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慕容雪村致敬！

慕容雪村微博

花钱买面子，其实是不要脸。操刀谈道德，其实是耍流氓。含血讲慈悲，其实是没人性。自己没一句真话，却要别人诚实信用，其实是黑心肠。做了不敢承认，屙了再吃回去，其实是脑残儿。屁股上生满烂疮，脸上涂指抹粉，其实是没脚蟹。爹娘四处乞讨，自己花天酒地，其实是他先人个板板。

乡镇干部三件事：吃点、拿点、抓流产；县级干部三件事：卖地、维稳、收点钱；省级干部三件事：讲话、视察、做表演。百姓三件事：出钱、卖力、干瞪眼。

人民币上不见人民只见毛，或可称之为“毛币”；此国中未见人民共和，但见权贵媾和，或可称之为“中华权贵媾和国”；人民公安局不关心人心的安全，只操心人民之所不安，或可称之为“人民不安局”；社会主义不见“社”和“会”，只见层层叠叠的支部，或可称之为“支部主义”。子曰：必也正名乎？

“让孩子远离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共识，而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也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要建设美好的社会，第一步就应该让孩子远离精神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

当我们倒立着看这个世界，自然就会觉得世界是颠倒的。

与亲情相比，钱就不那么重要；与亲人相比，领导就不那么重要；与家庭相比，党就不那么重要；如果工作与良心相冲突，工作就不重要；如果政府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政府就不重要。

41年延安整风和57年反右都是同样的套路，先鼓励言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到该讲的讲完了，一抹脸就开始整肃言论，关的关，杀的杀，倒霉的全是实在人。有些人在延安被整，反右还被整，这就叫没记性。想起那个蒙牛的段子：被骗一次，是你的耻辱；被骗两次，是我的耻辱；被骗三次，是中国的耻辱。

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蔑片插入指甲…炸刑，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这是当年江西打AB团时的情景，这些刑罚折磨的全是他们自己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答案很简单：跟坠落时一样。

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考虑到我们这儿的国情，这话可以改写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对某些人执法必严，对别外一些人不必严；某些人违法必究，别外一些人不必究。法律对中国公民一视同仁，但有些超级公民更他妈同仁。

到20世纪，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奥斯威辛不只属于犹太人，那是全人类的耻辱。当一个政权开始公开作恶，并且压制言论、封锁真相，你却说“家丑不可外扬”，这实际是在帮政权的忙。这是国家，不是你家，政权之恶也不该算是家丑。

元首：我没错，人不是我杀的。技术人员：我也没错，我只是造了一把刀，但没有杀人。鼓吹者：我也没错，我只赞成杀坏人，但没想到他们把好人也杀了。杀人者：我也没错，他们给了我一把刀，他们说杀人有理，他们命令我杀人，我只是在履行职责。最后死者出来检讨：好吧，你们都没错，一定是我错了。

如何理解“稳定”，是当下的一个课题。当局所要的稳定，基本上是一种禁止说话、禁止抗议、死气沉沉的稳定，打死不准叫疼，冤死不准告状，哪里有意见，就把兵派到哪里，谁敢说话，就把谁的嘴堵上。按这个标准，死人最稳定。

数百万正规军，数百万武警，数百万民兵预备役，数百万公安，数百万城管拆迁队，三万亿外汇储备，外加数不清的坦克大炮核弹头，武功之高，当世罕见，却怕菜刀，怕上访，怕蜡烛，怕听真话，怕风怕雨，怕花花草草，怕书生，怕盲人，怕老太太，见什么怕什么，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为之长叹。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小桥；能给别国花上数亿，却不肯多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要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真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老爷之欢心，聚十三亿之艰难，供数人之享乐，无话可说，只能感谢国家，强作欢颜。幸甚至哉，伏惟尚飨。

喝一碗香浓的三聚腈胺，饮一杯醇厚的工业酒精，吸一口清爽的PM2.5，咂一盅香甜的地沟油，身上背着慈祥关切的税收，墙上写着情深义重的“拆”字，温柔和蔼的城管悠悠而来，善良体贴的警察悠悠而去，清廉的高官挎着干女儿走进高级饭店，李刚之子以七十码驶过你的身边，然后你说：我真幸福，感谢国家！

税收：收天下之脂膏以饲鹰犬；教育：聚天下之英才以造蠢货；盛会：集天下之财宝以放烟花；维稳：倾天下之暴虐以害贫弱；慈善：汇天下之善心以供淫乐。骆宾王怒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有这么一种人，买不起房，生不起病，打不起官司，买不起骨灰盒，人家官二代富二代纷纷移民走了，他哪儿也去不了，天天坐在出租房里啃着冷馒头赞美社会主义，掰着手指头历数伟大领袖的杰出贡献，说没有领袖就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骄傲宣称自己爱党爱社会主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你说你不怕美国的核弹，我信，但我不相信你不怕公安、城管和拆迁队；你说你不怕西方列强的欺负，我信，可见了李刚的儿子你还是要绕着走；你说你终于不用吃英国鸦片了，我信，可照样避不开地沟油和三鹿奶粉；你说你推翻了三座大山，挺胸做人了，这个嘛，嘿嘿，但愿你买得起房，背得动全球第二痛苦的税。

其实，“夫妻肺片”中根本没有肺，“鱼香肉丝”中根本没有鱼，“以德治国”中基本没有德，“依法办事”中基本没有法，“科学发展”中基本没有科学，“文化输出”中基本没有文化，“为人民服务”中基本没有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中基本没有安乐，哦，或许有，那是安乐死。

即使杨过知道了杨康干的所有坏事，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恶棍。即使将来朝鲜半岛统一了，很多北韩人也不会愿意相信金氏父子是独夫民贼。这就叫“事实接受障碍”，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这种疾病，不愿意接受那些痛苦但明显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谈到大饥荒和毛时，会有那么大的争议。

据说金鱼的记忆只有几秒钟，蜜蜂的记忆可以维持几天，蜘蛛不记得一天前发生的事。当郭美美开始代言网游，人们前仆后继地加入躲猫猫的死亡阵营，当小学门前的屠刀再次沾满鲜血，某些人忙于论证大饥荒并没发生，而恶棍依然躺在庙堂之上接受万人膜拜，我就觉得，单就记忆力来说，某些人和虫子没什么区别。

六十多年来，真正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空白，并实现重大突破的是中国的史学。他们天马行空地创造历史，情节曲折地改编历史，严密周详地美化历史，一丝不苟地遮掩历史，无可争议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说什么人伟大，历史就会证明那人真的伟大。只要拳头强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

为了几块钱，人们可以往酒中掺水，药中下毒，饭中添屎。为了一个职位，人们可以认贼作父、大义灭亲、六亲不认。还为了某些事，人们可以对眼前的罪恶视若无睹，对明显的谎言听而不闻。人们说：这社会没有底线，我说，这社会的底线就在你我身上。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躲开，这世界永远与你我相关，它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

如果有什么事想不通，你只要对自己说“好吧，这是在中国”，你就能想通了；如果有什么事想不开，你只要对自己说“稳定压倒一切”，你就能想通了；如果有什么事想不通，只要对自己说“这是由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的”，你就能想通了。如果还是想不通，那你大概就快被和谐了。我就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150年前，密迪乐讲过一句话：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这基础文明指的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应当遵守的那些规范。

竞选人大代表会遇到重重挫折，这是意料中事，因为人家要的就是不说话的。传说卡里古拉曾把他的爱马——英西塔图斯牵到元老院，骄傲宣称：我要提名这匹马进入元老院，当你们的同僚。诗人赫伯特写道：英西塔图斯素质就是高/它从不发言/一种坚忍的本性。几千年后，那匹马改了个名，叫做共和国脊梁。

互相迫害的传统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停止，一个人压迫人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人人都被压迫的社会，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说真话都没人信了，你还在说假话；办好事都没人理了，你还在干坏事；赔礼道歉都不会有人谅解了，你还在蛮横不讲理；一辈子的烂账都遮不住了，你还在自吹自擂。你逼着所有的人都爱你，可你呀你，人们还怎么爱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