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

发表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 由 qianren

古田会议决议文件，留下了一连串闪烁的文字。

但是闪烁的文字前面还有一些隐晦的章节，后面还有骇人的血腥故事。

一，朱、毛之争

1928年10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对会议决议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工农红军集结成大股部队，那样容易被剿灭而且供给困难。布哈林说：“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 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布哈林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要求红四军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要中央收回成命。这封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干部中产生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样，事情就延烧到红四军的领导权问题。

刘安恭是在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做为特派员到井冈山传达中共六大精神。他认为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期间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管得太多”，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批评毛泽东有“书记专政”，“家长制”的作风。刘安恭主张施行苏联红军的首长负责制。 认为建立军委就是完善党的组织系统。
刘安恭曾留学德国攻读工科，与朱德在德国同时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去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他是一个资历和才干都能御众的革命家。

朱德赞同刘安恭的意见，主张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认为这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只有林彪、谭震林几个少数将领支持毛泽东，大多数党员干部站在朱德、刘安恭一边。这是毛泽东在民主选举中遭遇的刻骨铭心的一次失败。以致毛泽东患上了缠绕他一辈子的民主选举恐惧症。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带着懊恼的心情离开了红四军，与贺子珍一起到闽西养病去了。他同时提出要求到苏联学习，被列于赴苏人员名单，然而终未成行。
陈毅对于朱、毛公开分裂这件大事，感到非同小可。以新任前委书记身份，绕道香港赴上海向中央当面汇报。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李立三权衡利弊，最后做出了决定：一，撤销中央“二月来信”关于分散红军的指示。二，强调朱毛不可分裂，前委书记还是由毛泽东担任。周、李、陈三人共同起草了新的指示。由陈毅带回苏区传达，史称“9月来信”。

1929年10月，二纵队司令刘安恭在指挥战斗时中弹身亡。军内抑制毛泽东专权的阻力大减。

1929年10月29日，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会议，遵照党中央明确指示，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对朱德等不点名的批评。决议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红色史学家用毛泽东后来针对张国焘的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来概括之。

批评朱德等单纯军事观点，以军事压政治，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这在当时就是一个伪命题。不论是朱德、刘安恭还是陈毅，他们都没有要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图。与毛泽东的分歧是究竟服从共产党“前委”的领导，还是服从共产党“军委”的领导。换言之，是愿意接受毛泽东做党的领导，还是愿意接受刘安恭做党的领导。红四军干部通过民主程序解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组织程序是正当的。也与“绝对民主化”或“绝对自由主义”无关。

毛泽东奉行唯我主义。他依据形势不断制造一些唯我主义理论来扩张自己的权力。当他在党内居高位时，强调党指挥枪；当他在军内居相对高位时，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可以造党。（如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任书记期间）。 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占据了党中央主席的最高职位而终其一生。从此“党指挥枪”凝固为共产党信条，并成为后世党魁晨昏必诵的祖传家训。今天这祖传家训有着特殊功能，用来对抗军队国家化的民主潮流，置军队于党卫军的地位——或者独裁者私人卫队的地位。

二，古田会议之后的血腥

毛泽东经历了权力失而复得的风波，让他也意识到党内军内有一股危及自己地位的势力，令他惴惴不安。

让毛泽东扫清党内异己的国际气候很快到来了。

1928年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对中国土地革命做出了“中立富农”的指示。布哈林认为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把他们和地主阶级区别开来，不能对富农的土地、财产采取没收清算的政策。布哈林对于苏联的富农阶级也有同样认识，他鼓励富农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苏联紧张的粮食问题。
时间相隔半年，1929年4月，斯大林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指责布哈林走“富农路线”，明确认定富农是苏维埃的敌人，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必须消灭富农。斯大林把富农分为三类处理：对富农一部分枪毙，一部分流放到西伯利亚，一部分驱逐到本州荒凉地区。到1932年底,被消灭的富农有110-120万户。 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直接造成苏联的普遍大饥荒，饿死600－800万人——这是后话。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推翻布哈林“中立富农”的政策，批评中共六大“犯了最重大错误”。要求中共“坚决反对富农”。9月1日中共做出《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要求“把富农从农民组织，特别是党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出去。”
“反对走富农路线”成为毛泽东可乘的一股西伯利亚风。

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扩大为“总前委”，统领根据地全部红军。毛泽东趁势大力提拔他的亲信，比较显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士奇——毛泽东的连襟，贺子珍之妹贺怡的丈夫。刘士奇被任命为20军政委和赣南特委书记，实际上是监控李文林的地方党政和军队；另一个人是李韶九。李韶九生于江西嘉禾县城一个流氓恶霸家庭。李韶九在衡阳中学读书时，因为品行不端被开除学籍，遂弃学从国民军，在南昌起义时被俘转而参加起义。到革命根据地后，遇上了伯乐毛泽东，不到一年提升了4次。1930年11月，他兼任了极为重要的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一职（军级），成为毛泽东为铲除异己在内帐预先埋伏的刀斧手。

毛泽东1930年12月5日，给李韶九及江西省后援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渗透入党内地主富农分子要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坚决镇压下去…… ”
信中列出一串即刻逮捕和审讯的AB团骨干分子。并且命令李韶九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要从这些线索中挖掘到更重要的罪犯。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带着12军一个连士兵急行军赶到江西省行委门口，假装借宿，然后突然捆绑了段良弼、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和其他9人。审讯很直接，“你参加了AB团，是招还是还是不招？”
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煤油灯芯烧烫身体、拔指甲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李白芳、马名、和周冕三人的妻子来探问，李韶九把她们也一同逮捕。剥光她们的衣服毒打。还用钉子钉手掌，煤油灯芯烧她们的阴部，小刀割她们的乳房。 逼问同样的问题。
审讯人首先点出一个人名，让受刑者指认是罪犯的同谋，这样，经过三天的审讯，所有省委负责人都当作AB团一个个挖出来了。很快枪毙40人，关押120人。

二十军团174师政委刘敌被指控为AB团。刘敌用长沙话和李韶九套乡亲，取得李韶九信任被释。刘敌转身集合174 团，12月12日包围了李韶九的行刑队，逮捕了李韶九，曾山得以逃脱。刘敌解救了谢汉昌等一批人。这些饱受折磨的人们在富田召开大会控诉被毒打经 过，展示受刑伤痕，引起战士极大愤慨，喊出了“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为了避免红军之间火并，二十军脱离与其他红 军部队接触，开赴永阳，自己开辟新苏区。幸存的赣西南干部以省委名义发出9号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说：“毛泽东早已策划反对江西布尔什维克党，并正设法阴谋陷害江西党的一切负责同志，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革命斗争，以实现其美梦，成为党的皇帝。这就是富田事件的原因。”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最初负责处理富田事件，他认为是党内斗争处理不当而导致激烈化的结果，对于前委的过火决策做了批评，同时主张给主持兵变的几人开除党籍处分。 项英通知二十军干部到苏区中央局出席会议。希望通过组织调解平息冲突。没有料到此时上海中央权力更迭，王明取代了李立三，传令撤销项英的代理书记职务。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3月28日作出 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奉命报到参加会议的二十军干部随即遭到逮捕，刘敌等马上被枪毙。当时在前线刚打了胜仗的二十军官兵，突然被彭德怀部队、林彪部队包围交械。毛泽东命令从副排长到正军长的干部700人全部处死，其中侥幸逃生的只 有2人，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毛泽东继续在苏区和军队扩大肃清“AB团”。一方面军４万多人查出了４４００名AB团份子，占总人数的 １０％，这些人绝大多数被处死。肃清“AＢ团”的运动持续了２年多时间，总共杀了七万多人。
毛泽东杀害红军数目超过蒋介石对于长征中央红军的剿灭数字。中央红军长征过程死亡人数估计4－5万。

在这个历史时期，王明以中央名义支持肃反运动，使得一度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气势反弱为强，李韶九重新掌握肃反委员会主任大权，掀起肃反第二次高潮，造成屠杀AB团规模更加扩大。

三，清醒的刀口，糊涂的脑袋

毛泽东自始至终十分清楚他的夺命刀砍向哪里。他要消灭党内军内的反对派，杀人立威。李韶九明确说过，AB 团就是（毛泽东）“调不动，靠不住的军队。” 在毛泽东的眼里， 罚不当罪、杀不该杀者极少。 苏区指导“肃清AB团”的文件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这就是说一旦列入被打击名单，你就得承认是AB团，否则一直用酷刑逼到你承认，让你自己给自己竖起一块斩决牌。
糊涂的倒是被砍头的人，他们泣血申辩自己不是AB 团分子；自己虽然出身地富却不是渗透到革命队伍内伺机造反的异己分子；自己绝无背叛革命之心——并且做出种种姿态表达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你永远不能在一个存心栽赃陷害的法官面前，洗清你的罪名。

江西省行委和20军为了表达自己反毛不反共的革命立场，派段良弼等人到上海中央申诉，并且携带打家劫舍得到的200斤黄金送给中央作党的经费，捐出2万元给苏维埃红军学校办学——这些表忠活动，因为拜错神灵而毫无效果。

江西省行委发出9号紧急通告，控诉了毛泽东阴谋消灭江西干部的罪行，描述了李韶九的惨无人道种种酷刑，却批判毛泽东目的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取消革命斗争”，其立论就已经谬误。毛泽东左倾达到极端恐怖主义，说成“右倾”，难道他们还想搞一套比毛泽东还左的革命路线吗？脑袋被砍了还埋怨刀子不够快，这脑袋是够糊涂的！

毛泽东始终唆使纵容李韶九严刑逼供的暴行，相反对屈打成招蒙冤者冷言讥讽。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里毛泽东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
这里段、李、金、谢是指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除去段良弼去上海中央告状未果失踪外，其余都被枪毙。毛泽东站在道德制高点为肃反的卑鄙残暴手段辩护，反映了毛人格的另一面——虚伪、狡诈、冷酷。

四，历史的毒素

肃清AB团是毛泽东对党内同志病态的挟嫌报复。它不是肃反扩大化，而是无中生有、阴谋栽赃陷害。它在共产党内造成的精神创伤至今未愈，它给中国文化注入的毒素至今还危害后人。

1，从此开始了“谎言治党”，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发展到”谎言治国”。
为了打到政治反对派，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为正常手段。政治运动愈多，积累的冤假错案越多。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维护毛泽东的正面形象。说真话成为共产党的最大忌讳。控制宣传舆论目的就是控制真相流传。几代领导没有勇气改变这种劣质党文化，只有将错就错 下去，坚持谎言。共产党的政治冤案，一沉就是数代。只有胡耀邦少数几个人能站在专制轮迴圈子之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曾平反不少冤案，也立案调查“富田事件”，终因其下台而无公开结论。

2，党内斗争法西斯化，藐视人权、泯灭人性走向合法化。共产党本来是靠暴力斗争起家，毛泽东是善于煽动暴力运动的高手，但是他没有学会如何节制使用暴力。最初肉体消灭、践踏人权针对敌对阶级。很快法西斯暴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内敛到党内派别斗争。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蔓延到中国文化、思想、教育诸领域。从延安整风、反击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法西斯暴力或者红色恐怖屡屡泛滥，被纵容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3、共产党员去理想化的开始，一些共产党员从血腥党内斗争开始领教到，干革命不是追求人类真理，不是挖掘历史真相，而是琢磨在党内斗争中站对了边、抱对了领袖的大腿。利益高于正义——这种在共产党建党初期滋生的霉菌，今天转而感染中华大地，腐蚀国民的灵魂。产生了一大批不管谁登基，就蜂拥捧场的一群马屁文人、谄媚学者、捧场艺术家。

一些明白人奉行“莫谈政治”的行为准则，和清朝末年“莫谈国事”同曲同工。只是那时候的警告贴在茶馆酒肆，今天的警告贴在胆怯的心里。

五，“靖党神社”当立富田

朱、毛内斗——古田会议——肃清AB团——富田事变，它们是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具有前因后果关系，拨动一环，牵动一链。

习近平率军队众都头到古田会议旧址朝圣，向毛泽东雕像肃立致敬。除去宣示党魁要绝对掌控军队的意味，还有一层通俗含义：通过俯身为毛泽东擦皮鞋以昭示天下自己是毛政权的正宗继承人。擦鞋仪式之后，他的历史定位也就永远不会超过毛泽东膝盖的高度。

习近平本该去祭奠苏区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富田事变的发生地。那里依旧有几万啾啾冤鬼。
中华民族传统死者为大，被栽赃冤死者更为大。如果几万被栽赃陷害的冤死鬼聚集于一处，那一定集结成一股死不瞑目怨憤之气，上冲天罡，下透地狱。
就凭这7万冤魂，共产党就应该建立一座祭祀亡灵的庙堂。这庙堂如何称呼呢？死者不是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也不是在刑场上慷慨就义，他们身为共产党员，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又被共产党所谋害。死的窝囊，死的荒唐，死的冤枉，死的惨烈而不壮烈。传统“烈士陵园”名字显然不妥—— 叫“靖党神社”更为妥当。“靖党神社”的不二选址就是江西富田。

习近平既然受之无愧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古田遗产，也要顺理成章地接受毛泽东的“富田遗产”，尽管富田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先王之债，后主偿还是自然的。

习近平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对待这笔负资产。一是继续装聋作哑，赖帐到底；二是通过中央决议公开平反昭雪，清理毛泽东的罪行，立”靖党神社”，平历史冤案。
用前一种方式执政，习近平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习后主；用后一种方式执政，习近平还不枉被《时代》杂志称一回习皇帝。
尽管中国现在已经不需要帝王了，如果用武力硬塞给中国人一个的话，一个皇帝的总比一个后主能开拓国人想象空间，让国人得做且做中国梦。

11－16－2014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三〇期（cm14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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