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別樣文字——張伯駒的文革交代

三十年代張伯駒攝於叢碧山房寓所

二○○九年一月，我收到吉林大學教授王同策先生寄來的掛號信，裡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張伯駒先生寫於文革的交代材料的複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讀過《往事並不如煙》、《順長江，水流殘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繼續講下去、寫下去。於是，複印了這份材料，或許將來再寫張伯駒時多少會有些用途。他又說，張伯駒的「交代」寫得既長，也雜。所以只複印了一份題目，以及與章（伯鈞）羅（隆基）有關的文字。

看后心情複雜，一直沒有拿出來「使用」。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讚賞張伯駒，但未必理解張伯駒，更不易理解關在牛棚，交代「問題」的張伯駒。在文革中，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有「問題」，個個都須「交代」。寫檢查就像每天吃飯一樣，「問題」少的，吃一碗；「問題」多的，吃兩碗、三碗。張伯駒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從家庭，到書畫，到監定，到講座，到說戲，到打譜，到社交，到民主黨派，到右派，到……一張紙上羅列出三十八個「問題」，也就是說，他一氣兒要吃下三十八碗飯。不奇怪，誰叫他那麼有才？涉及那麼多的領域？交往的那麼多人物呢？

用鋼筆寫在練習本上，無塗抹亦無修改，事情註明時間、地點，牽涉到誰，照直寫出姓氏。敘述扼要，情緒淡定，一件事說完，就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接著說第二件，再給自己扣上另一頂帽子。比如，第十八個問題是交代「自然災害時期，聚餐，買手錶」，緊接著寫道：「不僅是生活奢侈問題，與勞動人民對比是罪惡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時為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把在北京賦閑的張伯駒請到吉林省博物館當副館長，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辦的。文革一來，宋振庭立即倒台。張伯駒自然也就必須交代與宋振庭的往來。他寫了兩條「交代」，第一條一句：「他說我不懂政治，要幫助我。」第二條兩句：「宋振庭說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統戰對象，我認為是知己。其實，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對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謂民國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條是「交代」對毛主席的態度。他這樣寫道：「擁護毛主席不徹底。從封建主義的《資治通鑒》出發，在西安聽說毛主席還看《資治通鑒》，心裡很高興，不似工農兵擁護毛主席從熱血出發，比爹娘還親，還是世界觀根本問題。」張伯駒很老實，老實到儍，儍到可愛。

張伯駒是右派，又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成員。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即與張瀾，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與章、羅二人的關係就是必須徹底交代檢查的了。

他寫了羅隆基一條，「交代」如下：「羅隆基常買假字畫，有時打電話約我到他家監定字畫。我認識到羅隆基是政客。一九五六年，我將所藏晉、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獻給國家。這一年到他家，他說我是書獃子。他說藏這些古代書畫，珍貴得了不得。共產黨，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豈止一萬封，還記著你的信？你如果想一個位置，由我們推薦就行了，毋須多此一舉。我對羅隆基的話一言未答，以後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張伯駒的文字，描述出一個真實的羅隆基，且傳神，我能想象出羅先生說話的口氣和樣子。提筆寫這條「交代」的時候，張伯駒心裡清楚：努生（羅隆基字）已死。

說到與父親章伯鈞的交往，張伯駒便費些筆墨了：「章伯鈞一九五七年春在美協參觀時遇見，他約我到他家午飯。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車上，章伯鈞同我說，有需要他幫忙的事，他可以幫忙。意思是我們是老朋友。說要向政府推薦，我也沒有作答。在一九五九年冬，章伯鈞夫婦到我家去，說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階下囚的意思。他女兒再有兩年高中畢業，現在學國畫。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當時不好意思拒絕。潘素答應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國畫研究會領導彙報情況。黨領導說，可以教她。所以到春節，章伯鈞必來拜年，我也回拜他。六一年十月，我來吉林省工作。六二年春節回到北京，章伯鈞來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時，羅隆基也來了，他與我打招呼后即與章伯鈞談話……我要走時，章伯鈞同我和羅隆基說，我們明晚在四川飯店聚餐。他去訂座，要我明天在家候著。他六點來鍾坐車去接我。第二天晚飯在四川飯店聚餐的，除章伯鈞夫婦、羅隆基和我以外，還有陳□□夫婦（作者注——陳銘德、鄧季惺），一個女的，也是政協委員，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六三年春節回北京，章伯鈞女兒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說我不去看你父親了。後來，章伯鈞也來拜年。我存在著封建思想，覺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鈞還約我夫婦在他家吃了一次飯……章伯鈞拿出他的字畫，看了。到前廳，看了他的十幾盆臘梅。這次又到四川飯店聚餐，還是以前的人。事後，我感到犯了錯誤。我是在職人員，章、羅是五七年向黨進攻的右派頭頭。這樣與他往來和聚餐是敵我不分。以後再也不到章伯鈞家與其見面。以上的事我沒交代過，現在交代。」這麼一大段「交代」內容，說的無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斷地重複——他說，這是自己「不分敵我」的錯誤，並保證「以後再不到他家了」——但是當他回到北京，聽說章伯鈞去世的消息，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聽說章家已經搬走，他又四處托朋友打聽新址、是第一個登門慰問我母親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從地安門走到建國門——「交代」歸「交代」，做派歸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說張伯駒與明末清初的張岱相似。不錯，二人是有許多相通之處。都是名門，一樣的才情與自負，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韻事；同樣是在物質與精神的享受中，充滿對文化的追求，並留下許多東西給未來；同樣處在政權更迭之下，同樣在政權更迭之下沉浮榮辱，前期風流浮華，後期蒼涼凄惶；一個窮到斷炊，一個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損其天生情性。

張岱去世二百年後，他的《嫏嬛文集》才付梓，僥倖傳世；張伯駒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裡那麼多「國寶級」文物都送給了國家。

總之，兩個人飽經憂患的命運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社會內容。現在的人認為，高科技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我頑固地相信，五千年的習慣還會繼續。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實都凝固在時光里。它的驚人之處，會一點點顯露。如張岱，張伯駒。

張伯駒也寫「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裡，文化至高，傳統至上，超過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種的主義，是個徹底的文人。張伯駒散淡一生，始終屬於那個逝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