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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父親劉錫九（下）

作者：drhqliu 於 2016-6-6 08: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

關鍵詞：蘇聯紅軍, 師範大學, 宋哲元, 董事長, 黨組織

憶父親劉錫九（下）

1933年春，經黨同意，我父親決定去蘇聯紅軍大學（伏龍軍事學院）學習，那是紅軍準備長征的前夕。那時候，蔣政府對出國人員控制得很嚴。我父親當時被通緝，只好託付別人幫助辦理出國證件。他編造了一份假姓名和假經歷的材料, 經相關部門審查, 未獲批准。若非託付的人可靠，險些若出麻煩。這樣，花費了八，九個月時間盼著走出去的希望就此化為泡影。北平的同志得悉我父親出不去，邀他去北平。當時坐鎮北平的宋哲元是反蔣的將領，他歡迎革命人士協助他共同反蔣，抗日救國。徵得組織同意，我父親毅然於1934年春抵達北平，跟王守真，王振華等同志開始研究創辦「通俗讀物編刊社」。其宗旨在於宣傳抗日救國，也注重於國民道德教育和現代常識的灌輸。我父親拿出了所有積蓄，即籌備出國的經費五萬元，全部交給了編刊社。聘請了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李微做編刊社的名譽董事長，顧頡剛為社長。編刊社即刻火爆起來。「通俗讀物」，「民眾周報」，「大眾月刊」等相繼問世。同志們邀我父親長期搞下去，可他的黨組織關係在上海，需轉到北平。為此，我父親於1934年夏去上海辦理組織關係轉移手續。出乎意料的是，聯繫點已被破壞。在那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日子裡, 我父親化裝在上海四馬路各個書局轉悠了有半個月，始終沒有發現一位同志。再持續下去，十分危險。於是，我父親就在這種平生從未曾有過的痛心情況下, 回到了北平。我父親的組織關係是上層關係，負責同志都轉移到江西根據地去了，一般組織解決不了我父親的組織問題。不久，紅軍北上長征開始, 想回根據地去找組織關係，也不可能。內心萬分痛苦！！！為了減輕內心的苦痛, 又在北平上起了朝陽大學。在學校里是學生，在校外則做編刊社的業務工作, 如此天天忙碌，略解心中苦悶。1936年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 我父親和幾位同志做了秘密的慶祝，覺得去根據地解決組織關係有了希望。這年秋，蔣介石又第三次通緝了我父親。這次被通緝，他不介意。一方面我父親在北平社會關係好，掩護的人多，另方面，北平不是蔣的直屬地盤。但我父親出入還是很小心。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入侵華北，「通俗讀物編刊社」北京舊址被毀，我父親在那裡的全部財產被劫。他心中的痛苦可以想見。原定在那年6月以編刊社名義，組織去大西北（新疆）考察，考察團成員有李微，顧頡綱等十七人，我父親的意圖是想在歸途中就便去延安。計劃考察團7月1日從北平出發，我父親在6月底為編刊社印刷業務去了上海，約定請他們在張家口等我父親，晚些出發。七七事變爆發時，我父親正在北上的津浦線火車上。車行至廊坊，鐵路被阻，只得退回天津。幾次想赴延安，幾次被阻，可能也是命運安排使然。此時，我父親的一切：黨組織關係和錢財，全都失去了。無奈，1937年秋，回到我奶奶在天津的住處。1937年冬，絕望之中在津巧遇李楚離同志，他叫我父親聽候消息。後來，他從冀東根據地派來一交通員，囑咐父親不要離開天津，就地活動。從此，父親的精神略有寄託。

1937年，父親經人介紹與我母親相識。母親毛嘉盈，河北省南宮縣城裡人。毛家在城裡是個大家。祖上因辦義學，災荒年間，施捨窮人，被譽為「毛善人」。毛家傳到我姥爺這一代，家境敗落了。我姥爺他們哥們兒三個，他排行三。我姥爺毛蔭庭是個讀書人，東北奉天（即瀋陽）政法學校畢業。我姥姥，在我們老家叫姥娘，沒有文化，姓房，無名，就叫房氏。我姥爺畢業后一直沒有找到工作。他想去干他的本行，家裡人不同意，說是「坑一家，害一家」。我三大伯在煙台發跡后，南宮的老鄉們多前往投靠。一時有順口溜：「會講南宮話，就能把槍挎」。我姥爺也去過煙台，不是想挎槍，而是想找份兒工作養家糊口。遺憾的是，他沒能在那裡找到什麼工作，只好悻悻地返回故里。我姥爺姥娘育有二男三女，我母親是南宮縣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在那個年代在農村縣城屬鮮見知識女性。她在校時的學習成績在三十多人的班上總是不出前三名。我母親師範畢業后在老家做過小學教師。她是我姥爺姥娘的最愛。母親排行第二，上面有一個哥哥，叫毛嘉麟，北洋大學（即天津大學）畢業，解放前曾在福建省馬尾造船所工作。一次攜款外出公幹，路上被人謀財殺害，在南宮老家遺下孤兒寡母。

1938年春，我父親和我母親在天津結婚。當時，我母親在我姥爺，姥娘和我小姨的陪同下，從南宮乘火車到天津北站，父親等人到車站迎接。母親隨行帶來幾大箱陪送，後來，我父親只讓留下兩個樟木箱及其內衣物，其餘都退回去了。婚後，我父母先住在天津市勸業場隔馬路斜對面的交通旅館，后移居山西路上黃家花園附近的鵬壽里，跟我奶奶住在一起。一年後，全家又移居文星里13號。文星里位於成都道路北，山西路和長沙路之間。13號是個三層小樓。在這裡，我們住到1951年夏季，之後搬遷東樓。

父親被阻在津，歷經日偽和蔣統時期。日偽漢奸，軍統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社會複雜，環境極其惡略。儘管如此，我父親還是秘密地宣傳愛國思想，廣泛團結各方面人士。父親是位場面上的人，與他交往的人士很多很雜，其中包括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抗擊八國聯軍的清朝愛國名將聶士成的後人等。其中也不乏國民黨特務，這為父親在天津解放后協助清剿特務分子奠定了基礎。他還跟地下「津委會」（天津市工作委員會）取得了聯繫。父親曾請示去延安學習，順便解決黨的組織關係問題。津委會負責人吳硯農批評說：「現在正是同蔣鬥爭最尖銳，需要你多做工作的時候，等緊張時候過去了，再解決也不成問題。有徐冰，李楚離做證明，那還不容易？」去延安沒有獲准，父親打消了念頭，服從了大局。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父親在冀中根據地見到了老友侯浩平，自此，我父親與冀中行署也搭上了關係。頓時，他覺得身後有了強大的後盾，重又煥發了青春。我記得，父親常去冀中解放區。在那裡小住數日，回到家裡就唱起剛學會的革命歌曲，像「兄妹開荒」，「你是燈塔」等。我家也成了黨的地下聯絡點，長時間住著解放區來的同志，我記得有侯浩平叔叔，藍姨等共產黨人。為此，我家也擔著風險，一旦被特務發現，就會連累全家老小，幸好平安地過來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父親興奮得幾夜未眠。1月16日，解放后第二天，父親就協同解放軍部隊一起在天津搜索隱藏的特務分子，逮捕了特務20餘人。我家也成了解放軍一個騎兵隊的臨時駐地，儘管那時文星里衚衕口被這個衚衕里反共人士用樹榦築起了高大的門，仍阻擋不了解放軍在我家的進駐。我還清楚記得他們在我家駐紮的情景：解放軍把他們的馬匹拴在我家後門對面大空地的高坡上，一隊人則住在我家一樓兩大間的大客廳里。我也記得天津剛解放時，父親帶著我們這些大一點兒的孩子們去看解放軍進城。那時他還不到47歲，他跑著，我們跟不上他。解放了，父親高興，把我也送進了小學，那時我6歲半，直接插班進了新亞小學一年級後半學年。1949年，解放軍在取得了遼瀋，平津和淮海戰役的勝利之後，蔣介石為保江南，不得不坐下來跟共產黨進行「和談」。地下「津委會」給了更加繁重的工作：刺探軍情，了解特務份子的活動情況等。

北平方面, 徐冰叫我父親雙管齊下, 一方面繼續搜索特務分子, 另一方面在津設法打通國外貿易, 爭取紫銅早日進口。這后一項對外貿易工作引發了使父親深陷牢獄之災的「三星事件」。

天津解放后不久，同年1曰31日北平和平解放，大軍還沒有過江。為了打通國外貿易，爭取紫銅進口，費了很大週摺，請出了大名鼎鼎的華洋律師趙鑑唐, 另有兩位貿易專家：李樹岩和谷靜波。谷系中共黨員，徐冰的連襟兒，李是國外留學。他們是三人三方，故起名叫"三星國外貿易行"。辦公地點在天津市解放北路原市府花園市政府大樓後面毗鄰的「利華大樓」。李為總經理，谷為副總經理，趙為經理。此時，父親與「三星」並無瓜葛。公司成立后，說是趙負責對外貿易法律方面的工作，實際上，有關貿易上的事都是他一人在運作。徐冰和父親是南宮老鄉，也是朋友關係，北平解放后，徐是接受大員之一，後任北京副市長，他叫父親從旁監督此貿易事。不久，谷靜波被徐冰調到了北京，徐讓我父親接替谷的工作。父親接受下來，成了該公司的副總經理，自此，誤入「三星」鬼門。后

母親在天津

來，「三星」出了事。據「法制日報」2000年9月18日刊登的有關「三星國外貿易行風波」的短篇報導，事件被定性為典型詐騙案。

時間走到2000年，「三星」事件已經過去近50年了。莫說50年前，就是60多年後的今天，司法不公，有法不依，恐怕仍是中國司法界的頑疾。50年前，還沒有制定我們自己的法，因此，對於「法制日報」在2000年不能夠反思司法部門當年的不公正作為，卻仍舊秉持50年前的觀點，拿此案作為一個典型的詐騙案，我真的感到遺憾，也替他們感到悲哀。

關於「三星」這一段，1961年我在上高中時就開始觸及。據父親講，1949年初，華北對外貿易公司（以下簡稱「華貿」）接上級命令，讓從國外進口一批紫銅，製造槍炮子彈用。我們當時沒有外匯，就用諸如豬鬃，地毯等物品，以物換物購買紫銅。當時訂立的合同牌價，父親跟我說過，具體數字我記不起了。1949年4月23日大軍過江后，過江前訂立的紫銅牌價暴跌，造成牌價上的經濟損失。這是我父親的說法。可是，據「法制日報」說，華貿」副經理曹中樞結識了趙鑑唐。趙自稱能夠購得此紫銅。但因「三星國外貿易行」（以下簡稱「三星」）沒有在外貿局註冊，銀行不予擔保，交易事未能如願。4曰16日，趙再去「華貿」，謊稱註冊手續即將辦妥，當即雙方簽定了3000噸紫銅的合同。後由於「華貿」失誤，又簽訂了1000噸紫銅的補充合同。並約定外匯由「三星」自行解決。貨款憑銀行保單提取，付款后40天內交貨。貨款總共是4.44億元，並於 5月3至6日全部付清。又說趙鑑唐使用非銀行保單，騙取了貨款。趙得此款后，並沒有聯繫購買紫銅，而是將貨款的3.15億存入天津12家銀行和錢莊，另外1億多留在自己手裡肆意揮霍。法制日報還說，趙不顧國家法令以高價搶購豬鬃等統購出口物資。他投入市場的巨額資金，造成天津市場物價波動。經查，發現此重大詐騙案。這兩種說法相去甚遠。

按「法制日報」的說法，乍一看，是趙鑑唐在那裡耍花招，說謊，採用欺騙手段騙取國家錢財。可是，仔細分析一下上述報道，其中似有隱情。

首先，外匯問題。說雙方約定外匯由「三星」自行解決。要僅僅是口頭約定，恐不能作為法律依據。要是已經見諸文字，即趙鑑唐真的在「華貿」同意，並簽署了文件，那麼一大筆人民幣換成那麼一大筆外匯，在那個國內內戰打得正酣，國際封鎖的環境下，誰敢說出這種話，其真實性都會受到質疑，「華貿」的辦事人也絕不會愚蠢到這種地步，輕易相信這種約定。可「華貿」真的就相信了。其次，「華貿」在沒有對趙鑑唐進行考察，沒有弄清他說話的虛實，在趙謊稱註冊手續即將辦妥，即「華貿」知道實際上還沒辦妥的情況下，就簽了一個3000噸紫銅的大合同。隨後，由於「華貿」的所謂「失誤」，又續簽了一個1000噸的補充合同。合同簽后，就速速付款。關於付款的問題，做生意，買方提前付款的情況並不少見。在對於對方尚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可先做小筆生意，然後逐漸將生意做大，這才是正常的。像這樣貌似」糊裡糊塗」地就把大筆錢財交給對方，則不多見。那真是一大筆貨款，難怪趙鑑唐把它存入多家銀行和錢莊。初看起來，「華貿」的相關人員也未免太蠢了，輕易地就上了趙鑑唐的當，大筆人民幣被「詐騙」走了。不過，明眼人不難看出，「華貿」的做法是急著要簽合同，急著要把錢送出去。為什麼這麼做呢？人民日報1949年9月12日社論「三星事件的教訓」，對於「華貿」的」失誤」道出了實情。社論說：「為什麼華北對外貿易公司急於把紫銅絲貨款付與三星國外貿易行呢？因為在當時物價正開始上漲，華北對外貿易公司急於把紙幣付給三星，以免蒙受物價波動的損失。」換句話說，就是要「三星」擔負這種損失。不過，「社論」恐還遠沒有完全道出實情。「華貿」的過頂聰明之處還在於他們對於當時國內內戰形勢，國共兩軍沿江對峙的局面能維持多久，有著比趙鑑唐「三星」們更為深刻的了解。他們知道大軍過江在即，為防日後牌價損失，趕緊定牌價，簽合同，錢出手。不是嗎？4月16日簽的合同，一個星期後的4月23日大軍就過江了。5月3日還簽了補充合同。5月3至6日錢已付清。牌價損失隨後不請自到。這是趙鑑唐「三星」們始料不及的，而「華貿」早已成竹在胸。至此，「華貿」急於簽合同，錢出手的作法，總算是找到了真正的緣由。

「華貿」的行為是一種什麼行為呢？我想這是生意場上的道德問題，是損人利己的行騙行為。一個國家的大公司對於一個私人的小公司稍使雕蟲小技就使「三星」就範，「華貿」的行騙手段不可謂不高。「華貿」這種行騙行為的實際結果又怎樣呢？是賺了，還是賠了，我們不得而知。「法制日報」說，「華貿」虧損2.26億元，其中4.44億元里有4千萬元損失，1.86億元是牌價上的損失，皆由「三星」三犯負責賠償。」（2.26億元摺合1953年人民幣面值改革后的2萬2千6百元，面值比為10000：1 — 作者注）「三星」賠了多少不得而知。聽父親說，富有的華洋律師趙鑑唐賠得傾家蕩產，連趙的豪華公寓也被充公了。我家沒有任何房地產，沒有銀行存款，沒有能力做賠償。李樹岩跑了，可跑了和尚，廟還在，不知勒令他家賠了多少。賠償有沒有堵上窟窿，或許堵上了，或許沒有都堵上，有損失。因此，損人的結果未必都是利己的，有時也有失算的時候，即損人不利己。反過來，看趙鑑唐「三星」們，他們可真的是被「損」了。經濟上2億多元的賠償不說，人還進去了。當局隨意抓人，趙首先被捕。父親知道趙鑑唐被捕后，仍隻身親往有關部門說明情況，自投羅網，也被逮捕。隨後，趙被判5年，父親被判3年。李樹岩跑了，不是攜款外逃。「三星」輸得真慘!

說到賠償，主要是牌價損失。這個經濟上的損失，是由於大軍過江這種不可抗拒的事件造成的，非「三星」方面能左右。這種人為無法抗拒的事件所造成的損失，不應該由或不應該僅由「三星」賠償。可判決就是這樣硬性決定的。寧讓「三星」損失，也不能讓「華貿」代表的國家損失。可國家的損失又是誰造成的呢？「華貿」損人不利己，投機取巧，行騙，自脫不了干係。「華貿」才是引發事件的主導者，其相關人員才是真正的罪犯，應被繩之以法的是他們。可實際上他們也不過被給予「記過」等的紀律處分。

法制日報還說，趙得此款后，並沒有聯繫購買紫銅。既然如是說，趙為什麼以高價「搶購」豬鬃，地毯等統購出口物資呢？他要是沒有聯繫購買紫銅，也不知道能夠以物換物購買紫銅，為什麼去「搶購」呢？另外，從趙在銀行和錢莊存款看，當初趙存入的3.15億，凍結「三星」在銀行和錢莊的存款時也剩下2.1億，錢花掉不少，去購買統購物資了，能說趙鑑唐沒有在購買紫銅的道路上前行嗎？按「法制日報」報道，關於購買豬鬃等物品換取紫銅一事，趙鑑唐跟「華貿」商討過；為購買豬鬃等統購物品，也曾向「華貿」提出過要求。在我們沒有外匯的情況下，用豬鬃等物品折算成外匯，購買紫銅，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上策。這也就是父親跟我說過的「三星」的初衷。所以，「法制日報」有時不能完全說出實情，有時其說法甚至是自相矛盾。再者，「法制日報」不是說「華貿」付款后40天交貨嗎？從事件發生經過看，5月3至6日「華貿」將貨款全部付清，可趙鑑唐和父親5月27日就被捕了，距離交貨期限還有近20天就抓人了。要是到了交貨期，不能履行合同交貨，抓人與否，還要視情況而定。可還沒到交貨期，怎麼就抓人呢？至於說，趙鑑唐給「華貿」的銀行保單不是真保單，可以找趙鑑唐交涉嗎？或許是趙鑑唐一時疏忽，哪裡搞錯了，也不能就作為抓人的理由。假保單能夠哄騙人於一時，不能長久，這是凡人皆知的道理，何況是作為大律師的趙鑑唐？總之，說到「三星」詐騙，實際上是「華貿」怕物價波動導致經濟損失，成心讓「三星」把錢取走，不是小錢，是大錢，放在「三星」手上。一旦「三星」拿到了錢，又反咬一口，說「三星」詐騙。當年「華貿」的胡攪蠻纏，司法辦案過程中的不公平，不公正，於此可窺見一班。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所謂的「三星」三犯，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受害者，理應在50年後獲得平反，豈料「法制日報」卻仍舊操著50年前一樣的腔調，假話真說，怎不令人感到可憐可悲？倘若「法制日報」當真代表了當今司法部門的觀點，21世紀中國的法治還能有救嗎？

李樹岩系國外留學，國際貿易專業的行家裡手，趙鑑唐乃華洋律師，都是專才人物。父親不懂國際貿易，不管他出於何種考慮承接此項工作，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難於推脫，還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或兼而有之，出發點應該說沒有問題。然而，沒有估計到此項工作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這是父親事前欠考慮的地方。一句話：當初根本就不能介入。實際上，我父親接受此項工作時間並不長，滿打滿算也不過寥寥數月。谷靜波走的時間並不久。公司的人選是他敲定和請來的，公司是在他手上成立的，對於「三星」事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事發后谷靜波一推六二五，以圖自保。徐冰先是把谷靜波調走，之後把這麼一項緊急和重要的任務安排給一個非共產黨的外行人去做，本身就是人事安排失誤。事發后他理應承擔部分責任。或許他知道此事的危險性，故意將他的連襟谷靜波調走，脫離危險地，那就無從知曉了。父親接受了公司副總經理的工作，實際上是在以非共產黨員身份為共產黨辦事。出了事情，有關方面，像徐冰，他了解我父親的歷史和為人，應出面講幾句公道話。遺憾的是，事發后，他不承擔責任，自己推脫外，也沒能講好話。津委會的頭兒吳硯農也不見了。父親一人有口難辯，身陷冤獄三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無法可依，無理可講，只有忍氣吞聲，聽任宰割。行文至此，當年司法部門在處理「三星」事件上的一言堂，不公正，帶有明顯傾向性，一目了然。這種惡習在解放后十多年曆次政治運動里，多有「上乘」表演，至「文革」時達到頂峰。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裡面寫道：「像XXX所遭遇的這種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12】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險的。這代表了「文革「幾十年後，人們痛定思痛對於制度的最好反思。

父親1949年5月27日被拘捕后，長時間都沒有下文，就「羈押」在那裡。后經多次過堂，1949年8月24日正式宣判后，在天津西頭監獄裡面當起了犯人的領班，領著犯人干體力活兒。曾到過天津市毛紡三廠等工廠。1952年夏出獄。父親在獄中寫了不少文字材料，給人的感覺是委屈，壓抑和無奈，他承認他自己是弱者。是呀，一個人怎麼能夠對抗一個國家政權呢？就像文革期間徐冰被冤枉致死一樣，有口難辨。在獄中，父親罹患高血壓。

在此次所謂的詐騙案里，我父親作為公司的副總經理受責。父親並沒有收受公司的任何不易之財。倘若他真的收受了「三星」的錢財，我家在父親入獄后不會過著貧窮的生活。我那時已經記事。母親沒有工作，父親出事後，家裡在吃飯上都成了問題。記得母親常變賣家裡我父親以前存下的物品，生活十分窮苦。

我奶奶在我父親入獄后不久就離津回了南宮老家，跟我四大伯在一起生活。從我奶奶在50幾歲時的半身照片看，她面容端莊，從容淡定，不胖不瘦。後來因了一次在天津被自行車撞倒的車禍，失血多，沒再胖起來。在我兒時的記憶里，我奶奶是個消瘦的形象。她老人家在我三大伯發跡時大富大貴享受過，中年喪夫，老年喪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中的兩大不幸也經歷過，確實是一位性格堅毅，心胸開闊的女性。如果在老年時心靈上能夠得到適當的安撫，晚年還能更長壽。豈料，父親又出了事，對她老人家打擊委實太大，難以承受。回到老家后沒多久就病故了。父親最終也沒能見上自己的老母一面，十分內疚和心痛。

我奶奶離開天津后，我母親把我姥爺和姥娘從南宮老家接來文星里居住。我姥娘不久得了腦血栓，無錢醫治，從未給她老人家看過一次病，遂轉為半身癱瘓。姥爺後來覺得不適，在位於成都道上的恩光醫院看過一次醫生，被診斷為膀胱癌。也就只看過這一次，家裡沒有錢再為他老人家看醫生，吃藥。我記得姥爺高高的個子，寬凸腦門，身子奇瘦，總是唉聲嘆氣，那是因為癌症晚期疼痛的緣故。沒有止痛藥，最後，活活地疼死了，那是1950年的事了。我姥爺享年僅50幾歲。我小時候在文星里衚衕口沒少見過出殯的，因為成都道是一條通往西南邊墓地的大路之一。那棺木架得之高，殯葬隊伍之長，家屬坐著箱型馬車，有吹有打，那個氣派。我姥爺出殯則顯得寒酸。我從家裡二樓陽台上看到的情景是：一個平板人力車拉著裝著我姥爺遺體的棺木，我母親他們姐弟妹幾個穿著粗白布做的孝衣哭著步行跟在後面，沒有吹打，最後，埋在了叫梨元頭的天津市西郊區。

父親入獄后，我家交不起昂貴房租。我的姑表哥在位於現在河西區的東樓為我們找了房子，那時叫東樓村。往南不遠就是南樓，那裡有一條大道叫圍堤道，道南那時就是渺無人煙的大開窪地。1951年夏，暑假期間，我家從文星里搬到東樓村永發大街101號。從這座宅院再往西走10幾米，就是大片亂墳地了。東樓當時就是農村，多為土坯房。我們租住的是少有的四合院青磚瓦房，雖只住兩間，也算不錯。不過，我們的入住可肥了那房間裡面原有木板床床縫兒里的臭蟲，我們姐妹兄弟凡是睡在外間屋那個床鋪上的都被咬得先是癢，抓破了就化膿，之後結痂，痂掉了就是一個大疤，疤則伴隨我們終身。另外，院子大門隔著一米多寬的小土路正對著一個熬動物骨頭廠後門。廠里瀰漫出來的臭骨頭味，至今回想起來令人作嘔。從文星里的獨居三層樓房，優雅的環境，禮貌文明的鄰居，到東樓村的大雜院，周圍的土坯房，粗俗的村民，臭骨頭廠，房子後面倒屎尿的臭河，如此巨大的居住和生活環境落差，我們還小，也活過來了。我還清楚記得我姥娘是坐著挎斗三輪車，人半躺在車裡，到達東樓村住處。在搬入東樓村后，可能由於搬家過程中的顛簸，不久，她老人家就與世長辭了，享年僅50幾歲。我姥娘的形象永遠刻在我的腦海里：她老人家個兒不高，頭髮黝黑鋥亮，根根梳理得平行，在後面盤成一顆小籫兒，上寬下窄的瓜子臉，秀麗善良的眼睛，身穿黑色大襟棉衣和下綁腳帶的黑棉褲，一雙秀氣的纏足小腳，是位十分利落和慈祥的老人。我姥娘故去后也埋在了梨元頭，與我姥爺相伴。

1952年夏天，父親出獄后，與家庭團聚，就暫住東樓村。這期間，張魯泉叔叔曾乘坐轎車從北京專程來津看望我父親。車到骨頭廠東側，因土路狹窄，就拐不進去了。司機走到我們家，我還去見了張叔叔。據姐姐們說，張叔叔臨走還給留下了些錢。張魯泉回到北京，把父親的情況向徐冰和李楚離做了彙報。徐冰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李楚離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徐冰曾要求父親寫一份檢查。父親說，三年冤獄就夠晦氣，安能再做檢查？堅持不寫。在我的記憶里，我父親跟徐冰此後再沒有聯繫。不久，我父親被告知工作安排計劃，有兩個地方任父親挑選，一個是安徽省，當時曾希聖任該省省委第一書記，一個是河北省。父親說，自己是河北省人，就在河北吧。剛從監獄刑滿釋放出來的「犯人」，一出監獄就被安排了省政府的工作。1952年底，父親隻身赴當時省會在保定市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就任工作，職務是省政府參議室參議，行政13級，即高幹最後一級。曾有再晉級的機會，但他執意放棄了。半年後，全家開始搬遷保定。1953年4月份左右，作為第一批，父親帶著我們姐弟幾個上學的先期去了保定。

到保定后，我們暫住省政府內的參議室小院。後來，作為第二批，媽媽領著還沒有上學的弟妹到保定來團聚，也住在這裡。現在那裡恢復保定直隸都督府舊貌，我們當年的卧室已成旅遊參觀景點。父親每天在他的辦公室上班，閱讀報刊，看文件，有時開會，不能說很忙碌。

省府大院之後，我家還住過東升街，最後搬到省府前街勝利衚衕17號。從天津搬遷保定后，除了父親的幾個皮箱和大鐵皮箱，我家使用的都是公家簡陋的傢具。在勝利衚衕17號也不例外，鋪板和鋪凳支起的大通鋪，供孩子們之用。父母則使用一張舊雙人木床。家裡擺放著舊辦公桌，舊桌椅，舊單人沙發等。

父母的卧室里，靠近窗戶的牆上掛著兩張照片，一張是梅蘭芳霸王別姬的劇照，另一張是父親最喜愛的鑲在鏡框里的茶色老相片，這張照片後來在天津金星里72號牆上也掛過。上面有四個人，前排兩個坐著，分別是劉滿西和鄺繼勛，後排兩個站著，分別是侯浩平和我父親。這張照片該是1929年攝于山東煙台。1929年8月至這年冬，鄺繼勛曾在上海中共中央軍委工作【13】，期間應到過煙台。劉滿西1929年10月始也曾在煙台劉珍年部工作。他1930年夏季離開煙台後陸路去了鄂豫皖蘇區；鄺繼勛也於1930年11月被上海黨中央軍委派往鄂豫皖蘇區。鄺繼勛任紅四軍軍長。1931年11月，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合併為紅四方面軍。劉滿西成為紅四方面軍一個團長，他驍勇善戰，戰功卓著，被軍參謀長徐向前譽為「虎將」，后升任師長【14】。上世紀三十年代，張國燾先是「空降」鄂豫皖蘇區，後主掌紅四方面軍。他居心叵測，排斥異己，以莫須有的罪名先後殺害了幾千名無辜紅軍將士。劉滿西和鄺繼勛曾跟張國燾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不幸於1933年春，夏先後被張國燾殺害。我還清楚記得，我在大學放假期間在金星里72號東單元聽父親講述他當年驚悉1941年皖南事變新四軍蒙難，劉滿西的魂靈來找他：他居室桌上的座鐘自己倒了，魂靈鬧了幾夜。父親為他的好友燒香祈禱，祝他一路走好。其實，劉滿西早在八年前就犧牲了，也許這是遲來的靈魂借著皖南事變看望和告別自己的老友。1937年春，在延安批判張國燾錯誤時，毛澤東說：「鄺繼勛同志是好同志，被張國燾錯誤迫害，應作烈士對待。」【13】后中共中央追認鄺繼勛為革命烈士。劉滿西的官階未及毛澤東直接過問，無疑亦是革命烈士。

到保定后，父親的生活和工作穩定下來，我父親和母親想起剛過世一年的我姥娘，要是活著，那時也只有50多歲。他們對我姥娘過早離世深表惋惜和痛心。我姥娘得的是腦血栓，治療及時的話，四肢功能能夠完全恢復而延壽。我家是九口人，父親上班，孩子上學，只剩母親一人在家料理家務兼買菜做飯。忙不過來時，也先後請過保姆。要是我姥娘在，她老人家不但能跟母親做個伴兒，搭把手，針線活兒也極好。

父親出身農村，仍保持著農民喜愛種植的習慣。在勝利衚衕17號大院里，他親手把我家門窗前的土地刨開，搭上架子，種絲瓜，梅豆角，黃瓜，苦瓜等。隨著絲瓜，黃瓜和豆角成熟隨著摘吃，每年總有收穫。侯浩平叔叔是個京戲迷，父親也喜歡京戲。周末晚飯後，父親常帶著全家去保定「新新大舞台」看京戲。要上一壺茶和一些黑瓜子，邊喝茶，嗑瓜子，邊欣賞戲劇。晚間游古蓮花池也是他的愛好。興緻來了還領我們去逛「馬號」商場。有時候在家裡，他坐在床邊，我們孩子們圍在他身旁，有坐板凳的，有站著的，聽他講「水滸」等片段。

趙輝樓（1894-1960）河北寧晉人。早年曾參加北伐戰爭，后回鄉辦學。抗日戰爭時期，創辦《抗敵報》，宣傳抗日。1938年在家鄉組織民眾抗日自衛軍，任司令員。后改編為八路軍冀豫抗日游擊隊，任司令員。1939年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副旅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建國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參議室主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等。1960年9月28日病逝【15】。

父親跟參議室的參議們關係融洽，特別是尊重參議室趙輝樓主任，趙曾參加過北伐。父親雖然失去了黨的關係，可他曾經是早期的共產黨黨員，也參加過北伐。兩人關係親密無間。趙主任逝世后，父親跑前跑后，為他張羅後事，安撫家屬，顯示出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父親過去受過冤屈，在關鍵時刻仍站在共產黨一邊。這時，共產黨才看出父親對它的忠誠。多麼遲來的信任！同年他被安排在位於保定市的河北省社會主義教育學院學習，吃住在校。經過有計劃和系統地學習，父親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提高。兩年後的1960年，我父親58歲的時候，獲國務院任命為河北省糧食廳副廳長。那時，天津市劃歸河北省，省直機關搬到了天津。因此，父親隻身赴天津就任工作。臨行前，侯浩平叔叔對我父親開玩笑說：「夥計，這回可把你給拴住了」。侯叔叔在共產黨里摸爬滾打幾十年，深諳共產黨內鬥，在老年時幾乎不問政事，辛勤工作之外，悠閑度日。他涉世頗深，經驗老道，儘管對共產黨忠誠有加，卻不似父親對共產黨那麼痴情。侯叔叔的話說到了點子上，父親後來就在這個崗位上一病不起，卧床六年半后病故。歷史好像是在捉弄人似的，1952年，父親為了工作隻身去了保定，隨後全家從天津搬遷保定；八年後的1960年，父親為了工作又回到天津，全家又從保定遷回天津。這八年對我們來說好像是一個輪迴。

河北省糧食廳搬到天津之初，跟天津市糧食局一起擁擠在解放北路的大院里。後來，河北省在河西區尖山蓋起了新樓房，省糧食廳搬遷到尖山紅霞里的一所三層小樓里。在糧食廳，父親開始了新的生活。不再像在參議室那樣悠哉悠哉了，要統籌整個河北省的糧食工作。總是看文件，開會商討問題，經常下鄉視察。父親在糧食廳里論年歲是長者，跟所有人都關係融洽，上至廳長，副廳長，下至職員，司機等。我父親剛到省糧食廳不久，那時還擠在解放北路天津市糧食局大院，一次牛副廳長突然暈倒在辦公室里，不省人事，是我父親及時趕到，找人送他到醫院，救了牛副廳長一命。父親年輕時曾吸煙，喝酒，很有酒量。到老年已戒煙酒。河北省在河西區尖山那裡蓋起了家屬宿舍。我家在1961年上半年從保定搬回天津，住在尖山金星里72號西單元。每次我假期回家后，少不了要聽父親給我講馬列，講政策等。我記得我坐在放在我父母親屋子裡靠門邊一個角落的木箱子上，父親坐在他的小木床上，聽他講課。他講得頭頭是道，有黨的政策，有馬列理論，也有哲學，一講就是個把小時。我想，這是他從文件和黨的期刊雜誌上學來的。父親那時長期訂著「紅旗」雜誌。後來，糧食廳關彬廳長搬走後，我家挪到東單元。我父親就是在這個單元里生的病，六年半的卧床生涯及出院后，都住在那裡。「文革」初期，我們姐妹兄弟多不在家了，我大姐那時在省醫院照顧父親，我母親怕被炒家，引火燒身，由我的姨表妹幫著，在這個單元里燒毀了太多有價值的資料。我見過至今還能記起的有：我三大伯穿軍裝佩戴「不怕死，不愛錢，救國家，救人民」袖章騎大白馬和騎大紅馬的大照片各一張，我奶奶跟她的四個兒子在一起合影的大照片，劉珍年膠東暫編第一軍的軍旗，劉家族譜，還有我父親在煙台時的照片，大量的舊信件，書畫等等等等，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和文物，統統付之一炬，而今憶起，心都疼。當年隨著我們這些孩子們長大，多離父母而去：二姐在天津音樂學院附中和院部聲樂系求學七年。二姐周末回家，父親有時興緻好時，也唱歌兒給她聽。不過，二姐說，連我媽都嫌他唱得不好，總跑調兒。父親不關心自己，他有血壓高的病，早在保定時單位勸他去療養院，他不去，說那是悠閑人士去的地方。到省糧食廳后，父親60多歲還經常下鄉，到農村去視察。父親這時候已不像他年青時代，西服革履，一表人才，他顯見衰老了。他穿著樸素，灰布的制服上衣，下面是灰布的肥大褲子，戴著草帽，一副農村幹部的形象。只是他的臉，手和身上的皮膚潔白細膩，頭髮黝黑有序，又不像是個農民。他從農村回來，在家裡常發感嘆，為解放十幾年來農村農民依然窮苦深表痛心。父親還記掛著他的家鄉，一次利用下鄉視察的機會，就近去了一趟劉家莊。村子里男女老少來了不少人，叫他什麼的都有，有叫他小名的，也有叫他太太爺的，熱鬧的歡聚了一番。父親還關心廳里的年輕同志，他/她們有些心事，願意跟劉廳長述說，父親也願意為他/她們上些建議。廳里的轎車能不坐就不坐，比如父親上下班，也是路不很遠，都是步行，從不坐車。他也嚴禁家屬使用公車。看到現在國內那些貪官污吏的胡作非為，我不禁想起三年困難時期的父親，那時他做著掌管河北省糧食的大官，可他自己和他的家屬像全國人民一樣幾年內都吃不飽，餓肚子。1961年初，春節前夕，就是我臨近高考前半年，可能是我學習好犒勞我，母親帶我一個人從保定去天津過春節。那時父親他們的省糧食廳還擠在解放北路天津市糧食局大院。媽媽和我跟父親一起在食堂吃飯，我也只能吃半飽。人老念舊乃人之常情，父親也不例外。儘管他對他的侄兒，即我三大伯唯一的兒子二敏哥，不滿意，這麼多年了也還是想。我記得上世紀50年代後期，他跟我二敏哥一家取得了聯繫，先後親去北京幾次。第一次從北京回來時的情景我還記得：見到了老嫂子，即我的三大娘，他高興。還興緻勃勃地談起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我二敏哥第二任太太張爾敏。我二敏哥跟他說叫「爾敏」，不是「二敏」。普通話里「爾」和「二」這兩個音發音部位有差別，容易區分；但南宮話里「爾」和「二」發音部位完全相同，只是聲調上有些微差別。還帶回北京二敏哥一家人的合影。我在北京上大學時，父親還領我去過皇姑院二敏哥家。父親一生耿直，清廉。記得我母親跟我們說過，他在煙台劉珍年部隊當著大官，又是軍長的胞弟，縣太爺們唯恐巴結不上，送禮的大有人在。俗話說：「官兒不打送禮的。」可他就打送禮的。不但不接受賄賂，還連罵帶卷把人和禮品包袱一概推扔出門外。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財產，也沒有為我們安排下什麼好的工作，我們姐妹兄弟都是靠自己努力奮鬥。但是，父親有一顆純潔善良的心，不愛榮華富貴，無私奉獻革命。解放前抱著救國救民之心投身革命，解放后則是愛國愛民敬業工作，父親的這種高尚品德使我們做小輩的終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