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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杂志上看到了这篇在日德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生活的文章，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颇有同感。如文中所述，对于我们这样身在异乡，远离父母家人的游子，实在需要来自朋友的支持与关怀，所以积极地加入各种交友圈，主动地融入地域文化很重要。概要译出该文，经作者本人同意，在此发表，供各位异乡漂泊的朋友参考。 (原发表者：房丽燕，原标题“欧洲人的日本生活”)
一待就是二十二年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 Ulrich Moehwald（德国）
初来日本的记忆
我在日本已居住了20多年。最初是以研究留学为目的，计划只待一年。那是1987年9月1日，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德国（西德），第一次来到了日本。
当时，正值以金融市场开放为背景的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东京和大阪外国人激增。大都市的再开发计划不断地推进，古老的街景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昭和时代理所当然的日本方式、日本人姿态也在数年后渐渐消失了。
但是，在乡村尚存有昭和时代的生活氛围，除东京、大阪、神户以外，外国人很少见。因此，在日本的外国人若不通日语的话，生活则十分不方便。
那时学英语会话刚刚开始流行。因为不懂英文，而面对外国人紧张异常的日本人非常之多。我就常常遇到这样的日本人，我用日语提问，对方却用英文答道：“I don’t speak English.”
但是那时的日本人非常友好。常常是我在街角取景拍照时，便有随时准备帮助迷路外国人的日本人出现。但是，警察却不一样。到派出所去问路时，警察总是马上说：“先出示你的外国人登录证！”
来日本之后才认识到的德国
刚来日本时，对于它与欧洲有那么多的相似而感到吃惊。从成田空港驶向东京的电车车窗望去，所观赏到的东京街景与巴黎郊外很像。开始在日本生活以后，也看到过很多与法国的都市很相似的街景。但是，生活细节的相异却是随着在日本生活的深入慢慢体会到的。
例如：对于友人的期待，日本与欧洲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欧洲，我们遇到困难时一般与朋友商量，希望得到朋友的意见和批评。但是在日本，大家期待着与朋友谈论愉快的话题。因为朋友批判了自己，而与之断交的事不少。遇到困难时，日本人多与家人商量。对于此相异点，我是花了很多年才真正理解的。
不过，我在日本并没有遭遇过很大的文化冲击。这是因为来日之前，我曾经有过在欧洲数国生活的经历，因此有了很多接触异国文化的机会。我并没有要求自己深入地学习日语，也没有对日本存有某种固定的期待。然而我所受到的真正文化冲击是在1988年8月31日，我回到德国以后。在当时的西德，西柏林人以其不友好、服务意识差而闻名。长期生活在那里，并没有感觉到。但是，体验了日本文化之后，才真实地感到了这种不友好的程度之甚。
置身于两个社区
我认为长期生活在外国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融入问题。在日外国人加入的社团，与日本人的社团有很大不同。日本人是以通过朋友圈子及工作关系建立的专业团体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住区及亲友的不同社交圈等。在日外国人的社团，则一般为由本国人构成的圈子或由不同出身国的人组成的国际性交友圈。这样不同的交友圈有时会交叉重叠。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日本人与外国人对人际关系的期待是根本不同的，加入外国人的交友圈特别对于得到精神上的慰籍与支持非常重要。
最初来日本的时候，我将妻子留在德国，单身来到了东京。最初，我与日本的家族研究者和农村研究者组成了一个专业研究团体。另外，我还通过东大社会研究所及国际交流基金，参加了由来自外国又居住在东京的日本研究者组成的团体，并积极参加了以德国文化会馆为中心的“德国人村”。
在杉并区高圆寺附近的“阿帕托”（简易公寓）住了一个月后，我搬到了东京大学的International·Lodge，因此没有加入到什么社团中去。1987年11月，因为在冈林信康的音乐会上认识了同龄的日本人，而因此与立川市的很多日本人成为了朋友。
再次来日与新的交友圈
1989年5月1日，我在德国日本研究所就了职。并再次来到东京生活。这次我带来了我的妻子。来日本后，我依然参加日本人的专业团体，但与德国人以外的外国人的联系不太密切。对我们夫妇来说，最重要的交友圈是与立川日本朋友的交往，及妻子在茶水大学女性文化中心认识的朋友。但是，1993年10月我转职到了中部大学，我们也举家搬到了名古屋，由此疏远了东京的交友圈，朋友的骤然减少，特别对妻子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们夫妇当初并没有长期滞留的打算。最多待5年，便准备回德国。但是，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东西德合并统一的巨大社会变动之中，而且正好妻子在名古屋找到了一份教德语的工作，日本朋友也日渐增多。加上我们对日本社会参予与融入的实现等等诸多理由，我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决定争取在1998年拿到永住资格。
名古屋的德国人比较少，但我们积极地参予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团体之中。特别是2000年，随着我的摄影及艺术相关活动的增加，我们与名古屋的外国人的联系日益加强。我和妻子分工，她以维系日本朋友的圈子为主，我则以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为主要活动内容。
但是，妻子突然病倒了，那是2004年7月。到她2005年4月离开人世的9个月里，我的日本朋友及外国朋友给与了我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这件事让我再次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多么地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