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毛 文革 6---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４１４串联会”（１９６７．４—１９６７．５）

第一节　“４１４串联会”首次行动是强夺总部广播台，极不光彩

    在整风和干部问题这场大论战中，有一批隶属于纵队派的战斗组，如沈如槐的
“千钧棒”、陈楚三的“战地黄花”、孙怒涛的“第一湘江”、汲鹏的“轮机兵”
、倪振伟的“二万五千里”、尹尊声任彦申的“刺刀见红”、黄瑞和的“不怕鬼”
、周泉缨的“云水怒”、段云富的“巴黎公社”、高季章的“锷未残”、宿长忠的
“翻腾”、张雪梅的“八八探照灯”、刘万章的“红色小老虎”、郭仁宽的“暴风
骤雨”、任敦渭的“第一红五星”、李贵芝李伯川的“人民万岁”以及“从来急”
、“风雷激”、“争朝夕”、“鹰击长空”、“曙光初照”、“八八春雷”、“１
３５６”、“开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换新天”、“第一高举红旗”等
，他们观点鲜明、影响较大，成为纵队派的代表。

    由于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因此就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交流信息、分析动
向、切磋对策。

    当时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尽管这些战斗组的能量很大，战斗力很强，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对全校运动的大局有影响，也得到相当多师生的支持和赞同，但是，与已
经上台掌权，既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和社会承认又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总部相比较
，那就显得势单力薄，无法抗衡了。

    "28团”和纵队派的“四纵一团”（“天安门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
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后
成立的。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求解散跨车间、跨班组
、跨系、跨班级的组织，按行政系统实现大联合的社论。兵团总部以此为契机要求
解散纵队，回班级闹革命。“２８团”率先响应，“天安门纵队”、“毛主席警卫
团”跟随其后也宣布解散。其他“三纵队”硬撑了好几天，到３月１１日，不得不
也宣布解散。

    从３月中到４月中这一个多月里，没有纵队支撑的“纵队派”与兵团总部在干
部问题上的激辩，都是以战斗组形式进行的。“纵队派”一方面深感兵团总部对清
华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不得力，有时成了运
动深入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又痛感“纵队派”自从各纵队解散以后，力量分散，
单体弱小，难以协调，无法用一个声音发出最强音。怎么办？经过多次串联协商之
后，认为唯有再走联合之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最初密谋搞一个串联会的是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主席警卫
团”的头头和骨干。他们商量有了初步意见后再找“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
纵队”协商。就这样，由二十多个战斗组作为发起单位，决定成立“彻底批判干部
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

    因为串联会的名称实在太长，而成立的时间定在１９６７年的４月１４日下午
，所以有人提议这个串联会简称为“４１４串联会”，获得大家的一致通过。

    广东话“８”就是“发”、“４”就是“死”之类的彩头和忌讳都是八十年代
以后才流行开来的。以日期作为组织名称，这在当年是常见的现象。至于４１４成
立以后有人把“４１４”写成是“四幺四”、“死要死”、“试一试”等等，都算
是派战时期或调侃或贬义的４１４别称吧。为什么不选更早一天或晚一天，别无更
多深意，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西主楼３－２０８教室，出席“４１４串联会”成立大会的“有７００余人
，代表２５０余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
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并顺利通过了预先准备好的《４１４串联会第一次
大会决议》。

    当晚，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
的辩论会。“４１４串联会”参加了辩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散会
后已近夜深。之后又在北院的一间教室里召开４１４发起战斗组组长会议。

    那段时间，大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怎样推动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怎样应对
兵团总部的压制上。在成立“４１４串联会”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是以协商办法
决定的。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虽然规模比纵队要大，但是比纵队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次战斗组长联席会议上，这个会上，有没有讨论“４１４串联会”的领导班子，
或者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存疑。我并不记得讨论“４１４串联会”的一把手问题
。当时的形势、氛围以及时间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

    但有一个议题肯定讨论了。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到了总部广播台拒绝广播“４
１４串联会”成立的公告和海报。一说起这事，大家心里都愤愤不平，很是有气。

    在大字报区，“纵队派”完全可以与兵团总部相抗衡。“纵队派”大字报的质
量与数量常常占优。但是大字报一定要有人前去观看才有效果。而且，有些精心写
作很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去不到一二天甚至才几个小时就被人用粗制滥造的大字
报或者直接用大标语覆盖了。这是大字报的短处。一想到这，非常郁闷。

    大会辩论，也要由总部组织才能开得起来，因为场地和扩音设备全掌握在总部
手里。曾经有过几次辩论会，总部往往处于下风，所以，有时总部对“纵队派”要
求大辩论的叫板，宁愿缩头，也不开辩论会。

    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全校的广播系统了。广播可以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
叫唤。即使在吃饭时，休息时，那高分贝的喇叭声直灌耳朵，你不想听也得听，无
处可躲，无处可逃。

    总部手里有广播，４１４手里没有广播。总部独霸着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
，发出的都是总部这边的声音。

    所以，会上一说起广播，与会的人莫不情绪激动，认为兵团总部的广播台应该
播发不同观点的稿件，不能只有代表总部的一种声音。

    有人提议：把总部的广播台夺过来（名曰“暂时接管广播台”），以此向总部
表达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的强烈诉求。这提议像是一针兴奋剂，大多数人都很感兴
趣，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要是从总部手里把广播台强夺过来，肯定要引起严重冲突的。这只能激
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明确表示反对强夺广播台。

    马上有人将了我一军：“老孙，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永远
被总部压制着不发声吗？”

    强夺广播台是不对的，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要是强夺，就是我们在用不讲理的
办法对付总部的不讲理。这是我的直觉。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主意既能冲破总
部的压制又不至于激化矛盾。既然我提不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比强夺广播台更
好的方案，于是只好闭嘴不再讲话。

    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要能集中正确的意见，说服貌似有理的不正确意见，会出好
的点子。我只能辨别强夺广播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也想不出
好的点子。所以，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头头。

    多数与会者都支持这一行动。我印象中，沈如槐等先前是“三纵队”的那些战
斗组长最积极。只有极少几个先前是“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长表示反对或没表态
。串联会的议事决策规则就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多数同意了就算通过。既然大
多数同意，于是就开始具体行动的策划。

    我听着他们的策划，既没有再吭声，也没有退席以示不满。对于他们即将实施
的行动，我当然不会参加。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强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会上的临时动议，还是有几个战斗组事
先已经有过密谋拿到会上来讨论的。总之，这是一次由“４１４串联会”多数战斗
组长同意、以“４１４串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
的行动。

    会议最后决定在第二天中午趁人不备之时，派一支小分队强行接管在明斋的总
部广播台。会上落实了要接管的人员以及准备要广播的稿件。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才结束。

    尽管我不赞同这次行动，但毕竟是“４１４串联会”的第一次行动，而且是极
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行动，我非常挂心，惴惴不安。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一直在三院后西大操场东的那块操场上徘徊。这天中午我
没心思吃饭就跑过来了，眼睛不时地瞄向明斋，遥望着那里的动静。我心神不宁，
十分忐忑。我不知道今天的冲突会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结果。我甚至不知道
我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我不希望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不希
望打斗、不希望受伤、不希望流血。我当时还闪过盼望这次行动因为某个意外的原
因而取消了的念头。

    突然，全校的大喇叭中断了正常的广播。接着，传来了另一个广播员播出的《
４１４革命串联会就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告全校革命同志书》。这是“４１４串
联会”强占广播台前预先准备的广播稿。稿子还没广播完，又戛然而止。过不了一
会儿，看到明斋东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不断有人从门里踉踉跄跄地被挤推出来。
我知道这次偷袭、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不忍心再继续旁观惨不忍睹的失
败，懊丧着回１２号楼的宿舍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参加，是后来有人绘声绘色给我讲述的：

    这支失败了的偷袭队伍并没有灰溜溜地做鸟兽散。在现场的４１４负责人把这
支凌乱的队伍集合起来，先在明斋前开了４１４第二次串联会，接着以悲壮之师的
形象在西大操场、大礼堂区游行，一路高喊反对总部压制言论自由要求改组广播台
的口号。沿途有不少同情４１４的师生加入，最后居然集结起一二千人，再沿着二
校门前的东西干道一路游行到主楼前广场，开了一个颇有声势的４１４第三次串联
会以后才结束。

    事后，４１４的头头们沾沾自喜地用坏事变好事来总结这次行动。虽然具体的
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锻炼队伍、扩大影响、凝聚人气上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在以后的一次４１４会议上，也说“４．１５行动是一个失败的行动，但却是一
个革命的行动”

    显然，我当时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用“革命的行动”为４１４群众鼓气，只是
掩盖错误的一种自我安慰。

    自文革开始以来，冲突已经多次。８。２４的红色恐怖，那是自称最革命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针对“妄图翻天”的“阶级敌人”的。主席台上争抢话筒、彼此
推搡，那也都是在公开场合情绪激动时的过分表现。一个下属的群众组织对其上一
级组织的要害部门进行偷袭强占，这在清华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团四两派的关
系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性质而论，是极其恶劣的。

    幸亏当时还没有武斗的氛围。４１４是赤手空拳去强夺的。广播台没有设防，
团派也是赤手空拳把４１４的人挤兑出来的。这一次事件，有人说是武斗，有人说
是冲突。这肯定不是文斗，硬要说是武斗也未尚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
是一次严重的群体冲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故意减轻这次冲突性质的恶劣。武斗
不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升级，从徒手到器械，从长矛到真枪实弹演变而成的吗
？

    这次冲突的原因和责任，双方各有各的说法。４１４声言，总部的高压政策是
造成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总部应承担全部责任。总部当然把原因和责任全归于４
１４方面。

    我认为总部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实行高压政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构成４
１４强占广播台的理由。４１４要求总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属下的每一个群众组
织，不得歧视，更不得压制。４１４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如果以不合
理、不正当的手段来表达合理正当的诉求，那么要求的合理性、正当性就会大打折
扣，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４１４企图以过激的方式达到改组广播台的目的，也就
是想以暴力手段实现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样的思维是完全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其结果是暴力升级、矛盾激化。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蒯大富改正压制
不同意见的错误，效果恰恰相反。蒯大富当天就宣布“４１４是非法组织，反革命
复辟逆流的一部分……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４１４一切文章”。４１４以自己的错
误“引导”蒯大富去犯更大的错误。这虽非４１４的主观故意，客观效果看上去很
像是如此。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中央文革。４１４要求向谢富治汇报而遭拒绝。４１４成立
后的第一次行动就让自己在中央首长面前丢失了印象分。

    这次冲突是谁挑起的？是４１４！谁该负主要责任？也是４１４！

    长久以来，许多团派群众始终对４１４强夺广播台这件事耿耿于怀。这也难怪
，因为“４１４串联会”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兵团”内部组织上公开出现了一个
反对派，４。１５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开创了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坏先例。

    ４１４方面，在其后的派战中对强夺广播台的错误行动，没公开承认过，检讨
过。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认识不足，没有深刻的反思。这是很不应该
的。

    老实说，在“４１４串联会”成立的当天所组织的第一次行动竟然是强夺广播
台，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也是我心里一直极不舒服的。我当时虽然表示了一个反
对的态度，也没参与这次行动，但是事后我为了４１４的派别利益竭力美化这一行
动。长期以来，我的认识一直是很肤浅的。

    ４１４没有自己的广播台，犹如一个人没有喉舌般的痛苦。此后十几天，参加
４１４的一些老师自发捐款购买广播设备筹建４１４广播台，有的捐几十元（相当
于一个年轻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有的甚至捐几百元（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
）。５８这让我们这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们极为感动。就这样，４月３０日，４
１４终于有了自己的广播台。

    我在４月１４日那晚想不出的办法做不到的事情，４１４的群众就这样帮我们
解决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评论蒯大富、沈如槐和我的表现：

    说蒯大富：受压的时候讲理，掌权以后就常常不讲理。
    说沈如槐：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也敢于不讲理。
    说孙怒涛：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只好闭嘴不再讲理。

    对蒯大富、沈如槐如此这般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感觉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对我的评论，我觉得虽不是全部至少在不少时候确实是这样，很形象、蛮到位
的。当然，具体到强夺广播台这件事情上我后来闭嘴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主张强夺
的人对我不讲理，而是我的理不足以说服对方的理因而我只得闭嘴了。

第二节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两派要员

    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在清华的政治舞台上，我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我有三重身份：

    我的第一重身份是“第一湘江”的组长以及“天安门纵队”的主要负责人。这
是我的“山头”，我的根基。“第一湘江”和“天安门纵队”因为经常发表一些篇
幅较长、观点不太偏激、态度比较平和、较为说理的大字报，因而在校内有比较大
的影响。３月初，积极响应总部的要求，“天安门纵队”解散了。在“４１４串联
会”成立以后，我们把原“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又串联起来，成立了“三七战团
”，与“三纵队”解散以后又成立的“东方红战团”相呼应。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兵团总部核心组委员。凡是通知了我的总部会议我都参加了
。这使我与其他总部委员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总部的各项决策的背景和
过程也知道得比较清楚。我经常在全校的大会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发表讲演。
大字报、大喇叭上也经常看到听到我的名字，偶尔还会成为某一事件的焦点或争议
人物。

    我的第三重身份是“４１４串联会”的负责人之一。不仅参与了“４１４串联
会”的发起，也是“４１４串联会”负责人中唯一的一位总部委员６０。因为在整
风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我与“三纵队”的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所以经常与“
三纵队”的头面人物开会讨论，对他们的个性和为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等到４１
４总部成立以后，我成了４１４总部的核心组成员。当然，到那时我就不再是兵团
总部的委员了。

    在兵团总部内部，我是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我的观点与总部其他
委员的观点，彼此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切都与兵团总部对着干
的“反对派”。在不少事情上，我与总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譬如，我也坚决支持把
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当中央决定王光美回清华接受群众批斗后，我虽然没负责具
体工作，但是总部每次开会讨论研究批斗王光美，我都参加了。４月１０日那天在
中央主楼前广场召开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揪斗王光美大会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
最东边的那个座位上。

    明知我已经与兵团总部离心离德了，明知我与“三纵队”明来暗往、内外呼应
，蒯大富仍然把我留在核心组内而没有一脚踢开，每次总部会议仍然通知我参加。
甚至当我成了“４１４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蒯大富一直误以为我是“４１
４串联会”的一把手），总部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回避我。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对我
还是显得宽容有雅量的。

    几十年以后，蒯大富当面对我说，那时总部对我的压制是不对的。老蒯此话意
在反思。其实，平心而论，我当时在总部里虽然感到有点压抑，但是并没有被粗暴
地压制。

    在总部开会议事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会有争论的。我在兵团总部里是
明显的少数意见甚至是个别意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采纳我的意见那也是很正
常的。随着兵团总部与纵队派、后来是与４１４的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
我也慢慢地失去了在总部会议上与其他总部委员喋喋争论的兴趣。因为，一来，我
的观点在大字报或者大会上都是公开的，彼此都明白，谁也说服不了谁，再争论也
不会有什么结果。二是我不擅长于即兴辩论。这需要机敏。我脑子转得比较慢，往
往需要思考后再想着怎么去回驳，而且往往需要拟成提纲以后才讲得有条理。一对
一的面对面辩论，我尚且应付不了，更别说我要与总部里那些特有辩才的同僚辩论
了。所以，在后期，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把我不赞同的观点尽量记下来，以
免忘记，以备反驳。鲍长康老是对我说：“老孙，你别光记呀！你也说话呀！”老
蒯也常说：“大家都别吵，先听老孙说说。”所谓压制，就是不允许别人说话，或
者说了后组织围攻。少数意见不被采纳，或者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压制不同的
意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与兵团总部对我的态度相比，对４１４的态度确实算得上
是打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总部对我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４１４则
是按“准敌我矛盾”处理的。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后期在总部会议上只记不辨的态度引起绝大多数总部
委员的反感。他们以为我拼命记录是为了向“三纵队”头头（后来是“４１４串联
会”头头）通风报信。这点上他们误解了。我生性讨厌偷偷摸摸的不光明做派，不
屑于　“里通外派”的勾当。作为公开的反对派（而非隐藏的内奸），在我参加的
总部会议上也没有讨论什么不能外传的秘密，我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其他总部委员观
点的原话。但是话说又回来，其他总部委员的反感和误解并非没有道理，都是因我
的不当做法所引起。

    后来我到了４１４总部，因为在观点上比较一致或相近，我所代表的“三七战
团”成了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的一支重要力量。沈如槐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民
主，所以我在４１４总部里得到更多的尊重，意见也往往被采纳。这比在兵团总部
里的感觉要良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在４１４总部里开会的时候，个别不民主的
粗暴现象同样存在甚或要超过兵团总部。

第三节　两位团委干部，参加过“第一湘江”的活动

    在有关干部问题辩论的过程中，被工作组轰上楼还没有机会在群众面前做深刻
检查没有被“解放”的清华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在辩论干部问题的过程中纷纷
“亮相”。所谓亮相，就是以各种形式，主要是以大字报、公开信、发表谈话等形
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已经有兵团总部和纵队派（后来是４１４派）两种不同的观点摆在那里，
所以，亮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表态自己比较赞同哪一方的观点。由此，清华的干
部队伍也基本分裂成两派。

    ４１４看到亮相到自己这边的干部当然是热忱欢迎的。人越多势越壮也越表示
自己的观点正确嘛。要是亮相到总部那边，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有时候还免不了
挖苦几句讽刺几下。对有辫子可抓的，一点都不客气。譬如，对我熟悉的自控系党
总支书记凌瑞骥，４１４曾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揭他的老底，批他的罪行，声
讨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总部对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干部也一样，亲疏分明。这
“疏”，就不是一般的冷淡和批判那样的“疏”，而是打压、围攻，后来是抄家、
抓捕那样的严酷了。

    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干部，响应中央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号召，主动要
求到学生战斗组里去。向“革命小将”学习，与“革命小将”相结合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第一湘江”就来了两位很知名的原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和贺美英。因为他们
是第一批参加到学生组织中去的校中层干部，在当时曾是一件很震动的事情。以致
在“井冈山通讯”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简讯：““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
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

    我在入学后不久就知道谭浩强的名字，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
留校担任团委副书记，在学生中知名度很高。在文革中，谭浩强是最早亮相的清华
中层干部，受到全校的关注。他曾写大字报公开反对蒯大富的否定一切、打击干部
、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而同意４１４的“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干部大多
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观点。很多４１４战斗组都支持谭浩强，欢迎他参加学生
的活动。可能是由于观点与我们比较接近，他们俩选择了“第一湘江”战斗组。他
们来了以后，与我们在同一间大教室里活动，参加我们的讨论，大家相处比较融洽
愉快。我们的身份是学生、“革命小将”，敢说敢干，说话做事没有什么顾虑。
他们的政治阅历比我们要丰富得多，看问题也比较全面，我们乐于与他们讨论一些
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但因为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干部，这与我们的学生身份是有
很大差别的。总部常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当做是“操纵革命小将的坏干部”。
我们组里也有个别组员比较左，训斥过他们。他们在这样的攻击和压力下，说话做
事自然都比较小心谨慎。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份善良的心意：别给４１４小将添
了麻烦。

    记得有一次，我在大礼堂里作了一个发言，讲的好像是对蒯派要作阶级分析。
我是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写成比较详细的提纲的。那次讲演相当成功，台下的老四６
２一片叫好声。４１４在大礼堂开大会，４１４广播台当然也是全校直播的。大会
完了我回到新水教室，看见谭浩强、贺美英非常兴奋激动，直夸我讲得好。他们奋
笔疾书写大字报支持我的发言，态度非常鲜明。那一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谭浩强在清华中层干部和“清华牌”干部６３中，很有代表性。他能说会写，
敢于亮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号召力。由他牵头策划、胡大忻执笔起草、１４６名
干部联署，发表了一封《致全体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影响很大，不
几天在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干部多达３３１名。所以在解放干部的时候，４１４是把
谭浩强作为清华中层干部的典型来解放的（还有两个典型是罗征启６４和吕应中６
５）。这个典型可不好当。因为明摆着，团派对４１４树立的干部典型是要竭力打
击的。在二月份谭浩强刚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的最初表
态时，曾得到兵团总部的肯定和鼓励。但当他明确亮相到４１４这边的时候，团派
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１８０°的大转弯，责骂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
三刀人物”。蒯大富甚至发表了一封“致谭浩强的公开信”，说他牵头的这封公开
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自谭浩强亮相到４１４以后，他
一直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我看到，他表现得很坚强。

    文革以后，谭浩强成了我国最著名的计算机教育家。贺美英高升至清华大学的
党委书记。两位或从政或从教的成功人士在文革初期都曾经在“第一湘江”待过，
也算是与我的一段缘分。

第四节　“孙怒涛舌战蒯大富”，是有点影儿但此说有点演义化

    "41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与总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有一天，当着全校师
生的面，我与蒯大富在大礼堂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

    那天晚上，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大礼堂开会，往往是这样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放一张齐胸高的演讲台
桌，台面上放着一只麦克风。讲台的东侧靠后放一张条桌，再放二三把椅子，是大
会主持人坐的。主持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即时处理台下听众递上来扔在主席
台上的条子。根据条子内容的不同，有的要马上转送给讲演者，有的要打断发言宣
读条子的内容，有的就压下会后再处理。

    那天，我与刘才堂坐在主持人席位上。蒯大富正在做总结发言。在他讲话快要
结束的时候，老蒯离开正题把话锋一转，提到了我。

    老蒯说（大意）：“我们都知道孙怒涛同志身体不太好，刚生病不久，医生要
他好好地静养一段时间。老孙，你可要好好地注意身体哦……”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一阵热乎，觉得尽管我与他矛盾不断，他还是非
常关心我、爱护我的。

    老蒯话锋一转，接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你身体不好，夺
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

    听到这里，我才听出味儿来。原来老蒯关心是假，警告是真。爱护是假，挖苦
是真！

    我筹建“天安门纵队”的时候，老蒯就不放心，以为我要拉出队伍另立山头，
夺他的权，与他唱对台戏。后来虽然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为了促联合，而且真心愿意
在他的领导之下，但看来他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这次我与纵队派搅和在一起搞“
４１４串联会”，他认定我也是与“三纵队”一样，又要向他夺权来了。真的是，
前嫌未释，又添新疑。

    老蒯在大礼堂这样正式场合的大会上对我讥讽挖苦，怀疑我的动机，我很生气
。我作为“４１４串联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这样说，已经不是只对我个人的
态度，而是与“４１４串联会”直接相关的了。我真想马上站起来，对他的话立即
予以反驳和回击。但是我这个人思维比较迟钝，反应也不够敏捷。正当我想着如何
做出合适的回应，老蒯的演讲结束了，接着大会马上散了。

    第二天在大字报区，有不少大字报（当然都是４１４方面的大字报）对老蒯的
这次讲话表示不满，认为老蒯以这样没水平的话损一名持不同意见的总部委员，有
点不厚道。更有的说，这等恶俗之语充分暴露了老蒯自身心地的阴暗。

    我对老蒯的话也很气恼。冷静下来以后，我仔细地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必须要
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如果不吭声了，那就是示弱，就是默认，只能让蒯大富和团派
看轻我，４１４群众也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怎么回应呢？直接说这是蒯大富的恶意
攻击？或者也抓住蒯大富的过失来一个冷风热嘲给予回敬？想想都觉不妥。我想，
最关键的还是态度要诚恳。我与老蒯毕竟是战友，他是我的领导。我与他之间是有
观点分歧，也存在一些他对我的误解。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化解误会，减少矛盾。

    另外，蒯大富是在长篇发言中把我“捎带”进去的。我也应该在一个主题发言
中“捎带”着回应他的讥讽而不能直接简单地回答。

    第二天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我为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精心充分的准
备。

    那晚，我在大会的发言中“详细阐明了４１４与团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
的分歧。（我还）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
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这话）引起团派（的）哄堂大笑。”我是联想
到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好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何况是
我们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呢？没想到我的问话竟引起哄堂大笑。在这些团派群众
看来，我是一个杞人忧天的傻子。“井冈山”是革命的山、红色的山，怎么可能会
出修正主义呢？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也是话锋一转，说（大意）：“昨晚，蒯大富同志在演讲
中提到了我。我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健康状况所表示的关心。”

    在浅浅的肯定之后，我接着说：“我们“井冈山”人造反、革命的唯一目的就
是为了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清华园、在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希望蒯大富同
志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群众，能够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真正为革命掌好权、
用好权，而不只是为某个小团体而掌权。至于我本人能不能掌权，那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４１４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最后，我用“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段我最喜欢最能激励我的
语录作为发言的结束语。

    这一大段话，显得正气凛然又情真意切，既有领袖伟言又充斥派性色彩。这段
发言引来坐在大礼堂的老四的满堂喝彩。第二天的大字报区出现了许多支持我发言
的大字报，赞扬我的发言有理有节。

    几十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对我重提这件旧事，还冠以“孙怒涛舌战蒯大富”这
样夸张的标题。这，说到底，都不过是两派头头在派战中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一
个小小花絮而已。

    我已经忘记这次口水仗是哪一天打的了。

    看到《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６６日记》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记，有这样一段
记载：“晚上礼堂开辩论会，最后孙怒涛发了一个很好的言。昨晚蒯把孙讥讽了一
番，说什么‘你要注意身体，否则夺了权也掌不了权’，姿态很低。今天孙态度诚
恳，从革命利益出发对蒯提出忠告，姿态很高。”

    感谢孙维藩的日记！有这一佐证，我不仅得知这次“舌战”的具体日期，也知
晓这次交锋在两派的群众中确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五节　我对权的认识，感觉很重要但又不会抓

    蒯大富说我“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说我掌不了
权，或者不会掌权，这点他看得很准的。他说错的一半是，其实是我并不想夺权、
也不会夺权，更夺不了他的权。

    什么叫权？权与我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从高中到大学，我看到那些有权的职位，体现的是管理，是服务。譬如，班长
管我，书记管我，老师管我，领导管我，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并没什么不应该
，也没感受到权的力量。我也当过小小的学生干部，并不觉得我手里握有什么权，
我只是想在领导安排给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付出自己心血，尽到自己的责任，为
大家服务好。

    每一个职位，我看到的都是一份责任，一个需要付出自己心血的岗位，而不是
像现在那样是有油水可捞的肥缺。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看问题想问题都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尽管在学《毛选》的时候也看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样的经典警
句，这个“政权”的“权”到底是什么，还是很不清楚。权，似乎与我无关。潜意
识里，我一直只要求自己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领导下，好好学
习，好好工作。

    文革开始，校党委轰然倒坍了，被夺权了。那权既不是被我夺的，也没夺到我
的手里。权与我还是不沾边。

    在学生中，对“权”有深刻理解并且极其重视的，当数蒯大富。他在工作组刚
进校不久，就在一份大字报上写下了引起工作组警惕的关于“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
权斗争”的批注。

    我不知道蒯大富在写这段批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权的意义、作
用和威力。他能写出那样的话，有这样的思想，说明他对权的认识起码比我要高得
多。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他这样的意识。不管蒯大富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
权的实际意义，当他被工作组关起来失去人身自由，在全校批斗，被打成反革命分
子的时候，我想他对什么是权、权的威力有多大，必定已经有了切切实实的体会。
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教会了蒯大富真正懂得了权。

    我也是从工作组反蒯的时候，感觉到权的重要性。工作组手里握着权，它就能
名正言顺地调动一切力量，镇压它想要镇压的人。

    与蒯大富有很大差别的是：我只感到权的威力。而蒯大富不仅感到权的威力，
更感受到权的强制性，他在强制下不得不失去人身自由。

    此后，我对权的重要性的认识比以前要多了一点。权，不仅有服务、管理的功
能，更有强制、镇压的功能。但是，有这点认识，与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到斗争中
，完全是两码事。我虽然懂得了一点权的重要性，我还是没有想过以后要去夺什么
权、掌什么权。

    与那些自诩为“最最革命”、“最最正确”的革命小将不同，我一直认为我是
要革命的，但是从来不敢说我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我所希望的是掌权的人是真正执
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能善待我而不是压迫我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我要
去掌什么权，因为，我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掌权的料。即使我成了总部委员，我也
并没有掌权的感觉。我在总部里从来没分管过某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具体的实权。
如果说有点权，那就是我有参加总部会议的权利，有议事的权利。

    在“天安门纵队”开会讨论的时候，虽然也有个别人说我们“天安门纵队”也
应该当仁不让地去争权，但是主流论调是我们“天安门纵队”不要争什么权，我们
所要做的是以大字报来影响全校的运动。我们认为，如能以正确的观点引领全校运
动的方向，也就是实际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对这样的“虚权”看得相当重
。而对于“实权”，譬如争名头、夺职位，我们从心眼里是鄙视的，不屑的。

    蒯大富在夺权掌权的实践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不断地总结着经验。他在１９６
７年初“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的文章。其中讲到：“有了政
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
，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我还要说，真正
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
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
，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
！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当我读到这样“精彩”的文章，这样“经典”的句子，我只能自叹，我是永远
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写不出这样深刻的“醒世警句”。我老老实实的承
认，对权的理解，对权的追逐，我永远都赶不上蒯大富，我只能做一个蒯大富所说
的“糊涂虫、马大哈”。

    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
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
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
。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
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
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这些都是蒯大富和他的亲密战友在总部会议上或底下
的闲聊中公开宣扬的言论。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这与我的传
统观念，与我为人处事的准则格格不入。

    今天看来，蒯大富在我们那年代的清华人中确是一位颇有权谋的政治高手！他
把今天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潜规则在几十年前就条理化，提炼成在造反派中极为风行
的权经。

    蒯大富从一开始就把４１４看成是向“井冈山”夺权来的，并时时刻刻提防着
我和沈如槐向他夺权。实事求是地说，他提防“三纵队”，提防沈如槐他们夺权还
有点道理。就我和汲鹏、王允方、高季章等人，就“天安门纵队”而言，我们真的
没有夺权的心思。我在这里并不涉及权的观念很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夺权或反夺
权是对还是不对，我只是如实坦承，在我的周围，在“天安门纵队”里，就集结着
这样一群心地上很真诚、很善良、很清高，但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很天真、很迂腐
的书呆子。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中，这正是“天安门纵队”（后来是“三七战团”的
致命弱点，团派和“三纵队”（后来是“东方红战团”）远比我们成熟得多。

第六节　筹建革委会，蒯大富的一着妙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井冈山兵团”的成立结束了从工作组撤走以后长
达四个月间多个红卫兵“群雄割据”的局面。１２。２５打倒刘少奇的大游行和１
。６“智擒王光美”的行动后，清华“井冈山”的声名远播，蒯大富踌躇满志，准
备再立新功。

    唐伟的自动辞职和重立山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反唐、反托、彻底否定“八八”的
口实。这场造反派的内讧既使唐伟的形象受损，更让蒯大富大大失分。三总部的裂
痕并没因组织上的联合而弥补，反而在加深、在扩大，形成总部与“三纵队”的新
矛盾。

    整风中，“三纵队”咄咄逼人，蒯大富忙于检讨、狡辩，左支右绌，十分被动
。

    在干部问题辩论中，４１４既占了制高点，又抢得先机，蒯大富疲于奔命，穷
于应付。

    蒯大富对纵队派和４１４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以为只要把他们打成“非法组织
，反革命复辟逆流”，广大中间群众就能觉醒过来，跟着兵团总部走。没想到高压
反倒把中间群众同情弱者的情绪给压了出来了，犹如工作组对蒯大富施以高压也曾
引来不少群众的同情一样。只是，这次角色换位了。

    １９６７年的头四个月，兵团总部从成立时候的巅峰状态一路下滑（只有４。
１０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这件事风光了一阵），似乎一直都是浑浑噩噩地不在状态
。

    总部终于意识到，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只能在这场辩不赢的口水战中被４１４牵
着鼻子走。总部决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经过一番讨论策划，提出
了在５月底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目标，并于４月３０日宣布成立“清华大学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一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
，如上海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的“东北的新曙光”、贵州的“西南的春雷”６
７等等。基层成立革委会的就更多了。北大、北航等也都在积极筹备革委会。所以
，成立清华革委会，确实是抓住了当时的大方向，紧跟了文革运动的步伐。一箭双
雕的是，既为全兵团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又可以甩掉４１４在干部问
题上的死缠烂打，并将４１４推入被动应付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一招，“４１４串联会”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虽然一统清华，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一旦
“井冈山兵团”披上了一件“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外衣，那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权力
机构。４１４在兵团内部搞点独立，玩玩对抗，是派别之争。要是在一个合法的政
权内，４１４的这些活动就有“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嫌疑，活动空间会受到极
大的挤压。

    ４１４面临着生存考验！

    明目张胆地反对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这在大道理上是行不通。４１４只能强
调，有关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还没有深入展开，广大中层干部还没有解放，哪些是可
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没有达成共识，团四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甚至４１４仍然是“
非法组织”的身份。面对这样不正常的局面，清华大学要成立革委会的基本条件远
没有具备，时机远没有成熟。现时如果要强行成立革委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实现
了革命三结合的、有权威的、代表全校革命师生意志的革委会，而是一个以兵团总
部为核心，以少数几个同意团派观点的干部、教师做点缀的“团记”革委会。

    就这样，围绕着成立什么样的一个革委会，现在是不是适合成立革委会等重大
议题，两派进行着激辩和争斗。对于“清华革委会”这一目标，团派打的是一场攻
坚战——势在必得，４１４打的是一场狙击战——志在必挡。

    兵团总部公布了由蒯大富领衔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
表共１１人组成“革筹小组”作为清华大学的临时权力机构。蒯大富把我也拉进了
“革筹小组”，我想主要的考虑是因为我是总部里公开的反对派。从形式上说，蒯
大富不想让“革筹小组”给人以清一色团派的印象。他肯定也考虑到我是“４１４
串联会”的“总负责人”。但是我并不是以“４１４串联会”的代表参加“革筹小
组”的，因为此时蒯大富还没承认“４１４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那时我的派性已经很强了。我对蒯大富的好意没有领情。与其他的４１４头头
商量以后，为了表示我不被蒯大富拉拢的决心，我发表了《孙怒涛严正声明》以表
明我的立场：

    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
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
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４１４”及
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
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
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４１４”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
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
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

    ４１４的许多战斗组随即表态，坚决反对“革筹小组”，拥护我的声明。４１
４第十一次串联会也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５月１０日，同为总部委员的王良生因为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分歧”而在此时公开发表了参加“４１４串联会”的声明，这让我在总部里不再
感到孤单。

    这段时间，除了在干部问题、“红教联”问题等方面两派依旧唇枪舌战以外，
总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加快了筹备革委会的步伐。

    蒯大富做了一个让步动作，那就是在５月９日终于承认“４１４串联会”是合
法组织。

    紧接着，蒯大富做了一个进攻动作，那就是“搬出”谢富治这尊佛来打压４１
４（也可能是谢富治主动来关心清华运动的，所以我在“搬出”两个字上打了引号
）。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文革前任命的
十几个副总理中，与那些被打倒、被批判、靠边站的其他副总理的处境截然不同，
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彻底投靠了江青，被毛泽东信任重用红得发紫的副总理。

    作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过问清华的文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我最早知道谢富治的名字是在党史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陈谢”就是陈赓、谢富治。对于包括
谢富治在内所有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们，我一直都是深怀
敬意的！

    ５月１２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兵团总部和４１４的负责人。据王良生回忆
，蒯大富向谢富治介绍我的时候，称我是““４１４串联会”勤务站总负责人”。

    谢富治听取了蒯大富关于学校运动的汇报，也听取了４１４对总部的意见以及
我们的要求。从谢富治的指示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对蒯大富的偏袒。他指责“４
１４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当我们想提出联
合方案时，谢富治傲慢地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谢富治接见两
派的时间长达７小时，但是对消除两派分歧，促进两派联合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蒯大富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红卫兵小将的一面旗帜，又深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
宠爱，谢富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蒯大富，这本来是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不应
该用亲团派、压４１４的态度来支持蒯大富。这样的态度，只能助长两派的对立情
绪，无助于两派通过通过协商求同存异，最终也不能帮助蒯大富实现成立革委会的
目标。

    谢富治对我们的无理指责，我听了很反感，不服气。我在给４１４群众原原本
本传达谢富治对我们的批评后，马上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
想。他的话对不对，大家自己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嘛！”这话用意很明白，效果也
很明显。“４１４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晚１２点，有６０人去《红旗》杂志和《
人民日报》告状”。

    ５月２１日下午，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兵团总部与４１４负责人，主
持两派的协商谈判会议。代表４１４方面出席的有孙怒涛、沈如槐、宿长忠、刘万
章、王良生、龙连坤等六人。我是首席代表。团派以蒯大富为首，鲍长康、任传仲
、陈继芳等参加，人数比４１４要多。

    会上，两派都向谢富治告状，互相攻击，自我辩白，极少自我批评。谢富治听
了很不乐意，要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做口头革命派，多做自我批评，求大
同存小异，做大联合的促进派。两派都表示拥护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说，你们都
赞成不打内战了，那就把共同点达成一个协议，回去执行，慢慢创造大联合的气氛
。

    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两派达成了著名的《四项协议》：

    １、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
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
到社会上去。
    ２、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
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３、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４、“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在协议协商的过程中，双方的争论极为激烈，都希望协议对己方有利的多一些
。除了龙连坤作为革命干部不便讲太多率直的话之外，我们其他五个都是学生，与
团派代表在言词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沈如槐说话最多，最为力争。我说话较少
，因为我是首席代表，我得表现得稳重一些。要么不说话，要是说话，就表示了４
１４的最后意见。

    对《四项协议》的第一条，双方都没有异议。

    第二条，关于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团派坚决支持，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
地解散“４１４串联会”，然后化整为零地吃掉。４１４这方则深有顾虑。纵队派
已经在三月初吃过解散纵队的大亏了，当然不愿意马上就搞“按班、系的大联合”
。心中虽有这点小九九又没法公开说出来，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显然是符合中央精
神的条款。团派认为非写上不可，谢富治也坚持这一条必须写上。最后，经过激烈
争辩，４１４终于争得了“逐渐”两个字作为过渡，即同意“逐渐实现按班、系的
大联合”。

    第三条，关于“革筹小组”。团派认为无需调整，主张原封不动。４１４认为
“革筹小组”里除了孙怒涛以外都是清一色的团派，而且里面还混进了宋××这样
的“坏人”，所以必须调整，增加４１４方面的代表。“革筹小组”的名额分配直
接关系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所以双方都坚不让步。谢富治知道如果团派一点都不
让步的话，这协议难以为４１４所接受。他表态说应该适当调整，团派这才不得不
同意调整。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式的协商、谈判，双方同意调整扩大后的““革筹小
组”名单共２２人，其中学生１３人，革命干部５人，教职工４人。组长蒯大富，
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在１３名学生代表中，团派占９人，４１４有４人。沈如槐对９：４并不满意
，想再争取多一点，最好是基本对等。这点上，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能占据４席，
已经很有话语权了。比起我在兵团总部里处于极少数的境遇，我觉得９：４已经很
不错了。

    ４１４方面推荐孙怒涛、沈如槐、汲鹏、王良生、龙连坤（干部）、李振民（
职工）参加“革筹小组”。我、汲鹏、王良生的观点在４１４中都属于比较温和的
，龙连坤、李振民是干部，也不过激，这几位蒯大富都表示接受。沈如槐是“东方
红战团”的，观点比较激进。蒯大富对“东方红战团”、对沈如槐的成见很深，对
他参加“革筹小组”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我们坚持沈如槐必须参加“革筹
小组”，因为沈如槐代表了“东方红战团”，代表了４１４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
。僵持不下，最后还是由谢富治拍板，同意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生气
也没办法。

    照理说，《四项协议》中，最关键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三条，因为这一条涉及
到权力分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双方争议最激烈的居然是第四条，即“
“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条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