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 簡體版 | 發布廣告 |常用工具 | 網站地圖

登錄註冊找回密碼切換風格

我要發布

倍可親首頁 › 日誌 › 8288 › 日誌

8288

https://big5.backchina.com/?135369

飢餓的感覺

作者：8288 於 2025-11-8 17:2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路文摘|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飢餓的感覺

2025年11月6日 08:01

吳越：我家並不富裕，雖然歷經離亂，滄海桑田，幾次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不過溫飽倒是不成問題。「飢餓」二字，對我來說，應該無緣。但是我這一生，卻有過兩次飢餓的經歷。一次在1949年初，就餓了一頓中午飯。一次在1960年至1962年，那是真正的「飢荒」。如果不是我「機靈」，善於應對，很可能就餓死了。

1957年秋天，我中了陽謀被劃為右派。195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勞改工作處，后改名勞改管理局）所屬的「北京市地方國營北苑農場」勞動教養，對外稱「北苑農場」。

我所在的組，組長是商業部的部長助理顧紹雄。他的黨齡比我的年齡還長，因為他夫人同情「農民太苦，建議每斤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一分錢」，他支持他夫人的建議，結果夫妻雙雙被扣上「破壞工農聯盟」的大帽子而劃為「極右分子」。他當然一肚子不滿情緒，僅僅因為參加革命多年，經過多次運動，懂得「革命的樂觀主義」，沒把不滿寫在臉上，表面上還是樂呵呵的。

由於他的原級別高，進了公安局，賞他一個「組長」噹噹（另兩個組的組長也不簡單，一個是北師大哲學教研室主任石盤，一個是國家體委群眾體育司司長，也都是右派）。

他這個組長不怎麼愛管事兒，只要能推，就推給別人去干，不像石盤那樣拿這個「勞改組長」當官當，天天親自掌握會場，滿口流氓黑話地和流氓小偷兒針鋒相對，破口大罵。

自從我到了顧紹雄的組裡，他漸漸地把組內的一切工作，包括組織學習、向上級寫彙報材料、編造進出人員名冊（根據表現把人分配到某個工廠或農場，權力很大的）、採購日常生活用品、特別是後期的管理「嚴管分子」這些工作都交給我，他自己什麼也不幹，好在他有一間「單間」，只要我一組織學習，他就「躲進小屋成一統」，打呼嚕睡大覺了。

當時北苑農場醫務所的兩個勞改醫生，都是從我組裡出去的。一個叫張玉閣，是協和醫院放射性鈷治療室的主治大夫。一個姓陳，名字忘記了，是陳毅元帥的隨行醫生，和我的關係都比較好。

我呢，當時肺里有一個乒乓球大小的結核瘤，天天下午發低燒，所以實際上是「帶病工作」。恰恰這時候勞改工作處下達幾個「休養人員」名額，條件除了「確實有病」之外，還有一條，是必須「表現良好」。

所以這種機遇十分難得。兩位醫生和顧紹雄一商量，就把我的名字給報上去了。經過勞改處一個姓蔡的副處長親自下來和我個別談話，一番鼓勵之後，就把我送到了遠在天津市北面寧河縣境內的清河農場585分場「休養隊」休養。

清河農場原本是一片縱橫幾十里茫茫無際的大葦塘，外面的人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闖進去，就會迷失方向，所以明清時代是土匪窩藏出沒的地方。如果單單計算經濟效益，蘆葦的出息巨大，而且不用投資即可收穫。日佔期間，為了增加糧食生產，抓勞工把潮白河以東地區開發為農場，試種水稻。解放后這裡是關押戰犯的「清河四大隊」，後來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所屬的勞改農場。

1958年大躍進，正趕上《勞動教養條例》公布，公安局也來一個「抓人大躍進」，給每一個民警規定一個月要抓多少人，抓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打架的、曠工的、堅持宗教迷信活動的、對糧食定量不滿的、抗拒公私合營的、甚至連穿破衣服也被認定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而被抓進來，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勞動教養分子。公安局就利用這些勞動力，把潮白河以西地區開發出來。

當時的大戰西荒地熱火朝天，早出晚歸，一天開五頓飯，終於只用半年時間就建立了五個分場，從東到西，分別命名為581、582、583、584、585。

兩個醫生和顧紹雄都沒到過勞改單位的「休養隊」，當然不知道所謂的「休養」是怎麼一回事兒；根據蔡副處長和我談話的那種恩賜加鼓勵的語氣，恐怕連他也不知道「休養隊」的真實情況。簡單地說，這裡就是一個「等死隊」。

「病房區」是隔離的：三排房子，用「葦子把」圍起來，裡面看不見外面，外面也看不見裡面。籬笆圈外面的四周是隔離的深水溝，相當於「護城河」，深水溝的外面，是電網。

幾百名病號，分肝炎組、肺病組、瘋子組、關節炎組等等好幾個組，名義上也有一個醫生，原本是在王府井私人開業的「小小診所」的醫生，因為「抗拒公私合營」被勞動教養的，但是他那個所謂的「醫務所」，除了有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之類的常用藥之外，任何真正治病的葯都沒有，連當時治結核病最普通的雷米封和P.A.S.都沒有。

在北苑農場，雖然天天吃麩子面窩窩頭，吃下去的是麩子拉出來的還是麩子，根本不消化，卻至少不定量，還能吃飽肚子。到了休養隊，病號飯是定量的：一天兩頓飯，每頓飯一個菜糰子或一個菜窩頭，大約二兩重。根本就沒菜。不過像水一樣的「棒子麵菜粥」，倒是不定量。

許多人一次打一小臉盆，留著餓了喝。兩者加起來，一天大約能吃到半斤糧食，好歹還沒有到「餓死人」的程度。

無法叫人接受的是那種「休養生活」：既不勞動，也不學習，所有的病人都被關在一個「籬笆圈」內不許外出，於是除了睡大覺、聊閑天兒之外，就無所事事了。所以我稱其為「等死隊」，一點兒也不過份。事實上，也的確經常有人死了被牛車拉出去埋葬。

我看出來了：長此以往，結果只能是死在這裡。所以三天之後，我就主動申請離開休養隊，到生產隊去勞動。這可是休養隊建隊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於是我立刻被批准，分配到老弱隊去。

當時正值冬天，生產任務是打葦子，定額每人每天一千斤。1949年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軍，幾乎天天泡在水裡，膝蓋以下的褲腳管，從來就沒幹過。一到重慶，就得了嚴重的關節炎，天一冷，我連走路都困難。

但是為了活下去，我咬牙堅持。我用一雙舊膠鞋綁在膝部，跪著在大葦塘里爬行揮鐮，一天打五百斤葦子，完不成定額，卻居然得到了隊長的表揚，說我的五百斤，比人家的五千斤來得更不容易。

沒想到勞動創造了奇迹：我的嚴重關節炎，在冰天雪地中，沒吃任何葯，居然慢慢兒好了起來。後來，竟連肺里的結核瘤也自然消失了。醫生都說這是「少見的奇迹」。

開春以後，開始做土方。我這個從來沒耍過鐵鍬的文弱書生，居然以日產33.3方的高產奪得了中隊流動紅旗，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許多經過勞動教養的作家，哪怕是當過「小隊長」的勞改積極分子，「出來」以後，都諱言自己「積極」；我卻從來不諱言自己當時「很積極」。但是我的「積極」，只限於勞動。

當時我真的很相信勞動能夠改造世界觀。「積二十多年勞改之經驗」證明，一個人的世界觀，是不可能通過勞動得到改變的，倒是能改造一個人的體魄。我這個青年時代的老病號，如今年過八十，依舊能夠健步如飛，就是得益於當年的勞動改造。我的「積極」有一條「底線」，那就是：絕不「打小報告」，絕不用出賣難友來換取自己的「進步」。

許多經過勞改的人，檔案袋裡塞滿了「檢舉揭發」材料，在我的檔案袋裡，只有痛罵自己的「檢討書」，沒有一份檢舉揭發難友的材料。甚至在人人過關的文革年代，我也從來沒有上台批判過任何一個人。

到了1960年的4月，勞改農場也開始糧食定量了。從數量上看並不少：每人每月45斤，平均一天有一斤半定量，但是實際上連一半的「真」糧食也沒有。第一，早飯吃的是白薯干，而且是「一斤頂一斤」的，三兩蒸白薯干，只有四五片，吃下去不到半小時就餓了；中午和晚飯是每人三個菜糰子，名義上是二兩棒子麵一個，看起來個兒很大，裡面都是野菜，外面薄薄的一層棒子麵，只怕一兩面也不到。

這樣過了幾個月，幾乎人人都浮腫了。小腿腫得比大腿還粗，用手指頭一摁一個坑。渾身無力，腳抬不起來，不到三尺高的土炕居然爬不上去，要先踩著小板凳坐到炕上，然後用雙手把腿一條條「搬」到炕上，最後身子躺倒一滾，方才能夠完成「進被窩」的「高難度動作」。

可是人餓到了這個程度，依舊要「正常出工」，還不許說「餓」，不許說「定量不夠吃」。場長几次召開大會，當場把幾個喊餓的人送進禁閉室去。那裡面，可是一天只給兩碗棒子麵稀粥，每碗「一兩四錢三」啊。

糧食不夠吃，大家都在想辦法「打野食」。首選的當然是屬於「動物」的青蛙和長蟲。清河農場青蛙和蛇都很多，但是禁不住吃的人太多，不久就幾乎絕跡了。其次才是屬於植物的野菜。清河農場馬齒菜和灰灰菜（也叫回回菜）滿地都是，倒是不缺，還有一種鹼蒿子，也能充饑。

但是這些東西只能把肚子撐起來，沒什麼營養，怎麼吃下去還怎麼拉出來，腸胃並不吸收。最最「高級」的是「大麻籽」。這東西，葉子像梧桐葉，很大，是我們擦屁股的「衛生紙」，結的果實樣子像罌粟，裡面的籽卻像芝麻，粒小而油性足，腸胃也能吸收。但是吃多了，容易拉稀。

漸漸地開始死人了。誰也沒想到，最早死的，居然是身體最棒的。有一個姓陳的大個子蘇北人，膀大腰圓，糧食不定量的時候，數他能吃，半斤一個的大窩窩頭，我一般吃一個，最多吃一個半，他一頓能吃仨。

定量以後，他總覺得餓，還只能悄悄兒說，不敢公開喊，一喊餓，當天的「批鬥會主席」就是他了。有一天出工，他扛著鐵鍬走在我前面。那時候早起只吃幾片發霉變黑了的蒸白薯干，人人餓得腿發軟，走路都是一點兒一點兒往前蹭。

我看他走著走著，忽然上身一晃，「啪」一下就趴倒在路邊，鐵鍬還差點兒砸在我的腦袋上。我還以為他絆著石頭了，趕緊去抻他，只見他翻了白眼，嘴角吐白沫，已經失去知覺，不會說話了。

大家叫喊起來，驚動了走在最後面押隊的隊長，跑過來一看，就下令叫人把他背到醫務室去。這時候，誰還能背得動他？別說是那麼大個子了，就是小個子，也沒人背得動。

隊長見誰也沒這樣大的力氣，只好叫兩個班長回去，一個去叫醫務室的勞改大夫，一個到工具房去推一輛雙輪車來。等大夫趕到，老陳已經斷了氣，褲襠那裡一片濕，翻開他眼皮看看，瞳孔已經散開，打強心針也沒用了。

老陳是我那個中隊第一個餓死的。當然死亡報告上不會寫上餓死，而且不許任何人說他是餓死的。他原來是中科院的汽車司機，是因為「公車私用」而且「屢教不改」被勞動教養的。要是擱今天，肯定什麼事兒也沒有。

在老陳之後，接著死的，都是原先身強力壯的人。這一路人飯量原本就大，一旦定量，進食幾乎少了三分之二，收支不平衡，所以先死的是他們。

接著死亡的是老弱。我班裡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姓張，原本是個開小鋪焊洋鐵壺的白鐵匠，因為年紀大了，不想參加大躍進年代街道辦的服務社，打算自己再幹上幾年就「收攤」，結果被積極分子扣上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思想反動」的罪名勞動教養了。

按年齡，他幾年前就應該退休了。可是在勞改隊，即便你超過了七十歲，也要照常出工，而且勞動定額和年輕人是一樣的。

那天我們的任務是挖排水溝。大家餓著肚子，勉為其難地、用極為緩慢的速度在一鐵鍬一鐵鍬地挖土。清河農場的土質特別粘，很難挖，而且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到一米就出水，所以天氣不是太冷，多數人都是脫了鞋襪光腳丫幹活兒。

看看到了中午收工時間，雖然誰也沒有完成規定的定額，可大家都坐在水溝旁邊洗腳，等待收工的哨子吹響。我穿上了鞋襪，看見張老頭子兩腳泡在水溝里，上身卻趴在溝岸上，似乎睡著了。

我走過去一看，居然還在打呼嚕！忙喊他：「快起來，穿上鞋子，快收工了！」見他沒動靜，伸手拉了拉他，呼嚕依舊，嘴角卻在吐白沫。我知道不好，忙喊了一聲：「大家快過來，老張要不好！」

班裡幾個機靈鬼一聽，知道又要背死人了，扛起鐵鍬來一鬨而散。我抓住兩個比較老實的，讓他們一個去報告隊長，一個去請大夫，我自己看著老張。不久隊長和醫生都來了，老張的呼嚕也停止了，死因據說是「心臟病突發」。

像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的人很多，這裡只是舉兩個「先行者」的例子，其餘的就不一一詳細敘述了。

勞改農場有一個最大的忌諱，就是不許說「吃不飽」。誰說誰「思想反動」，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立刻就會成為批鬥對象。不但不許說，更不許給家裡寫信要吃的。其實當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餓肚子，誰都知道勞改隊里更加吃不飽。

因此，即便不給家裡寫信，也有家屬寧願自己少吃一口，省下口糧來給勞改犯們寄郵包。但是勞改隊還有一個規矩：郵包中如果有食物，只許收一公斤。

到底能收多少，這可就看隊長的恩典了。一般還有人性的隊長，也不過用手掂一掂，差不多的，只說一聲：「超過規定了，以後叫家裡少寄！」也就算了。實在超過太多，那可是要勒令「退回去」的。

有一個賴隊長，長得瘦小枯乾，尖嘴猴腮的，心眼兒特別歹毒，還總覺得自己有「立法權」，一會兒宣布不許這個，一會兒宣布不許那個。

家屬寄來的郵包，食品不許超過一公斤，這可能是全場統一的規定，但是超過一公斤的怎麼處理，似乎並沒有明確的條文。每逢他值班分發郵包，第一是所有郵包裡面的食品都要用秤實打實地稱過，超過的部分，要求或者退回去，或者勒令扔進廁所里。

據我所知，「退回去」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郵包已經打開，「原包退回」已經不可能，只能重新打包交郵局寄，而全農場只有一個郵局設在總場部，潮白河以西的所有分場，是沒郵局的，所以他雖然「立法」了，卻無法執行。

一般情況是暫時扣押在隊部，過了一個月，如果沒有第二個郵包寄到，只要到隊部去說好話「哀求」，被「暫時扣留」的食品還是有可能發還的。只是隊部的「耗子」太多，一斤食品拿回來，也許連半斤都不到了。

「扔進廁所」的事情倒是真的發生過一次，那是碰到一個「犟雀（音qiǎo巧）子」，愣是不肯交給隊部「暫存」，不但不同意，還「口出不遜」，說什麼「與其存在隊部喂『耗子』，我寧可扔進廁所里！」

按他估計，賴隊長也不過是這樣說說而已，總不至於在這食物比金子還貴的年月，真把食品扔進廁所里。沒想到賴隊長被他激怒了，當時就虎著個臉押著收件人自己扔。後來發現有人從廁所里撈這些被迫扔掉的食物。

大概是別的隊長有了「煩言」，也可能是賴隊長自己覺得「良心」上過不去，總之是「立法」之後又進行「變法」，當眾宣布改為「凡超過一公斤的公開拍賣」，價格當然由他定。例如當時最便宜的「桃酥」，官價是一角錢一塊，但是市場上根本就沒貨，有的都是高價點心，一塊桃酥要賣一塊錢。被拍賣的桃酥，定價就是一角。

可是勞改隊里還有一個規矩：任何人不得攜帶現金。當時勞動教養的人，全都沒工資，除了管飯，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不供應，都要靠家屬接濟。於是「公開拍賣」的結果，這些廉價食品，都被隊長的老婆孩子「買」走了。　　

這些消息，有來農場探親的家屬帶回了北京。當時常來農場探親的家屬，因為同住一個招待所，又同時上火車回北京，所以互相之間大都有聯繫。於是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凡是知道這一內情的家屬，就改寄郵包為親自送來了。

清河農場在天津市北邊的寧河縣境內（當時屬於河北省，現在已經成為天津市的一個區），有鐵路可通，從北京南站（當時還是一個小站，只走慢車）乘京山線火車到茶淀車站下車，不過幾個小時。下車以後，還有農場的交通車可以到達各主要分場，各分場也都有簡陋的「招待所」可供家屬住宿、吃飯，還允許被接見的勞改犯從「大院子」里出來和家屬一起過夜，所以還算方便，也算人道。

既然是家屬來接見，所帶食物，那就不是「一公斤」所能限制的了。明面兒上，規定也還是一公斤，可是隊長不可能對家屬「搜身」，於是這裡面的戲法，可就「人人會變」，而且「各顯神通」、「各有千秋」了。

給勞改犯寄東西，一般只限於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牙膏牙刷之類。因為在1961年之前，勞教人員不發工資，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自理」，也就是靠家屬支撐。沒家屬的光棍兒漢，可就慘了。

寄郵包，除了食物只許收一公斤之外，還有一樣東西，是絕對不許寄的，那就是鹽。

不但鹽不許收，一切帶鹽的東西，如鹹菜、醬油膏等等，都不許收，寄來了就要被沒收。那可是真的沒收，絕不「留情」，更不「手軟」。這是因為飢餓的人吃什麼東西嘴裡都覺得甜，總想吃點兒鹹的東西，何況煮野菜、煮青蛙、長蟲，也需要鹽。

可是在飢餓的年月，鹽在勞改農場卻是「明令管制」的物品。因為鹽吃多了，更容易得浮腫。不但郵包裡面的鹽要沒收，連大夥房裡的鹽，也受到嚴格控制，每頓飯一人一碗的菜湯，也大都淡而無味。於是鹽在勞改隊成了可居的奇貨，也成了炊事員用來交換鋼筆、手錶、呢大衣的資本。

2012年8月，紅旗出版社出了我的第101本書：《愛在疼痛時》，那是一本勞改農場回憶錄，裡面寫到了一些有關飢餓的片段，不過比較「敏感」的事情，大都被刪除了。封套上有一句話，叫做「比飢餓更飢餓的是感情的飢餓」，並不是我的話，而是編輯給加上去的。

他們年輕，沒經過飢餓的年代，對於什麼叫飢餓，只有理性知識，沒有親身體會。感情這東西，是建立在不餓肚子的基礎上的。父子之間，感情深不深？但是在古書上，就有「易子而食」的記載……可見在「飢餓」面前，什麼親情、友情，什麼生死與共，全去他媽的，還是自己活命要緊！不要說他們「喪失人性」，在求生的前提下，獸性可比人性要強大得多！感情的飢餓，放在肚子的飢餓面前，兩者簡直就沒法兒對比！

世界上，有許多硬漢子，什麼刑罰都能忍受，卻忍受不了長期的飢餓折磨。我在清河農場遇見過一條「好漢」，他原來是志願軍的營長，被收容教養的時候，胸前掛滿了獎章和軍功章。他是1953年朝鮮停戰以後的複員軍人，僅僅因為家在農村，按照「一律回本籍」的政策，不得不在農村落戶。

他不滿意，老是手持立功獎狀、胸佩軍功章到北京來找國務院「討個說法」（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上訪人員吧）。來的次數多了，最後以「無理取鬧」加「妨礙公務」被勞動教養。他當然不服，繼續大吵大鬧，終於被關進了不見天日的禁閉室。勞改農場的禁閉室，可不同於部隊的禁閉室。

這是一排三間或五間的「單身牢房」，深兩米，寬一米，高不足兩米。除了門上有個小窗戶，其餘三面都是磚牆，沒有窗戶。地上鋪著稻草，進門有一個尿桶。夏天奇熱，冬天極冷。因為裡面沒電燈，所以農場俗稱「小黑屋」。關進禁閉室的人，按「規定」每天喝兩碗「一兩四錢三」一碗的棒子麵稀粥。

我到585生產隊的時候，他已經在大夥房後面的禁閉室裡面關了二十多天，每天都能聽見他在大喊大叫：「組織啊，你對不起我！」就這樣，一直關了他四十多天，創造了關小黑屋時間最長的最高紀錄。怎麼出來的？也沒打他，也沒罵他，就是用這「一兩四錢三」的「飢餓療法」治他。開始是大叫大喊，到後來聽不見了，他已經沒有叫喊的力氣了。

到了他氣息奄奄的時候，在「看守」的良言相勸之下，他終於投降了，條件就是「讓我吃飽肚子，別的問題不再提起」。

——這個良言相勸讓他回心轉意的看管他的人姓王，原是東北義勇軍的小鬼，後來去了西伯利亞便編進蘇軍里，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回國，抗美援朝期間當上了志願軍的一名團長，還是個偵察英雄。

他也是因為複員以後不想呆在農村，打算到蘇聯去，在滿洲里偷渡國境的時候被捕的。考慮到他的光榮歷史，只是開除黨籍，被送來勞動教養了事。他和我關係不錯，關於他如何勸說那個前志願軍營長的經過，就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這個幾乎餓死在禁閉室的「好漢」出來以後，先喝了幾天棒子麵稠粥，慢慢兒再給他吃窩窩頭。等到他勉強能走路了，才跟著我們的出工隊伍到工地「活動活動」。

這時候我才看見他，一個據說原來體魄強健的軍人，已經脫了人形，活活的一個會走路的骷髏，不但臉上沒肉，兩腿兩臂沒肉，連屁股上都沒肉了。瞪著兩隻大眼睛，看上去很可怕。——所以人人都說：世界上最最厲害的刑罰，就是「活活餓著你！」

勞改隊里人人餓肚子，為了一個「吃」字，簡直可以不顧一切，無所不用其極。

有一個原新華社的外文編輯，英語那叫棒。他划右派以後，父母死了，老婆和他離婚了，帶到勞改農場的幾件西裝褲子呢大衣，早已經和老鄉、和炊事員交換成窩窩頭吃到了肚子里，沒有任何人給他寄郵包，他又不會偷，除了繼續吃野菜、青蛙、長蟲甚至蝲蝲蛄之外，由於一心只想到「吃」，心理變態，眼睛里只看見窩窩頭，別的什麼都看不見。

勞改犯開飯，是以班為單位，每天派兩個（必須是兩個，絕不能是一個）值日的到伙房窗口憑「牌」領取全班的窩窩頭和菜湯。這個新華社外文編輯，原先西服革履，風度翩翩，如今身穿百結鶉衣，骯髒猥瑣。

他站在伙房發放飯菜的窗口旁邊，趁打飯的人雙手端著一臉盆窩窩頭往回走的時候，雙手齊出，抓住兩個窩窩頭就往嘴裡塞，三口兩口就把兩個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窩窩頭咽了下去。

他絕不逃，也知道逃不掉，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搶來的窩窩頭，就雙手抱住腦袋，任由別人打，還咬住了牙一聲不叫。事情鬧到隊長那裡，判決是從他的「份兒」內扣還，以後還不許他單獨行動。沒過多久，他就死了。

在勞改隊，敢於公開搶劫的人，終究不多，多的是偷。教養隊里，多一半兒以上的成員是流氓小偷兒。他們偷竊的「技術」大都十分高明。北京市著名的神偷「一站三」、「兩站七」（在公共汽車上，一站能偷三個錢包、兩站能偷七個錢包而得名），都在我們中隊，而且非常「活躍」。

在這種被賊包圍著的環境中，凡是有家屬來接見帶來了食物，白天出工必須圍在腰間，夜裡睡覺也必須摟在懷裡。

不然，轉眼間就會不翼而飛，還不知道是哪位妙手空空兒「佛」（流氓黑話，即偷）走的。班裡發生食物丟失事件，隊長不但不管（其實是管不過來），反而批評丟失者「超規定儲藏食物，給人家造成犯罪機會」。

因為以上種種原因，在人人餓肚子、經常有人餓死的勞改農場，居然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而「撐死」的。

我班裡有個大老徐，解放前開一家小雜貨鋪，生活衣食有餘。公私合營高潮中，他不肯把他那些雜貨廉價入股，堅持單幹，後來打他一個偷稅漏稅，把他勞動教養了。他的家屬來接見，給他送來了四張大烙餅，每張都有一斤多重。當夜他在招待所就吃了一張。

第二天一早家屬走了，他早晨吃了幾片白薯干，加上半張烙餅，搖搖頭說：「根本沒吃飽。」中午吃了四個「算盤子兒」（因為窩窩頭太小，被稱為「算盤子兒」）之後，又吃了半張烙餅，摸著肚子說：「我好像還是沒吃飽。」到了晚飯，他吃完了三個算盤子兒，解開扎在腰間的包袱皮兒，拿出一張烙餅來，狠了狠心說：「我再吃一張，就不信吃不飽！」就著菜湯，風捲殘雲似地三口兩口就把一張大烙餅吃下去了。吃完，摸摸肚子說：「好像還只是半飽嘛！」

——都說「荒年出餓鬼」，其實那是一種病態，因為飢餓的時間太長了，加上缺少油水，胃裡就是塞滿了東西，也沒有「飽」的感覺。

飯後政治學習，也就是讀報，讀《人民日報》社論：什麼「祖國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今年比去年好，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之類。

九點鐘學習結束，我們都打算睡覺了，他把最後一張烙餅取出來，就著涼開水一口一口咬著吃。我勸他：「你就留一張明天吃不行么？非得今天都吃完了？」他說：「吃在肚子里，是自己的。留著，不定哪個王八蛋惦記上了，半夜裡就給『順』走了。與其喂王八蛋，還不如喂喂我自己呢！就是撐死了，不也當一個飽鬼，不當餓鬼不是？」等到我們大家都睡了，他的烙餅也吃完了，還聽他拍拍肚子笑著說：「今天總算吃飽了一回！」

勞改犯的宿舍里，電燈是通宵不關的。到了半夜裡，我聽見有人哼哼，也沒在意。後來哼哼的聲音越來越響，我覺著不對勁兒，坐起來一看，正是大老徐在哼哼，一邊哼哼，一邊還自己用手在按摩肚子，似乎想把胃裡積存的食物擠壓到小肚子里去。

我問他怎麼回事情，他不好意思地說：「沒什麼大事兒，就是胃裡發脹，疼得厲害。」我給他出主意，叫他穿上衣服下炕，到院子里去走走，活動活動。

一個小時過去，還不見大老徐回來，卻聽見院子里「阿喲」「阿喲」地叫喚，我知道是他，就起來去看，只見他不走了，躺在地上捧著肚子打滾兒，說是肚子疼得受不了了。這時候大約是夜裡一點多鐘。我沒辦法，只好到大門口請值班員通知隊長，趕緊請醫生過來看看。

不久隊長和醫生都來了。問明情況，醫生也沒辦法。據他解釋：干烙餅加開水吃下去，把胃脹起來，無法蠕動，食物無法往下走，而且越來越脹，唯一辦法，就是開刀把胃裡的食物取出來。

這樣的手術，農場的醫院倒是能做，可惜585分場離醫院太遠，分場又沒馬車，半夜裡也沒法兒推小車送。他提出一個建議，讓大老徐到場院去推碌碡，那東西是個石頭的圓滾子，原來是打豆子用的。只要咬住牙忍住疼多推推碌碡，能讓食物往下走，也許就好了。

隊長也沒好辦法，只好讓醫生扶著大老徐到場院去推碌碡。我折騰了半宿，回宿舍倒是睡著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就聽說大老徐沒能挺過去，死在場院的碌碡旁邊了。

1960年，在勞改農場死於飢餓的人不知凡幾，死因都是一個「餓」字，經過卻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以上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在那嚴酷的歲月里，我是怎麼活過來的呢？老婆已經和我離婚，不會給我寄郵包，父母年老，又沒收入，自顧不暇，我也沒臉去向父母要求寄食物，何況他們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難，也根本就沒食物可寄。

「開源」無望，只能在「節流」上動腦筋。我的辦法，第一是減少活動量，以減少體力的消耗，第二就是轉移對飢餓的感覺。

那時候，飢餓的勞改農場絕對不許說「餓肚子」，因此也沒有減少勞動量（勞逸結合是1961年以後的事情）。大家的對付辦法，就是盡量「磨洋工」。

從宿舍到工地，哪怕只有幾百米，也要慢吞吞地「蹭」它一個小時，到了地頭，再歇它半個小時，幹活兒只是做做樣子，半天挖一鐵鍬，規定的任務，連一半的一半也完成不了。隊長其實心裡也清楚，所以大都不跟著下工地，只讓小隊長（是勞改犯中的積極分子擔任的）帶隊。

收工回來，除了洗腳吃飯的時間，我的對策是躺在炕上不動，以減少消耗。為了減少飢餓感，我強迫自己背英語單詞，分散思想。在清河農場餓肚子的那一段時間，我把一本《大學英語》學完了。　　

我也知道這樣「節流」，不可能渡過難關。當然，最好的出路，是離開勞改農場。但是到哪裡去呢？勞改隊里可沒有自由選擇這一說，何況所有的勞改隊，生活條件基本上都一樣，清河農場如此，別的農場也好不到哪裡去。工礦企業也許好一些，但是勞動強度大。最好的地方，當然是公安局勞改工作處本部。但那是國家機關，勞改犯怎麼去得了？

我忽然靈機一動，給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即勞改工作處）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原來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研究人員，當年的各種漢語拼音課本，都是我編的。現在國家提倡「注音掃盲」，這是我的強項。建議公安局在勞改犯中開展注音掃盲，所有編寫課本、開辦師資訓練班等等，我可以一手包辦，等等。

這本來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姑妄一試」，沒想到卻成功了。不久，五處管教科來了一名很和善的湖北籍幹事，專程來把我接走。當天就在場部幹部食堂吃了一頓饅頭和炒肉絲。上火車的時候，他不但沒給我戴手銬，還幫我提行李。

到了北京以後，把我「寄放」在北京市第一監獄，睡覺和犯人同一條通道但不在同一間牢房，吃飯則和職工一起吃，糧食定量36斤，是實打實的大米白面。

北京市監獄，由於經常有國際友人參觀，所以雖然在三年困難時期，犯人的伙食卻比市民還好：吃的不是黃色的玉米面窩窩頭，而是白色的大米面窩頭或發糕，每周至少有一次「改善生活」，不是吃豬肉粉條，就是燉帶魚。

職工食堂的伙食，當然比不上幹部食堂，但是比犯人的伙食又要好一些。不僅天天有雞鴨魚肉之類，而且還允許買兩個菜。由於職工食堂是「飯票制」，所以也給我定了工資：每月15元。於是就有每天的伙食費不能超過五毛錢的限制。我的生活水平不能和真正的「職工」比，但至少緩解了「飢餓感」，再不至於餓死了。

從天天餓死人的清河農場來到監獄，對我來說，簡直是一步登天。

編印拼音課本和掃盲課本的任務和組織掃盲師資培訓班的任務幾個月後就結束，管教科的幹事找我談話，說是任務完成得不錯，他們也不能「念完了經攆和尚」，把我送回生活條件已經更加艱苦的清河農場，就讓我留在監獄劇團編導組打雜。

因此，「三年困難」期間最最困難的1960年下半年和1961年上半年，我是在當時來說生活條件相當不錯的北京市監獄里度過的。不然，今天有沒有我這個人，都很難說了。

芸芸眾生，人分好壞善惡。我一向認為，能幫助人的是善人，不能幫助人的是好人（非壞人，普通人），損人利己的是壞人，損人不利己的是惡人。我在勞改隊二十多年，不論是幹警還是「同學」（犯人之間的稱呼），儘管其中有一些人的確很壞，甚至壞到極點，但是從總數看，還是好的多，善的多。

因為進勞改隊的人，有許多是「無罪的罪人」，有的則是偶然的過失。當然，惡人壞人也不少。我就碰到過一個強姦生母的「逆倫犯」，放在明清時代，那是要千刀萬剮的，到了「新社會」，只是勞動教養了事，算是便宜他了。

至於管教幹警中，的確有一些是壞到極點的惡人，像前面提到的那個賴隊長，還不算最壞的，運動中造反起家的隊長指導員，幾乎個個惡毒非凡。他們策動「勞改積極分子」毆打「反改造分子」，而且是往死里打。

這些人的特點，是大都沒什麼文化，有的就是勤雜工。有的則是公安局內部的「犯罪分子」，他們被「寬大處理」，「下放」到遠離北京市的勞改農場來當隊長指導員，不滿情緒無處發泄，於是就拿勞改犯「出氣」了。

在我的二十多年中，遇到對我最好的幹部，是五處管教科那個湖北籍幹事。他不但不拿我當犯人對待，還處處為我考慮。

不過也有一個情況很特別：在我的二十多年勞改生涯中，真還沒遇見過一個幹警對我不好的。不但從來沒批鬥過我，連吹鬍子瞪眼狠批痛罵的事情也沒發生過。有的還暗地裡幫助我。

例如清河農場於家嶺分場的隊長焦如棕，外號人稱「焦大炮」，鬥起流氓小偷來，心狠手辣，有時候還親自動手；但是他對我從來都是客客氣氣的，沒說過一句「重話」。

後來從側面聽說我在寫小說，也沒來「查抄」，卻把我這個沒有電工本子的「假電工」安排到電工室當電工，有意給我寫作的時間。

因為只要電燈不出故障，我幾乎一天到晚都可以坐在有火爐子的電工室里寫小說。這也算是我「人緣兒好」的報應吧。——以上是一段「感慨系之」的插話，下面接著說監獄里的事。

監獄劇團是個歌劇話劇團。我們演過歌劇《血淚仇》、話劇《茶館》、《蔡文姬》、《文成公主》。我的任務是抄劇本、管道具，也演配角。每逢劇團外出演戲，對方一般都會盛情接待，雖然沒有雞鴨魚肉，大饅頭倒是不定量的，可以放開肚子吃。

不排戲演戲的時間，我在清河襪廠（北京市監獄的工廠之一）織補車間專門學織補。因為我是「沒有定額」的特殊人員，所以凡是很費工夫的活兒，如在絲襪上「補花兒」之類，都分配給我。——這樣的活兒，當然不費什麼體力。

北京市監獄劇團里，可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演員中有演過《虎符》中魏王的人藝老演員戴涯，有演過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關團長和電影《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的王潤身，有「遠東第一老太婆」席文，有後來《廬山戀》的導演巴鴻，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放電影《祝福》，廣場上坐著的，有製片戴浩、作曲陳維文、錄音師孫焰。

這期間，著名的青年作家、「二流堂小兄弟」杜高，作為勞改隊的「掃盲教師」，也到監獄里來「受訓」過。他比我大一歲。1951年，才二十歲的他在朝鮮寫的戰地通訊《中國、朝鮮、匈牙利擁抱在一起》，被選進高中課本；1953年我在職工業餘中學教過這篇文章，印象很深刻。

沒想到八年之後，我會和他在監獄里見面；再過三年，到了1962年，我和他都到了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右派教養隊，他當宣傳員，我當看大門的值班員，天天一起掃院子；更沒想到又過了二十年之後，他成了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兼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我則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小編輯。

2007年的2月25日，香港電視台派記者來北京採訪我。我把杜高也拉來，一起到當年曾經吃過麩子面窩窩頭的北苑農場遺址憑弔。

這裡的磚窯已經不見，建起了高樓大廈，而五十年前勞改農場的標誌——崗樓和帶鐵絲網的圍牆，卻居然還都在現代化建築之間不協調地孤傲地挺立著，也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意。

只是半個世紀過去，風雲變幻，崗樓已經破敗不堪，風光不再了。人生聚散無常，變化無常，風雲際會，風流雲散。

在歷史的長河中，人人都是匆匆過客。撫今思昔，回頭看看當年製造亘古未有大飢荒的人物今安在？令人唏噓，感慨萬千......