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包括新浪、鳳凰和360doc等網上多處轉載新華社高級記者李錦的「三年飢餓歲月回憶」，其第一篇是講農村在大躍進時期辦食堂的事。 不錯大躍進時期發生了不少荒唐事，比如說全民鍊鋼鐵，畝產萬斤，農村辦公共食堂等等。 但李錦的「吃食堂」有些特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李錦的特別之處。
一開始李錦就寫到「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給人一種是在農村的印象。 可是吃食堂的第一天是在開旅館的人家吃的，他在文中多次提到糧本和油本，農村裡有糧本油本倒是一件新鮮事。接著李錦還提到「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轉成定量戶口了」，「農村的人靠著土地，而小街上一點點土地也沒有」，也就是說李錦一家與街上的多戶人家已經不是農村人口早就轉為城鎮居民吃商品糧了。李錦後來於1968年下放更進一步證實了他們家不是農村人口而是城鎮居民。 城鎮人辦食堂還吃飯不要錢，這是頭一回聽說，我們就來看看這食堂是如何辦的。 大躍進時期農村辦食堂，食堂是由生產隊或生產大隊辦的。農村裡糧食蔬菜甚至雞蛋及肉類都是自產的，也就是說不需要花錢去買，那時候農村一般都是燒柴，在農村這也不需要買。所以在農村辦食堂只要有糧食，其它都好辦，並不需要太多的開銷。在城鎮辦食堂就不一樣了，李錦所在的小鎮可以說水不需花錢，其它就幾乎樣樣都需要花錢去買，李錦在文中就說「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一起買回來」 。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是什麼樣的大隊，它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這顯然不是農村的大隊！ 那這食堂是不是城鎮里的什麼單位比如說什麼機關、廠礦和學校之類辦的呢？ 李錦沒有這麼交代，但告訴我們辦食堂把農民也拉進來了，「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裡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裡只有40斤左右的糧食，最多的人家也不過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糧食也吃不了多久。」。 如果是城鎮單位辦的食堂，就不會把農民拉進來，更不會去農民家裡收糧，所以食堂不可能是城鎮單位辦的。 最後這個食堂會不會是鎮上居民合作辦的，每月由居民自己出錢來支付食堂的開銷呢？ 按李錦描繪出來的吃法，一個月的伙食費在2～3個星期內就會吃完，居民們肯定是不會答應這麼辦的，所以這個食堂不可能是由居民合作辦的。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興橋公社興橋大隊」不是傳統的農村大隊，它既不生產糧食也不生產蔬菜，同時也不是城鎮的單位，它辦食堂的經費從哪裡來呢？ 此時是1959年，這個小鎮上不可能有什麼財主了。 這麼多人來吃飯，還不要錢，一般人家能撐三天就了不起了，絕對不可能把食堂辦了幾個月，不可能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食堂是虛構的，根本就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李錦在文中還寫道「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可是李錦是否忘了國家當時為什麼給城鎮居民發糧本了？ 發糧本的目的不就是迫使居民計劃吃糧嗎？ 糧店只讓你買當月的糧食，最多能在月底讓你買下個月的糧。 所以李錦家的糧本被食堂拿去最多能夠支走下個月的糧，絕對不會造成李錦家幾個月沒糧。 更何況這個食堂本來就是不存在的！ 另外在文中李錦還透露其父是個幹部，「縣裡在大躍進抽幹部帶隊到安徽馬鞍山鍊鋼鐵，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親被抽去當射陽縣伐竹連連長，一去就是大半年。」，其家庭條件應該比一般人要好些。所以李錦文中的許多事情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琢磨，這裡就不一一評論了。
一個人需要誠實，不要瞎編一些沒有的事情，這是一般做人的準則。 李錦這篇文章是在2010年左右寫的，此時他已經從事新聞工作38年了。 38年了，還不知道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是什麼嗎？ 自己的回憶都是如此瞎編，以前就不知道編造出多少新聞報道了。 本人以前不知道有李錦這麼個人，也沒看過他寫的東西，但從他這篇文章來看以前編造的東西一定不少。 大躍進時期是發生了不少荒唐的事，50年以後再來瞎編是不是同樣荒唐呢？
現在的研究已經發現那幾年根本不可能發生過大規模餓死人事件，楊繼繩等人把餓死人數誇大了至少一萬倍以上！ 楊繼繩那本臭名昭著的《墓碑》實際上就是個謊言的大集合。 楊繼繩和李錦都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但是一個是謊言的傳聲筒，一個亂編自己的經歷。 不禁要大聲問一下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記者？ 他們還剩有多少可信度？ 他們寫的東西還有多少是可以看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難道還不能發人深省嗎？！
作者：李錦，新華社高級記者、山東分社前副社長。
http://wemedia.ifeng.com/54768174/wemedia.shtml
寫在前面的話
在我的經歷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飢荒。我出身在江蘇省射陽縣興橋鎮，親身經歷了那場大飢餓，拾麥子、挖野菜，吃榆樹皮，掙扎在死亡線上。
我從事新聞工作38年，大半輩子就做這一件事。自己亦懷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寫出。這樣的事情已經過去快50年了，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件事了。我當了大半輩子新聞記者，報紙上登的總是按上頭需要或允許您寫的。
現在適逢自己出版散文集《鹽阜家譜》，得以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也是了卻一段文債。藉以奠祭在那場大災荒中死亡的家鄉親人，懷念帶領我們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的母親。
吃 食 堂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一
人最難忘的是受苦受難和大起大落的日子。在我生活中，對農村印象最深的是兩段歷史，一段是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一段是1980年的農村包產到戶。
對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是從人民公社成立開始的。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著三角小旗，拚命地喊著「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面，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一頁一頁翻開的。
辦食堂是與人民公社是同時進行的。據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社會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一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裡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你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里的菜，你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託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確實，在1958年，繼大躍進而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鋪開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吃食堂緊跟著泛濫起來。一級級命令，排山倒海般的傳下來。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兩三天。興橋大隊分成南、中、北三個街，辦了三所食堂。我們中街的在黃奎德家開始的第一頓。他家是開旅社的，地方比較大，能盛十多張桌子。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一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
我提著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我們平時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面，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我只記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參加會議時與三弟一起吃過一次紅燒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錢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這一次。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一家，吃飯不要錢了」 。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面春風笑開顏；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一半；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一分一秒都爭先；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裡越是甜；為什麼越想心裡越是甜 ? 共產主義快實現 ! 人人干勁足，個個齊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錢」。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首詩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 " 特產 " 。這樣的句子，不講究什麼文辭，讀的時候特別流暢，使每個人讀起來心裡都有一種燃燒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一頓不如一頓了。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一個食堂，在街南頭。一個月時間不到，食堂里頓頓都是稀粥，乾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裡面，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里沒有米。記得每天天還不亮的時候，鄰居高大喜子、孫五鎖子便叫著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鍋底撈，能撈到小半碗米，我們那時剛上小學，做飯的人同情我們小孩子。過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湯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點米，添在舌頭上，捨不得咽下。後來，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們每個小學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豬尿泡似的被吹大起來，亮亮的，手一戳就能點破的樣子。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裡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裡只有40斤左右的糧食，最多的人家也不過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糧食也吃不了多久。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一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蔔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們家開始買了1000多斤胡蘿蔔葉，吃完了便挑野菜吃。開始有馬薺菜、鹽蒿子，後來便挑一種帶刺的徐徐菜。苦苦的，連豬也不肯吃。有人家開始吃樹葉，剝樹皮。合德鎮有個姓戴的富農，家中藏有兩罐銀洋錢，餓得什麼也沒有吃的時，從地下挖出來與人家換了兩小罐鹹菜，用鹹菜和著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數人家比，我們家的日子過得更為艱難。縣裡在大躍進抽幹部帶隊到安徽馬鞍山鍊鋼鐵，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親被抽去當射陽縣伐竹連連長，一去就是大半年。農村的人靠著土地，而小街上一點點土地也沒有，只有下鄉去挑野菜。母親領著我們弟妹四個艱難度日，我是老大，8歲，妹妹6歲，三弟3歲，四弟1歲。200斤胡蘿蔔，60斤米就是我們的全月的糧食，平均每人每天4兩米，經常拿著瓢到鄰居家借糧是我最感害羞而無法逃避的事。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沒有一點油水，肛門脫落，臨到解大便時弟妹們便哭得死去活來。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腸胃炎發作，被送到醫院。有人說病床上剛死了一個小孩，用席子捲走了，你這個孩子命不強。母親嚇得把我從病床上抱起來，一直坐到天亮，淚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飢餓的日子裡，母親總吃著野菜，僅有的米都讓我們吃，遇到野菜飯不夠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兩頓餓著。我們終於奇迹般地活下來了。我們深情地熱愛親愛的母親，是她帶著我們渡過最艱難的歲月。
父親回來了，我們的生活才日見好轉。我們那裡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一帶，災民像流水一樣湧來挑野菜，躲飢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這些經歷，寫在2000年出版的《大轉折的瞬間》一書中。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裡總是酸酸的，感念母親，在那苦難的日子中，弟妹四個竟都活下來，沒有母親的堅強庇護，不可能有後來的我們。
現在興橋的老人都還在，見到他們常說起當年那飢餓的歲月。老人作古的越來越多，歷史漸漸被人們遺忘。走在興橋街上，路過那一扇扇門，想起當年走出一個個飢餓的人，記得還有小時候一起吃食堂、挑過野菜的小夥伴們，心裡很難平靜下來。
拾 麥 穗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二
車從射陽縣城合德朝南到黃沙河時，每到橋頭我總要西望，那是誠民村，是我小時候拾麥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飢荒到來時，我隨母親一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里拾麥穗。
飢荒的突然到來，興橋街上的人苦極了。解放前本來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醫院、中學、供銷社、食品站佔滿了，只剩下小河西邊一個蔬菜隊，也不再種麥子了，吃糧到糧公所買，。災害到來時，糧公所在供應最後一批從山東運來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沒有糧食供應了。我們只好到鄉下拾麥子吃。鄉下人不容易餓死，街上反而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黃沙河北的誠民、西興一帶，溝渠多，土地肥，麥子也長得好。當一陣陣熱風把麥海推出道道金波，我們的眼看得都花了。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一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里了。人家割麥的人拿著鐮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面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一轟而上，在麥茬里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一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里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於是，鄉下的人便換一種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數勞力在四周維持秩序，這些護麥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莊稼漢，狠起來像凶神一般，手裡揮舞著鐮刀，誰敢搶先下地，便把你的籃子剮了。後來他們就揮舞著鐮刀沒頭沒腦地砍下來。舊社會，地主的家丁就是這麼乾的，現在是鄉下幹部們護麥。
然而，飢餓的人群也不在乎鄉下人罵了，也顧不得臉皮了。只要麥田一開割，便衝到地里，在割麥人屁股後面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甚至這邊一開割，那邊人便從麥田對面拔起麥子來了。連麥秸也一起拽進籃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蟲般涌過來，一會兒，一塊地便搶光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杴、扁擔揮舞著，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著，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面。搶麥大戰變成對罵戰爭，有的人哭訴著一家快要餓死的狀況，大家淚都流下來了，鄉下的老人嘆著氣，說世道變了。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一片又一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於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還黑黑的便趕來了，在地邊埋伏著，只要哪裡一開鐮，四面八方便湧現出無數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將從天而降，一霎時便把麥田「吃」完了。鄉下人惱火了，他們不再割麥了，見到街上人下來便先割籃子，像趕殺似的趕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親和姨母們帶著我出來，讓我帶著籃子在遠處的河邊等著，她們用衣服兜子盛麥穗，跑起來也快。把麥子送到我這裡，她們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歲多一點，已經能幹活了，弟妺們都小。每天半夜裡，便被母親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時被叫起來，我邊鈕衣扣邊困得又躺下來，母親便一哄再哄，用涼水浸濕的毛巾捂在我腦門上，讓我快點清醒過來。天黑黑的，我被母親拖著，跟著走，只聽見街上「咚咚咚」的腳步聲，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走在大橋的木板上，像是千軍萬馬過橋似的。100多戶人到大橋頭便分開了，西邊到誠民、西興，東邊到友好、豐登、日新，北邊到興北、新東、新莊。我們家一般往誠民、西興，因為我們家的干外婆家在這邊。我被母親拖著走，走過一片又一片麥地，我也跟著大人到麥田裡搶麥穗，小小的手拔著麥桿，手劃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麥，只是用手拔麥秸。
鄉下人來了! 他們像凶神一般揮舞著鐮刀、扁擔，喊殺過來了，我們小孩便扔下藍子拚命跑著。有的鞋都跑掉了。光著腳在麥田裡跑，留下一路血跡。我跑得慢，那扁擔和鐮刀帶著「呼哧」的風在耳邊掠過，鄉下人心並不壞，見到我是小孩只是嚇唬嚇唬，真的把鐮刀砍下來，我也早沒命了。那一年，我家被鄉下人的鐮刀砍壞五六個籃子，不過沒有被砍到人，算是萬幸。
有一天，過了興北、誠民、西興、青春等一個大隊又一個大隊，又餓又累，走得腳發酸頭髮暈，暈倒在地上。涼風吹醒后，想到弟妹們還等著下鍋，我又隨著人流往西走。飢肚轆轆了，走不動了，揉一把麥粒在口中嚼著，然後到河邊咕嘟咕嘟喝幾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時，我才發現一起出來的大人一個也看不到了，趕快往回趕。一個人摸著路，只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撲通撲通的。路過亂墳場，螢火在墳間一閃一閃的，覓食的狐狸與黃鼠狼竄來竄去，我被嚇得頭髮豎起來，黑天曠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沒聽人聽見。當時，路上常遇到大躍進新挖的農莊河和一條條深溝，溝溝坎坎，總轉不過去。路上遇到同學王聲洪的媽媽，與我是一個大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來，領著我回來。到家時已是深夜了，母親癱坐在門坎上，弟妹們已睡著了。我見到母親，眼淚像家泉水一樣流下來，母親含著淚把拾的麥子攤在地上，等天亮再曬。
想起那些拾麥的歲月，哪裡是拾麥，簡直是搶麥，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搶回自己的生命，不是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後，我看到米勒的名畫「拾穗」，便想起拾麥的日子，引發我對故鄉的思索。我覺得米勒畫得不象，因為他畫得太美了，他那融渾的色彩，顯得太深沉了，太冷靜了，特別是婦女很悠閑地彎腰拾穗，太富於詩意。米勒不了解災荒與混亂那種拾麥穗，是一種搶奪與戰爭。當然，中國的畫家也沒有見人畫過那場面。
這些場面，只有我家的鄰居們還都記得，後來人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有過拾麥的經歷。偶而閑談起來，誠民的陳二舅嘆一口氣說，那年頭不能提了，人都沒有命了，不搶幾把麥穗，能活下去嗎？許多人便是在那年頭餓死的。麥收時節，拾麥穗的日子僅僅是十天八天的，以後更長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實在無法忘記。
暈 倒 在 野 地 里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三
「中國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是我在一本書開頭寫的第一句話。這是我從三年自然災害中得出來的親身體會，也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最原始的認識。
一個人對飢餓的態度與理解，關乎他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甚至整個的人生哲學。在70年代末，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報道包產到戶；後來又不同意把產權改革搞到土地上去，這種態度和宣傳報道立場，來自人生體驗。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飢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里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上學剛剛兩年的我，中午放學回來，太陽在上頭一照，頭暈眼花，走路搖搖晃晃的。角頭街木橋是用兩塊板鋪起來的，很窄。我走到中間腿肚子打顫，看到河裡的水,心發慌，頭皮發麻，嚇得蹲了下來。與同學們相互攙扶著才敢過橋。過了橋,腳步便拖不動了。過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說《艷陽天》中有一句：「餓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動了」，我很佩服浩然的這句話，覺得他了解農村。那時候，我們便是看著自己在太陽下的影子，走不動了，看著，看著，眼就花了。
從建湖過來有個鄉親叫和尚頭的，有一天在街南頭路邊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響的人，回老家數月不見，這個高大的男人掛著一臉的皮，嚇得別人不敢靠近他。他癱坐在地上哀求說：「大爸大媽啊，有一口米湯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問，「你不是剛從家裡來嗎？回去幹什麼呀，」他回答說，沒想到天下都是沒飯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裡呀。」大家默默地看著他走了，不久聽說和尚頭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無聲無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蔔纓子。到了三月，胡蘿蔔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一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有一天，幾種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一吹，肚裡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當時我只有8歲，老姨比我大6歲，堂姐桂英比我大兩歲，她們領著我到河西邊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幫我擦嘴，用水濕了濕毛巾，放在我的腦門上，說歇一會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讓我在地上躺一會兒。可家裡下頓還等著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時要不斷的尋找，為了節省力氣，便跪在地上用膝蓋往前挪。頭上的太陽像火一樣炙烤著大地，實在因為虛弱，加太陽在頂上曬著，挑了一會野菜，眼睛發花了，直冒金星，一閃一閃的，腿發軟，連溝也邁不過去了。我扶著南邊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這是餓昏了。等我醒來時，已是太陽落山了。起風了，天涼涼的，只聽見肚裡嘰嘰的響。老姨還在近處挑野菜哩，我們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著籃子，老姨攙著我，回家了。老姨說我暈過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覺。母親聽了，趕快把給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湯，甜津津的，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時候三歲,咽不下野菜,整天歪著頭，無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一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喂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太陽一出來，白茫茫的一片鹽鹼，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鹽蒿子。鹽蒿子耐鹽耐鹼，鹼很重，可它還是碧綠的。只有鹼太重的地方，鹽蒿子長成紫色的，那種鹽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遠的地方去采。鹽蒿頭採光了，便採鹽精子，也就是鹽蒿子種子，曬乾揚凈后磨成面，摻在野菜里吃。後來野菜越來越多，薺菜、曲曲菜、馬齒莧都長起來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飢餓的感覺。飢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飢餓並沒有銳利的痛感，那是種慢性的虛脫。胃裡沒有食物，大腦被停止了供給，麻木了。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慾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麼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一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災荒那年的麥收時節，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麼多人拾麥穗,麥草尖上只有一粒麥,我們也捨不得丟掉。這時候聞到新麥的氣息，大腦中便有種大難獲救的感覺。
在飢餓中生活過來的人，觀察與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變化。餓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飽飯，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後來我覺得什麼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塊田這一點不能改，有一塊田就餓不死人，沒有田地靠什麼養活人呢？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
作者簡介
李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蘇省射陽人，新華社高級記者。曾任新華社山東分社副社長、黨組副書記。山東大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就讀於中央黨校與中國新聞學院。
成就
從1978年來，從事農村調查30年，被譽為「庄戶人家的好記者」。來自基層的調查曾得到36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或讚揚。鄧小平對其有「你有發言權」的評價。依靠自己發現和推出的「萬元戶現象」、「九間棚精神」、「雙星道路」、「興福現象」、「大明資本經營理論」、與西藏「甲曰經驗」等，都曾產生過重大影響。理論上涉足經濟、科社、黨建與民俗等領域，曾獲得1998年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新聞作品獲得國家、新華社100多個獎項。
著作
出版的著作有《大轉折的瞬間》、《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與《鹽阜家譜》等1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