面，與之相隔僅一條街的紅霞里。在二樓他的辦公室里看到的情景是：父親躺在水泥地上，自己已站不起來，我們趕緊把他抬到他身邊的長沙發上，發現他已半身癱瘓。他大睜著眼睛，看上去，神志還清楚，卻已無清楚的語言表達能力。他不斷地沖著離他不遠的辦公桌方向喊著：「如西！如西！」。儘管父親的南宮腔我熟悉，仍不明白他的意思。父親有些著急，嘆息著，還是喊：「如西！」。於是順著他喊的方向，我走近辦公桌，赫然發現一個敞開的筆記本，放在他的辦公桌上。那個筆記本我熟悉，裡面是我父親幾年前撰寫的關於我三大伯劉珍年的文史資料。我當即把它收了起來，父親也就不再喊了。後來我明白，父親是在喊：「儒席！儒席！」劉儒席是我三大伯劉珍年的字，父親稱呼他三哥為「儒席」。那個年代還不能提起「舊軍閥」劉珍年,意思是讓我趕緊把那個筆記本收起來，以免招若是非。事後分析：大年初三還在年假期間，父親拿著那個筆記本隻身去了他的辦公室，在翻閱那份資料時，頓覺不適，想去沙發躺下，未及走到沙發就摔倒了。

說起有關劉珍年的這份資料，要追朔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大約在1963年，即父親從河北省人民政府參議室參議調任河北省糧食廳副廳長數年之後。那時父親已是花甲之年，本無意為他的胞兄留下什麼文字。回憶那段已逝去幾十年的往事，既使他感到惋惜，也是痛苦的。然而，命運好像在捉弄人，不願做的事卻偏找上門來。就在那一年，父親收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的親筆信，信中提到讓我父親寫有關劉珍年的回憶錄。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寫這個東西，是為了保留文史資料，抑或是為了什麼別的，我已記不起。

李楚離（1903-2000），1903年2月28日生，河北省元氏縣人。1926年參加北伐，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經黨組織委派到山東煙台劉珍年部做兵運工作，任芝罘軍官學校政治指導員、中共特支書記，為開闢、發展煙台地區黨的秘密組織打下了基礎。李也是當年受到蔣介石通緝，被劉珍年以「准假」名義放走的共產黨員之一。1952年5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文革「期間蒙冤。文革后，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

我家住保定市省府前街勝利衚衕時，時任河北省圖書館館長的侯浩平經常到我家來，跟父親聊天。侯叔叔是河北省晉縣七給村人，年輕時是個熱血知識青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曾在上海「滬濱」書局與父親共過事。解放前有過三次牢獄之災，獄中受盡辣椒水，老虎凳等殘酷刑法折磨，從未屈服過，自號「侯三淚」。這樣一位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因地方上「搬老石頭」，沒能走上高

                                                                                                父親在河北省人民政府

位。父親和他兩人常談起劉珍年的往事。對於劉珍年受某些共產黨人「極左」行為的影響和蔣介石的威逼，遠離共產黨，及其後不幸遇害之事，深表痛心和惋惜。對我父親來說，劉珍年是他心中的痛。本來兄弟兩人走的是不同的人生路，卻錯誤地弄到一起。結果兩人都沒有得到好的果子。父親為他三哥的部隊壯大實力，到處奔走，引進共產黨員，幫他訓練軍隊，出謀劃策，本意是想讓他哥把隊伍拉到共產黨方面來，結果功虧一簧。父親自己也因此落下協助軍閥的壞印象而不被共產黨信任。劉珍年原本就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又容納共產黨，最後在1935年被蔣介石殺害於江西南昌。1984年，我和二弟在李楚離在北京的楊家大院家裡拜訪他。談起劉珍年，他非但沒有說他的壞話，還興緻勃勃地談起當年他在膠東幫助劉珍年打仗的情景。李伯伯惋惜地說，是「兩耽誤」。我體會，共產黨因劉珍年驅共而造成膠東根據地的損失；劉珍年也因容共丟了寶貴的生命。如果哥兒倆不攪合在一起，或許都會有好的前途，可歷史沒有「如果」,劉珍年37歲時遇害是隱在父親心中永遠的痛。李楚離是父親在煙台時的老朋友，又是當時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的意見

                                                                                                                       李楚離

既要考慮，又因為種種原因不願去做，心裡十分矛盾。經過反覆考慮，還是決定開寫。可如何寫，也勉為其難。在當時那個「左」的年代，劉珍年是個沒有被正過臉來的舊軍閥，父親本心又不願指責他的胞兄由於年代的局限所做的不為共產黨所認可的事。終於還是動筆了。父親大約沒有去查閱任何文獻，僅憑個人記憶進行寫作，一方面也是那時上班開會忙碌，沒有條件去做。幾個月後初稿出來，信寄李楚離。得到的回復是：「不要犯吹噓的錯誤」。無奈，父親極不情願地在原稿的基礎上進行了反覆修改。總共修改了幾次，寄過幾次，我不清楚。最後，父親就決定不再修改了。稿件整個兒寫在他的筆記本上，這就是那個記載著我三大伯生平的筆記本。這份回憶錄彌足珍貴，它浸漬了父親的心血，亦導致他腦溢血，本不該輕易外傳。1988年，山東煙台文史館兩個女人到天津來搜集有關劉珍年的資料，在我大姐家把父親寫的這份資料的複印件拿走了。我當即追到她們在北京住的旅館，想索回那份資料，未果。反遭她們在張魯泉（曾在劉珍年部工作，原國家經委辦公廳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著名書法家）那裡告了我一狀。後接北京張魯泉叔叔來信，讓我不要再追要。實際上也要不回來。就這樣，說騙也罷，說搶也罷，材料被她們拿走了。我內心的憤悶可以想見。

 那天，糧食廳的幹部找來擔架，抬著父親，我們跟著，一起到了當時在尖山的河北省醫院。在候診等候時，父親要小解，我大姐拿來小尿壺想去接，他不允，讓我母親去接。進一步說明他當時神志還清楚。初步診斷為腦溢血，被安排住院（高幹三病房）治療。后經腦系科梁主任進一步抽脊髓檢查，確診為腦溢血。住院后血壓不穩，昏睡，小便失禁等。經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穩定下來。住院期間，河北省副省長高樹勛，楊一辰，省政協副主席姜占春等多位領導先後到醫院看望。父親罹患腦溢血，應該說還是有前兆。他常年血壓高，也不按時吃藥，家裡也不知道買一個血壓表。我記得我還在保定上高中時，一天晚上，媽媽住院不在家，他去參加一個什麼招待會，吃了些什麼東西，回家后，可能血壓高，半夜裡他突然嘔吐不已。我驚醒后，多次起來給他拿痰盂。我放假從北京回家，有時看到他晚飯後躺到他的小木床上，估計是血壓高不適。那時我們都不懂醫，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關心。要是有一個血壓表，勤量血壓，堅持吃藥，怎麼會導致腦溢血呢？父親除了高血壓外，直到年老都沒有任何其它的病，這樣健康的體魄，竟被血壓高打倒了。現在回想起來感到十分痛心。

                                                                                                                   張魯泉

此後，父親開始了六年半漫長的卧床生涯。在省醫院住了約有兩年，後來省醫院跟隨省會南遷石家莊，只好回家療養。以後也主要是在家療養。病情不好時，先後住過天津市第二醫院，天津市總醫院（高幹六病房），紅十會醫院。住紅十會醫院時已是「文革」大亂時，靠了與該院一位華僑大夫的私人關係才住進數人一室的擁擠病房。父親在「文革」前就已病倒，沒有執行所謂的「資反路線」，又是黨外人士，平時似長輩般待下屬，人緣好，卧病期間，沒有受到造反派衝擊。據南宮本村劉子年叔說，省糧食廳搬遷河北望都后，他曾去過那裡，都沒有人貼父親的大字報。外調家訪的人還是不少，可父親記憶衰退，說話也不清楚，不知道造反派能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材料。父親卧床期間，無論在家還是住在醫院，都由我大姐伺護在旁，精心護理。她在衛生學校學來的護理本領都派上了用場，飲食，吃藥，打針，量血壓，精神上的調養和洗漱、擦浴等全套護理。父親在這麼多年裡從未生過褥瘡，不是奇迹也是奇迹。1972年6月，父親病情惡化，住進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作為「當權派」，父親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父親離世前的情景我還記得：那天我值過夜班，早晨跟大姐交接班時，父親醒來了，精神看上去還好。未料，到了那天晚上，三弟騎車到我太太在北站的娘家找到我，告訴說，父親不行了。待我趕到醫院，父親已處於昏迷狀態。那時，他嗓子里的痰多，在喉嚨里隨著呼吸上下呼嚕著，時刻有被痰窒息的危險。夜裡我去找醫生，護士，皆無蹤影。為避免痰卡在氣管里窒息，必須用吸痰器吸痰。在見不到醫生，又見不到護士的情況下，我只好自己用腳踩著抽氣機踏板，手拿著吸痰的小軟管，伸到父親的喉嚨附近吸痰。看到他被吸痰時的痛苦，我也心疼，可還得硬著心腸去做。轉過天來，父親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當天晚上，停止了呼吸，心臟停止了跳動。時間是1972年6月25日晚8點。享年70歲。

父親劉錫九，原名劉武年，1902年陰曆4月24日生於河北省南宮縣城東南20里的劉家莊。父親因革命需要，曾用過多個名字，像劉錫九，吳有廣，劉平凡，劉慷悲，李靈錝等，後來人們習慣叫他「錫九」，故沿用下來。我爺爺劉書雲，字紀祥，是當地一個小地主，我奶奶叫李茂林。他們共育有五男一女。劉珍年（字儒席）是我的三大伯。我父親是這個家庭里最小的一個，也是遺腹子，在我們老家就叫「歿生「（「歿」字發「末」音，南宮音發「mu」音）。我爺爺在我父親降生前病故，年僅27歲。當時孩子中年齡最大的是我姑姑，也只有九歲。爺爺過世后，奶奶未再改嫁。憑著一雙小腳，操持著家裡家外的事，地里的農活兒，顧長工打理，自己還帶著多個年幼的孩子。

父親他們兄弟幾個，除了我三大伯外，其他小時候都沒有讀過幾年書。我父親也只讀過四年私塾。我奶奶的娘家有個兄弟，從小喜歡讀書，我奶奶的父親，即我的太姥爺，非要讓他去做買賣，誤了前途。後來，我太姥爺看到跟他兒子一起上學的同學做了大官，追悔莫及，遂決定供外孫。我三大伯從小聰穎，學習刻苦，性格倔強，喜愛拳腳。據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看到的南宮縣縣誌記載，他年少時曾在一家雜貨鋪當夥計，因不滿店主，用燒火筷子打了店主。我太姥爺選擇了我三大伯這個外孫，供他上了小學和南宮中學。1918年中學畢業后，正值保定軍校陸軍部改變招生制度，直接從中學畢業生里招收學員，我三大伯於當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

劉珍年（1898-1935），字儒席，幼時在鄰村寺旺村小學讀書。1914年入南宮縣立中學讀書。1918年畢業后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1920年，駐在軍校的第十五師下級軍官因不滿欠軍餉數月，發生兵變，洗劫了軍校，並放火燒房，軍校暫時停辦。第八期的學員組織了復校同學會。最後，在多方奔走，呼籲和努力下，於1921年複課，直至畢業。

 1922年畢業后，去東北奉天（瀋陽）投奔南宮縣的老前輩，軍人姜登選（日本仕官學校畢業，東北軍閥張作霖的高參，後任軍長），被分配到北鎮縣東北軍第一師李景林的陸軍軍官教導團。曾在東北講武堂學習迫擊炮，結業后，任迫擊炮連連長。

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劉珍年指揮的迫擊炮發揮了重要作用，摧毀敵軍陣地，開闢了進攻道路。擊敗了直系軍隊，攻下天津，為奉系李景林的勝利作出了貢獻。戰後被升為團副，后又改任副營長。劉珍年在此次戰鬥中頭部負重傷，曾在天津馬大夫醫院療傷出院。

 1925年末，劉景林部被馮玉祥擊敗，1926年所屬部隊被編入直魯聯軍。劉珍年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長。他在任期間，曾想改造這支土匪武裝，在所轄部隊進行「不嫖賭，不愛錢，不怕死」的教育，並制定了禁止賭博、嫖妓、貪污的相關處罰條例，引起部下的不滿和反抗。他擔任旅長不到兩個月，被褚玉璞以「煽動赤化」的罪名重責杖苔，革去職務。1926年秋，他率部分親信投奔張宗昌，1926年9月出任直魯聯軍模範團第二營營長，次年升任旅長。

 1927年任直魯聯軍特務二團團長，改屬第四軍軍長方永昌指揮。方永昌十分欣賞劉珍年的治軍才能。任命他為121旅旅長，並向張宗昌保舉他任該軍參謀長。

 1928年，被國民革命北伐軍擊潰的張宗昌、褚玉璞逃亡到膠東，任命方永昌為膠東防禦總指揮，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為副總指揮，組織殘部開往膠東，以圖東山再起。不久，方永昌逃往大連，將部隊交給劉珍年指揮。劉珍年趁機用武力收編張的殘部，佔領了煙台、牟平等十幾個縣城。1928年9月，劉珍年易幟，掛起青天白日旗，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膠東暫編第一軍軍長。此後，他又先後將張宗昌在膠東的余部及其他雜牌軍，收編為5個步兵師，並成立民團司令部，在11個縣組織民團大隊。

 1929年3月，他與張宗昌 、褚玉璞在牟平、福山激戰獲勝后，名聲大噪，被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任命為省政府委員。

 1930年，劉珍年已擁兵3萬，兵械精良，先後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上將軍長兼第二十一師中將師長。他開辦修械所，修造武器，並多次從德、日等國購置大批武器彈藥。還在煙台創辦芝罘陸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培養軍事人才。

 1928年至1930年期間，我父親和王衝天經與中共順直省委聯繫，將幾十名共產黨人，先後經各地黨組織派到劉珍年部從事軍運等工作（後詳）。1929年底，蔣介石查獲情況后，下令「清共」。劉珍年將這些黨派去的幹部一個未殺，逐一「請走」。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混戰時，三方均派代表拉劉珍年協助，然他不為任何方有所行動。「九•一八」事變后，劉珍年得知一支日本艦隊企圖在煙台登陸的消息，架起大炮，周密布防，日軍見勢退走。韓復榘任山東省主席后，以居高臨下的上司姿態要求劉珍年聽命於他，遭拒絕。

 1932年秋，韓以優勢兵力集中濰縣，向劉珍年防區進犯，雙方對峙數月，未見高低。經南京代表調處和解，劉部於1932年底調往浙江溫州。

 1933年1月，劉珍年至南京謁見蔣介石，要求恢復軍的編製，被拒絕。兩個月後，劉部被調往江西省河口鎮（即今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河口鎮）打紅軍，他不幹。途中一步兵營嘩變，劉珍年招之回軍。不久，劉精銳部隊第三旅張欒基部叛變，被蔣介石派往福建，脫離劉珍年部，直屬南京。劉珍年憤然脫離部隊赴杭州「養病」，途中被浙江省主席魯滌平截獲。於1933年7月，被蔣介石以「擅離職守」罪軟禁於杭州西子湖畔。軟禁期間，蔣介石曾派大員，像八期同學周至柔，住過上下鋪的八期同學陳誠等，前往勸說寫悔過書。他的倔強性格，令這些人無功而返。期間，家屬也曾策劃軟禁中逃脫之事，未被他採納。后被轉至江西上饒集中營，在那裡他仍舊大罵蔣介石。1935年5月，以顧祝同為審判長進行軍法會審。同年9月，在南昌被殺害。時年僅37歲【2】【3】【4】【5】。

 父親長大后，我奶奶叫他去做買賣，他不願意。那時我三大伯已在軍隊任職，每月給我奶奶寄錢。1921年冬季，父親19歲，拿了他三哥給我奶奶寄去的錢離家出走，只身前往北平。在京兆尹公署當錄事（小職員），每月17元。錢還有剩餘，遂進入朝陽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我三大伯對我父親求學經濟上給予了極大幫助。上學期間，父親參加了北平大學生學潮，撒傳單，示威，遊行，參加革命聚會，參加救國運動。廣讀李大釗同志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的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闡述蘇聯十月革命的意義，從而立下了投身革命的志願。1924年春，經朝大同學趙書文介紹，李大釗同志審查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指令他在朝陽大學開展活動，黨小組組織設在清明中學。1924年秋，廣州黃埔軍校秘密招收學生，父親通過了考試，進入黃埔四期。發給了證書，還給了路費。於是，1925年結伴王衝天，王靜涵倆人同行，二王參加革命工作，我父親一人上了學。

 進入黃埔軍校后，首先是軍事訓練。因北伐戰爭急需，只訓練和學習了一年多，於1926年夏開赴北伐戰場，參加了第一次北伐。開始在李濟深為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師長陳銘樞。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所向披靡，經由湖南，到達湖北。1926年11月，武昌戰鬥勝利結束后，北伐時的第4軍第10師擴編為第11軍，軍長陳銘樞，副軍長蔣光鼐。父親隨10師轉到第11軍。

 1927年春，蔣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3月，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罷免蔣介石所兼一切職務的決議案。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隨後在南京組成國民政府，與在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抗，寧漢分裂，北伐暫停。軍長陳銘樞，蔣光鼐先後離武漢投靠南京蔣介石，第4軍軍長張發奎兼任第11軍軍長。此時，奉系軍閥張作霖為東山再起支持吳佩孚，出動10萬大軍沿京漢路南下，妄圖奪取武漢，撲滅革命。武漢國民政府4月中旬決定二次北伐，沿京漢路北進，與沿隴海路西進的馮玉祥部在河南會師。大軍一路所向披靡，第11軍和第4軍在兄弟部隊配合下，在河南大敗張作霖的奉軍，相繼拿下鄭州，開封。大軍到鄭州，正值跟東北軍張學良的榮臻部隊對抗的時候，發現河南駐馬店起義投誠過來的原奉系魏益三部約兩萬餘人被地方紅槍會團團包圍。紅槍會實力雄厚，魏益三部實難突圍，向武漢政府求援。武漢政府派一湖南籍同志調停。因語言不通，發生誤會，紅槍會將代表殺害。政府遂派我父親全權代表再次出面調停。紅槍會是民國時期一個對抗軍閥、土匪侵擾及抵制苛捐雜稅的農民武裝。不過，它總體上是以迷信為宗旨，行動上依賴於頭領的個人意志，故與之打交道常有生命危險。父親置生死度外，冒險前往與之協商，經過多番理論后，問題終獲解決。魏益三部被武漢政府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30軍，魏任軍長，父親曾任該軍少將政治部主任。至此，父親跟隨部隊轉戰數千里，槍林彈雨，九死一生，拔山涉水，倍嘗險惡，歷時約一年有半。其間，曾當過排長，連長，副營長，團長，最後做到30軍少將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開始清共，屠殺共產黨人，口號是：「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使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損失。9月，寧漢合流。合流后，仍稱南京國民政府。

 1928年初，我父親第一次奉黨召喚回到武漢，正是白色恐怖猖獗之時，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被殺害，父親險些遇難。在中共湖北省執委幫助下，於當年2月，我父親和王衝天，蔡征西，曾希聖，劉滿西等被派到到河南唐河縣一帶，為愛國將領樊鍾秀部創辦「建國豫軍軍官教導團」【6】。蔡征西為團長，下轄六個大隊，我父親任第三大隊少將大隊長。學員包括武漢失業工人，及鄂北、豫南的青年農民，學生等，教導團很快發展到數百人之多，幹部都是共產黨員，搞得十分紅火。3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根據豫西南形勢，決定發動唐河縣農民暴動。「教導團」在中共黨組織領導和全體黨員努力下，士氣高漲，成為支援農民暴動的堅強後盾。後來，由於發生變故，遂決定舉行教導團兵變，拉出軍隊，支援農民暴動。但缺乏經驗，走漏了消息，致使教導團兵變流產。蔣為此數次警告樊，教導團不久就停辦了。父親等共產黨人不得不離開樊部。學員一部分歸順樊部，一部分則去太行山打游擊了。同年5月，父親和王衝天幾人奉黨召，二次回武漢。經黨指派，令父親轉道上海，返回北方活動。

 1928年5月，父親回到天津后，獲悉我三大伯劉珍年帶著張宗昌的一支人馬，到了山東龍口一帶，急需幫助。父親設法同他接了頭，協同王衝天一起到了膠東，給他指出了前途方向，最後決定響應北伐。為此，也費了極大週摺，最後，經國民黨邵力子先生鼎力相助，部隊獲國民革命軍番號，被蔣介石編製為國民革命軍膠東暫編第一軍，劉珍年任軍長。父親和王衝天後來分別被委任為政訓處長和駐寧（南京）辦事處代表。之後，我父親和王衝天經與中共順直省（相當於現河北省，北京，天津一帶）省委聯繫，將大革命失敗后輾轉到上海，北平和天津的曾希聖，彭守道（彭雪楓），劉依萍，蔣一屏，師志真，過家和，高雲升，李素若，賈洞理、張恆生等幾十名共產黨員派到煙台，由我父親和王衝天安排在劉軍政訓處等部門工作。曾希聖、李素若、賈洞理分別在政訓處被安排了重要職務。這些共產黨員在政訓處成立了由中共順直省委直接領導的黨支部，曾希聖任支部書記，後由劉依萍接任支部書記。為了進一步擴大共產黨在劉珍年部的力量，1928年11月，經我父親做工作，獲劉珍年應允，成立了芝罘陸軍軍官學校。中共順直省委派共產黨員李楚離到該校任政治指導員。不久，順直省委又多所派遣共產黨人來軍校開展工作，發展黨員，成立了軍校黨支部。在政治隊也發展了不少黨員，成立了黨支部。這兩個黨支部均由李楚離領導，隸屬順直省委，並隨後建立了兩支部間的組織聯繫。此外，還跟與山東省委失掉聯繫的中共煙台特支接上了頭，使其接受順直省委領導。不久，李楚離為加強軍校內黨組織的領導，請求中共中央派人來軍校，中央從上海派安葆珩和侯超眾（我上世紀60年代在他北京家與他見過面）來軍校工作【7】。在父親的主導下，共產黨組織在劉珍年部隊里得到了很大發展。父親接受黨的指示在該軍中工作，名義是政治部主任，政訓處長，芝罘陸軍軍官學校副校長，芝罘日報社社長等職務。

 1929年2月25日至5月初，張宗昌聯合在膠東的舊部，與劉珍年進行了一場所謂的會戰。經過幾次戰役，盤踞在膠東一帶的北洋軍閥舊部被平息，最後克服了煙台，控制了整個膠東十餘個縣的地盤。震動了當時的北方社會。1929年夏，劉珍年派父親赴上海請求中共中央派幹部幫助他訓練軍隊。父親到上海后，幾經輾轉與當時在周恩來領導下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陳賡取得聯繫。陳賡根據父親的組織關係和要求，要父親代其兄向中央寫了請求報告。期間，我父親幾次見周恩來。父親曾跟我說過，周恩來對父親說：「小劉，好好乾吧。」之類的鼓勵話語。最後，獲周恩來批准，派柳直荀（化名克明）到煙台進行考察。柳經過考察，寫成報告轉給周恩來。周恩來據此派胡允恭為中共中央駐煙台軍事特派員，同行的還有在廣州起義中立過戰功的黃埔軍校特務營營長，父親的四期黃埔同學劉滿

                                                                                                            三大伯劉珍年

西,曾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賀果及其弟賀楷（即後來易名的著名音樂家賀綠汀），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唐嵩及其夫人，以及段寄橋，陳桓喬（女），赫道述等十餘人【7】。此外，父親還利用芝罘日報宣傳愛國救國的革命思想，在上海創立了滬濱書局。黨中央派楊獻珍，馬任之協助工作。楊還兼作劉珍年的馬列教員。他們主持翻譯出版了很多馬列主義書籍。滬濱書局出版的革命書籍銷路很廣，海外遠銷印度，以及菲律賓等東南亞一帶。

 不幸的是，1929年，蔣介石下令劉部「清共」，在煙台劉珍年部的一部分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和我父親受到了通緝。劉珍年一直拖著不辦。1930年夏，情況惡化，經研究，我父親和十幾個被通緝的共產黨員，像李楚離，張霖之等，陸續離開了第十七軍所在地：煙台。這些共產黨員全部是被劉珍年「先縱后通緝」的辦法逐一放走的。據事後了解，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劉珍年部隊里蔣介石派去的卧底認出了李通良（即李楚離）等，遂向蔣告密所致。親共容共導致劉珍年的不被蔣信任，其部隊被蔣分化瓦解，最終他本人被殺害。劉珍年從親共容共到驅共，這個中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某些極左共產黨人的過激行為造成的。蔣介石背叛革命不久, 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左傾機會主義，冒險主義。煙台是新開闢的革命根據地, 派進劉珍年部的部分共產黨員及地方上的共產黨員不能掌握正確的鬥爭策略，行動過激，甚至將矛頭直指劉珍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的猜疑，誤判，以致懷疑共產黨是否想吃掉他。這種懷疑不是空穴來風。最近網上一篇題為「彭雪楓策反劉珍年部始末」的文章不打自招，描寫了彭利用劉部士兵大老粗，沒文化，挑撥士兵與劉珍年之間的關係，妄圖製造劉部嘩變。說彭「利用晚間散步或下基層的機會和同志們碰頭、交流情況，他深知促使21師嘩變並非易事，必須得到幾個要害人物的支持和配合。他物色人選時，既有老軍官，也有年輕軍官 ……。彭以百倍的熱情和極大的希望力促這次嘩變的成功。」【8】不幸，事不密，走露了風聲，嘩變未成，彭被捕。文中說，劉珍年看在其族叔乃馮玉祥部下的關係，不管這種說法屬實與否，終歸是劉珍年高抬貴手放了他一馬，使他在後來的國共戰爭中為共產黨立下顯赫戰功。不過，他沒有死在抗日的戰場上，而是死在正在打日本的國民黨戰場上【9】，故此也不甚光榮。另據報道，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共產黨內做到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兼政委。縱觀他在那個年代的諸多作為，皆與「中國人民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沒有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有關係，那就是在「九一八」之後，國難當頭之下，接受前蘇共和中共的命令和指揮，參與了種種製造動亂、混亂和叛亂的武裝賣國行徑，並且功勛卓著。」「中共史家明確承認：彭雪楓將軍是在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之中，一打再打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並在「打頑」勝利結束時，不幸被流彈擊中而死，絕不是為抗日而死，更不是為國捐軀；而是為共產黨而死，為出賣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日戰爭而死。或許，他在打頑的勝利聲中不幸中流彈而死，正是蒼天的應有報應吧！。」【9】

像彭這樣的左傾冒險的共產黨人，在劉部應還有人在，彭只不過是其中代表性人物。現在回想起來，劉珍年對共產黨人足夠義氣，足夠仁慈。不錯，劉珍年在放走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后，也曾抓捕過他軍中的黨支部書記劉依萍，後來又放掉了。這一捉一放顯示出他在處理共產黨問題思想上激烈的鬥爭。至於劉珍年幾次接電令，被迫抓捕地方上激進的共產黨人，導致其被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殺害，對於劉珍年來說，也是出於無奈。劉珍年不是蔣介石嫡系，在蔣領導下受盡歧視，他是反蔣的。我父親為他的部隊引進共產黨后，他看到了共產黨光明和幹練的一面，也開始學習馬列和資本論。他曾說過：「革命的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他的部隊不分官兵和職務高低，人人佩戴袖章，上書：「不怕死，不愛錢，救國家，救人民。」他也十分賞識某些共產黨人，比如他十分器重劉滿西，想委以高官，將其留在自己部隊等。所有這些都說明他確實想走上革命路，救國救民，與蔣徹底決裂。可是那些「極左」的共產黨人跟他離心離德，在行動上拆他的台，並喊出：「打倒劉珍年」的口號，妄圖搞嘩變。所以說，正是這部分共產黨人把他推向了災難的深淵，使他對蔣重又抱有幻想，對蔣已經破滅的思想重又轉向。這也就是共產黨人撤離煙台後，他聽信其部隊里小人讒言，誤將自己的部隊從山東膠東移至浙江溫州，進入了老蔣地盤的原因。這是他老人家最大的敗筆，是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最近從網上看到一篇叫做「革命軍閥劉珍年」的文章【10】。該篇文章針對南宮市將劉珍年稱為「革命將領」而寫。該文既承認劉珍年當年在煙台的政績，承認他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肯定他當年對付日本人的愛國舉動，稱他為愛國將領。這些話還是客觀理性的。其實，他的功績又何止這些？他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對赴煙台的東北學生表示同情，在南京接見記者時曾發表「請纓抗日」的談話；他拒絕參與蔣馮閻軍閥混戰，認為那是狗咬狗，禍國殃民的不義之戰；他為人正直，清廉，也要求部下清廉，儘管他的部下有的陽奉陰違；他疾惡如仇，殺了軍閥褚玉璞，趕走了軍閥張宗昌；他響應北伐，豎起了國民革命軍大旗，他想救國救民於危難等等，不一而足。不過，文中也說他沒有跟當時還弱小的共產黨同心同德一直走到底。這種要求是脫離了當時的歷史環境，是不客觀，也是過分的。想要劉珍年跟共產黨同心同德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氛圍，如前所述，那些極左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能產生出這樣的氛圍嗎？文中還說什麼馬本齋離開劉珍年的部隊是由於對劉有歧見，這不是歷史事實。馬本齋之子馬國超將軍的著作「馬本齋」一書詳盡地描述了劉師長和他的下屬馬本齋之間的戰鬥情誼。此文還獨出心裁地戲稱劉珍年為「革命軍閥」，這是對這位愛國將領最大的褻瀆。不過，這篇文章裡面還是難能可貴地說出了如上所述很多客觀理性的話。另外，文中還有一段更為尊重史實的如下敘述：

五十多年後，當時的當事人這樣評價共產黨和劉珍年的合作：

「我地下黨受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統戰政策上有錯誤，不利於對劉軍的爭取改造工作。強調鬥爭，忽略策略，要求過急過高，使劉對我黨雖然佩服卻敬而遠之。如果沒有「左」的路線影響，在當時的形勢下，爭取改造劉軍不是沒有可能的。當事人曾希聖，李楚離，胡允恭，張魯泉等老同志憶及此事時，都持此看法。」【10】【11】

經歷了十年「文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有了獨立思考，有了屬於自己的真正看法，上述當事人對往事的分析，我認為是客觀理性的。特別是李楚離，從「不要犯吹噓的錯誤」，到「兩耽誤」，再到如上說法，對於劉珍年的認識有了變化。我記得「文革」一大后，他剛從被管制中獲得自由身，在北京首都醫院療養。我從張魯泉叔叔那裡得悉情況后，到醫院看望他。這是我第一次見李伯伯。那時他還沒有被安排工作，不是大官，很容易就找到病房。李伯母開門，李伯母楊效昭，是楊十一（教授，后成為冀東抗日領袖）的女兒，楊秀峰（河北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主席，后教育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的堂妹。李伯伯躺在病床上，聽到我自我介紹后，他坐了起來。那時，他剛從被關押中出來不久，怨氣很大。他對我說，國民黨監獄他坐過，日本人監獄他見過，共產黨這不叫監獄，可比監獄厲害多了。李伯伯「文革」時因了劉少奇經辦的所謂「61人叛徒案」（「文革」奇冤案）於1967年被帶走。李伯母在一旁插話說，李伯伯被帶走後，就斷了消息。幾年後才獲准探視。李伯母說，她到那裡見到的是，李伯伯幾乎半裸地躺在一張木板上，面無血色，身子瘦得皮包骨，看上去快要死了。當年談話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李伯伯命大，熬過了文革，獲得平反，重新走馬上任工作，長壽至97歲。李伯伯這種認識上的變化恐與他「文革」經歷不無相關。上述其它人物料也不會例外，因為他們都有「文革」被迫害的經歷。都說「文革」是壞事，不錯，它不是好事，可它使得人們頭腦清醒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將其視為一個教員亦未嘗不可，只不過是反面的。

在大約1988年下半年的時候，即我父親寫的劉珍年的材料被煙台來人劫走之後不久，因為我到北京找到了煙台來的兩個女人，想索回那份資料，被她們到張魯泉叔叔那裡告了我一狀。張叔叔為此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那份資料作為文史資料就不要再追要了。順便還告訴我，中央已派大員到煙台調查劉珍年問題。調查目的不言自明。我當時想，那是一份在李楚離要求「不要犯吹噓錯誤」多次修改之後的資料，其中對劉珍年的貶語並不代表父親的初衷，這樣的資料落在煙台文史館手裡，對於重新評價劉珍年，極為不利。這也就是當年我為什麼趕赴北京想索回那份資料的原因。後來，調查真的沒了下文。我想，也未必就是那份資料起了什麼作用。在那經歷了文革不久的年代里，人們的思想基本還停留在「左」的層面上，不可能對劉珍年的一生做出公正的評價。隨著經濟開放，思想開放，書刊也罷，文章也罷，網評也罷，越來越多的人們在懷念這位愛國，清廉和耿直的將軍，對他的評價也越來越趨公正。假以時日，歷史定會對劉珍年暫短的一生給出全面的和正確的評價。革命不革命放在一邊，他將必然會被追認為我國近代史上著名愛國將領，他在南宮老家文革中被扳倒的墓碑終將會再次矗立在冀南大地上。

 我父親把共產黨人引進劉珍年的部隊，其結果導致共產黨組織在膠東地區大發展，這是他老人家沒有想到的。

 離開山東后，我父親和幾位同志到上海，除參加「滬濱書局」工作, 又創辦了瀘濱印刷所, 后又改為新華印刷所。我父親籌資為印刷所從德口直接購買了兩套全能印書機。后又同上海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等人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研究社發表了很多抨擊蔣介石賣國的文章，有的發往國內，比如，在大學里作為講課資料等, 有的則發往國外，遭到蔣介石切齒痛恨。1932年秋天，滬濱，崑崙，黎明書局相繼被蔣查封。當時，我父親剛走出滬濱編輯室還不到半小時，就出事了：楊獻珍被捕，我父親又受到第二次全國性通緝，李楚離也在北平被捕。不久, 史量才在滬杭公路被蔣特務分子刺殺身亡。在白色恐怖的那些日子裡，在黨的幫助下，我父親隱避了一段時間，躲過了一劫。（接「憶父親劉錫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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