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父親自傳讀到的

世界日報 上下古今 2015年8月16，17日

近期幫父親把他的自傳手稿整理輸入電腦，通篇打下來，讓我對父親，對時代和命運有了一番新的體驗和理解。

從青少年時代起，父親的初衷就是文學。還在泉州培元中學時，他就和三兩知己同學開辦文學刊物，追尋作家夢。可不久以後，地方上的共產黨組織看上了他，一直追到當時的廈門中華高中去找他，介紹他參加地下黨。四九年前後中國政治生態不穩定，加上地下黨工作的影響，父親的高中讀得是斷斷續續。在廈門中華高中沒讀多久，父親便得隨一批黨員撤離廈門回到老家安海。父親回安海后立刻被委以重任：建立安海第一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建團擴團的工作嚴重影響了父親的學業。一九四九年秋，解放軍進駐泉州和晉江，當時父親想，解放了，穩定了，應該好好讀書了。經「組織」同意后他二度到泉州讀高中。可續讀高中后，由於黨員少，父親要一以當十當百地為黨工作，結果學習成績到了零分的邊緣。父親看這樣下去不行，於是又跟組織申請離開雜務纏身的泉州，回到老家安海繼續就讀。回到安海后，父親認識了母親，很快熱戀上，冷落了政治事務。為了這個事，父親和母親竟被荷槍實彈的同志帶走，接受大會批判……

那一次的事件，讓父母首次見識了人際冷暖。他們犯了「只談戀愛不工作的嚴重錯誤」，昔日的同志、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並且像躲瘟疫一般躲著他們。到了這一步，父母決定發憤讀書考大學。
父母為了參加高考，可以說經歷了百般辛苦，最後雙雙考上廈門大學中文系。

一九五六年父母大學畢業，母親順利被分配到北京電影學院，父親卻被扣留廈大。那時候共產黨內正進行著一場肅反運動，剛滿二十四歲的父親嘗到了它的滋味：隔離審查。白天他被隔離在南普陀寺後山一個大石洞里，同期被隔離的幾位同學，誰也見不到誰。隔離審查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兩三個負責審查的人輪番進行審問。一開始，他們關心的似乎是父親的親戚中誰曾經是國民黨，誰曾經是資本家等等，後來才真相畢露：父親的被審查，原來是因為他在宿舍里曾和室友說了一句「毛主席有點像帝王」的話。有同室去報告，才給父親惹來了這個禍。沒有辦法，有關這個毛主席的評語問題，父親只好按著審查人員的意思坦白交代以求從寬。

好不容易，三個月肅反審查結束了，父親高高興興背上行裝赴北京電影學院和母親會合。年輕的父母來到首都，進入文化藝術界，本來是富有一番抱負，想干一番事業的。不料到北京電影學院不到一年後，便碰到了反右運動。在經歷脫黨的動魄和肅反的驚心后，父親對向黨提意見熱情寥寥。可是不發言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這個態度就是所謂的「中間偏右」。由於父母的政治積分實在貧乏，反右過後，在北京一大批「下放」人員中，父母首當其衝，下放安徽。父母想在首都一展文藝宏圖的夢想破碎了。

到了安徽，父母先是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工作。本來，既來之則安之，文藝編輯也屬於本行，好好乾總會有成就。不料反右過後，仍然是非專業性的事務繁多。剛沒上幾天班，父親就被派到皖南參加抗旱。父親在安徽六年，下農村抗旱是平常事，並且父親每次都是作為強勞動力參加。我看過父親穿著補丁褲粗布鞋攙扶安徽老農走路的照片。
安徽的自然條件不好，有「雨下三天成洪澇，三天不雨旱情鬧」之說。父親下安徽農村，目睹了旱情、血絲蟲病、飢荒等等的情形；也經歷過抗旱一個月，體重減去20斤的情況。不過，最厲害的，是父親在安徽經歷了中共建國早期的另一場大運動：大躍進。父親在安徽的六年裡，做本職工作的時候很少，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到農村抗旱救災，然後就是大鍊鋼鐵參加大躍進。儘管如此，在安徽的日子裡還是曾經給過父母一點希望。在一派大躍進的亢奮中，安徽文藝出版社在原來文藝編輯室的基礎上晉陞成立了，當時父母歡快地跟著新出版社到安徽省文聯上班。可文藝出版社後來又下馬了。緊接著，安徽藝術學院在原來藝術學校的基礎上晉陞成立，父母又被調到新成立的藝術學院工作。安徽藝術學院成立一年後便被撤銷。應該說，經過幾次文藝部門伴隨政治運動起起落落後，安徽藝術學院的最終撤銷，讓父母對在安徽闖出一片天的夢想最終幻滅。而山水的另一頭，這時候，爺爺奶奶年紀慢慢大了，家裡有我們三個小孩子遠離父母。這種種緣由，讓父親很自然地產生了不如歸去的念頭。

那時候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談何容易。要組織批准，要兩邊的單位樂意。從心生退意到離開安徽調到華僑大學教書，大約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父母到了離家很近的泉州華僑大學中文系教書。泉州華僑大學：中國第一所華僑大學。本來，這也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可惜，時代的命運無所逃匿。文革還沒開始以前，就有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所謂的「社教」。「社教」這個名詞我小時候常聽到，還以為是知識分子出去教育別人，卻原來是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改造從未止過步。比如對《武訓傳》的批判，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批判，等等，直至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父親在泉州華僑大學，大部分的時間都被這社教佔了去。更有甚者，由於父親政治分數的低微，他是以勞動隊員的身份參加社教的。社教中，要和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勞動。哪還有什麼時間精工教學呢。華大社教的頂峰，便是在山城建寧建立分校。父親再一次以強勞動力的身份投身到了這個分校的建設中。

一九六六年，建寧分校的師生全部返回校本營，參加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經過大批判，大清掃，文攻武衛等等階段后，文革的「斗、批、改」三項基本任務，現在剩下了「改」。這一改，把剛剛建校沒幾年的華僑大學改沒了：華大被宣布撤銷！一九七零年，三十八歲的父親回到了老家。父親寫道：「走進家門那一刻，百感交集！從走出家門（按，父親這裡指從離開廈大去北京電影學院工作）那一天到現在重返家裡，已經十六年了！這十六年，將我們的夢想來一個大輪迴：從追求，到幻滅！」如此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不幻滅都難啊！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應該是我對父親有記憶的開始。那時只覺得他威嚴，不好接近，脾氣暴躁，卻無法理解這個看上去很年青的父親，已經是歷盡滄桑！

以前我只知道老三屆那批人是被耽誤的一代，卻不知其實老三屆的父輩們也一樣。被耽誤，還算是好運的，那些被歷次運動風浪捲走的人，更無被耽誤的「運氣」。父母在安徽時結識的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就是那多少被捲走的人中的一個。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正式宣告文革的終結，中國也因此避免了經濟民生的崩潰。那以後，慢慢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廣化，各行各業的人們，包括知識分子，包括商人企業家等等，開始能夠專心發揮他們的特長，以聰明才智服務社會，也圓他們個人的夢。父輩們的故事，現在讀起來彷彿天方夜譚般顯得離奇和遙遠。如果說前幾代人的夢碎幻滅，是時代的宿命，是中國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就讓有機會圓夢的人們通過對那個年代的了解而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個人發展的時代。歸根結底，個人和時代發展的良性互動，造就個人，也造就時代。

我對堅強地挺過幾十載風風雨雨，依然樂觀豁達的父親充滿愛戴。小時候他曾多次教育我們：不要對生活挑挑揀揀，不要怕吃苦，不要一點小委屈都受不了，要銘記那些幫助過你的人……父親手稿的每個章節，都在為他的信念做腳註。

（下放安徽的圖片父親還沒有寄來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