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把被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了！

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我的《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第5期上發表以後，11月2日，我的在讀博士生王永華在網上盪出台灣政治大學徐文路先生2008年寫作的博士論文《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讀》，並將其介紹給我。

應該說，徐文路先生的論文是此前所有關於馬寅初的論著中最有水準的文章。因為，徐文路敘述的論文多少還是站在擁有的一些資料的前提下所做的研究，而此前幾十年幾乎所有大陸有關馬寅初的文章卻都是按照1979年建議中央為馬寅初平反的那位記者的文章口徑不斷增加的溢美之詞，少有搜集資料並根據一手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

徐文首先肯定了馬寅初開始講人口問題的時候，共產黨和毛澤東已經提出實行避孕和節育這一基本事實。其次，徐文還指出毛澤東在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以後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第三，批判馬寅初是與剛剛過去的反右無關的事情。僅這樣幾點，站在大陸以外的徐先生就比所有內地的作者都要高明。

但是，徐先生還是沒有識破上個世紀70年代末大陸塑造的馬寅初這尊神的本質，相反受其影響認為馬寅初是從自己的經濟學原理出發提出「新人口論」從而受到了共 產黨的批判。這樣，作者就把馬寅初當作一位嚴謹的學者，還是按照共產黨、毛澤東批判了馬寅初這樣的思路演繹了下來。這不是事實。

理解馬寅初 事件的樞紐在於馬寅初從共和國誕生時開始就已經和共產黨融合在了一起，時時處處在為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做宣傳。因為馬寅初從來就沒有向黨和政府提出過批評意見，黨和政府也就從未批判過馬寅初。無論是1955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浙江小組會議的爭論，還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報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與 馬寅初一起參加了共產黨邀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發起的。

在批判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來，馬寅初的錯誤是思想和立場問題，而與他的學術主張無關。在這些批判活動中，黨和政府不僅沒有參與，反而對馬寅初還有政治擔當。必須強調的是，黨和政府對馬寅初的擔當是終身性質的。

馬寅初的家屬曾經向傳記作者敘述周恩來對馬寅初的關照，特別是1972年馬寅初直腸癌手術是經過周恩來總理批准的。1975年周恩來逝世后，馬寅初有資格赴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陳雲似乎對馬寅初也有關照。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陳雲補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后，馬寅初發去賀電，陳雲還曾回復感謝。 這些情況也都說明，馬寅初受到的批判並非來自於共產黨。應該說，這一基本事實無論是馬寅初還是共產黨，本來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則，在那個以政治為中心的時代里，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與共產黨發生絲毫不愉快的芥蒂，不僅周恩來、陳雲不會與馬寅初再有往來，馬寅初也不會主動示好。這是認識和理解共產黨政治生態的起碼常識。

過去人們僅僅關注黨和政府領導的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其實，知識分子之間、民主人士之間的批判是那個時代同一畫面上的又一道 格外別緻的風景線。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龔祥瑞曾在反右鬥爭中積極揭發批判他的恩師錢端升和同事樓邦彥、王鐵崖等，後面幾位在運動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龔祥瑞在 9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談及這段往事時是這樣說的：

我對陳體強、錢俊瑞、王鐵崖、樓邦彥等同時的批判，在開始時，是「批評與 反批評」，並無「反右派」一說。如果按後來的標準衡量，乃是資產階級批資產階級，按我們道德觀來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進行自我改造的自覺行 為，不是像有的人所說，是「出賣朋友」的不道德行為，……對我們個人來說，不發生誰是誰非的問題。

在研究馬寅初事件的過程中，筆者就對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現很感興趣。在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青年幹部學校副教育長的龔祥瑞竟然能夠歷經知識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 右」、「雙反」運動，一次次安全過關。如果知道龔教授任職的國民黨青年幹部學校的校長是蔣介石，教育長是蔣經國，他的副教育長的角色和重擔，以及與蔣氏父 子的關係，都是不言而喻的。龔祥瑞是如何過關的？我在寫作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受到師生的批判時，就對照了龔祥瑞。北京大學的「雙 反」運動開始后，龔祥瑞教授說：

過去我一直不承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雙反運動中，經過群眾的揭發，立場、思想、作風上 所存在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最初自己還大吃一驚，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資產階級舊法學的宣揚者和執行人，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里作過官， 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解放后，黨團結教育我，給了我榮譽和地位，在歷次運動中也保護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沒有自覺革命的認識。現在道路擺在眼前，不和資產階級思想、立場分家，就不能做社會主義的工作。

龔祥瑞因為曾經指導過李克強而在去世10多年後出了名。在4個月前剛剛出版的回憶錄里，龔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動和表現，更為深刻。他寫道，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次「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與 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像自己這樣從舊社會過來並和國民黨有過關係的人，自然會想到是很難過關的了。「我預見到自己在這場狂風驟雨中有滅頂之災，自己已經預感 到它的嚴重性質。……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選擇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同時我也想到我在這場運動中必遭受群眾的打擊。我 自知1957年過了關，有的人就很不滿意，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擊報復。與其等著挨批挨打（根據我幾十年來的經驗）不如先發制人，主動站出來，大膽揭露本單位的問題，將來受到別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與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當然也可以揭我」，這樣一來我就沒有怨氣了。經過這樣認真思考，我就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貼滿了四院的圍牆。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遠離那個時代以後對自己當時心靈的剖析。難道馬寅初就比龔祥瑞更純 潔和神聖？當然不是。馬寅初很識趣，知道黨和政府使用他的價值在什麼地方，並且總能做得恰到好處。他任職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那是為正在解 放全中國的前線籌款的機構，按照錢昌照的說法，馬寅初從不去到任；也任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卻不曾像饒漱石、陳毅、曾山等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一樣真的去 做事。在北京大學1951年6月1日舉辦的歡迎馬寅初就職校長的典禮上，馬寅初講：

今天在此講話，諸位同學或許要聽取我的建校方針，這點不免使諸位同學失望。我以為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的任務，沒有建校方針，一個校長只有執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方針的任務，所以我今天不談方針。

有的時候，馬寅初表現得比毛澤東還毛澤東。根據《毛澤東傳》，1957年初春，毛澤東基於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經有讓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職有權的想法。

4月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說：

「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後無論哪個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

說到這裡，毛澤東問北大校長馬寅初：

「你那裡怎樣？」

馬寅初回答：

「是不夠。」

毛澤東又問：

「他們要不要你管？」

馬寅初說：

「矛盾是有的。」

毛澤東見馬寅初講的很委婉。便直接了當地把問題挑明：

「你講話不徹底，矛盾存在，敷衍過去不能解決問題。」

與絕大多數人最近幾十年的印象相反，馬寅初其實是很會做人和做事。不僅如此，馬寅初總是希望用自己經濟學家的身份來影響社會，為黨和政府服務。所以，黨和政 府每每出台新的方針政策，他都會出面宣傳一通，跟在毛澤東後面寫《共同綱領》，寫新民主主義經濟，寫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寫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寫知識分子改造、雙百方針，寫土改運動、抗美援朝、反對右派，寫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和農業八字憲法，甚至於應相關部門的領導的要求去 寫政府為什麼發行公債、收支預算，以及為物價上漲作辯護，等等。

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論文按照嚴謹的學者的學術思想推導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形 成，問題恰恰在於馬寅初的這些文章不是自己學術觀點的自然結果，而是直接出自於現實的需要。為了需要，都可以編造出沒有過的事情。譬如，從各個方面的情況 判斷，馬寅初並未就人口問題作過調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馬寅初為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回應毛澤東前兩天的講話中提出的計劃生育的觀點，隨口就可以說自己就這個問題有過多次的、專門的調查。他說：

兩年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在浙江小組提出了我國的人口問題。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我兩次視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鄉村我都去了，好的、壞的、中等的都去過。每次去的時候，我就問他們有多少 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這麼多。到處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 了上海，弄堂里也到處都是小孩，洋車都進不去。這個問題怎麼辦？所以回來以後寫了個提案，但在浙江小組裡一討論，贊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還有幾位科學家，有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另有科學家趙忠堯、王國松、顧功敘。

這樣的話在幾個月後發表的《新人口論》中又說了一遍。但 是，不僅沒有人看見過他的所謂「提案」，在這一時期他的幾個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章、答記者問和《新人口論》中，都沒有發現所謂在浙江等地方調查人口狀況譬如 某省某縣某鄉某村某年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體材料。還有，根據竺可楨當天的日記，1955年浙江小組會議上的人口問題的爭議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馬寅初 和竺可楨附和支持的，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等人的面，馬寅初改說為是他先提出來，而邵力子、竺可楨等科學家是支持他的。馬寅初作為政治人物，要跟 上毛澤東的步伐，如何還能保障嚴謹的科學？

正是因為馬寅初在處理與共產黨的關係問題上總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黨和政府不僅從沒有批 判過他，而且對其始終都有所擔當。但是，民主黨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卻不放過他。馬寅初事件實際上是民主人士對馬寅初的批判。在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回過頭來審視那次對馬寅初的批判和馬寅初的反批判，不過是發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人士之間的一場口水戰，如龔祥瑞所說，本來就「不發生誰是誰非的問題」。

不過，在1979年前後那個特定環境下，不惜把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馬寅初歪曲為黨和政府批判馬寅初，把馬寅初塑造成比黨和毛澤東還要正確、並且敢於和陳伯達康生及其背後的黨和毛澤東抗爭的政治英雄，其意圖就是要為迅速建立起一個以強製為特徵的現行的計劃生育制度服務的。「實踐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 是非終於澄清，黨組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複名譽」，「黨中央批准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為馬寅初先生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決定指出『新人口論』的觀點是正確的，許多主張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報的大字黑體標題。「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也是那個時代傳播最廣泛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