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這樣。」
「想起他們那時候的音容笑貌,」她說。
「對。」
「(他們)年輕時候的樣子。」
「對,我永遠不會忘,直到我在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我也不會忘記。因為這些人都是善良透頂的人,都是非常崇高的人,應該被人們所記住。我希望,我們國家要吸取(教訓),歷史的悲劇不要重演,要吸取這個教訓。我也更希望年輕人要有正義感,要發揚有正義感的品德。應該敢做敢為。但是,不要做無謂的犧牲。」
「太可惜了,不是嗎?」江雪問道。
「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當需要的時候,也應該勇於慷慨地奉獻出來。」
江雪說,這是她最有意義的作品,尤其是因為它講述了自己老家的歷史。她家過春節的儀式讓她明白,自己的祖父死於飢餓。但直到研究了《星火》,她才明白饑荒的整個大背景,更重要的,還有那些人曾經的反抗。
文章發表後得到的大量支持也讓她深受感動。文章以PDF格式在大陸廣泛傳播。一位在天水經營印刷業務的讀者主動提出印刷裝訂一批雜誌,以便老年人閱讀。另一位天水讀者寫信給江雪,稱自己仍清楚記得當地批鬥學生的群眾集會,以及其中一位學生譚蟬雪如何在漫長的羞辱和威脅中傲然而立的樣子。「現在我知道她是個真正的英雄!」她在信中寫道。
「《星火》是歷史,」江雪告訴我。「但它是段未完待續的歷史。老一輩面對過的問題,尤其是缺乏言論自由,也是我在今天面對的問題。看看新冠疫情和所有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一切都是因為缺乏言論自由。」
但挑戰歷史這一中共最敏感領域的代價是巨大的。江雪多年來都只能靠積蓄度日。她的工作與身為政府智庫宗教研究員的丈夫想要事業有成的願望發生了衝突。當「思想警察」到研究所發出警告,丈夫要求她停止手上的工作。她拒絕了,兩人於2021年離婚。
支撐江雪和其他許多地下歷史學者走下去的是他們這場運動所提供的群體歸屬感。一些受訪者成為了江雪的好友,比如譚蟬雪,在她於2018年去世前,江雪經常拜訪她。今年6月,她在北美旅行期間還致電曾在1960年為《星火》出版出過力的向承鑒。逢年過節她都會打電話問候,兩人會聊半小時左右的家常。那次是在端午節前後,這個節日特別應景,因為它起源於古代一位著名詩人自殺抗議朝政敗壞的故事。
「向叔,」她在影片電話裡說,「大家都很關心《星火》。誰都沒有忘記。」
在一篇文章的開頭,江雪引用了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話,闡述她所描繪人物的關聯性——以及她自己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他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對於所有致力於今日中國變革之人來說,這段文字是如此相得益彰,令我深受觸動:他們的努力究竟是無謂,還是革新?那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
阿倫特的引言之所以十分貼切,因為它沒有預設結局。在黑暗時代裡為變革奮鬥的人不一定能贏,邪不壓正或其他一些老套說法不一定適用。但這話蘊含的意義明確的:在黑暗時代,光明彌足珍貴;它永遠都很重要。
那些認為中國威權主義無可救藥的人——這是當今許多國家的主流觀點——會指出江雪和其他參與反正史運動的人所面臨的麻煩。例如,湖南作家譚合成花了數十年時間記載中國一個縣政府下令執行的法外處決,描寫了發生在該縣湖泊、河流和橋樑上的謀殺案。然而,隨之而來的代價包括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還有持續不斷的報復威脅。曾製作多部紀錄片的導演艾曉明被禁止出境。地下出版物《記憶》在過去15年已出版340多期,但其編輯經常面臨騷擾和警方監視。
然而,這只是對他們的人生,以及這場維繫了75年之久的運動歷程的片面解讀。和其他地下歷史學者一樣,江雪仍在寫作,她的文章在中國仍被廣泛閱讀。其他人也在不斷尋找機會,通過拍攝影片、編輯雜誌和撰寫歷史小說來挑戰政府的遺忘運動。他們受到了迫害。雜誌被封,電影節被叫停。但他們總會捲土重來,他們和他們的前輩75年來都是如此。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要衡量他們的影響力是很困難的。但有趣的是,我總能發現有人不斷發布和轉發他們的作品,特別是在過去幾年。社群媒體當然可能是個迴音室,但當疫情剛暴發的最初幾個月我還住在中國時,這些反正史的敘事似乎突然無處不在,因為中國人都在尋找各種方法去理解威權主義為何再次給國家帶來了嚴峻挑戰。
我無意宣揚虛假的樂觀主義,但這是一個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包括習近平上台並開始實現其強國願景的整個2010年代——的人所經歷的現實。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面臨如此嚴厲的管控。這就是黑暗的時代。也正如上世紀90年代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網際網路」極易受到威權國家的控制,使得社群媒體更像一種統治工具而非自由載體。
但人們仍在抵抗,並以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團結之道進行抵抗,這一事實應該比獨裁政權只有獨裁的陳詞濫調更加重要。事實上,獨立思想在中國依然存在。它並沒有被碾碎。中國的地下歷史學者或許在巨大的陰影之下工作,但他們是我們知識界的一份子,也是關於我們如何探究過去、創造未來的更廣泛全球討論的一部分。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本身就值得了解。他們作品的深度和野心堪比冷戰時期那些偉大的作家和導演,比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和米洛斯·福爾曼。值得記住的是,在好幾十年時間裡,東歐知識界的許多巨擘影響力都是有限的。只有當這些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停滯,老百姓為了給未來一個預期,才會開始尋求其他理解過去的辦法。
地下雜誌《記憶》在過去15年裡已出版340多期。 KA-MAN T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部分中國的反正史學家乾脆將自己的工作視為時間膠囊。他們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太可能在中國自由傳播,但和一代代中國歷史學者一樣,他們相信正義終將得到伸張,總有一天他們的作品將具備重要價值。他們希望未來的中國人知道,在2020年代,當黨似乎成功地將時鐘倒撥,中國的人民沒有貪圖安逸或屈服於恐懼。他們繼續寫作和拍攝。並非所有人都選擇認輸。
但還有很多人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會那麼漫長。他們認為,儘管大權在握,但如今的中共十分脆弱。
隨著中國從幾十年來不斷增長的繁榮過渡到增長緩慢和面臨人口挑戰的時代,很多中國人似乎都渴望從新的角度了解他們的國家。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理——嚴酷封鎖導致了死亡與苦痛,隨後突然放鬆管制又在短短几個月內造成至多達百萬人死亡——讓黨無往不利的形象完全破滅。VPN技術長期以來都可以繞過中國的防火牆,但願意忍受麻煩的人相對較少;現在,許多人都會使用VPN來瀏覽被封禁的網站。
對於作品總被中國網站屏蔽的江雪來說,這意味著會有新讀者被她的作品所吸引。她發現自己的文章經常被轉換成圖片文件,這樣就可以更容易發到中國的社交網路上,因為國家機器難以讀取這些文件並識別出敏感詞。
2023年元旦剛過,在中國各地的抗議浪潮迫使政府放棄嚴厲的疫情封控政策後不久,江雪發表了她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她問候了去年年底那群引領抗議活動的年輕人。「因為你們,疫政三年,人們承擔的苦難彷彿才有了一絲意義,」她寫道。「是你們,大聲喊出心裡的話,為所有被損害與被奴役的人贏得了一絲尊嚴。」這篇文章發在了一個被封禁的網站上,但很快就被發布和轉發至Telegram、微信等其他平台。她收到了大量中國民眾發來的感謝郵件和信息。
2022年,北京。舉白紙抗議審查和中國「新冠清零」措施的年輕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追求使命的過程中,江雪經常被問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有任何意義。有次我們前往西安南部的山區時,她給我講了幾年前她在紐約一次聚會上的遭遇。她遇到了一位著名記者,當時他已經離開這個行業,逃到了美國,經營著一家餐廳。他告訴她,她的作品有道德價值,但實際上還是無關緊要的。寫中國歷史能寫出什麼結果呢?
在向我講述此事時,她眼睛低垂,慢慢搖頭,彷彿被打敗了一樣。但隨後她停了下來,整理思緒,以出乎意料的決絕口吻說道:
「但我不同意,」她說。「只要嘗試了就有意義。我想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做一個正常人。」
對於江雪這樣的人來說,前方等待的不一定是成功。他們會老去、死亡,可能會被逮捕或被遺忘。但如果說這場運動的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儘管遭遇了挫折,它還是在隨著時間推移發展壯大。個人的鬥爭可能失敗。但我們仍可以看到創作的無限循環,新的星火就在歷史燧石的每一次敲擊中不斷迸發出來。
張彥202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