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毛泽东刘少奇决裂爆发文革

         毛泽东对“四清”（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不满，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一走进宴会厅，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我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关于“四清”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又对“十七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又讲话了，而且语气很严肃。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着实一时让与会者摸不到头脑。其实，他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对这两件，毛泽东很不满意。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理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