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通外國是革命的需要

（經查核：此廣告確實與香港「佔中」毫無關係）

       我黨最早的支持者是外國人士，換句話說，國父孫中山可以被支持，他的追隨者共產黨人為何不可以？而且「追隨者」一詞不是我發明，這是中共中央文件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的專用詞。尤其我黨20年代的全部活動經費，都是蘇俄共產國際情報局資助的，否則根本不會有黨的一大成立，不會有後來的南昌起義，也不會有錢去搞「兩個中國」，第二個中國位於江西瑞金 ——「蘇維埃共和國」。    

       搞「兩個中國」是要花錢的，例如今日中國河南電視台《華豫之門》鑒寶欄目，獻寶市民呈上1932年毛澤東「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股票，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鑒定為真。

       接受巨額經費，裡通外國，秘密從事暴力活動，圖謀策動各大民族起義，實現疆獨蒙獨藏獨，甘願成為蘇俄走卒的我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 後來更因為王明等著名裡通外國分子，不得人心，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意以犧牲我黨利益作為投靠國際共運的代價，蘇俄不高興了，馬上翻臉不給錢，這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階段的裡通外國現象。

       裡通外國，在紅軍長征大逃亡時期基本停止。

       但共產主義運動是因地制宜的，因人而異的，靈活性是黨性的靈魂。無數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實踐是最傑出的機會主義實踐，於現實運動中無規律可循，無教條可恪守，因此，黨中央從踢出高崗開始，設一個讓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感到極其憤怒的罪名，正是裡通外國。

       按順序從五十年代開始：潘漢年、粟裕、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王光美、林彪、鄧小平、王張江姚、民運人士等等，直到佔中的大學生，他們的罪名里都有「裡通外國」。

       裡通外國是罪名，還是英名，完全取決於我黨的需要，革命需要；而且一旦有需要，還得用其他的說法去替代它，比如：被毛主席徹底否定的那些裡通外國、賣國求榮、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1979年以後統統被稱之為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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