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說對重慶模式的思考

沸沸揚揚的王立軍事件是今年以來中國政治的重大事件。溫家寶總理在314講話中對此事件的表態嚴厲批評了重慶的「現任領導」，次日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更將薄和重慶放到了聚光燈下。除了薄熙來本人今後的政治命運，由他所創立的「重慶模式」將是破產？或是終止？還是告一段落？這也成為大家關心和熱議的話題。

應該說，重慶模式得以出現，除了薄本身的天馬行空、敢於立異的行事風格和領導能力外，是由現行的中國政治體制的寬鬆、容忍提供了可能。這種與中央步調不一致的地方立異的作法在共產黨之前的任何時期都不可能被允許存在的。這何嘗不能看作現有體制下的一種改革的試點？

近年來，中國現行的集體領導體制，加上信奉老子「無為而治」的胡總書記的「不折騰」宗旨使得中央政府的領導權威日漸式微；而與此相悖，薄的重慶模式的本質是由一個強勢領導主導的快速改變現狀的政治運動式的大折騰，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無論是出於理想主義或其他，迄今為止薄在重慶的強勢折騰的方嚮應該說部分是順應了民意，改變了基層官場風氣，緩解了官民矛盾，卓有成效，造就了一方和諧， 得到百姓的擁護。從近三年幾次回渝探親也都感覺到重慶的變化：治安良好，到政府機關辦事順暢了，經濟發展加快，環境和城市建設改觀明顯。從言談中也了解到，一般政府公務員、尤其是警員的工作壓力大、不敢再索取魚肉百姓的黑色收入后經濟狀況也大不如以前， 敢怒而不敢言。這在如今貪腐泛濫的中國不可謂不是亮色。

到今天，已經對中國特色的貪腐司空見慣的絕大多數民眾還無法抹去幾千年來的「君-臣-民」的潛意識和清官情結，可以說並不在乎「皇帝」和「大臣」們的貪腐；但若沒有嚴明的吏治和清明的社會風氣，爛到了根，層層雁過拔毛，老百姓就沒有活路了，最後必然上行下效，逼良為娼，大家都搞歪門邪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最大危機？

有聲有色的重慶模式的嘎然破產是2月初的王立軍事件。名振中華的重慶打黑主角的王立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入美領館，一定是感到了危在旦夕，不如此下策無法保命。這無情地印證了一年多前就有人作出的斷言：重慶這種政治超越法律的打黑模式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包括打黑者自己。重慶模式的打黑是否有黑打？不言而喻。這個事件在全國上下引發了巨大的震動和廣泛的討論。溫總理講話中談到文化大革命可能重演和三中全會的決議，表明了中央對所謂重慶模式的根本否定。溫總理更由此加強了對政治改革的呼籲。

對很多明眼人，尤其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了解新中國前30年歷史的人來說，能夠看穿重慶模式的根本是專制型的政治體制倒退和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過的災難和和慘痛教訓永遠不能忘記，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由個人專權的封建統治所造成的國家災難將永遠是中國今後任何政治體制的基礎。

鄧小平對中華民族的最偉大的貢獻，一是破除教條，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的強盛、崛起和民生的極大改善；再則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自遙遠的「三皇五帝」時有過的「禪讓」傳說之後的幾千年來，第一個帶頭破除領袖終身制、確立了共產黨內由集體領導制約的領袖-中央集權體制。必須繼承小平的這二個寶貴的政治遺產，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底線，不容挑戰和改變。

然而，近十年來形成的雙核心的集體領導體制，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呈現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對於社會發展中必然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 無法有作為地積極引導、化解，尤其是巨大的貧富差距，貪腐泛濫，導致整個社會的信仰和信用缺失，民怨的暗流洶湧。高壓的維穩雖壓住了火苗，避免了大的動亂， 保證了十年來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國。但是，卻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以堵為本的鯀的治水；大禹的疏導是否更能更好地解決問題呢？

這或許就是薄的政治動員和運動得以博得眼球和一方民意擁護的土壤。

薄的重慶模式的出現不是壞事，他可讓迷信、崇尚大民主的民主派看到了在當今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基於民粹主義的大民主選舉帶來的結果可以不是民主的社會進步，而是將國家帶回到專制、獨裁的的時代，再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同時，這也應讓中國共產黨的高層由此清醒地看到國家的危機。對薄的去職，是中共的一次有效的自我凈化。更應以此為契機，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開始踏實地邁步向前：既要避免獨裁、專制帶來的社會倒退和動亂；在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的同時，亦要整頓吏治，疏導化解民怨；請」不要將嬰兒和髒水一起潑掉「，破立分明。為建設團結、進步和健康的和諧社會更有所作為。

衷心祝願偉大的祖國在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波折中，能探尋出健康發展的道路，更加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