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還有個院長主張回到計劃經濟呢

怎麼還有個院長主張回到計劃經濟呢

近日有個某某學院院長發表長篇大論，主張中國回到計劃經濟。

看看一個普通的研究生寫的文章，大家就明白這個院長是什麼料了。

看看這篇文章：

劉鶴副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年會並發表致辭表示，有人說中國要搞計劃經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一重要表態無疑有利於增進國內外利益相關者對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

然而，國內為計劃經濟辯護者大有人在，甚而仍是一種思潮。

計劃經濟體制已被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送進了歷史博物館。我們不妨重溫一下這個歷史過程：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屆四中全會後，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后，時任總書記積極推動黨內思想統一，明確表示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並在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江澤民同志主持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表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具體化。

摒棄計劃經濟這麼多年，我國經濟取得了舉國舉世公認的長足發展成就，實踐證明了其正確性，怎麼還有人為計劃經濟辯護，並主張回到計劃經濟呢？

作為計劃經濟的過來見證人，作為國家培養的經濟學博士，深感有責任從「批判的武器」上對計劃經濟進行徹底的批判，所以，筆者不揣冒昧，以自己的淺薄認知撰寫《不回計劃經濟的九大理由》，以期拋磚引玉，引出抓住事物根本的徹底的理論。

計劃經濟下普通民眾幾無自身經濟決策權

我國改革開放前實行的「計劃經濟」，其實並非中央政府高度集權，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構成的政府整體高度集權的經濟，即政府在其中擁有無限權力、扮演無限角色、包攬無限事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為誰生產都取決於事先制定的計劃。誰事先制定計劃？當然是政府。

因此，所謂計劃經濟，就是政府事先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的經濟。計劃一旦制定，就具有指令性特徵，必須強制執行。  所謂計劃經濟，就是一切按政府指令信號活動或行動的經濟。

這從1963年印發的一個《計劃經濟條例（草案）》即可見一斑：「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必須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的主要活動。應當包括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積累等社會再生產的全部過程、農業、工業：建築、運輸、商業、文教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既要包括產值、產品產量等數量指標，又要包括品種、質量、成本、勞動生產率等質量指標」。該《條例》列出的具體指標，涉及二十個大類和數百個細目，可謂包羅萬象。

具有強制力的政府計劃越是包羅萬象，普通民眾當然就越是無權決定與自己密切相關的生產、分配、交換乃至消費。換言之，包羅萬象的計劃經濟即普通民眾幾無自身經濟決策權的經濟。

這在城鎮國有與集體工礦企業自不必說，在廣大農村最基層的生產隊，種植什麼都得上級說了算。若擅自種植，輕者被強制毀種拔苗改種，重者被批鬥處分。類似事件查閱當時報刊即多有刊載，現在也可百度出來。比如，輸入關鍵詞，可查出某縣委幹部回憶：1961年秋天，有一次，他陪某書記下鄉，到某縣某公社檢查雙搶工作，在一處二岸田邊，其發現有扯出扔在岸上的紅薯苗，便問正在勞作的社員怎麼回事，社員告訴他，這裡缺水，種晚稻沒收成，收完早稻以後便種上了紅薯，但公社幹部搞強迫命令，非要種晚稻不可，還將紅薯苗拔出扔掉。

路遙《平凡的世界》藝術再現了當時的現實：雙水村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孫少安帶領本隊農民集體抓鬮分地，他私自擴大了豬飼料地，想讓大家多種些莊稼吃飽肚子。後來，此事被告發，孫少安被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遭公社批鬥。所以，當田福軍突然問他「現在農村人連肚子都填不飽，少安，你看這問題怎樣解決好？」他就照他自己的想法說：「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種莊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讓農民自己種，這問題就好辦。農民就是一輩子專種莊稼的嘛！但好像他們現在不會種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撥他們，規定這，規定那，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農民的手腳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還不敢想，但眼下對農民種地不要指手畫腳，就會好些的……。」 他姐夫王滿銀販了幾包老鼠藥，讓公社拉在他們村的會戰工地勞教，還讓他爸跟著陪罪。潤葉得知感嘆：「這真是胡鬧！現在這社會太不象話了，把老百姓不當人看待」。

所以，現在有人說計劃經濟是「人民經濟」，那純屬偽命題，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胡謅。

基於有限信息的荒唐計劃

造成各產業供求鏈嚴重脫節

計劃經濟可行與有效的一個假定前提是作為計劃主體的政府無所不知、全知全息。問題就在於這一假定前提與實際相去十萬八千里。作為計劃主體的政府並不全知全息，其計劃越是包羅萬象，相關信息知識就越是欠缺，所制定的計劃就越是脫離實際。

這一點在薛暮橋《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書中有權威記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在計劃管理的300種產品中，真正了解產需情況的只有幾十種，此外是按估計做計劃，列入計劃后又不準修改，如要修改則需經計委批准，弄得「一個計劃，修改一年」。1964年，時任最高領導人在總結1959年鋼鐵指標「朝令夕改」的教訓時，說了七個字：總而言之，不摸底。

另一位高級別領導最近回憶：在1980年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商品幾乎百分之九十幾的商品的定價，都是由政府來定價、政府來配置。比如說一個火柴盒，兩分錢一盒。當時我在上海經委，當規劃處處長的時候，我印象每星期經委主任辦公會就是討論各種商品定價，兩分錢的火柴盒要調成三分錢，當時要經委主任辦公會通過。然後再報到市政府常務會通過，市委常委會通過。還要經過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也就是說，每一個定價的變動都具有立法的效應。那麼千千萬萬的商品如果都要這樣來調價來確定的話，可見這個經濟會多僵化。

計劃經濟的實踐一再證明，相關信息極其有限的政府事先制定的無所不包的經濟計劃，往往荒腔走板，甚至荒唐可笑，以至常態化造成生產、生活資料供求嚴重脫節，造成極大的資源錯配和浪費。

這在「一五」時期就初露端倪。

在國務院於1956年7月10日-7月30日召集15個省市的工業廳（局）負責人、中央各工業部、各有關單位代表參加的全國公私合營工業改造會議中，廣東省代表就反映：製藥、煙酒、金屬製品、皮革等輕工業出現較嚴重的原材料緊缺，而磚瓦、紐扣、木材、棉織等輕工業卻反過來產品滯銷或計劃任務不足，導致開工困難，甚至「一些職工只好靠摸魚打柴為生」。

福建省反映省內的棉紗、生膠、銅材、塑膠、造紙等產業都出現了原材料緊缺的困難局面。

雲南省內多個輕工業的原材料供應不足並影響生產，煉油業和橡膠業甚至因此半停工。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廣西等多個省市出現了五金器材、鋼鐵、水泥、木材等工業中間品和建築材料的緊缺。

廣西化工廠因缺氯化鉀而停產一個多月，農具廠也因缺材料而半停工。

無錫市25個工業門類的396種主要原材料，就有62種供應不上。上下游工業鏈的崩潰還反映在設備維修方面：「南京市曾出現國營企業幹部夾著圖紙滿街走，找不到原有協作關係」。

此外多個省市的輕工業產品（煙酒、火柴）卻出現了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滯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前。以當時作為重中之重的鋼材生產為例，1953-197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有些品種或型號的鋼材長期供過於求，形成大量積壓；另一些品種或型號的鋼材又長期供不應求，缺口越來越大，需要大量進口。這種「長線」恆長，「短線」恆短的情況，在其他工業品投入-產出供求方面表現更甚。

近年來，不斷有人表示，憑藉計算機、大數據等數字科技，全知全息不再是問題，因而計劃經濟或又可行有效。其實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過爭論與結論：正如本人博士導師董輔礽先在給我的《市場論》一書的序里所闡述的：「自從發明了電子計算機，人們認為，計算機可以替代市場，指令性計劃藉助於計算機就可以做到資源配置的優化。只要能在全國建立起計算機的網路，中央計劃部門就可以做到資源配置的優化。只要能在全國建立起計算機的網路，中央計劃部門就可以迅速的收集、傳輸和處理龐大的信息，並以此制定計劃，下達指令，從而使指令性計劃能合理地配置資源，避免市場的盲目性所帶來的資源的損失。但是，指令性計劃、計算機都不能替代市場。雖然計算機是功能強大的工具，但是，即使將來建立了信息高速公路，指令性計劃藉助計算機也不能取代市場。實行過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摒棄指令性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上世紀30年代那場論戰中，反方主角哈耶克就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行、市場之所以優越於計劃，就是因為人類的無知，以及由此產生的知識傳遞的困難。在一個由眾多人組成的分工社會，與經濟決策相關的知識分散在每個人的頭腦中，有關資源、技術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擁有，對任何人都不是給定的。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識，每個人又都是無知的。因此，社會經濟問題本質上是如何才能夠以最優的方式，把那些資源用以實現各種惟有這些個人才知道其相對重要性的目的的問題。簡而言之，經濟問題實際就是一個如何運用分散化知識的問題。

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行，是因為分散化的知識不可能集中於一個統一的中央計劃機關，任何試圖這樣做的行為都會導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有關資源和環境的知識是不斷變化的，更由於大部分與經濟決策攸關的知識是主觀的，是如邁克爾·博蘭尼講的「默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這些默性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能像科學知識那樣編碼，因而沒有辦法以非價格的渠道傳遞。用現代物理學語言來說，混沌問題是不可解釋、預測和計算的，而社會經濟活動就是一個典型的混沌問題，因而，即使功能強大的大數據、雲計算，也不可能解釋、預測和計算。

向領導偏好傾斜的資源配置

往往片面扭曲錯配

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資源跟著計劃走，而計劃很大程度不過是各層級領導意志的體現，而各層級領導的計劃意志又不過是其經濟偏好的反映，所以其資源配置必向領導偏好傾斜。如果領導偏好能全面而準確地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發展的實際情況與客觀需求，其所決定的資源配置或可動態接近最優狀態。然而，如上所述，其相關信心往往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其偏好重視往往是片面錯誤的，這就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片面扭曲誤配。加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片面扭曲誤配還會層層加碼強化以致荒謬絕倫。

比如，歷史上，曾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口號和計劃指標。在工業領域，原定15年趕超英國、35至45年趕超美國的口號逐步提前為兩到三年趕超英國、五到七年趕超美國；把1958年全國鋼產量指標由最初的624.8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增長17%）逐步提高到1070萬噸（比1957年翻一番）。柯慶施甚至提出華東區1959年要搞800萬噸鋼。在農業領域，提出了全國「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的口號；中央把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任務的時間，由原定的12年提前到5至8年，最後定在5年之內，又提出在5至7年內全國農業基本實現機械化和半機械化。河南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的計劃。1958年6月華東區農業協作會議提出3至5年內人均糧食產量要達到2000斤以上，緊接著其他各協作區也都提出了糧食高產計劃，就連一向低產的西北區也提出了在人均糧食產量方面要達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

由於當時對超英趕美的認知及其偏好重視聚焦於鋼鐵生產，1958年提出「工業以鋼為綱」，號召一切部門都要為鋼鐵生產「停車讓路」，支援大鍊鋼鐵。為了鍊鋼，人們砸鐵鍋，收廢鐵，甚至拆下鋼窗鐵門作原料。這種片面扭曲傾斜甚至荒唐的工業資源配置其實不止存在於這樣的年代，而是或多或少或輕或重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

與工業「以鋼為綱」并行的是農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後者帶「全面發展」，貌似全面，但由於各層級領導偏好重點在「以糧為綱」，自上而下貫徹落實下來，卻是到處開山毀林開荒、填湖填海造田，不顧一切傾全力增加糧食產量。結果是，20 世紀 70 年代的南方丘陵山區出現了「開山種糧 ， 越種越荒」的狀況，這被農民以及後來的研究者戲稱為「以糧為綱，全面砍光」。

曾經的全國第一大湖洞庭湖面積從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縮小至1977年的2740平方公里，1983年量測為2691平方公里，退居全國第二位。圍湖造田的後果更嚴重，姑且不論舟楫不通、水產下降，最為嚴重的是江湖斷流，湖泊不再能調江河徑流，江河洪水位迅猛上升，洪水災害的威脅日趨嚴重。圍湖造田還使水禽賴以生息的大片蘆葦、荻叢環境遭到破壞，使水生動、植物種類發生變化，有些種群幾乎絕跡，建閘使江湖隔斷，洄遊、半洄遊魚類的遊動通道受阻，破壞了繁殖、肥育的生態條件，使湖區水產資源受到極大損害。

引致經濟大起大落

一些領導通常都有追求高速經濟增長的衝動。這從《人民日報》1958年6月發表的《力爭高速度》的社論可見其始：「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是總路線的基本精神……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速度問題是建設路線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實業的根本方針問題。」還可從1978年有代表性的一篇經濟理論文章可見其續：「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只有速度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只有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追求高速經濟增長本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由於高度集權，其領導可在一定階段為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目標而不顧代價地透支所有資源，這種高速衝動透支往往就會邏輯地引致經濟大起大落。

與人體透支引致不良反應甚而災難性後果一樣，經濟高速衝動透支也不可避免地引致若干不良反應乃至災難性後果，最直接的後果即經濟大起大落。強制透支實現的大起就必有大落跟隨，此所謂經濟大起之後必有大落。而經濟劇烈震蕩造成的爛尾工程等資源大量浪費和損失，往往是多少年也難以消化和彌補的。

縱向物資調配堵塞

資源橫向有效流動及配置受阻

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所有經濟主體的活動都只能聽命於計劃指令，相應地，所有重要資源都只能由計劃制定與實施主體即政府自上而下地縱向指令調配。

比如，從1950年起，政府即對各類重要生產資料物資實行統一調配：關係國計民生的最重要通用物資，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調配，稱為統配物資；重要的專用物資，由重要各主管部門分別調配，稱為部管物資；其他一般物資，主要由省、市、自治區以下各級政府調配，稱為三類物資。直到1982年，統配物資256種，部管物資581種，合計837種。此外，國家對重要消費資料也實行統購統銷，凡列為統購統銷的商品，均由國家集中購銷，按國家規定的品種數量和價格，由指定的商業部門統一經營，個人購銷為非法，會受到嚴厲法辦。

除實物形態的重要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皆由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縱向調配以外，價值形態的固定資金與流動資金更是完全由各級政府自上而下地縱向調配。這包括，企業投資全部納入國家統一計劃，以行政投資方式為主，國家是唯一的投資主體，投資領域各單位和經濟實體之間的聯繫非商品化。國家不僅決定關係國民經濟結構的新建項目的決策，而且決定原有企業本身的擴建和改建，甚至包攬企業固定資產更新資金使用，企業沒有固定資產擴大再生產的自主投資決策權。預算撥款是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計劃虧損以及低利企業由國家財政予以補助。企業流動資金也在國家統一計劃下，或由國家財政，或由國家銀行統一調配比如，1972-1979年，定額流動資金全部由財政供應，超額流動資金全部由銀行供應。

由於資源只能跟著自上而下的縱向指令走，任何脫離縱向指令的橫向流動及其配置都是禁止的，即使明顯經濟合理有效的橫向資源流動及其配置，也往往被禁止，這就邏輯必然地嚴重堵塞其經濟合理有效橫向資源流動及其配置。

資源橫向流動及其配置被嚴重堵塞也被稱為中央各部門（簡稱為「條」）與地方（簡稱為「塊」）之間的「條塊分割」，這始終是計劃經濟的矛盾焦點。

比如，工業管理體制被稱作「敲鑼、賣糖，各有各行」。以至許多設備不能充分利用，資源白白浪費。如天津發電廠一年有30萬噸爐灰要扔到海里去，當時的水電部寧可花1000萬元買條船運爐灰，卻不肯給地方一些錢，生產爐灰磚。六機部、交通部在上海擴建和改建的江南、滬東、上海造船廠，它們的多餘鑄鍛能力達75%，鑄鋼多餘能力達90%，鑄造多餘能力達75%。有個炮彈廠有些搞運輸的老馬，工廠不能用了賣給農村還可以用幾年，但是根據企業管理條例，馬是固定資產，喂不好死了可以，就是不能賣。國家計委的基建投資數字來自中央各部，這些安排如與地方實際情況不符也很難改變。譬如在機電產品生產計劃由一機部擬定，材料、設備由地方分配，一台萬能銑床需要鋼材39種、289種規格，有色金屬16種、143種規格，輔助材料221種、322種規格，材料供應往往保證不了生產計劃的完成。

自上而下縱向指令調配資源的「條塊分割」嚴重阻礙橫向資源配置動態接近優化狀態，造成資源的明顯大量浪費。記得當年官方媒體報道過的一個極端典型案例：安徽與江蘇接壤的一企業需要的上游物資就在一路之隔的江蘇一企業庫房，但後者不能直接供貨給前者，而是要聽命於江蘇省相關政府部門的指令。不僅如此，其物資還須調運至江蘇南京再安徽合肥再這家企業。今天來看何其荒唐，當時卻是縱向計劃指令自上而下調配物資的正常運行軌跡。

「大鍋飯」與「軟預算約束」

註定微觀經濟主體無活力

「大鍋飯」與「軟預算約束」是高度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內微觀經濟主體個人與企業等經濟組織的典型制度特徵。

大鍋飯是對平均主義分配現象的一種形象比喻，歷史上的大食堂是極端典型的「大鍋飯」。「大鍋飯」首先是勞動者個人吃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集體等的大鍋飯，即在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內部，勞動者個人無論干多干少，干好乾壞，都不會影響其個人工資分配；其次是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吃國家的大鍋飯，即企業不論經營好壞，盈利還是虧損，工資照發，企業工資總額與經營效果脫節。

上述後者又被世界著名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進一步理論化為「軟預算約束」。其反義概念當然是硬預算約束，即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的一切投資經營及其支出分配都受自身擁有的資源或掙來的收入的硬性約束，其只能自負盈虧，如果資收不抵支，在硬預算約束下，就不能繼續存活。

軟預算約束則相反，即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的一切投資經營及其支出分配並不受自身擁有的資源或掙來的收入的硬性約束，其不必自負盈虧，即使資收不抵支，也能繼續存活。

何以如此？科爾奈將其歸咎於高度集權計劃經濟特有的國家對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的「父愛主義」。他說，「父愛主義是使預算約束軟化的直接原因。」 他所說的「父愛主義」，指的是國家與企業的關係類似家庭中的父子關係。一方面，國家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通過計劃、指令等方式加以控制，並通過稅收、利潤上繳等方式抽走企業的利潤；另一方面又對企業加以保護，隨時準備著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放鬆信貸等方式對其進行救助，拯救陷入虧損困境的企業。

正是「大鍋飯」與「軟預算約束」這樣的制度安排，內在地註定了微觀經濟主體無活力。因為干與不幹、干多干少、干好乾壞一個樣，誰有動力幹活、干多、干好？

對此，先後擔任過山東省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和人大副委員長的姜春雲當年曾發表《「大鍋飯」與「鐵飯碗」的危害及其根治》進行過深刻反思。他指出，「長期以來，主要由於『左傾』錯誤的干擾破壞，我國經濟一再走彎路，受挫折，以致經濟效益遲遲上不去。而其中對經濟發展妨害最大，影響最深廣的，莫過於『大鍋飯』、『鐵飯碗』了。這種弊病如同一種流行瘟疫，幾乎滲透到了我們經濟的各個領域，在許許多多方面都反映出來。」其要害在於，「勞動者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企業的發展失去了內在動力」。所以，從1982年底到1983年初《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不能再吃「大鍋飯」》《「大鍋飯」養懶漢》《不端「鐵飯碗」很好》等七論「不能再吃大鍋飯」的系列社論，對「大鍋飯」的危害進行了刻骨銘心的反思。

至於「軟預算約束」型企業，其獨立核算不過是一種形式——獲利的企業不能因為盈利而受到激勵，利潤會被轉移以補足虧損企業的窟窿，長期虧損的企業也不會受到懲罰，這樣反向激勵也是註定其缺乏活力而惰性十足。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