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发音

　　　　　　　　　　　　　　　　·杨　明·

无论是科学和艺术或者其它门类的学问，要真正做到出类拔萃并达到巅峰状态，都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所以用一个金字塔形，也就是三角形来描述，就很直观地看出，顶尖部份比例很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和底部。

学习一门外语，掌握一种语言的发音也是这样。真正模仿到非常相像和流利的程度，是有难度的，非下苦功不可。

我认识一个西南偏远省份的外事工作人员，她在中学时的英语教师是她的外语启蒙教师。但是由于发音不准确，在她上大学外语系学英语时，经历了纠正发音的痛苦过程，每当她站起来念英语单词或句子时，都要引起一遍又一遍哄堂大笑，那时她感到无地自容，好在四年的学习训练，改变了最初的窘迫状态。

在部份一时热心学习外语的中国人，如跟随疯狂英语大喊大叫的男男女女，不少人是羞怯于开口用外语交谈的，因为外语毕竟不是母语，以母语的中国话高谈阔论永远不是每个人都善长的，何况用外语。所以好像参加马拉松长途赛跑一样，相当一部份人只能放弃最初的冲动。

至于外国人学中国话，那就更难了。外国人要准确地说出中国人的名字都很难，更不用说讲中国话了。我认识的比利时皇家学术院院士雅克－德迪盖赫先生，在介绍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时，汉语名字的发音不准确，主要不是姓氏，而是名字的发音发不准确。我在报告会中场时和他说应当如何比较准确地发音，他试着学了学汉语发音，还是讲不准。于是他知趣地在下半场主持报告会时，只用法语称高先生而避免不讲他的名字。他也说讲不好名字的发音。

因为在法语发音时，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行”字的最后一个辅音和“健”字的第一个辅音相连时，就省略了最后一个汉字的第一个辅音字母，而直接发后面的元音，“健”字就被念成“样”字，那就不是高行健，而变成高行样了。

在皇家美术学院讲艺术史的教授也是这样，他采访了在比利时蒙斯博物馆个展时的高行健，在主流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在讲课时有中国学生指出教授中文名字发音不对时，他一楞，但在随后的课程中照误不改，令人哭笑不得。

西方的广播电台中，英国广播公司好一点较少发音出问题。他们的播音员在英语广播时念汉语名字或地名，比较接近汉语发音，体现了专业精神，甚至好于中国国际广播中英文台的华人名字的发音。因为中国人念英文广播稿其实可以按拼音拼出汉语名字就可以，不必怪声怪调像西方人念汉字名字那样别扭。做的不好的依然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广播，他们居然会把新疆的发音念到类似沈阳这样不清不楚的地步。

中国人当中学习过英语而念不准，讲不好的人固然很多，而生活在美国和英国的高级移民又何尝不是如此。最明显的二个例子是基辛格和索罗斯。这两个人是讲不好英语的，主要是他们的发音有问题，前者还曾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辛格是从德国逃难到美国的犹太移民，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然的话他也有可能竞选美国总统，他也只是给尼克松当了国务卿而已。基辛格英文发音夹杂着浓重的德语发音，呜噜呜噜地含混不清，好在去哈佛念书的中国人考托佛只考听力和书写，不考发音，真是谢天谢地。基辛格的善长在于他的智慧和叙述。

基辛格的谈判对手毛泽东学了一辈子英语，还是没有成功。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另一位金融大鳄索罗斯，是匈牙利犹太人，在英国学哲学，后来在美国搞风险基金投资业务，他曾和英格兰银行大胆一决雌雄，大有斩获，一夜之间获利以数十亿计。又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尤其是亚洲金融市场兴风作浪，一时博得金融大鳄之名。但是这个人的英语讲得的不好，当然是他的发音受匈牙利母语的严重影响，改也改不了。

好在美国没有官方语言，讲什么语的人都有，只是这块当年英国的殖民地普遍应用的是美国式的英语，中国移民或留学到美国，可以讲不错或很好的美式英语却永远达不到完美的巅峰状态。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