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秦城監獄的囚徒生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參謀通知我，要過年了，準備去洗一個澡。我很高興地準備好換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車的時候宋參謀沒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個排長和三個戰士同我一起去。

一進浴室，就只見幾個水管子全部都被凍住了，他們用柴燒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有燒開。我說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員不準，用木柴燒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們才澆開了兩個水龍頭，讓我勉勉強強地洗了一個溫水澡。

洗完澡以後，他們又叫我在那裡接著烤火，說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後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見。我說：「你們不是白天來的嗎？為什麼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回去呢？」他們回答：「這是上面規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後，我們回到樓里，剛一進門，那位副連長就說：「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樓了，就在樓下休息、吃飯，現在我們正在給你做飯。」我感覺情況不對頭，但是當時身不由己，又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他們正在樓上搜查我的東西，所以不叫我上樓。

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說：「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裡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裡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只見門口停著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著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面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在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面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員。後面是一輛警衛車，上面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面。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裡，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嗎，車怎麼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說：「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裡去。宋參謀說：「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說：「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面的一個地方。至於是什麼地方，前面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面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牆，上面電網的紅燈亮著。一進大門，只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裡想，大概把我們黃、吳、李、邱全都弄到這裡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產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面的一間牢房裡。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裡，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面已經鋪好了被褥。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著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面走廊上擠滿了人，亂鬨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

進來的幾個人里，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說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說：「中央決定叫你們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裡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我的個物品，並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錶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統統拿走，把煙和茶葉沒收，把我箱子里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麼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麼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麼系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說。」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裡沒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線廣播，但現在沒有。」

沒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說：「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麼就有什麼，不給就是沒有，問也沒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裡面，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腳冰涼，噁心欲吐。沒有手錶，也不知道脈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沒有閉上眼。

過去在歷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裡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裡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沒有參與「政變」，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夠嗎？相反，正是因為我沒有用頭腦去分析，沒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內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裡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只有他們三個人是說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況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勵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況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台了，卻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於什麼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內心裡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麼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麼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只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我想到了譚震林的「三個不該」，至於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並不一定同意。因為不參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條。但是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鹹菜，我一口也沒有吃。整天我都拒絕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於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麼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著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他們才有一點著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蔔，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著。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著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著。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於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著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面的鐵門不關了，只關裡面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著的。我蹲在這一米寬的牢獄里，什麼也看不見。這裡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為了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決心什麼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裡什麼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體。為此我在牢房裡，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裡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里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麼樣的飯菜，只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沒有了名字，只有號碼。我的號碼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O一號」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無論是在監獄里，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這裡好像是一個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里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裡。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傑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決心不管處在什麼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強地生活下去。

收音機被沒收，廣播是聽不成了，學習英語也就半途而廢。書也全被沒收了，一本也不給看。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維，我把每天僅有的一份《人民日報》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後來，他們又發給我一套簡裝的《毛澤東選集》，我又反覆地學了幾遍。

在牢記房裡，鋼筆、毛筆、鉛筆什麼都沒有，寫字也寫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寫字，衛兵看見了馬上就予以制止，還要看我寫的是什麼。當他看到我寫的是「毛主席語錄」時，就告訴我，不準在地上寫字，更不準在牆上寫。

牢房裡沒有桌子和凳子，牆上也沒有釘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許多小蟲子往裡面爬。吃飯的時候，再洗一下。監獄里給一個塑料水壺，每次送飯的時候給我打一次開水。還給一個小盆子，把洗臉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這個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曬，就晾在鐵門上，讓它陰乾。牢房裡有一個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個水龍頭，洗漱就在這裡。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裡。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許我到樓下的院子里活動。他們在一棵大樹下面，劃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裡走了一個小時。我在散步的時候，看到院子里有許多土坑，上面蓋了一些草墊子，坑裡有一張張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時候，給「犯人」們住過的。

經過大樓出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排高大的圍牆，上面沒有頂棚，外面有鐵門，都上了鎖。我當時想，可能是「犯人」們洗澡的地方。但後來他們叫我也到這裡，我才知道，這是「放風」的地方。這樣，「放風」的時候，誰也見不到別人。這樣的「房子」每間大約五平方米左右，牆高約七、八米，牆厚七十到八十厘米，裡面長滿了草。每一排大約有十五到二十間。另外，圍牆的上面修成了一條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兩個哨兵看守著「犯人」，還有一個流動的帶哨的人。

每次「放風」的時候，一個管理員押解一個「犯人」，關進一間「放風室」里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等到「收風」的時候，再來將門打開，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帶一個小馬扎，如果不願意走動，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氣好的時候，每天上午「放風」一、兩個小時，天氣不好的星期天則不「放風」。有個別的時候，由於管理人員的疏忽，忘記了「收風」。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關在裡面達五個小時。等到開飯的時候，一看我不在，才查問我到哪裡去了，結果想起來了。當時正值盛夏，下午太陽直射，裡面熱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浹背。好在四點以後，有一面牆可以擋住太陽，不然的話我早就中暑了。之後，管理員向我解釋說是「忘記了」。由於吃飯的時間已過，我只好打一點冷飯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員對我說，我住的牢房要修理，準備把我換到北邊的樓里去，原來的床板和東西都帶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就在那天下午，他們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樓的三樓東面的一間房間里，整個的一層樓只有我一個人，因此放風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在走廊上來回活動。走廊長約五十米，「放風」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戶通風，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時間一長，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後來，允許我每天下午七點半到八點，到樓下院子里活動半個小時。滿院子里都是梨樹，樹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犯人」，只有飽一飽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動把院子里的草撥了，他們很高興，叫我不要累著了。這是我到秦城監獄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客氣話。第二次撥草，我一時沒有看見，碰到了樹下的一個馬蜂窩，被蟄了好幾處，腦袋上腫起了一個一個的大包。他們又叫來醫生來給我治療，這使我得到了一點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氣，炎熱不堪，西晒的太陽一直從窗戶射到了床鋪上，牆都像火一樣燙，在房間里實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後來他們也同意了。我很高興，因為三樓比較高，上下樓比較累，我也不想多下樓，在走廊上活動很舒服。有時在走廊上「放風」，遇到大雨欲來之時，風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從搬到北樓以後，我常聽到別的牢房裡有音樂聲，就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管理員說是裝的有線廣播，我就要求給我也裝一個。他說：「你一個人住這座樓上，要拉很長的廣播線，等你回到原來的地方，再給你裝。」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經超過三個月了，我就問是不是該搬到原來住的地方去了。他們告訴我說，準備搬到西邊的一座樓上去，說那裡的房間剛剛修好，條件也比較好。我心裡還有一點不相信，因為騙我的事情太多了。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裡一看，果然房間要比我原來住的大一倍。我還是住在三樓，共有十個大房間，我住在中間的一間，裡面有一個小廁所，房間的光線也好，因為是剛剛粉刷的房子，衛生條件也好，灰塵少，沒有蚊子。原來我住的房間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爛了，所以到了這裡后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要求將原來睡過的一塊床板搬來，他們同意了，又給了我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寫材料、吃飯。下面還有一個空的抽屜，可以用來放碗筷。飯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時候還有包子和餃子。

他們仍然是把我一個人關在三樓這一層樓上。單獨有一個哨兵來看守我，不時來一個帶班的查哨。哨兵有時開門進來同我說話，問長問短。有一個哨兵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常告訴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沒有人的時候還進來幫我拖地，有時問我的歷史，我簡單地答幾句。有一次問我：「你認識彭德懷嗎？」我說：「怎麼不認識。」他說：「彭德懷已經去世了，你知道嗎？」他還告訴我關於賀龍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你知道嗎？」我當時猛地吃了一驚，頭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鐘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後我說：「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的人都沒有被開除過黨籍呀！而且這麼大的問題，從來沒有向我們宣布過。為什麼這樣背著我干呀？這樣做是黨章規定的嗎？」他看我比較激動，就安慰我說，他只是聽別人說的，讓我冷靜一點，說完，關上牢房就走了。

這番話在我的心裡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日日夜夜考慮這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過了兩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去問管理員：「聽說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是真的嗎？」管理員說：「沒有聽說過，你聽誰說的？」我說：「聽一個哨兵說的。」他又問：「他們什麼時候對你說的。」我說：「是三天前的上午對我說的。」管理員說：「他是亂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從那天下午起，我就沒有再見過那個哨兵，其他看守人員對我的態度也變了。我知道這一下壞了，可能牽連到那個哨兵，都怪我當時處事不冷靜，真是後悔莫及。

又過了一天，就不讓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了，他們把我搬到二層中間的一間牢房裡。雖然條件同三樓是一樣的，但是我的心裡很不平靜。我問管理員，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時管理員的態度也變了，他說：「我們根據需要對你進行管理，叫你到那裡，你就到哪裡，不要多問！」其他看守人員的臉也變了，過去的笑臉不見了。

從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為我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辦錯了事情，特別是那個哨兵可能受到了處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現在何處，只有在這裡向他表示歉意。

又過了半個月，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張紙條，說：「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開除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黨籍。」這兩個人身著軍裝，不告訴我們是代表誰，是哪個單位的，更不同我們多談一句話，轉身就走。一九七三年開除了我們的黨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訴我們，上面只是開除了我們拉倒。

我在秦城監獄一共度過了五年零九個月的生活。我從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一下子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專政的「囚犯」，這個反差是非常巨大。我過去不知道我們自己監獄里的情況，有多少條規矩，對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監獄，才逐漸地體會到這裡面的情況，才認識和體會自己是一個「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進牢門，除了看守人員之外，就誰也看不見了。看守人員也只有送三頓飯的來了才開門。見到的人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是在牢門外面猛地叫一聲：「打飯！」別的什麼也不說，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時可以聽到門外面有腳步聲，但是不見人。門上有一個小孔，門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時醫生來看病或者護士來送葯，可以見到他們，但是除了問病情之外什麼也不說。，看完病就走。提審都是突如其來，突然有個看守人員開門叫一聲「提審」，你就得跟他們走，進到一個屋子裡，只見牆上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字。對面是一排專案組的人員，還有錄音機，還有幾個搞記錄的，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提問，一個個聲色俱厲，說話刻薄，動不動就拍桌子。但是我看這些人，並不了解情況，只是嚇唬人。

提審完就要你寫材料，但是紙和筆必須要經過專案人員的證明以後才能給。紙張也不多給，管理人員問你，需要幾張，說定了以後，當面點數。不夠用或者是寫壞了，必須重新提出申請，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員點給你。寫材料的時候，沒有桌子，在鋪上寫，時間一長就腰酸背痛，頭暈眼花，但是不寫又不行。

一進牢房讓你覺得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死路一條。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們把一切防止自殺的辦法都想到了，不僅鋼筆、手錶、眼鏡、鉛筆要被沒收，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褲子、鞋子上的帶子等，也被收走。吃藥要看著你吃下去，要針線縫補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時間用完，交出。我年紀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隻手還殘廢了，加上牢房裡的光線又很暗，我穿針非常困難，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動作又非常緩慢，幾乎每次都超過了他們規定的時間，每次都要挨罵。

開飯的時候，是管理人員提著一桶子飯、一桶子菜，按牢房的號碼，一個一個地叫。有一次，我由於正在集中精力寫材料，沒有聽到開飯的喊聲，就沒有吃到午飯。寫到中午，我餓得實在撐不住了，我急的敲門，問為什麼不開飯。哨兵說：「已經開過飯了，叫你不應，以為你不吃飯了，就沒給你。」我要求給我點吃的，哨兵說：「已經下班了，沒有人，你就少吃一頓吧。」我說：「我現在餓得不行了。」

哨兵對我比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結果到了下午給我弄了一碗面來，放了一點鹽，叫我吃了。

在秦城監獄，我們吃飯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鐵湯匙，不準用筷子。刷牙不準用牙膏，每月給我們發一袋牙粉。另外，每月發半塊肥皂、一卷衛生紙，每年發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沒有地方曬，有時候拿到「放風」的地方去曬，卻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收回來。

監獄里一個月理一次髮。平時不準刮鬍子，理髮的時候用推子連頭帶鬍子一起推一遍。理髮時每人只有一分鐘，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頭。每理一次髮都會弄得我們全身是頭髮。

洗澡是每半個月一次。每次洗完澡，還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鐘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經磨鈍了，很臟，剪不動。

夏天，牢房裡的蚊子、蒼蠅很多，監獄每個星期給打一次「敵敵畏」。但是連「犯人」帶蚊子、蒼蠅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蒼蠅沒有消滅，但是我已被嗆得透不過氣來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還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滿身都被咬爛了。冬天，雖然有暖氣，但是放得很少，房間里只有八到十度，凍得不行。

在秦城監獄，「犯人」和「犯人」之間是絕對不準見面的。每當「放風」的時候，就一個一個地走進沒有房頂的房子，將門一鎖，接著再放第二個。有一次他們把我的牢門開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個人的背影，管理員就罵我走快了，說：「你是聾子嗎？叫你走慢一點，等等再走，為什麼不聽？」我說：「我就是耳朵背，聽不見。打仗的時候耳朵批聾了。」管理員說：「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擺什麼老資格。」

在「放風」的路上，不準「犯人」東張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準向左右和向後看。「放風」的路上要經過一個院子，這個院子裡面種有果樹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馬上就會受到訓斥。「放風」的時候，任何東西都不準往牢房裡拿。牢房裡只要有維持一個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東西就可以了。牢房裡沒有凳子，只有一個馬扎，出來進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關在三樓上，屋子裡的溫度達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請求，在日落以後，給打開牢門通通氣，但是他們絕對不允許。後來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們允許每天打開牢門十五分鐘。在牢房裡要換一點新鮮空氣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一到「放風」，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麼想在「放風場」多呆一會兒，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時間不到就「收風」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氣，就不「放風」。

牢房裡不準吸煙，我進牢房的時候帶去了十三包煙，被他們沒收了，說給我十六塊錢，但要「存」在他們那裡。開頭給我買過一塊錢的水果糖，以後就不準買了。牢房裡不準喝茶，只能喝白開水。喝了幾年的白開水，也習慣了。

春節的前一天，監獄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給幾塊雞和抽去了刺的魚。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完了，管理人員都回家團圓去了，給我們一點剩餃子吃。

在監獄里，看守人員對「犯人」的訓斥多於教育。「犯人」有什麼意見，只能向看守人員說，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迴音的。要是你多說兩句他認為不中聽的話，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間最小的牢房裡。整個牢房只有七步長、四步寬。過了一段時間，要是表現好一點，再給你換一間大的牢房。但是為什麼這樣做，根本不作解釋，只要你聽從命令。另外牢房裡裝有監視器，「犯人」們在幹什麼、說什麼，他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

不過秦城監獄里有一點做得比較好，這就是醫療。我想主要是為了不讓我們死掉，要留活口。監獄中設有一個小門診部，有各科的醫生。「犯人」有病隨時可以報告，請求醫生來看病，隨叫隨到，並按時給服藥。獄方還半年給我們檢查一次身體，一個季度抽一次血，頭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經過上級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內大醫院去檢查和住院。

秦城監獄很像一個縣城，整個監獄圍著數丈高的磚牆，上面有很高的電網。有三道高大的鐵門，從進入大門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鐵門。裡面有四個大院，每個大院有一棟三層樓房，形狀是U型，牢房多為東西向，北面的樓是比較好，但是我從來沒有住過。這裡住的人大都是共產黨的要犯。自從打敗了國民黨以後，就有不少的共產黨人，輪流到這裡住，無非是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反正不會閑著。

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監獄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產黨的高級監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住的監獄了。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

選自《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