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慕容雪村致敬！

慕容雪村微博

花錢買面子，其實是不要臉。操刀談道德，其實是耍流氓。含血講慈悲，其實是沒人性。自己沒一句真話，卻要別人誠實信用，其實是黑心腸。做了不敢承認，屙了再吃回去，其實是腦殘兒。屁股上生滿爛瘡，臉上塗指抹粉，其實是沒腳蟹。爹娘四處乞討，自己花天酒地，其實是他先人個板板。

鄉鎮幹部三件事：吃點、拿點、抓流產；縣級幹部三件事：賣地、維穩、收點錢；省級幹部三件事：講話、視察、做表演。百姓三件事：出錢、賣力、乾瞪眼。

人民幣上不見人民只見毛，或可稱之為「毛幣」；此國中未見人民共和，但見權貴媾和，或可稱之為「中華權貴媾和國」；人民公安局不關心人心的安全，只操心人民之所不安，或可稱之為「人民不安局」；社會主義不見「社」和「會」，只見層層疊疊的支部，或可稱之為「支部主義」。子曰：必也正名乎？

「讓孩子遠離毒品」是人類社會的共識，而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也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要建設美好的社會，第一步就應該讓孩子遠離精神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

當我們倒立著看這個世界，自然就會覺得世界是顛倒的。

與親情相比，錢就不那麼重要；與親人相比，領導就不那麼重要；與家庭相比，黨就不那麼重要；如果工作與良心相衝突，工作就不重要；如果政府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政府就不重要。

41年延安整風和57年反右都是同樣的套路，先鼓勵言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到該講的講完了，一抹臉就開始整肅言論，關的關，殺的殺，倒霉的全是實在人。有些人在延安被整，反右還被整，這就叫沒記性。想起那個蒙牛的段子：被騙一次，是你的恥辱；被騙兩次，是我的恥辱；被騙三次，是中國的恥辱。

重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蔑片插入指甲…炸刑，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坐快活椅子，蛤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捅肛門…」這是當年江西打AB團時的情景，這些刑罰折磨的全是他們自己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答案很簡單：跟墜落時一樣。

社會主義法制十六字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考慮到我們這兒的國情，這話可以改寫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對某些人執法必嚴，對別外一些人不必嚴；某些人違法必究，別外一些人不必究。法律對中國公民一視同仁，但有些超級公民更他媽同仁。

到20世紀，人類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奧斯威辛不只屬於猶太人，那是全人類的恥辱。當一個政權開始公開作惡，並且壓制言論、封鎖真相，你卻說「家醜不可外揚」，這實際是在幫政權的忙。這是國家，不是你家，政權之惡也不該算是家醜。

元首：我沒錯，人不是我殺的。技術人員：我也沒錯，我只是造了一把刀，但沒有殺人。鼓吹者：我也沒錯，我只贊成殺壞人，但沒想到他們把好人也殺了。殺人者：我也沒錯，他們給了我一把刀，他們說殺人有理，他們命令我殺人，我只是在履行職責。最後死者出來檢討：好吧，你們都沒錯，一定是我錯了。

如何理解「穩定」，是當下的一個課題。當局所要的穩定，基本上是一種禁止說話、禁止抗議、死氣沉沉的穩定，打死不準叫疼，冤死不準告狀，哪裡有意見，就把兵派到哪裡，誰敢說話，就把誰的嘴堵上。按這個標準，死人最穩定。

數百萬正規軍，數百萬武警，數百萬民兵預備役，數百萬公安，數百萬城管拆遷隊，三萬億外匯儲備，外加數不清的坦克大炮核彈頭，武功之高，當世罕見，卻怕菜刀，怕上訪，怕蠟燭，怕聽真話，怕風怕雨，怕花花草草，怕書生，怕盲人，怕老太太，見什麼怕什麼，所謂「江湖越老，膽子越小」，為之長嘆。

能買光全世界的飛機，卻買不起一輛校車；能把衛星送入太空，卻造不好一座小橋；能給別國花上數億，卻不肯多幾所小學；一年能吃掉幾十艘航母，卻要逼著孩子捐出午飯錢。真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老爺之歡心，聚十三億之艱難，供數人之享樂，無話可說，只能感謝國家，強作歡顏。幸甚至哉，伏惟尚饗。

喝一碗香濃的三聚腈胺，飲一杯醇厚的工業酒精，吸一口清爽的PM2.5，咂一盅香甜的地溝油，身上背著慈祥關切的稅收，牆上寫著情深義重的「拆」字，溫柔和藹的城管悠悠而來，善良體貼的警察悠悠而去，清廉的高官挎著乾女兒走進高級飯店，李剛之子以七十碼駛過你的身邊，然後你說：我真幸福，感謝國家！

稅收：收天下之脂膏以飼鷹犬；教育：聚天下之英才以造蠢貨；盛會：集天下之財寶以放煙花；維穩：傾天下之暴虐以害貧弱；慈善：匯天下之善心以供淫樂。駱賓王怒問：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有這麼一種人，買不起房，生不起病，打不起官司，買不起骨灰盒，人家官二代富二代紛紛移民走了，他哪兒也去不了，天天坐在出租房裡啃著冷饅頭讚美社會主義，掰著手指頭曆數偉大領袖的傑出貢獻，說沒有領袖就沒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驕傲宣稱自己愛黨愛社會主義，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你說你不怕美國的核彈，我信，但我不相信你不怕公安、城管和拆遷隊；你說你不怕西方列強的欺負，我信，可見了李剛的兒子你還是要繞著走；你說你終於不用吃英國鴉片了，我信，可照樣避不開地溝油和三鹿奶粉；你說你推翻了三座大山，挺胸做人了，這個嘛，嘿嘿，但願你買得起房，背得動全球第二痛苦的稅。

其實，「夫妻肺片」中根本沒有肺，「魚香肉絲」中根本沒有魚，「以德治國」中基本沒有德，「依法辦事」中基本沒有法，「科學發展」中基本沒有科學，「文化輸出」中基本沒有文化，「為人民服務」中基本沒有人民，「讓人民安居樂業」中基本沒有安樂，哦，或許有，那是安樂死。

即使楊過知道了楊康乾的所有壞事，他還是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父親是個惡棍。即使將來朝鮮半島統一了，很多北韓人也不會願意相信金氏父子是獨夫民賊。這就叫「事實接受障礙」，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這種疾病，不願意接受那些痛苦但明顯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談到大飢荒和毛時，會有那麼大的爭議。

據說金魚的記憶只有幾秒鐘，蜜蜂的記憶可以維持幾天，蜘蛛不記得一天前發生的事。當郭美美開始代言網游，人們前仆後繼地加入躲貓貓的死亡陣營，當小學門前的屠刀再次沾滿鮮血，某些人忙於論證大飢荒並沒發生，而惡棍依然躺在廟堂之上接受萬人膜拜，我就覺得，單就記憶力來說，某些人和蟲子沒什麼區別。

六十多年來，真正彌補了國內外學術空白，並實現重大突破的是中國的史學。他們天馬行空地創造歷史，情節曲折地改編歷史，嚴密周詳地美化歷史，一絲不苟地遮掩歷史，無可爭議地說明了一個真理：我們說什麼人偉大，歷史就會證明那人真的偉大。只要拳頭強大，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歷史，就會有什麼樣的歷史。

為了幾塊錢，人們可以往酒中摻水，葯中下毒，飯中添屎。為了一個職位，人們可以認賊作父、大義滅親、六親不認。還為了某些事，人們可以對眼前的罪惡視若無睹，對明顯的謊言聽而不聞。人們說：這社會沒有底線，我說，這社會的底線就在你我身上。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躲開，這世界永遠與你我相關，它之所以變壞，往往是因為我們沒去想怎樣讓它變好。

如果有什麼事想不通，你只要對自己說「好吧，這是在中國」，你就能想通了；如果有什麼事想不開，你只要對自己說「穩定壓倒一切」，你就能想通了；如果有什麼事想不通，只要對自己說「這是由中國目前的國情決定的」，你就能想通了。如果還是想不通，那你大概就快被和諧了。我就是這麼說服自己的。

150年前，密迪樂講過一句話：中國最需要的不是現代科技，而是基礎文明。這基礎文明指的就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應當遵守的那些規範。

競選人大代表會遇到重重挫折，這是意料中事，因為人家要的就是不說話的。傳說卡里古拉曾把他的愛馬——英西塔圖斯牽到元老院，驕傲宣稱：我要提名這匹馬進入元老院，當你們的同僚。詩人赫伯特寫道：英西塔圖斯素質就是高/它從不發言/一種堅忍的本性。幾千年後，那匹馬改了個名，叫做共和國脊樑。

互相迫害的傳統一旦形成，就不會輕易停止，一個人壓迫人的社會，必然也是一個人人都被壓迫的社會，無人可以置身事外。

說真話都沒人信了，你還在說假話；辦好事都沒人理了，你還在幹壞事；賠禮道歉都不會有人諒解了，你還在蠻橫不講理；一輩子的爛賬都遮不住了，你還在自吹自擂。你逼著所有的人都愛你，可你呀你，人們還怎麼愛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