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男爵（六）

文/陆幸生

九、被精心圈养的大贵族

到了路易十四时代，大贵族已经丧失了军事力量，政治权力也大大缩水，经济收益江河日下，因而对宫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路易十四接受“投石党运动”中地方大贵族拥兵自重，趁乱从中反叛染指中央政权的教训，让外省的大贵族向宫廷集中，实际上将他们进一步圈养在豪华的宫廷中，玩的当然也是“杯酒释兵权”的把戏，封他们一些类似孙悟空在玉皇大帝身边担当“弼马温”似的微官冷官闲官，反正庞大的宫廷和不断繁衍的王族均需要增加教父、神父、大教官等等虚职，再到大内的总管和掌管膳食、宴筵、礼仪、警卫、马匹、猎犬的御前总管等等役差，国王、王后、太后、王子、公主们也需要大量的侍从，享受微官高爵厚禄，剥夺他们在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让他们围绕王权而争宠献媚。

而王权的扩充是需要庞大的和皇家身份相吻合的华丽场所，这个高等动物的庄园就是魁伟壮观的宫殿群。这样除了原有的罗浮宫以外，凡尔赛宫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豢养这些帝国权贵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而且随着王朝的延续，这批与国王沾亲带故的血亲贵族成员越来越多，他们的仆从队伍也越来越庞大，靡费的国库开支如同天文数字般像是滚雪球那般越滚越大，成为帝国财政的庞大负担。这些费用全部来自国民赋税，最终还是压在城市贫民、新兴工商阶层和广大农民头上，因为国王、贵族、僧侣是有免税特权的，他们居住的豪宅不仅在封地的庄园，而且扩大到了巴黎和新建城市凡尔赛。久而久之，民怨沸腾，如同干柴遍地，当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突破象牙塔，像火种那般为贫民革命家撒向民间时，最终成为烧毁王朝统治的瞭天大火，统治阶层再想到改良政治体制为时已晚，只能是坐等灭亡了。

这些名门望族连带高贵的太太们一起招进巴黎和凡尔赛，使他们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地方L袖变成宫廷附庸。请看这些在地方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大贵族是如何被路易十四在京城圈养驯化的。

这种前呼后拥的架势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封建做派依然保留，另一个是新出现的中央集权；前者把为国王服务的职责交给贵族，后者则将贵族变成了央求者。上层贵族通过宫廷职务永久地生活在国王身边：大布道神父、梅茨主教蒙莫朗西-拉法尔大人；首席布道神父、桑里斯主教贝修朱尔•德•洛克劳尔；法兰西大教官孔代亲王；首席家内总管卡尔斯伯爵；日常家内总管蒙德拉贡侯爵；首席面包官布里沙克公爵；大司酒官维尔内伊侯爵；首席切肉侍臣切斯奈侯爵；首席内廷侍从官黎塞留公爵、弗勒里公爵；服饰大总管拉罗什福克-利昂库尔公爵；服饰总管布瓦日兰伯爵和肖威兰侯爵；猎鹰队队长弗尔热骑士；猎犬队队长埃克维里侯爵；建筑总管安吉维莱伯爵；大司马官兰贝斯克亲王；大犬猎官彭铁富尔公爵；大司仪布雷泽侯爵……（参见伊波利特•泰纳著《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第101/102页》）

这些狗马奴才王公显贵的官员名单够长，其中包括了许多当年如日中天的名字如造反派大头目孔代亲王和黎塞留首相的侄子，还有普瓦亲王、卢森堡亲王、奥尔良公爵等等在法国历史上均是炙手可热的名字，由于贵族进宫任职名单太长，不能一一引用。

对于国王而言，所有这些人都是感恩戴德的国王近侍，是永久的奴才，并经常是世袭性的宾客，他们住在国王身边，跟他亲密交往，朝夕相处，为他的宫内生活服务。除此之外，还应加上和他们类似的人，这类人也是贵族，他们生活在王后、亲王夫人、和公主、王子、王孙身边。这些还只是奴才近侍的头目，他们之下的职务中带有贵族头衔的职务还有：68位布道神父或礼拜堂神父，170位内廷侍卫官或者侍从，马厩和猎犬队有贵族117名，青年侍从官148名，包括这些贵族的太太、女儿有的也自愿成了宫廷女眷的侍女，有头衔的贵妇有114名，此外还有名头至为低微的各类军事侍从，以及1400名普通卫兵，但是这些卫兵，都是经过家谱学验证身份后，才有机会到宫内听差的。

这种金字塔似的王权独C体制。以国王一人马首是瞻，马首后面追随的是等级分明、服饰华丽、旌旗鲜亮的仪仗队伍，也就是高等仆役的队伍。个个傅粉、戴假发，衣服色分五等，金丝镶嵌的制服，簇拥着帝王的威仪。国王就在这些繁复规范的礼仪中生活处理政务。

每天国王的客厅也叫沙龙的地方人满为患，等待召见，这里露脸是必须的，这是过去效忠礼的继续，庞大的贵族群体必须陪伴着天生的主子，这叫“履行对国王的义务”缺席意味着某种独立和漠视，而国王需要的是绝对的效忠，如同后人一句名言也即“忠诚不绝对，就是不忠诚。”如是，在宫廷和官场彬彬有礼信誓旦旦振振有词高喊忠诚中，包含了更多的人格变异和虚情假意中包藏的个人野心和功利目的，君臣之间也就戴着假面在演戏，他们最终的关系也就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了。看看大革命来临之时，有多少大贵族背叛国王，投向了革命阵营，如奥尔良公爵、塔列朗伯爵、米拉波侯爵等等，哪一位不是深受国恩的大贵族呢？

路易十四外巡时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人关照：“起床、就寝、用餐、进房间、花园逗留……”无时不刻不受人关注，对某些人，特别是有身份的人，如果不能常住宫廷那就是一种不成功的表现，对于其他人很少去宫廷就是一种失败。而那些从来没去过宫廷的人那肯定是失宠了。这种由路易十四首创的宫廷繁复礼仪奢华风尚后来一直以某种规则的形式成为不可更改的祖制延续到路易十六王朝，其背景当然是以宫廷的铺张和奢侈维持着表面的繁荣，这种宫廷时尚甚至被欧洲的王室所移植，在彼得大帝时期被带到了俄罗斯宫廷，成为某种现代文明的象征。

为了显示太阳帝国的伟大，当然要圈养那些为了支撑帝国门面庞大的高级仆从队伍，原来的罗浮宫已经不敷使用。路易十四改造和扩建了罗浮宫建筑群，修建了杜伊勒利宫。并在其父王路易十三狩猎小屋的基础上不惜工本投入巨资新建凡尔赛宫。形成以园林、湖泊、森林环绕的豪华宫殿建筑群。从1670年开始到1690年基本落成总共耗资2亿法郎，相当于5亿美金。原来这片微微隆起林木苍郁的小山坡，变成了一片直接吸收大自然吐纳花树芬芳，目击巴洛克式宏伟建筑和各种大理石古典雕塑的王家园林式建筑。当人们行走于意大利式亭台楼阁、格子花棚、岩穴洞窟、奇艺雕刻物、着色的石子、鸟房、雕像、花瓷、涧溪、喷泉之间，聆听错综复杂的排水管道组合成的由流水飞溅清唱的管风琴所发出音乐喷泉声，那就恍置身于人间仙境，世外音画世界之中，凡尔赛简直如同地上天堂。

国王和大贵族可在密林间驰骋狩猎，可在草坪上大宴宾客，以舞蹈助兴、以酒色娱目，陶醉其中，追逐美女，猎取功名不亦乐乎；可在湖泊荡舟欣赏近水远山，在赏心悦目中感慨，追求自然山水园林之胜景。路易十四耗费2000万法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修建起的凡尔赛王家园林精美壮丽的建筑是普天之下王国的天堂，是太阳王的荣耀。整个宫殿226间美丽装潢下的公寓按照贵族特权和等级分配居住着数以千计的人。他们唯一的主人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其他人都是仰仗太阳光辉和引力的行星。

从1682年开始法兰西宫廷陆续迁往凡尔赛宫殿。宫殿以红砖砌墙，边角砌石，宫顶覆盖板岩，外层的石砌建筑完全覆盖着内层。北面是国王的大型寓所；西面最初构想是为朝向花园的露台，但因为南面建了王后寝宫，改为了镜厅。路易十四不断对凡尔赛宫进行修建，后来宫殿的南翼，即“亲王翼”，也顺利建成。1689年，宫殿北翼，园林旁边的宫墙竣工。南翼和北翼是供国王、宫廷和“荣誉房”的贵族侍奉人员居住的。实际上，在国王的日出和日落参拜仪式或王后梳妆本来是一些较低级人员的陪侍下就可以进行了，但那些显赫的王亲国戚乐于出现在这种场合，甚至求之不得，因为这种“近亲”角色能够象征性地把他们和王室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示身份的高贵。

1682年后，凡尔赛成了路易十四长久的居住地，如果我们认为凡尔赛只是太阳王一个人居所，那对他是不公道的，他只占用不算大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住着王后、王子王孙、情妇、外国公使团、大臣、法庭、及一切王室的执役。不容置疑，这庄严雄伟带有部分政治目的——要使大使们惊叹，让他们从这里衡量判断法国的资源和能力。他们和其他访客的确相当吃惊，他们向国内报告凡尔赛的瑰丽、使凡尔赛成了欧洲大陆几近一大朝廷羡慕的对象和效仿的典范。（参见《路易十四时代》第141页）

官职小的人住在宫殿附属建筑——“大附属宫”里，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一楼有国王和王后的侍从人员的公共厨房和餐厅，除此之外，从一楼到四楼（包含阁楼）都是大小不一的房间，它的优势是离主宫殿近。此宫虽大但也难以容纳所有有权居住在此地的人员，于是国王又租下或买下其他一些建筑：掌玺大街上的杜拉斯馆，橘园街路易馆的三座住宅，还有圣•弗朗索瓦街尼埃尔特馆。其他侍从人员，比如皇家大马厩、小马厩和皇家猎犬队人员，在各自工作地点有自己的住宅。而公爵们在宫外都有自己的府邸。（参见【美】威廉•里奇•牛顿著、曹帅译《大门背后——18世纪凡尔赛宫廷生活与权力舞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4月版第7页）

久而久之围绕凡尔赛皇家园林形成了一个繁华热闹的都市。泰纳在《现代法国起源：旧制度》（吉林版第90页）中描绘到凡尔赛作为帝国新景时说：

路易十四经常在卢浮宫会见或者宴请贵族，在大兴土木，扩建凡尔赛宫后，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参加国王的宴会和各种别出心裁的宫廷游艺活动，谒见国王，邀得国王宠幸，成了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目标。天长日久，宫廷变成了贵族阶级的精神和文化中心，整个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已所谓的“宫廷做派”为模式，其文化心理也就必然为这个模式所左右。盛大的舞会和豪华的盛宴是太阳王伟大统治的见证，一切的奢侈和排场都烘托着独C专制者的伟大和富有，明显带有夸张表演的仪式，可以和拜占庭时期相媲美，而这些庆典可以使仆役、廷臣和宾客们相信：获得一切军事胜利也是易如反掌。试想这一景象：当人们在等候一小时之后，接待人员敲开卫兵室的门，大声喊叫着“先生们，请吃国王陛下赏赐的肉！”（意即开饭了）宫廷乐师奏响乐曲，随着优美起伏的音乐声，穿戴着金丝镶嵌制服，头戴敷粉假发的宫廷仆役鱼贯而出，手持银制托盘，端上食品和酒水，穿梭在按照等级而坐的客人之间。最伟大的国王像是雄狮，只可食肉，而实际上此处用“肉”代替了一切餐食。路易十四似的夸张奢侈和繁复的形式几乎为后来各种名目专制独裁者所沿袭效仿，只是在表现形式更具民族特色，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而形成某种大一统式文化礼仪，目的当然在于体现所谓尊卑有等的帝国秩序和堂堂大国强国的无比神威。

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国家形象都与权力拥有者、象征者如影随形，以庄重的形式表演着规定的程式。就餐时，餐桌上竖立着一座船型容器，里面放着国王用的餐巾。见到它，显贵的爵爷们要脱帽致敬，贵妇们要行曲膝礼。能靠近这些物件，甚至能用上这些酒杯、瓶子、盘子、餐巾或拥有一席之位的人，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这种特权表明享有者的社会地位，宣告他们哪怕享有一丁点的浩荡皇恩，也是人生的无比荣耀。贵族也就成了俯伏于皇权脚下的妾妇，雨露的霖幸，乃是人生最大的宠爱和幸福，臣僚们在习以为常秩序和习惯中成了自愿卖笑的高等娼妓，人格矮化，自成鹰犬和宠物。

而酒水和菜单都是固定的，组合成后来享誉世界的宫廷式法国大餐，品种的丰富性显示了皇家应有排场和气派，按照爵位排列分为头等餐席，再到次等餐席轮流享用的是同一道菜，直到最底层仆役吃剩下的残羹剩菜再由厨师们卖到街头的小饭馆赚取外快，小饭馆再用浓烈的调味品重新烹制，掩盖食品的变质或者腐臭，最后卖给普通市民。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几乎一成不变地经营着这些过剩的王家筵席上的残羹剩菜和喝剩下的酒水。浩大的王家餐饮开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几乎已经难以为继，才在财政大臣杜尔果主持下，删繁就简减少浪费，算是小有成效节约皇室开支的成功改革。

十、文化言论的控制和变革

路易十四时代，与显贵大多数都被控制在宫廷一样，文化人也大多数被控制在王权利益的周围。继法兰西学士院之后，在王权支持下，又成立若干学术和艺术机构。1648年，一批常年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和雕塑家发起成立了画家和雕塑家学院。路易十四时期除了像黎世留时代一样建立文化控制机构以外，在控制手段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突出物质诱惑的作用；二是突出国王的个人形象。所谓突出物质引诱就是建立年金制度笼络文化人。所谓突出国王个人形象，也即不但要对路易十四感恩戴德，而且灌输一种观念，即文化成就都是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的光荣。路易十四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许多文艺家、科学家的思想感情。他们尊奉路易十四为古罗马奥古斯都那样的贤明君主，把文艺科学发展的成果一股脑儿归功于“太阳王”，并且在创作活动中实际上以国王的好恶为褒贬的标准。剧作家拉辛在学士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着伟大保护人的光荣服务的工具”，这个伟大保护人就是路易十四。这种阿谀奉承几乎成为十七世纪御用文人的时尚。最典型的反映是作家夏尔•贝洛1687年1月27日在学院宣读的长诗《路易大帝时代》对于路易十四的歌颂充分说明，当时的文学艺术家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联系。（参见罗芄、冯棠、孟华著《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6/58页）

王权对于文化的全面控制形成了一种带有官方色彩为上层服务的“学院派文化”，代表了上层社会的利益，反映了上层王公贵族的艺术趣味，一般以专制特权卫道士的嘴脸出现，在政治上偏于保守。

由黎世留创立的法兰西学士院，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仍然由红衣主教所控制，成员中高级教士和贵族为数不少，作家只具微弱多数，且并非个个都是大手笔，到十八世纪中叶，随着王权的式微，法兰西学士院已经成为新思想的宣传阵地，一些著名的启蒙作家先后在这里发表了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入选演说如孟德斯鸠（1728年）、伏尔泰（1746年）、达朗贝尔（1750年），这里开始向启蒙思想敞开了大门。新思想的融入，意味着新旧两种思潮在这里产生激烈交锋和撞击，由讲坛交锋所产生的火花，开始点燃社会堆积的干柴，而成为社会启蒙民智苏醒的焦点，在社会改良失落后，民众怒火延烧至凡尔赛宫廷，最终引发推翻王权的革命。

法兰西文士学院的和平转型其实预示着帝国朝纲的“礼崩乐坏”，传统王权专制统治正在逐步而向现代民主共和体制转化，其中的过程将预示着社会转型的痛苦和曲折，从第一共和国的瓦解到第五共和国宪政体制的完善，经历着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曲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几乎摧毁了大多数启蒙思想的信奉者的民主自由的理念而滑向革命领袖打着人民民主旗号的个人独C专制。

而在此革命风暴酝酿之前，是有一段相对温馨平静的沙龙岁月，很有着婴儿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孕育的美好感觉。这些都和巴黎那些高贵美丽的上流社会妇女密切相关，也就是贵族沙龙期。可以说在那些美丽睿智妇女温馨的臂弯中酝酿培育着启蒙运动一代优秀学人的成长。

沙龙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一直到19世纪都是西欧上层社会文化、社交生活的中心，引领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思潮与风气。而这颗风景线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便是18世纪的法国沙龙。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那么几乎同样可以说18世纪是沙龙的世纪。启蒙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巴黎的沙龙就是哲人们活动的中心，思想诞生的社会基础。而沙龙的组织者——沙龙女主人，这些求知、自律的时代女性，则无疑是这个精英思想圈的中枢与核心。《法国沙龙女人》（见该书29页）作者梅森说：

这种历史的惯性，一直延续到大革命前期，直到1793年，上层女性依然通过沙龙的形式对政治施加着自己的影响，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和的理想而斗争。除了私人沙龙外，皇家学院举办的公共艺术沙龙，也在文化维度之外，具有了独特的政治维度。不同职业、性别、等级的人们在沙龙里自由地探讨艺术，由此推动了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公共舆论的产生，从而为现代公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孟德斯鸠作为外省贵族在巴黎社交界的沙龙中还是如鱼得水般的欢乐自在的。他很容易获得成功，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波斯人信札》作者，更因为他是极有权势的贝里克公爵的好朋友，有他的引荐，他在巴黎社交界自然畅通无阻。在孟德斯鸠巴黎的朋友中，是军界元老戈瓦伊翁•德•马蒂翁家族。马家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佩剑贵族世家，与摩纳哥亲王、卢瓦家族、达尔让松家族及一些权势显赫的仕宦之家都有缘亲关系。老马当年在爱尔兰为詹姆斯二世作战时和贝里克结下战友情谊，通过贝里克的引荐，孟德斯鸠很自然进入马蒂翁元帅的家族，结识了一群达官贵妇。他和元帅的儿子德•加赛伯爵成了朋友，元帅的女儿玛丽-安娜竟然与孟德斯鸠书来信往，关系十分密切。以致引起她的丈夫德•格拉伏侯爵的嫉妒。由此元帅家族关系的不断延伸孟德斯鸠又进入元帅夫人的家族——贝尔特洛家族的后代，这样就非常顺利地进入了麇集在波旁世系白百合花家族的后代群体之中，我们不妨称之为“白二代”，据说白二代有十四个家族成员和他往来密切。

当时的巴黎社交界绝非一方净土，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藏污纳垢污七八糟，给人以龌龊之感。在宫廷奥尔良公爵的摄政统治正值鼎盛时期。无论是巴黎的宫廷，还是凡尔赛国王行宫，生活极为奢侈糜烂。上行下效整个贵族官僚白色团伙放浪形骸，花天酒地。尤其是贝尔特洛家族在法国政坛上丑闻百出，臭名昭著，被圣西门骂为“靠贪得无厌发家的人”。当然小孟要跻身于这个阶层，就不必介意那些充满花边新闻的流言蜚语，要融入这个腐朽没落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自己也必须随时制造些花边新闻，于是这个家族的重要人物德•普里夫人成了他的好朋友，并能够经常进入她在枫丹白露附近的贝乐巴家中的沙龙做客。

德•普里夫人在当时巴黎社交界名噪一时。据说她貌若天仙，气质超群，聪慧过人，知识渊博。但是心理阴暗，野心勃勃，超过一般女人，而且报复欲、支配欲都很强烈。为了满足野心，她风流放荡，不仅招惹一批王族亲王拜倒在她的脚下求宠，而且摄政王也是她的俘虏。最让她能够公开炫耀引以为骄傲的是孔代宫中的头面人物波旁公爵是她的公开情夫。于是尚存不多的宫廷禁忌，在她的贝勒巴沙龙中完全失去了作用。

贝勒巴的社交沙龙闻名遐迩。其中的常客伏尔泰曾经专门用诗体韵文的对话《贝勒巴的节日》生动地描述了那里的娱乐场面。孟德斯鸠曾经住在贝勒巴，对经常出入的客人十分熟悉。尽管贝尔特洛家族的人名声并不好，但是来往沙龙的客人大都是学识渊博，正派可敬之人。他们与孟德斯鸠讨论的基本都是学术问题。

身为庄园主、商业贵族、名人才子的孟德斯鸠，身处那样的时代，要想跻身上流社会，不可能完全洁身自好循规蹈矩地充当正人君子，他必须和光同尘才能打入那个等级分明的高层圈子，也才能弄明白这些圈子运作的秘密，这其实是和帝国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政治其实就是和这些高层表面道貌岸然的狗男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奉天承运管理着国家，管理着百姓，他们享受着特权，特权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比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和榨取民脂民膏，巧取豪夺，以政治特权攫取经济利益，用当下的话说叫以权谋私，而且特权是可以私相授受，世代相传的。

孟德斯鸠也经常在沙龙里参加豪赌到凌晨七点。他也曾赋诗两首与德•普里夫人眉来眼去调情取乐，摧媚取宠，和一些高贵的夫人小姐常有暧昧之语打情骂俏之词，以词臣身份混迹官场，那倒不一定是为了拽住石榴裙向官位高峰攀爬，也可能是出于近距离地观察王朝没落期帝国曲线滑落轨迹的本意，顺便满足一下和高层贵妇调情玩暧昧的乐趣，身为贵族自也难于免俗。

他曾经给波旁公爵的胞妹玛丽-安娜公主奉上过一封内容极为肉麻不堪的书信。据说他还专为自己倾心相爱的玛丽-安娜公主创作了一本修辞技术极为高超，行文绚丽多彩，表达感情热烈细腻，具有明显“洛可可”风格的散文诗集《尼德的神殿》。生动地再现了路易十五统治初期的宫廷生活。这本书是获得皇家恩准出版的，帝国掌控意识形态的官员宁愿让这种纸醉金迷渲染感官欲望的作品出笼去麻痹人民的神经，也不愿意那些触动王朝政治神经的敏感小册子出笼，煽动民众对于帝国政治现实的不满，他们希望民众在浑浑噩噩猪狗般吃喝玩乐中沉迷下去，却不愿去启蒙民众哪怕一丁点权力意识。因此，这本书问世不久，便在巴黎上流社会广为流传，连波旁公爵也赞不绝口，以至于许多巴黎的夫人、小姐为了读懂它，急切地想学习希腊文。但是就内容而言《尼德的神殿》是一本轻浮之作，里面诸多香艳、放荡的情节，荒唐淫秽的描述。以至于连上流社会的一些文化名人也对这本书试图以寓言的形式掩盖其淫秽内容，并且取得成功的做法，深表遗憾。（见张铭、张桂林著《孟德斯鸠评传》法律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第59页）

当然作者也绝不愿意把这种毫无思想性，只是取悦于上层贵妇的作品与自己联系起来，他匿名出版了这本书。坊间却流传这是作风轻浮花边新闻不断，但又才华横溢的米拉波侯爵的作品，或者干脆是启蒙运动另一员大将霍尔巴赫男爵的大作。孟德斯鸠只是一味地沉默，假装糊涂，有些人怀疑他时，他矢口否认；甚至还写信给朋友，声明对著者一无所知。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并不把《尼德的神殿》看得很重。仅就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这只是一本假古典主义的散文诗集。而孟德斯鸠在其文学生涯中，是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

孟德斯鸠几年来围绕达官显贵、宫廷要员的社交活动，是他一生中与法国政治核心层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其原因就是德•普里夫人和波旁公爵的特殊男女关系。借助两性特殊的关系打入高层使其可以和最高统治者国王可以直接接触。奥尔良公爵死后波旁公爵成为首席大臣。孟德斯鸠与政界的关系更是空前密切。只可惜没过多久，只会沉湎于男女情欲安享欢乐，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波旁公爵很快被逐出政坛，德•普里夫人也被流放，换上了路易十五幼年的老师红衣大主教弗勒里为首席大臣，是路易十五王朝经济渐趋稳定，政治较为开明的时期。此时孟德斯鸠已经在德•朗贝尔侯爵夫人的学术沙龙如鱼得水了。德•朗贝尔夫人的沙龙显然要比德•普里夫人的情人沙龙在思想学术层次上要高出许多。借助德•朗贝尔夫人在学术界的声望，孟德斯鸠如愿以偿成为法兰西学院院院士，在学术上奠定了地位。

此时，他又加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学术小圈子——中楼俱乐部。在18世纪的巴黎，文人雅士们除了相聚于气氛自由、活泼的沙龙外，还有一种定期举行的，但是比较正规、严肃的学术团体。对孟德斯鸠而言，最有意义的，也是他经常参加的一个学术团体叫中楼俱乐部，这是一个敢于议论时政，解剖社会。时有异端邪说、警世之言的学术团体。

该团体是由著名学者、也是教士的阿拉里主持。阿拉里曾任年轻时代的路易十五的家庭教师，此时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也是德•朗贝尔夫人沙龙的成员之一。鉴于他的一套房间在一栋楼的中间，每逢星期六，他都在这里略备茶点、招待朋友，所以在这里聚会的文人将他们的学术团体起名为“中楼俱乐部”。在俱乐部中，奉行着平等、自由的精神。无论是贵族，还是新型商业主阶层，无论是文官还是武职，大家一样地读书看报，一样地议论时政，没有尊卑上下之分。据说这在法国是首次。（见R•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中楼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学界的杰出人物，也是关心法兰西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从当时法兰西学士院长波舒哀神父的《根据圣经论政治》这种极端保守主义鼓吹绝对专制的文章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种传播法治、民主、自由新声的启蒙派代表作都是中楼俱乐部成员撰写。可见这里包容各种观点，允许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甚浓。他们关注的问题，不是脱离政治道德的问题，也不是无济于美学的问题，而是那些最敏感、最现实、也是最有争议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历史问题。比如，中楼俱乐部的主持人阿拉里，他致力于研究德国史，这完全是涉及到封建制度的起源，以及贵族和王室权力的关系等敏感课题被称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达尔让松公爵，其研究的方向更加敏感，当新教和天主教分别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的工具，已完全政治化了的时候，他专门研讨宗教问题。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专制政府意识形态高压下讨论这些问题是需要冒很大风险并具有大无畏勇气的。中楼俱乐部的成员甚至包括了“白二代”顶尖级家族的子弟。帝国元帅马蒂翁家的三名成员——元帅的儿子、女婿和外甥都是俱乐部的成员。可见这个持不同政见政治俱乐部的吸引力，如同巨大的磁场，吸引了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而导致和王朝最高统治头目的离心离德，连当时的首席大臣弗勒里都非常看重俱乐部的活动。而这些放纵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实在是有瓦解独裁专制政体的危险倾向。随着俱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学术界享有的声望越来越高，危及到统治秩序安全时，这批“持不同政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永远为专制政府所容忍、所赏识。而中楼俱乐部的叛逆思想家们也永远不可能为他们那些涉足政治话题极深的论题都贴上纯学术的标签，或者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时间都局限于纯学术旗帜下去讨论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后执政的帝国当局必然要对他们严加制约与防范。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言论其实都在帝国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中。忍无可忍的弗勒里首席大臣终于在1731年，宣布解散了中楼俱乐部。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前后存在达七年之久。

个人生活中的孟德斯鸠显然不是一位好的夫君和好家长，因为当初的联姻是以“实惠”为基础的，夫妻间当然谈不上真挚的感情，在对待妻子问题上恐怕连起码的温情都谈不上，妻子只是抚育子女的奶妈，管理庄园的管家，家族财富的守护神，另外也即是源源不断给浪迹在外沉湎于贵族圈浪漫生活和周游列国进行学术考察提供经费支持的利益输送机器。特别是《波斯人信札》问世以后，特别是1723年后，孟德斯鸠成年累月地逗留巴黎，其间不乏向沙龙贵妇、名门淑女眉眼逗乐献媚取宠，似乎毫不思念远在波尔多的妻子。孟德斯鸠有着自己的解释，1723年5月他从拉布莱德城堡给女朋友拉格夫人写信：

由此可见，这位拉布莱德看守家业女主人已经对自己长期不归家，在外浪迹的丈夫所作所为忍无可忍，竟然以耳光相向，夫妻关系已经上升到家庭暴力的地步，至于长期以冷暴力冷落对待妻子的负心游子却在异性朋友面前扮演了一个受到家庭暴力欺侮的可怜丈夫角色。他曾在《随想录》中发问：如果允许男女非法同居那么谁还会结婚呢？

话虽这么说，妻子对家庭的忠实和理财的能力，孟德斯鸠深信不疑。他每次外出，都把管理庄园的重任托付给妻子。从1727年1月到1731年5月，他常住巴黎，并开始周游西欧列国，达4年零4个月之久，家中的一切事务，及庄园生意经营，悉数由妻子打理，他毫无牵挂无忧无虑地怀揣足够的金钱，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考察去了。

2018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