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被歌頌『就是好』。在八十年代,被毛澤東打倒的走資派重新站立起來,把它定性為「十年浩劫」。又三十餘年以後,當年參與文革的初中生習近平和同夥『定與一尊』,獨專國權,偷偷地以修改教材的方式,把文革說成『艱辛探索』。
如此,倒也不算太奇怪。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本來就沒有良好穩定可持久的人文價值觀。文化大革命,當時有什麼文化?破四舊算推翻傳統文化嗎?革命之後創立了什麼新文化?沒有。文化大革命,無疑是要了文化傳播者的命,無論是教師,還是文藝工作者都深受其害。
文革,看上去是毛澤東對政權不自信,害怕像蘇聯那樣,斯大林死去,赫魯曉夫批判他。同時,經過大躍進和吹噓畝產萬斤糧導致的三年大飢餓,到1966年生產和經濟得到恢復,劉少奇鄧小平的威信升高,毛澤東感到受到中央高官們的冷落,所以要打倒劉鄧。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就誕生了。
但是,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奪去百萬人性命又數千萬人受到牽連迫害,看上去毫無計劃,毫無組織。和其他運動一樣,完全摧毀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神話。因為最高領袖僅憑個人好惡,就發動一個運動,破壞了全國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對全國體制的吹噓,什麼都是全國一盤棋,似乎是做對了就是大獲全勝,但實際上是經常滿盤皆輸,文革本身就是這樣,在文革中北京四中的紅色貴族高幹子弟孔丹給毛澤東寫信希望取消高考也是這樣,並且真的取消了十一年。孔丹等人成立的『西糾』迫害老師和五類份子,私設牛棚黑監獄。等到八十年代搖身一變成為紅色資本家,掌管光大中信金融機構大權,現在中國被美國貿易戰所苦,這位又跳出來,吹噓用「舉國體制」應對中美貿易戰。什麼是「舉國體制」,習近平的大撒幣主義難道不是「舉國體制」?就是讓人民承擔苦難,共產黨中的貴族階層獨專權力和財富。
現在我來分析文革,得出這樣一些結論。毛澤東是無知農民主義者,就是認為國家治理,有農民就行了。他領導的共產黨,就是農民帶領農民奪取政權,所以他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實際上,他需要的領導幹部,是對他的絕對順從。但問題是他自己的陰謀詭計太多,別人也很難琢磨他到底想什麼,所以就被他利用一段時間,他感到不滿意了就徹底打倒。他對權力絕對壟斷,並且希望未來的領導人能延續他的『路線』,導致他疑神疑鬼,不斷殘害最高一級將官,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是最危險的職業,干這兩個職業的人,從1959年的廬山會議到林彪逃跑,沒有不被老毛狠整的,有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林彪黃永勝。
在1965年毛澤東整掉總參謀長羅瑞卿,因為國防部長林彪有病不大管事,總參謀長的實權就很大,而可以理解的是,總參謀長跟政府部門有良好的互動,就是跟劉少奇鄧小平關係挺好。為了將來整劉鄧所以先整羅瑞卿。因此毛澤東就聯合軍中感到被羅冷落的老帥葉劍英之類把羅整掉。
在毛澤東身上,可以看到伴君如伴虎的極景。他的身邊只能有毛代表江青,極左筆杆子姚文元張春橋,能懂點他心思的特務康生。他們就如江青受審時所言,僅僅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其他高官一概很難跟他共事很長時間。羅瑞卿在文革沒有正式開始就被整肅掉,因為他不但是軍方頭目,而且是書記處書記,因此跟鄧有關係,副總理,跟劉少奇周恩來有關係,當過公安部長跟北京地方關係很深。所以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做為北京市委書記,陸定一做為宣傳部長,楊尚昆僅僅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結成什麼反黨集團,實在不可能。但毛澤東整人,就是喜歡整一片,無論是彭德懷還是林彪都是這樣,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本身。這種連罪製造成共產黨內鬥殘酷無情,戰友害戰友。想堅持原則,為受害者仗義執言,那就會像黃克誠那樣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
看看經歷文革前後事件的人寫的回憶性文章,可以說如果把名字換成張三李四,毛澤東的中央就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互斗,無法用對錯來解釋,然而共產黨體制內的文膽總是用正確錯誤來解釋一切的。這些精神病患者就是為路線啊敵我啊軍權黨權啊等等毆鬥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