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虎子：從奎寧到青蒿素
1. 瘧疾促進人類進化
人生真是太美好了，連數百年一遇的教皇辭職都讓我們趕上了，只見全世界各地的紅衣主教們聚集羅馬，選出了第一位出自耶穌會的教皇。
上面這段話有兩個關鍵詞：去羅馬選教皇、耶穌會。我們的故事就從這兩個關鍵詞開始。
能去羅馬選教皇，代表在天主教中的地位，算起來都是一方霸主，至少可以一手遮雞姦，反正有被選出來到那個頂缸，他不願意頂了就再選一個。
曾幾何時，到羅馬選教皇對於紅衣主教大人們來說是催命，去以前得安排好情人和私生子，灑淚和親友告別：怕是要末日審判時再見了。
難道當年教廷內鬥險惡到了如此的程度？
這是因為羅馬的瘧疾流行太厲害，從1492年到1590年將近100年間，先後有五位教皇死於瘧疾。每一位教皇死後，就得在羅馬選新教皇，各地趕來的紅衣主教們總會有好多位死於瘧疾，以至有人乾脆拒絕去羅馬：你們願意選誰就選誰吧，我棄權。
1640年，耶穌會的胡安·德·盧高被選為紅衣主教，很坦然地去羅馬上任了，選他的那幫人笑得尿都出來了：這傻瓜還真以為是好事哪。
到了羅馬正好是夏季，教廷里天天辦喪事，一多半人正得瘧疾，剩下的一小半人已經打算開溜了，人心惶惶唯獨盧高泰然處之。莫不成真來了個聖徒？非也，盧高從隨身帶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小把粉，就水吞下：諸位，耶穌會有神葯，從此不懼瘧疾。
什麼東西？
耶穌會粉。盧高將該粉分送教廷中得瘧疾之人，服下數日後竟然痊癒了，耶穌會粉名氣大振，大家紛紛索要，對於非教徒中人，盧高就不白送了，要用真金白銀買，從此耶穌會財源廣進。
耶穌會粉，是用生長在南美的金雞納樹的樹皮磨成的粉，1820年，法國科學家皮埃爾·佩爾蒂埃和約瑟夫·卡芳杜從中成功地分離出抗瘧有效成分，命名為奎寧。
瘧疾是一種寄生蟲病，它之所以厲害，是因為瘧疾的瘧原蟲可以在人體內寄生，也可以在蚊子體內寄生，還可以在其他靈長類體內寄生，只要有蚊子存在，瘧疾就能在傳播。沒有人一生中不被蚊子叮咬過，如果生活在熱帶地區的話，被蚊子叮咬的次數就數不清了。比如馬拉維人平均每年被蚊子叮咬170次，因此他們之中40%到70%身上有瘧原蟲寄生。蚊子中只有按蚊能夠讓瘧原蟲寄生，在430多種按蚊中，大約有70種能夠傳播瘧疾。
瘧疾的傳染性很強，遠非艾滋病所比。每個艾滋病毒攜帶者能感染兩到十個人，而每個瘧疾病人能感染上百個人。母蚊子在產卵之前要飽餐一頓鮮血，如果此時它所叮咬的是一個瘧疾患者，瘧原蟲就會進入蚊子體內，其孢子存在於蚊子的唾腺中，當這隻蚊子再叮咬下一個人的時候，瘧原蟲就通過蚊子傳入人的血液中，先在肝細胞中增殖，一周後進入紅細胞，便可以在蚊子叮咬時讓蚊子吸走，再傳給其他人。
瘧疾分間日瘧、惡性瘧、三日瘧和卵型瘧四種，每一種都是由一種瘧原蟲造成的，其他種瘧原蟲能在其他動物身上寄生，包括靈長類動物、嚙齒類動物和鳥類，但不能在人體內寄生。各種瘧疾的癥狀都差不多，發燒、寒戰、劇烈頭痛和肌肉痛。瘧疾常常會複發，發燒通常是間歇性的，為期兩到三天，但惡性瘧則不會出現間歇性發熱，因為病人很快進入昏迷，然後死亡。死於瘧疾的人主要是因為患惡性瘧造成的。
早在人類出現之前，瘧原蟲就在非洲存在了。蚊子起碼出現在4千萬年到6千萬年前，瘧原蟲起碼出現在3千萬年前，那年月人類連個毛都沒有，蚊子吸其他動物的血，瘧原蟲以蚊子為基礎，再適應其他動物。
這樣一來人類從誕生之時很染上瘧疾，很可能在古人類和猩猩的接觸中，瘧原蟲從猩猩身上進入人體，由於偶然的機會而適應了人體，再經過蚊子在人類之間傳播。到了一萬多年前，人類開始定居、從事農牧業，人類的基因的自然選擇速度加快，尤其是一些不利於對抗瘧疾的基因消失了，因此瘧原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類的基因結構。
經過許多萬年的共存，人類對付瘧疾的辦法是基因變異，一是人紅細胞表面的一種蛋白，被稱為Duffy抗原缺失。人類故鄉西非和中非地區的人有很大比例缺少Duffy抗原，有效地使得間日瘧和三日瘧在這些地區便不再構成威脅了。二是珠蛋白β鏈基因發生單一鹼基突變的鐮狀細胞貧血，非洲、南亞和中東人中多達40%的人具有這個基因突變，這個突變可將惡性瘧的死亡率降低90%。但這是壯士斷腕，因為遺傳了鐮狀細胞貧血的話，嬰兒的死亡率達25%。
有基因突變還得看是針對哪種瘧疾，沒有基因突變就毫無辦法。
人類的飲食習慣中都包括調味品，通常認為這是為了增加食物的味道，有沒有人考慮過在飢不裹腹的年代，只要是咽得下去的東西都吃得很痛快，怎麼可能還需要調味？這是到了食物豐富以後才出現的需要，古人能吃頓飽飯已經是最高境界的追求了。
調味品起源於靈長類動物咀嚼樹葉樹皮的習慣，這種習慣正就為了對付瘧疾，因為植物的外皮和葉子上有些能夠抵禦寒戰的成分，世上兩大靈藥阿斯匹林和奎寧都來自樹皮，這種習慣被人類繼承下來，漸漸地變成飲食的一部分。
瘧疾，是促進人類進化和文明進程的一大動力。
2. 兩千年抗瘧大閱兵
1638年，西班牙王國秘魯總督欽康的夫人在利馬患上瘧疾，總督的醫生胡安·德·維格聽說過印第安人用產自安第斯山北部的金雞納樹的樹皮治療發熱，建議試一下，總督馬上派人到800公裡外的羅克莎把金雞納樹的樹皮取回來，維格將之研磨成粉末，加在葡萄酒中，讓總督夫人服下，總督夫人的瘧疾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在民眾的要求下，總督從羅克莎買來大批的金雞納樹皮，磨成粉後由總督夫人親自分發給民眾，此物被稱為總督夫人粉。耶穌會在派駐利馬的醫生阿格斯提諾·薩魯曼布雷諾的幫助下，建立了從利馬到歐洲的金雞納樹皮商業通道，控制了金雞納樹皮，將之製成粉在歐洲出售，獲利極其豐厚，這種葯被稱為「耶穌會粉」。
在藥物史上，奎寧和阿斯匹林是植物葯的代表，於是一些因為挺中醫而哈全球草醫者將奎寧列為美洲醫學起碼是印加醫學的偉大發明，標誌美洲傳統醫學也很輝煌。但是這些人沒有想到一個問題，美洲原來根本就沒有瘧疾，印第安人怎麼可能有一種草藥去治一個不存在的病？
瘧疾是最古老的傳染病，但它是一種熱帶和亞熱帶疾病，遠古時人類從白令海峽的陸橋來到美洲時，他們身上也許有瘧原蟲，但由於跨越兩塊大陸的時間較長，加上氣候寒冷，他們攜帶的瘧原蟲都死了，寒帶也沒有蚊子，等到他們到了有蚊子的地方，這批人血液中不存在活的瘧原蟲了。美洲的土著蚊子沒有瘧原蟲，因此直到歐洲人來到新大陸之前，這塊土地上沒有瘧疾。
歐洲人雖然把瘧疾帶到美洲，但瘧疾並不是殺死土著印第安人的殺手之一，因為在瘧疾猖獗之前，土著印第安人已經讓天花和鼠疫殺得剩不下多少人了。
用金雞納樹皮粉治療瘧疾並非十拿九穩，首先劑量要對，過大會導致瘧疾病情加重，太小則沒有作用。其次因為有利可圖，出現用含有阿斯匹林的柳樹皮冒充金雞納樹皮的假貨，退熱可以，對瘧疾沒用。其三不是每一種金雞納樹的樹皮中都有抗瘧疾的有效成分，即便是管用的，也要在合適的時候採下來。1685年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得瘧疾后，馬上服用金雞納樹皮粉，可是裡面沒有有效成分，四天後國王陛下駕崩了。
8年後，在北京的清朝康熙皇帝也得了瘧疾，於是就有了一次中華傳統醫學抗瘧之法大總結，和一回中西藥學對決。
康熙得瘧疾，是因為朝廷平三藩之亂，八旗兵深入南方瘧疾疫區，回來的時間就把瘧原蟲也帶回來了，先傳給了北京的蚊子，然後就在北京城裡傳來了，連住在紫禁城裡的皇帝也不能倖免。當時根本不知道這是一種寄生蟲病，也不知道是怎麼傳播的，至於治嗎，中醫有的是辦法。
還沒有中醫之前，中國就有了許多年瘧疾了，因此中醫從一開始就涉及到了瘧疾。瘧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現了，《素問》就有《瘧論》、《刺瘧論》等專篇，《神農本草經》有用常山治瘧疾，《金匱要略》的瘧疾脈證並治篇以蜀漆治瘧，並加了瘧母一症，治瘧用白虎加桂枝湯和治瘧母的鱉甲煎丸，沿用至今，除此之外，還有柴胡等葯。
到了康熙得瘧疾的時候，中醫抗瘧起碼有兩千年歷史了，這麼博大精深，驅除皇上的瘧疾還不是輕而易舉？
皇上在宮中病得一會冷一會熱，太醫院全力以赴，找個老鱉，拔下來做鱉甲煎丸，再加上蜀漆、常山、桂枝、柴胡一起上吧。不成，這回是皇上，不能當藥罐子，得先做試驗，在宮裡養著一夥瘧疾病人，先給他們吃，治好了再給皇上用。
於是，從有文字以來，所有中醫書籍中記載的治瘧方法全試了一遍，結果統統無效。
怎麼回事？博大精深的中醫這是怎麼了？
不能怪中醫，全世界的醫學整了幾千年了，沒一個能對付瘧疾的。
太醫院只好老老實實說能耐全用上了，皇上恕罪吧。康熙在冷熱交替中這叫一個氣，心說非得我親自得回瘧疾才知道中醫抗瘧全不靠譜。
現在怎麼辦？到民間去找老中醫的秘方吧。朝廷張榜招賢，向民間徵求良法。清廷這個做法，非常符合中醫愛好者的理論，就是好中醫都在民間。於是在驗證了學院派后，又對民間中醫的豐碩成果進行了一場驗證。
用不著擔心沒人獻寶，關於獎勵之類的都用不著說，只要治好了皇上，便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於是各路神仙帶著方劑草藥丸藥用具，絡繹不絕奔北京城。到了北京，一打聽獻寶的規矩，當即就跑了一小半。
這回不是獻紅丸的路數，也不是太醫院給皇上治病的路數，來了這麼多人三教九流都有，萬一有個存心反清復明的獻上毒藥怎麼辦？就算真心想治皇上，民間的東西誰敢打保票？於是先進行安全性試驗，派四位大臣負責，既主持此事，也當安全試驗的試驗品，獻上的藥物或方法，都由四大臣先試。為什麼不找些下人？是因為要讓騙子們知道，把哪位大臣吃壞了都便宜不了。四大臣試完后再由宮中的瘧疾病人進行藥效性試驗。
沒跑掉那些多少有些自信，於是各種葯和法包括某老頭的泡腳法某老頭的推拿術等一一先由四大臣試，這一來四位大臣可受苦了，那些用上后讓人上吐下瀉的或者昏死過去的東西把原主找來一頓板子，沒什麼問題的東西送進宮去讓瘧疾病人試，竟然還是沒有一個管用的。
辮子戲裡面的那些神醫都躲哪裡去了？
3. 走出安第斯
四大臣正彷徨中，就見來一僧人，一看就有修行，近前施禮曰貧僧有佛光大法。
四位大臣眼睛一亮：請高僧速施法術。
那高僧叫人提來一桶井水，在太陽下照著，他兩眼瞪著太陽，嘴裡念著經文，向東南西北都禱告了一番，然後鄭重其事地趴在地上把水呈上。
四大臣依次喝了神水，過了幾個時辰沒有什麼動靜，吩咐好生招待高僧，令人把那桶水端進宮中。
大半天後一太監出來了，四位大臣連忙圍了上去：公公，可有效否?
公公一咧嘴：無效。列位大人，娘娘們可說了，找不著管用的葯，也不能端一桶洗腳水呀。
來人，把那賊禿給我亂棍打出去。
把那和尚暴打一頓后，這幾位也沒主見了，外面有人報告：大人，又來和尚了。
啊，這幫禿驢排著隊來騙呀，給我打出去。
大人，這回是洋和尚。
來人是在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白晉、張誠，他們奉路易十四之命來華，來以前正好趕上王子服用金雞納粉治好了瘧疾，因此隨身帶了金雞納粉。不過一直沒敢獻，知道中華醫學博大精深，這點粉就別露怯了。一直等到沒有獻葯了，他們才敢出面。
國際友人說這東西專治瘧疾，四位大臣就著酒喝進去，確實很難喝，不過也沒什麼大問題。在宮中找了三位瘧疾病人，都是一劑見效。這才給康熙服用，很快治好了瘧疾。
真應了那句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康熙從此找機會就讓人服金雞納粉，自己也在宮中進行了試驗，了解了藥效和劑量。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瘧疾，向康熙請聖葯，康熙在批複中寫明了使用辦法，並且囑咐不要聽庸醫用補藥的建議，一定要確定是瘧疾才服用，可惜等葯送到時，曹寅已經死於瘧疾。
康熙得瘧疾一事是中醫怎麼也繞不過去的一塊心病，歷史事實在那裡，無法否認，只好裝啞巴。到現在中醫教材里還包括上面說的那些抗瘧方劑方法，讓人看得哭笑不得。
先別說《黃帝內經》如何牛逼，也別說中醫如果牛逼，先把康熙得瘧疾這塊心病治好吧。
奎寧問世后，價格一直很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支付得起的，即便這樣，全球對奎寧的需求量還是越來越高。西班牙知道這是發大財的機會，國王專門下令，任何人去南美都要得到國王的批准，任何有關南美的材料都不得發表。秘魯獨立后，限制得更嚴，任何私運金雞納種子出境的都要處以極刑。
壟斷是次要問題，關鍵問題是秘魯的金雞納樹都是野生的，那幫人光扒皮不種樹，到了19世紀，野生的金雞納樹越來越少見，再這樣下去，早晚有一天奎寧就沒有了。歐洲人想方設法將金雞納樹和種子偷運出來，可是金雞納樹對環境要求太苛刻，很難種植成功，到1848年，在亞洲和荷蘭東印度殖民地種植成功，但這些金雞納樹的樹皮所含奎寧量很低，無法替代南美的原產金雞納樹皮。
不能異地種植，能不能自己合成？1856年，英國人威廉·哈維·帕金打算用煤焦油這種廢物製造人造奎寧，結果意外地製成了染料。德國人從染料開始建立了龐大的化學工業，然後搞合成藥物，埃爾利希的魔球之夢，成了多馬克的磺胺，合成藥物就是從試圖合成奎寧而發展起來的。
另外一位英國人，查爾斯·列格在利馬的一家英格蘭商行中工作，一次他救了一名落水的叫曼紐爾·印克瑞·馬納米的玻利維亞艾馬拉族印第安人，為了報答列格的救命之恩，馬納米成了他的僕人。列格去澳大利亞搞羊駝養殖業，血本無歸后返回秘魯，打起了金雞納樹的主意。
馬納米一直在玻利維亞採集金雞納樹的種子。他發現了一種罕見的金雞納樹種，據說所含奎寧量很高，馬納米花了五年時間採集了幾磅種子，於1865年交給列格，列格將之偷偷帶出境，交給在倫敦的哥哥喬治。喬治·列格找到英國政府，希望政府買下這些種子，但英國政府在此之前已經花錢買了幾次金雞納樹種，全是低產品種，這次死活不上當。喬治·列格只好找別人，最後荷蘭政府用20美元一磅的價格買下了這些種子。
荷蘭人到爪哇種植，因為那裡的海拔和氣候和安第斯山接近。但這種金雞納樹非常難生長，稍稍不合適就會夭折。荷蘭人將當地的其他作物全部毀掉，包括低產金雞納樹和橡膠樹，只種這種金雞納樹，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終於種植成功，到1900年，爪哇出產5百萬公斤的奎寧，佔有全球66%的市場，到1930年，爪哇產的奎寧佔據了全球市場的97%。
這筆買賣讓荷蘭人控制了全球奎寧市場100年，為了對列格表示感謝，荷蘭政府於1897年給予79歲的列格每年100英鎊的年薪。這種金雞納樹的樹皮直到1944年一直是生產奎寧的最佳原料。
為人類拯救了奎寧原料的馬納米則被玻利維亞官方逮捕，受盡酷刑而死。
4. 太平洋上的發燒
荷蘭人用鐵腕手段控制金雞納樹皮的價格，如果國際市場上奎寧價格下跌，就毀掉一些金雞納樹。美國司法部曾經控告荷蘭人違法美國反壟斷法，沒收了存在紐約的五噸荷蘭奎寧，但荷蘭人根本不在乎，美國政府對此無計可施。
後悔得要跳海的英國人在印度種植金雞納樹成功，但樹皮奎寧含量太低，對治療瘧疾毫無幫助，只能在印度內銷，結果印度還是保持每年200萬人死於瘧疾的水平。
荷蘭雖然控制原料，但沒有生產能力，便和德國合作，將金雞納樹皮運到德國，由德國化工廠生產出奎寧來。一戰時協約國迫使荷蘭不再賣金雞納樹皮給德國人，導致德國的奎寧生產業蕩然無存。
奎寧的問題首先在於劑量，這種草藥的東西無效的時候搞不清楚是劑量不夠還是原料本身的問題。此次是副作用嚴重，包括耳鳴、耳聾、腹瀉、頭痛和視力障礙，還會導致出血、白細胞數量下降、血凝等，甚至死亡。病人服用奎寧后腹瀉、嘔吐、腹痛，最後流黑尿而死，稱為黑水熱，雖然黑水熱和奎寧相關性沒有得到最後證實，但一旦不用奎寧后，黑水熱就消失了，說明就是奎寧造成的。
1921年，美國駐菲律賓總督用4000美元從荷蘭人那裡買來一瓶金雞納樹種，在棉蘭老島上種植成功，到1941年，棉蘭老能夠每年生產出2000磅奎寧。
二戰開始時，美國國防部為部隊準備了6百萬盎司的奎寧，同時向荷蘭和南美下了更多的訂單，自認在抗瘧上準備得十分充分。不料情況突變，德軍佔領阿姆斯特丹后收到的第一項命令是將這裡的奎寧全部運往柏林。隨後日軍進軍南洋，控制了爪哇的金雞納產地，短短几個月之內，全球95%的奎寧落入軸心國之手。
此刻，太平洋的盟軍瘧疾滿營，死於瘧疾的人數是死於戰鬥的人數的四倍，按麥克阿瑟的話說，他的部隊三分之一正在得瘧疾，三分之一剛從瘧疾中恢復，只有三分之一能戰鬥，這樣一來美軍的奎寧儲備被徹底用光。巴丹半島的美軍和菲律賓軍因瘧疾爆發而軍無鬥志，向日軍投降，成為美軍歷史上投降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
盟軍將抗瘧作為最重要的軍事行動，美軍組成200多個瘧疾控制和檢測隊，所有在瘧疾疫區作戰的部隊都配備一個，瘧疾隊的行動和裝備從海軍運輸的第十優先上升到第一優先。派人前往哥倫比亞，將能找到的金雞納樹皮都運回來，同時將從菲律賓運回的金雞納樹種子進行種植。但這些都無法應付前線的需要，無奈之際開始大規模研究人工合成類奎寧葯。
太平洋戰爭中，70%的澳大利亞軍人患瘧疾，1942年在瓜島之上的美軍無一例外患瘧疾，東南亞的盟軍的60%得了瘧疾。在南太平洋的美軍的瘧疾發病率為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說平均每個人在戰爭期間得了四場瘧疾，共有6萬名美軍在非洲和南亞死於瘧疾。
日本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控制了全球奎寧原料，但日本的化學工業跟不上，一樣缺奎寧，以至於因為瘧疾丟了瓜島戰役。
盟軍用完了奎寧后，便讓部隊使用阿的平，這是德國拜耳公司研製出的合成抗瘧疾葯，能在血液中待一周，因此抗瘧疾不錯，但對間日瘧效果不如奎寧。
可是，阿的平在盟軍中得到一致的抵制，因為正在和日本鬼子拚命，誰也不願意變成黃種人。
德國人的思維很直接了當，能治病就不要管其他了。自從染料業興起，什麼東西都從煤焦油裡面提煉，現成的染料改一改當藥用，結果德國的合成藥吃了以後都能把人染成其他顏色，吃完阿的平渾身上下都是黃的，加上這種來自染料的東西副作用特大，盟軍官兵對阿的平非常抵觸，麥克阿瑟也不信，讓澳軍醫學總監尼爾·漢密爾頓·費爾利提供確鑿的證據。
費爾利在澳大利亞做了人體試驗，證明阿的平有效。1944年，17000名澳大利亞部隊登陸新幾內亞，上級下令全軍服用阿的平，如果有的部隊沒有服用的話，其指揮官會遭到撤職的處分。戰役開始后，儘管新幾內亞到處是蚊子和瘧原蟲，但澳大利亞軍無人得瘧疾。費爾利很得意，沒想到三個月後，澳軍又出現瘧疾。這一下沒人願意再吃了。高層研究后認定是由於沒有按規定服藥造成的，司令史蒂文斯少將下令，一定要按規定服藥。
這是歷史上最嚴格的一條關於服藥的軍令：全軍必須排隊吃藥，由指揮官親手放到士兵的嘴裡，士兵喝水吞咽后要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這樣還不成，士兵要張大嘴巴，讓長官檢查是否真的吞了下去。士兵如果私自暴露身體比如挽袖子的話要受到懲罰，夜間每兩個小時要吹號，大家起來往身上和衣服上噴驅蚊葯，於是一半人失眠。
但是瘧疾還是不斷出現，病人包括高級軍官，這樣就不能完全怪士兵不遵守紀律了，軍方經過調查，發現士兵們不僅按命令服藥，而且還用阿的平當阿斯匹林用。只好請費爾利前來，費爾利認為也許是阿的平吸收的不夠充分，也許是一種新的瘧疾，也許是別的病。他在九名病人中的七個人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但所有人的血液中都有阿的平。費爾利無法面對這個現實，他還是認為部隊有什麼花招，例如士兵患病的比軍官多一倍。
真正的原因是，耐藥性瘧原蟲出現了。
5. 變化出自叢林
奎寧出現后，人類對瘧原蟲佔了上風，經過一百多年，煉成了耐葯本領的瘧原蟲開始捲土重來了。
阿的平的事沒有被深入追究，因為有了氯喹。
1934年，德國拜爾公司又研究出一種新的抗瘧疾葯氯喹，經過試驗發現對人體毒性太大，就沒有推廣。二戰中，美國科學家對上萬種化合物進行了抗瘧篩選，發現氯喹的效果最好，而且副作用較小，1944年起提供給盟軍使用。
1947年，美國藥廠開始生產氯喹，這是第一個大眾化的抗瘧疾葯，經過臨床試驗，發現氯喹比奎寧的效果高8到32倍，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使用。二戰之後，市場對奎寧的需求嚴重萎縮，荷蘭人對奎寧的壟斷一去不復返了。
合成藥氯喹解決了抗瘧藥物的來源和成本等問題，它的成功推廣給了人們消除瘧疾的信心，普遍認為瘧疾會和天花等傳染病一樣被人類征服。
太小看歷史悠久的瘧原蟲了。
1957年，在哥倫比亞和泰國相繼發現耐受氯喹的惡性瘧原蟲。
兩年後越戰爆發，使得耐藥性瘧原蟲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
在東南亞潮濕的叢林里，生活著兩種來自西太平洋島上的蚊子，斑須按蚊和大劣按蚊，這兩種蚊子很適合瘧原蟲特別是惡性瘧原蟲的生長，1957年偶然出現在泰國和柬埔寨的耐氯喹的惡性瘧原蟲在這兩種按蚊中進一步發生基因突變，在其他瘧原蟲被氯喹殺死或者抑制的情況下，這種耐藥性瘧原蟲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成為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佔主要地位的瘧原蟲。
這種瘧原蟲的基因突變是針對氯喹類合成藥物的，氯喹的作用是進入瘧原蟲的消化食物的食物泡，對這種不能消化的食物，瘧原蟲儘力將之排出體外，但速度太慢，在沒有排除之前就死了。但具備pfmdr1基因的瘧原蟲排出氯喹的速度是其他瘧原蟲的50倍，這樣就能夠在被葯殺死之前把葯排出體外。這種基因突變的瘧原蟲就這樣被氯喹選擇出來。不僅對氯喹，對其他按照同樣思路研製出來的抗瘧疾藥物也一樣，包括20世紀50年代初問世的阿莫地喹，70年代中期問世的甲基氟氯喹，80年代初問世的鹵芬酯和奎納定。
由於耐藥性瘧原蟲群體已經形成，新的合成藥物很快被耐受，根本用不著像氯喹那樣等12年。乙胺嘧啶在應用於泰國的當年就出現了耐藥性瘧原蟲，甲基氟氯喹於1975年上市，一年後耐藥性瘧原蟲出現。
北越和南越衝突開始時，正是耐藥性惡性瘧原蟲剛剛出現之時。大批從來沒有在瘧疾疫區生活過的南越人來到北越，被安置在瘧疾橫行的地區，這些人對瘧原蟲沒有任何免疫能力，為瘧原蟲的基因變異提供了最優良的大量宿主，耐藥性瘧原蟲得以在這批人中毫無顧忌地繁殖，之後的五到十年之間，越南叢林成為世界上耐藥性瘧原蟲的培養箱。除了惡性瘧之外，間日瘧和三日瘧也在越南存在。
從1965年開始，美國開始全面捲入越戰，對北越進行轟炸，並封鎖北越的海港，迫使北越在叢林中開闢「胡志明小道」，將人員和物質運往南方。這樣一來大批的軍人和民工在耐藥性瘧疾流行的叢林中長期生活，使得耐藥性惡性瘧不可控制。經過一個月的行軍，北越的一個1200人的團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戰鬥，有一個113人的連隊，死於戰場上的有11人，死於瘧疾的則有23人。美軍對北越俘虜進行檢查，12名俘虜中有8名血中有惡性瘧原蟲。胡志明小道旁邊，死於瘧疾的軍人墓地一共有22座。
美軍也好不到哪裡去，1962年到1963年期間，駐越美軍出現20例瘧疾，其中19例是惡性瘧，然後逐年增加，有些戰鬥部隊的戰鬥力因為瘧疾而減半，瘧疾造成的傷亡再一次超過戰場上的傷亡。1965年到1970年之間，陸軍出現四萬多例瘧疾，70人死亡。連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都有24606例瘧疾，46人死亡。瘧疾有關的疾病占各種疾病的70%。越戰中有10萬多美軍患瘧疾，軍人回到美國后，也把瘧疾帶到美國，多次出現小規模流行，這些退伍軍人由於瘧疾的存在而繼續出現健康問題。
於是越戰雙方面臨這一個難題：耐藥性惡性瘧。
美軍進行了世上最大規模的藥物篩選，一共篩選了25萬種，到了第142490號，找到了甲基氟氯喹，於1975年投入使用，越戰都打完了。
五角大樓不可能等著從第一號到第250000號挨個篩選，又投資研究瘧疾疫苗，一共研究出二十多種，無一成功，最有效的也只有65%的有效率。
好在這種耐藥性瘧原蟲還沒有發展出對奎寧的完全耐藥性，使用奎寧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雖然美軍有1800多人得了耐藥性瘧疾，只有12人死亡，就這麼熬過了越戰。
可是北越熬不過。
氯喹一出，奎寧一落千丈，有了便宜又大量的合成藥，誰還扒樹皮呀？奎寧市場迅速萎縮，越共手頭只有氯喹，現在聽說奎寧管用，被美國封鎖成那樣，唯一的辦法是去香港的黑市上買奎寧，可憐巴巴地買到一點點，無法滿足部隊的需要，無奈中找中國老大哥幫忙。
可是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中國的瘧疾也很嚴重，手頭那點奎寧根本不夠用，更談不上支援越共了，只有氯喹管夠。
越共問能不能給點新型抗瘧葯？
新葯是什麼東西？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嗎？搞藥物研究的全住牛棚了。
6. 六指琴魔
這件事一直上報到了中南海，主席親自拍板，瘧疾高於一切。
有了最高指示，1967年5月23日，國家科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在北京飯店開會，成立全國瘧疾防治領導小組，組織國家部委、軍隊直屬及10省、市、自治區和有關軍區的醫藥科研、醫療、教學、生產等單位，開展5-23項目，參與的科研單位有60多個，參與的科研人員500多名，不少人受到文革的嚴重衝擊，能參加523項目，等於受到了保護，因此熱情巨高。
光有終於逃出造反派手掌的熱情不夠，怎麼辦？
美國人知道自己有兩條腿，因此藥物篩選和疫苗雙管齊下，咱中國人走昆蟲腿多的道路，生物藥品、中藥提取、中醫方劑、奎寧類衍生物、新合成藥、針灸，一出手就是六指琴魔。
這六大方向中，中醫方劑和針灸純屬照顧政治氣氛，真有用的話康熙前輩就用不著堅持到金雞納霜了，因此523項目的真正的精力用在篩選藥物上，雖然沒有美國那樣的實力，兩年之內也篩選了4萬多種的化合物和中草藥提取液，一無所獲。
和美國的25萬多種相比，中國在文革的情況下能篩選4萬多種已經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後來進行的抗腫瘤藥物、抗艾滋病毒藥物篩選等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美國也一樣，後來進行的抗腫瘤藥物篩選，進行了二十多年也不過十幾萬種，當然抗腫瘤葯不是單一模型，工作量多了幾倍，但相比之下，還差得很遠。
這是因為戰時，一切為了前線，美方和中方都能夠開動全力，尤其是中方，調動了全國的力量，對幾乎所有中草藥提取液進行了篩選，其中也包括了青蒿。
沒有越戰就沒有青蒿素，中國植物葯之所以就只有青蒿素這一個拿的出的成績，除去很大的運氣成分之外，戰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戰爭的話，就不會全力在藥物上，很可能最後就是幾個湯劑和根本無效的中成藥。這是蒙國人的，在越戰時期，胡志明小道那裡蒙不住的。
兩年苦戰，一無所獲，才想起來還有一家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機構尤其在中草藥化學方面是國內的權威，就是位於北京的衛生部下屬的中醫研究院，現在改名叫中醫科學院。
中醫研究院聽起來是研究中醫的，其實幹的是中西醫結合，它的中藥研究所大部分是正規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生，所做是用現代藥學的辦法研究中藥、從中藥中提取有效成分。
有人說現在無法弄清中藥在熬制和炮製過程中每一步的化學反應，也無法弄清他們的所有產物，以此說明中藥也許有效，先不說他的想法對不對，就說他舉的事實，這是典型的井底之蛙。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比較清楚了。
中醫研究院加入項目后，屠呦呦任科研組長，屠前輩是我的校友，1955年畢業於北醫藥學系，中藥研究所里有不少這種頂尖醫學院校畢業的藥學優秀人才。
中藥研究所的路子挺正規的，從系統收集整理歷代醫籍和本草開始，同時收集地方葯志，群眾來信也不能忘記，這樣涵括了歷代醫術、地方文獻和民間秘方，同時找老中醫，這可比康熙得病的時候包羅得多多了，這樣一來，匯總了2000餘種內服外用方葯，從中整理出一本《抗瘧單驗方集》，裡面有640多種草藥，其中包括青蒿，另外那些聲稱有抗瘧能耐的藥物也都沒有拉下，可以說是一次中醫抗瘧方劑藥物的大總結。
重點篩選還是沒有成功，青蒿提取物對瘧疾的抑制率還不如胡椒有效。
接下來就是官方的說法了，首先因為中藥青蒿包括兩個品種，學名為黃花蒿的具有抗瘧作用，而學名為青蒿的沒有任何抗瘧作用，中醫則用的是青蒿。其次絕大多數中藥用煎熬等高溫方法配製，青蒿素在溫度高於60度時就完全分解了，不可能對瘧疾有任何治療作用。最後屠呦呦在葛洪的《肘後方》中發現是這樣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才意識到一直用高溫提取，很可能破壞了有效成分，因此改用乙醚提取，於1972年成功地發現了青蒿素。
但是，這一說法很個明顯的漏洞，如果真是從葛神仙那書里得的靈感，不加熱，在室溫的情況下用水提取就是了，為何靈機一動用乙醚提取？
其次，《抗瘧單驗方集》都整理出來了，裡面連群眾來信都包括了，怎麼可能沒有《肘後方》？還要屠呦呦在統統失敗后狂翻書才找到？523項目組不會這麼不認真吧？
真相之有一個：這一段是為了表現中醫如何偉大而杜撰的，先有青蒿素，然後再到中醫典籍里找記載。
7. 發現罪魁禍首
做植物葯提取，起碼要用水提取一次，再用脂溶劑把不溶於水的東西提取出來，美國做抗癌藥物篩選就是這樣做的。做中藥材，除了按熬中藥的辦法加水燒開，還將蒸餾出的氣體冷卻成液體進行檢測，以免有效成分丟失。
523項目和屠呦呦他們之所以一開始沒有發現青蒿的抗瘧功效，就是因為拘泥在中草藥熬制手段上，失敗之後才跳出中藥的局限，採用國際上植物提取的辦法，用脂溶劑把青蒿中有效成分提取出來。這恰恰說明了青蒿素的發現不是中醫的功勞，而是現代醫學的功勞。
青蒿素的優勢是和奎寧、氯喹等藥物的殺瘧原蟲辦法不一樣，因為來自植物，副作用相對小，對瘧原蟲的殺傷範圍更大，對當時的耐藥性瘧原蟲一樣有殺傷作用。青蒿素在越戰後期投入使用，使得北越的惡性瘧死亡率下降了30%。
青蒿素是中國微生物學和藥學一項偉大的成就，在短短五年中，居然能夠找到除奎寧之外的另外一種天然藥物，這本身就已經非常了不起，而青蒿素對於瘧原蟲的殺傷效果還出乎意料地好，是用現代醫學技術對傳統醫學的成就進行去粗取精的一個典範。但是青蒿素的成功和發現奎寧一樣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無法複製的，植物本身並沒有預防和抵禦瘧疾的必要，奎寧和青蒿素都是毫不相干地存在的天然成分，除了這兩者外，迄今沒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天然藥物。
由於青蒿素出現在越戰之間，這種強力抗瘧疾藥物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項威力很大的秘密武器，因此青蒿素被列為機密，直到1979年才見諸於報道，即便在中國，直到1980年之後才普遍使用，從1980年到1990年，中國的年瘧疾病例從兩百萬例下降到九十萬例，完全是青蒿素的功勞。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上對青蒿素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國開放之後，外界漸漸了解到中國有這樣一種抗瘧疾藥物。出於中國製藥業不能達到國際質量控制的水平，世界衛生組織拒絕認可這個葯，除非在美國生產，這一點中國方面堅決不同意。中國和西方科學界之間的不信任使得青蒿素的製劑生產和臨床研究也受到影響。
1994年，諾華製藥和中方簽署協議，進行蒿甲醚－本芴醇復方的研製和生產，於1999年以商品名Riamet問世，2002年已被載入WHO基本藥物目錄，被多個非洲國家首選為一線瘧疾治療葯，被WHO、無國界醫生組織和全球基金推薦為援助用藥。和一劑量氯喹只須24美分相比，一個療程的Riamet要44美元，後來迫於壓力，降為2美元一片，以Coartem為商標。
因為政治等原因，青蒿素從發現到被廣泛應用在瘧疾治療上間隔了30年，結果大勢已去。
這涉及到全球瘧疾控制。
19世紀末，瘧疾的病原和傳播途徑終於搞清楚了。
對於是什麼東西引起瘧疾，上千年來一直認為是壞空氣或者邪氣。
1717年，義大利醫生喬瓦尼·蘭錫西認為瘧疾總是在蚊子很多的沼澤地流行，在排水後會一度消失，很可能其毒性不是因為空氣而是因為蚊子而傳播的。1822年，美國醫生艾伯特·金列舉出蚊子傳播瘧疾的19條證據。1854年，路易斯·博泊也認為蚊子是傳播瘧疾的罪魁禍首。但這些見解由於沒有科學上的嚴謹證據而不被廣泛認可。
1871年義大利病理學家科拉多·托馬西-克魯代利和艾德溫·克雷白在羅馬的沼澤地里採集了空氣和泥土的樣本，在顯微鏡下從這些樣本中看到了桿菌，將這些桿菌給兔子注射后，兔子出現發熱和寒戰，在兔子的身體中，他們找到了這種桿菌。1879年，他們公布了這個發現，把這種桿菌稱為瘧疾桿菌。
這個發現馬上被以科赫為代表的微生物專家肯定了，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微生物學的大潮流，而且也很好地解釋了瘧疾廣泛傳播的原因，因為空氣中有這種細菌，從科學上給了「壞空氣」一個解釋。這樣一來，下一步就可以製備細菌疫苗，從而從根本上征服瘧疾。
1880年11月，法國軍醫阿方索·拉韋郎在阿爾及爾的康斯坦丁用顯微鏡觀察瘧疾病人的血液樣品。當時做顯微鏡觀察時要將血樣在化學物中浸泡一下，這個程序把瘧原蟲都殺死了或者分解成不可見的形狀，而拉韋郎則直接觀察新鮮血樣。新鮮血液如果還是溫的話一樣不能觀察到瘧原蟲，拉韋郎也一直觀察新鮮血樣，也就是滴一滴血在玻璃片上，但這一次他放好血樣后並沒有立即觀察，而是去喝了一杯咖啡，15分鐘后回來觀察，這段期間內，玻璃片上血樣已經冷卻了，瘧原蟲變得活靈活現，這是人類第一次看到瘧原蟲。
拉韋郎重複了很多次，而且發現給病人服用奎寧后血樣中的瘧原蟲消失了，這種東西不是細菌。但他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回到歐洲后，他發表了自己的發現，受到微生物界的一致反駁，法國的微生物權威認為這個軍醫把血樣污染了，托馬西-克魯代利認為那是死細菌，如日中天的微生物大師科赫同樣反對，在一片反對聲中，拉韋郎提出另外一個沒有人相信的理論：這種微生物是通過蚊子傳播的。
8. 滅蚊
與此同時，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位叫喬治·米勒·斯滕伯格的美國軍醫試圖重複托馬西-克魯代利和克雷白的實驗。他在瘧疾孳生地採集來土壤和空氣樣品，回到實驗室里分離到細菌，然後給兔子注射，兔子如料出現高熱。可是斯滕伯格覺得這種高熱不像瘧疾，覺得應該有對照組，於是他給另外一組兔子注射了自己的唾液，兔子出現同樣的高熱，斯滕伯格肯定自己不是瘧疾病人，也就是說瘧疾不是所謂的瘧疾桿菌引起的。
因為瘧疾桿菌的理論是如此的完美，微生物界徹底地忽視了兩位不起眼的軍醫的發現，只有一位遠在中國的英國醫生注意到了。帕特里克·曼森出身很不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後獲得醫學學士、外科學碩士和醫學博士學位，一畢業就跑到台灣，給大清朝海關當醫生去了。在台灣呆了5年後，他在中國大陸的各個口岸工作了13年，並在香港行醫。
曼森在台灣證明了絲蟲病是蚊子傳播的，第一次證明蚊子可傳播疾病並創立了熱帶醫學。在他的支持下，駐印英軍軍醫羅納德·羅斯在一隻吸完瘧疾病人血的按蚊的頭裡面看到瘧原蟲。
羅斯於1902年獲得第二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拉韋郎獲得1907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這樣諾貝爾獎頒發七年之內，就兩次授予和瘧疾病原和傳播有關的研究成果，足見瘧疾之重要。
與此同時，在已就任美國陸軍醫學總監斯滕伯格的支持下，以軍醫沃爾特·里德為首的一組科學家在古巴研究黃熱病中取得重大突破，證明了蚊子是傳播黃熱病的中間宿主。里德獲諾貝爾獎的呼聲極高，但他因為在古巴期間損害了健康，於1902年底去世。
另外一名軍醫威廉·戈加斯在哈瓦那組織滅蚊行動，半年之後哈瓦那黃熱病絕跡。1903年，美國從法國人手中接手巴拿馬運河項目，戈加斯在運河區大力滅蚊，使得一度猖獗的瘧疾得到控制，巴拿馬運河得以順利完工。
二戰期間，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簡稱DDT的殺蟲藥得寵。DDT早在1874年就由奧地利化學家奧特馬·蔡德勒合成出來，但它的殺蟲效果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科學家保羅·米勒發現，並因此獲得1948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二戰期間美國為了預防歐洲流行的傷寒和熱帶戰場流行的瘧疾而大規模篩選殺蟲劑，發現DDT的效果最好，評價極高。
DDT一上市就引起美國農民的搶購。1944年DDT在美國的銷售額為1千萬美元，主要被軍隊買走了，1945年的銷售額為1億1千萬美元，基本上被農民買去了。
洛克菲勒基金會抗瘧疾項目於1946年進行撒丁島滅蚊行動，1947年撒丁島出現了75000例瘧疾，1951年項目結束，島上只出現9例瘧疾。
與此同時，美國開展了全國滅蚊行動，主要是在室內噴灑DDT，五年後瘧疾在美國絕跡。其實在此之前，由於環境和衛生的改善，瘧疾在美國的傳播途徑已經被切斷了，瘧疾的消失指日可待，但功勞被完全歸功於DDT。
受到鼓舞，希臘、委內瑞拉、斯里蘭卡、義大利等國紛紛用DDT滅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全球範圍內，糧食產量在1947年到1979年之間增加了一倍，除了化肥的功勞之外，DDT居功甚偉。經過幾年的噴灑，希臘已經很少見到昆蟲了，橄欖的產量增加了25%。斯里蘭卡的瘧疾發病數從1947年的3百萬例下降到1956年的7300例。
在此基礎上，世界衛生組織於1955年開始全球滅瘧疾項目。
就在這個時候，生態學家開始提出警告，認為這樣會導致生態災難，耐DDT昆蟲包括蚊子也相繼被發現，但WHO和瘧疾學家們依舊相信很快就能夠徹底消滅瘧疾。1958年美國政府為全球五年滅瘧疾項目撥款，項目開展得很順利，1960年，有十幾個國家消滅了瘧疾，另外十幾個國家的瘧疾病例驟減，印度從年發病7500萬到少於10萬，斯里蘭卡的人均壽命從40歲上升到57歲，希臘、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亞的稻米產量增加了10倍，在柬埔寨，土地的價值翻倍。
人們普遍認為，假以時日，治療瘧疾和其他熱帶病的藥物漸漸退出市場，一度非常熱門的瘧疾專業沒人學了，瘧疾學家紛紛轉向，人們開玩笑地說，在滅絕瘧疾之前，瘧疾專家先被DDT滅絕了。
9. 捲土重來
這場全球行動的一個問題是瘧疾的故鄉非洲並沒有包括在這項全球計劃內。其次沒有考慮到監測的難度，撒葯還好完成，但抽樣就難了，很多國家的監測者乾脆偷工減料，隨便采點血去充數。另外各國廣泛使用DDT作為農業殺蟲劑，對於蚊子來說，也是一種低劑量的促進基因變異的行為。
耐藥性蚊子的報道一直沒有斷過，到了WHO不得不承認的地步，1962年，WHO宣稱耐藥性蚊子的存在不足以影響消除瘧疾計劃，而英國皇家熱帶醫學和衛生學會則得出相反的報告，認為耐藥性蚊子的出現已經嚴重影響了滅瘧行動的進展。
雷切爾·卡森於1962年出版了暢銷書《寂靜的春天》，講述了生態破壞，其中包括DDT，引起了公眾的注意。卡森在書中做出了準確的預言，即便繼續滅蚊，也無法達到消滅瘧疾和黃熱病的目的，因為蚊子會產生抗藥性。後來試驗證明，花七年時間，就能產生出具有抗藥性的蚊子，不僅對DDT，對於其他殺蟲劑也一樣。
《寂靜的春天》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徹底粉碎了因為DDT而出現的科學迷信，讓人們重新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的重要性，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DDT這種東西的半衰期超過30年，在環境中長期存在，造成嚴重的污染，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的昆蟲都殺死，導致了一場生態災難。蚊子對DDT很快產生了抗藥性，使得DDT不再有那樣大的效果。當然，全球滅瘧疾行動還是很有成績的，救活了無數人的生命。1970年，WHO終於承認了耐藥性的問題，1973年建議各國換用其他藥物。美國則於這一年禁用DDT。中國於2007年禁止生產DDT，使得印度成為迄今唯一一個仍然生產和使用DDT的國家。
美國本土已經有足夠的DDT了，鳥吃了被DDT毒死的昆蟲后死了，牲畜吃了帶DDT的昆蟲和草，就把DDT帶進人的飲食中，早在1955年，美國人每天吃進去的DDT就達184毫克。
1963年後，美國國會不再為全球滅蚊行動撥款，WHO和其他國際組織馬上成了窮光蛋，然後就是瘧疾病例回升。斯里蘭卡在1963年只有18例瘧疾，6年後超過50萬，同一段期間印度的瘧疾病例從5萬上升到1百萬，中美洲從7萬變成12萬，阿富汗從2300變成2萬。
1963年是全球年瘧疾病例的歷史最低點，從3億5千萬下降到1億例。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觀念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原先認為人類最大的危機是疾病，從這時起改為人口過多。滅蚊行動雖然延長了人的壽命，但並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反而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瘧疾少了並沒有使得糧食產量增高到理想的程度，結果更多的人來搶奪本來就有限的資源，不死於瘧疾的人們反而死於飢餓。當然並不是說還要繼續讓傳染病成為控制人口的工具，而是因為控制瘧疾驟然增加了很多人口，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同時經濟發展沒有跟上，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在控制傳染病上，要防疫和經濟發展齊頭並進。
滅蚊這條消滅中間傳播者的道路走不下去了，還有一條路，就是減少瘧疾病人的數量，讓蚊子吸不出瘧原蟲來。
奎寧問世后，價格一直很昂貴。只有義大利政府於1902年免費發放奎寧，但廣大民眾對此疑心重重，各種謠言四起，最後大部分奎寧發下去后沒有被服用，很多農民乾脆把奎寧餵豬吃了。
氯喹出現之後，終於有了便宜葯，因為以滅蚊為主，氯喹並沒有大規模應用，滅蚊失敗后，一些國家在食鹽和麵包里加入氯喹，這個小劑量的應用不僅不能控制瘧疾，反而幫助瘧原蟲產生耐藥性。
氯喹之後的藥物和氯喹在機理上比較一致，瘧原蟲很容易產生耐藥性，使得耐藥性瘧原蟲徹底成了氣候。1982年到1997年之間的瘧疾病例是1962年到1981年之間瘧疾病例的4倍。耐藥性瘧疾殺死的人已經超過氯喹救活的人數了。
青蒿素如大旱甘霖，這種植物來源的新葯走與奎寧、氯喹等現有藥物不同的抗瘧路線，瘧原蟲很難很快產生耐藥性，如果能夠突然間大規模使用的話，會對瘧原蟲以沉重打擊，控制瘧疾在全球的流行，趁著全球滅蚊的效果還沒有完全消失，進一步打壓瘧疾，也許會為人類贏得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
但是，由於中國處於文革後期，青蒿素一直沒有被廣泛應用。從越戰後期開始，青蒿素在使用中一來範圍不夠，二來劑量不足，給了瘧原蟲以適應的機會。
2000年青蒿素被推廣后，由於複合青蒿素比氯喹貴十倍到二十倍，許多貧窮國家無法負擔得起。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全球基金也因此繼續分發氯喹，1999年到2004年之間，95%得瘧疾的非洲兒童得到的是氯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起到退燒的作用。這種情況直到2004年才開始改變。
可是複合青蒿素的應用還是很不理想，國際組織給非洲國家購買複合青蒿素的專款只有不到一半用在購買藥品上，其餘被非洲各國政府挪為他用。而市場上的青蒿素大多是沒有經過標準化生產的藥品，甚至有很多假藥。在亞洲，假藥佔起碼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病人服藥大多沒有服滿一療程，給了瘧原蟲變異的機會。
就在國際組織終於花大錢為貧窮國家購買複合青蒿素的同一年，在實驗動物身上已經發現瘧原蟲出現針對青蒿素的基因變異，到2007年，複合青蒿素已經對30%的瘧疾病例無效。在柬埔寨進行的嚴格的大規模使用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臨床試驗中，雖然非常有效，但始終不能徹底消滅瘧原蟲，總有極少數瘧原蟲頑強地存在著。各種跡象表明，和其他抗瘧疾葯一樣，耐青蒿素的瘧原蟲已經出現了，複合青蒿素療法很可能已經是又一個過去時了。其在抗瘧史上的地位無法和奎寧相比，只能和氯喹等同。
一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的機會失去了，就只好等下一個機會。在下一個新的抗瘧疾藥物出現之前，瘧疾的流行會猖獗到什麼程度？
每年全球的瘧疾病例在3億到5億例之間，死亡人數在1百萬人到2百萬之間，主要是非洲的兒童。在這個地球上，每一百個人每年至少有5個人得瘧疾，無論在感染人數和還是在人口比例上，毫無疑問，瘧疾是排名第一的傳染病。
人類和瘧疾的戰爭，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1. 瘧疾促進人類進化
人生真是太美好了，連數百年一遇的教皇辭職都讓我們趕上了，只見全世界各地的紅衣主教們聚集羅馬，選出了第一位出自耶穌會的教皇。
上面這段話有兩個關鍵詞：去羅馬選教皇、耶穌會。我們的故事就從這兩個關鍵詞開始。
能去羅馬選教皇，代表在天主教中的地位，算起來都是一方霸主，至少可以一手遮雞姦，反正有被選出來到那個頂缸，他不願意頂了就再選一個。
曾幾何時，到羅馬選教皇對於紅衣主教大人們來說是催命，去以前得安排好情人和私生子，灑淚和親友告別：怕是要末日審判時再見了。
難道當年教廷內鬥險惡到了如此的程度？
這是因為羅馬的瘧疾流行太厲害，從1492年到1590年將近100年間，先後有五位教皇死於瘧疾。每一位教皇死後，就得在羅馬選新教皇，各地趕來的紅衣主教們總會有好多位死於瘧疾，以至有人乾脆拒絕去羅馬：你們願意選誰就選誰吧，我棄權。
1640年，耶穌會的胡安·德·盧高被選為紅衣主教，很坦然地去羅馬上任了，選他的那幫人笑得尿都出來了：這傻瓜還真以為是好事哪。
到了羅馬正好是夏季，教廷里天天辦喪事，一多半人正得瘧疾，剩下的一小半人已經打算開溜了，人心惶惶唯獨盧高泰然處之。莫不成真來了個聖徒？非也，盧高從隨身帶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小把粉，就水吞下：諸位，耶穌會有神葯，從此不懼瘧疾。
什麼東西？
耶穌會粉。盧高將該粉分送教廷中得瘧疾之人，服下數日後竟然痊癒了，耶穌會粉名氣大振，大家紛紛索要，對於非教徒中人，盧高就不白送了，要用真金白銀買，從此耶穌會財源廣進。
耶穌會粉，是用生長在南美的金雞納樹的樹皮磨成的粉，1820年，法國科學家皮埃爾·佩爾蒂埃和約瑟夫·卡芳杜從中成功地分離出抗瘧有效成分，命名為奎寧。
瘧疾是一種寄生蟲病，它之所以厲害，是因為瘧疾的瘧原蟲可以在人體內寄生，也可以在蚊子體內寄生，還可以在其他靈長類體內寄生，只要有蚊子存在，瘧疾就能在傳播。沒有人一生中不被蚊子叮咬過，如果生活在熱帶地區的話，被蚊子叮咬的次數就數不清了。比如馬拉維人平均每年被蚊子叮咬170次，因此他們之中40%到70%身上有瘧原蟲寄生。蚊子中只有按蚊能夠讓瘧原蟲寄生，在430多種按蚊中，大約有70種能夠傳播瘧疾。
瘧疾的傳染性很強，遠非艾滋病所比。每個艾滋病毒攜帶者能感染兩到十個人，而每個瘧疾病人能感染上百個人。母蚊子在產卵之前要飽餐一頓鮮血，如果此時它所叮咬的是一個瘧疾患者，瘧原蟲就會進入蚊子體內，其孢子存在於蚊子的唾腺中，當這隻蚊子再叮咬下一個人的時候，瘧原蟲就通過蚊子傳入人的血液中，先在肝細胞中增殖，一周後進入紅細胞，便可以在蚊子叮咬時讓蚊子吸走，再傳給其他人。
瘧疾分間日瘧、惡性瘧、三日瘧和卵型瘧四種，每一種都是由一種瘧原蟲造成的，其他種瘧原蟲能在其他動物身上寄生，包括靈長類動物、嚙齒類動物和鳥類，但不能在人體內寄生。各種瘧疾的癥狀都差不多，發燒、寒戰、劇烈頭痛和肌肉痛。瘧疾常常會複發，發燒通常是間歇性的，為期兩到三天，但惡性瘧則不會出現間歇性發熱，因為病人很快進入昏迷，然後死亡。死於瘧疾的人主要是因為患惡性瘧造成的。
早在人類出現之前，瘧原蟲就在非洲存在了。蚊子起碼出現在4千萬年到6千萬年前，瘧原蟲起碼出現在3千萬年前，那年月人類連個毛都沒有，蚊子吸其他動物的血，瘧原蟲以蚊子為基礎，再適應其他動物。
這樣一來人類從誕生之時很染上瘧疾，很可能在古人類和猩猩的接觸中，瘧原蟲從猩猩身上進入人體，由於偶然的機會而適應了人體，再經過蚊子在人類之間傳播。到了一萬多年前，人類開始定居、從事農牧業，人類的基因的自然選擇速度加快，尤其是一些不利於對抗瘧疾的基因消失了，因此瘧原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類的基因結構。
經過許多萬年的共存，人類對付瘧疾的辦法是基因變異，一是人紅細胞表面的一種蛋白，被稱為Duffy抗原缺失。人類故鄉西非和中非地區的人有很大比例缺少Duffy抗原，有效地使得間日瘧和三日瘧在這些地區便不再構成威脅了。二是珠蛋白β鏈基因發生單一鹼基突變的鐮狀細胞貧血，非洲、南亞和中東人中多達40%的人具有這個基因突變，這個突變可將惡性瘧的死亡率降低90%。但這是壯士斷腕，因為遺傳了鐮狀細胞貧血的話，嬰兒的死亡率達25%。
有基因突變還得看是針對哪種瘧疾，沒有基因突變就毫無辦法。
人類的飲食習慣中都包括調味品，通常認為這是為了增加食物的味道，有沒有人考慮過在飢不裹腹的年代，只要是咽得下去的東西都吃得很痛快，怎麼可能還需要調味？這是到了食物豐富以後才出現的需要，古人能吃頓飽飯已經是最高境界的追求了。
調味品起源於靈長類動物咀嚼樹葉樹皮的習慣，這種習慣正就為了對付瘧疾，因為植物的外皮和葉子上有些能夠抵禦寒戰的成分，世上兩大靈藥阿斯匹林和奎寧都來自樹皮，這種習慣被人類繼承下來，漸漸地變成飲食的一部分。
瘧疾，是促進人類進化和文明進程的一大動力。
2. 兩千年抗瘧大閱兵
1638年，西班牙王國秘魯總督欽康的夫人在利馬患上瘧疾，總督的醫生胡安·德·維格聽說過印第安人用產自安第斯山北部的金雞納樹的樹皮治療發熱，建議試一下，總督馬上派人到800公裡外的羅克莎把金雞納樹的樹皮取回來，維格將之研磨成粉末，加在葡萄酒中，讓總督夫人服下，總督夫人的瘧疾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在民眾的要求下，總督從羅克莎買來大批的金雞納樹皮，磨成粉後由總督夫人親自分發給民眾，此物被稱為總督夫人粉。耶穌會在派駐利馬的醫生阿格斯提諾·薩魯曼布雷諾的幫助下，建立了從利馬到歐洲的金雞納樹皮商業通道，控制了金雞納樹皮，將之製成粉在歐洲出售，獲利極其豐厚，這種葯被稱為「耶穌會粉」。
在藥物史上，奎寧和阿斯匹林是植物葯的代表，於是一些因為挺中醫而哈全球草醫者將奎寧列為美洲醫學起碼是印加醫學的偉大發明，標誌美洲傳統醫學也很輝煌。但是這些人沒有想到一個問題，美洲原來根本就沒有瘧疾，印第安人怎麼可能有一種草藥去治一個不存在的病？
瘧疾是最古老的傳染病，但它是一種熱帶和亞熱帶疾病，遠古時人類從白令海峽的陸橋來到美洲時，他們身上也許有瘧原蟲，但由於跨越兩塊大陸的時間較長，加上氣候寒冷，他們攜帶的瘧原蟲都死了，寒帶也沒有蚊子，等到他們到了有蚊子的地方，這批人血液中不存在活的瘧原蟲了。美洲的土著蚊子沒有瘧原蟲，因此直到歐洲人來到新大陸之前，這塊土地上沒有瘧疾。
歐洲人雖然把瘧疾帶到美洲，但瘧疾並不是殺死土著印第安人的殺手之一，因為在瘧疾猖獗之前，土著印第安人已經讓天花和鼠疫殺得剩不下多少人了。
用金雞納樹皮粉治療瘧疾並非十拿九穩，首先劑量要對，過大會導致瘧疾病情加重，太小則沒有作用。其次因為有利可圖，出現用含有阿斯匹林的柳樹皮冒充金雞納樹皮的假貨，退熱可以，對瘧疾沒用。其三不是每一種金雞納樹的樹皮中都有抗瘧疾的有效成分，即便是管用的，也要在合適的時候採下來。1685年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得瘧疾后，馬上服用金雞納樹皮粉，可是裡面沒有有效成分，四天後國王陛下駕崩了。
8年後，在北京的清朝康熙皇帝也得了瘧疾，於是就有了一次中華傳統醫學抗瘧之法大總結，和一回中西藥學對決。
康熙得瘧疾，是因為朝廷平三藩之亂，八旗兵深入南方瘧疾疫區，回來的時間就把瘧原蟲也帶回來了，先傳給了北京的蚊子，然後就在北京城裡傳來了，連住在紫禁城裡的皇帝也不能倖免。當時根本不知道這是一種寄生蟲病，也不知道是怎麼傳播的，至於治嗎，中醫有的是辦法。
還沒有中醫之前，中國就有了許多年瘧疾了，因此中醫從一開始就涉及到了瘧疾。瘧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現了，《素問》就有《瘧論》、《刺瘧論》等專篇，《神農本草經》有用常山治瘧疾，《金匱要略》的瘧疾脈證並治篇以蜀漆治瘧，並加了瘧母一症，治瘧用白虎加桂枝湯和治瘧母的鱉甲煎丸，沿用至今，除此之外，還有柴胡等葯。
到了康熙得瘧疾的時候，中醫抗瘧起碼有兩千年歷史了，這麼博大精深，驅除皇上的瘧疾還不是輕而易舉？
皇上在宮中病得一會冷一會熱，太醫院全力以赴，找個老鱉，拔下來做鱉甲煎丸，再加上蜀漆、常山、桂枝、柴胡一起上吧。不成，這回是皇上，不能當藥罐子，得先做試驗，在宮裡養著一夥瘧疾病人，先給他們吃，治好了再給皇上用。
於是，從有文字以來，所有中醫書籍中記載的治瘧方法全試了一遍，結果統統無效。
怎麼回事？博大精深的中醫這是怎麼了？
不能怪中醫，全世界的醫學整了幾千年了，沒一個能對付瘧疾的。
太醫院只好老老實實說能耐全用上了，皇上恕罪吧。康熙在冷熱交替中這叫一個氣，心說非得我親自得回瘧疾才知道中醫抗瘧全不靠譜。
現在怎麼辦？到民間去找老中醫的秘方吧。朝廷張榜招賢，向民間徵求良法。清廷這個做法，非常符合中醫愛好者的理論，就是好中醫都在民間。於是在驗證了學院派后，又對民間中醫的豐碩成果進行了一場驗證。
用不著擔心沒人獻寶，關於獎勵之類的都用不著說，只要治好了皇上，便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於是各路神仙帶著方劑草藥丸藥用具，絡繹不絕奔北京城。到了北京，一打聽獻寶的規矩，當即就跑了一小半。
這回不是獻紅丸的路數，也不是太醫院給皇上治病的路數，來了這麼多人三教九流都有，萬一有個存心反清復明的獻上毒藥怎麼辦？就算真心想治皇上，民間的東西誰敢打保票？於是先進行安全性試驗，派四位大臣負責，既主持此事，也當安全試驗的試驗品，獻上的藥物或方法，都由四大臣先試。為什麼不找些下人？是因為要讓騙子們知道，把哪位大臣吃壞了都便宜不了。四大臣試完后再由宮中的瘧疾病人進行藥效性試驗。
沒跑掉那些多少有些自信，於是各種葯和法包括某老頭的泡腳法某老頭的推拿術等一一先由四大臣試，這一來四位大臣可受苦了，那些用上后讓人上吐下瀉的或者昏死過去的東西把原主找來一頓板子，沒什麼問題的東西送進宮去讓瘧疾病人試，竟然還是沒有一個管用的。
辮子戲裡面的那些神醫都躲哪裡去了？
3. 走出安第斯
四大臣正彷徨中，就見來一僧人，一看就有修行，近前施禮曰貧僧有佛光大法。
四位大臣眼睛一亮：請高僧速施法術。
那高僧叫人提來一桶井水，在太陽下照著，他兩眼瞪著太陽，嘴裡念著經文，向東南西北都禱告了一番，然後鄭重其事地趴在地上把水呈上。
四大臣依次喝了神水，過了幾個時辰沒有什麼動靜，吩咐好生招待高僧，令人把那桶水端進宮中。
大半天後一太監出來了，四位大臣連忙圍了上去：公公，可有效否?
公公一咧嘴：無效。列位大人，娘娘們可說了，找不著管用的葯，也不能端一桶洗腳水呀。
來人，把那賊禿給我亂棍打出去。
把那和尚暴打一頓后，這幾位也沒主見了，外面有人報告：大人，又來和尚了。
啊，這幫禿驢排著隊來騙呀，給我打出去。
大人，這回是洋和尚。
來人是在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白晉、張誠，他們奉路易十四之命來華，來以前正好趕上王子服用金雞納粉治好了瘧疾，因此隨身帶了金雞納粉。不過一直沒敢獻，知道中華醫學博大精深，這點粉就別露怯了。一直等到沒有獻葯了，他們才敢出面。
國際友人說這東西專治瘧疾，四位大臣就著酒喝進去，確實很難喝，不過也沒什麼大問題。在宮中找了三位瘧疾病人，都是一劑見效。這才給康熙服用，很快治好了瘧疾。
真應了那句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康熙從此找機會就讓人服金雞納粉，自己也在宮中進行了試驗，了解了藥效和劑量。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瘧疾，向康熙請聖葯，康熙在批複中寫明了使用辦法，並且囑咐不要聽庸醫用補藥的建議，一定要確定是瘧疾才服用，可惜等葯送到時，曹寅已經死於瘧疾。
康熙得瘧疾一事是中醫怎麼也繞不過去的一塊心病，歷史事實在那裡，無法否認，只好裝啞巴。到現在中醫教材里還包括上面說的那些抗瘧方劑方法，讓人看得哭笑不得。
先別說《黃帝內經》如何牛逼，也別說中醫如果牛逼，先把康熙得瘧疾這塊心病治好吧。
奎寧問世后，價格一直很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支付得起的，即便這樣，全球對奎寧的需求量還是越來越高。西班牙知道這是發大財的機會，國王專門下令，任何人去南美都要得到國王的批准，任何有關南美的材料都不得發表。秘魯獨立后，限制得更嚴，任何私運金雞納種子出境的都要處以極刑。
壟斷是次要問題，關鍵問題是秘魯的金雞納樹都是野生的，那幫人光扒皮不種樹，到了19世紀，野生的金雞納樹越來越少見，再這樣下去，早晚有一天奎寧就沒有了。歐洲人想方設法將金雞納樹和種子偷運出來，可是金雞納樹對環境要求太苛刻，很難種植成功，到1848年，在亞洲和荷蘭東印度殖民地種植成功，但這些金雞納樹的樹皮所含奎寧量很低，無法替代南美的原產金雞納樹皮。
不能異地種植，能不能自己合成？1856年，英國人威廉·哈維·帕金打算用煤焦油這種廢物製造人造奎寧，結果意外地製成了染料。德國人從染料開始建立了龐大的化學工業，然後搞合成藥物，埃爾利希的魔球之夢，成了多馬克的磺胺，合成藥物就是從試圖合成奎寧而發展起來的。
另外一位英國人，查爾斯·列格在利馬的一家英格蘭商行中工作，一次他救了一名落水的叫曼紐爾·印克瑞·馬納米的玻利維亞艾馬拉族印第安人，為了報答列格的救命之恩，馬納米成了他的僕人。列格去澳大利亞搞羊駝養殖業，血本無歸后返回秘魯，打起了金雞納樹的主意。
馬納米一直在玻利維亞採集金雞納樹的種子。他發現了一種罕見的金雞納樹種，據說所含奎寧量很高，馬納米花了五年時間採集了幾磅種子，於1865年交給列格，列格將之偷偷帶出境，交給在倫敦的哥哥喬治。喬治·列格找到英國政府，希望政府買下這些種子，但英國政府在此之前已經花錢買了幾次金雞納樹種，全是低產品種，這次死活不上當。喬治·列格只好找別人，最後荷蘭政府用20美元一磅的價格買下了這些種子。
荷蘭人到爪哇種植，因為那裡的海拔和氣候和安第斯山接近。但這種金雞納樹非常難生長，稍稍不合適就會夭折。荷蘭人將當地的其他作物全部毀掉，包括低產金雞納樹和橡膠樹，只種這種金雞納樹，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終於種植成功，到1900年，爪哇出產5百萬公斤的奎寧，佔有全球66%的市場，到1930年，爪哇產的奎寧佔據了全球市場的97%。
這筆買賣讓荷蘭人控制了全球奎寧市場100年，為了對列格表示感謝，荷蘭政府於1897年給予79歲的列格每年100英鎊的年薪。這種金雞納樹的樹皮直到1944年一直是生產奎寧的最佳原料。
為人類拯救了奎寧原料的馬納米則被玻利維亞官方逮捕，受盡酷刑而死。
4. 太平洋上的發燒
荷蘭人用鐵腕手段控制金雞納樹皮的價格，如果國際市場上奎寧價格下跌，就毀掉一些金雞納樹。美國司法部曾經控告荷蘭人違法美國反壟斷法，沒收了存在紐約的五噸荷蘭奎寧，但荷蘭人根本不在乎，美國政府對此無計可施。
後悔得要跳海的英國人在印度種植金雞納樹成功，但樹皮奎寧含量太低，對治療瘧疾毫無幫助，只能在印度內銷，結果印度還是保持每年200萬人死於瘧疾的水平。
荷蘭雖然控制原料，但沒有生產能力，便和德國合作，將金雞納樹皮運到德國，由德國化工廠生產出奎寧來。一戰時協約國迫使荷蘭不再賣金雞納樹皮給德國人，導致德國的奎寧生產業蕩然無存。
奎寧的問題首先在於劑量，這種草藥的東西無效的時候搞不清楚是劑量不夠還是原料本身的問題。此次是副作用嚴重，包括耳鳴、耳聾、腹瀉、頭痛和視力障礙，還會導致出血、白細胞數量下降、血凝等，甚至死亡。病人服用奎寧后腹瀉、嘔吐、腹痛，最後流黑尿而死，稱為黑水熱，雖然黑水熱和奎寧相關性沒有得到最後證實，但一旦不用奎寧后，黑水熱就消失了，說明就是奎寧造成的。
1921年，美國駐菲律賓總督用4000美元從荷蘭人那裡買來一瓶金雞納樹種，在棉蘭老島上種植成功，到1941年，棉蘭老能夠每年生產出2000磅奎寧。
二戰開始時，美國國防部為部隊準備了6百萬盎司的奎寧，同時向荷蘭和南美下了更多的訂單，自認在抗瘧上準備得十分充分。不料情況突變，德軍佔領阿姆斯特丹后收到的第一項命令是將這裡的奎寧全部運往柏林。隨後日軍進軍南洋，控制了爪哇的金雞納產地，短短几個月之內，全球95%的奎寧落入軸心國之手。
此刻，太平洋的盟軍瘧疾滿營，死於瘧疾的人數是死於戰鬥的人數的四倍，按麥克阿瑟的話說，他的部隊三分之一正在得瘧疾，三分之一剛從瘧疾中恢復，只有三分之一能戰鬥，這樣一來美軍的奎寧儲備被徹底用光。巴丹半島的美軍和菲律賓軍因瘧疾爆發而軍無鬥志，向日軍投降，成為美軍歷史上投降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
盟軍將抗瘧作為最重要的軍事行動，美軍組成200多個瘧疾控制和檢測隊，所有在瘧疾疫區作戰的部隊都配備一個，瘧疾隊的行動和裝備從海軍運輸的第十優先上升到第一優先。派人前往哥倫比亞，將能找到的金雞納樹皮都運回來，同時將從菲律賓運回的金雞納樹種子進行種植。但這些都無法應付前線的需要，無奈之際開始大規模研究人工合成類奎寧葯。
太平洋戰爭中，70%的澳大利亞軍人患瘧疾，1942年在瓜島之上的美軍無一例外患瘧疾，東南亞的盟軍的60%得了瘧疾。在南太平洋的美軍的瘧疾發病率為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說平均每個人在戰爭期間得了四場瘧疾，共有6萬名美軍在非洲和南亞死於瘧疾。
日本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控制了全球奎寧原料，但日本的化學工業跟不上，一樣缺奎寧，以至於因為瘧疾丟了瓜島戰役。
盟軍用完了奎寧后，便讓部隊使用阿的平，這是德國拜耳公司研製出的合成抗瘧疾葯，能在血液中待一周，因此抗瘧疾不錯，但對間日瘧效果不如奎寧。
可是，阿的平在盟軍中得到一致的抵制，因為正在和日本鬼子拚命，誰也不願意變成黃種人。
德國人的思維很直接了當，能治病就不要管其他了。自從染料業興起，什麼東西都從煤焦油裡面提煉，現成的染料改一改當藥用，結果德國的合成藥吃了以後都能把人染成其他顏色，吃完阿的平渾身上下都是黃的，加上這種來自染料的東西副作用特大，盟軍官兵對阿的平非常抵觸，麥克阿瑟也不信，讓澳軍醫學總監尼爾·漢密爾頓·費爾利提供確鑿的證據。
費爾利在澳大利亞做了人體試驗，證明阿的平有效。1944年，17000名澳大利亞部隊登陸新幾內亞，上級下令全軍服用阿的平，如果有的部隊沒有服用的話，其指揮官會遭到撤職的處分。戰役開始后，儘管新幾內亞到處是蚊子和瘧原蟲，但澳大利亞軍無人得瘧疾。費爾利很得意，沒想到三個月後，澳軍又出現瘧疾。這一下沒人願意再吃了。高層研究后認定是由於沒有按規定服藥造成的，司令史蒂文斯少將下令，一定要按規定服藥。
這是歷史上最嚴格的一條關於服藥的軍令：全軍必須排隊吃藥，由指揮官親手放到士兵的嘴裡，士兵喝水吞咽后要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這樣還不成，士兵要張大嘴巴，讓長官檢查是否真的吞了下去。士兵如果私自暴露身體比如挽袖子的話要受到懲罰，夜間每兩個小時要吹號，大家起來往身上和衣服上噴驅蚊葯，於是一半人失眠。
但是瘧疾還是不斷出現，病人包括高級軍官，這樣就不能完全怪士兵不遵守紀律了，軍方經過調查，發現士兵們不僅按命令服藥，而且還用阿的平當阿斯匹林用。只好請費爾利前來，費爾利認為也許是阿的平吸收的不夠充分，也許是一種新的瘧疾，也許是別的病。他在九名病人中的七個人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但所有人的血液中都有阿的平。費爾利無法面對這個現實，他還是認為部隊有什麼花招，例如士兵患病的比軍官多一倍。
真正的原因是，耐藥性瘧原蟲出現了。
5. 變化出自叢林
奎寧出現后，人類對瘧原蟲佔了上風，經過一百多年，煉成了耐葯本領的瘧原蟲開始捲土重來了。
阿的平的事沒有被深入追究，因為有了氯喹。
1934年，德國拜爾公司又研究出一種新的抗瘧疾葯氯喹，經過試驗發現對人體毒性太大，就沒有推廣。二戰中，美國科學家對上萬種化合物進行了抗瘧篩選，發現氯喹的效果最好，而且副作用較小，1944年起提供給盟軍使用。
1947年，美國藥廠開始生產氯喹，這是第一個大眾化的抗瘧疾葯，經過臨床試驗，發現氯喹比奎寧的效果高8到32倍，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使用。二戰之後，市場對奎寧的需求嚴重萎縮，荷蘭人對奎寧的壟斷一去不復返了。
合成藥氯喹解決了抗瘧藥物的來源和成本等問題，它的成功推廣給了人們消除瘧疾的信心，普遍認為瘧疾會和天花等傳染病一樣被人類征服。
太小看歷史悠久的瘧原蟲了。
1957年，在哥倫比亞和泰國相繼發現耐受氯喹的惡性瘧原蟲。
兩年後越戰爆發，使得耐藥性瘧原蟲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
在東南亞潮濕的叢林里，生活著兩種來自西太平洋島上的蚊子，斑須按蚊和大劣按蚊，這兩種蚊子很適合瘧原蟲特別是惡性瘧原蟲的生長，1957年偶然出現在泰國和柬埔寨的耐氯喹的惡性瘧原蟲在這兩種按蚊中進一步發生基因突變，在其他瘧原蟲被氯喹殺死或者抑制的情況下，這種耐藥性瘧原蟲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成為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佔主要地位的瘧原蟲。
這種瘧原蟲的基因突變是針對氯喹類合成藥物的，氯喹的作用是進入瘧原蟲的消化食物的食物泡，對這種不能消化的食物，瘧原蟲儘力將之排出體外，但速度太慢，在沒有排除之前就死了。但具備pfmdr1基因的瘧原蟲排出氯喹的速度是其他瘧原蟲的50倍，這樣就能夠在被葯殺死之前把葯排出體外。這種基因突變的瘧原蟲就這樣被氯喹選擇出來。不僅對氯喹，對其他按照同樣思路研製出來的抗瘧疾藥物也一樣，包括20世紀50年代初問世的阿莫地喹，70年代中期問世的甲基氟氯喹，80年代初問世的鹵芬酯和奎納定。
由於耐藥性瘧原蟲群體已經形成，新的合成藥物很快被耐受，根本用不著像氯喹那樣等12年。乙胺嘧啶在應用於泰國的當年就出現了耐藥性瘧原蟲，甲基氟氯喹於1975年上市，一年後耐藥性瘧原蟲出現。
北越和南越衝突開始時，正是耐藥性惡性瘧原蟲剛剛出現之時。大批從來沒有在瘧疾疫區生活過的南越人來到北越，被安置在瘧疾橫行的地區，這些人對瘧原蟲沒有任何免疫能力，為瘧原蟲的基因變異提供了最優良的大量宿主，耐藥性瘧原蟲得以在這批人中毫無顧忌地繁殖，之後的五到十年之間，越南叢林成為世界上耐藥性瘧原蟲的培養箱。除了惡性瘧之外，間日瘧和三日瘧也在越南存在。
從1965年開始，美國開始全面捲入越戰，對北越進行轟炸，並封鎖北越的海港，迫使北越在叢林中開闢「胡志明小道」，將人員和物質運往南方。這樣一來大批的軍人和民工在耐藥性瘧疾流行的叢林中長期生活，使得耐藥性惡性瘧不可控制。經過一個月的行軍，北越的一個1200人的團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戰鬥，有一個113人的連隊，死於戰場上的有11人，死於瘧疾的則有23人。美軍對北越俘虜進行檢查，12名俘虜中有8名血中有惡性瘧原蟲。胡志明小道旁邊，死於瘧疾的軍人墓地一共有22座。
美軍也好不到哪裡去，1962年到1963年期間，駐越美軍出現20例瘧疾，其中19例是惡性瘧，然後逐年增加，有些戰鬥部隊的戰鬥力因為瘧疾而減半，瘧疾造成的傷亡再一次超過戰場上的傷亡。1965年到1970年之間，陸軍出現四萬多例瘧疾，70人死亡。連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都有24606例瘧疾，46人死亡。瘧疾有關的疾病占各種疾病的70%。越戰中有10萬多美軍患瘧疾，軍人回到美國后，也把瘧疾帶到美國，多次出現小規模流行，這些退伍軍人由於瘧疾的存在而繼續出現健康問題。
於是越戰雙方面臨這一個難題：耐藥性惡性瘧。
美軍進行了世上最大規模的藥物篩選，一共篩選了25萬種，到了第142490號，找到了甲基氟氯喹，於1975年投入使用，越戰都打完了。
五角大樓不可能等著從第一號到第250000號挨個篩選，又投資研究瘧疾疫苗，一共研究出二十多種，無一成功，最有效的也只有65%的有效率。
好在這種耐藥性瘧原蟲還沒有發展出對奎寧的完全耐藥性，使用奎寧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雖然美軍有1800多人得了耐藥性瘧疾，只有12人死亡，就這麼熬過了越戰。
可是北越熬不過。
氯喹一出，奎寧一落千丈，有了便宜又大量的合成藥，誰還扒樹皮呀？奎寧市場迅速萎縮，越共手頭只有氯喹，現在聽說奎寧管用，被美國封鎖成那樣，唯一的辦法是去香港的黑市上買奎寧，可憐巴巴地買到一點點，無法滿足部隊的需要，無奈中找中國老大哥幫忙。
可是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中國的瘧疾也很嚴重，手頭那點奎寧根本不夠用，更談不上支援越共了，只有氯喹管夠。
越共問能不能給點新型抗瘧葯？
新葯是什麼東西？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嗎？搞藥物研究的全住牛棚了。
6. 六指琴魔
這件事一直上報到了中南海，主席親自拍板，瘧疾高於一切。
有了最高指示，1967年5月23日，國家科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在北京飯店開會，成立全國瘧疾防治領導小組，組織國家部委、軍隊直屬及10省、市、自治區和有關軍區的醫藥科研、醫療、教學、生產等單位，開展5-23項目，參與的科研單位有60多個，參與的科研人員500多名，不少人受到文革的嚴重衝擊，能參加523項目，等於受到了保護，因此熱情巨高。
光有終於逃出造反派手掌的熱情不夠，怎麼辦？
美國人知道自己有兩條腿，因此藥物篩選和疫苗雙管齊下，咱中國人走昆蟲腿多的道路，生物藥品、中藥提取、中醫方劑、奎寧類衍生物、新合成藥、針灸，一出手就是六指琴魔。
這六大方向中，中醫方劑和針灸純屬照顧政治氣氛，真有用的話康熙前輩就用不著堅持到金雞納霜了，因此523項目的真正的精力用在篩選藥物上，雖然沒有美國那樣的實力，兩年之內也篩選了4萬多種的化合物和中草藥提取液，一無所獲。
和美國的25萬多種相比，中國在文革的情況下能篩選4萬多種已經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後來進行的抗腫瘤藥物、抗艾滋病毒藥物篩選等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美國也一樣，後來進行的抗腫瘤藥物篩選，進行了二十多年也不過十幾萬種，當然抗腫瘤葯不是單一模型，工作量多了幾倍，但相比之下，還差得很遠。
這是因為戰時，一切為了前線，美方和中方都能夠開動全力，尤其是中方，調動了全國的力量，對幾乎所有中草藥提取液進行了篩選，其中也包括了青蒿。
沒有越戰就沒有青蒿素，中國植物葯之所以就只有青蒿素這一個拿的出的成績，除去很大的運氣成分之外，戰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戰爭的話，就不會全力在藥物上，很可能最後就是幾個湯劑和根本無效的中成藥。這是蒙國人的，在越戰時期，胡志明小道那裡蒙不住的。
兩年苦戰，一無所獲，才想起來還有一家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機構尤其在中草藥化學方面是國內的權威，就是位於北京的衛生部下屬的中醫研究院，現在改名叫中醫科學院。
中醫研究院聽起來是研究中醫的，其實幹的是中西醫結合，它的中藥研究所大部分是正規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生，所做是用現代藥學的辦法研究中藥、從中藥中提取有效成分。
有人說現在無法弄清中藥在熬制和炮製過程中每一步的化學反應，也無法弄清他們的所有產物，以此說明中藥也許有效，先不說他的想法對不對，就說他舉的事實，這是典型的井底之蛙。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比較清楚了。
中醫研究院加入項目后，屠呦呦任科研組長，屠前輩是我的校友，1955年畢業於北醫藥學系，中藥研究所里有不少這種頂尖醫學院校畢業的藥學優秀人才。
中藥研究所的路子挺正規的，從系統收集整理歷代醫籍和本草開始，同時收集地方葯志，群眾來信也不能忘記，這樣涵括了歷代醫術、地方文獻和民間秘方，同時找老中醫，這可比康熙得病的時候包羅得多多了，這樣一來，匯總了2000餘種內服外用方葯，從中整理出一本《抗瘧單驗方集》，裡面有640多種草藥，其中包括青蒿，另外那些聲稱有抗瘧能耐的藥物也都沒有拉下，可以說是一次中醫抗瘧方劑藥物的大總結。
重點篩選還是沒有成功，青蒿提取物對瘧疾的抑制率還不如胡椒有效。
接下來就是官方的說法了，首先因為中藥青蒿包括兩個品種，學名為黃花蒿的具有抗瘧作用，而學名為青蒿的沒有任何抗瘧作用，中醫則用的是青蒿。其次絕大多數中藥用煎熬等高溫方法配製，青蒿素在溫度高於60度時就完全分解了，不可能對瘧疾有任何治療作用。最後屠呦呦在葛洪的《肘後方》中發現是這樣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才意識到一直用高溫提取，很可能破壞了有效成分，因此改用乙醚提取，於1972年成功地發現了青蒿素。
但是，這一說法很個明顯的漏洞，如果真是從葛神仙那書里得的靈感，不加熱，在室溫的情況下用水提取就是了，為何靈機一動用乙醚提取？
其次，《抗瘧單驗方集》都整理出來了，裡面連群眾來信都包括了，怎麼可能沒有《肘後方》？還要屠呦呦在統統失敗后狂翻書才找到？523項目組不會這麼不認真吧？
真相之有一個：這一段是為了表現中醫如何偉大而杜撰的，先有青蒿素，然後再到中醫典籍里找記載。
7. 發現罪魁禍首
做植物葯提取，起碼要用水提取一次，再用脂溶劑把不溶於水的東西提取出來，美國做抗癌藥物篩選就是這樣做的。做中藥材，除了按熬中藥的辦法加水燒開，還將蒸餾出的氣體冷卻成液體進行檢測，以免有效成分丟失。
523項目和屠呦呦他們之所以一開始沒有發現青蒿的抗瘧功效，就是因為拘泥在中草藥熬制手段上，失敗之後才跳出中藥的局限，採用國際上植物提取的辦法，用脂溶劑把青蒿中有效成分提取出來。這恰恰說明了青蒿素的發現不是中醫的功勞，而是現代醫學的功勞。
青蒿素的優勢是和奎寧、氯喹等藥物的殺瘧原蟲辦法不一樣，因為來自植物，副作用相對小，對瘧原蟲的殺傷範圍更大，對當時的耐藥性瘧原蟲一樣有殺傷作用。青蒿素在越戰後期投入使用，使得北越的惡性瘧死亡率下降了30%。
青蒿素是中國微生物學和藥學一項偉大的成就，在短短五年中，居然能夠找到除奎寧之外的另外一種天然藥物，這本身就已經非常了不起，而青蒿素對於瘧原蟲的殺傷效果還出乎意料地好，是用現代醫學技術對傳統醫學的成就進行去粗取精的一個典範。但是青蒿素的成功和發現奎寧一樣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無法複製的，植物本身並沒有預防和抵禦瘧疾的必要，奎寧和青蒿素都是毫不相干地存在的天然成分，除了這兩者外，迄今沒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天然藥物。
由於青蒿素出現在越戰之間，這種強力抗瘧疾藥物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項威力很大的秘密武器，因此青蒿素被列為機密，直到1979年才見諸於報道，即便在中國，直到1980年之後才普遍使用，從1980年到1990年，中國的年瘧疾病例從兩百萬例下降到九十萬例，完全是青蒿素的功勞。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上對青蒿素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國開放之後，外界漸漸了解到中國有這樣一種抗瘧疾藥物。出於中國製藥業不能達到國際質量控制的水平，世界衛生組織拒絕認可這個葯，除非在美國生產，這一點中國方面堅決不同意。中國和西方科學界之間的不信任使得青蒿素的製劑生產和臨床研究也受到影響。
1994年，諾華製藥和中方簽署協議，進行蒿甲醚－本芴醇復方的研製和生產，於1999年以商品名Riamet問世，2002年已被載入WHO基本藥物目錄，被多個非洲國家首選為一線瘧疾治療葯，被WHO、無國界醫生組織和全球基金推薦為援助用藥。和一劑量氯喹只須24美分相比，一個療程的Riamet要44美元，後來迫於壓力，降為2美元一片，以Coartem為商標。
因為政治等原因，青蒿素從發現到被廣泛應用在瘧疾治療上間隔了30年，結果大勢已去。
這涉及到全球瘧疾控制。
19世紀末，瘧疾的病原和傳播途徑終於搞清楚了。
對於是什麼東西引起瘧疾，上千年來一直認為是壞空氣或者邪氣。
1717年，義大利醫生喬瓦尼·蘭錫西認為瘧疾總是在蚊子很多的沼澤地流行，在排水後會一度消失，很可能其毒性不是因為空氣而是因為蚊子而傳播的。1822年，美國醫生艾伯特·金列舉出蚊子傳播瘧疾的19條證據。1854年，路易斯·博泊也認為蚊子是傳播瘧疾的罪魁禍首。但這些見解由於沒有科學上的嚴謹證據而不被廣泛認可。
1871年義大利病理學家科拉多·托馬西-克魯代利和艾德溫·克雷白在羅馬的沼澤地里採集了空氣和泥土的樣本，在顯微鏡下從這些樣本中看到了桿菌，將這些桿菌給兔子注射后，兔子出現發熱和寒戰，在兔子的身體中，他們找到了這種桿菌。1879年，他們公布了這個發現，把這種桿菌稱為瘧疾桿菌。
這個發現馬上被以科赫為代表的微生物專家肯定了，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微生物學的大潮流，而且也很好地解釋了瘧疾廣泛傳播的原因，因為空氣中有這種細菌，從科學上給了「壞空氣」一個解釋。這樣一來，下一步就可以製備細菌疫苗，從而從根本上征服瘧疾。
1880年11月，法國軍醫阿方索·拉韋郎在阿爾及爾的康斯坦丁用顯微鏡觀察瘧疾病人的血液樣品。當時做顯微鏡觀察時要將血樣在化學物中浸泡一下，這個程序把瘧原蟲都殺死了或者分解成不可見的形狀，而拉韋郎則直接觀察新鮮血樣。新鮮血液如果還是溫的話一樣不能觀察到瘧原蟲，拉韋郎也一直觀察新鮮血樣，也就是滴一滴血在玻璃片上，但這一次他放好血樣后並沒有立即觀察，而是去喝了一杯咖啡，15分鐘后回來觀察，這段期間內，玻璃片上血樣已經冷卻了，瘧原蟲變得活靈活現，這是人類第一次看到瘧原蟲。
拉韋郎重複了很多次，而且發現給病人服用奎寧后血樣中的瘧原蟲消失了，這種東西不是細菌。但他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回到歐洲后，他發表了自己的發現，受到微生物界的一致反駁，法國的微生物權威認為這個軍醫把血樣污染了，托馬西-克魯代利認為那是死細菌，如日中天的微生物大師科赫同樣反對，在一片反對聲中，拉韋郎提出另外一個沒有人相信的理論：這種微生物是通過蚊子傳播的。
8. 滅蚊
與此同時，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位叫喬治·米勒·斯滕伯格的美國軍醫試圖重複托馬西-克魯代利和克雷白的實驗。他在瘧疾孳生地採集來土壤和空氣樣品，回到實驗室里分離到細菌，然後給兔子注射，兔子如料出現高熱。可是斯滕伯格覺得這種高熱不像瘧疾，覺得應該有對照組，於是他給另外一組兔子注射了自己的唾液，兔子出現同樣的高熱，斯滕伯格肯定自己不是瘧疾病人，也就是說瘧疾不是所謂的瘧疾桿菌引起的。
因為瘧疾桿菌的理論是如此的完美，微生物界徹底地忽視了兩位不起眼的軍醫的發現，只有一位遠在中國的英國醫生注意到了。帕特里克·曼森出身很不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後獲得醫學學士、外科學碩士和醫學博士學位，一畢業就跑到台灣，給大清朝海關當醫生去了。在台灣呆了5年後，他在中國大陸的各個口岸工作了13年，並在香港行醫。
曼森在台灣證明了絲蟲病是蚊子傳播的，第一次證明蚊子可傳播疾病並創立了熱帶醫學。在他的支持下，駐印英軍軍醫羅納德·羅斯在一隻吸完瘧疾病人血的按蚊的頭裡面看到瘧原蟲。
羅斯於1902年獲得第二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拉韋郎獲得1907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這樣諾貝爾獎頒發七年之內，就兩次授予和瘧疾病原和傳播有關的研究成果，足見瘧疾之重要。
與此同時，在已就任美國陸軍醫學總監斯滕伯格的支持下，以軍醫沃爾特·里德為首的一組科學家在古巴研究黃熱病中取得重大突破，證明了蚊子是傳播黃熱病的中間宿主。里德獲諾貝爾獎的呼聲極高，但他因為在古巴期間損害了健康，於1902年底去世。
另外一名軍醫威廉·戈加斯在哈瓦那組織滅蚊行動，半年之後哈瓦那黃熱病絕跡。1903年，美國從法國人手中接手巴拿馬運河項目，戈加斯在運河區大力滅蚊，使得一度猖獗的瘧疾得到控制，巴拿馬運河得以順利完工。
二戰期間，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簡稱DDT的殺蟲藥得寵。DDT早在1874年就由奧地利化學家奧特馬·蔡德勒合成出來，但它的殺蟲效果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科學家保羅·米勒發現，並因此獲得1948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二戰期間美國為了預防歐洲流行的傷寒和熱帶戰場流行的瘧疾而大規模篩選殺蟲劑，發現DDT的效果最好，評價極高。
DDT一上市就引起美國農民的搶購。1944年DDT在美國的銷售額為1千萬美元，主要被軍隊買走了，1945年的銷售額為1億1千萬美元，基本上被農民買去了。
洛克菲勒基金會抗瘧疾項目於1946年進行撒丁島滅蚊行動，1947年撒丁島出現了75000例瘧疾，1951年項目結束，島上只出現9例瘧疾。
與此同時，美國開展了全國滅蚊行動，主要是在室內噴灑DDT，五年後瘧疾在美國絕跡。其實在此之前，由於環境和衛生的改善，瘧疾在美國的傳播途徑已經被切斷了，瘧疾的消失指日可待，但功勞被完全歸功於DDT。
受到鼓舞，希臘、委內瑞拉、斯里蘭卡、義大利等國紛紛用DDT滅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全球範圍內，糧食產量在1947年到1979年之間增加了一倍，除了化肥的功勞之外，DDT居功甚偉。經過幾年的噴灑，希臘已經很少見到昆蟲了，橄欖的產量增加了25%。斯里蘭卡的瘧疾發病數從1947年的3百萬例下降到1956年的7300例。
在此基礎上，世界衛生組織於1955年開始全球滅瘧疾項目。
就在這個時候，生態學家開始提出警告，認為這樣會導致生態災難，耐DDT昆蟲包括蚊子也相繼被發現，但WHO和瘧疾學家們依舊相信很快就能夠徹底消滅瘧疾。1958年美國政府為全球五年滅瘧疾項目撥款，項目開展得很順利，1960年，有十幾個國家消滅了瘧疾，另外十幾個國家的瘧疾病例驟減，印度從年發病7500萬到少於10萬，斯里蘭卡的人均壽命從40歲上升到57歲，希臘、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亞的稻米產量增加了10倍，在柬埔寨，土地的價值翻倍。
人們普遍認為，假以時日，治療瘧疾和其他熱帶病的藥物漸漸退出市場，一度非常熱門的瘧疾專業沒人學了，瘧疾學家紛紛轉向，人們開玩笑地說，在滅絕瘧疾之前，瘧疾專家先被DDT滅絕了。
9. 捲土重來
這場全球行動的一個問題是瘧疾的故鄉非洲並沒有包括在這項全球計劃內。其次沒有考慮到監測的難度，撒葯還好完成，但抽樣就難了，很多國家的監測者乾脆偷工減料，隨便采點血去充數。另外各國廣泛使用DDT作為農業殺蟲劑，對於蚊子來說，也是一種低劑量的促進基因變異的行為。
耐藥性蚊子的報道一直沒有斷過，到了WHO不得不承認的地步，1962年，WHO宣稱耐藥性蚊子的存在不足以影響消除瘧疾計劃，而英國皇家熱帶醫學和衛生學會則得出相反的報告，認為耐藥性蚊子的出現已經嚴重影響了滅瘧行動的進展。
雷切爾·卡森於1962年出版了暢銷書《寂靜的春天》，講述了生態破壞，其中包括DDT，引起了公眾的注意。卡森在書中做出了準確的預言，即便繼續滅蚊，也無法達到消滅瘧疾和黃熱病的目的，因為蚊子會產生抗藥性。後來試驗證明，花七年時間，就能產生出具有抗藥性的蚊子，不僅對DDT，對於其他殺蟲劑也一樣。
《寂靜的春天》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徹底粉碎了因為DDT而出現的科學迷信，讓人們重新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的重要性，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DDT這種東西的半衰期超過30年，在環境中長期存在，造成嚴重的污染，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的昆蟲都殺死，導致了一場生態災難。蚊子對DDT很快產生了抗藥性，使得DDT不再有那樣大的效果。當然，全球滅瘧疾行動還是很有成績的，救活了無數人的生命。1970年，WHO終於承認了耐藥性的問題，1973年建議各國換用其他藥物。美國則於這一年禁用DDT。中國於2007年禁止生產DDT，使得印度成為迄今唯一一個仍然生產和使用DDT的國家。
美國本土已經有足夠的DDT了，鳥吃了被DDT毒死的昆蟲后死了，牲畜吃了帶DDT的昆蟲和草，就把DDT帶進人的飲食中，早在1955年，美國人每天吃進去的DDT就達184毫克。
1963年後，美國國會不再為全球滅蚊行動撥款，WHO和其他國際組織馬上成了窮光蛋，然後就是瘧疾病例回升。斯里蘭卡在1963年只有18例瘧疾，6年後超過50萬，同一段期間印度的瘧疾病例從5萬上升到1百萬，中美洲從7萬變成12萬，阿富汗從2300變成2萬。
1963年是全球年瘧疾病例的歷史最低點，從3億5千萬下降到1億例。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觀念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原先認為人類最大的危機是疾病，從這時起改為人口過多。滅蚊行動雖然延長了人的壽命，但並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反而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瘧疾少了並沒有使得糧食產量增高到理想的程度，結果更多的人來搶奪本來就有限的資源，不死於瘧疾的人們反而死於飢餓。當然並不是說還要繼續讓傳染病成為控制人口的工具，而是因為控制瘧疾驟然增加了很多人口，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同時經濟發展沒有跟上，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在控制傳染病上，要防疫和經濟發展齊頭並進。
滅蚊這條消滅中間傳播者的道路走不下去了，還有一條路，就是減少瘧疾病人的數量，讓蚊子吸不出瘧原蟲來。
奎寧問世后，價格一直很昂貴。只有義大利政府於1902年免費發放奎寧，但廣大民眾對此疑心重重，各種謠言四起，最後大部分奎寧發下去后沒有被服用，很多農民乾脆把奎寧餵豬吃了。
氯喹出現之後，終於有了便宜葯，因為以滅蚊為主，氯喹並沒有大規模應用，滅蚊失敗后，一些國家在食鹽和麵包里加入氯喹，這個小劑量的應用不僅不能控制瘧疾，反而幫助瘧原蟲產生耐藥性。
氯喹之後的藥物和氯喹在機理上比較一致，瘧原蟲很容易產生耐藥性，使得耐藥性瘧原蟲徹底成了氣候。1982年到1997年之間的瘧疾病例是1962年到1981年之間瘧疾病例的4倍。耐藥性瘧疾殺死的人已經超過氯喹救活的人數了。
青蒿素如大旱甘霖，這種植物來源的新葯走與奎寧、氯喹等現有藥物不同的抗瘧路線，瘧原蟲很難很快產生耐藥性，如果能夠突然間大規模使用的話，會對瘧原蟲以沉重打擊，控制瘧疾在全球的流行，趁著全球滅蚊的效果還沒有完全消失，進一步打壓瘧疾，也許會為人類贏得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
但是，由於中國處於文革後期，青蒿素一直沒有被廣泛應用。從越戰後期開始，青蒿素在使用中一來範圍不夠，二來劑量不足，給了瘧原蟲以適應的機會。
2000年青蒿素被推廣后，由於複合青蒿素比氯喹貴十倍到二十倍，許多貧窮國家無法負擔得起。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全球基金也因此繼續分發氯喹，1999年到2004年之間，95%得瘧疾的非洲兒童得到的是氯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起到退燒的作用。這種情況直到2004年才開始改變。
可是複合青蒿素的應用還是很不理想，國際組織給非洲國家購買複合青蒿素的專款只有不到一半用在購買藥品上，其餘被非洲各國政府挪為他用。而市場上的青蒿素大多是沒有經過標準化生產的藥品，甚至有很多假藥。在亞洲，假藥佔起碼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病人服藥大多沒有服滿一療程，給了瘧原蟲變異的機會。
就在國際組織終於花大錢為貧窮國家購買複合青蒿素的同一年，在實驗動物身上已經發現瘧原蟲出現針對青蒿素的基因變異，到2007年，複合青蒿素已經對30%的瘧疾病例無效。在柬埔寨進行的嚴格的大規模使用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臨床試驗中，雖然非常有效，但始終不能徹底消滅瘧原蟲，總有極少數瘧原蟲頑強地存在著。各種跡象表明，和其他抗瘧疾葯一樣，耐青蒿素的瘧原蟲已經出現了，複合青蒿素療法很可能已經是又一個過去時了。其在抗瘧史上的地位無法和奎寧相比，只能和氯喹等同。
一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的機會失去了，就只好等下一個機會。在下一個新的抗瘧疾藥物出現之前，瘧疾的流行會猖獗到什麼程度？
每年全球的瘧疾病例在3億到5億例之間，死亡人數在1百萬人到2百萬之間，主要是非洲的兒童。在這個地球上，每一百個人每年至少有5個人得瘧疾，無論在感染人數和還是在人口比例上，毫無疑問，瘧疾是排名第一的傳染病。
人類和瘧疾的戰爭，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唯有一條，中醫典籍浩如煙海，遠多於民間驗方，說受啟發於葛洪《肘後方》是事後偽造，僅出於推論，尚未能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