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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二）

作者：light21 于 2010-8-24 20:2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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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二） 时间: 22 8 2010 20:35

作者：芦笛来自海纳百川

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二）

毛的第一个智力缺陷深符民族传统，只是他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那就是彻底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不懂逻辑思维，没有起码的论证能力，只会以比喻代替，甚至没有准确的表达能力，因而没有创建构筑理论体系的能力。他不但能用“人必须长个屁股”去论证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更有本事从“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按：他忘了下雨刮风的时候）”的自然现象中，推导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政治学、社会学上的一般性结论；以人必须有头，来证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奉苏联为头（大概咱们是任老大哥坐的屁股）；以“月经”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概西方现已进入“今年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定准”的更年期，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则刚进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青春期））；以农民锄草肥田的例子来证明镇压学术界异端的必要性；以“种牛痘、打预防针”来证明“引蛇出洞”、诱骗思想犯自动暴露的科学合理。无论怎样倒行逆施，他总是能找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最有趣的还是，1957年他去莫斯科开会，苏联大使、哲学家尤金陪同前往。在飞机上，他与尤金有这么一段对话：

“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一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这种“思想家”，绝对只会在文盲国家出现。毛泽东号召“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那阵子，报上登的据说是工农兵写的学习体会，全是此类货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智力缺陷，反而成了他强大的主观优势，使得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巨大的感召力，俘获了千百万工农群众，让他变成众望所归的人民导师。似乎可以说，国际派败在毛泽东手下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从莫斯科背回来的几大麻袋教条根本不是毛泽东形象生动的市井比喻的对手。李德观察到：

“他（毛）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芦注，亦即“爱吃辣椒者最革命”）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是生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这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当然很了不起，然而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却一钱不值。可悲的是，愚昧的国情，使得毛的话语成了亿万人民狂热背诵的圣经，却没有人意识到它们是何等弱智。例如在文革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亿万人民反复背诵，然而却没人能看出，毛连构建理论必需的起码的准确表达能力都没有。若那弱智表述能成立，则敌人反对自杀，我们就要拥护自杀，敌人拥护吃饭，我们就要反对吃饭，这是什么疯话？他本该说：“凡是敌人怕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凡是敌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决不能去做。”简言之：“不能干亲痛仇快的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此简单的道理都没本事说明白，您说有治没治？当然，更绝的还是“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请问“五十年内外”难道不覆盖“一百年内外”？

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家身份是惊人低下的民智玉成的。当代网络写手樊弓（美国数学教授）、林思云、“随便”与“鲁肃”（据说都是理工科学者）的名作表明，中国识字分子们不懂逻辑推理论证，只会使用“比喻推导”或“比喻证明”。例如樊弓教授曾用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解来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有不同途径与结果，用李四去赴张三的宴途中被劫匪杀害来证明八九学运领袖毫无过错，用警察对飙车者罚款证明独立知识份子不能批判伪民运，用他本人的汽车陷入泥潭、有人前来帮助推出证明“伪善也是善”，而批判伪民运就是“人格谋杀”；林思云用好莱坞电影上舍身炸毁陨石的英雄事迹证明“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劫机撞毁世贸双楼的恐怖分子是英雄，从鸭与雁的行为不同导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族性格区别；随便用“鱼用腮呼吸，鸟用肺呼吸”来证明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不同物种，因此决不能“像狗一样地跟着外国人走”，建立民主制度；而鲁肃用“物体的当前位置并不决定运动方向，x的值并不决定dx的正负”来证明“民运那帮人显然并不打算做全民一统的教育”。这些写手的政治立场与观点各不相同，然而都一无例外地赢得了网民的狂热喝彩。若非芦某指出这些比附之荒唐，则到今天也无人能看出它们是何等拙劣的智力笑话。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华人读者尚且如此，而况上世纪20-70年代的文盲工农乎？

毛的第二个突出的智力缺陷也富有中国特色，那就是模糊思维。这原是敝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毛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成了“空洞思维”，也就是只有模糊零星念头，却毫无具体思想内容。因为毛有不同身份，他这个智力缺陷也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反映。在所有方面，他都是标准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作为思想家，他的“理论”是惊人的空洞。凡过来人都知道，伟大领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其“平生得意之笔”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据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实践，目的是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整整十年，官方媒体什么也没干，就在吹嘘这套名堂。但那伟大理论到底有些什么内容，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判据是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各自有些什么内容，谁也说不上来。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空洞无物的“理论”。

作为政治家，毛的这一智力缺陷使得他彻底缺乏制度发明能力与设计能力，他是极为罕见的终生革命家，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被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创造奇迹的强烈冲动煎熬，但有的只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朦胧憧憬与渴望。至于那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儿，他脑袋里只有一团雾，漫说是具体的蓝图，就连个草草的粗线条勾勒都没有。

这就是文革为何会变成毛平生最大的尴尬，彰显了他那硕大的脑袋是何等惊人的空空如也：毛在发动文革时手订的《十六条》规定，文革的任务是斗批改。1967年“一月风暴”中，亿万民众响应他的号召，起来推翻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了过来。至此，官僚集团的抵抗已被粉碎，场地已经腾出，“破旧”的“斗批”任务业已顺利完成，下一步便是“立新”的“改”了，万众翘首，专盼毛下场挥毫，在那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把他脑袋里的太平天国搬到世间来，化为具体的可靠的社会制度，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能被一代代接班人不走样地传下去。然而毛翻出口袋底来却什么也没有，吭哧了半天，最后只能推出个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应付过去。就算那“新生革命政权”能实际运作，那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的权力斗争，毫无实现革命初衷的社会制度改造内容。一言以蔽之，他极度精通如何砸烂一个旧世界，却丝毫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新世界，“专拆不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作为国务家，他只会提出某个战略口号，给全党或全民指出努力方向，却从来没有制定实现那目标的具体规划、方案与步骤的能力。《论十大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那文章似乎面面俱到，什么都考虑过来了，可惜只是典型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他说的只是应该统筹兼顾那些关系，至于怎么才能达到那目标，不知道的人看了还是一无所知，因为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因而完全是废话。当然，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比起来，那还算好的了。

因为这些严重的智力缺陷，毛这种政治家和国务家其实是“口号家”。他的专长，还是在每个历史阶段及时提出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口号，诸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这其实是他从“始皇帝死而地分”、“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迎闯王，不纳粮”等无数先例学来的，在战争期间当然有巨大威力，但在和平时间用来治国就是笑话了。虽然威力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智力角度来看，他与部队行军中的快板鼓动员、球场上的啦啦队毫无区别。

从这些事实立即便能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智力水平的天壤之别。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是人类最大胆的实验，毫无先例可供参考，完全靠实验家们自己去摸索，而这是对他们的想像力、创造力特别是制度设计能力的严峻考验。不管怎样冷酷无情，斯大林毕竟还是设计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发展了列宁的建党理论，卓有成效地将党改建为一个全能的权力组织网络，把全民不留孑遗一网打尽，牢牢攥在如来佛掌心中，造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崭新的极权社会，还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这种技术发明能力，何尝在毛泽东身上见过丝毫？

这些智力缺陷，决定了毛永远需要一个教师爷，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为他拨正船头，指引航向，在他当国后为他提供建国蓝图，让他照图施工。而这就是斯大林死前的实际情况。中共执政前，所谓“毛泽东思想”中毫无原生货。“民主革命三大法宝”（建党、建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统统来自于苏联。苏维埃革命不必说，就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为我党制定的，而那其实来源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其中一个教义便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我已在旧作中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容其实是从张国焘那儿剽窃去的。张和毛泽东等人在草地的重大争执，便是张认为苏维埃革命不符中国国情，业已失败，应该改搞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张还提出当务之急是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与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为中共决定的策略改变暗合。中共在抗战爆发后终于放弃苏维埃革命，声称愿为三民主义奋斗，也是莫斯科施压的结果，并非毛的主动。相反，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杀蒋，甚至隐瞒斯大林的来电，给张学良发电，敦促他 “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让周恩来说服张学良对蒋“行最后手段”。若不是莫斯科的干预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则中共就算不被何应钦的讨逆军消灭，后来也根本就没有上台的希望。

　　纵观整个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毛唯一的独特贡献，就是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而那是从施耐庵那儿学去的，并非原创。何况毛最初也曾热衷攻打过大城市，只是在失败后出于生存本能，全靠对马列基本理论一无所知，受游民经典的指引，才走上了水泊梁山。他的心路历程，与陳士榘说的那些文盲将军受《水浒传》感召上山落草完全一样。将之提升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则是文人后来为他干的活。

建国初期就更不用说了，中共开头完全是按苏联模式，亦步亦趋地实行“爬行主义”、“奴隶哲学”，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整个国家的体制不必说，就连毛最初确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按苏联经验忠实拷贝下来的。

当然，作为有志于接替斯大林充当全人类导师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学徒期间，伟大领袖也曾有过创新冲动，试图在列宁－斯大林发明的权力框架之外“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据师哲披露，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华期间，毛曾向米披露了他的创造灵感：

“当毛主席讲到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们的青年政策，说我们要建立三个青年组织，青年团、民联、学联。米高扬不理解为什么要分三种组织，就说：‘这不是太分散了吗？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闹矛盾？’

主席一听，很不高兴，有点发火：‘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青年？我们有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中国青年的人数比欧洲某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多，你怎么能把他们都统在一个团里呢？’

米高扬本来就声称他只带了耳朵来，这一来，他就更不插话了，只是听。”

从这段轶事足可看出毛的思维是何等混乱──既然中国人那么多，不能把所有的青年都统在一个团里，那为何又能把更多的人民统在一党专政之下？难道中国人口数没有超过欧洲总人口数？更有趣的是，他连“权力组织”与“职业行会”都分不清，甚至似乎以为青年分为工人、农民、学生、无业人员（所谓“社会青年”）是中国特色，苏联没有，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按行业设立不同的青年组织，以进行“归口领导”，实行他后来在文革中批判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这种昏话出自一个终生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共党政客之口，真不知道米高扬听了作何感想。老米不过是个二流政客，然而其思路之实际，令毛那个妄想家黯然失色。如所周知，毛的这个“有所发明”并未化为现实，中国的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全按苏联模式“统在一个团里”，什么“民联”、“学联”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学生会倒是各校都有，不过那跟工会一样，只管发电影票组织舞会，从来不是权力组织。大约毛后来也发现那设想完全是搞笑，必然要引出米高扬预警过的问题，因此最后还是乖乖回到了师父划定的框框内。

　　直到1956年苏共开20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毛才解放了思想（这是他亲口承认的，只是后来他发现扔掉斯大林主义那把刀子后果严重，才转过来批判赫鲁晓夫），发现原来斯大林主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联模式原来也有弊病，特别是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残废（这其实也是苏联人自己披露的，并非毛的发现）。这结果便是《论十大关系》出台，毛觉得自己业已出师，要踢开师父干革命，搞自己的一套了。

可惜他不知道那一套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只好请出“人民上帝”来做他的西席老夫子。在这点上，毛与列宁和斯大林截然不同。列宁直接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需要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从外部灌输进去。布党是“民之主兼民之师” ，群众只是被布党严密控制并被极限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而毛泽东确实真心诚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首次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以为群众的“集体智慧”会为他源源提供创造灵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彻底缺乏创造力与想像力，因此不得不请“群众先生”代他去解决一切难题，从请群众代他煮“无米之炊”，绕过原始资本积累的难题，去实现工农业大跃进，完成国家工业化，到请群众去代他设计、建立起一个与苏式国家不同、人民群众真的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这种“以民为师”的“民粹主义”，不但未在马列先辈中见过，在人类社会中也从未见过，它引出的灾难性后果，当在有关章节介绍。

毛的第三个严重的智力缺陷，是“见叶（还不是木）不见林”的高聚焦隧道眼，也就是他反复兜售的“纲举目张论”。他反复做过解释：所谓“纲”，就是渔网的绳子，所谓“目”，就是网眼，一提那绳子，所有的网眼就都张开了。据说人主治国，要做的就是全力去找那根绳子，找到后再令全民去“拔河”。此所以毛为何要先后“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还在《矛盾论》里作了“学术”解释，据说，那“纲”是所谓“主要矛盾”，而“目”则是次要矛盾，只要全力抓住那个主要矛盾并解决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不幸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忘记了解释其原理何在。

毛泽东此论，乃是最典型不过的“狭隘经验论”，亦即从个人经验中提取出一个普适的“宇宙运行规律”。毛的智力活动主要局限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是搞定党内外的人事关系，斗倒整垮政敌，建立对所有人的严格控制，便是指挥战争，而这两种智力活动都会诱导出“纲式思维”。前段《凤凰网》的《口述历史》节目播放了该台对杜月笙故旧的采访，那人说，杜月笙搞定江湖人事也是靠这一手──找到最关键的那个人，一提那个“纲”，整个网就起来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而在两军交战时，找到并突破对方阵线的最薄弱点，则敌军也会全线溃败。

毛就是从这些狭隘经验中，发现了这个“宇宙运行规律”，把它用为治国之道，在影响事物的诸多因素中，把最显眼的那个单单挑出来，再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倾全力而上，去解决那“主要矛盾”，却忘了斯大林总结的辩证法的第一条规律：“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这种隧道眼（tunnel vision，亦即管状视野缺损，病人看到的世界似乎是从一个隧道里看出去的）的聚焦度之高，人类有史以来，未之见也。其具体应用将在“以钢为纲”的章节中详论。

毛泽东的第四个严重智力缺陷，是没有“可行性”概念。这似乎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古人留下来的策论，似乎只作必要性论证，也就是只论证采取某策会有些什么好处，但一般不作可行性论证，反正我记忆中看过的那许多“疏”中（《治安疏》、《论贵粟疏》等等），似乎从不对其政策主张作可行性论证，提示古人没有这一观念。最典型的便是清廷关于是否严禁鸦片的廷争，林则徐支持黄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将一年内无法戒断的烟鬼统统处死的主张，两人都论证了采纳那主张的必要性，却只字未提其可行性，而那明摆着是不可行的。如此重大的疏忽都会发生在一个著名的能员干吏身上，得到了清流们的一致欢呼，而且还被朝廷采纳，似乎只能用古人缺乏可行性观念来解释。

这种智力缺陷，到毛手上便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是像古人那样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是干脆否定了世上有不可行的事存在。大跃进的几乎每个口号都反映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敢想敢说敢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哪怕是大饥荒也不曾动摇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60年代他命令全国学习的大庆经验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实就是“有无条件都要上”。发为诗歌，便成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一切具有可行性观念的人，而毛最讨厌这种“泼冷水”的人。记得《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收集了一篇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他畅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出版事业的宏伟设想，说了一大通，某位出版业负责人却出来说，现在纸张供应很紧张，主席说的这些可能有困难。毛当即斥道：大家在这儿谈得热火朝天，你却出来说没有纸，真扫兴！

因为否认世上有不可行的事，把整肃有可行性观念的人当成“路线斗争”，毛才会作出在现代人看来是荒谬到匪夷所思的发明，诸如没有矿石也能炼钢，将暴民造反制度化，以为那可以化为国家运转常态等等。毛这种“打破框框条条、清规戒律”的英勇努力，将在有关章节中具体介绍。

毛泽东的第五个智力缺陷不是天资限制，而是人为造成的。他本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习惯，却不幸迷上了“辩证法” 的野狐禅，而且真诚地坚信哲学是“万王之王”，是统治管领一切学科的“总学科”，套用项羽的表述，那不是“一科敌”，而是“万科敌”，套用韩信的表述便是“将将之学”，其实也就是他最爱拉的那根“网绳”（纲），是他“外行可以而且必须领导内行”的本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四书五经》，学好了便能当上无所不能的父母官：督促百姓完粮纳税，平冤决狱，治理黄河，领军打仗，等等。他对所谓“对立统一规律”的迷恋，彻底摧毁了连庸人都有的常智，使得他非但看不出事物的本质来，而且专干自相矛盾的事。

例如他是个极罕见的毕生革命家，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激情永远在胸膛里沸腾，却到死也弄不清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人们为何要干革命，更不明白任何有成果（achievement，中性词，并不一定是好的成果）的革命，都必须由“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革命”两个阶段组成。

人们之所以要起来干革命，除了少数野心家外，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是因为觉得旧制度太不合理，太黑暗，想建起一个新制度来代替。在此，砸烂旧世界不是目的，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得把受旧制度压迫剥削的人民发动起来，把政权夺过来，这就叫“自下而上的革命”。但夺取政权虽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语），却不是革命的目的，改建社会、实行新制度才是革命的目的。为此，革命党人在夺取政权后，便充分发挥政权的强迫功能，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把他们原来设想的那个理想制度翻译兑现为社会现实存在，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过程只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统一与协调。此所以列宁每到要干革命前就得先去写本书，那就是“先设计，后施工”，其实是他从欧洲学去的传统。

当然，实际的革命过程，必然是个机会主义（opportunism，此处用的是西方的意思，并无褒贬之意）的过程，也就是革命领袖见机行事，临机应变，摸着石头过河，绝无可能如机械工程一般，造出完全符合原设计的机器来。例如列宁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与他在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设计蓝图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这机会主义的时时修正，并不能否定革命后的社会改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上面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工程，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机械的，都只有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才能完成。

换用常见的表述：革命只能夺取政权，不能改革社会。社会的改革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完成。革命家与改良家的区别，只在于后者认为可以利用现政府，而前者认为改良的使命只能由新政府来完成。

毛泽东却连这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他当然是个毫无原则、出尔反尔、权欲薰心、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无耻政客，但同时也是个罕见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为改天换地的激情煎熬。可惜他始终不明白：你可以依靠群众去完成革命的前半截任务，但你绝无可能指望他们完成后半截。那社会改建工程蓝图必须由你提供。如果你什么蓝图都没有，就把他们轰起来造反，指望暴民在夺权后靠布朗运动便能somehow建起个符合你的理想的新社会来，那革命就绝不会有任何成果，只能变成无休止的波澜壮阔的蠢动，而这就是文革的实际过程。

这本是任何庸人都能看出来的事，毛泽东何以无法明白？那是因为他竭尽一切努力，高效摧毁了自己的天资。他的“辩证法”告诉他，本质相反的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大乱必然转化为大治，越乱越治，如果乱得史无前例的结棍邪乎，则乱出来的那个世道也就是无比完美的太平天国。

您说这是什么疯话？然而believe it or not，他是真诚相信这鬼话的。不仅如此，全国识字分子还无比坚定地跟着他相信这疯话。任何一个过来人都能为此作证。即使不是过来人，去看看毛的著作与讲话也就够了，那里面全是这种疯话。在他，乱治转化不但如牛顿的苹果落地一般，是一个自动发生的必然过程，而且互为前提，这就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高深道理。既然如此，那当然是“不乱不治，不治不乱”，如欲救国，必先祸国；如欲祸国，必先救国。这其实不是他的原创，是从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之类教导那儿来的。

这就是他为何会发明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之道来，连暴民造反必然影响生产的常识都要否认。我记得他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与指导文革的《十六条》，似乎都把“生产上去了”当成判断各单位运动取得胜利的指标。四清运动毕竟还是严格受控的运动，造成的恐怖气氛确有可能会极大地焕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起到“促生产”的作用，然而若认为文革那种暴民造反能促进生产发展，那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脑袋了。

笃信“辩证法”，使得毛泽东专干南辕北辙、緣木求魚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政治局批判了斯大林，解放了毛的思想，他得知了苏联体制的毛病，那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国民经济严重失衡，于是写了《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那就是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虽然他没有能力明白说出这点，更无能力指出达到目标的方法，但毕竟还是个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可惜不久后他急于当世界领袖，使用“纲式思维”找到了富国强兵的秘诀，下令全国人民都去当炼钢工人，这与他先前的主张完全相反。然而他立即便使用那万能的“辩证法”作了合理性论证，那便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其实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失衡才是常态，达到平衡并非常态”。这疯话连田家英、李锐那些知青都无法接受，郑重其事地从哲学上去驳斥。其实何必如此？若是这伟大道理能成立，那当初毛又何必写《论十大关系》？即使是古巴那种实行单一经济的国家，也不曾让所有的人都改行去种甘蔗。

这就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实质──专用炼钢转炉烧制冰激凌，把绝对无法调和的事熬在一锅里，妄图造出一个“冰火岛”式的地上天国。上面已经说过，他唯一学会的外国把戏（不是西方把戏，是俄国把戏），便是建立一个把一切权力与资源都垄断在自己手里的政党，然而在他藉此取得夺权战争的伟大胜利、并用一连串的整人运动把全民改造为党的驯服工具之后，却又去追求实现与手段截然相反的美好理想，声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却又强调“一元化”，痛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最终使得国家陷入他本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收拾的莫名其妙的混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