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毛 文革 6--7---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
４—１９６７．５）〕

第七节　谈判异常激烈，只为加不加“正确”两个字

    本来第三条还有“调整和扩大总部”的内容，但是谈判中对此没有涉及。即使
总部调整扩大，再增添几名４１４人士，加上我和王良生原有的委员，总部里“４
１４串联会”的代表依然只是少数。


    我们担心的是，团派占绝对优势的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极有可能作出非常
不利于４１４的决议，譬如，以大局为由要求解散“４１４串联会”。对这样的决
议，要是不执行，就是违背《四项协议》。要是执行，无疑是自己钻到自己结的套
索里去，吃哑巴亏。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非常的被动。

    对于第四条，我们一开始主张干脆不写，回避处理。团派坚决不同意。谢富治
也支持团派的意见。我们一看反对不了，就强烈要求在第四条中加上“正确”两字
，修改成““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团派代表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权威性
，它作出的决议当然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内心是想以这一条来束缚４１４，担心
要是加上了“正确”两字，４１４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字把一切不合４１４胃口的决
议都说成是不正确的决议而拒不执行。

    这一条款，就像是如来佛的“紧箍咒”。没有这一条，团派担心４１４这个“
孙猴子”随时会造总部的反；有了这一条，４１４担心总部随时会想出什么妖蛾子
整治得４１４头痛欲裂。

    两边内心的担忧都有一定道理，彼此也心知肚明，但又都不便拿到台面上来。
于是为了加不加“正确”两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６８

    一年前，要是工作组说“工作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蒯大富会认为这样的
说法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坚信蒯大富肯定不会同意这样说法的。““井冈山兵团
”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样的说法违背毛泽东思想，实在
太明显了，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能一眼识别的。而现在，因为这有利于蒯大富了，
他就坚持这样的说法。看来，还是利益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深信加上“正确”两字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以顽强争取。我们
当即背诵了一段很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
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们还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上都要加“正确”这
一限定词，对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反而不允许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岂非咄咄怪
事？

    谢富治迅即掏出语录本，以我非常惊讶的熟练程度翻到第１０３页，带着大舌
头腔念道：“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我们反驳：““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都不是党的机关。”
    谢富治疾言厉声地回驳我们：““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权
力机关，也适用的！”
    我们顶嘴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经常做出错误
的决议。”我们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把心里的顾忌摊上了桌面：“如果回去以后
，他们利用多数做决议叫４１４解散，我们难道也要执行吗？”
    谢富治拉长了脸不悦地说：“你们应该相信他们，要互相信任。”

    一句来一句去，我们顶撞着谢富治，据理力争，毫不示弱，但是气氛越来越僵
硬。

    形势严峻，连一向稳重少语的龙连坤顾不上干部的身段，忙不迭地帮腔。我也
赶快放下“首席谈判代表”的架子，一再插话抢话。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尤其是沈如
槐急得有点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起来，极力反驳谢富治的谬论。

    团派代表在旁边使劲起哄，说４１４对大联合没有一丝诚意，４１４公然反对
谢副总理的指示……

    我们不顾脸面的顶撞抢白，团派代表的火上浇油，彻底把谢富治惹毛了。他虎
着脸说：“我是为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而来的。你们这样吵来吵去，连我这个北京市
革委会主任也管不了你们啦？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谁要当就谁来当吧！你们要是
想打内战就去打吧。一年二年都没关系。等你们打够了，再签协议！”

    谢富治撂下的狠话，就像是下了最后通牒。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已经没
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被逼到了死角。

    我一看谢富治沉下脸，动了怒，心里又是担心又有恨意。过去对他的敬重，在
此时已经消失殆尽。眼前的谢富治如凶神恶煞一般，已不是军人的威严，而是蛮不
讲理的霸道。

    我看到蒯大富、鲍长康的嘴角上挂着得意的微笑。微笑里面，还有一丝对我们
的冷笑、嘲笑和幸灾乐祸。

    明明白白这一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非得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在谢富
治虎视眈眈的威逼之下，一股被逼订立城下之盟的屈辱涌上心头。

    就我心中的怒火和愤懑，我真的很想猛拍一下桌子，腾的一下站起来，吼一声
：“老子不干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尽管我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是在逼
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怒发冲冠的激愤冲动。

    我当然可以不签字，可以把谢富治和团派撇在这里扬长而去，可以显示我们威
武不能屈的精神。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团派回校以后，“拒绝大联合”
、“破坏和平谈判”、“反对谢副总理”等等吓人罪名都会铺天盖地的压在我们头
上。谢富治会向毛泽东汇报，很可能会惹得龙颜大怒。４１４将陷入极大的被动，
严重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难以估量。

    我要是签字，明知这是明显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又会给４１４带来极大危害，我
如何向４１４的其他头头和广大群众解释交待？

    实在是左右为难！

    蒯大富已经代表总部在协议上签了字。

    谢富治看着我。团派代表看着我。４１４的几个代表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
，有愤怒，有屈辱，有无奈，有不安……

    沈如槐凑近我的耳朵嘀咕道：“我们不签字！”我轻声地问他：“要是我们不
签字，能走得了吗？”沈无语。

    我想，四条协议，前面三条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经过力争才得到的。尤其是
９：４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一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为这一条而推翻
全部协议不签字，可怕的后果立马就会降临到４１４头上。签了字，争得了基本的
利益，可能产生的后果回去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我心中权衡再三，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抓起重如千斤的钢笔，代表４１４签下
了我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内心有撕裂般的痛
楚。真窝囊！真屈辱！真不甘心！

    签字完毕，谢富治那张紫红色的嘴脸回嗔作喜。团派代表喜逐颜开，眉飞色舞
，使劲地吹捧谢富治。我们一脸苦相，闷闷不乐。

    这次谈判，沈如槐给谢富治留下了深刻的但是负面的印象。在我们临走时与谢
富治握手作别，谢富治握着沈如槐的手，不忘批评了一句：“你这个小伙子呀，只
能做一个闯将，不能做元帅！”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们少言寡语，气氛沉闷，心情沉重。怎么向４１４群众
解释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怎么让４１４的其他勤务员理解我们这些代
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心中茫然。

第八节　墨迹未干，我就撕毁了《四项协议》

    回校以后各自散去。我向４１４群众接待室走去。

    不少老四已经得知我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一路上有
人拦着我，关切地打听情况。我边走边说，到接待室的时候，后边已经跟着一些人
。接待室里的人更多。显然，他们早就在这里等着头头了。

    我简略地讲了谢富治主持两派谈判的情况，讲了《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

    听了前二条，很平静，没啥反应。听了第三条，有点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一
听完第四条，顿时大哗。责问声随即响起：“这么明显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条款，
你们怎么不坚决抵制？”“你们为什么不先回来与我们４１４群众商量就签了字？
”

    开始，我还做点辩解。后来责问声越来越响，甚至还有责骂声。有的老四十分
激动地谴责我们，说：“你们这是屈服于谢富治的政治压力，与团派搞妥协，丧失
了无产阶级立场，出卖了４１４战士！”

    我自知理亏，本来就有点“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惭愧，只是没想到４１４群众
的反响会这样大。看这架势，《四项协议》在４１４群众中肯定通不过。

    我对大家说：“当时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签字的。你们要是不同意
，就贴大字报造我们头头的反嘛！”

    晚饭后，我到４１４广播台去。果然，那里已经有好些老四以及没有参加谈判
的勤务员。见到我，又是一片责备声。沈如槐召集勤务站的人开会，说：“别互相
埋怨了，要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

    多数勤务员认为前三条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第四条。有人说：“勤务站应
该发表公开声明，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先讲清楚，比以后蒯大富作了解散４１４
的决议后再不执行而违背协议要主动些。”有人说：“参加谈判的头头就不要公开
反对《四项协议》了，免得团派说他们是出尔反尔，撕毁协议。”大家都很同意。
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让没有参加谈判的“汲鹏等１９个
委员发表声明：⑴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⑵抵制孙怒涛等人的右倾；⑶协议
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这样的一个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对《四项协议》的基本接受（前三条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是对整个《四项协议》的抵制和否定。

    勤务组还默许甚至怂恿下面的战斗组造我们这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头头的反。我
们认为，４１４群众不满的情绪表达得越激烈，我们撕毁《四项协议》就显得越是
有理，越是迫不得已。

    对《四项协议》不满，当然也是对谈判《四项协议》代表的不满。我作为签字
的首席代表，更遭到大家的严厉质问和指责。我本来已经十分愧疚了，这时连连认
错。“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
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４１４战士，要求４１４战士炮轰４１４头头。
”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４１４群情一片激愤，“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以
及“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的表
态仅仅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进行抵制，“东方红战团”中的一些勤务组成员不
满意汲鹏等人发表的声明调子太软。他们单独发表声明，说“《四项协议》是反毛
泽东思想的”。我对这样的上纲上线也很反感，认为过分。

    团派看到４１４这样对待《四项协议》，大骂４１４背信弃义，也大骂我不讲
信用，撕毁协议。

    我陷入了团四两派共同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团派眼里，我成了那个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墨迹未干即刻撕毁和谈协议的蒋介
石。在４１４眼里，我成了那个屈服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因而右倾投降的陈独秀。
没一个人能理解我，原谅我，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无法宽恕自己。

    ４１４方面强烈抵制《四项协议》，团派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四项协议》
。签字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蒯大富利用传达谢富治指示的
机会，对４１４进行攻击。这明显违背了《四项协议》第一条“双方停止一切‘内
战’，不许相互攻击”的承诺。４１４抓住这一点，认为是团派违背《四项协议》
在先，为自己抵制《四项协议》找充分“理由”。

    ４１４的反叛举动，团派的不检点行为，都没有逃过谢富治的眼睛。５月２３
日凌晨一点，４１４广播台的大喇叭叫我赶快去接一个重要电话。我一听是谢富治
办公室打来的，非常重视，立即叫广播台同步进行电话录音。来电说这是谢副总理
的指示，是传达给蒯大富和孙怒涛的：“你们总部和４１４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
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
作对你们有好处。”

    我接听电话指示以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并立即与沈如槐等人商量。我们对“
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的告诫不很理解。但是既然现在连毛主席都知道了《四项协
议》，这就非同小可了。凌晨二点多，我通过４１４广播台一字不差地传达了谢富
治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大礼堂由兵团总部召开的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
大关怀”大会上，我再次进行了传达，并“代表４１４总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
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我对谢富治的指示是不折不扣如实传达了，但是对《四项协议》“坚决拥护、
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仅仅是为了应付。

    "414串联会”勤务站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漂亮。在统一运作下搞了一次阳奉阴
违，施的是雕虫小技，演的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把戏，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背信弃
义。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漂亮外衣下，最本质的是４１４的利益容不得有半点损失
。

    我现在这样严厉的抨击，对于那些留校的没参加谈判的勤务员显然是不公正的
。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保护４１４利益的派性考虑当了一次“周瑜”。即便是参与谈
判的那几位勤务员，这样的抨击也是过重的。因为最后拍板签字的不是他们，而是
我。

    我在谢富治面前，既没有本事说服他，也没有胆量跟他翻脸。回来以后，一边
忙着做
检讨，一边与大家商量合谋。真正阳奉阴违、背信弃义的，就我一个人，无论我有
多少无奈和压力，都不能成为这样做的借口。这是一次违背我以往做人原则的政治
道德的堕落，我深感惭愧。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种氛围的政治斗争中，我学到的究竟
是聪明，还是狡黠？我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演变。

第九节　团派紧锣密鼓筹备革委会，４１４策划密室一心奔独立

    团派的形势一片大好！

    成立革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谢富治的坚决支持。《四项协议》已经
签订，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团派上下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全力以赴
，奔着同一个目标。可以这么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兵团总部这一边。而４
１４正好相反，外有团派及谢富治的挤压，内有群众的普遍不满，陷入了极其被动
的困境。

    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得意容易忘形失态。蒯大富踌躇满志地说：“当前的大好
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

    蒯大富传达了５月２３日谢富治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
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
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
大富下台，４１４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
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于是，团派就从谢富治的传达
中拼凑出“４１４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这让我十分反感。毛泽东的话
意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怎么能随心所欲地剪辑、演绎成这样的“最高指示”了呢！
而且，对于谢富治向毛泽东的汇报，我相信《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是会汇报的，
但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汇报４１４强烈要求第四条加“正确”二字、团派坚决不同意
加这样的分歧细节。毛泽东也不可能过问得很细。能够听取清华两派的协议并且表
了态，这对毛泽东而言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我对谢富治用毛泽东赞同《四项协议
》这样的话来压４１４屈服，同样很不满。

    “革筹小组”开会，两派各自推荐共提出“学生代表３７名，革命干部５名，
革命教职工７名，共４９名；常委１７名，主任１名，副主任４名”供群众讨论。

    对４１４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团派搞起了连不少老团都感觉不太光彩的
搞臭风。“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
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４１４的革命小将、革命干
部彻底搞臭。在团派“９。２４”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２４个‘让孙怒涛
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对我的搞臭内容，也就是“九评”学习那点事情。

    本书初稿曾向鲍长康征求意见。在一次聚会中，他对我说：“老孙，你知道对
你的搞臭风是怎么组织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告诉你这个几十年前的秘
密吧。

    那时团派已经掌握了全部学生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写的“九评”学习
检查材料（我真不知道像我“九评”学习时候的检查材料都要装到我的档案袋里，
今日听了仍令我感到极感震惊！）老鲍说，他把这些材料散发给一些战斗组，让他
们写搞臭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我对老鲍说，我“九评”学习中暴露的问题在工作
组时期已经有班上的同学在大字报上捅出去了。老鲍开玩笑地说，那是个人行为，
我们那一次可是“组织行为”啊！老鲍又说，“你的书名叫《良知的拷问》，我也
算是拷问了一次自己的良知。”我紧握老鲍的手，为老鲍坦诚、磊落的胸襟深深感
动！

    尽管那时我的脸皮已经练得有点“刀枪不入”，对我搞臭也无所谓了，但是我
对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本身还是很反感的。为此，我、汲鹏、王良生发表了《严正声
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刹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
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过了两天，５月２８日，在大礼堂进行革委会选举。４１４方面鉴于前几天的
团派对４１４候选人的搞臭风和对４１４的攻击依旧不减，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
没有派人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
决。开始一切很顺利，最不顺利也只有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
４１４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
。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
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
，表示“革筹小组”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由于我们都没参加这次选举会，写得如此绘声绘色的选举详情究竟如何我并不清
楚。要是汲鹏、王良生以及我的通过都如此之艰难，沈如槐是折腾了几次才通过的
？好像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没提名？对于团派单方面搞的选举闹剧，
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两派签订《四项协议》以后，４１４是公开抵制，团派是实际违背，两派都没
有遵守执行《四项协议》。４１４撕毁《四项协议》为团派的攻击提供了口实，团
派违反《四项协议》的作为给４１４的分裂提供了借口。才几天功夫，《四项协议
》已经名存实亡。刚调整扩大的“革筹小组”因４１４的不再参加而成了团派的一
言堂。

    这些天，鲍长康代表总部号召兵团上下“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
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
睡，一定要在５月３０日前成立革委会”。陈继芳也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老子铁
了心，５。３０一定要成立革委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４１４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们不再理会团派单独搞的革委会选举，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策划
４１４的独立，即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４１４独立的主发动机

    “东方红战团”对于４１４的出路，态度是很明确的。

    派生于“八八”、“三纵队”的“东方红战团”，在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等方
面与团派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从“井冈山兵团”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离
心的倾向。随着这阶段蒯大富的不断犯错误以及对４１４的高压政策，“东方红战
团”要与总部分庭抗礼的态势更加明显。即使冒着分裂的骂名和中央打棍子的风险
也要坚决抵制团派独大的革委会，这是“东方红战团”的既定方针。当然，在步骤
上，在策略上，“东方红战团”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到
了５月底，“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在圆明园废墟密谋，作出了“成立新的总部、
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我对“八八”和对“井冈山”都是有感
情的。如果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分个厚薄，在兵团成立之初，我对“井冈山”更有
感情。只是，随着与蒯大富之间分歧的加大，我对总部的失望也多起来了，感情也
逐渐疏远一些了，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则亲近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
与总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像“东方红战团”与总部之间那么多、那么深。我乐于在兵
团总部里面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总部委员。在有些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在另一些事
情上我也投赞同票。

    随着争论的升级，我与总部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从来就没有
想过要脱离总部，要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要与总部分道扬镳，要与蒯大富
正面相斗。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如果说，“东方红战团”是想把我从蒯大富营垒
拉出去成为与团派对抗的同盟军的话，那么我更多的是想借助“东方红战团”这一
外力逼着蒯大富认识错误、更弦改辙。

    ５月中旬，当“东方红战团”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向我吹风，说什么“只有经
过分裂才能达到真正的联合”，我不仅没有这样的念头，对于这种歪理，心里还挺
反感的。

    这期间，“三七战团”开过好几次战斗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研讨过学校的
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也谈到过“分裂”这样的话题。有主张不得已就分裂的，也有
主张无论如何要避免分裂的。总的倾向性意见与我一样，都是主张能不分裂就尽可
能不分裂。

    一提到分裂，我就想起了张国焘。红军长征路上，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另立中
央，公然分裂党。因此，张国焘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现在的情况当然不能做这样
简单的类比。我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得不与错误的“
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但是，归根到底是我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这总
是一个客观事实。分裂，怎么说都是一件很难听的事情。谁都不愿意背上分裂的骂
名和责任。难道我想做清华文革历史上张国焘那样的分裂主义分子吗？决不！

    此外，４１４与团派的矛盾难道真的尖锐到非得分裂就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步了
吗？我心存幻想，感觉好像还没有那样严重。

    我当时是这样估量４１４的两支中坚力量的：

    “三七战团”，既没有搞分裂的心思，也没有搞分裂的魄力和能力。没有“东
方红战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总部分裂的。有了“东方红战团”，在某种条
件下，它可能会跟随着分裂。

    “东方红战团”，不管有没有“三七战团”相随，它或迟或早都要从“井冈山
兵团”中分裂出去的。没有“三七战团”，它分裂以后究竟会有多少４１４群众跟
着“东方红战团”走，这样的一个分裂组织能生存多久，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如
果有“三七战团”一起参与分裂，那么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分裂后生存的机会就
多得多。

    “东方红战团”这架动力强劲的发动机在分裂的道路上已经启动，我也走到了
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后缩？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局势逼着
我作出最终的抉择。

第十一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最终抉择了分裂

    前段时间，我无论与蒯大富怎么有分歧，闹矛盾，搞对立，那都是政治观点上
的，并没有再上升到组织上的决裂。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我知道我已经处
在分裂还是不分裂的十字路口。

    《四项协议》对我个人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方向的抉择上，我从不主张分裂偏
向到了不得不分裂。

    谢富治是那样的蛮横无理，连“正确”两个字都不允许加。团派承认４１４合
法仅仅是改正错误，并非是实质性的让步。而承认４１４合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赶快
成立革委会这一功利目的，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从根本上改变对４１４的态度。
搞臭风、攻击风就是明证。

    如果不分裂，那以后“合伙”的日子怎么过？今天兵团总部、“革筹小组”的
决议要无条件的执行，明天革委会的决议更得无条件的执行。要是不执行，罪名就
更大了，那是抗拒红色政权的大罪，到时候动用专政机器实施镇压也是理由十足的
。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反抗是够坚定的，让我钦佩。蒯大富对唐伟的打击、对“八八
”的否定、对“４１４是非法组织”的定性也够厉害的，让我害怕。他在这两个方
面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手段，我都领教过了。

    除了对今后形势的估量以外，在我思想的深处，还有一个对个人利益和命运的
考虑和担心。很明显，我如果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

    政治风险：清华“井冈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蒯大富是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
。他们在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战役中立下了大功。因此，不仅得到中央文革和谢富
治的支持，更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要与“井冈山”
闹分裂，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置于右倾的、分裂的位置上吗？置于与中央文革闹别
扭的对立面上吗？我们这样做，肯定得不到上面的支持，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
同情。再说成立革委会，这大方向肯定没有错。外界不会理解４１４为什么要反对
成立革委会，不会认同“两派分歧严重成立革委会的条件不成熟”这样的反对理由
。外界所看到的就是４１４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蒯大富。随便问一个路人选择支
持蒯大富还是４１４，不见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支持蒯大富，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支持
４１４。更何况，周恩来已经答应要来参加清华革委会的成立大会了。只要大会一
开，他亲自一参加，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革委会，说明４１４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
错了，是倒行逆施。接下来４１４如果不解散的话，蒯大富很可能把４１４重新定
性成“非法组织”甚至反动组织，把４１４的主要头头都定性为坏头头。到那个时
候，４１４的处境是非常凶险的，我们这些４１４坏头头的下场也是极其难看的。
被抓起来，被判刑，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完全有可能的。

    政治利益：我已经是兵团总部的核心委员，是“革筹小组”的四个副组长之一
。尽管在革委会选举中被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我知道那不过是团派的小伎俩而已。
我肯定能参加革委会，而且风闻我是内定的四个革委会副主任之一。这个相当于清
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令人炫目的。我也明白，在这个革
委会里，我只是被团结的对象，只是用嘴皮子参政议政的一只花瓶而已。很有可能
过不了几天，我又会被蒯大富当做右倾分子排挤出来，当做唐伟第二来打击。但是
，在近期一段时间内，有虚名、无风险，还能满足一下虚荣心，这点大体上也是肯
定的。

    如果我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但是，如果我害怕承担
政治风险，却想着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而放弃我的政治立场，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在老四眼里，我就是一个背叛者；在老团眼里，我就是一个投机者；而我对自我的
评判则是一个变节者！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胆怯。在诱人
的政治利益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动摇。因为谁都有私心杂念，谁都有得失考虑。
要说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与命运，那是不真实的。

    但是，影响一个人思想行为的，不仅仅只是趋利避害这一条。我，以及我们这
一群人，在当时是把政治理念视为根本，把政治观点看得极重的人。就我的内心而
言，我非常在乎坚持独立的政治见解。当捍卫我的政治观点与追求我的政治利益发
生严重矛盾的时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究竟选择什么？

    那是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年代。我们已经认准了我们是在坚持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我们也已经认准了蒯大富在是极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要
以一切力量和可能采取的办法进行抵制，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有天大的牺牲也在所
不辞。我想过政治风险和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因此而动摇过，我坚定地取义而舍利
。

    当沈如槐等人把“东方红战团”的决定告诉我，询问“三七战团”的态度时，
我与汲鹏商量后，决心不再理会“三七战团”一部分成员的反对意见，决定以“三
七战团”声明的形式支持“东方红战团”，一起与总部决裂！

    我做出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政治决断。我很明白，这一决断不只是影响我
一个人，也会影响到一大批４１４群众。不只是影响４１４的未来，也会影响清华
文革的走向。

    从这一时刻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
为４１４这叶小舟的两架发动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迎着恶浪，奋力向前！

    “三七战团”的坚决支持，我和汲鹏的明确表态，让沈如槐和“东方红战团”
的核心们十分惊喜，他们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几天，团派上下忙忙碌碌。彩旗插上了，标语挂起了，锣鼓备好了，请柬派
送了，就等着５月３０日良辰吉时一到，等着周恩来、谢富治等贵人主席台一坐，
广播一响，口号一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庆典就要开幕了。４１４知道团派全
力以赴在做些什么，因为这是公开了的。团派是不是知道４１４暗地里正在紧锣密
鼓地策划分裂？他们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知道４１４的动向
，但是没太放在心上。对于团派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要革委会的大牌子
一挂，无论４１４折腾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样来也都无济于事了。

    清华园中，团四逐鹿，究竟鹿死谁手？
    水木湖畔，鱼死网破，到底谁笑最后？

    谜底即将揭晓。

〔未完待续〕

yangharrylg

2013-10-09 14:57

〔上接Zk1307c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４— １９６７．５）〕 第十二节　不伦不类的“井冈山４１４”，这个名称是我坚持的     在策划分裂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最后采纳了我的提议。     一是新组织的名称。     “东方红战团”认为，既然与“井冈山”彻底决裂了，那么在名称上也应当抛 弃“井冈山”这块牌子，与“井冈山”划清界线。他们提议新成立的组织名称叫“ 东方红”。他们甚至搬出驻在清华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７０的话：“我看甩掉 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既不同意张广友的观点，对他居然说出这样 不合记者身份的话更感到十分吃惊。沈如槐与张广友交往甚密，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除了因解散“二万五千里”找过他以外，此后再也没有与他交往。这可能与 他对“三纵队”——“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更欣赏，对“天安门纵队”——“三七 战团”不太感兴趣很有关系吧？我认为他是伸向“东方红战团”的一只手。究竟是 红手还是黑手，我不知底细，但我不喜欢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插手清华运动。我心里 一直对他保持着一份警觉。     “东方红战团”与“井冈山”既没有什么渊源，也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对“东 方红”这一称谓情有独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三七战团”不同。“三七战团 ”成员中既有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的，也有来自“井冈山红 卫兵”（蒯派）的。如“第一湘江”绝大部分组员都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 的蒯派。所以，总体而言，“三七战团”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即使现在不得 不要离开“井冈山”了，对“井冈山”这一称谓还是有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感。在“ 三七战团”的会议上，即使愿意分裂的人都不愿意易帜成“东方红”。如果易帜， 不仅组织上离开了“井冈山”，还有一种投奔到“东方红战团”门下，被“东方红 战团”收编的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样的小心思又摊不到桌面上来。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条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在４１４的基本群众中，大多 数人对“井冈山”是有感情的。要让他们在组织上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已经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再要他们在情感上与“井冈山”一刀两断，接受一个并 不怎么喜欢的“东方红”，难度就更大了。新组织的名称固然很重要，但是争取更 多的４１４群众跟着新组织走，那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与４１４独立后的前途命运 密切攸关。     “三七战团”的人一定要我坚持在名称中必须有“井冈山”，并把这作为“三 七战团”跟着“东方红战团”一起独立的条件。     在有关名称的协商过程中，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都认为 在名称中应该有“４１４”，这点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我们不同意叫“东方红４１ ４”，“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对“井冈山４１４”这个名称也是怎么看都觉得别 扭。所以，在名称问题上争辩得很激烈。我绝不后退的坚决态度，以及我为４１４ 　前途和利益着想的正当理由最终说服了“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经过反复比较 这两个名称的利弊，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名称就用“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 　这是我坚持的结果，也是“东方红战团”为了大局照顾“三七战团”情绪作出的 让步。     所谓利弊，这里的“利”，也有沈如槐所说的“从“井冈山”拉出去一支队伍 ，对老蒯影响可能不大，而在“井冈山”内部‘另立中央’，会使老蒯十分难堪” 这样的派利考虑。老实说，“东方红战团”的人会这样想，“三七战团”的人并没 有那么去想。     名称定下来以后，有一位“东方红战团”的头头说，蒯大富已经背离了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我们才是真正的井冈山人！我听了这种虽说不是全无道理的强辩，心 里着实感到有点好笑。我想，只要你们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就不吭声了。     沈如槐后来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的名称虽然有些不伦不 类，但它带来的好处却妙不可言。”     要说“不伦不类”，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成“八 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也是共用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的。４１４与团 派共用“井冈山兵团”，并非首创。不过当时我说服大家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用这 一先例作为理由。     真正“妙不可言”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４１４群众脱离蒯大富的“井 冈山兵团总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障碍。其次，让社会对４１４的认可也有 一点帮助。因为从名称看，这是同一个造反组织的两派因观点不同而分家，并非是 保守派为与造反派的对立而另起炉灶。     如果再说一点小秘密，那就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细微的奢望。我要“下山 ”了，要与老蒯分手了，这是非常伤感情的。这伤筋断骨的裂痕，是很难愈合的。 但愿在名称上还连着这么一层脆弱的皮，希望能在以后的大联合中对创伤的愈合多 少起点作用，也希望日后老蒯和老团们能明白我的一点良苦用心。     我不知道团派和蒯大富听到“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这个名称后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可能很恼怒？可能很无奈？我现在知道大多数团派都认为这是４１４要沾 响当当的“井冈山”的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充分利用“井冈山”的品牌效应 和无形资产。这样的猜测是不符合实情的。“东方红战团”根本就不想沾“井冈山 ”的光，他们在心理上对“井冈山”是排斥的。我代表“三七战团”坚持用这这个 名称，并非想沾“井冈山”的光，而是出于对“井冈山”还留有一份真诚的情谊。 团派的朋友们可曾想到这一层？ 第十三节　尽倾主力背水一战，这个建议是我提议的     我参与的另一项决策是策略性的。     沈如槐原先的设想是这样的：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在“东方红战团”中精选 五十名骨干分子结成死党，由沈如槐亲率这精锐之师组成“敢死队”，　抱定必死 的决心，成立４１４总部。以“三七战团”和“东方红战团”剩余力量为主包括绝 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由我牵头仍然留在“４１４串联会”里，以照顾４１４群众中不 愿分裂的情绪。如果“敢死队”突围成功，那么“４１４串联会”马上就跟进，合 并到４１４总部里去。如果中央对刚成立的４１４总部狠狠地打一闷棍，定性为分 裂势力或反动组织，那么这批“敢死队员”即使做拼死的抵抗，也肯定要“光荣牺 牲”了（被狠整的意思），４１４肯定要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４１４串联 会”这块阵地还在，仍然可以继续与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和新成立的革委会周旋到底 。     这确实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两全之策。沈如槐的身先士卒，“东方红战团” 的勇挑重担，都让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士气 高昂，誓言为信仰、为主义、为正义而甘愿献身。那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令人动容，令我钦佩！     当沈如槐在２６（或２７）日向我通报这一方案的时候，我是同意并接受的。 回到“三七战团”，我找汲鹏等人商量讨论这一行动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的最 大的优点是稳妥，最大的弊病恰恰也是因为稳妥。把退路考虑得过于周到的稳妥方 案会给广大４１４群众留下头头们顾虑重重、决心不大、信心不足的印象。这样瞻 前顾后反倒更加重４１４群众的疑虑不决，有可能让这样一次生死决战最终因不够 大胆果断而流于失败。所以大家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稳而不妥的方案。我们经过慎 重讨论反复比较，最后形成了另一个方案。     我把“三七战团”的方案通报给沈如槐：既然这是一次决定４１４命运，也是 关乎清华运动方向的大决战，那么４１４的决策层就应该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和破釜 沉舟的决心。我建议４１４勤务站的大多数头头都拉出来参加４１４总部，只留下 很少几个头头留在“４１４串联会”里，对顾虑较多，想看看形势发展再说的那部 分４１４群众起一个“收容队”的作用。那样，４１４总部宣告独立的浩大声势， 上面即使要打棍子也多少会有一点顾忌。而４１４的基本群众看到４１４头头们都 义无反顾地脱离了总部，他们受这股声势的鼓舞，也会大胆的跟进，因而４１４突 围成功的希望反而更大。两强相遇勇者胜！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 该多显示一份勇气，少留存一点后路。     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计划，更有风险性，当然也更刺激。对于我们 这些二十几岁血气方刚、派性充斥的年轻人来说，诱惑力也更大。     “三七战团”向来是以观点温和、行动稳健著称的。当我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 、冒险的方案，实在有点出乎于“东方红战团”的意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三七 战团”观点温和，行动犹豫。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三七战团”观点虽然温和，立场 却很坚定，而行动是坚决果断的。看到“三七战团”有这样的决心愿意与“东方红 战团”一起共赴艰难，令“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们既惊喜又感动。     经过仔细的反复推敲，最后由沈如槐拍板决定：“４１４串联会”的核心中， 除了宿长忠、蒋南峰、王良生三人留守以外，沈如槐、孙怒涛、刘万章、陈楚三、 汲鹏、张雪梅、陈家国等核心悉数参加４１４总部。４１４的两大主力部队“东方 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倾巢而出，不留预备队。     ４１４已经不打算只用一小股“敢死队”做“火力侦察”，而是要用“主力军 团”做“集团冲锋”。那气势，正如４１４战歌所唱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 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我们挺胸昂头，有进无退，勇往直 前！ 第十四节　突围成功，４１４终于独立     ４１４这边为独立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兵团总部那边为成立革委会大张旗 鼓地筹备着盛大典礼。     对于兵团总部召集的总部会议，我一贯的态度是叫我参加我就参加，没叫我参 加我也不会主动去问。《四项协议》签订以后，兵团总部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总部会 议了。对此，我十分理解，因为我已经完全站到了总部的对立面。再参加总部会议 ，既不适宜，彼此也会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总部筹办革委会庆典的情况和进展，但是５月３０日是一个已经铁定 的大庆日子。兵团总部上上下下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高音大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 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邀请来的造反派代表也 陆续到校。已经有过４月１０日在中央主楼广场承办三十万人揪斗王光美大型集会 的经验，再办这样一场庆典，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了。     ４１４总部的成立日期定在５月２９日。这个日子也是精心计算过的。无论如 何一定要赶在５月３０日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４１４总部。革委会成立之前成立４ １４总部，那是一个红卫兵组织内部闹分裂的问题。要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再成立 ４１４总部，那就是公然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性质要严重多了。     在沈如槐的统一指挥协调下，４１４广播台、４１４报、各主要战斗团体准备 了大量的文告、大字报和大会发言稿。这过程中，“东方红战团”的战斗力得到充 分的展示，“三七战团”也紧密配合，互壮声威。     ５月２８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零点过后半小时，随着“东方红”浑厚激昂的开始曲，４１４广播台的声音响 彻清华夜空。音色声调酷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女播音员隆重广播了由我参与起 草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成立宣言》，宣告了与“井冈山兵团” 并行的、相对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然后宣读的是《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以及４１４总部的几个决议、“４１４串联会 ”的决议、“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重声明》等。那个晚上，还没有 入睡或者睡后又被吵醒的人们都知道了清华园终于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 大事件：４１４正式分裂出来了，而且声势不小！     ５月２９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的４１４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更把气氛推向高潮 。二千多人的大礼堂里席无虚座。过道上、空闲处也都是坐的、站的人，甚至在主 席台上的讲台周围也全都坐满了人。发言者慷慨激昂表着忠心和决心，互相鼓劲， 也是互相壮胆。     我与其他的４１４头头一样，心里最惦记的是：４１４已经跨出了分裂的一步 ，团派的激烈反应是必然的。中央会怎么表态？会给新成立的４１４总部定什么性 ？焦虑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团派成立革委会的庆祝大会是会如期召开的，所以清华大 学革委会也会如期成立的。至于周恩来会不会来参加，不好说，来或不来的可能性 都存在，但似乎不太会影响大会的召开。     听到４１４总部的成立，团派对这种公然分裂的行径立即给予回击。不过声势 不大，因为他们正在专心致志为庆祝大会的筹办做最后冲刺，忙不过来。     当时团派写过一张大字报，我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银基突发领袖狂，前如槐，后万章，骑马挺戈离井冈……”。这首诗写得非常形 象、生动，让我马上就联想起高高瘦瘦的堂·吉诃德骑马挺戈大战风车的情景。４ １４公布的总部委员名单中，沈如槐排在第一名，在我之前，刘万章是第三名，排 在我之后。于是，在团派的想象中，沈如槐成了我的马前先锋，刘万章成了我的马 后殿军。团派这个战斗组写的大字报颇有文采，只是消息也有点太不灵通了，到这 个时候还以为我是４１４的一把手，想当领袖而策划了４１４分裂呢。     事情的转折没有预兆，来得太突然也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天后，即５月３０日 凌晨４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 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 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 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     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想，全校师生，两派 群众，听完第一遍广播以后的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被突发的奇迹惊呆了！惊呆得脑 子一片空白！     怎么一回事啊？周总理不来了？革委会推迟了？不成立了？成立不了了？     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４１４方 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 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我很高兴，很激动，欣喜若狂。因为４１４的成立，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这 结果是我们曾经祈望过但又没抱多大希望的。因为周恩来不参加庆祝大会而导致革 委会暂时不成立了，这个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有一种逃过了大难，躲过了 一劫的侥幸感觉。     我马上想到了蒯大富。我想，当他收到谢富治的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 难受、懊丧。革委会的流产，是蒯大富掌权以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也是与４１４较 量中的严重失败。我想他对４１４的怨恨肯定又增加了几分。想到这里，我心里并 不轻松。     唉，可怜的蒯大富！     我刚生出点恻隐之心，一想到蒯大富毫不留情地打击唐伟，毫不手软地把４１ ４打成非法组织，我的怨愤又上来了。     哼，可恨的蒯大富！     此时此刻，我对蒯大富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４１４突围意外成功，几乎完胜。团派革委会流产，近乎完败。这样的结局， 注定了４１４成功之后必然磨难更多，团派失败之后必然复仇更烈。此后，清华出 现了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朝一野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并存的局面。这团四两派， 争斗是常态，偶尔也联合，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直至最后兵戎相见，生死相搏，那 种惨烈，在这个５。３０的清晨，任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清华的文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十五节　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怎么定出来的？我的说法     "414串联会”的领导机构，是二十几个战斗组长的联席会议，当时称为勤务站 。这些战斗组的组长都是勤务员。勤务站按多数勤务员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大家都 应该执行，一致行动。如果有人持保留意见，不愿意参加某项活动，也悉听尊便， 不会追究的。譬如我反对而且没参加４。１５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勤务 站的谴责。串联会的决议并不对所属成员构成刚性的约束力。     此后，由“４１４串联会”组织的辩论会或召集的大会上，出头露面最多的除 了我以外，还有沈如槐、汲鹏、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等人。那时大家一心想的 是如何积聚力量，如何在与总部的辩论中压倒对方，如何抵御总部对４１４的高压 政策，如何争取更多师生的同情和支持，如何扩大４１４队伍。对于经常参加４１ ４活动的普通群众来说，那些常在公众场合亮相的勤务员都是４１４的主要负责人 。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我是挑头的，另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是另一个人挑头的。总之， 当时的“４１４串联会”是蛟龙群舞但不混乱，大家协商办事，一心谋事，众人齐 心，生气勃勃。     就我自己感觉，由于我的名头、影响都比其他的勤务员要大一些，不论是兵团 总部方面，还是４１４群众方面，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４１４串联会”最主要的 头儿。在“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会议上，沈如槐经常是最活跃的人物。在整风阶 段，沈如槐不仅把“三纵队”串联起来，也把“天安门纵队”与“三纵队”串在一 起。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慢慢地演变成了会议的召集人，后来又 经常是会议的主持人了。在这过程中，他的革命热情，他的协调能力，他的思想观 点，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无论是“４１４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 都没有想过“４１４串联会”要推举一把手的问题。谁都知道“八八串联会”的头 儿是唐伟、陈育延、吴栋等人，唐伟是其中最主要最出名的负责人，是“八八串联 会”的代表人物，但唐伟不是“八八串联会”的一把手。唐伟自己也说，“八八串 联会”没有定谁是一把手。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必要设一把手的 。我觉得“４１４串联会”现在这样的协商运作机制已经很不错的了。     “天安门纵队”也好，“三七战团”也好，虽然比串联会的组织要严格、固定 一点，也没以某种程序确定谁是一把手。一般人都认为我和汲鹏是代表人物，或者 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也仅此而已，并不是一把手。我们当时把这些头衔都看得非常 轻。你属下的成员认为你是头儿了，那就是头儿了。那个年代，谁都可以自封为“ 司令”，只要有人愿意跟着你走。一个没有兵的司令，那就是光杆司令、空头司令 。要是手下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上百人愿意跟着你，你叫“勤务员”也 好，叫“司令”也好，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他们的头儿。     “天安门纵队”、“三七战团”的实际运作是王允方、高季章他们。我知道自 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比较弱，顶着主要负责人的虚名已经有点名不副实了。所以，我 没想过“４１４串联会”要有个一把手，更没想过我要去当它的一把手。     我没想，不等于别人就没想。     大概是５月中旬（也可能在上旬或下旬，实在记不清了）的一个晚上，我忙完 事情回寝室休息。到了宿舍里，同班的老四问我：“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沈如槐吗？ 我们还以为是你呢。”     我说：“从没明确过谁是一把手呀！你们怎么知道沈如槐是一把手的？”     他们说他们听到４１４广播台广播了一篇稿子，里面提到沈如槐是４１４的一 把手。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他们说是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     我沉默了几秒钟，一下子就来气儿了。广播台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乱说的 呢？怎么可以没经过“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的讨论决定就宣布某某某是４１４的 一把手的呢？那也太不像话了吧？     我楞了一会儿，猛地感到一阵被强迫接受的屈辱涌上心头。我觉得连跟我商量 都没商量一下就宣布沈如槐是一把手，实在太气人了！     找他们论理去！我一扭身，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感到十分委屈和憋气。     我一路快步疾走，间或小跑几步，从１２号楼奔向大礼堂的方向。下意识中， 我好像是要到科学馆的４１４广播台去质问一个明白似的。     穿过六、七号楼中间的小广场，经过新航空馆，还没过新水利馆东北角那座小 桥，我被从宿舍里赶出来的两个同班老四赶上了。老张老李看到我神色不对头，激 动得都失态了，怕我出事，赶紧跑步追上来，终于追上了我。     他们一个从后面用双臂用劲地抱住我，一个在前面挡住了我的去路，嘴上喊着 ：“老孙，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我正在气头上、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我使劲挣扎。他们不放手，把我抱得 紧紧的，让我动弹不得。我挣扎了一会儿，没挣开，就僵持在那里。     他们问我，你要干吗去？你找谁去呀？你就是要去找人，也要冷静一点以后再 去的呀！     因为不再脑袋既空白又混乱的赶路了，慢慢的，我开始冷静下来了。     是的，我要找谁质问去？我要质问他们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质问呢？     我答不上来。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想好，我干吗要跑去质问？我有点泄气 了，身子不再硬邦邦的了。趁势，他们把我连拉带推强劝着回到宿舍。他们看着我 上床了，又劝慰了几句。     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刚才自己提的那几个问题。     我问自己：“你想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吗？你有能力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吗？”这 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我不想，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谁能当４１４的一把手呢？”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我是要去质问为什么把沈如槐称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我强烈反对沈如槐当一把 手？好像也不全是的。我老实承认，沈如槐当４１４的一把手，是有点出乎我意料 的。但是我并不强烈反对他当一把手。     那么为什么我一听到沈如槐是４１４一把手这个消息会那么冲动、那么失态呢 ？我问自己的心。     我的心告诉我，我是因为这件事没有经过协商就强迫我接受的做法所激怒的， 是对“东方红战团”这种做派心里感到很愤懑。如果“东方红战团”想拥推沈如槐 做４１４的一把手，完全可以在勤务站会议上正大光明地隆重推出沈如槐作为候选 人让大家讨论决定。凭着“东方红战团”的人多势大，要达到这个目的是不难的。 那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做派。尽管我或“三七战团”的其他人可能会对４１４需要不 需要明确谁是一把手提出异议，也可能会对“东方红战团”推荐的人选提点不同的 意见，但是，对我们而言，只要“东方红战团”坚持，这些台面上活跃的“东方红 战团”头头，我都可以接受的。     既然我不想当４１４的一把手，既然“东方红战团”的人那么想让他们的人当 ４１４的一把手，既然我并不反对沈如槐当一把手，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去吧，让沈 如槐去当这个一把手吧。     这么一想，虽然反感他们这样做派的气还是没有完全消退，但我决定不再跟他 们计较论理了。心里一释然，也就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我像没事儿一样，照旧做该做的事。     不知道“三七战团”的其他同志有没有听到这一广播，也不知道４１４广播台 此后有没有再造这样的舆论，反正我的平时表现与以前无异，大家也与我一样，忙 着各自的事情。     当年我失态这件事情，连王允方、汲鹏他们都没有告诉。此后，我也从没有告 诉过任何人。     前些年，老蒯率一帮团派朋友来杭，有人直接问过我：“你们４１４当年怎么 会推选沈如槐当一把手的？”对他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我笑笑， 未作解释。     我在前二年翻出了一份在１９７１年９月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其中有这么一 段文字：     在５月２９日４１４总部成立以前，是“４１４串联会”的形式，由一个勤务 组负责，共２０多人，组织上比较松散。那时沈如槐还不太出名。而我因为本来是 兵团总部的核心组成员，而从一月份以来一直与蒯大富有意见分歧的总部内唯一反 对派，所以当时影响比沈如槐大。尽管串联会勤务组中从来没有排过谁是第一号头 头、（谁）是第二号头头，但当时４１４和团派群众的心目中，我是４１４串联会 的主要负责人。不过我与沈如槐是明确分工的。我负责主持“４１４串联会”的大 会，沈如槐负责（主持）勤务组会议。实际上“４１４串联会”的骨干力量是“东 方红”，其次是“三七”，沈如槐也在主持勤务组会议中慢慢形成他的核心和威信 。到４１４总部成立时，才正式定沈如槐是第一把手。     由此可见，在整个“４１４串联会”期间，是勤务站集体领导，并没有明确谁 是第一把手或总负责人。后来慢慢地形成主要由我主外、沈如槐主内的领导格局。 因为我出头露面比较多，名气比较大，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４１４串联会” 最主要的头儿。     ４１４总部成立的时候，协商决定总部委员名单，才明确了沈如槐是４１４总 部的一把手，排名第一。具体的协商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为什么推举沈如槐作 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我猜想是这样几个原因：     １、为了主导４１４，“东方红战团”必须要争一把手这个位置。他们早先制 造的舆论也是为争一把手做准备。在他们看来，““天安门纵队”是温和派，孙怒 涛是代表人物。其他的四个纵队都是强硬派”，沈如槐“是代表人物之一。在４１ ４的发起人，４１４的核心组中，强硬派占大多数，他们不希望温和派做一把手。 主要是担心温和派在关键时刻有可能把队伍引向妥协之路”。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确实是“东方红战团”的心里话。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前后，“天安门纵队” 、“三七战团”都是“三纵队”　、“东方红战团”团结、争取的对象，是友军， 是同盟军，但不是依靠的对象，不是“我军”（“三纵队”之间的关系，才是“我 军”之间的关系）。我和汲鹏作为４１４的核心成员，可以参与决策，但是绝对不 会让我成为４１４总部一把手的。假如我硬争，“东方红战团”宁愿另外成立其他 的组织，也不愿屈居在不能由他们主导的４１４总部里。在整风中，“三纵队”被 总部强制解散，后又受到各种压制，这对“三纵队”的刺激很大，让他们吃到了没 有权力就要任人摆布的苦头。所以，“东方红战团”对实权看得极重，他们必须掌 握自己的命运，这点意识他们是很清醒、很强烈的。     ２、沈如槐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之前及其成立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充分表 现出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精力充沛、工作能力强、作风雷厉风行等 特点，展示了他的才干，树立了他的威信。沈如槐自己也说：“最主要的因素则是 在前一阶段与蒯大富是斗争中，我的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并在策划成立４１４的 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在“东方红战团”中，资历比沈如槐老名气比沈如槐大的 还有几位。综合考虑以后（其中有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核心中班次最低，在高 班头头毕业以后仍能带领４１４坚持下去这一因素），他们认为沈如槐是最合适的 人选。我从来不认为沈如槐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权欲而争权夺利的人。但是为了 “东方红战团”这一群体利益，沈如槐不想做一把手也得做一把手。当然，有“东 方红战团”做后盾，沈如槐自信有能力做好一把手。此后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沈如 槐做４１４的一把手是勤勉的、出色的、得到４１４广大群众拥护的。４１４即使 在最内乱的时候也没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这是４１４的万幸。     ３、我比较温和的观点虽然赢得了大多数４１４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缺 乏一把手的气魄和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出自蒯派，来自团派，曾是兵团总部委 员，与蒯大富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样的政治背景，很难取得“东 方红战团”的充分信任。而我在签订《四项协议》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右倾、软 弱和妥协，更遭“东方红战团”的恶批，认为我“违背４１４广大战士意愿，没有 坚持原则”。广大４１４群众也对我大为不满。在４１４上下的一致炮轰下，我的 威信也骤降至最低。在两派尖锐斗争的环境下，呼唤一个更强有力的一把手领导４ １４是必然的选项。多年后蒯大富曾对我说过，４１４如果是你当一把手，两派可 能早就实现大联合了。此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点道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老蒯的 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我是不可能成为４１４一把手的。蒯大富坚持不肯在《四项 协议》上增加“正确”两个字，也让他的“如果”更加成为不可能。     ４、无论是“东方红战团”还是“三七战团”，我认为头头对个人的权欲名利 都不怎么看重，但是对群体的权欲，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三七战团”继承了 “天安门纵队”宽容、顾大局、忍让以及书呆子那样的不争权理念。在４１４里， 不仅“东方红战团”的力量明显强于“三七战团”，对团派、对蒯大富的态度，也 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抱幻想、态度强硬，表现得更为勇敢和坚决。所以由“ 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出任４１４总部的一把手，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此以后，由沈如槐执掌的４１４大船，开始了外战与内斗的艰苦历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