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三年困難時期」

    1959年，我在瀋陽；由初中考高中，雖然是中考，可是學校的勞動仍然很多，到處是「3年趕英15年超美」的「大躍進」放「衛星」和歌頌「三面紅旗」的「賽詩會」。因為糧食畝產「成千上萬」，所以，前半年沒覺得糧食緊張。後半年，突然發現商店的東西越來越少，要「票」的東西越來越多。尤其是肉每人每月由一斤，改為半斤。油改為三兩，（這個定量一直保持很多年，所以北京人把東北人叫東北虎下山，東北人管陳錫聯叫陳三兩。）雞蛋只有過節才給半斤。後來幾乎「絕跡」了。油水少了，吃的自然就多了，所以開始盼望快到吃飯時間。那年的冬天是難過的，因為城市的「盲流」開始多了。（現在的人們知道什麼叫「盲流」嗎？就是盲目流動到城市的農村人口。）我親眼見到小飯店的一幕：一女子剛買來2兩饅頭，就被一個「盲流」打落在地，還沒等那女子反應過來，那人已跪在地上，一面吃，一面磕頭。那女子氣得一跺腳，走了。

    1960年才是全國困難的「高潮」。我的糧食定量是34斤，弟弟30斤，母親27斤，父親32斤。因為沒有蔬菜和副食品，所以家家戶戶都有浮腫的，尤其是老人和婦女。瀋陽夏季又「發大水」，有定量卻買不到糧食，最困難時每人每天二兩糧，足足有三，四個月。中學生還要下鄉「支援農業」，我就是那時嘗到「生黃豆」和「生苞米」的滋味的，（不敢明吃，借口撒尿，跑到別處，趕快吃一口，就擦乾淨嘴，再跑回來，如果被民兵抓著，就完蛋了。）

    1961年是困難的尾聲了，這時才聽說餓死人的事。因為消息閉塞，所以的報紙都說「形勢大好，越來越好」。所以只知道周總理在大會堂吃飯也舔盤子，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新聞。那時挨批評的是習仲勛，說他在中南海「擺大盤子」了。這時也才知道，我姥爺是頭年餓死的。母親的浮腫已經不能穿鞋了，我和弟弟到處挖野菜，打零工換菜票。乾菜賣到3元一斤，糧票3.5元--4元一斤。

    後來人把這段歷史稱「三年困難時期」，據說萬里講他在安徽調查過，這期間死有上千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