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安慶仁文章：當法律徹底異化，暴力維權天然合理。

    法律的異化，是指法律越是想體現其自身的精神，結果就越是背離法律的現象。在原始資本主義社會，法律異化不特是普遍現象，而且異化的非常徹底，條文越多、內容越是詳細，在司法實踐中法律就越是傾向於維護非正義行為，儘管法律條文可能沒有問題，但由於自由心證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普遍介入，法官們完全可以以此為依據，在利益驅動下做出極不公正的法律判決。如果案情非常明顯，法官們則利用程序法中存在的便利，沒完沒了的調查、取證或以此為推脫、搪塞的借口，遲遲不進入審判程序，從而達到最終拖垮以至拖死受害人的目的，於是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研究法律，絕不能教條的就法律本身尋求答案，而是要把法律與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態緊密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因為法律從來就不像資產階級法學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絕對中立的旁觀者，否則不啻於把法律視同冥冥中的上帝。但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法律既然是人制定的，所以它必定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既不可能脫離其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也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並全面反映其所處時代的生產關係狀況，具體的說，奴隸制社會的法律，必定反映了奴隸制社會的生產關係；封建社會的法律，必定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必定反映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

    需要區別對待的是，雖然從普遍意義的角度上講法律反映了其所處時代的生產關係，但這可並不是說法律在司法實踐中就總是一成不變的維持其自身的特質，因為生產力對法律的影響僅僅是基於宏大的歷史背景，而法律不單是歷史的產物即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同時也是時代的產物即不同政府背景的產物，正因此我們才會看到這樣的結果，一個政府如果政治很清明，法律條文即便很簡要，法律精神也同樣能夠得到較好的貫徹；反之一個政府如果政治很腐敗，無論法律條文多到什麼程度、內容多麼詳細，法律不但不能體現出其自身的特徵，反而還會導致否定自身的結果。在這樣的時代，所謂的法律其實是一種反法律的東西，社會越是提倡遵守法律，則說明法律受踐踏的程度就越為嚴重。

    古人說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讓我們一目了然，但凡英明的帝王，都反對繁法贅律，因為他們知道，法律重在執法者的貫徹落實，執法者執法公平，法律條文即便很簡潔，社會也同樣會形成遵紀守法的良好風尚；反之執法者沒有公心，法律條文再多，也是南轅北轍。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妨以明朝為例，朱元璋時代「輕其輕罪，重其重罪」，雞毛蒜皮的事在衙門口罰罰站就結了，大案要案則要罪加一等，實際上這等於說，法律就是給那些具備作大案要案條件的人制定的，那麼毫無疑問，法律針對的人群肯定不是草民百姓，而是那些權貴階層。

    拿到現在來看，小偷小摸如果同比量刑要拘留十天，則只拘留五天；貪污犯同比量刑如果要判斬監候，則改判斬立決。就此可知，朱元璋心中的法治社會首先是吏治嚴明的社會，因為只有吏治嚴明，官員遵紀守法，老百姓才會心悅誠服。按照今天的觀點說，領導幹部率先垂範，不怒而威，社會不治自安，但如果反過來，領導幹部前腐後繼，姦淫擄掠、欺行霸市、魚肉人民，老百姓告狀無門，伸冤無路，那麼即便法律對老百姓在苛刻，也遏制不住老百姓心底里殺人越貨的衝動，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除了殺人越貨暴力維權，老百姓的確找不到另外一條生路。

    1929年經濟危機時代，在羅斯福的鐵腕控制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法律修正案，其中一條是：人民有免於飢餓的權力。這無疑意味著，饑民們即便哄搶超市那也是合法的，因為這是在維護自己免於飢餓的合法權力，再進一步解釋，這種哄搶超市的行為儘管帶有暴力性質，但這種暴力性質的哄搶行為如果是為了維護自己免於飢餓的權力，那麼法律就承認這種暴力維權的行為具有合法性。如果問什麼樣的法律才是理性和公平的，顯然，這樣的法律就是理性和公平的，因為只有這樣的法律，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法律異化現象。

    就以上觀點而言，不能避免異化的法律絕不可能體現法律精神，相反它會自我否定，而且越是強調體現法律精神，就越是會背叛法律本身。在這樣的所謂的法律和所謂的法律社會，越是遵紀守法，弱勢者受到的傷害就越大，正如《水滸傳》里的林沖，因為遵紀守法而家破人亡，最後逼上梁山。對於這樣的法律，人民絕不能盲目的相信，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和主張，尤其是應該明白，無論遵守法律還是觸犯法律，即便結果一樣的可能性極高，但至少，後者會讓你得到心理平衡，同時也沒準尋得一條生路。

2010-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